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2-07-13 16:24:5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仲裁案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一、發(fā)展目標
(一)受理案件數(shù)量。20__年達到100件，之后每年增長30％，到2015年，達到1000件以上，標的額力爭達到10億元以上。
(二)普及仲裁條款。從20__年起，格式合同文本中的有效仲裁條款訂立率達到80％，到2015年達到95％。
(三)提高案件質量。快速結案率年均80％，和解調解率年均70％，自動履行率維持60％。
二、工作措施
(一)廣泛、深入地開展宣傳工作，持之以恒地提高市場主體的仲裁法律意識。仲裁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市場服務，在市場經濟中具有充滿活力、潛力巨大的仲裁服務市場。開展仲裁法律制度的宣傳，提高市場主體的仲裁法律意識，將通過平面媒體、立體媒體及信息網(wǎng)絡等途徑，深化、細化仲裁法律制度的宣傳、推行工作，力求使市場主體自覺、自愿地選擇仲裁，運用仲裁方式和依靠仲裁手段解決經濟交往中的爭議。
(二)創(chuàng)新仲裁工作體制，一心一意地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在鞏固提高仲裁委棗陽辦事處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縣(市)、各行業(yè)的仲裁工作機構，發(fā)揮社會力量的參與作用為仲裁事業(yè)的發(fā)展服務。注重吸收市場經濟的專業(yè)人士擔任仲裁員和聯(lián)絡員，進行仲裁法律制度的推行工作，使仲裁的機構落實率不斷提高，逐步實現(xiàn)企業(yè)合同文本爭議解決方式條款全部仲裁化。
(三)強化規(guī)范化建設，提高辦案質量，努力創(chuàng)建仲裁服務品牌。首先要不斷完善《仲裁規(guī)則》，突出以人為本、服務市場主體的特色。其次要不斷提高仲裁辦案質量，在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仲裁效率，發(fā)揮仲裁簡便快捷、專家辦案、一裁終局等優(yōu)勢，快速、合理地解決市場主體之間的糾紛，實現(xiàn)資本效益的最大化。第三，要通過仲裁的優(yōu)質、高效服務，提升仲裁的社會公信度，創(chuàng)建仲裁的服務品牌。
(四)堅持融入市場經濟，開展營銷仲裁，走市場化發(fā)展之路。仲裁作為處理民商事糾紛的重要方式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因此，仲裁機構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要求，運用市場機制促進自身的發(fā)展。重點是要運用營銷策略，開展仲裁營銷。要設立專門機構，吸收一部分既懂營銷，又懂仲裁的人士加入仲裁工作隊伍。
(五)注重培養(yǎng)、引進人才，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仲裁員隊伍和仲裁秘書隊伍。人才是仲裁發(fā)展的智力支撐，必須堅持人才發(fā)展戰(zhàn)略。一方面，要堅持廣范圍地選聘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人士加入，建立數(shù)量充足、素質較高的仲裁員隊伍。另一方面，要大力度地培養(yǎng)、引進能滿足仲裁工作需要的工作人員，形成仲裁秘書隊伍的專職化、專業(yè)化、專家化，努力建成知識型仲裁機構。
仲裁委員會簡介
仲裁委員會是市人民政府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組建，并經湖北省司法廳依法登記的仲裁機構。仲裁委員會根據(jù)事實和中國法律，參照國際慣例，按照《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的規(guī)定，獨立、公正、公平、合理、及時地解決各類合同糾紛和財產權益爭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fā)展服務。20__年受理仲裁案件64件，標的額達3.1億元。
仲裁委員會鄭重聘請150余名法律、經濟、貿易、金融、涉外等領域知名的教授、研究員、高級經濟師、高級會計師、高級工程師、高級律師和在各行業(yè)中工作經驗豐富、公道正派的專家型人員擔任仲裁員。組建了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fā)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
