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04 17: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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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學科
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學科已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的體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學者們賴以界定自己學術活動范圍和限度，以及專業活動合法性的依據，另一方面在學科內部對從事于該學科的研究者起著自我規范、自我約束的作用，從而使同一學科的學術活動具有某種共同性，形成某種“研究傳統”或“學術共同體”，并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展開有效對話。[1]無論是高等院校的教學，還是通常的學術研究活動，都是以學科為基本的建制而展開的。可以說，學科已成為一幢幢分門別類的知識大廈的基石。
在近來的中國哲學界[2]，從《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開始至今所產生的汗牛充棟的“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豐富成果，都有失去學科保障，從而在該學科失去原有的價值和意義的危險。中國哲學學科基石是否穩固，成為學科內部令人擔憂的重大問題。于是，中國哲學界的許多研究者紛紛就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質疑，并試圖化解目前存在的學科合法性危機。“中國有無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或者從中國哲學學界自身的立場來看，將問題置換為“我們在做什么？”、“我們應該怎么做？”諸如此類的疑問困擾著中國哲學界。如果我們不能對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說服力的說明，我們就無法對我們所從事的學術活動的意義做出合理解釋，也無法說服我們自己繼續開展這種學術活動的根據。因而，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同時也是學術活動的意義危機和從業者的信心危機。由于“中國哲學”又和民族精神、文化傳統、中西文化的對話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義體系相關，所以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又是一個在人文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問題。
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相關的討論意見進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討合法性危機出現的特點、意義以及可能的回應方式。
一、追源――歷史性的錯誤
“中國哲學”的存在或許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中國本無“哲學”一詞，自古也無“哲學”這樣一個學科。中國人所使用的“哲學”一詞是晚清時期的學者黃遵憲從日本引入中國的，而日本人對該詞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西周用“哲學”這兩個漢字對應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說，在中國談論“哲學”，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一個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學術，與中國固有學術或中國當代學術進行會通，并不一定就發生類似“中國哲學”的歷史性“錯誤”。在黃遵憲的時代，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大家，他們常使用“學術”、“思想”等字眼，來進行中西哲學的會通。雖然他們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是“中國思想之痼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但大都走的是一條“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匯中西并發展中學的道路。中國人剛開始大規模接觸和移譯西學，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只好用中學來格西學之義，“緣附”之類的毛病是在所難免的。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并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后果。
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范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范式。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范。由于這個典范是眾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贅述。
所確立的這個經典范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后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么我們原本就有，要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么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并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這里，不再是過去的學者們所熟悉的“漢宋兼宗”，作為古論思維代表的義理之學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訓詁的漢學相對，而是“漢學”、“西洋哲學”的“兼治”，西洋哲學已取代“宋學”成為指導思想和方法，因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3]
雖然說所樹立的經典范式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但本人確實是大手筆，說得很是中肯，有著深厚的“漢學”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鑒和仿照西方哲學的學科規范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史的講述中，則更多地照顧到中國學術本身的特點和內容，較多地采用漢學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說明。我們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當然一些附會也是免不了的。在對中國哲學史料的解釋上，緊隨其后而且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馮友蘭先生[4]，則有顯著不同。馮友蘭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學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5]馮友蘭的哲學史實踐也是依照這個主張來操作的，例如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系”，用柏拉圖的“理念說”來解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這種解釋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哲學，是很值得懷疑的。在港臺學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會以儒學、佛學為主的中學與以康德哲學為主的西學時，也創造了一套相當有影響的儒學話語系統和中國哲學范式，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臺的一些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心目中，只有一種“西方哲學”，那就是康德的哲學，只有一種“中國哲學”，那就是經由牟宗三詮釋的“陸王心學”。當這代學人飽讀了西學，再把西學來格中學之義時，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一個新典范：以不斷變化著的西方哲學來演繹中國哲學史料，于是，學者們開始談論作為存在主義者的莊子，竟然討論朱熹的“理”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諸如此類的可怪之論。“通過哲學家們對傳統哲學的整理和詮釋，傳統不是愈來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來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學作為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部門，它使人們不是愈來愈親近傳統，而是愈來愈疏遠它。”[7]在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我們面對和處理的無疑是中國的史料，然而對這些史料用西方的種種觀念詮釋時，我們所獲得的所謂中國哲學史，究竟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學科中的運用史，還是中國哲學自身的歷史，我們是靠近了中國哲學的精神，是遠離了她，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8]。
這些苦心經營中國哲學的前輩學者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所創立的范式的影響是深遠的。被譽為韓國東洋哲學第一人的學界前輩柳承國教授在回憶牟宗三、馮友蘭等人的學術影響時說：“他們的影響很大，是當時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不管現在人們對他們的學術如何評價，但可以說，當時比他們更好的沒有了。他們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很大，他們在介紹亞細亞學術文化時所說的，人們是絕對信從。其中，馮友蘭是名聲最高的。”[9]當然，我們并不能指責前輩學者們走錯了路，因為他們作為學科的領路人，同時也是探路者，在無現成的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們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這些前輩學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學術背景，他們從跨文化的視野出發，來探討所謂“中國哲學”問題，在今天看來，他們所苦心經營的“中國哲學”，可以說只是文化際的比較哲學而已。
二、辨惑――中國有無哲學
既然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那么就不免產生這樣的問題：在依傍西方哲學而建立起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10]如果問得再直接一點，可以說，這個問題也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史）呢？”對于這個問題，馮友蘭的態度是，“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國有沒有哲學”為題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12]根據這樣的哲學定義，他認為“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史，當然有悠長的人性活動與創造，亦有理智及觀念的反省說明，豈可說沒有哲學？”[13]馮友蘭與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決這個問題的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或標尺，來“發現”中國的“哲學”；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當然是以“哲學”作為通名來使用為前提的[14]），強調中國哲學相對于西方哲學的特性。這兩種方式都屬于“中國有哲學”的論證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只是各有所側重而已。
