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23 07:43: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纖維藝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選取我院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收治的腦腫瘤患者44例為研究對象，男性24例，女性20例，年齡在56-76歲之間，病程在1周-12年之間，腫瘤最大直徑在1-5cm之間的有例，5-10cm之間的例，超過10cm的例。其中幕上腫瘤11例，幕下腫瘤13例，腦膜瘤8例，腦膠質瘤6例，垂體5瘤，小腦囊性血管網織細胞瘤1例。所有患者均經過CT、MRI輔助檢查，結合臨床主要表現明確診斷。
2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實施顯微外科手術進行處理，采用德國“Moller”手術顯微鏡，調整放大倍數為4-16倍。患者進行全身靜脈麻醉，根據腫瘤所處位置的不同，選擇不同的入路途徑；開顱后上手術顯微鏡，先打開腦裂蛛網膜或者腦池，盡量放出腦脊液，促使腦組織的回縮，使腫瘤充分暴露，避免牽拉正常腦組織；進行手術，再顯微鏡下辨認并分離腫瘤，進而切除，操作過程中注意避免損傷重要的血管神經，盡最大可能保護正常腦組織；對于較大腫瘤或功能區腫瘤應進行分段切除，直至切除整個腫瘤。
3結果
所有44例患者中，行腫瘤全切除患者32例，其中26例患者癥狀消失，預后良好，6例患者癥狀緩解；行腫瘤次全切除患者8例，4例活檢。隨訪3年，1例腦膜瘤術后2年復發，轉上級醫院手術后治愈；2例惡性母細胞瘤術后3月復發，后死亡；4例膠質瘤術后1年內死亡。
4討論
腦腫瘤是神經系統常見病，其較高的致死率、致殘率，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健康。顱內腫瘤的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對患者的預后有較大的臨床意義。對于腦腫瘤，應事先明確腦腫瘤診斷，與寄生蟲、血腫及炎癥等相鑒別；其次明確腫瘤大小、部位、性質及其周邊結構情況。注意手術前的評估，對于患者術前準備、手術方式的選擇及術后處理均有著重要的作用[2]。目前顯微外科手術是常見的處理腦腫瘤的手術方式。傳統在肉眼下進行手術，對于一些腦底部、較深部位的腫瘤，操作困難，手術療效不佳，導致較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顯微外科技術的應用，能使得部分腫瘤全切除率提高，明顯降低致殘率、病死率。
4.1顯微手術能提高腫瘤的全切除率
顯微外科手術，主要是指在手術中利用顯微鏡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清晰顯示較深部位以及重要功能區的病變及周邊組織，使得腫瘤的切除范圍較為徹底。本文患者中2例腦膠質瘤，采用顯微外科手術實施腫瘤全切除，術后恢復良好，復查CT示腫瘤病灶消失。腦膠質瘤利用顯微外科手術也能取得良好的近期療效，達到臨床治愈。本文中的垂體瘤、內側型蝶骨嵴腦膜瘤及鞍結節腦膜瘤均進行顯微鏡下腫瘤全切除術，手術后患者恢復良好，隨訪預后較佳。諸如此種位置較深的鞍區腫瘤的手術，周邊有視神經、腦底動脈環、下丘腦及垂體柄等重要的神經、血管及組織，傳統的治療方法難以實施腫瘤全切術，不能根治腫瘤且容易損傷腦組織產生嚴重的并發癥。顯微外科手術因充分利用了顯微鏡的照明及放大作用，清晰辨認腫瘤及其周邊組織結構，在良好的手術視野中分離并切除腫瘤組織，即使在較深窄的區域亦能完全地切除腫瘤，明顯提高了腫瘤全切除率，且減少了手術出血的發生。
4.2顯微手術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手術副損傷