(一)因確認勞動關系發(fā)生的爭議;
(二)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fā)生的爭議;
(三)因除名、辭退和辭職、離職發(fā)生的爭議;
(四)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勞動保護發(fā)生的爭議;
(五)因勞動報酬、工傷醫(y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fā)生的爭議;
申請人XX船員稱：2010年5月15日其與被申請人上海YY船務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船員勞務合同》，后于5月16日登上被申請人所屬的船舶“GOLDEN BLESSING”輪任職大副。因該輪航行區(qū)域經過索馬里海盜危險區(qū)域，海盜活動頻繁，被申請人為了鼓勵船員對防海盜工作的重視和支持，給予在船船員適當?shù)难a貼。根據(jù)申請人的職務，每天危險區(qū)域補貼400美元。2010年6月該輪執(zhí)行從沙特RABIGH港裝貨，到印度MUMBAI港卸貨的航次，在通過海盜核心區(qū)域時，不幸于2010年6月28日0610時左右被海盜劫持。在我國政府各部門、企業(yè)各方面的大力營救下，該輪于2010年11月6日1800時左右被釋放，并駛往阿曼的SALALAH港進行善后處理。申請人于2010年11月7日離船乘飛機回國，在上海入境。船舶和船員自船舶進入危險區(qū)域被劫持，到被釋放離開危險區(qū)域共計132天。申請人稱其向被申請人要求危險區(qū)域補貼，以及個人財物所遭受損失的賠償。在被申請人沒有答復的情況下，遂依據(jù)合同中約定提交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的條款向上海分會提出仲裁請求。
被申請人答辯認為：被申請人通電中所指的補貼是針對船舶駛入、通過、駛離危險區(qū)域這個不間斷的過程而言的，而并非針對船舶被海盜劫持后在危險區(qū)域滯留的時間。薪酬表上注明的是“危險區(qū)域補貼”，而非“海盜劫持補貼”。申請人主張的132天補貼并非船舶順利通過亞丁灣海盜區(qū)域的天數(shù)，而是船舶發(fā)生不可抗力事件后在該區(qū)域“逗留”的天數(shù)。故被申請人拒絕申請人關于支付通過危險區(qū)域補貼的請求。
仲裁庭經審理后，裁決主要意見如下：申請人稱《船員勞務合同》的原件簽訂后隨身帶上了工作的船舶，在被海盜劫持期間，該份證據(jù)被毀，無法出示。鑒于庭審中被申請人對申請人的主體身份沒有異議，仲裁庭認定本案中申請人的主體資格，認定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簽訂了《船員勞務合同》，在船任職大副。至于合同內容，由于該勞務合同是格式合同，仲裁庭認為，除了因人而異的部分外，其他的條款和內容可以參照該公司、同船舶工作的其他船員與被申請人簽訂的《船員勞務合同》內容。
被申請人職能部門的通電中稱：“公司給通過國際公認的亞丁灣海盜活動核心區(qū)域船舶的船員以適當?shù)难a貼，以獎勵船員對防海盜和反海盜工作的重視和支持。”從其中所表達的意思看，并沒有賦予“通過”任何特別的含義，或者限制性定語。該補貼是向通過危險水域船舶的船員發(fā)放的，按天計算，不足24小時也算一天。根據(jù)通常的理解，危險區(qū)域并不是本次船舶的目的地，在從區(qū)域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過境航行的過程中，不論期間有何波折、坎坷，發(fā)生何種意外、事故、災難，從進入開始，到離開為止，應參照普遍的做法，整個的行為過程期間都應是過境，都是通過。通電的草擬人是被申請人，應考慮到船員作為受領人所具備的通常的理解能力，如果被申請人要賦予“通過”一定的特殊意義，諸如必須是“安全通過”、是個“不間斷的過程而言的”等等，必須明示。在沒有說明賦予“通過”特定含義的情況下，只能以通常的合理性為標準，當在理解上發(fā)生異議時，應做出對草擬人不利的解釋。
被申請人對危險區(qū)域潛在的巨大風險是明知的，船員是按照經營人的命令航行在危險區(qū)域內，船舶不幸被劫持，所發(fā)生的一切后果、損失、風險理應由被申請人承擔。事后在危險區(qū)域補貼問題上發(fā)生爭議后，被申請人才解釋稱沒有“海盜劫持補貼”，被海盜劫持期間不享受補貼的待遇。船舶被海盜劫持后，被申請人認為是“滯留”、“逗留”。仲裁庭認為，這種抗辯觀點，無視船被劫持后船員所面臨的更加巨大的生命、健康的風險性和艱苦性，似乎可以理解為是船員自甘冒險，由受害船員自己承擔。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加重了船員的風險和責任，排除了船員取得正當補貼待遇的權利，而免除了被申請人自己的責任，轉移了被申請人企業(yè)的風險，又沒有履行特別說明的義務，具有明顯的違法性，當屬無效，不予支持。申請人請求按照約定的日補貼標準支付補貼，與法不悖，仲裁庭予以支持。
