發布時間：2023-02-01 15:39: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市場機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當代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拙，而且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不僅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而且成為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自國有股減持方案在國內證券市場上推出以來，國有股減持遭到了投資者的用腳投票，也導致了股市的長期低迷。2002年6月23日，國務院做出了停止通過國內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決定。國有股減持的主要方式變為向戰略投資者、民營企業、外商協議轉讓。面向二級市場投資者減持時需要最大限度地增值的國有股，面對戰略投資者、民營企業、外商們的時候，似乎不必強調國有股最大限度地增值了，也不用擔心國有資產流失了。于是，我們便不僅看到成商集團的大股東以每股2.31元的價格將1.328億股的國有股全部協議轉讓出去了。而實際上，成商集團的每股凈資產就達2.174元；還看到深賽格的國有股按每股1.155元的價格拍賣出去了，而這一價格甚至比深賽格公司的每股凈資產1.561元還低了0.406元。面對如此低廉的國有股價格，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們無法不眼饞得很！
當國務院出臺停止通過國內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決定時，有不少市場人士稱，這是保護投資者權益的重要舉措。但值得深思的是，面對二級市場之外的國有股廉價轉讓與拍賣，國有股停止向國內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減持，它到底是保護了還是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又放在何處？有人說，關鍵不在于其價格的高低，而是在于其定價方式是否符合“市場定價”原則。筆者完全贊同這種觀點，只是，分析上述兩公司的交易過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低廉價格正是由于其定價機制的不科學，違背了“市場定價”原則所致。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即使設立了“國資委”，國有股協議轉讓的難點——價格形成機制問題仍然存在，這才是國有股協議轉讓過程中亟待突破的問題。
二、構建國有股協議轉讓的市場定價機制
國有股協議轉讓的市場定價機制不允許我們的經濟學家或政府官員主觀地事先決定這一價格是每股凈資產值，還是僅略高于每股凈資產值，或是處于每股凈資產與流通股市價之間，也不允許主觀地去搞什么平衡，而必須是把國有股的所有者作為一個市場主體，作為一個賣方，去與買方共同決定國有股這一特殊商品的價格。
（一）累計投標加權區間法
當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數百倍乃至更大時，應用此法更能夠確定充分體現“市場定價”和公平競爭原則的合理的協議轉讓價格和理性的投資者。
應用前提：(1)向全國所有的潛在購買者公布準備協議轉讓的某國有股的所有有關信息，包括反映該公司經濟狀況的所有財務指標，轉讓國有股的凈資產值、數量、時間、程序、今后若干年內分批逐漸上市流通的規則等，盡一切可能吸引所有的購買者參與競爭。(2)在轉讓前設計好需要協議轉讓的國有股進入二級市場的流通辦法，允許持有一定時期（如3年）后每年以一定比例（如20%）進入二級市場流通。(3)規定每一申購者的每次申購量為50力股或50萬股的倍數。排除一切附加因素，如重組后的職工安置、稅收問題。這些問題一概在轉讓協議中的非價格因素中解決。
第一步，投標競價。借用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讓所有競爭者以申報的方式參與投標競價，申報前不設申購價格區間，不確定指導價格，允許同一賬戶的投資者以不同的價格多次申購，但不得重復使用資金。
與通過國內證券市場轉讓不同的是，參與申購者不是證券市場流通股股東，而是戰略投資者、民營企業和外商等，申購資金也非證券市場資金。所以這種方式只是借用證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統，它不會直接影響證券市場。這樣既能最大限度地節省轉讓費用，又可使全國的所有投資者就近最方便地參與競爭。
第二步，確定基準價和配號區間。在申報結束后，計算出所有申購的加權平均價格。以這個加權平均價格為基準價B，確定配號區間，可每50萬股得到一個配號。有兩種方式可供選擇：
一是等范圍的上浮和下浮，其配號區間為：[B-Bf，B+BJ]，其中，B為加權平均價格，f為浮動強度因子，取值建議為5%～25%。
二是不等范圍的上浮和下浮，其配號區間為：[B-Bf[,1]，B+Bf[,2]]，其中，f[,1]為向下浮動強度因子，f[,2]為向上浮動強度因子，f[,1]可以大于或小于但不等于f[,2]。不論是實行哪一種方式，申購價格處于配號區間的申購都為有效申購，高于和低于皆為無效申購。浮動強度因子的取值宜事前統一規定，避免事后人為操作選擇、人為調節造成不公。
第三步，確定最后的購買者。若處于配號區間的申購量等于該國有股的轉讓量，則該區間的申購者即為最后的購買者；若處于配號區間的申購量大于該國有股的轉讓量，則以抽簽的方式確定最后的購買者。若處于配號區間的申購量小于該國有股的轉讓量，則以加權平均價格B的1%為最低增加量，逐步增大配號區間，直到配號區間的申購量等于該國有股的轉讓量。
第四步，確定協議轉讓價格為加權平均價格B。這個價格可能高于該國有股的凈資產，也可能等于或低于其凈資產。
第五步，原國有股的所有者分別與眾多購買者簽訂轉讓協議。
如：中國證監會借用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協議轉讓某上市公司國有股5000萬股，在所有購買者申報前不設申購價格區間，但規定實行第一種方式——等范圍的浮動，其浮動強度因子f為10%。假設在申報結束后，計算出所有申購的加權平均價格B為每股5.00元，那么其配號區間為〔4.50元，5.50元〕，處于該區間的申購量為9000萬股，這時組織該區間的所有申購者參加配號抽簽。中簽者獲得購買權。而申購價格高于5.50元和低于4.50元的都是無效的，都不能參與配號抽簽。最后中簽者以加權平均價格5.00元獲得購買權。
這種報價方式的配號區間，實行等范圍的上浮和下浮，則沒有將國有股的最終協議轉讓價格推高或低的動力。但是，若實行不等范圍的上浮和下浮，如果上浮范圍大于下浮范圍，則具有將最終價格推高的內在動力；反之，如果上浮范圍小于下浮范圍，則具有將最終價格推低的動力。不過，擔心超出配號區間這種心理決定了這種動力是很有限的。如某國有股協議轉讓，申購前確定上浮范圍大于下浮范圍，即下浮因子f[,1]為5%、上浮因子f[,2]為10%，申購后確定的配號區間將是[B-5%B，B+10%B]，這時人們會為了獲得購買權，申報較高價格，但又擔心超出配號區間，因此不會申報得太高，一般會根據該只國有股的凈資產收益率，再結合競爭狀況確定一個自認為合適的申購價格，最后在此基礎上增加10%以下，作為最后的申報價格，這樣據此確定的加權平均申購價格就會在。一定范圍內偏高，當然最終的協議轉讓價格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偏高；反之，若f[,1]為10%，f[,2]為5%，即申購后確定的配號區間是[B-10%B，B+5%]，這時人們申報的價格就可能是在自認為合適的申購價格的基礎上減少10%以下，這樣最終的協議轉讓價格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偏低。
對于配號區間的兩種方式，我們可根據國有股轉讓市場行情和不同時期的需要選擇適當的方式。當我們認為根據市場情況和國家的需要，應該將國有股的價格確定得高一些，但又不希望太高，則可實行上浮因子大于下浮因子的不等范圍浮動；反之，實行上浮因子小于下浮因子的不等范圍浮動。而當我們要求國有股的協議轉讓價格不要過多地偏離其內在價值，則實行等范圍的浮動。
乍看起來，如此設計似乎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其實不然，按照通常的理解，商品應該首先售賣給出價最高的人，但由于我們所設計的定價機制的目的是通過市場需求者共同確定公允價格，如果我們規定，超過某一價格以上的申購才能得到購買權，就會有許多人為了達到目的，盡可能填報一個較高的價格，這通常并不是一個理性的報價，因為對這些填高報價者而言，如果最終定價果真如其所報的價格，他們事實上是不愿意購買的，而當這種高報價傾向成為一種普遍的傾向時，其定價就產生了被大大推高的趨勢。這種高價格的協議轉讓不僅會由于社會投資人的積極性受到較大的打擊而影響以后國有股的協議轉讓，還會給將來此次協議轉讓的國有股上市流通時的二級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增大股市泡沫。可見，若想使最終確定的協議轉讓價格真正體現市場定價原則，就必須剔除這種非理性的報價行為。因此，對超過整個加權平均報價某一范圍的報價予以剔除，是實現報價理性回歸的重要手段。
顯然，這種“市場定價”方式，既可以體現公平競爭原則、實現引進多元產權主體、消除“一股獨大”的目的，又解決了協議轉讓價格的一致性問題，也排除了將來上市流通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投標式競價拍賣法
投標式競價拍賣法是指將投標方式與拍賣方式相結合，利用市場機制確定協議轉讓國有股價格的一種方法。此方法最適用于總供給與總需求相差不很大的國有股轉讓。
1、應用前提