在當前中國哲學史界，“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例如，張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來都明確地發問并作了解答。“中國有無哲學”這一涉及學科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界需要重新加以“證明”，加以“澄清”，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在當今的時代，雖然我們從傳統虛無主義的極端中逐漸走出（當然，這種虛無主義仍然很令人感到擔憂和可怕），但業已放松了“強國保種”的生存壓力而可能保有一種平和的文化心態的文化人，則不能不對事實上已經斷裂的文化傳統發自肺腑的悲鳴。如果我們把這種文化情緒稱作文化民族主義，那么它和中國哲學學科之所以發生關聯，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哲學學科在傳續中國文化傳統的功能上的表現令人失望。對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從業者們來說不無諷刺而又應當認真加以關注的是，這樣的批評不僅來自于學科內部，而且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學科的外部，尤其是來自于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人們已習慣將哲學作為文化的核心，習慣于通過對哲學的把握來理解整個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國哲學史未能提供給人們一種有效的通達傳統的路徑。
重提學科問題的第二個背景是中國哲學主體意識的覺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影響至深的一部分人對民族文化的斷裂表現出麻木不仁和幸災樂禍外，我們大多數人都深刻地經歷了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們并不乏“傳薪”之外還要“傳火”的自覺。傳薪，亦即傳學；傳火，亦即傳道。無論是馮友蘭的“闡舊邦以輔新命”[17]，還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飄零”心態下主張的“返本開新”，都有著傳道傳火的自覺。然而世事畢竟不盡如人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把哲學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來規范哲學創造與哲學活動的一元化。哲學的發展權成為政治權力的專利和特殊待遇。在當前的中國哲學界，自覺努力實現從哲學史家向哲學家轉變的，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界一種日益多見的理論訴求。和合學、心靈哲學、中國經典解釋學等，都已逐漸浮出水面。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論思維，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已開始得到中國哲學界的確認，而這一點卻對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重提中國哲學學科問題的第三個背景來自于西方哲學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變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黑格爾曾經武斷地斷定中國人的思維是主體“沉陷在客觀的實體里”，是主體與客體的直接合一，因而將中國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學史之外[18]。現代的海德格爾把“哲學”理解為西方傳統上以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和“概念思維”為特征的“形而上學”，而將中國人以“非概念思維”或“詩性思維”為特征的論說系統稱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東方的“思想”，企圖借鑒東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維”的“形而上學”。2001年9月，德里達在他的中國之旅中與中國學者對話，明確地說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19]德里達的說法在許多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國學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如果說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表現，我們可稱之為“哲學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從海德格爾到德里達的這種類似黑格爾的把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的專名使用的方式，同樣激起了中國哲學界的哲學民族主義，雖然德里達聲明：他的說法“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20]。這種哲學民族主義的產生同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期望著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至于中國有沒有哲學，有哲學還是有思想，都需要從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來做出說明。中國哲學界已經厭煩了圍繞著西方哲學的“指揮棒”來轉。現代西方哲學具有活力的創造活動也給中國學人以很大的刺激，他們不僅想學習西方人的哲學或思想，還想進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國哲學或思想也獲得西方哲學或思想那樣的生機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哲學界又開始就“中國有無哲學”問題進行“辨惑”工作。人們大體上仍是結合著普遍性證明和特殊性證明兩種方式來證明中國有哲學的。從普遍性證明出發，人們或者力證中國哲學中有許多與西方哲學有許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給出一個哲學的普遍性定義（這個定義顯然是具有更寬泛的適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證明中國哲學也符合這個定義（這種證明實際上在給出定義時就已經暗含著了）。從特殊性出發，人們認為哲學具有不同的形態，中國哲學具有中國哲學的形態，不能用西方哲學的特殊形式來判定中國有無哲學[21]，而中國學人應當重視中國哲學的形態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學的語言和范式[22]。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就意味著中西哲學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不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統，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從事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張士英教授[23]和從事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們的回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能否化解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呢？我個人認為，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機――中國哲學是否可能
中國哲學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表象上看，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解答著眼于過去，即中國“哲學”的“史”。我們向更深層的方向考察，并著眼于現在和未來的話，這個危機可以歸結為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中國哲學能否發展、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三個相互聯結的問題。
首先，既然所謂的“中國哲學”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性錯誤”，我們本來有自己的傳統學術以及傳統的學科分類，那么我們現在還要不要延續這個“錯誤”？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對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馮友蘭先生對這個問題曾提出兩種方案供大家選擇：一是堅持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嚴格地篩選中國義理學史料，而獲得“中國哲學史”；一是不必理會西方哲學，中國義理學我行我素，而獲得“中國義理學史”。[25]當然，能否以義理之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或“思想”的統稱也是成問題的。對于第一種選擇，幾乎成了中國哲學界相當普遍的一種選擇；對于第二種選擇，現今也有人贊同，認為中國沒有“狹義的哲學”，不如稱作“中學”或“中國的古學”。[26]也有學者不贊同此種態度，認為這種“自我放棄、退出、拒絕”“哲學”的做法，“既不合現代學科分類的時宜，亦遷就了西方哲學中心主義”。[27]實際上，當我們按照西方哲學家的指引，以“思想”來定義中國的理論思維時，又不免入“中國有無思想”的窠臼。“思想”在這里又有著特殊的含義，并非我們日常語言所說的“思想”一詞的含義。海德格爾等人“發現”了東方的“思想”對于克治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以及作為后果之一的“科學”或“科技主義”的弊病的意義，“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系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28]中國傳統的復雜性就象西方傳統的復雜性，而海德格爾將東方思想理想化，與我們慣常將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樣，都有著價值取向與解釋維度上的一廂情愿。海德格爾雖然略通老莊，然而對于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中國不僅有“思想”，而且有“哲學”。當然，張祥龍先生主張退出“哲學”，并不等于放棄“哲學”，因為在他看來，這里作為西方哲學專名使用的“哲學”，已經被置換為“思想”了。無論是主張“哲學”，還是主張“思想”，當然無損于中國理論思維的歷史存在，但卻能夠影響到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學科建制、范式和未來發展方向。
陳來教授認為，在馮友蘭提供的兩個選擇之外，事實上人們在實踐著第三個選擇：即理論上認定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而事實上是以中國義理之學為范圍。[29]俞宣孟則否定了馮友蘭給出的兩個選擇，認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哲學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張立文先生主張“根據中國哲學的特點，給（中國）哲學作出自己的規定。”他認為可以這樣來表述中國哲學：“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31]這個定義可能受到朱熹的啟發，《易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朱熹認為，“一陰一陽”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陰一陽者”才是“道”。這個定義與、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輩學人對于哲學的定義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學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學的特殊性，亦即“中國哲學”之為“哲學”的定義。
“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不可能是中國的理論思維，而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在這個學科下得到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面對這個問題，也許較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定于一尊，讓所有人走一條路。我們仍處于探索階段，不妨讓人們各抒己見和各持己見，按自己認定的路走下去，使我們在整體上擁有著開放性和豐富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世人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我們在探索中，逐漸形成新的學術傳統。這樣的傳統或許還不止一個。