2013年1月菲律賓單方面請求海牙常設仲裁庭，針對中菲在南中國海的海洋管轄權爭端作出仲裁，日前不少國際政治觀察家認為，海牙常設仲裁庭將在近期宣布所謂的“仲裁結果”。
自從菲律賓單方面提請“南海爭議仲裁”之后，中國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不接受、不參與所謂的南海爭議仲裁。
海牙常設仲裁庭的歷史與作用
對于一些人來說，似乎海牙仲裁法庭聽起來是個“高大上”的機構，它的仲裁聽著也挺“嚇人”的，那么事實到底是什么呢？
海牙常設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簡稱 PCA）是根據(jù)1899年海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于1900年成立的政府間組織，總部位于荷蘭海牙。中國從清政府時代開始就派代表參加其會，是最早參與常設仲裁法院等國際爭端解決機構活動的國家之一。1993年11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恢復在海牙常設仲裁法庭的活動。
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從誕生伊始就一路波折。1906年法國和德國為爭奪北非摩洛哥殖民地的控制權而劍拔弩張，海牙常設仲裁法庭積極奔走，然而毫無用處。而1906年的這次法德沖突直接導致歐洲的同盟國與協(xié)約國兩大軍事集團對抗的明朗化，8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對國際爭端演變?yōu)槭澜绱髴?zhàn)一籌莫展，成為當時的笑柄。
海牙常設仲裁法庭之所以會屢遇挫折，二戰(zhàn)之前是因為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不利國際環(huán)境使然，二戰(zhàn)之后則是因為各種自身條件的限制，比如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必須尊重仲裁基本原則。所謂仲裁基本原則，也就是說，海牙常設仲裁法庭要履行仲裁職能，必須要爭端的雙方都同意將爭端提交法庭并授予法庭相應的仲裁權，海牙常設仲裁法庭才能進入仲裁程序。
而這次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對菲律賓單方面提出的所謂“南海仲裁”，爭端的另一方中國明確表示不參與仲裁，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在沒有得到仲裁雙方全部授權的情況下公然介入，其仲裁的不公正性也就自然飽受爭議。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只是一個仲裁機構，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強制執(zhí)行能力。二戰(zhàn)以后，國際上唯一具有強制執(zhí)行能力的國際組織只有聯(lián)合國安理會，跟聯(lián)合國安理會多少有點關系的并不是海牙常設仲裁法庭，而是1946年成立的海牙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縮寫為ICJ）。一些人誤以為海牙國際法庭和海牙常設仲裁法庭是一回事，其實這兩個機構唯一的相同點就是都在海牙辦公。
即便是海牙國際法庭，在處理國際爭端時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也需要仔細分析。1984年尼加拉瓜向海牙國際法庭控告美國侵犯其案（《投訴美國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海牙國際法庭判決美國敗訴并要求美國立即撤出尼加拉瓜，然而美國拒不執(zhí)行。海牙國際法庭只好提請聯(lián)合國安理會強制執(zhí)行判決，然后，美國連續(xù)5年在安理會表決此項決議時行使常任理事國否決權，海牙國際法庭這個判決不了了之。
仲裁背后
中國此次對所謂“南海仲裁”的態(tài)度，是有充分的海洋國家法相關依據(jù)的。而在海牙常設仲裁法庭介入菲律賓“南海仲裁”過程中，一些細節(jié)也頗為耐人尋味。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5位仲裁員是由2013年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負責指定的。有國際法學者認為，菲律賓之所以趕在2013年急著提出仲裁，就是因為這位日本法官即將離任，務必趕在他離任之前“充分發(fā)揮作用”。這位日本法官柳井俊二對南海是個什么態(tài)度？我們可以查看柳井俊二在卸任庭長之后的舉動――他回國后，就被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指定為日本制定新《安保法》的首席顧問，而日本的新《安保法》被國際社會視為日本突破本國和平憲法、意圖染指東亞的開路先鋒。
