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01 15:50: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財政政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總結去年，規劃今年，是即將開幕的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最主要的議題。世界經濟強體一片衰退的沖擊波蕩漾全球，我國經濟逆風而上繼續在適度快速增長的平臺上前行。經歷了抵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機體的免疫力、抵抗力進一步增強了。然而，我們不僅面臨外患，同時還存在著內憂，憂患意識不可無。
擴張型財政政策流露長期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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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開始，我國政府財政政策由緊縮政策轉而實行擴張政策。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所以屬擴張型財政。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投資和消費的增長，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是，現在本應淡出和轉型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卻出現了長期化的趨勢，經濟快速增長染上了對擴張政策的依賴癥，而潛伏的財政和金融風險卻使擴張政策難以為繼。這是當前政策抉擇面臨的一道難題。
2001年,GDP增長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個百分點，且呈現逐季減緩趨勢，經濟整體增幅下降的態勢表明擴張政策的效應在遞減；國有企業在基本實現三年脫困目標之后，脫困的成本和代價尚未消化，又出現效益回落，利潤增幅持續下滑，部分企業脫困后又返困，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國有單位的投資靠國債支持繼續上升與非國有單位投資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國債投資之外，各類市場主體的自我積累機制依然乏力；物價由低速回升轉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價下降0.8％，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下降1.2％，生活資料出廠價下降1.5％；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難度加大，去年下崗未能再就業的職工近600萬人，城鎮實際失業率高于登記失業率2－3個百分點；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增加農民消費、啟動農村市場乏力，制約農民增收的諸多因素仍然存在；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潛伏的財政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深。字串5
回顧2001年，瞻望2002年，對今年經濟發展和對策，似應作出以下幾點認識：
連續4年實行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經濟增幅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并為今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但是，放松銀根的政策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劑強心針，不可能帶來經濟持續快速穩步增長，為經濟長期發展埋下隱患。巨額的財政赤字，沉重的債務負擔，貨幣超經濟發行，最終勢必釀成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或者導致經濟滯脹（如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政者都不會長期推行擴張性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度財政敞開國庫花錢，銀行開足馬力印發鈔票，由此釀成的苦果至今還沒有消化完畢。財政長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居民儲蓄超常增長等，這些因素都給經濟投下了通貨膨脹的陰影。現在人們之所以沒有看到它的現實威脅，是由于出臺的改革措施強制地遏制了購買力的需求變現，把收入鎖進銀行的保險柜；是由于貧困人口增加，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購買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不能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化解經濟風險時，應當適時地把重點轉向后者，決不能為保暫時增長而犧牲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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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并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傾向。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后患無窮。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莫追隨發達國家進入“消費社會”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決定消費，但生產歸根到底是為了消費、依賴消費。近代工業革命飛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導致消費資料極大豐富。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興起了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無節制的物欲滿足為宗旨，奉行
物質消費至上主義；超越生產和消費的能力，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現代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正像傳染病一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和擴，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國GDP總量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6位，但僅占世界GDP總量的3.6％，美國占32.6％；中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居第39名，美國居第2名。
中國進出口總額達5098億美元，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國，但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出口占5.4％，進口占3.2％。
關鍵詞：財政政策國債投資經濟結構減稅
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近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選擇。但是，若這種政策只是靠增發國債來帶動政府投資的擴張，財政債務風險會不斷加大。所以，尋求化解財政風險和解決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積極財政政策創新問題，至關重要。