其次，無論是用“哲學”還是用“思想”來界定中國人的理論思維，這種形上的思考傳統即使從先秦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其歷史也有將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個傳統，雖然我們對這個傳統有著許多不滿意。這二千余年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財富的形上傳統，能否流入現代之中，成為我們邁向未來的文化資源，取決于中國哲學是否能夠發展，能否展現生命活力。馮友蘭先生很發人深省地提出“照著講”和“接著講”，張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講”。由“照著講”和“接著講”，出現了承續宋明理學的程（二程）朱（熹）道學（也稱程朱理學）、陸（九淵）王（守仁）心學、張（載）王（夫之）氣學三系的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由“自己講”，出現了不限于承續諸子之一家的“和合學”，此外，“新仁學”、“境界哲學”、“心靈哲學”、“現代新墨學”等學派或新的哲學學說已在形成之中。
從中國哲學史學科內部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照著講”、“接著講”和“自己講”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三種“講法”。其中，“自己講”是“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講”，沒有依據傳統而又在回應當代的哲學課題中超越傳統的現代哲學理論作支撐，我們就無法很好地“接著講”和“照著講”。一味向西方尋找理論工具，“接著講”與“照著講”的結果，卻使我們陷于究竟是“接著誰講”和“照著誰講”的迷惑。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實質上說，是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發展力和自身創造性的危機。
再次，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在學科上著重體現為方法論危機。這里所說的“方法論”，是指落實中國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具體操作方法。解決的途徑可能有三條：一是向西方尋找，援西入東，“以夷治夏”。這是人們所慣用的一種方法。例如主張用現象學方法來會通中學的張祥龍很坦率地說出：“我自認還沒有那樣的能力，能夠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讓華夏的古文獻自己說出新話語，獲得當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嘗試讓“中國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條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響，而又復興自己的非形而上學思想的道路。”[33]二是從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中尋找方法，例如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繼承和發展了朱熹的弟子陳淳《北溪字義》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范疇解釋學方法，從范疇分析、范疇與范疇聯結而成的邏輯結構分析入手，來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義蘊。[34]現在“邏輯結構分析法”已成為中國哲學界常用的一種方法。最近張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學者也擅長用“漢學”的方法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走歷史學與文獻學的進路。只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史學研究應當與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否則達不到哲學史應有的深度。[36]湯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國經典解釋學，恢復經典解釋傳統，在“我注六經”中使“六經注我”，從而恢復經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鑒中西和會通中西中，可能出現的新的創新性的哲學方法。同樣，我們對此三條路也應抱有一種多元開放的態度，分頭探索。三種道路無疑都會各有短長，各有所蔽，但卻可以為我們提更多的選擇。
四、展望――中國哲學的生生之路
“危機”往往與“機遇”和“轉機”相連。中國哲學能否通過在化解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的機遇中，出現某種好的轉機呢？
首先，關于哲學還是思想。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究竟有無哲學，或者中國究竟是有哲學，還是有思想，不僅僅限于一個學術爭論的話題，還是一個話語權力的問題。在西方哲學和文化居于全球優勢地位或強勢地位時，中國學者的聲音往往湮沒在西方哲學家的斷言之中，西方哲學家的意見很快地全球化為普遍性的主張。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或許不必執著于哲學抑或思想的爭論。就學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學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與東方文化相遇而產生的一個“錯誤”，但“哲學”已成為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共名”，人們已經習慣于不僅用它來標示西方的哲學，而且來表示世界各文明體中的相應的內容。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現在東、西方哲學界所應做的，應該是自覺地從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實出發，來重新界定“哲學”的內涵，以使“哲學”這一共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宗教學界，“中國有無宗教”成了類似的學術訟案。一些西方學者堅持從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發，認定中國沒有宗教，而只有哲學（這回倒是承認中國有哲學了）。西方宗教學家依據于基督教經驗的宗教概念，無法涵蓋諸如佛教這樣的東方宗教，然而把諸如佛教等東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顯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學家積極修正他們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夠涵蓋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學界也應該積極地向西方宗教學界學習，改變自身的固執姿態，改變局限于西方文化經驗的狹隘性。就中國哲學學科而言，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來界定哲學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來確定中國哲學的概念。
其次，關于中學與西學。就學科范式、方法和話語系統方面來說，中國哲學學科先天地就與西方哲學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因而如何處理中西哲學的關系，就成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保持一種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們可以繼續用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文本，也可以“在參照西方哲學和相對獨立發展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38]，試圖“找到一條比較靠近中學，借鑒而不依傍西學的理解之路，從而架起傳統與現代的智慧橋梁”。[39]在這里，我們切忌范式的單一化。
同時，在我們著手以某種現成范式去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反思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反思這種范式能否兌現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前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可以完全拋開解答“中國有無哲學”的比較哲學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嘗試確立中國哲學作為世界多元哲學之一元的獨立性，使中國傳統哲學作為一種有特性從而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進入現代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史家們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語言和思維，去向現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因此，探索主要依據中國哲學自身的資源來建立中國哲學的學科范式和話語系統，是更為基礎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學之間，一些學者還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從目前學界的實踐來看，這種會通帶有強烈的單面性，即總體上是以西方哲學來輔助理解中國哲學，并且是讓中國學界通過西方哲學來理解中國哲學，而不是使西方學界通過這種會通來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也許一些學者的本意在于為中西哲學找到一個具有共同點的對話平臺，然而西方哲學界又有幾人能夠讀懂漢語哲學界的文本，又有幾個重視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的論說？令中國哲學界尷尬的是，似乎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出發反而無法理解中國哲學的意蘊，要想理解中國哲學，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學。在今后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會通中，我們可以繼續這種“以西解中”的事業，但不要輕易地、武斷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們的確是無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語言和語境中去，但我們仍然可以用現代的中文語言和中國語境去重新解讀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國哲學的世界化問題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來詮釋中國哲學只能是讓西方學者初步了解中國哲學的“便宜法門”，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那么他就必須學漢語，通古文，設身處地地試圖用中國傳統思維來進行思考，以圖理解中國的古典文本。
再次，關于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海德格爾并不是一個漢學家或中國哲學史專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像叔本華一樣對中國哲學進行解說以建立某種意義體系，也不妨礙他把中國哲學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發揮。關鍵之處在于無論是叔本華還是海德格爾，無論他們如何憧憬東方，都能“援東入西”，并能夠“化東為西”，在借鑒和融會中繼續西方哲學的傳統或形成新的哲學傳統。中國哲學界無疑有許多東西要向西方哲學界學習，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還是努力培養西方哲學界那種活躍的創造力，相較而言，近幾十年的中國哲學仿佛是犯了“貧血癥”，自我更新和自我調節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國哲學的繼續發展，曾經是許多中國哲學大師對于未來的期望。例如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的《結論》中都做過充滿期待的展望。張岱年說：“西洋哲學及其方法已輸入了中國，人們雖一時不免為西洋哲學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學的呼聲已可以聽到，我們可以期待著一個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學燦爛的情形之到來。”[40]這些話雖寫于前一個世紀的上半葉，但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來說，仍具有著昭示作用。從最近的情況來看，中國哲學界的情況似乎有了好的轉機，一些主要依據于中國傳統哲學資源的新的“中國哲學”開始漸漸由潛入顯，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中國哲學界的努力，中國傳統哲學必將獲得她的當代形態，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告，一個中國本土哲學自主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41]或許哲學界將來從學科上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將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相同的學科。“中國哲學”指中國當代的哲學，它既包括當代的“中國的哲學”，也包括“哲學在中國”，而且是“哲學在當代中國”。“中國哲學史”則是關于從傳統到現當代的中國哲學的歷史。或許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將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范式和傳統具有相當重要影響的，很可能就來自于當代的“中國哲學”。只有這樣，我們也才能把“哲學史”變成“當代史”，也只有在開發和利用中，使歷史上的中國哲學由可能的文化資源，成為現實的文化資源。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從當前的整個中國學界來看，人們無論是從研究傳統上還是從學術心態上都還未對中國傳統哲學獲得其當代形態而成為“中國哲學”做好準備。