目前腦腫瘤的診斷技術較為發達，影像檢測技術的發展明確了腦腫瘤的部位、大小、性質以及其周邊組織情況。神經外科醫生充分掌握了腫瘤的情況，應盡最大可能減少手術副損傷。傳統的肉眼手術，深部病灶手術視野清晰度較差，與周邊的組織結構不清，手術操作時極易產生誤傷，損傷腦部重要的組織結構出現嚴重的并發癥。而顯微外科手術，充分利用顯微鏡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放大手術視野，充分清晰地暴露重要組織、血管及神經。即使手術的區域較狹小，仍然能夠在顯微鏡下進行細致的操作。掌握熟練的操作技術，細心分離切除組織結構，對于出現的微小出血，能及時發覺并實施電凝止血，從而減少手術的副損傷。此外,腦自動牽開器的應用,避免了手持腦壓板暴露病變時力量不均勻,不能持久的缺點,對病灶的顯露及減少損傷發揮了重要作用。顯微手術通過最大限度減少副損傷,從而減少并發癥,降低致殘率及病死率。
4.3腦腫瘤手術治療注意事項
在圍手術期內，應口服糖皮質激素及鈣離子拮抗劑，利于術后消除水腫、減少血管痙攣的發生。此外，應用抗癲癇發作藥物，避免術后誘發癲癇，加重病情，不利于患者恢復。
關鍵詞：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電力系統；巡檢制度；線路檔案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TM732 文章編號：1009-2374（2016）22-0149-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2.073
220kV輸電線路一般在露天環境進行施工架設工作，在戶外的輸電線路系統中用途廣泛，是戶外電力傳輸的重要載體。昆明地區形成多端220kV環網，但是因為220kV輸電線路用途廣泛和覆蓋面積大，加之昆明地區多山，施工及運行維護難度大，同時卡斯特地貌及紅黏土廣泛分布的地質環境對輸電線路的施工及運行維護也有重大影響。如果維護措施不當，也很容易引發各種安全事故。為了確保電力系統的正常運行，對輸電線路的運行進行維護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1 昆明地區220kV輸電線路的特點
220kV輸電線路的特點明顯，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維護難度大、寬度要求高和維護工藝要求高。
1.1 維護難度大
昆明地區220kV輸電線路覆蓋面積廣泛，線路經過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地質地貌的差異，這對輸電線路的維護工作帶來重大影響，同時云南地區主要地貌為紅黏土質地，紅黏土在雨季吸水后膨脹，旱季脫水后又不能及時收縮，導致基礎易受到土質變化帶來的桿塔傾斜甚至倒桿，這是造成輸電線路維護工作難度大的客觀因素。同時維護工作不分季節進行，在不同的季節所采取的維護措施不同，在豐水期，受西電東送負荷影響，需在日常維護項目中加入金具連接部分紅外測溫檢測，并需對雨季期間的基礎穩固情況、防洪防汛設施完好情況進行檢查維護。在低溫凝凍期間，受突發寒潮、凍雨影響，線路發生故障的概率較高，2008年及2016年兩次大面積寒潮都對昆明電網造成了較大沖擊。另外，云南地區主要以丘陵、高山地貌為主，線路蜿蜒起伏，不能像平原地區一樣順利開展，同時由于微氣象區條件限制，也不能大面積推廣無人機巡視作業。同時因昆明片區植被茂盛，通道林木問題逐年凸顯，在林木清理問題得不到政府部門大力支持的情況下，協調難度愈發加大，賠付費用逐年上升。加之昆明今年發展迅速，外力破壞隱患呈爆發式增長，管控難度大，人員投入多，收效甚微，不能根本杜絕外力破壞的情況。上述原因在客觀上增加了工作量，加大了運維難度。
1.2 寬度要求高