(1)同“累計投標加權區間法”的第一和第二應用前提。
(2)組織報名投標單位的人員對擬進行協議轉讓國有股的公司進行考察。
2、投標競拍的具體程序
(1)公布起拍價格。如以每股凈資產的某一百分比作為起拍價格，將欲拍賣的國有股按占總股本的比例劃分為若干等分，如每2%為一個出售單位，由欲參加投標的公司提交標書，列出其每股投標價格、每一價格下投標購買的份數（為避免新的一股獨大，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可限制同一股東及其關聯股東購買的份數），并按欲購買的總有效份數的某一比例繳納競拍保證金，然后按事先規定的競價日進行集中投標競價。沒有遞交標書的單位不可以參與競價日的競標。
(2)競價前一天，公布本次有效競價的購買單位數量、其投標購買份數及其價格。
(3)開始競價之日，各競標單位根據公布的競價情況調整自己的報價、數量單位后，開始進行不可變更競價投標，這里所說的不可變更是指在隨后的若干輪競標中數量不可變更，申報價格能漲不能降，但可以一直保持不變。投標人中途可以不參加新的競價，原投標結果直接進入新一輪競價，為避免投標人在中間輪次的競價中隱藏真正目的，到最后一輪才猛然殺出，造成競價的中間輪次形同虛設等狀況出現，可規定每輪競價在原競標書報價的基礎上一次最高加價不得超過某一幅度，這樣真正想贏得競標的人在中間階段的競標中就必須及時調整自己的報價，如此經過數輪競標（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建立一般采用三輪競價投標），某一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協議轉讓價格便可以確定下來，按出價從高到低的順序（在同一價格下則按競標購買的數量實行優先）依次確定購買權，該國有股協議轉讓的最終成交價格統一為最后一份獲得轉讓的國有股的競標價格，當最后同一價位的競買數量超過所余數量時，可采取現場抽簽的方式決定誰可獲得最后的購買權。
如：某國有股需協議轉讓2000萬股，起拍價為每股5元，在三輪投標競拍中，其報價分別為5.50元、6.00元、6.30元，數量分別為1200萬股、1000萬股、700萬股。首先確定出價6.30元的1200萬股獲得購買權，其次是出價6.00元的1000萬股，而最終的轉讓價格既不是6.30元，也不是5.50元，而是獲得購買權的較低報價6.00元。如此確定了該國有股的協議轉讓價格為每股6.00元。另外，報價6.00元的有1000萬股（每個申報者的申報數量相同）超過了所余量200萬股，這時要求所有報價6.00的申報者現場抽簽（每份一個抽簽號碼，申報的份數越多獲得的抽簽號碼越多）確定其購買權，而報價只有5.50就沒有購買權。
(4)每一輪競標過程中，由競標單位在規定的時間內填寫標書，現場投交到標箱中，并采取當場驗標、唱標的方式進行統計和排序，為節省開支，可在全國設立幾個分站點進行同時投標，并將各站點的統計結果報投標總站的方式進行。
當預定的國有股協議轉讓數量因購買不足或定價起點偏高不能實現全部轉讓時，可采取如下辦法：將沒有售賣的部分予以公告，允許在一定的時期內（如三個月）按已經成交的協議轉讓價格進行購買，若到期仍沒有售出，證明這一價格已不被市場所接受，必須加以調整，降價出售。降價出售必須按事先設計好的程序進行，降價幅度在10%以內，降價后，原投標競價購買的股東按其原購買比例擁有優先購買權，當擁有購買權的股東所登記購買的股份超過剩余股份時，按比例進行分配。若當時經過降價出售后仍有剩余，則進行新一次的競價投標拍賣，直至全部售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僅適用于國有股協議轉讓，也同樣適用于新股的發行、大宗同質物品的分拆拍賣等，因此，這種價格決定機制具有普遍的推廣意義。
【參考文獻】
[1]巴能強.國有股協議轉讓的戰略構想與具體路徑[J].新視野.2001,(3).
會計組織的構成是為了在會計工作中能夠更好地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從而促進企事業單位更好的發展，在會計管理過程中管理的對象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人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對物的管理，但是在人和物共同構成的主題當中，人是最重要的一個要素，所以在會計管理工作中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會計的組織管理，在管理的過程中，管理者應該對這一系統當中各個機構和人事管理等方面做出相關規定和要求，如果會計工作中出現了一些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要對其進行及時準確的判斷，同時還要對出現的問題進行妥善解決，要不斷完善和加強組織機構來使會計人員的分配和協調不斷完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會計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會計組織管理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對人事制度的優化和發展，所以在組織管理的過程中要不斷加強工作的分工，提高整個組織運轉的靈活度，在各項工作的執行中要責任到人，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證會計資源質量的提升。
二、會計過程管理
會計過程管理通常就是指在能夠保證會計組織條件的前提下，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會計工作的實際效果的一個重要的時間段，會計過程管理能夠有效提升會計信息資源的質量，其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根據會計工作環境的變化不斷進行相關制度和工作方式的調整，這樣能夠有效提高會計工作的準確性。其次，要不斷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從而使會計工作能夠更好地對市場環境中的風險做出反應，防止發生更大的經濟損失，同時還要不斷使其和社會各種資源有效協調。最后，要不斷發現會計管理活動中存在的不足，采用相應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來改進，提高工作效率，從而促進會計管理活動最終目標的實現，以下筆者就會計管理活動中的主要內容進行簡要的分析和闡述。
（一）會計決策會計決策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會計工作的實際效果，要根據評價的標準對提出的問題和相應的解決措施進行有效的分析，并且在比較之后選擇最佳的處理方案進行實施，會計決策是一個相對比較復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期針對性非常強，還要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對會計工作進行有效管理，所以，在會計決策的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同時還要求領導者必須要在決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積極作用。
（二）會計計劃計劃是指針對一定對象即將開展的會計事項在時間和資源配置及使用方面所進行的事先安排。計劃是會計工作安排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也是會計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計劃在會計管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為會計人員指明會計工作方向和協調工作中的各種關系,減少和避免內耗；二是對會計環境變化作出預測判斷和分析，對不確定的問題作出應對安排，有效降低會計風險；三是對有效的會計資源作出必要調配和整合,避免和減少會計資源的浪費和重疊，更好地利用和使用有限的會計資源；四是有利于會計過程的控制，因為計劃是控制的先導，它為控制確定了會計目標和實施的標準。
（三）會計領導會計領導在會計管理活動中主要體現在會計環境變化過程中極強的適應能力，同時還能夠在會計管理活動中對復雜的會計問題進行及時有效地處理，如果在管理的過程中，領導不能發揮積極作用，會計管理的質量很難得到有效保障。
（四）會計激勵激勵包括激發與鼓勵、斥責與批評兩種含義。會計管理的激勵是指在一定的會計環境下,會計組織通過為會計崗位職責設置一定的職業規范和獎懲措施來引導、保持和激發會計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挖掘他們的潛在能力，以便更好地完成會計任務,實現會計組織目標的系統活動。激勵是建立在心理活動之上的人的行為,就會計管理激勵而言,它具有促進性、融合性、過程性和適應性等特點。會計管理激勵應當遵循物質與精神激勵相結合、獎勵（正）與懲罰（負）激勵相結合、個性化與整體化激勵相結合、公平性與合理性激勵相結合、效率與效果性激勵相結合等原則。事業單位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已經從單純依靠財政資金,轉向多渠道籌集資金。它的服務對象、服務方法也必然要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原有資產、技術和人力的作用方面已不同于過去,因此,事業單位的會計管理也應適應更廣泛的市場經濟需要,會計過程管理尤為重要,決策、計劃、領導、激勵和控制五個內容都對會計工作提出較高要求。