這位柳井俊二的做法也確實“對得起”菲律賓，他指定斯里蘭卡籍法官克里斯?平托為南海仲裁案首席仲裁員――克里斯?平托的妻子是菲律賓人，這幾乎是把國際法要求法官來自無牽涉方的最基本前提都拋諸腦后了。
也正是因為海牙常設仲裁法庭這次所謂“仲裁”的諸多問題，經過中國不斷的外交努力，已經有多個國家或組織宣布在上支持中國所持立場和觀點。
「關 鍵 詞兩岸，商事仲裁，法律制度
「正 文
隨著兩岸經貿交往的擴大，妥善解決兩岸商事爭議問題引起了廣泛重視。仲裁和訴訟都是解決商事爭議的有效方式，由于仲裁具有訴訟不可比擬的優(yōu)點，當事人往往愿意通過仲裁途徑解決爭議，而不愿訴諸訴訟。繼祖國大陸頒布《仲裁法》，全面改革原有行政仲裁制度后，1998年6月，我國臺灣地區(qū)也頒布了《仲裁法》， 對原《商務仲裁條例》作了大幅修正。針對兩岸仲裁制度的最新發(fā)展做一比較研究，對于完善兩岸仲裁制度，保護當事人權益，進而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 海峽兩岸仲裁法律制度發(fā)展概述
50年代起，大陸開始制定有關仲裁的行政規(guī)章[1]，并根據(jù)是否有涉外因素把仲裁區(qū)別為涉外仲裁與國內仲裁。涉外仲裁方面，以1956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現(xiàn)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1959年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組建為標志，大陸逐步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建立、完善涉外仲裁制度。國內仲裁方面，到1992年，約有14個法律、82個行政法規(guī)和190 個地方法規(guī)均涉及仲裁[2].與涉外仲裁不同，仲裁法實施前的國內仲裁仍然無須仲裁協(xié)議，國內仲裁機構可以根據(jù)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原則行使仲裁管轄權，當事人對仲裁內容不服的，可重新向人民法院起訴[3].因此，這種仲裁實則是行政仲裁。1994年8月31日， 仲裁法的頒布表明大陸在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仲裁制度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驟。該法有兩個突出特點：（1 ）維持涉外仲裁與國內仲裁的二元立法體例；（2 ）僅調整爭議事項中商事爭議部分。此后，大陸還頒布了一系列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以及司法解釋。
臺灣商事仲裁制度肇始于60年代。1961年1月， 臺灣頒布了《商務仲裁條例》（下稱《條例》）。70年代末起，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fā)展，涉及“外國”仲裁裁決申請在臺執(zhí)行的案件逐漸增加，但1961年的《條例》卻缺乏此類規(guī)范。為此當局在1982年6月對《條例》作了修正， 增訂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等條文。1986年12月，為提高仲裁效率，當局對《條例》進行第二次修正，增訂當事人得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可逕行強制執(zhí)行，無須法院為執(zhí)行裁定。隨著各國仲裁制度的相互借鑒，尤其《聯(lián)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稱《示范法》）大大推動了各國仲裁制度的趨同化進程，《條例》已經落后于時代潮流。此外，有關方面還認為，仲裁對解決兩岸經貿爭議的作用將不斷加強，在大陸已經頒布仲裁法情況下，臺灣應盡快完成《條例》的第三次修正，以利兩岸經貿交流[4].基于此，臺灣商務仲裁協(xié)會1993年后開始起草仲裁法草案。1998年6月24日，臺灣頒布了仲裁法，并從同年12月24日起施行。與大陸仲裁法不同，該法不采“國內仲裁”與“涉外仲裁”的二元立法體例，而且把可仲裁事項從商事爭議擴大到民訴法規(guī)定的所有“得為和解”事項。