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期。2003年GDP增長9.1%，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資和出口。在9.1%的經濟增長率中，投資拉動的貢獻為70.95%，遠遠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資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過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總額同比實際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資額同比增長了41.5%。以房地產為代表的一些行業已經出現投資過熱，連續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增長37.1%，其中出口4384億美元，增長34.6%，進口4128億美元，增長39.9%，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強勁需求拉動下，價格總水平開始上升，通貨膨脹的壓力開始凸現。面對中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今后一個階段內，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是在控制總量的同時，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從調整結構入手，適時適度地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和實施的力度。財政政策應由政府直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變到解決長期性、戰略性、結構性的問題上來。
首先，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適當地減少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并逐年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經常性建設投資。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的要求，緊緊圍繞“五個統籌”，把機制創新作為積極財政政策調整的重心。主要是通過改革財政投入機制，拓寬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思路。財政政策要更多地發揮稅收、貼息、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財政杠桿，隨著改革的深入，積極財政政策將逐步融于公共財政政策中去。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給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基礎十分簿弱，現代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低下；工業和建筑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在這種狀態下，增加需求僅僅依靠積極財政政策肯定是很難湊效的，必須通過調整經濟結構來實現。
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著力解決“三農”問題
首先，用長期建設國債進行農村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投資少、工期短、見效快、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它不僅可以創造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消費市場，而且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最佳路徑。其次，加大防災、生態保護的投入，加強生態建設和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這些項目社會效益好，主要靠財政投資。再次，增加農業科技投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依賴于農業科技的進步，科學技術的推廣和農戶教育水平的提高，國家應盡早啟動農村教育扶貧工程。這是公共財政支出的重要內容。最后，利用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手段來引導和扶持那些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農業投資項目。積極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大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對第二產業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
調整結構，保證重點。按照經濟結構調整目標，除了保證國家重點基礎產業的投資外，還應支持工業戰略改組、優化與升級，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略，使其盡可能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業。這不僅是國有企業自身和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體企業、個體企業、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發展的需要。對那些經戰略性改組后有必要續存下來的國有企業，除少數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繼續保持獨資外，對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強化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功能。當然，在結構調整與升級過程中，財政增量投入總是有限的，重點是盤活存量資源，使存量資源在不同產業、地區之間流動，而存量資源的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組合的結果。關鍵問題是目前我國一方面缺乏資本退出的必要條件即產權的市場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資本補償的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結構調整和升級相聯系的資本補償就需要財政政策支持。財政可以通過發行長期專項國債來收購、封存或淘汰那些生產能力過剩的資本，使過剩領域的資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補償。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首先，要嚴格市場準入制度。盡快制定完善并嚴格執行行業準入的環保、安全、能耗、技術、質量等標準，不達標的一律不準開工建設，對在建工程進行清理整頓，對未達標的，責令限期改造達標。其次，要嚴格土地審批制度。對省以下土地實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業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建設項目，一律不得批準用地。再次，要加強監管，嚴格控制銀行貸款。銀監會要加強監管，中央銀行要強化窗口指導，商業銀行要增強風險意識，嚴格貸款審核，對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擴張的行業，要從嚴控制貸款。最后，要加強稅收執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門擅自出臺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不得越權減免稅收。
要大力發展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產業結構調整使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重工業化時期，此次經濟的重工業化是消費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以及政府政策引導的結果。今后我國擴大內需的重點應該從直接投資轉向擴大消費，充分發揮消費結構升級對社會消費的促進作用，財政政策應側重于支持汽車、通訊、旅游、文化、體育、教育、醫療服務等新興消費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重點扶植高新技術產業、生物工程產業、教育產業以及旅游產業的增長；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限制，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使各種各類民間投資主體在優化產業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切實增強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