（五）會計控制會計管理的控制是指對會計計劃實施跟蹤監督，并隨時糾正會計實際工作偏差的過程。會計工作的過程之所以需要控制，是因為會計工作往往會由于會計組織內部因素的變化（如人員變動、物質條件的改變、相關部門配合的不到位等）和外部環境條件的變化（如社會、政治、自然等條件的變化,金融、稅收、財政等經濟政策的變化）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計劃的設想去實施，而只有通過會計控制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會計計劃實施中的問題，并最終實現會計目標，完成會計任務。
三、結語
當今社會，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已經十分廣泛，不管是什么樣的行業和環境，計算機技術都已經不斷地滲透到了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社會和市場對于高質量的計算機技術人才需求量越來越大，這種趨勢本應帶動中職計算機專業教學的發展，但實際上卻出現了很多中職計算機專業畢業生難以適應市場需求的情況，讓很多人開始對中職計算機教育方式產生質疑。為何已經畢業的學生找不到符合自身專業的崗位？學校的計算機教學是否真正到位？諸如此類的問題開始慢慢浮現出來。傳統的計算機教學確實存在很多弊端，過于機械化和形式化，并沒有真正的考慮到市場的實際需求，不僅導致學生持有技能跟不上時代，而且還嚴重影響了中職計算機教育的發展。每一個單位和企業需要的都是擁有真材實料的，且真正符合崗位要求的人才，因此，中職院校想要培育出真正高質量的計算機人才，就必須從市場實際需求角度切入，以順應計算機時代現狀作為首要條件，對傳統的計算機教學方式進行創新和改革，才能讓中職計算機畢業生真正滿足市場的需求。
2當前中職計算機教學的困境
2.1教育方式落后，師資力量不足。教育方式和市場需求及時展步調不一致，教師掌握的知識和授課方法落伍。國內計算機教育課程建立的時間還不夠長，部分在中職院校任職計算機專業的教師因為畢業時間晚且缺乏社會相關崗位從業經驗的關系，使之還沒有足夠的具體實踐經驗來為學生授課。其次，時代的進步會不斷的促進計算機技術的更新，而教師對新計算機技術知識的掌握沒有及時地跟上步奏，依舊將一些比較老舊的專業知識作為授課內容。
2.2辦學條件匱乏，硬件設備陳舊。計算機學科教育和其它類型的學科有所不同，理論知識的講解只是輔助教學，最主要的還是計算機技術的實際運用和操作。因此，就必須保證學生們有足夠的上機操作時間來充分掌握專業知識。但是，由于一些中職院校辦學經費緊張，無法購置足夠多的計算機來為學生們提供充裕的實際操作練習時間，從而導致學生們大部分時間都只是在接受純理論教學，并沒有能夠將理論充分運用到實踐當中去。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嚴重失衡，自然達不到就業單位需求的崗位人才標準。這也是中職計算機專業畢業學生無法找到相應工作崗位的原因之一。
2.3教學與市場需求脫節。即便部分中職院校的計算機設備已經達到了教學標準，但仍舊存在問題。例如教學方式與市場需求脫節，課程的設置和安排不夠合理，以及教學方向偏離，沒有樹立正確的教學觀念等問題。中職院校是為企業和單位輸送崗位人才的重要渠道，現如今企業對崗位人才要求高，而當下許多中職院校在教學課程的設立上存在缺陷，并沒有從企業和用人單位的角度出發設置與市場需求相融合的教學內容，使得計算機教學越來越形式化。
3如何構建市場需求下的中職計算機教學實踐
3.1構建優秀的師資團隊。中職院校首先應該重視師資團隊建設以提高教師的相關專業技術水平和授課能力。大力支持計算機專業教師在閑暇時間投入到社會當中去，在真正的實踐環境中去不斷摸索和學習，目的是讓教師們適應自身專業變化的節奏，了解當下計算機技術崗位的實際需求，根據獲得的信息來進一步調整教學方式，為學校提供可行的教學參考，使之研究出一種更符合社會需求的計算機教學方針。
3.2構建基于現實需要的中職計算機課程體系，進行分類教學。例如圖1所示，以計算機網絡專業為例，對其課程體系進行分類。
3.3理論與實踐結合，培養學生實踐能力。計算機學科極其強調實踐操作，但理論教學也不可少，以理論為輔，實踐為主才是計算機教育的核心。首先，計算機技術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其更新速度的迅猛，新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中職院校必須讓計算機教學順應這樣的發展趨勢，將新的技術不斷的滲透到教學方案當中去。其次，跟計算機專業相關的工作有很多，層次不一，每一個工作都需要能夠純熟應用相關技能的操作者，這就需要探究出一種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方法，讓理論與實踐環環相扣，達到理論知識引導實踐操作，實踐操作鞏固理論知識的效果，讓學生們能夠正確理解實踐過程的重要性，有條件也可建立計算機實訓基地（如圖2），幫助學生提前融入社會環境。
3.4構建校企合作模式，提高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職業教育和企業發展息息相關，以企業需求為原則定位教學方向和目標才是職業院校培育技能人才的先決條件。這需要學校建立一個學生與企業相互溝通的橋梁，學生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夠充分了解社會現狀，樹立正確的學習觀念。學校與企業達成合作的關系，以對接的方式聯合培養教學，學校定期派遣學生到合作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和學習，讓學生擁有更多更好的實踐機會和操作環境；企業也可定期派遣專業人員到學校進行考察和指導教學，讓企業了解學校的教學進度和效果，為學校的教學方針提出合理意見和建議。這樣不僅能夠有效的促進學校和企業的合作關系，而且還能讓企業對學校形成一個督促作用，從而改善學生們學習效果。
4結束語
關鍵詞：古銅鏡市場價值鑒別真偽
上古的鏡，就是大盆的意思，它的名字叫監。《說文》中說：“監可取水于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在三代之初，監都是用瓦制成的，所以古代的監字是沒有金字旁的。到商代初年的時候，開始鑄造銅鑒，后來鑒字也有了金字偏旁。商周時期，雖然有銅鑒，但是瓦鑒依然通行。到秦朝時期，才開始鑄造銅鏡，因為鏡的適用優于鑒的方面很多，所以到秦以后，再不用水作鑒了。秦漢以后，鏡的使用更加廣泛，鏡的制作也更加精良。它的質料包括金、銀、銅、鐵等，以銅最為多，也有鍍金銀的、背面包金銀的、鑲嵌金銀絲的。隋唐以來，還有帶柄的、四方的，各種花紋應有盡有。直到明代末期，開始有以玻璃為鏡子的。清代乾隆以后，玻璃開始大興于民間。直至民國初年，少數邊遠地區還有以銅為鏡子的。
一、古銅鏡的市場價值
從銅鏡自身的價值和最近拍賣行情來看，銅鏡已逐漸成為新的收藏與投資熱點，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銅鏡在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它是我國古代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銅鏡有著各自特征，它又成為古代墓葬中斷代標準器之一。銅鏡上的紀年銘和不同時代風格特征，是判斷出土器物的重要借鑒和依據。通過對銅鏡形制、花紋和銘文的研究，可以了解各個時代的鑄造技術、工藝美術、工官制度、商業關系、思想意識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往等。由于鏡背面積小，紋飾所選用的題材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為我們認識和研究古代社會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第二，銅鏡既是照面飾容的日常用具，又是精美的工藝品。它鑄造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銘文豐富，是我國古代文化藝術遺產的珍品，可能成為新的有投資價值的收藏品。銅鏡在歷史上一直是宮廷、貴族享用的高檔消費品，在早期使用上還有一定的級別限制，因此，銅鏡的制造量少，保存流傳于世的就更少，這也是造成銅鏡專題收藏者極少的原因之一。最近嘉德這次銅鏡大規模整體參拍的成功，為銅鏡收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銅鏡收藏有望形成新的熱點。目前，藝術品收藏與投資仍處在一個相對活躍的發展階段，中國近現代繪畫作品、明清瓷器仍是投資熱點，但像歷代銅鏡這類個性化的藏品也正在呈現出受市場追捧的積極態勢，有望形成新的收藏與投資熱點。
第四，銅鏡投資上沖空間較大。從藝術品收藏與投資的一般規律來看，一類藏品初次參拍時形成的成交價格都存在著行情上沖的較大空間，今天的“冷門”很有可能是將來的“熱門”，雖然有不少銅鏡都在數萬元落槌，但并不意味著升值空間不存在了。客觀上分析，銅鏡的成交價格還要經過收藏界的一個認知或承認的階段，這也是新門類的藝術品步入投資領域必須經過的階段，估計一兩年時間這些藏品的成交價就成了價格底線，形成行情穩步上沖的堅實基礎。
二、古銅鏡的鑒別
銅鏡收藏也存在著許多問題。目前銅鏡市場的價格不太統一，各地區價格差異較大，收藏銅鏡時，一定要多觀察、多比較，以爭取合理的價格。在銅鏡專業知識方面，由于有關的資料不是很多，在認識上會給收藏者帶來一定的不便，而且備受投資者關注的漢唐鏡贗品較多，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在收藏銅鏡時一定要注意，真品漢唐鏡花紋精美清晰，黑漆古或水銀沁層光潔度好且很難拭去。贗品則是采用真品翻模鑄造而成，其花紋模糊，黑漆古或水銀沁層色死且易脫落；真品漢唐銅鏡敲擊聲音比較低沉、圓潤；而贗品的聲音比較清脆，甚是悅耳。玩過古錢幣的人會更容易識別古銅鏡。收集銅鏡應該從收集標本開始，對銅色、銅質、花紋、銘文作綜合分析、潛心體會，慢慢地積累專業知識，享受銅鏡收藏的樂趣。