昆明市下轄2市4區8縣境內83條合計2173km220kV輸電線路，最大維護半徑達176km，運行維護人員通常需要2～3小時車程才能到達工作地點，加之云南片區山高林密，人員行走在巡視段落內所花去的時間遠高于實際對設備開展巡檢的時間。同時各種管線如液化石油氣、公路、高鐵與線路縱橫交錯，導致各類外部聯系及外部隱患協調工作增多。
1.3 維護工藝要求高
220kV輸電線路相較于35～110kV線路而言，運行的維護標準較高，同時需按照要求積極運用先進技術、新設備和新材料等。新技術、新設備和新材料的運用，有利于對220kV輸電線路運行的維護工作的更好展開，有利于借助這些先進技術如故障在線監測、山火在線監測、防外力破壞在線監測以及線路故障定位裝置等，可以有效幫助運行人員對輸電線路情況的及時掌握，也可以輔助對故障可能的位置進行判斷檢查，但是這在另一方面對維護人員掌握先進技術的水平和能力、數據判斷能力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2 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中應注意的問題
2.1 自然因素的影響
220kV輸電線路在施工過程中，由于施工面積廣泛，經過的地形復雜，這對后期進行的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工作都有一定影響。自然因素影響很多也很嚴重，自然因素主要有雷擊、風和鳥害。從雷擊問題來看，有些輸電線路會經過山地，對山區進行的輸電線路施工工作，應注意山區雷電頻發對輸電線路的影響，因為雷擊可能會造成導地線斷裂和懸垂線夾處斷線嚴重等問題，這都是在雷電頻發地區容易引發的故障，也是在山區出現嚴重的輸電線路問題。220kV輸電線路在山區的設計工作，主要運用同塔并架雙回線路的方式來進行電力傳輸工作，在雷電頻發地區，容易引發同塔架設的雙回路因為雷電作用同時出現故障，無法進行電力的傳輸工作，這也是山區雷電天氣容易出現跳閘的原因。受風的影響，是指平原地區進行輸電線路設計工作，在暴風雨天氣，220kV輸電線路容易出現引流跳線的現象，暴風雨的破壞作用在平原地區對輸電線路的破壞明顯，220kV輸電線路一旦出現引流跳線現象，在220kV輸電線路正常運行中，就容易在跳線的范圍內發生故障，影響電力的正常傳輸，對周圍人群的危害很嚴重。鳥害問題，是指在220kV輸電線路在設計中穿過樹木繁多的林區，鳥類在輸電線路上方停留的問題。鳥類對輸電線路不具備認知能力，盲目進行破壞活動，如叼啄電線或者在輸電線路中建筑房屋等，都會造成輸電線路質量下降，在電力傳輸過程中，引發各種問題。因鳥類破壞輸電線路，引發安全問題是維護工作無法控制的，應加大對林區的巡查力度，盡量減少鳥類對輸電線路的破壞作用。
2.2 人為因素的影響
220kV輸電線路出現故障，除了自然因素的影響，還有人為因素的制約作用。220kV輸電線路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主要是爆破活動、道路建設和工程施工等。在這三者中，最嚴重的是爆破活動。爆破活動是指在220kV輸電線路附近進行對石體和建筑的爆破活動，這種爆破活動，產生的影響明顯，因爆破活動產生的碎石和顆粒在空中，會對220kV輸電線路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果這種破壞得不到及時修復，在220kV輸電線路的電力傳輸過程中，會引發嚴重問題，如輸電線路突然斷裂，懸浮在空中，對行人和維護人員都會帶來安全問題。道路建設，是指在道路建設過程中，對地形的破壞，可能會影響220kV輸電線路的塔基工程，產生動搖影響電力的正常傳輸。這種影響很嚴重，但是出現很少，道路建設工程應注意避免。工程施工，是指在進行建筑工程時，人為地對建筑工程進行不合理的規劃，穿插在220kV輸電電路影響范圍內，工程事故對220kV輸電線路正常的電力傳輸產生的破壞作用。如果建筑過程在220kV輸電線路范圍內，強行施工，建筑工程超過塔基的高度，就會人為地對輸電線路進行改造，這對輸電線路的正常運行和建筑工程的質量都有嚴重影響。