注釋：
[1]本文參閱了知識社會學的相關成果，如（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利》，三聯書店，1999年3月版；（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魯旭東譯：《局外人看科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國傳統哲學以及中國傳統哲學在當代的繼續發展的意義使用“中國哲學”一詞。
[3]：《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同上。
[4]關于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學科的典范意義，請參閱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已有詳論。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頁。
[6]可參閱拙文：《理一分殊新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作者自序。
[8]參閱景海峰：《學科創制過程中的馮友蘭――兼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開放時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國教授訪談錄》，《原道》第7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見《東亞文化研究》第1輯，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審查報告二》，《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4頁。
[12]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頁。
[13]同上書，第4頁。
[14]同上書，第1頁。
[15]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16]李錦全、馮達文主編：《中國哲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馮友蘭先生于1988年2月寫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掛在書房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見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第十五章《〈中國哲學史新編〉與馮友蘭的終極關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頁。
[18][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99頁。
[19]《是哲學，還是思想――王元化談與德里達對話》，《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國哲學初步》導論。
[22]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三章“本體論與中國哲學的道”。
[23]張士英：《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書，跋。
[25]請參閱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附錄《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
[26]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第190頁。
[27]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譯文轉引自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526頁。
[29]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第355頁。
[30]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122頁。
[31]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32]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
[33]同上書，第307頁。
[34]一些學者誤以為范疇解釋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學，實質上是不了解中國的范疇解釋傳統。參見俞學孟：《本體論研究》，第123－124頁。
[35]張立文：《和合方法的詮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史學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1997年7月31日。
[37]請參見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波蘭）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沒有上帝》“寫作緣起”，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曉：《在借鑒中深化對中國哲學的認識》，《光明日報》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明確提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1]以此為依據，我國現行教科書將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具體內容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哲學派別的根本標準；另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標準。可見，在哲學的理論體系中，哲學基本問題具有硬性的規范性作用，它是劃分哲學派別的重要標準，影響著哲學其他問題的解決方向和方法。鑒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學基本問題一直是我國哲學界爭論的重要問題。
一、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爭論及其理由
哲學不是教條，需要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所以對哲學要采取既堅持又發展的態度。但是。改革和發展哲學絕不是將其正確的、本質的東西拋棄，而是在結合實踐的基礎上辨明是非、修正錯誤、不斷完善。
近年來，我國關于哲學基本問題出現了不少爭論，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即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哲學界對傳統僵化的教科書體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學者認為原有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內容沒有充分的反映哲學能動性和革命性特點。因此。哲學基本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夠全面，還應包含其他方面的內容。例如有學者提出“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學基本問題中不加上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只堅持存在對思維的制約作用，不承認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只堅持人能認識客觀世界，而不承認人在認識的指導下，通過實踐能動的改造世界，這就使哲學基本問題無法體現辯證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其二，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講的都是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因此，原有的兩個方面沒有強調改造世界，突出實踐的作用；其三，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即實踐論方面，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能為認識提供手段，從而提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使我們能更好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
第二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其具體形式會不斷變化。面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質疑，有學者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3]因為，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哲學存在于多種多樣的具體理論中，但這些具體的哲學理論是在“統一性”基礎上表現出“多樣性”。哲學的對象決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哲學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要用“歷史的觀點”[4]對待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即在總體上肯定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全部哲學史的基本問題”，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即在遠古時代表現為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問題、在古代哲學中表現為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在中世紀表現為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近代哲學中表現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第三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永恒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因為哲學從屬于現代哲學，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例如，有學者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5]認為我們必須把哲學與哲學的具體類型區分開來，哲學是唯一的，與它對應的問題是哲學的元問題，即什么是哲學的問題。哲學有許許多多的具體類型，所謂“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對應哲學而言的，而是對應于具體的哲學類型而言，有一種哲學類型，就有一個哲學基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黑格爾等為代表的知識論哲學類型的基本問題，現代哲學從根本上超越了知識論哲學傳統，馬克思哲學從屬于現代西方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所以它的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此外，也有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實踐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合規律性與和目的性的關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和“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已經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隨著馬克思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和哲學的產生，哲學基本問題被終結了或被超越了，馬克思哲學不再是什么思維存在何為第一性，有無同一性、主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例如有學者提出“人的實踐和人道評價的關系問題或實踐和人道的雙向批判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6]