要合理運用政府采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勞動力、投資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政府采購作為市場中最大的購買者，它可以引導生產要素向產業結構的合理方向流動。通過有計劃有目的政府采購，使得需求結構處于引導產業發展方向的態勢。目前我國房地產，汽車等投資增長過快，如果政府采購在一定時期內不抑制這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就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危險。當然，在短期內，政府仍然需要有計劃地適量增加投資過熱的產業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投資過熱產業的投資產品。否則，會導致生產產品過剩，很有可能形成經濟滯脹。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啟動消費
連續實施六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雖然保持了經濟的較快增長，但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會經濟預期對供求關系的影響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預期，已成為擴大即期和中遠期消費需求的障礙。因此，近期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對啟動消費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盡快建立健全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社會保障預算，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數居民增加消費的后顧之憂，提高消費信心和消費水平，促進經濟良性發展。二是穩定居民的收支預期，增加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繼續貫徹執行企業“兩個確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對困難群體的財政扶持力度。三是進一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選擇可行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決農村消費不足的問題。四是消除限制消費的體制性、政策，改善消費環境，啟動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深化稅制改革，促進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
對消費行為減稅，以刺激消費
當前，一般性消費品已在我國城市家庭趨于飽和，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城市居民的消費傾向已開始向汽車、住房、教育等更高級的消費升級。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做法，為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將減稅政策與銀行的消費信貸結合起來。對政府鼓勵的特定消費行為如居民購買住房、汽車、教育等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免個人所得稅。因此，建議政府應盡快制定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免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以達到擴大內需，引導社會生產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的目的。
對投資行為減稅，鼓勵投資，特別是吸引民間投資
為了鼓勵企業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可以將減稅與擴大投資需求結合起來。
進一步擴大企業所得稅的抵免范圍。對企業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和國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的投資都應按一定比例允許抵免企業所得稅，以鼓勵企業投資，推動國內企業技術裝備的進步，提高其競爭力。
逐步推進增值稅制改革，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是從1994年起實行的一種生產型增值稅。這種生產型增值稅使得企業外購設備的投資越多，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這樣就抑制了投資和設備更新及技術進步，導致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稅負重。而且生產型增值稅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征稅，使得國內產品稅負重于國外產品，稅負不公，不利于公平競爭。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繳納增值稅允許抵扣，不僅可以鼓勵企業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增強企業自主投資的動力，逐步形成社會自我投資的增長機制，而且可以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提高企業的供給水平。增值稅轉型后，應盡快對納入抵扣的固定資產的范圍做出嚴格的限定。
繼續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改善農村消費環境，
一是全面推進農村“費改稅”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費，進一步規費收費。二是逐步從以稅代費改為費稅全免。為了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應逐步降低農業稅率，直至取消農業稅，實行城鄉統一的稅制，即對從事農產品生產和交易的農民只征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不征農業稅。三是對農民個人和個體工商業戶繳納增值稅、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時，進行適當地稅收減免照顧，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啟動農村消費市場。
參考資料
1.劉立峰，《國債政策可持續性與財政風險討論會綜述》，《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
我國公共財政除了具有市場經濟國家公共財政的一般特征外，如提供公共品或勞務、矯正外部效應、維持有序競爭、針對非價值性物品進行社會性規制、調節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還具有自己的特點。（1）政府不僅要矯正市場失靈，還要彌補市場殘缺，培育和完善市場，促使經濟在日臻成熟的市場中持續增長。（2）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公共支出財力有限，政府提供的均等化財政服務的任務相當艱巨。（3）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決定了政府必須按市場法則繼續管理、經營好這部分國有企業，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我國市場尚在發育，正處于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成熟的市場經濟過渡階段。我國已建立起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正處在由財政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過渡的轉型時期。制度、體制的創新成為轉型期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轉型時期體制創新本身面臨著種種風險，如經濟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職工分流下崗，政府機構改革，收入水平的懸殊，經濟全球化下的外部沖擊等等都會影響著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這就客觀上要求財政強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但在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市場化的推進，原有的、主要依靠過多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辦法，已明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構建政府管理經濟的宏觀間接調控體系，應更多地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及配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這已成為政府職能轉換中的首要任務。
二、目前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l．世界經濟的約束。