由于不同的時代鑄造的銅鏡都有各自的時代特征，因此收藏者要辨別銅鏡的真偽，首先還是應該從銅鏡的形制、紋飾、表現的內容等方面對古銅鏡進行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收藏者還可以通過聽聲和看形這兩種方法來辨別銅鏡的真偽。聽聲就是敲擊銅鏡，通過銅鏡發出來的聲音來辨別真偽。由于新老銅鏡在制作時銅、錫、鉛等原料配制的比例不同，因此它們發出的聲音也不一樣。一般來說，老銅鏡的聲音普遍比較沉悶、圓潤，新仿銅鏡的聲音，往往比較清脆，有時甚至刺耳。除了從聲音上辨別外，看形也是鑒定銅鏡真偽的一個小竅門，看形就是研究銅鏡的形狀，從形狀上對銅鏡的真偽進行辨別。一般來說，小一點的銅鏡可以看到比較平緩的弧度，超過20厘米的鏡子鏡面基本上成為平面，看不出明顯的弧度起伏。而偽鏡的弧度與鏡子的大小普遍不成比例，大銅鏡弧度很大，小銅鏡弧度收縮不自然，在鏡子邊緣往往形成棱角。所以，偽鏡照出的人和景物，一般不會清晰，甚至有時會出現變形的情況。
首先，應該從銅鏡的性質、紋飾、表現內容等方面，對各時代的銅鏡進行充分的了解。銅鏡以銀背為上品，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如果鉛背埋土年代久遠，變為純黑，謂之黑漆背，此價尤其高，但這種顏色也較易偽作。新仿的銅鏡和老的銅鏡在聲音上是有很大區別的。由于材料結構不同，老的銅鏡普遍聲音比較低沉、圓潤，而新仿的銅鏡聲音比較清脆，甚至刺耳。:
1何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來興起的概念。通常我們認為西方國家是所謂的“市場經濟”，這種認識忽略了其國家機器的強大管理功能。這種功能是在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的上層建筑也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義”轉型引起了國家治理的危機(Jessop,1998)。
國家由此不得不尋求新的方式（如與私營部門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現了所謂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轉變”。
管治概念中國古來有之。《資治通鑒》集成了帝國管治的精華。尋求天下大治，無非是掌握天時地利人和，明察各種關系，以達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當然不盡相同。
因此，管治實為一種視野，我們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體管治形式。
2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
資本主義力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整合，危害了邊緣民族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由此而生，是對這種勢頭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東西對峙。唯有國家才可承擔此重任。感嘆封建和半殖民的舊中國是“一盤散沙”。這種無組織狀態是實行快速工業化的最大障礙。對資源調動和社會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消費方式的集體化。比如，住房的單位分配即為一例。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產生于對無序社會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其合法性不僅建筑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機。
3管治基礎的改變
市場經濟改革轉變了原有的基礎。在國家內部，為了建立激勵機制和轉移中央壓力，實行財政放權。放權形成了計劃外資本循環和地方主義。在地方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在實行分稅制后有所改變，但出現了復雜的中央與地方的博奕關系。當地方政府對其可控資源的收益有穩定的預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謂的“企業式經營政府”的行為(Walder,1995)。在體制外，市場使體制外要素的出現成為可能。傳統上，單位關系是劃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主要標準。但當內外差別弱化時，此區分便失去了意義。
人力資源：隨著城市私有企業出現，私營、外資企業的職員們脫離了他們與國家單位系統的聯系。私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單位體系之外的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國有企業的職工們也開始放掉“鐵飯碗”，“下海經商”。通過“一家兩制”，諸多私營企業職員也可保持與單位系統的聯系，也就是說，一個家庭成員繼續在國有單位工作，以享有住房、醫療補貼及工作的穩定等種種待遇，而另一成員在合資公司或私有企業“掙大錢”。盡管如此，對體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單位本身的變化也在弱化職工和工作地之間的聯系。隨著單位社會功能的減少，城市從業者開始“走出單位成為社會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響。除了去私有企業工作，工人在國企重構中也有可能變為剩余勞動力。同時，伴隨大量下崗者，還存在與日俱增的離退休人員。因此，政府意圖切斷住房、就業和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將責任轉嫁給城市社區。
而最大的轉變則是城市中大量的農村移民。這一運動具有自發性，未經規劃，但與家庭紐帶或老鄉關系相關。移民一般難以溶入社區生活，因此他們保有“外來者”的特征。同時，戶口制度仍固執地將他們排斥于城市服務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變動性，對他們的管理成為政府的嚴重挑戰。
生產資料和基礎設施：市場經濟改革通過放松對一定生產資料的控制引入市場化。在1990年代中期，計劃分配的原材料份額大為下降，由此為終結多數工業原材料的計劃分配鋪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終采用了一種特別的“劃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理論建立了土地租賃體系(YehandWu,1996)。這一新系統的采用最終促成了國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職能上的放權。而在正規土地利用體系外則還存在不斷膨脹的“黑市”。
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場機制。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地方政府的負擔，除了專款支持的大型項目，基礎設施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與單位相聯系。而在改革時代，在土地租賃系統建立后，基礎設施投資開始發揮出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政府財政稅收等的巨大作用。
資本：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經濟與世界聯系起來。外資的流動性引發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外資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資本構成的貢獻，更在于它對非國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啟動資金。而民營的非國有企業也存在極大之活力，由此亦成為就業的重要資源。
空間：由房地產市場建立而起，內城變化開始加劇。戶口對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開始減弱。購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戶，或者施行所謂“人戶分離”。另一方面，自發的土地開發也在沖擊單一的單位空間。事實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單位的特征所決定。由于對單位的放權，國家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對土地利用規劃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國家通過增強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社區發展，加強由單位開發的，但游離于法規控制外的內城空間的“地域化”。而在單位系統無法觸及的城市空間，非正式空間出現了，例如“浙江村”。
總體上，社會復雜性增加了，這減弱了國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國家需要將各種要素聯系以整合為可管理的社會。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權力得到鞏固