3 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措施
3.1 實行巡檢制度
為了確保輸電線路的正常運行，實行巡檢制度是必要的措施。對輸電線路進行定期綜合檢查，對主要容易發生故障的地區和范圍進行重點巡查，這樣側重結合的進行檢查，才可以保證對輸電線路巡查工作的落實產生效果。這種巡檢制度更有利于針對輸電線路存在的內在危險因素進行整體排查，并采取有效的維護措施解決故障，進一步提高電力傳輸的安全可靠性。維護工作人員也應結合相關電力專家的指導，進一步對容易引發故障的輸電線路環節進行抽檢，對這種檢查都應形成有效的制度，記錄存檔，方便其他維護工作人員的維護工作，也有利于提高對輸電線路的維護效率。
3.2 建立線路檔案
針對輸電線路廣闊的地域，應建立線路檔案制度，由專人負責固定區域，這樣更有利于提高輸電線路的維護效率，減少輸電線路的故障，進而保證電力傳輸的安全和高效。建立線路檔案制度，確定維護工作人員，維護工作人員應結合巡檢制度，對轄區內的輸電線路進行巡檢，及時排查故障和輸電線路的潛在故障，針對經常出現的環節，應在線路檔案明確標記，和其他片區的線路維護工作人員共同商討解決措施。在進行輸電線路維護工作時，也應結合先進技術，提高輸電線路維護的工作效率，確保轄區內輸電線路的正常運行，保證電力傳輸質量。
3.3 妥善處置自然因素的影響
針對自然因素的影響，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的自然因素，應采用不同的解決措施。如對雷擊的應對措施，可以在輸電線路加裝避雷設施，及時引導雷擊的電力流向，盡量減少雷擊對輸電線路的破壞作用。對風的應對措施，針對暴風容易造成輸電線路跳線的問題，應對電線采用固定的“v”形串聯方式，提高電線的穩固性，減少暴風的影響，同時對塔基加固防風支柱，抵御暴風的影響，減少受風影響產生偏斜的問題。同時在對輸電線路原材料的選擇上，應傾向于穩定性好和抗風性好的材料。針對鳥害問題，應加重對該地區的巡檢力度，減少鳥害的破壞作用，同時加固輸電線路，針對鳥害的亂啄落叼問題，應及時清理，進行維護工作，盡量減少鳥害的影響，確保輸電線路的正常運行和電力系統的安全可靠。
3.4 提高維護技術
輸電線路的維護工作人員應不斷加強維護技術的學習和創新工作，對不同問題要采取不同的解決措施，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同時注重利用新的機械設備進行維護工作，提高對設備的掌握水平，確保輸電線路維護工作的高效進行。
4 結語
輸電線路的運行維護是保證電力系統正常運行的關鍵措施。對于輸電線路運行維護中產生的問題，工作人員應針對問題具體分析，查找問題原因，針對問題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保證問題得到及時的解決，從而保證輸電線路的正常運行和電力系統的正常工作。針對維護技術，維護工作人員也應加強技術交流和學習，對新技術切實掌握，在維護工作中遇到各種復雜問題，才可以在短時間內找到有效解決的辦法，不但有利于提高維護技術，也有利于提高維護效果，以確保電力系統的正常運行和供電質量。
參考文獻
[1] 李曉光，周國江.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注意事項
及關鍵技術分析[J].科技創新與應用，2015，（22）.
[2] 湯李佳.淺談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注意事項[J].
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14，（31）.
[3] 范定志.淺談220kV輸電線路運行維護中應注意的問
題[J].科技創業家，2013，（2）.
[4] 王向坤，董達鵬.提高架空輸電線路運行的安全可靠
性與經濟學[J].科技和產業，2011，（11）.