可見，上述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這些觀點大多是針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針對教科書中傳統的解釋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筆者認為對待哲學基本問題，不僅要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學的創始人馬克思那里，去挖掘馬克思本人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一些思想，特別是其思考哲學基本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
二、我國哲學界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時思維方式的缺失
哲學是從總體上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人與世界最本質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時代的哲學之中。因為，人作為實踐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對的是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就促使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按照某種思維方式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屬性賦予客觀世界以改變世界，這就必然發生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以正確的回答兩者的關系是人在處理人與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不是任何哲學家臆造出來的，也不是任何哲學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貫穿全部哲學史的一條線，它規定和制約著解決其他一切哲學問題的基本方向。雖然，有人認為哲學研究不能采取帖標簽的方式，不能把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即哲學陣營的劃分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活動內容，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面對如此繁雜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抓住哲學基本問題這條線索有利于考察其發展軌跡和脈絡。
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終結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從實踐出發科學的、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傳統觀點看來，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思維與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問題，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但僅有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于體現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特性。因為馬克思的哲學不是要去引導人們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因此，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應該成為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三個方面。此外，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還能夠揭示思維與存在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它們的辯證關系，這就科學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問題。因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也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但是，哲學基本問題要體現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本性，就不能將視野僅僅局限在抽象的層面來探討思維與存在的一般關系及其所包含的內容。因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隨著人類實踐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及哲學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在抽象的層面上揭示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內容，會出現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四個方面，第五個方面甚至更多，這就會使我們在抽象層面上就哲學基本問題一般的關系及其內容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導人們改變世界。因此，我們不應該將視野局限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一般層面上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應該由抽象上升到具體，返回到馬克思哲學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去，依據馬克思哲學的內在規定，去尋找哲學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或表現形態。
隨著近年來我國哲學界對現代西方哲學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哲學基本問題，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不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似乎這樣哲學基本問題就不會“過時”或“落伍”。實質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是恩格斯在總結全部哲學史的基礎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形態或形式。在這不同的具體形態或形式下面。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著。在當前的一些學者看來，恩格斯或傳統教科書體系中的哲學基本問題不能夠體現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視現實的、具體的人，進而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在早期的馬克思哲學著作中尋找理論支撐來建立哲學基本問題的新形態或形式。我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為，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在于科學合理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是我們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學基本問題的重要前提。
三、馬克思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基本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馬克思在論哲學基本問題時，是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人思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8]
從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解決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上的不同缺點。黑格爾強調思維對存在的能動性、主觀對客觀的改造。以此強調思維與存在的辨證關系。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9]從對思維內容的理解上看，馬克思和黑格爾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思維內容是移人人的頭腦而被改造過的感性的東西，即物質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他只是“抽象的發展了”思維的能動性。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觀，反映在哲學基本問題中也就是強調思維要通過“直觀”的方式認識存在，但是“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其原因就在于費爾巴哈僅將理論活動看作實踐活動，將真正的人的活動，即物質實踐活動，看作是“卑污的猶太人活動”，所以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單純的通過依靠感覺的直觀方式雖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觀現實性，但卻抹煞了思維的能動性。可見，以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國哲學的問題在于思維與存在的能動性與感性基礎統一不起來。在此問題根源在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處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時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就是從思維和存在的兩極對立出發，用一極去統一另一極的思維方式，沒能很好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超星數字圖書館
超星數字圖書館成立于1993年，是由北京世紀超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開發的在線數字圖館，2000年被列入國家“863計劃”中國數字圖書館示范工程。目前擁有數字圖書200多萬冊，按照“中圖法”分為文學、歷史、法律、軍事、經濟、科學、醫藥、工程、建筑、交通、計算機、環保等22個學科門類，是國內資源最豐富的數字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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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然辯證法；醫學研究生；創新途徑