隨著加入wto，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將進一步融合，由此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以及世界性緊縮傳導效應的加速，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呈現的明顯過剩和緊縮特征至今未得到根本的改觀，小布什上臺后美國經濟的降溫，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下降，國際市場商品價格持續走低，這些都將影響國際市場對中國外貿出口的需求，抑制國內市場價格的回升，從而進一步加大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的矛盾。
2．結構調整的維艱。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低檔次產品過剩，高檔次產品供給不足的結構轉換時期。基本供給層面上的商品已經不再供不應求，而商品供過于求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在諸多傳統產業飽和的同時，許多新產品新產業尚待開發，現行經濟結構難以支持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盡管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們正在逐漸擺脫結構調整的制度因素影響，開始加快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但當今世界技術換代不斷加快，在解決現存結構問題的同時，更新更高層次的升級換代使經濟結構調整成為長期性任務。
3．消費增長的滯緩。
當前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局面決定了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總收入不斷增加，但增量部分被占人口 20％的高收入人群獲取，80％的低收入居民呈相對下降趨勢。低收入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增長緩慢，不能形成對消費增長率的實際貢獻；高收入階層雖然收入不斷增加，但邊際消費傾向低，對消費增長率貢獻也不大，因此導致了總體平均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再加上消費者對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改革措施的預期，使居民儲蓄傾向增強，消費傾向減弱。
4．投資速度的放慢。
近年來由于政府增發國債，加大了政府投資力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強。但今后一個時期投資增長與改革開放中前期比較，速度將會放慢，這是緣于：一是目前全社會投資基數較大；二是國有企業改革尚處于關鍵時期，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企業資產負債率和利潤率都沒有得到根本性好轉，投資能力有限；三是銀行的信貸功能難以充分發揮，企業利潤率低下和銀行風險防范意識的增強，導致銀行的儲蓄投資轉化率較低；四是民間投資不夠活躍，缺少必要的引導機制和激勵機制，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不暢；五是資本外流現象未得到有效遏制。與此相應的另一面，外資引進的發展趨勢也不容樂觀。
綜合上述因素分析：我國從“短缺經濟”時期過渡到“后補缺”時期，有效需求不足將會經常性地存在，通貨緊縮的壓力將取代通貨膨脹的壓力，成為經濟運行中必須認真關注和解決的問題。這是由體制轉軌和結構轉移的雙重因素決定的。若想從根本上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必須實現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轉換，不可能一蹴而就。
盡管如此，就宏觀大勢而言，我們仍持樂觀態度。據世界經濟組織預測，在中國結構轉換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將由改革開放中前期的高速增長階段進人次高速增長階段，但由于中國市場容量和結構轉換空間較大，在未來30年，仍可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借鑒
我國 1998－2000年所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從經濟理論源頭上考察應屬于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政策。這種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主要包括兩類：
一是漢森的吸水政策，即在經濟蕭條時靠付出一定數額的公共投資使經濟自動恢復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個特點：第一，汲水政策是一種誘導景氣復蘇的政策。是以經濟本身所具有的自發恢復能力為前提的治理蕭條政策。第二，汲水政策的載體是公共投資，以擴大公共投資規模作為啟動民間投資活躍的手段。第三，財政支出規模是有限的，不進行超額的支出，只要使民間投資恢復活力即可。第四，汲水政策是一種短期的財政政策，隨著經濟蕭條的哨失而不復存在。
二是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的補償政策。即政府有意識地從當時經濟狀態的反方向調節景氣變動幅度，以達到穩定經濟波動的目的。在經濟繁榮時期，為了減少通貨膨脹因素，政府通過增收減支等政策以抑制和減少民間的過剩需求；而在經濟蕭條時期，為了減少通貨緊縮因素，政府又必須通過增支減收等政策來增加消費和投資需求，謀求整個社會經濟有效需求的增加。
準確的剖析，補償政策和汲水政策雖然都是政府有意識的干預政策，但其區別也是很明顯的：第一，汲水政策只是借助公共投資以補償民間投資的減退，是醫治經濟蕭條的處方；而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的干預政策，它不僅在使經濟從蕭條走向繁榮中得到應用，而且還可用于控制經濟過度繁榮。第二，汲水政策的實現工具只有公共投資，而補償政策的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包括所得稅、消費稅、轉移支付、財政補償等。第三，汲水政策的公共投資不能是超額的，而補償政策的財政收支可以超額增長。第四，汲水政策的調節對象是民間投資，而補償政策的調節對象是社會經濟的有效需求。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屬典型的“汲水政策”，其載體是國債投資，而1999年以來的財政政策則屬于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干預的政策，其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有稅收、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等。
不論采取汲水政策還是補償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擴大公共投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短期表現為需求效應，而長期則表現為供給效應。
在“后短缺”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全面的供給短缺轉向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失調并存。目前中國經濟呈通貨緊縮態勢，絕非是單純的生產能力超過市場容量，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微觀和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造成的，既含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有供給結構問題，后者導致了供給質量不高，造成結構性積壓嚴重，反過來又增加了需求困境，根據這一判斷，我們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既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又不同于西方國家70年代的經濟滯脹。因此，單獨用凱恩斯的短期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或供給學派的減稅等一攬子供給管理政策，均不能達到目的，應將二者結合起來運用。我國的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導致了供給狀況不能適應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費者的需求，必須也只能通過供給調整來適應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結構。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斷提高，供給可能發展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調整供給將顯得越來越重要。治理的辦法在于把政策導向和市場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壓縮無效供給，發展有效供給，實現供給結構的升級換代。