與等級式的單位系統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區、縣，街道辦、城鎮、鄉，居委會、村）屬于“地方”組織。隨著單位體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組織開始承擔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對于放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工作，到私營企業去的人員，他們的人事檔案將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確證其身份。由此看來，國企工作是一種事實上的“身份證明”，包括“單位證明”，居住地則以戶口加以確證。隨著非國有企業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從屬于正式的單位，因此地方和社區服務就變得重要起來。
市政府：與中央在經濟發展中的轉變相適應，城市在經濟組織中的作用開始被確認。市政府開始在地方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角色從輔助國家項目轉向更積極的地方發展戰略制訂者。
城區：1960年代曾有過將屬于不同系統的單位整合進同一地方公社的嘗試，但流于失敗。1990年代后，這一嘗試重新出現。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個新的管理結構，謂之“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其中開始強調區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辦：嚴格地說，街道辦事處并不是政府層次而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與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補充性作用一樣，街道辦扮演著邊緣角色，承擔管理國家單位外人員的作用。
居委會：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區別在于居委會是一個“群眾自組織”。實際上，居委會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經費亦在地方政府預算之內。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鞏固形成了諸多新功能。
空間流重組：地方權利的重新組織造成了資本和信息的空間流重組。政府監督部門和下級單位之間的資本流從垂直轉為水平方向。從上至下傳達和從下至上報告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級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單位依據其管理關系劃分等級。當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種關系就為水平聯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業化
管治企業化的出現是政府對內部能力調整的一種應對。例如管理部門直轉變變為公司，房產局接轉為房產公司。
建立地方商業合作：從1990年代開始，街道產業已成為上海第二大地方財政收入。在地方層次上，政府和企業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經濟活動在地方尺度上緊密聯系，這為企業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創造地方空間：空間的創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為可能。在明確的地域邊界內，使用更具風險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試驗。同時，很多發展區都通過“土地開發公司”進行開發。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訂了一系列法規并建立了一個開發公司專門負責外灘的發展開發，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灘已成為上海的中央商務區之一。而且，城市景觀也開始被大力提升。
6從街道辦事處到社區：走向市民社會？
重建城市社區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它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社區通過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滲透發展起來。國家權力的下放使街道辦事處獲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當街道辦事處具有了諸多的此類功能，它就變得更為正式并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區別開來。將國家的權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無疑將促成一個更富變化和更具應變力的政府。街道辦事處或多或少成了一種政府實體，因此無論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構城市，街道辦事處仍然有異于社區。
因為基層組織的變化主要在從上至下的方向，是否這些努力將促成市民社會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學者曾提出“居委會肩負著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會的存在背離了社區自我治理的目標”（劉，2001）。
7結論
中國城市的管治基礎在市場經濟改革后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本文的結論著重于正日益變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結果。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轉變速度超出了國家單位系統的能力范圍。對市場轉型和后福特主義轉型而言，治理在它們中的出現存在相似性，盡管這一復雜性在不同角度展開。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本身。
規劃控制的放松導致了各種尺度上生產要素的變動性，而且造成了維持社會等級組織的巨大困難。在城市尺度上，區政府相互競爭以成為零售和商業中心。地產的租金驅使他們與開發商簽訂協約(Wu,1999)。通過吸引外資和直接參與，地方政府也積極地參與到本地域中的開發中來(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變化的方向不在于構建新的市民社會。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帶為政府功能在基層組織的擴張而填棄，而非依靠自組織的地方管治。市場化造成了體制外的諸多自發變化，如人口變動性的增加，資本流，“體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們在本文中看到了國家在調整與動員要素關系上的領導角色。例如處理同私有企業主、下崗工人的關系方面。種種努力的背后是強大的行政指令，為的是在邊緣群體的服務設施供給、下崗工人再就業和鄉村民工潮的巨大壓力下，保有一個可管治的社會。另一角度上，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盡管市場化造成了有礙于管治的趨勢，它也為國家體制的創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機，而市場轉型中的管治企業化亦為消除資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資本。
最后，需特別指出的是，為了理解中國城市管治的變化，我們應更多地在微觀尺度上進行地域、組織和結構的調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參考文獻】
[1]華偉.單位制向社區制的回歸：中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50年變遷.戰略與管理，2000(1).
[2]劉君德.中國城市社區組織制度的創新與思考.杭州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3]JESSOPB.1998.Theriseofgovernanceandtherisksoffailure:thecaseof
economicdeveloment.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55,29-45.
[4]LARDYN.1998.China''''sUnfinishedEconomicRevolu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
[5]WALDERA.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
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263-301.
[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
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withreferencetoShanghai.EnvironmentandPlanning
A,31,1757-1771.