《自然辯證法》課程是面向理、工、農、林、醫專業研究生開設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從學科性質看，它是哲學的重要分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心線索，研究自然界的辯證本性、認識和變革自然的辯證過程及科技與社會的關系。以創新精神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功能和以創新機理為核心的方法論教育是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功能。[1]這門課程不僅有利于醫學研究生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和科技觀，而且在形成良好的醫學人文素質、培養科研思維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1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1.1教材問題。目前國內各高校碩士研究生的本門課程統一使用郭貴春教授主持編寫的教育部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自然辯證法概論》（2013年版）。包含緒論和五個章節，分別為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和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這本新教材與以往使用過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結合時展的實際，貼近理科專業實際，側重文理知識的交叉與融合，蘊含了黨十集體智慧的凝結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個高校的《自然辨證法》課程自主選擇、使用教材，可供選擇的版本豐富多樣，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四層內容體系上編寫得比較完善，便于教師從整體上把握本課程的核心主線和內在邏輯結構。但是，有的教材在編寫時內容不夠深入淺出，理論性太強，案例資源缺乏針對性和前沿性，無法適應學生的不同專業需求。以這樣的教材為模本而展開的教學活動是典型的填鴨式教學，教師把學生的頭腦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識，把科學教育扭曲成一種高度濃縮的科學知識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學精神幾乎成為學生的盲點，學生普遍缺乏對科學技術創新性的理解。[2]
許多醫學院校選用《醫學辯證法》作為參考輔助教材，采用由國內多所醫學高校聯合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高等醫學院校選用教材），其特點是緊密結合醫學實際，注重醫學臨床辯證思維、循證醫學思維及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盡管現存的教科書版本較多，選用教材豐富，但結合醫學專業實際的教材可選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內容抽象，與醫學實際脫節，即使有部分醫學案例，但內容陳舊，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內容還存在嚴重的老化現象，不能及時反映最近時期的醫學前沿問題，大多數案例資源是十幾年前的內容，導致教材內容的時代性和針對性不強，嚴重影響了學生對這門課的學習興趣，難以把握到辯證自然觀、科學觀、方法論的精髓。
1.2大班教學問題。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后，研究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為了降低辦學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課堂教學。《自然辨證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學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課教學方式給課堂的有效管理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難度，給教師上課時的課堂控制帶來很多困難，難以采用研討式、PBL教學法等課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在大班教學中經常出現看課外書、玩手機、睡覺、遲到或早退等違紀現象，教師在課堂管理時感到異常棘手。任課教師能否成功地實現教學目標，一方面與課程提供的內容有關，另一方面還與教師駕馭和控制課堂的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研究并討論課堂控制問題對提高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的自然辯證法大班教學的質量具有現實意義。
1.3考核問題。采用課程論文或調研論文的考核方式比較普遍，可由教師推薦論文選題，也可由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主題。有的教師采用課題調研方式，將自己的課題分配到班級，吸納部分科研水平優秀的研究生進入課題調研組，將研究任務細化分解，充分調動了學生的自主研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科研意識和能力，取得了較好的科研成果。
在針對課程論文考核方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上交的課程論文并不是在認真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獨力完成的，而是以應付的態度采用過度抄襲的方式完成論文。通過與多個學校的交流與對比，發現課程論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質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課程論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學生上交論文存在過度抄襲問題。有的學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網上打印論文，連原作者的姓名、單位等個人信息都來不及刪掉就上交給老師。部分學生對專業課程過度偏重，認為自然辨證法是選修課，平時忙于科研或實驗，沒有時間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考前應付式地上網抄襲一份作業，如果教師要求不嚴格，許多學生的抄襲作業通過考核，會導致多屆學生的學風和考風松懈，進而嚴重影響了這門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單一的考核形式及結構不合理課程考核評價體系無法達到強化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的。
1.4學的問題。部分學生對于“為什么要學習這門課程”的目的不夠明確，在對待這門課程的態度存在抵觸情緒，認為醫學研究生學習自然辯證法課沒有實際意義，純屬浪費時間。在這種“實用主義課程觀”的影響下，學生沒有從心底里接納自然辯證法課程，曠課的學生較多，上課時看專業書或英語書的現象不少，課堂參與不積極，缺乏自主學習的時間和動力。
1.5教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在教學活動與學科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如教學活動中存在著教師數量少、教師專業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學知識比較欠缺，教材內容不能滿足需要等問題。[3]理論講授的模式存在著單向性和機械性，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和儲存知識，講授的時間占了課堂的大半部分時間，學生的參與活動較少，主動獲取、形成和發現知識的過程被忽視。授課內容抽象單調，形式和手段單一，理論與現實脫節是自然辯證法課程無法進入學生內心的關鍵原因。大部分教師的學科背景屬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學專業，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的相關背景，在聯系醫學實際時存在醫學知識的儲備不夠深厚，醫學理論的功底亟待加強的問題。這就要求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必須有足夠的醫學相關知識，才能不斷增強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吸引力，讓這門課程凝練出“精彩一課”的效果。
2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創新途徑探索
2.1利用教學大綱整合教學內容，實現教學內容貼身化。即聯系研究生的專業、學習和科研中的實際問題，增添興趣與效果。進一步展現自然辯證法原理與工學、醫學及軍事等具體學科領域契合的意義。主張在示范教材參照下，自主選擇教材。[4]密切聯系醫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堅持醫學與哲學融合的原則，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教學大綱的編寫上，為了突出醫學技術的特色，可融入《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醫學倫理學》、《醫學史》等多個學科的相關內容，結合其他人文類的課程加以整合。編寫全國“一本通”的材顯然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個學科專業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的需要，編寫“一綱多本”的自然辯證法教材則成為各個高校任課教師的熱切期盼。[5]
教學大綱的內容突出了三個特色：一是緊密結合醫學研究生的專業實際，將《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等內容融會貫通，滲透到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設計中，更突出本課程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二是緊密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思想角度新、教學專題性新、案例資源新，突出本課程的時代性和創新性；三是緊密結合《醫學技術史》、《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其他交叉學科的內容，突出本課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醫療技術倫理方面，不僅要跟學生講清其內涵，還要講授其主要內容。在醫學高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要謹防“醫學技術主義”的影響。
2.2優化教學設計：一是內容結構的設計，打破教材的邏輯結構，貼近醫學專業實際。如在講授技術觀時，整合有關技術倫理的內容，在有限的課時內，將最優化的內容呈現給學生。從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角度，思考“技術決定論”在醫學領域的表現，探討醫學技術價值、醫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兩重性及現代醫學技術倫理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養學生辯證分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醫學、醫學倫理學、哲學等多種學科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拓展學生的視野。[6]讓學生明確，醫療服務是終身職業，不斷加強自我學習，更新知識，提高倫理素質，才能更好地將自己所掌握的醫學技術奉獻給社會。
二是多媒體教學的設計，查找網上大量的相關資料，精選趣味性的圖片，如講授遠古時期的自然觀，人對自然的膜拜，運用一些國內外的古代巫醫圖片配圖說明，學生對這些知識從未了解過，經過生動有趣的講解，提升了學習注意力。精選一些給學生帶來極大思想震撼的視頻資料，通過正反對比手法，使學生領悟到人與自然的終極和諧才是一種精美意義上的生態自然觀。每一專題都設計“影視推薦”欄目，將新近的、優秀的、典型的節目介紹給學生，增加了學生對自然辯證法知識的理解和思維拓展。
三是分組討論設計，一般來說，單個問題提問學生的參與性不高，課堂積極性難以調動。采用案例教學形式，把問題分化成多個小問題，實行分組討論，每個小組討論一個主題，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在問題的設計方面，多結合醫學專業和社會熱點，問題設計與專業背景密切聯系，有助于醫學背景的專業知識與自然辯證法理論相互交叉和滲透。如在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時，引導學生討論古代自然觀在歷史上對中醫和西醫的不同影響；收集資料討論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的表現及現實意義。在講授科學本質時，組織學生辯論中醫學是否是科學的；談到技術的價值和倫理時，引導學生討論轉基因食品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是福還是禍。
2.3增強學生的研究性學習導向，培養學生創造意識。《自然辯證法》教材涉及創造技法的內容很少，我們結合醫學創新案例，多方面介紹醫學創造方法。使學生實現從記憶性學習向創造性學習的飛躍。增強學生運用方法的自覺性和提高他們運用方法進行科技創新的能力。[7]結合相應的教學內容，向學生提供課程論文題選、推薦書目、優秀影視等科研信息，鼓勵學生進行科研探索。課前給學生布置討論主題，學生利用收集的資料，通過小組討論達成共同認識。有意識地組織學生參與課程設計，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在方法論的教學中，突出方法論教學的哲學特色，把各種具體的醫學研究方法歸入醫學思維方法范疇，通過醫學假說和醫學發現與探索的思維方法等內容，深刻揭示各種思維方法在醫學領域的運用。