[5] 石磊，李琦亮，羅小波.750kV線路重合閘運行維護
[關鍵詞]財產稅；稅收公平；地方財政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稅收公平性問題基本可以歸結為對稅收歸宿的討論，本質上是稅收對相對市場價格的影響。自tiebout提出“用腳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來，有關財產稅稅收歸宿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基于邏輯基礎的差異，關于財產稅稅收公平的研究文獻大體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受益論”與“新論”，并分別在實證文獻中得到了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應用。本文綜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財產稅公平性研究的理論文獻，一方面為國內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與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國內物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論”與財產稅稅收公平
自庇古以來，人們對公共品的市場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態度，tiebout模型改變了這種局面，為公共品的市場提供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用腳投票”式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但其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財產稅“受益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產稅的“受益論”觀點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這種觀點認為財產稅是一種幾乎能夠鼓勵當地居民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受益稅。房屋業主作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擔者，他們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稅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選擇最佳方案，以使他們房屋價值最大化，這種選擇的結果使財產稅成為房屋業主對其所獲服務的支出，從而也使財產稅成為一個有效稅種。
“受益論”觀點在局部均衡框架內分析稅收歸宿，認為對房屋所征的稅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邏輯是：由于財產稅是基于住宅單元價值的比例稅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較大，所以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擔的財產稅義務較重。“受益論”成立需要兩個核心理論基石：一是分區制，即要求一個地區能夠有效地保證財產稅稅基不受新居民過多的影響；二是資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夠充分體現到住房價值中。大量關于分區制的理論文獻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況，模型構建的基礎是居民對于地方服務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價格彈性，而收入與價格彈性在居民與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差異，這為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分類選擇提供了可能。顯然，這類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擬現實。事實上，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職責之一，miller對加州雷克伍德計劃的分析、elllckson對euchd訴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試圖證明社區居民通過地方政府影響土地控制的情況確實存在。而沿著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論則是中位選民定理。中位選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經濟學文獻對該法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統計檢驗。tnman調查了長島58個學區，結果發現中位選民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學校支出之間的差別；在miller對洛杉磯縣的詳盡研究中，發現普通選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終決定者；randau holcombe總結了其他類似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很有說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選民模型作為政府決策的合適基準，就如完全競爭之于私有市場的基準一樣。
資本化問題要求房屋購買者比較確切地了解社區之間的財政狀況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oates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予以統計證明，他研究了美國新澤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數據，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提高稅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稅收收入改善學校系統，那么回歸系數表明預算開支增加所帶來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稅率對地方財產價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對地方房屋價值的影響，結果表明，各種地方公共事件的影響都會非常準確地體現在房屋價值上。
二、財產稅“新論”與稅收公平
與財產稅“受益論”相對立的另一種觀點是財產稅“新論”，這一觀點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經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進一步完善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mieszkowski通過調整harberger有關稅收歸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適用于對地方財產稅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將整個經濟中的行政區域分為兩類：高稅區域與低稅區域，同時假定整個國家的資本供給完全沒有彈性，研究表明，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負擔了全國財產稅的平均稅負，mieszkowski把財產稅的這一特征稱為財產稅歸宿的利潤成分。同時，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多，他們承擔的稅賦也多，所以財產稅屬于累進稅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顯然，“新論”的這一結論與傳統“受益論”觀點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論”模型中，資本的競爭性回報也得到了考慮。在稅率較高的行政區域中，財產稅使資本流出該地區，從而降低了當地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對這些要素的競爭性回報，最終提高了房屋價格；同時，由于資本被吸引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從而使流入地的土地與工資價格上升，并使房屋與商品價格下降，這一結果被稱為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應。然而，就經濟總體而言，財產稅“新論”認為相對于利潤稅成分，消費稅效應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對稅收歸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潤稅成分。
財產稅“新論”同樣也依托兩個核心假設：一是資本可以因為不同地區間稅率的差異而自由流動；二是在全國范圍內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類型的特征，這兩個基本的假設仍能保證“新論”結論的成立，因此，對“新論”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其兩個假設的經驗驗證方面。
三、稅收競爭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稅收競爭對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實際上是財產稅“新論”在地方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一種應用，也可以說是對“新論”的一種經驗驗證。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者是break和oates，他們認為，由于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對流動資本征稅的心態，可能會導致他們將支出控制在沒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導致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存在許多相同 行政區的模型，這些行政區內的土地是固定的，資本則可以自由流動；每個地方政府選擇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結論是：如果人頭稅可行，則用人頭稅資助的公共服務是有效的，此時財產稅稅率為零。如果人頭稅的使用存在限制，則財產稅融資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的公共服務會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資本外流而采取稅收競爭策略，從而減少了對資本稅的使用。