[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
企業要生存和發展，必須為企業的股東和其他利益集團包括員工、顧客、供貨商以及所在地區和相關行業等創造價值。如果把“企業”這個“黑匣子”打開，我們可以把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分解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經濟活動，或者稱之為“增值活動”，其總和即構成企業的“價值鏈”。任何一個企業都是其產品在設計、生產、銷售、交貨和售后服務方面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聚合體。每一項經營管理活動就是這一價值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企業的價值鏈及其進行單個活動的方式，反映了該企業的歷史、戰略、實施戰略的方式以及活動自身的主要經濟狀況。
價值鏈可以分為基本增值活動和輔增值活動兩大部分。企業的基本增值活動，即一般意義上的“生產經營環節”，如材料供應、成品開發、生產運行、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和售后服務。這些活動都與商品實體的加工流轉直接相關。企業的輔增值活動，包括組織建設、人事管理、技術開發和采購管理。這里的技術和采購都是廣義的，既可以包括生產性技術，也包括非生產性的開發管理，例如，決策技術、信息技術、計劃技術；采購管理既包括生產原材料，也包括其他資源投入的管理，例如，聘請有關咨詢公司為企業進行廣告策劃、市場預測、法律咨詢、信息系統設計和長期戰略計劃等。
價值鏈的各環節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一個環節經營管理的好壞可以影響到其他環節的成本和效益。比方說，如果多花一點成本采購高質量的原材料，生產過程中就可以減少工序，少出次品，縮短加工時間。雖然價值鏈的每一環節都與其他環節相關，但是一個環節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其他環節的價值活動，則與其在價值鏈條上的位置有很大的關系。根據產品實體在價值鏈各環節的流轉程序，企業的價值活動可以被分為“上游環節”和“下游環節”兩大類。在企業的基本價值活動中，材料供應、產品開發、生產運行可以被稱為“上游環節”；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和售后服務可以被稱為“下游環節”。上游環節經濟活動的中心是產品，與產品的技術特性緊密相關；下游環節的中心是顧客，成敗優劣主要取決于顧客特點。
不管是生產性還是服務性行業，企業的基本活動都可以用上價值鏈來表示，但是不同的行業價值的具體構成并不完全相同，同一環節在各行業中的重要性也不同。例如，在農產品行業，由于產品本身相對簡單，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一般較少需要廣告茗銷，對售后服務的要求也不是特別強烈，與之相應，價值鏈的下游環節對企業經營的整體效應的影響相對次要；而在許多工業機械行業以及其他技術性要求較高的行業，售后服務往往是競爭成敗的關鍵。
二、價值鏈與企業的競爭優勢
“價值鏈”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在一個企業眾多的“價值活動”中，并不是每一個環節都創造價值。企業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來自企業價值鏈上的某些特定的價值活動；這些真正創造價值的經營活動，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戰略環節”。企業在競爭中的優勢，尤其是能夠長期保持的優勢，說到底，是企業在價值鏈某些特定的戰略價值環節上的優勢。而行業的壟斷優勢來自于該行業的某些特定環節的壟斷優勢，抓住了這些關鍵環節，也就抓住了整個價值鏈。這些決定企業經營成敗和效益的戰略環節可以是產品開發、工藝設計，也可以是市場營銷、信息技術，或者認識管理等等，視不同的行業而異。在高檔時裝業，這種戰略環節一般是設計能力；在卷煙業，這種戰略環節主要是廣告宣傳和公共關系策略（也就是如何對付各種政府和消費者組織的戒煙努力）；在餐飲業，這種戰略環節主要是餐館地點的選擇。
雖然如前所述不同行業有不同的價值鏈，同一環節在各行業的作用也不相同，但是，對于具有較大規模的企業，例如跨國公司則可以通過價值鏈上的關鍵環節也就是核心能力在相關行業中進行擴散和移植，從而提高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在國際營銷活動中擁有全球跨行業營銷的范圍經濟效應。這種范圍經濟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最佳廣度（范圍）地使用通用型要素和資源而獲得的。這種通用型要素可以是通用的生產設備、管理經驗、營銷技能和研究開發能力。由于在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能發現通用型要素的存在，那么，當兩個行業的價值鏈上的關鍵環節也就是核心能力需要相同的通用型要素時，跨國公司就將自己在一個行業中的核心能力擴散到另一個相關行業，使得范圍經濟效應轉化為范圍經濟優勢。因此，跨國公司在一個行業的營銷溝通活動中獲得的先進知識、經驗和技能，可以不需要很大的追加投資就能轉移到其他相關行業。如美國的菲利浦一莫利斯公司是著名的煙草商，創造了萬寶路這樣的全球性香煙品牌，該公司進入食品行業后，帶入了其卓越的廣告、營銷推廣等營銷溝通技巧，使得像米勒啤酒等品牌也迅速成為美國的領先品牌，并走向世界。
當跨國公司進行全球營銷時，范圍經濟優勢又可以同時轉移到新進入的國別市場。根據該國的特定市場環境，跨國公司有計劃地選擇相關行業的產品相繼導入，在市場研究、促銷技巧和共同渠道等方面形成范圍經濟效應，尤其是促銷行為的協同效應對樹立跨國公司在當地的整體形象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如飛利浦公司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引入其照明、微電子、計算機硬件、家用電器等相關行業的多種產品，并使用相同的廣告語“讓我們做得更好”，使得公司形象非常鮮明。盡管其多年營運狀況不佳，但據調研顯示在中國市場上飛利浦公司的知名度要遠高于通用電氣等強勁的競爭對手。其他如日用消費品行業的跨國公司在各國市場上都如出一轍地引入家用洗滌劑、消費紙品、個人護理用品和食品保健品，這些都是跨國公司獲得范圍經濟效應的例證。
很顯然，要保持企業對某一產品的壟斷優勢，關鍵是保持這一產品價值鏈上的戰略環節的壟斷優勢，并不需要在所有的價值活動上都保持壟斷優勢。戰略環節要緊緊控制在企業內部，很多非戰略性的活動則完全可以通過合同的方式承包出去，盡量利用市場以減低成本，增加靈活性。對戰略環節的壟斷可以采取許多形式，既可以是壟斷關鍵原材料，壟斷關鍵人才，也可以是壟斷關鍵銷售渠道、關鍵市場，等等。比如說，在很多靠特殊技能競爭的行業，例如廣告業、表演業、體育業，這種壟斷優勢通常來自于對若干關鍵人才的壟斷；在很多靠產品特色競爭的行業，這種壟斷優勢往往是來自于對關鍵技術或原料配方的壟斷，例如可口可樂的配方，麥當勞“巨無霸”漢堡包的專用調料配方，都是絕密級別的商業秘密。在高科技產品行業，這種壟斷優勢通常來自于對若干關鍵生產技術，例如對計算機的芯片生產技術的壟斷造就了全球芯片巨頭IN-TEL公司。而微軟（Microsoft）則在電腦軟件領域擁有無與倫比的創新能力。廣州寶潔從成立開始就以“世界一流產品，美化您的生活”作為企業的經營理念，樹立“寶潔公司，優質產品”的形象。為了維護其優質產品概念，公司動用其在全世界擁有的超過100名的專業技術人員，每年都花費其銷售額的8％-10％（約5億到7億元）的費用進行專門的產品研究，寶潔認為，只有不斷開發產品功能，提高科技含量，才能占領市場。優質產品概念不等同于國家、行業的標準。為了開發一個優質產品概念，寶潔每年花費銷售額的1％－3％進行各方面的市場研究，用寶潔的話說，優質產品必須是消費者合同的產品，產品核心功能和功能都成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上面這種種建筑在與產品直接相關的戰略環節上的壟斷有時是很容易理解的。相對來說，鮮為人知的是各種建筑在價值鏈“輔增值活動”環節上的壟斷優勢。下面我們試以國際商用計算器（IBM）在組織結構上的壟斷優勢來討論。IBM在世界計算機市場上的優勢，在很大的程度上來自于IBM的價值鏈布局所形成的強大組織體系，這種組織體系是在設計、生產、銷售和維修大型商業計算機的長期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就個人電腦的生產而言，IBM是相當落后的；個人電腦的關鍵生產技術都不在IBM手里。但是，IBM的遍及全球的組織結構和維修服務網絡，以及多年來建立起來的“高質量服務”的信譽卻是其他公司難以企及的。盡管IBM并不生產任何個人電腦的關鍵部件，標有IBM牌號的個人電腦內部所用的原器件都是IBM向其他公司采購來的，但IBM牌個人電腦仍然受到消費者的偏愛，售價高于其他各種質量相同的“雜牌”電腦。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IBM的聲譽和覆蓋全球的銷售、維修、服務的組織體系，為消費者提供了購買技術復雜產品是極為需要的質量保證。由于這種質量保證是個人電腦產銷價值鏈上的一個戰略環節，而IBM在這一環節上占有壟斷優勢，這就使得并不生產個人電腦的IBM成為在個人電腦行業舉足輕重的行業巨頭。
三、價值鏈與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的選擇
由價值鏈的概念和構成分析我們知道，企業的價值活動可以被分為“上游環節”和“下游環節”兩大類。在企業的基本價值活動中，材料供應、產品開發、生產運行可以被稱為“上游環節”；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和售后服務可以被稱為“下游環節”。上游環節經濟活動中心是產品，與產品的技術特性緊密相關，其效益高低影響到整個價值鏈體系。例如，新產品、新工藝一旦開發出來，可以在許多市場許多地區應用，其優勢具有普遍意義。
相應來說，如果對于某一產品的營銷來說，占關鍵地位的是上游環節，取決于產品技術和大規模生產，其競爭性質很可能表現為“全球市場”型的全方位的立體競爭，大型商用客機、小汽車、計算機都屬于這一類。因此，企業跨國經營如果主要靠的上游環節的優勢，則可以采取“全球性”的營銷策略。而國際市場的某些消費需求的同質化趨勢也支持這一策略。
雖然各國市場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異，但各國市場以產品和服務的要求卻表現出趨同性。各國消費者都在從其他社會汲取他們人為是好的東西，從精神的到物質的產品，一種新的消費現象——跨越文化界定的消費趨勢——正在形成。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來源于教育，來源于知識的傳遞，教育導致更高水平的技術成就，同時也會消除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別。另外，傳媒，特別是電視的推廣和普及，以及國際互聯網的發展，也加速了這一趨勢的發展。因為這些現代傳媒手段的發展，使人們能夠立即分車到世界上現代生活中的各種信息。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壁壘的大大降低，各種層次的國際交流愈來愈多，愈來愈密切，世界正在變小。丹麥、德國、日本、美國的年輕人都是吃漢堡包、穿牛仔褲、彈吉他長大的，他們的生活方式、抱負和愿望都十分相似。
對那些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大公司來說，這樣一種消費趨勢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也是他們日日夜夜在努力促進的。需求的同質化，可以使廠商的庫存、采購及生產成本都大為減少，而更增加他們的競爭力。開創名牌，并促使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費者去追逐名牌，這些企業就可以得到巨額的銷售收入和可觀的利潤。美國一家咨詢公司對美國、日本和歐洲14個國家的9萬名消費者的調查表明，世界知名度最高的10種名牌商標是：可口可樂、萬寶路、IBM、麥當勞、迪斯尼、索尼、柯達、摩托羅拉、吉列和耐克，而這些品牌都是屬于頂尖跨國公司的。
跨國公司一旦認識到國文化交叉而產生的某些共性，就可以設計全球通用產品，用同樣的廣告制作知識變更說明文字，以跨國公司的盛名和信譽，以自己的渠道，向世界各個市場推進。“跨國公司產品”不僅是一種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而且是一種能滿足人們精神和感觀需求的價值復合體，一種文化感受。
與此相反的是下游環節的經濟活動。下游環節的中心是顧客，各種經營活動（如廣告宣傳、渠道策略、促銷手段等）都與消費者特性緊密相關，企業的競爭優勢根據所在市場當地的供求情況、風俗文化為轉移。例如，強有力的銷售渠道，膾炙人口、不脛而走的廣告語言往往具有地方性的特點，很難簡單地照搬和移植。如果對于某一產品的營銷來說，下游環節的優勢占主導地位，則該行業的競爭性質很可能是“多國市場”型的相互獨立的局部競爭模式。憑借下游環節優勢跨國競爭的企業，其競爭戰略往往帶有鮮明的局部性、地區性色彩，在本地成功的策略未必能給其他市場帶來成功。在這方面，世界兩大日用消費品巨頭英國聯合利華和美國寶潔公司都有過類似的教訓。
聯合利華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吃了不少苦頭，總結了不少教訓：不要把中國當作單一的市場，各地區間在收入、風俗、政策、商業存在很大差異。全國統一的戰略難以實施，要學會思考，因地制宜。是否進入一個市場，戰略基石不能寄放在政策和跟政府關系上，盡可能跟上中國市場環境的變化。不論你的產業模式在別處多么成功。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稅收制度稅收中性稅收調控公平與效率
一、21世紀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臻完善