四、近期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近期的積極財政政策要鞏固前期政策成果，應汲取日本在擴大內需政策缺乏連續性而遭失敗的教訓，防止因輕易改變財政政策的方向力度，而導致的經濟再度陷入不景氣現象的發生。在政策的實際執行中，要注意：
1．繼續發揮國債作用，注重引導社會投資。國債投資的使用方式，應適當減少直接投資，逐步增加間接投資的比重，即采取財政參股、補貼、貼息等辦法吸引民間投資。對國債的使用方向，要加快在建項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做好“填坑補洞”的后續性工作，提高項目的使用效益；要加大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工程的投資力度；要通過貼息等方式擴大國債對高新技術產業和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的支持，促進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升級換代。
2．調整稅收政策、激活社會投資，進行稅制結構調整。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減稅或增稅，不同領域的稅負水平將有增有減。增的部分系指當前gdp中法定稅負較輕的，或現行稅制應該覆蓋而尚未覆蓋的部分，應對其拓寬稅基，適當增加稅負，如對環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負效應的行為課征重稅。減的部分則是gdp中稅負過重的部分，如增值稅的稅基改革，企業所得稅稅前成本的足額扣除等。稅制調整是適應加入wto的需要，稅制改革的重點：一是實現增值稅稅基的轉型，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以利于鼓勵投資。二是增值稅征收范圍的擴大，由目前的選擇性征收轉向普通性征收。三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改變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的現狀。四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建立綜合匯總征收制度，同時改革扣除標準，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征收力度，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此外，要解決目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對股息紅利所得的重復課征問題，消除其對投資的抑制作用。
3．規范轉移支付制度，支撐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縮小地區間過大的貧富差距是中央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于支持西部大開發，一方面要盡快完善合理有效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地區間公共財政服務水平的均等化。鑒于我國是單一制國家，應該采用以縱向平衡為主，縱橫結合為輔的轉移支付模式，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開發的特種國債，保證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生態環境等項目的圓滿完成。
4．調整財政支出范圍，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政府的資源配置要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提高對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科學教育、環境保護。國防等公共項目的支出，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盡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的份額。在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面，除通過增加財政投入、國有股變現等方式外，還須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
五、關于積極財政政策談出問題
我們認為，從中長期看，我國應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當未來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政策選擇也應發生相應變化，因此要考慮適時逐步談出積極財政政策問題。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公共消費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但是居民消費品的發展基本上還是首先從滿足私人消費品開始的。從城市居民消費來看，大致上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中心，即解決吃飯與穿衣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發展與滿足對現代家電與現代家具的需求為特征。由于我國在傳統體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例如糧、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給，因而在改革開放后發展私人消費品的上述兩個階段中，市場表現出了極為強勁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現為所謂的消費需求膨脹。這種強勁的私人消費品的市場需求，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
我國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發展階段后，應該繼續朝著私人住宅、私人小轎車、現代私人通訊設施（即電話、電傳、電腦三位一體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謂新三件的方向發展，但因為除了對現代通訊設施居民的購買力還能承受之外，對于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居民的購買力還難以承受，所以我國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階段之后，其需求急驟下降，出現了嚴重的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了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口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局面。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正常的，因為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的支付價格比較高，居民現在還難以承受，居民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私人消費品發展階段之后，需要有一個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然后才能進入新的消費階段。
在居民私人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其下降必然會導致市場需求不足，從而使生產增長乏力。在這種條件下，如何保證總需求有效增加，從而使經濟發展有足夠的需求拉動力？從消費方面看，唯一的辦法是利用財政政策，加大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彌補私人消費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經濟發展，保證經濟在缺乏私人消費品需求拉動力的條件下，能夠實現穩定而持續的增長。財政政策的這種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通過加大投資而實現的，因而稱之為反周期。這種反周期作用對經濟增長具有乘數效應，因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費品的投資需求之外，還會增加人們的收入，從而增加人們的私人消費品需求，最終會促進經濟的較快發展。