brueckner對這種簡單的稅收競爭模型做了進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勞動力要素，且允許這一要素根據其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偏好而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進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勞動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區域間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仍然會出現稅率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點。一般來說，wilson證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復雜的考慮生產結構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財產稅降低了地方資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務提供水平低下的結果就會產生。不過，如果行政區域面積可變時，公共服務數量不足的問題會有所減輕。而當大的行政區域與小的行政區域共存時，大的行政區域比小的行政區域提供的邊際服務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當然，小的行政區域也可能會提供過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在小行政區域相對低稅率會使小行政區域獲得巨大的資本存量。
關于稅收競爭導致公共服務低水平提供的傳統理論都遵循了一些相當嚴格的假設，諸如地方公共服務不會出現人口規模經濟效應、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完全由選民意愿決定等。而事實上，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人口規模效應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場勢力。因此，關于財產稅稅收競爭的最新理論也在這些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wilson證明，當地方公共服務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時，稅收競爭模型不一定會產生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結果。luc noi-set將稅收輸出分析融入到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中，放棄了傳統稅收競爭模型中一個經濟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并進一步假設這個經濟體中某個地區對某個特定產品具有專業化優勢，即在這個產業上具有市場勢力。結果表明，面對家庭與企業的利益權衡，政府可以通過對可流動的資本征稅獲得壟斷租金，從而通過稅收輸出或租金收益給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這種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稅收競爭引致的資本流出而導致的福利損失。toshihiro ihori與c.c.yang在稅收競爭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區域內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治競爭模型。他們構建了一個有n個相同地區(n表示競爭強度)、n個居民、資本與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個地區中位選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小于這一地區平均的資產數量。于是政治家為選舉獲勝而對稅收政策的選擇可以導致地區間的一個最優競爭強度，而這個競爭強度剛好可以保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如果稅收競爭低于最優競爭強度，則加強稅收競爭有利于社會凈收益的增加。
四、財產稅改革、限制措施與稅收公平
美國財產稅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公平要求，也與財產稅的特點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時間為軸線，介紹了美國財產稅的改革歷史。20世紀初，美國實施了最古老的稅收限制形式，即對特別類型(級別)的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進行限制；大蕭條時期，由于公民不愿意為地方政府公共設施建設而承擔納稅義務，第一次財產稅革命發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國共有16個州通過稅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對地方財產稅稅收設定了一個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亞第13號提案的通過標志著現代財產稅稅收革命的開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現代財產稅限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對財產稅收入增長率的限制，此外，把對財產稅稅率的限制與對評估價值增長率的限制結合使用的措施也開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進而arthuro'sullivan給出了地方政府進行稅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財產稅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為了抵消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減少財產稅的要求；三是從財產稅過渡到對使用者收費的要求。
對于現代財產稅限制的影響。preston和ichniowski調查了1976—1986年間在市政府層次上的財產稅限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財產稅限制減少了財產稅稅收收入及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也同時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對稅收限制反映的簡單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兩種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只生產一種公共產品的情況。假定地方官員有一個支付函數，并在他們的預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額最大化，如果預算限制是由稅法決定的，則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組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官員在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間的邊際替代率(mrs)必須等于要素價格。顯然，如果支付函數與生產函數一樣，那么投入組合的選擇就是有效的，否則政府的投入組合就缺乏效率，此時，預算消減會導致地方政府改變它的投入組合與產出水平。然而對這一模型的實證檢驗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figlio提供的證據表明稅收限制會導致地方政府削減服務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則給出了相反的結論。這種實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縱選民的能力加以解釋，即如果一單位稅收削減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損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過地方政府的越限試圖，從而消除稅收限制的沖擊；反之則反是。
財產稅限制的影響也體現在其他方面。人們認為政府雇員工資過高可能是導致稅收限制的一個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實施限制和不實施限制的州中教師的工資，結論是實施稅收限制的州中教師工資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購置價值稅收體系的加利福尼亞的財產稅改革，結果發現老年人與低收入私房業主是兩類受益人群，很明顯，這兩類人群的遷移率低于平均值。這說明，只要市場價格的增長快于再評估限制，以購置價值為基準的稅收體系就會導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場活動越頻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財產稅。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權從一項來源中吸納財政收入作為判斷地方政府是否對財政收入具有控制權的標志，其具體分析了加利福尼亞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的變化，結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