臺灣仲裁法不僅廣泛借鑒英、美、德、日等國仲裁制度，而且注重吸收《示范法》的先進立法經驗，其立法思想和具體規(guī)范基本符合仲裁制度的最新發(fā)展趨勢，尤其確立了效率優(yōu)先的基本價值取向，既注重擴大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與程度，又賦予仲裁庭較大的權力，把仲裁機制中權利與權力的平衡推向新的高度，保障并促進了仲裁程序的便捷進行?？傮w看，1998年臺灣仲裁法是一項比較成功的立法成果。
二 仲裁協(xié)議
仲裁協(xié)議是當事人雙方經過協(xié)商，自愿將他們間可能發(fā)生或已經發(fā)生之爭議提付第三者公斷之意思表示。對于該意思表示內涵的法律界定，兩岸仲裁法并無二致，但在仲裁協(xié)議的生效要件、效力及仲裁協(xié)議有效性的審查方面，則有所不同。
1.仲裁協(xié)議的生效要件。在大陸，根據(jù)仲裁法第16、18條的規(guī)定，有效仲裁協(xié)議必須具備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以及選定的仲裁委員會三要件。對仲裁事項或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在提交仲裁前可以達成補充協(xié)議。此前，該瑕疵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處于不定狀態(tài)；不能達成補充協(xié)議的，仲裁協(xié)議歸于無效。臺灣仲裁法沒有專門規(guī)定仲裁協(xié)議的生效要件，但鑒于該法第1條及第9條第4 款的有關規(guī)定確認了臨時仲裁（注：臨時仲裁是指無固定仲裁機構介入而由當事人各方通過仲裁協(xié)議或仲裁條款直接組織仲裁庭的仲裁，這種形式的仲裁目前仍為大多國家與地區(qū)所采用。），則根據(jù)臨時仲裁的基本特征，當事人只要具有將可仲裁事項提付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協(xié)議即屬有效，但依該法第2條的規(guī)定， 爭議事項必須基于特定的法律關系及由該法律關系產生的爭議。由此觀之，臺灣仲裁法對仲裁協(xié)議有效要件的規(guī)定較為寬松。
2.有效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有效仲裁協(xié)議對當事人、仲裁機構及法院都產生法律效力。根據(jù)大陸仲裁法第5、26條的規(guī)定， 法院知悉存在有效仲裁協(xié)議時應主動排除司法管轄權，但根據(jù)臺灣仲裁法第4 條的規(guī)定，法院并不主動排除司法管轄權，而僅在被告提出申請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我們認為， 依仲裁之基本價值判斷， 當事人既可通過合意賦予仲裁機構以管轄權， 自亦可通過合意排除其管轄權， 法院并無介入之必要。德、日民事訴訟法均規(guī)定，法院此時不主動排除自身管轄權，即仲裁協(xié)議本身并不構成法院駁回起訴的根據(jù)[5].此外，大陸仲裁法又將法院知悉存在仲裁協(xié)議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原告起訴時自覺作出披露，二是原告雖未作此披露，但法院受理起訴后被告作出披露，這種分立式規(guī)范從立法技術角度看也嫌繁瑣。建議將來修訂大陸仲裁法時，將第5、6條予以合并，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不遵守仲裁協(xié)議，另行提起訴訟，法院得依他方當事人申請，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3.關于仲裁協(xié)議有效性的異議審查。對仲裁協(xié)議有效性的爭議，大陸仲裁法第20條規(guī)定，當事人可申請仲裁委員會或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請求法院作出裁定的，由法院裁定。臺灣仲裁法并無審查仲裁協(xié)議有效性的直接規(guī)定，但該法第30條第6款及40條第2款的規(guī)定，仲裁庭認為當事人提出的仲裁協(xié)議無效之主張無理由時，仍得進行仲裁程序，據(jù)此足以認定仲裁協(xié)議的有效性應由仲裁機構認定。
三 仲裁員與仲裁庭
1.仲裁員的資格要求。許多國家，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認為仲裁協(xié)議是私人間的事，并不給仲裁員規(guī)定一個資格，而交由當事人自由約定[6].與此不同， 兩岸仲裁法對仲裁員的資格均作出詳細規(guī)定，“這種立法模式在國際間尚屬罕見”[7].在大陸，只有符合仲裁法第13條規(guī)定者，方可被聘為仲裁員，資格設定相當嚴格。