2.4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時成績+分組討論+期末考查”模式，總評成績由三部分構成，平時成績占20%，由課堂表現和考勤情況組成；分組討論占30%，按照自愿原則組成10人小組，自主選擇討論主題，上交討論報告和記錄。期末考查占50%，實行開卷考查，出題方式比較靈活，重要考核學生運用知識、原理、理論分析現實問題，考核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知識拓展能力。分組討論發揮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團結協作，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培養創新精神。通過本學期的考核創新機制的實踐，學生的學風和考風實現了較大的轉變，學生上交的小組討論作業反映出他們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在蘊含著醫學與人文、醫學與哲學相融合的特點。現代醫學突飛猛進，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層出不窮。醫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縱然給人類傳來了福音，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困惑。加強醫生的人文關懷意識，需從重視醫學院“未來醫生”入手。歐美發達國家也將醫學人文學科作為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列入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目前，我國部分醫學院校已開設醫學人文課程，但內容僅占5%的比重，遠低于美、英、法等國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學經驗缺乏、師資力量不夠等原因，我國醫學人文教育還存在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現象，教學效果尚不理想。
現代醫學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醫學本身，而是在醫學科學化后的一些副產品和現代社會商業化帶來的沖擊。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生意識到，要成為一名杰出的醫生或醫學家，僅僅憑借醫學知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還必需具有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課程的教學中可增加人文知識的相關教學資源，如醫學大家的介紹、醫學發現和發明、藥物研究的相關歷史等案例，增強學生的關注度，提高學生的人文探究，促進科研思考。
自然辯證法可以從“仁心”和“仁術”兩方面來提高醫
學生的人文修養。人文精神貫穿自然辯證法教學始終，以鮮明的人文案例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應給科學技術一個準確的人文定位，如果說醫學僅僅是一種知識和技術，有失偏頗。在關于“科學技術的價值”內容講授時，引入醫學的價值有關內容，讓學生思考為什么“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最能彰顯醫學的真諦？通過討論使學生理解醫學是一門“人學” ，而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藝術，“醫乃仁術”是醫學人文性的集中體現。在探索醫學難題時，應考慮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質量，如緩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質量，治療并不總意味著治愈，還包括體恤和減輕痛苦。
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如何將一般原理與學生的學科專業實際聯系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教學和學習的效果，是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們一直探討的問題。在教材的創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傳統教材的體系結構，突出醫學高科技應用的問題。目前在醫學領域呈現出與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緊密結合的優秀成果，甚至還呈現出具有中醫特色的自然辯證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適用于中醫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將醫學實際融入自然辯證法教學內容，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組建一支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團隊，實現教師間的密切合作、學科互補，是提高教師素質和課程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 楊學軍，張 磊，呂衛東.創新型教學在“自然辯證法”課程中的實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25（1）：109-112
[2] 肖健.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培養醫學研究生科技創新素質的體會[J].南方醫學教育，2005（1）：38-41
[3] 徐治立，劉 敏.自然辯證法的科學發展[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2）：123-125
[4] 徐治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24（1）：105-108
[5] 張宗明，張艷萍.結合研究生專業的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探索與實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9）：97-100
關鍵詞：科研課題；高師學生；創新能力；教學質量
中圖分類號：G642.0？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3-0223-03
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支撐一個國家崛起的筋骨。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培養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至關重要。高等院校教學和科研是相互促進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一體，所以探索依托科研課題，與科研的基礎平臺：畢業論文、創新杯、課外科技活動相結合，培養生命科學專業學生創新能力具有重大意義。
一、高師院校學生參加科研的重要性
當前不少地方高師院校對學生參與科研不夠重視，認為高師院校的任務是以培養中學教師為主，而中學教師的教學不需要科研，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因為隨著專業開設的多元化，不少高師院校都不同程度開設了非師范專業；同時，隨著學生就業的多元化，不少學生畢業后不一定從事教師工作。因此，在校學習期間，學生學會進行科研工作，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提高綜合能力是重要的。由于對學生參與科研認識不足，措施不當，導致這些院校的學生科研能力不足，缺乏創新意識，畢業論文工作和質量受到影響。高校教學所傳授的科學文化知識具有系統、深、專、精的特點。因此，有必要把科學研究因素引入教學研究中，使學生參與知識的發現過程。學生科研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對提高畢業論文質量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在科學研究中，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其他人打交道中，學會了處理多種關系，有助于學生形成創新意識、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二、依托生命科學科研課題類型，多樣化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生物學專業與其他理科專業一樣，是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性極強的學科，但又具有學科基礎廣泛，學科交叉、傳遞信息量大等特點，所涉及的科研課題，有生物學基礎理論研究，又有農業生產的研究；有微觀方面的研究又有宏觀方面的研究。因此根據生命科學科研課題類型和特點，我們多樣化地從如下幾方面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1.立項科研課題與畢業論文相結合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畢業論文是高師院校學生教學的重要環節，也是培養學生從事科學研究能力，培養創新能力措施之一。為此，學院在畢業論文的教學中，鼓勵教師依據其承擔的科研課題和內容，劃分為若干小課題，由專家審定后面向學生，由學生選擇承擔開展論文工作。如周歧海教授、博士承擔國家自然基金、廣西基金的“黑葉猴的覓食生物學與棲息地選擇的研究”課題，從中抽取部分內容，劃分為“黑葉猴理毛行為觀察”、“黑葉猴食物選擇及食物量研究”、“黑葉猴活動時間分配的研究”等小項目，面向學生，由學生自由選題。實踐證明，這種參與重大課題研究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動手能力，也有利于為學生的后續學習奠定基礎。不少同學考取碩士研究生后仍師從導師從事研究工作，如2000級的黃中豪、韋顯盛同學本科時畢業論文由黃乘明教授指導，本科畢業后仍師從黃乘明教授讀碩，開展“弄崗黑葉猴的覓食生態學”和“扶綏黑葉猴的活動時間分配及其棲息地利用”研究；另唐紹清、秦新民、鄧業成、周善義教授等也將自己承擔國家資助自然基金項目和區課題中的部分內容作為小課題給學生研究，這種依托科研課題開展畢業論文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自主課題與畢業論文相結合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依托科研課題開展畢業論文，對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科研課題的深入起著積極的作用。但在目前實際情況下，承擔國家、區級等項目的教師畢竟是少數，多數教師從事的僅僅是校級項目、自選項目或探究性項目的課題。因此，將這些項目和課題作為學生課外小科研的內容與畢業論文相結合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也有助于發揮教師指導畢業論文的積極性，從而成為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途徑之一。多年來，僅石貴玉教授就指導學生從事諸如“復合多效唑對、水仙花的矮化效應”、“重金屬對植物的毒害效應”、“環境脅迫對植物的影響”等幾方面的課題，近35人的畢業論文，10人次獲得了優秀論文，其中有的研究成果經重復實驗和整理，發表在“生物物理學報”、“廣西植物”和“廣西師范大學學報”等雜志上。
3.地方特色資源研究課題與畢業論文相結合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我院生物學專業涉及的研究課題廣泛。因此在開設畢業論文選題上也根據廣西地方特色資源開設這類的選題供學生選擇。這樣既擴大了畢業論文的選題范圍，又結合地方特色資源的研究開發，從而極大地提高學生的興趣和積極性，也有利于學生增強深入研究地方特色資源、合理利用和保護特色資源的思想意識。
4.課外科技活動與“創新杯”相結合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依托科研課題鼓勵學生參與老師的科研課題，和老師一道開展研究，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極為重要。同時依托科研課題開展各類科技競賽，以科技創新活動為載體，提高學生的競爭意識和創新能力也極為重要。“創新杯”、“挑戰杯”的目的就是培養學生探索、開拓、創新的精神，培養學生觀察、分析的科學能力。為此每年學院領導積極動員學生參加以學院和學校“創新杯”，繼而參加全國“挑戰杯”大學生學術科技和創業為載體的活動，學生積極性高、參與面大，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幾年來，梁士楚教授、薛躍規教授、馬姜明教授、石貴玉教授、謝強副教授等老師指導的學生課題組開展研究，成果參加學校、全國的“創新杯”、“挑戰杯”比賽均獲得了好成績。如薛躍規教授指導的“湘西洛塔植物區系開發利用研究”獲全國第六屆“挑戰杯”二等獎；“大石圍及其周圍地區植物區系組成及特征”獲第七屆全國“挑戰杯”三等獎；近幾年來，我院學生獲校“創新杯”一等獎6名，二等獎11名，三等獎13名，賈金生同學獲二項國家發明獎，這些成績給學校、學院增添光彩，又使學生從中得到鍛煉，開拓了創新精神，培養了自主創新能力。