從我國目前的居民消費狀況來看，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也確實嚴重滯后于私人消費品的發展，例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文化教育設施落后，抗災救災能力低下，等等。總之，從居民消費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們在大規模發展居民私人消費品之后，也應加大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因此，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是與經濟發展趨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實現了刺激經濟與發展經濟的內在有機統一。
財政政策的這種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過財政赤字來實現的。因而人們往往擔心這種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會增加財政赤字，從而從另一個方面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我國目前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不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因為：第一，我國目前實施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所引發起的赤字，從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等方面來看，還遠遠沒有達到赤字負效應的警戒線，是屬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國的公共消費品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者無償性享受的，一類是消費者有償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還不小，因此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有一部分最終會收回來，從而會減輕赤字的壓力。第三，經濟的發展是反周期性的，當經濟高漲時，政府財政收入肯定會增加，從而會有能力彌補赤字。也就是說，財政在經濟低速增長時期為刺激經濟而引發的赤字，會在經濟高漲時期因財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彌補。第四，通貨膨脹等經濟因素的存在，也會為政府利用財政赤字政策創造有利的條件，從而會有利于政府減輕因刺激經濟而形成的赤字的壓力。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使用，必須講究科學性，尤其是要注重財政資金在投向公共消費品時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財政資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屬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潤為指標，而是以社會平均投入成本為指標，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會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財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消費品投資的效益性。如果投資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應就比較差。因此，政府不僅要根據宏觀經濟狀況及時選擇反周期的財政政策，而且還要保證財政投入資金的高效益使用，財政投入資金的使用必須制度化與法制化，堅決杜絕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一）作用機制不同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為調控社會供求總量的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節社會供求總量中通過不同的途徑和作用來表現。它們之間互相協調。1）財政政策作用于社會經濟采取直接方式，而對于供求總量采取間接方式，貨幣政策則供應總量是直接的，間接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2）從財政政策調控看，財政首先是起到調節社會經濟結構的作用。運用稅收政策、財政貼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緩和社會需求總量的作用，但是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的調節，是通過銀行貸款等方式來控制貨幣的總量。與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從消費需求的情況看，社會消費需求是通過財政支出構成的，財政政策在社會消費層次形成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工資基金的管理和監督和現金投放等方式進行調控，以間接方式影響人們的消費需求。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生產過程供應資金，但兩者有著不同的側重，財政政策側重調整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化，而傾向貨幣政策則側重于調整總是和產業結構。
（三）對社會總需求有著不同的功效
財政赤字和財政盈余分別起擴張需求和緊縮需求的作用，但財政從根本上講不會創造任何的需求。要創造需求、貨幣必須通過銀行來實現。所以，貸款方式引起財政的擴張與緊縮。而從更深次看，銀行有著自我的約束機制，可能自行調控擴張與緊縮來約束需求，從這個角度看，銀行貸款是擴大需求和縮小需求的關鍵。
（四）在時效性方面的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時效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是兩種時效性不同的政策調控方式，財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進經濟的增長。貨幣政策通過經濟方式介入，通過銀行信貸，促進經濟的增長。財政政策適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對付經濟衰退起到積極的效應，但只適合在較短時間內采取。而貨幣政策適合于長期調控，在控制經濟過熱與社會經濟產生通貨膨脹時起到積極的效應。因此發揮兩者的長處，協調配合，取長補短，發揮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著不同的側重。在處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著明顯的不同。財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過稅收的調節，社會保障手段的介入，來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擴大，由于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調控，必然出現貧富差距擴大化，社會矛盾尖銳化，長期將出現社會的不穩定。貨幣政策使銀行以盈利為目標的貸款投向，通過信貸的投放，吸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產品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面投放，最終促進社會的繁榮。因此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各自的功能的長處，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協調配合，最終形成全力，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1政策工具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銀行配套貸款中起到協調的作用。在財政投資中，國家發行的債券和中央銀行的調控促進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結合。2政策時效的協調。財政效應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兩個互相協調的機制。在微觀調控領域，貨幣政策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經濟過熱，有效調控通貨膨脹的發生有著長效機制。但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卻表現不足。