實踐表明，這在許多地方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此外，按照《重新組建仲裁機構方案》第3條第2項的規(guī)定， 在職國家公務員以及實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機關工作人員如其符合仲裁法第13條的規(guī)定并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可受聘為仲裁員。我們認為，對仲裁員資格設定嚴格要求是大陸仲裁制度，特別涉外仲裁制度在某些規(guī)范尚付闕如，某些規(guī)范還存在缺失的情況下能夠獲得廣泛贊譽的重要原因，換言之，大陸仲裁機制是以其運作主體的高素質彌補制度的缺陷。在臺灣，具備仲裁法第6條規(guī)定的情形之一者， 始能擔任仲裁員，在此基礎上當事人仍可約定仲裁員的資格[8]，但如有第7 條規(guī)定的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仲裁員。從立法技術看，與大陸仲裁法僅正面規(guī)定仲裁員資格不同，臺灣仲裁法從正反兩面作出規(guī)定，更顯嚴謹、明確；從規(guī)范內容看，臺灣仲裁法既規(guī)定了仲裁員的法定資格，又允許當事人在此基礎上再行約定，這樣既避免陷入“商業(yè)仲裁最脆弱的地方”-因沒有規(guī)定仲裁員資格而導致仲裁質量的可能失控[9]， 又避免損害當事人的意志自治，這一立法更為可取。但兩岸仲裁法在設定仲裁員資格方面都表現(xiàn)得相當慎重，似可表明兩岸對仲裁持一種既肯定而又謹慎的態(tài)度。
2.仲裁員與仲裁庭的權力。晚近立法實踐表明，仲裁員與仲裁庭的權力呈逐漸擴大的趨勢。一般說，此類權力涉及確定案件管轄權、仲裁程序決定權、仲裁程序性事項決定權、就爭議做出裁決權等，但各國的具體規(guī)定不一。大陸仲裁法并未像許多國家仲裁法一樣賦予仲裁員與仲裁庭以廣泛的權力，突出表現(xiàn)在：沒有賦予特定情況下的仲裁程序確定權-這種權力甚至得到1996年英國仲裁法的確認[10]； 沒有賦予仲裁庭在當事人為消極行為時作出程序性命令的權力。而除了在仲裁員回避方面略嫌保守外，臺灣仲裁法賦予仲裁員與仲裁庭以廣泛的權力，特別該法第30條規(guī)定，仲裁庭不受其認為無理由之下列主張影響，繼續(xù)進行仲裁活動；仲裁協(xié)議不成立；仲裁程序不合法；仲裁協(xié)議與應判斷之爭議無關；仲裁人欠缺仲裁權限及根據(jù)該法第40條規(guī)定的可提出撤銷仲裁之訴的9種事由[11]，這對于防止當事人阻撓仲裁，提高仲裁效率是必要的。此外，仲裁庭還有權采用其認為適當之仲裁程序、有權申請法院令證人出庭作證及給予調查證據(jù)方面的幫助等?？梢?，臺灣仲裁法使當事人的權利與仲裁庭的權力同步擴大，有助于提高仲裁效率。
3.仲裁員與仲裁庭的義務。為保證獨立性與公正性，仲裁員與仲裁庭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實踐表明，此類義務一般涉及（1）獨立、 公正地審理案件；（2）披露有損仲裁員獨立性的任何信息；（3）保守仲裁秘密，特別是仲裁過程中獲得的商業(yè)秘密；（4）獨立、 公正地作出裁決，等等。此外，還要遵守當事人達成的任何合法之約定，在臨時仲裁時更是如此。與臺灣仲裁法相比，大陸仲裁法中的此類規(guī)范較為簡約，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其一，與許多國家仲裁法普遍規(guī)定此類義務主要源于當事人的約定不同，大陸仲裁法中鮮有當事人設定仲裁員與仲裁庭應予遵循的義務規(guī)范。反觀臺灣仲裁法，卻對此類義務的自由約定予以優(yōu)先考慮，如該法第19、18條規(guī)定，仲裁庭應遵循當事人事先約定適用的仲裁程序及仲裁程序的開始時間。其二，大陸仲裁法對仲裁法實踐普遍確認的某些義務尚未予以確認。如給予雙方當事人以充分的陳述機會是1996年英國仲裁法[12]、《國際商會仲裁規(guī)則》[13]等仲裁實踐普遍確認的義務，臺灣仲裁法第23 條也作出類似的規(guī)定，但大陸仲裁法，甚至較為成熟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下稱《仲裁規(guī)則》）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行為規(guī)范》（下稱《行為規(guī)范》）均未對該義務予以明確體認。其三，盡管某些義務均為兩岸仲裁法所確認，但詳盡、嚴謹程度及保障措施也不同。如兩岸仲裁法都規(guī)定仲裁員負有保證其獨立性的義務，對此，臺灣仲裁法第15、16條分別規(guī)定了仲裁員信息披露義務及回避制度，特別第15條規(guī)定，仲裁人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法官應自行回避之同一原因者；仲裁人有與當事人間現(xiàn)有或曾有雇傭或關系者；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人或重要證人間現(xiàn)有或曾有雇傭或關系者；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認其有不能獨立、公正執(zhí)行職務之虞者，均負有向當事人披露的義務，由當事人決定其是否回避，仲裁員無權自己確定是否“可能影響公正仲裁”[14].這實際上比大陸仲裁法第34條規(guī)定的仲裁員回避制度更嚴格，立法上也更顯周延。大陸仲裁法第34條并沒有規(guī)定仲裁員須向當事人披露所有可能損害其獨立性的信息，盡管《行為規(guī)范》要求涉外仲裁員應向仲裁委員會披露可能影響其公正仲裁的有關信息[15]， 但非涉外仲裁員并無此項義務，從而形成法律漏洞。此外，在臨時仲裁時，臺灣仲裁員與仲裁庭還要履行任何當事人自由約定且為仲裁法所允許的義務。