5.中學課改研究與畢業論文相結合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師范院校培養的學生，部分是將來的中學教師，而與中學廣大教育工作密切相關的課程改革現正在我國中學開展，因此，在大學期間讓學生接受相關中學課程改革的信息，開展課程改革的探討和與畢業論文相結合是很必要的。幾年來，依據所承擔的各種教學研究課題，我們有針對性地設置這方面的畢業論文課題，供學生選擇。如楊華副教授指導的“試論研究性學習”、“廣西中學生物教師探究教學能力狀況調查與對策研究”等；肖邦裕副教授指導的“新課程的生物學課程設計與實踐研究”、“中學生生物學學習態度的探討”等。這些是楊華副教授等承擔的國家、區課題所開設的畢業論文選題，是和中學課程改革緊密相關的研究。這種做法一是擴大了選題范圍，提高了學生興趣；二是增強了學生的改革意識，培養了學生的創新能力，為學生今后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課程改革的基礎。
6.加強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的指導。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的指導是逐步使學生從被動學習向自主學習方向發展，從而實現教師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目標。在指導上，導師工作應重在“導”字上，讓學生主動去學習，積極思考，綜合分析，完成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的實驗過程和撰寫工作。所以加強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的指導工作，是提高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質量的關鍵措施之一。為此，我們在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指導中，除要求具有講師以上職稱，在教學和科研上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才能擔任指導教師外，同時要求指導教師精心悉意、手把手地指導學生。要求學生自己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以培養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另在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進行期間，定期檢查各位指導教師的指導工作，保證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工作的如期進行。
三、實驗教學改革與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相結合
傳統的實驗教學中，實驗內容大多是驗證性實驗、傳授操作技能實驗和一些較簡單的綜合性實驗；實驗是在教師和實驗員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學生按實驗步驟“藥方抓藥”樣機械進行實驗，學生處于被動地位，不利于學生創新能力和設計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后繼課程畢業論文的教學。為此我們對實驗課進行了改革，開設了設計性試驗。具體做法是教師根據實驗教學內容提出試驗題目，由學生查資料、設計試驗方案，然后開放實驗室由學生獨立完成實驗，撰寫實驗論文，討論發言，評分等。如2002～2004級生物科學專業、生物技術專業的遺傳學實驗中，學生對“果蠅一對因子的雜交”實驗、“果蠅二對因子的雜交”實驗、“紅眼果蠅與白眼果蠅的雜交”實驗進行了實驗設計，然后獨立進行實驗，最后整理實驗結果撰寫每個實驗的小論文，在課堂上宣讀論文和討論實驗結果。由于實驗是綜合性的實驗，實驗的準備、藥品配制、實驗操作、數據整理、論文撰寫都是獨立完成，同時論文的撰寫與畢業論文撰寫格式大體相同，這不僅培養學生包括文獻查閱、方案設計、方案實施、實驗操作、結果整理和分析的綜合能力，培養了學生撰寫科研論文的能力，也為畢業論文工作的開展和質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礎。進行設計性實驗教學的課程還有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植物生理學、分子生物學等。
總之，課外科研、畢業論文和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相結合，是高等教育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多年來我們在制定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相關文件，加強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工作的領導，加大經費投入的基礎上，依據各學科專業的特點，依托科研課題，多樣化地開設課外科研和畢業論文選題，使得本科課外科研、畢業論文與科研課題和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緊密結合，增強了學生的興致，培養了學生的綜合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了高師院校生命科學專業學生的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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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單位：青海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青海師范大學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青海省西寧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1-7542
國內刊號：63-1017/N
郵發代號：56-16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1.學科建設水平全面提升
學校按照“鞏固文理，完善管理，發展工學，拓展醫農”的學科建設思路，不斷完善學科建設管理機制，全面提升學科建設水平。
實施高水平學科建設計劃，全力實施學科建設“三五工程”，即打造五大學科高地，建成五大學科集群，培育五大學科新優勢，致力于建設一批高水平學科。通過建設，實現微生物學、化學2個學科進入ESI全球排名前1%，民族學、政治學、生態學、微生物學4個學科進入國家學科評估排名前10。
繼續實施基礎學科振興計劃，加大基礎學科建設投入，引進和培養了一批高水平學科帶頭人和學術團隊，產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實現了在基礎學科領域內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的全覆蓋。繼續推進學科區域建設，形成了“生物學—特色資源利用化學—環境科學與工程—醫學—農學”“民族學—社會學—民族文化產業管理學”和“中國史—國際關系—中國邊疆學”三大學科區域的建設新格局；啟動了國際關系大學科群建設，整合校內現有學科資源，文理并進，構建全國體量最大的國際關系學科體系。
2.本科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
學校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加強教學管理，創新教學機制，穩步提高了本科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一是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形成了涵蓋11大學科門類、89個本科專業，新增3個小語種專業，形成“校—省—國家”三級試點專業綜合改革體系。二是修訂人才培養方案，實行彈性學制。三是深化通識教育改革，嚴控教學質量，引進優質教學資源，保持開課數量穩中有升。四是提升教師教學能力，成立了“云南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五是探索拔尖學生培養模式，加大了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創新實驗區的建設與改革力度。六是推進了聯合培養、協同育人，同國內外高校開展聯合培養、協同育人。七是探索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不斷擴大自主招生規模。2012年，學校被教育部列入內地63所對港免試招生普通高等學校之一。
全面實施“質量工程”。一是加強專業建設，依托現有的國家級特色專業和省級特色專業，著力打造具有學校特色、體現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特色學科專業群。二是加強課程建設，通過11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和33門省級精品課程的示范作用帶動課程建設的全面發展，建設優質課程資源共享平臺。三是加強教學團隊建設，依托4個國家級教學團隊和11個省級教學團隊，開展教學工作的傳、幫、帶。四是加強實驗實習基地建設，現建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3個、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10個、國家級野外綜合實習基地1個、校內外教學實習基地269個，獲得國家級和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近100項。
3.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長足發展
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取得長足發展，學位授權體系不斷優化，研究生培養質量不斷提高。
學位授權體系日益優化。與2010年相比，新增10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36個二級博士學位授權、15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43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和4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10個一級省級立項建設學位授權學科，實現了基礎學科領域內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全覆蓋、學術型學位與專業學位全面發展。
研究生培養規模穩步擴大。學校現有博士研究生934人、全日制碩士研究生7 103人、在職碩士研究生6 777人、外國留學生160人，博士生、碩士生的比例趨于0.1∶1，研究生與本科生比例趨于1∶1。
“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深入推進。民族學、人類學“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連續4年入選教育部“全國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項目，法律碩士、MBA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圓滿完成。立項建設14部研究生優秀教材、15門研究生精品課程，遴選9名博士生進行優秀博士論文培育。
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一是修訂了研究生培養方案，以學科發展需要和研究生能力提升要求設置專業課程。二是完善了研究生國際交流與合作機制，出臺研究生國際交流與合作管理規定，利用區位優勢，與紅河學院等合作招收留學生。三是制（修）訂了一系列研究生獎助學金制度，嚴把獎助學金評審公示關。四是健全了研究生質量保障體系，嚴把學位授予關。五是完善了導師管理制度，嚴格導師遴選與招生。
4.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十二五”期間，學校圍繞國家戰略和地方經濟建設需求，依托重大項目研究，加大了技術創新力度，學校科技創新水平和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參與國家科技創新。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研究領域，學校承擔了國家“973”、國家基金重大計劃及重點科技項目近10項，資助經費1.4億元；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74項，資助經費2億元；獲省部級科技獎25項，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獲各級各類項目865項，立項總經費0.62億元，其中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8項，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48項；獲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4項，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優秀成果獎9項；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154項。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狀；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轉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