1．20世紀末市場化程度已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雙重體制格局還沒有徹底改變。不過，即使仍然沿用“雙重體制”，也是非國有經濟這一新的體制成分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機制開始占據優勢，國有經濟的份額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傳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樣，當前的體制格局實際上可以概括為：非國有經濟迅猛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體制已從“邊緣”向“中心”靠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制格局變動基本上是沿著“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跡運行的，這個過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市場化進程，因而市場化程度指標可以用來表示體制改革所能達到的水平。
2．21世紀的上半葉，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由總體市場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這種變化是相當深刻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歷史性的。對此，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經濟總體的市場化程度并不理想，距離目標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間。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需要的程度(36．6％)過低，充分暴露了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薄弱環節，即使是市場化程度超過50％的產品市場領域(61．71％)和企業改革領域(51％)，其內部結構也存在諸多矛盾，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還有不小的距離。不過，總體來講，從衡量市場化程度的五個方面(產品市場化程度、要素市場化程度、企業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程度以及經濟國際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已經初步形成。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總體市場化程度從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盡管我們要更多地觸及市場化改革中的“硬骨頭”，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如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改制、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政府職能的轉換等，但我們畢竟積累了20多年的改革經驗，現在的經濟環境也比較寬松，政府駕御復雜的市場經濟運行的能力也有了明顯提高，因此，只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大膽創新，就一定會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按照20世紀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國的市場化水平將有顯著的提高，總體市場化水平達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礎上，再經過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達到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程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實現。
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建立與完善的稅收制度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重視宏觀調控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具體到稅制的設計上，就是要處理好稅收中性和稅收調控的關系
稅收是一種分配方式，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國家征稅是將社會資源從納稅人轉向政府部門，在這個轉移過程中，除了會給納稅人造成相當于納稅稅款的負擔以外，還可能對納稅人或社會帶來超額負擔。所謂超額負擔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征稅一方面減少納稅人支出，同時增加政府部門支出，若因征稅而導致納稅人的經濟利益損失大于因征稅而增加的社會經濟效益，則發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超額負擔；二是由于征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對納稅人的消費和生產行為產生不良影響，則發生在經濟運行方面的超額負擔。稅收的中性就是針對稅收的超額負擔提出的。稅收理論認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會降低稅收的效率，而減少稅收的超額負擔從而提高稅收效率的重要途徑，在于盡可能保持稅收的中性原則。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稅收中性包含兩個最基本的含義：一是國家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二是國家征稅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特別是不能使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在稅制建設上，稅收中性的要求是：稅制結構應科學、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場競爭，如稅制應該統一，稅負應當公平，避免重復征稅；稅制應當簡化，方便納稅；擴大稅基，合理制定稅率；稅收征管制度應健全有效率，征納成本低。
稅收中性是相對的。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并且仍將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場并非萬能，也還存在著許多缺陷，市場對某些經濟現象亦常常顯得無能為力，需要由市場以外的力量加以彌補或矯正。稅收調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稅收的操作主體是國家，因而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其運用體現著國家的宏觀目標與偏好，從而國家運用稅收引導經濟發展，調節經濟運行時，有著其他各種經濟手段所無法比擬的調控力，直接有效，強制規范，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般認為，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調節經濟周期，實現經濟穩定；二是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在稅制建設上，稅收調控的要求是：及時、足額、穩定地取得財政收入，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掌握必要的財力、物力，在我國當前突出的表現應該是提高整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調節供求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和防范通貨緊縮，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促進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矯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包括縮小地區間差距。
舉世矚目的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制體系。新稅制運行兩年來，保證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新稅制是成功的。如果從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分析，94稅改正確把握了兩者的關系，在稅改主要內容上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從流轉稅改革來看，取消工商統一稅，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流轉稅制：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整個工業生產和流通領域，稅率趨向統一，這都體現了稅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開征增值稅的同時，對煙酒等11種消費品和石油、天然氣等7種礦產品分別開征了消費稅和資源稅,并實行差別較大的稅率，這又體現了稅收對特種消費品高額收益和自然資源級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調節。就增值稅本身來說，規定了基本稅率、低稅率和零稅率以及減免稅優惠規定，這又體現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絕大多數產品適用同一基本稅率這一中性特征來看，由于各種產品的供求彈性不同，必然會影響稅負轉嫁的程度，從而影響產品的相對價格和生產者消費者的抉擇，其稅制運行結果又會是非中性的。這反過來說明，絕對的中性稅收是沒有的，稅收中性與非中性、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是辯證統一的。從所得稅改革來看，通過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實行稅利分流，取消稅前還貸，取消國有大中型企業調節稅，取消企業稅后征集“兩金”，取消獎金稅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稅向中性化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但同時仍存在非中性的問題，就企業所得稅而言，一是內外資企業仍實行兩套稅制，稅負不平；二是稅率上內資企業仍實行33％、28％、17％三檔稅率；三是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保留了大量的減免稅優惠。從所得稅改革的整體來看，既通過稅收的中性化為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創造了必要條件，又通過稅收的非中性措施體現了對小企業、特殊行業企業(如殘疾人企業)的照顧，在這里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與此同時，新稅制還通過統一稅政，集中稅權，理順分配關系，取消困難性減免，嚴格控制偷漏稅，強化稅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的同時，也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在進一步完善新稅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正確處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例如，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建立統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稅制，體現稅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實行統一稅率，現存的內外資企業的大量減免優惠規定也很難取消或統一，有些規定甚至是很必要的，這在事實上表現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轉稅中的增值稅被公認為是具有中性優勢的稅種，但仍在稅率(三檔)、進項稅額規定、小規模納稅人征稅辦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過改進完善有關規定也難以完全避免。因此，對待稅收中性原則，應堅持相對論，防止絕對化。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關系，也才能建立起既與國際慣例相符、又符合中國國情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2．順應市場經濟體制兼顧公平與效率并優先考慮效率的要求，適時轉換稅制結構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稅制結構實行的是流轉稅類為主體的模式，1994年稅制改革后，這一狀況更趨強化，僅增值稅和消費稅兩個稅種，其稅收收入就占全部稅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營業稅、關稅等其他流轉稅種，其比重高達80％左右。