四 仲裁程序
仲裁程序是有關仲裁機構、仲裁庭、仲裁員、申請人、被申請人、人和鑒定人以及法院之間在仲裁案件進行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和活動方式的規(guī)定的總稱，一般包括仲裁申請和受理、仲裁審理和仲裁裁決等程序，下面僅對其中若干問題進行比較分析。
（一）確定仲裁程序。在臺灣，依仲裁法第19條規(guī)定，仲裁程序首先應由當事人自由約定，當事人未作約定時，則適用仲裁法的規(guī)定，仲裁法未規(guī)定者，仲裁庭可準用民訴法有關訴訟程序或采取其認為適當之仲裁程序。該規(guī)定體現(xiàn)了仲裁法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表明了仲裁程序的任意性特征，與仲裁的普遍實踐是一致的，如《1996年英國仲裁法》第33條1款b項規(guī)定：“對特定的案件采用適當?shù)某绦颉?。與此相反，大陸仲裁法中既無授權當事人自由約定仲裁程序，也無授權仲裁庭在“避免不必要的遲延和花費”等特定情況下[16]，采取其認為適當之程序。應注意的是，《仲裁規(guī)則》第7 條規(guī)定：“凡當事人同意將爭議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的，均視為同意按照本仲裁規(guī)則進行仲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且仲裁委員會同意的，從其約定”，可以認為賦予當事人有限的程序選擇權，特別是由于該仲裁規(guī)則與仲裁法在仲裁程序方面的規(guī)范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其實踐意義應予肯定，但該規(guī)定并無仲裁法上的法律依據(jù)。此外，大陸仲裁法及有關仲裁機構仲裁規(guī)則均無授權仲裁庭在特定情況下另行適用仲裁法或仲裁規(guī)則規(guī)定之外的仲裁程序。
確定仲裁程序后，該程序何時開始呢？這個問題關系到當事人正確、及時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有關仲裁法及仲裁規(guī)則的規(guī)定各有不同，但傾向于當事人自由約定。在臺灣，仲裁法第18條第2 款規(guī)定：“爭議事件之仲裁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自相對人收受提付仲裁之通知時開始”，這與英、美等國仲裁法實踐是一致的，與此不同，大陸仲裁法既未授權當事人自由約定仲裁程序的開始時間，也未直接規(guī)定仲裁程序的開始時間，結合仲裁法體例設計及《仲裁規(guī)則》第13條的規(guī)定，仲裁程序始于仲裁機構發(fā)出仲裁通知之日。
（二）仲裁員選任程序。仲裁法的普遍實踐是，以當事人選擇為原則，當事人在法定日期或約定日期或仲裁規(guī)則規(guī)定期限內不作出選擇或不能作出選擇時，一般規(guī)定由仲裁機構或法院作出選擇，以便盡速啟動仲裁程序，而且所選任之仲裁員可以是但不限于仲裁機構登記在冊者，人數(shù)也不作限制。與此相同，臺灣仲裁法第9至13 條全面規(guī)定了仲裁員選任的具體方法，即以當事人約定為原則，輔之以法院選任、仲裁機構選任、以當事人多數(shù)意見選任或抽簽選任（當事人一方有2 人以上時），其選任方法雖較嚴謹?shù)韵臃爆?，而且法院對仲裁員選任的介入可能降低仲裁效率，這可能是立法當局為確保仲裁程序能正常運作，因而對運作仲裁程序的主體即仲裁員給予高度重視并施以嚴格要求。大陸仲裁法在仲裁員選任方面也主張當事人自由約定，并規(guī)定在當事人委托或不能作出選擇時由仲裁機構作出選擇，與臺灣仲裁法相比則迅捷得多。此外，大陸仲裁法并沒有授權法院介入仲裁員的選任，而把特定情形下選任仲裁員的權力授予仲裁委員會主任，選任范圍也僅限于在仲裁機構登記在冊者?？紤]到該法12條第2款明定仲裁委員會的主任必須由法律、經濟貿易專家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中擔任，其素質一般較高，仲裁法作出此項授權是合理的，可以避免法院不必要地介入仲裁程序，降低仲裁效率，但仲裁法將仲裁員選任范圍局限于在仲裁機構登記在冊者，則可能不利于審理一些專業(yè)性很強的案件。