財政政策以行政干預為手段，在拉動內需，促進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都有明顯的效應。但財政政策的不當處理，常會引起財政赤字、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一些嚴重的后果，所以，財政政策只適合作為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長期不太適宜。3財政功能的協調。不違背銀行經營的初衷基礎上，可以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鼓勵以貨幣拉動經濟的發展，減少財政政策給銀行運營帶來的信貸“危機”的發生。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應與貨幣政策有所區別，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整體發展規劃項目以財政政策，國家投資為主。而一些開發項目、高新技術等以貨幣政策，銀行貸款形式為主。兩者協調，有針對性的進行投資，使國家資源趨于合理化。4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貨幣政策包括兩個層次：宏觀與中觀層次。宏觀層次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響，起到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次是指貸款政策，通過積極調整貸款數量和結構，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總結去年,規劃今年,是即將開幕的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最主要的議題。世界經濟強體一片衰退的沖擊波蕩漾全球,我國經濟逆風而上繼續在適度快速增長的平臺上前行。經歷了抵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機體的免疫力、抵抗力進一步增強了。然而,我們不僅面臨外患,同時還存在著內憂,憂患意識不可無。
擴張型財政政策流露長期化傾向
1998年開始,我國政府財政政策由緊縮政策轉而實行擴張政策。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所以屬擴張型財政。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投資和消費的增長,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是,現在本應淡出和轉型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卻出現了長期化的趨勢,經濟快速增長染上了對擴張政策的依賴癥,而潛伏的財政和金融風險卻使擴張政策難以為繼。這是當前政策抉擇面臨的一道難題。
2001年,GDP增長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個百分點,且呈現逐季減緩趨勢,經濟整體增幅下降的態勢表明擴張政策的效應在遞減;國有企業在基本實現三年脫困目標之后,脫困的成本和代價尚未消化,又出現效益回落,利潤增幅持續下滑,部分企業脫困后又返困,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國有單位的投資靠國債支持繼續上升與非國有單位投資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國債投資之外,各類市場主體的自我積累機制依然乏力;物價由低速回升轉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價下降0.8%,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下降1.2%,生活資料出廠價下降1.5%;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難度加大,去年下崗未能再就業的職工近600萬人,城鎮實際失業率高于登記失業率2-3個百分點;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增加農民消費、啟動農村市場乏力,制約農民增收的諸多因素仍然存在;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潛伏的財政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深。
回顧2001年,瞻望2002年,對今年經濟發展和對策,似應作出以下幾點認識:
連續4年實行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經濟增幅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并為今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但是,放松銀根的政策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劑強心針,不可能帶來經濟持續快速穩步增長,為經濟長期發展埋下隱患。巨額的財政赤字,沉重的債務負擔,貨幣超經濟發行,最終勢必釀成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或者導致經濟滯脹(如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政者都不會長期推行擴張性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度財政敞開國庫花錢,銀行開足馬力印發鈔票,由此釀成的苦果至今還沒有消化完畢。財政長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居民儲蓄超常增長等,這些因素都給經濟投下了通貨膨脹的陰影。現在人們之所以沒有看到它的現實威脅,是由于出臺的改革措施強制地遏制了購買力的需求變現,把收入鎖進銀行的保險柜;是由于貧困人口增加,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購買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不能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化解經濟風險時,應當適時地把重點轉向后者,決不能為保暫時增長而犧牲長遠發展。
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并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傾向。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后患無窮。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莫追隨發達國家進入“消費社會”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決定消費,但生產歸根到底是為了消費、依賴消費。近代工業革命飛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導致消費資料極大豐富。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興起了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無節制的物欲滿足為宗旨,奉行物質消費至上主義;超越生產和消費的能力,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現代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正像傳染病一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和擴,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國GDP總量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6位,但僅占世界GDP總量的3.6%,美國占32.6%;中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居第39名,美國居第2名。
中國進出口總額達5098億美元,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國,但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出口占5.4%,進口占3.2%。
中國靠占世界耕地總面積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決了13億人民的溫飽。但是,現在農村還有3000多萬人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如果按照聯合國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則要多得多。在城鎮,已經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人數眾多的貧困階層,包括600多萬下崗職工、600多萬失業人口,還有不能按時足額領到退休金和工資的退休職工和鄉村