可以說，我國稅制結構的這一現狀，從歷史上看，與生產力水平較低有密切關系，同時也與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有密切關系。然而，上述兩個重要條件在現階段已有根本性改變。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稅制結構符合公平原則、效率原則和社會原則，要求稅制結構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所得稅制則有利于這些原則和目標的實現。人們通常說積極財稅政策下的減稅手段，則是在所得稅占主導地位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因為，減稅即減少所得稅收，使廠商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增加，由此達到刺激消費和鼓勵投資的功效。為此，我國的積極財稅政策要想獲取更大的效用，必須及早轉換稅制結構模式，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先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再轉向所得稅為主體模式。目前，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為第一步的模式轉換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從國外經驗看，一國稅制結構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其經濟條件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轉換時的水平為789美元，美國815美元、英國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已達700美元左右，這還是根據市場匯率計算出來的，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的經濟實力遠超出該水平。所以，我國稅制結構模式的轉換，不僅具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過剩下需求不足這一重大難題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備模式轉換的經濟條件。
3．現代企業制度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因而要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有三種最基本的形式，即：業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來看，公司制是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種主要企業組織形式，也是產權制度創新的一個有效途徑。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點都是公司資產的股份化。這便于公司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也有利于公司產權的轉讓和流動，促進存量資產的合理重組，實現資產的最佳使用效益。稅收作為對微觀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結果進行課征的一種分配活動，隨著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和產權制度的不斷創新，其有關政策和制度也必須作進一步完善，以更好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徹底的政企分開。但是我國目前實行的分稅制仍以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所得稅的歸屬，把中央企業所得稅劃歸國家稅務局，地方企業所得稅劃歸地方稅務局，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用行政手段干預所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出現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為使政府與企業行為徹底分開,分稅制對所得稅的劃分不應以企業行政隸屬為依據，而應象增值稅那樣，以稅收收入分割為標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所得稅收入。
其次，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的進展，公司的產權主體會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一個由國有法人股、國家股、外資股、個人股組成的公司制企業里，所有制性質已顯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單一產權主體的企業為對象所建立的企業所得稅制必須向以多元化產權為主體的公司為對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發展。這就要求：第一,盡快統一以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內外兩套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合并為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第二,規范目前股份制企業所得稅，特別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無論是從公司公平競爭角度還是從稅法嚴肅性角度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實行統一的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的所得稅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這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則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2)各省市在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市的競爭力，經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稅率有按15％執行的，也有按24％執行的，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所以，為建立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必須明確規定所有公司,無論是海外?鮮泄凈故槍諫鮮泄?無論是特區公司還是內地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應執行統一的33％法定公司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間的公平競爭。第三,制定集團公司的所得稅規范。企業公司制改造，必然會產生大量的集團型公司,目前全國已有上百家企業集團正在進行公司制改造的試點。所以，為適應公司發展的集團化趨勢，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必須制定專門的條款予以明確。在國外，稅法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都有專門的規定，因為集團公司的所得稅涉及到股息抵免、納稅方式的選擇、公司綜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納稅報表的編制等比較復雜的事項。而我國對集團公司稅收問題只規定股息、紅利收入比照聯營企業收入處理，核心企業對緊密層企業資產控股為100％的，可由控股成員企業選擇由核心企業統一合并納稅等幾條比較籠統的規定，缺乏詳細的可操作性規定。第四,明確特殊問題所得稅處理規范。產權流動有利于盤活國有企業資產存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而收購與兼并是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方式，對收購與兼并過程中產生的所得稅問題如何處理，目前我國稅法還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統一后的公司所得稅法必須盡快予以明確。
4．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而社會保障稅制又是健全與規范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性條件，所以在新的世紀要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它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網”。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完善：不僅缺乏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法，還沒有將保障資金列入預算內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籌集實行“按地區、分行業、定單位”的辦法，各地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多少不一，基金籌集標準高低不同，資金管理分散，籌集成本高，調劑面窄，對資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監督，普遍存在資金浪費、挪用問題，無法專款專用，難以滿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較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參照國際經驗，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制定社會保障法，開征社會保障稅。具體實施方案是：(1)在保障項目上，設立退休、失業和醫療三個必繳稅目，對工傷和生育等保障項目，暫時仍由企業或家庭自我保障。(2)結合大多數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公司)、雇員和個體經營者的現實情況和我國國情,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原則上也應該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單位、工薪收入者和個體經營者。(3)按照國際慣例，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為雇員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資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個體經營者的純收益額或營業利潤；在稅率上一般按比例稅率征收，并且對稅基的最高額有限定，當然限征額要根據物價指數適時調整。(4)社會保障稅可作為共享稅，由國家稅務機關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將稅款的大部分劃歸地方收入，少部分劃歸中央，供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調劑。(5)社會保障稅應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稅款入庫后再撥付給社會保障部門使用支配，為此必須改變目前多頭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機構改革中成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
5．加大費稅改革的力度，為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提供寬松環境
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稅收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稅費的界限和關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國，由于政府職能轉換的滯后和經濟利益的驅動，政府部門間、單位間、地區間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標準、使得非稅收入持續快速膨脹，現在已到了嚴重失控的地步。從全國的情況看，1996年非稅收入已達9798億元，比當年稅收收入的6909億元多出近3000億元，“費”與“稅”的比例高達1：0．704，“費”大于“稅”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增長速度看，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1988年為4l5億元，1992年為600億元，1996年高達2900億元，非稅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和稅收的增長速度。無論是稅費之比還是非稅的增長速度在當今世界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