教師。城鎮中缺房和無房戶上百萬,大量危房、貧民窟亟待改造。城鄉居民缺醫少藥。
雖曾為文明古國,但中國現在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狀況令人發憂: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發達國家。雖然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制度,農村教育卻還要靠“希望工程”支撐,政府財政用于教育事業的撥款仍未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標準。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僅為50%,2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重僅為2.1%,文盲高達8507萬人。用于研究與開發的經費嚴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為2.88%,美國為2.44%,韓國為2.29%)。
我國是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業大國,農業至今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面,勞動生產率低下,2/3的勞動力困在人均1.5畝耕地上,由于農業現代化步履艱難,每年造成的損失達數千億元,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鮮設備一年就損失800多億元。
現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是國家工業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經過50年建設,我國基本上已經建成了較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化已進入到中期階段。但是,工業總體的技術裝備水平仍然落后。據全國工業普查資料,1180種專業生產設備達到國際水平的僅占26.1%。機械產品中達到9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的不到5%,我國單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購置的設備60-70%依靠進口,許多行業的裝備都被外國占領。設備制造業丟掉了國內市場2/3的份額。信息產業的關鍵技術和部件的研究開發相當落后
離開繁華喧囂的街區,人們看到的是另一個貧瘠瘦弱的中國。如此強烈的反差發人深省:我們到了追隨發達國家,仿效他們的生活方式,趕超“消費社會”的時候了嗎?有人說:“中國已經進入休閑時代!”錯了!現在依然要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皇家林園北京的頤和園現在成了大眾的休閑地,但人們不該忘記這正是“老佛爺”的劣跡:興建頤和園是以犧牲國防和近代工業為代價的!
加入世貿組織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總理要求各地、各部門、各個企業做好應對工作,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做領導經濟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我國入世的動因。對此的權威解釋是,當今世界已經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全球化”論點源于美國,但美國學者和政界對“全球化”并無一致的認識,從“貿易自由化”到“美國價值觀全球化”、“美國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國化”,無所不包。美國統治集團則把“全球化”當作它推行霸權主義、對外擴張的工具。如果我們采納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應當賦予它科學的內涵和確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發展過程,是各種力量較量和斗爭的舞臺。當今世界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反全球化、區域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再其次,當今世界,即使認同了“經濟全球化”,還必須正視“政治多極化”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們既然強烈主張“世界政治多極化”,堅決反對單極化,但“多極化”和“全球化”卻是矛盾對立的,而政治又是為經濟服務的。對此,我們在理論上總應自圓其說。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自近代工業革命開始,先進工業國家用廉價商品和炮艦轟垮了落后國家的壁壘,把各國網羅進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從此,世界劃分為工業國與農業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窮國與富國、強國與弱國。時至今日,這一格局仍未改變。現在,盡管發展中國家說話的聲音大了,與強國打交道多了一些籌碼,但是國際經濟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極少數富國不僅以強凌弱,而且把貿易、投資當作推行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工具。世貿組織現行規則對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這種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更何況許多規則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按照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原則制定的。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歸根到底要靠廣大發展中國家富裕強盛。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位置,要定準位。“商場如戰場”,國內市場如此,國際市場更是如此,這里奉行實力至上。我國入世后應當定好位: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屬于世貿成員中的弱者,應當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規則賦予不發達國家的各項權利,只承擔與我國地位相適應的義務和承諾,拒絕世貿組織規則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損害我國利益、危及我國國家安全的舉措。第二,中國是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國際上永不稱霸,但是,應當承擔我國對第三世界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第三世界國家利益不受侵害,積極爭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不放棄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寬松的財政政策含義如下：
寬松的財政政策是通過適度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
詳細介紹如下：
寬松的財政政策：根據財政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中的不同功能來劃分，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通過加強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而采取中性財政政策，財政的分配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并不主動尋求刺激社會總需求。寬松的財政政策，介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之間，它相對中性財政政策更為積極，而相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相對保守。擴張性財政政策通常為刺激經濟增長，會全面動用大規模財政赤字、增加國債、降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等各種手段，而寬松的財政政策僅會采取上述財政政策的部分手段，來適度刺激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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