（三）仲裁進行程序。仲裁進行程序是仲裁庭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或當事人約定之方式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過程。許多國家仲裁法傾向于由當事人自由約定，但一些仲裁機構，特別是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在仲裁規(guī)則中一般規(guī)定當事人將爭議事項提交仲裁機構仲裁之事實即表明已接受仲裁機構的仲裁規(guī)則。在臺灣，由于仲裁法第19條已經授權當事人約定仲裁程序，約定仲裁進行程序應屬當然之義，但仲裁法也對特定事項做出某些強制性規(guī)定，俾使仲裁進行程序不因當事人之約定或一方當事人之消極行為而受阻，此類規(guī)定主要包括（1 ）仲裁庭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第23條）；（2）仲裁庭得通知證人或鑒定人到場應詢， 并在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時請求法院令其到庭（第26條）；（3 ）仲裁進行程序不受由當事人提出的但仲裁庭認為無理由之主張的約束（第30條）。我們認為，為保證仲裁合法、迅捷進行，此類強制性規(guī)定是必要的。大陸仲裁沒有授權當事人約定仲裁程序，但也授權當事人可以決定仲裁進行程序中的某些事項，如仲裁法第40條規(guī)定，除非涉及國家秘密，當事人可選擇公開或不公開仲裁。此外，仲裁法也對當事人阻卻仲裁進行程序的消極行為作出了規(guī)范，如仲裁法第42條規(guī)定，申請人經書面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可以視為撤回仲裁申請，被申請人有上述行為的，可以缺席裁決。但總體看，臺灣仲裁法所作規(guī)范較詳盡。
（四）裁決程序。仲裁庭在對提交仲裁的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或進行審理后，根據(jù)已查明的事實和認定的證據(jù)，對當事人提出的仲裁請求或反請求及其它事項作出書面決定。
1.裁決依據(jù)。仲裁法實踐表明，仲裁庭作出仲裁裁決的基本依據(jù)是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臺灣也不例外。以此為原則，臺灣廣泛借鑒《示范法》及瑞士、法國等國仲裁法實踐（注：示范法第28條、瑞士聯(lián)邦蘇黎世州民事訴訟法第253條、法蘭西共和國仲裁令第34條。）， 允許在特定情勢下以衡平原則作出裁判。所謂衡平原則，指的是在不違反法律、公序良俗以及基本的仲裁程序前提下，經當事人明示作出授權，仲裁員可以依公平正義觀念作出裁決， 其最早立法規(guī)范見于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019條。在商務仲裁條例第三次修訂過程中，有學者認為臺灣特殊的社會背景及較低的公民法治觀念不具備適用衡平原則的基礎，因而不贊成確立衡平仲裁[17].但仲裁法最終還是對此予以確認[18].與此相反，大陸仲裁法并不確認衡平仲裁， 該法第7條規(guī)定的仲裁應“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以及《仲裁規(guī)則》第53條規(guī)定的“仲裁庭應當根據(jù)事實，依照法律和合同規(guī)定，參考國際慣例，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則，獨立公正地作出裁決”與衡平原則的構成要件-當事人合意且明示表示相差甚遠，只能視為誠信原則之必然要求，不能作為確認衡平原則的法律依據(jù)。
2.裁決規(guī)則。臺灣仲裁法32條規(guī)定，仲裁裁決采過半數(shù)原則，當同意數(shù)未達半數(shù)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額之意見，至達過半數(shù)為止”，如果還不能達半數(shù)時，非基于當事人約定，則終結仲裁程序，此規(guī)定系借鑒臺灣法院組織法的做法，但顯然無助于發(fā)揮仲裁之制度價值，與仲裁法的普遍實踐是背道而馳的。與此不同，大陸仲裁法第53條規(guī)定，裁決應當按多數(shù)仲裁員的意見作出，不能形成多數(shù)時，按首席仲裁員的意見作出。不過，包括英美在內的一些國家仲裁法還規(guī)定，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裁決規(guī)則，如1996年英國仲裁法第21、22條規(guī)定，當事人可自由約定仲裁庭應如何作出裁決。
3.中間仲裁與部分裁決[19]，為充分發(fā)揮仲裁制度價值，各國仲裁法一般允許仲裁庭在仲裁過程作出部分裁決。大陸仲裁法大體符合這一通行做法，該法第55條規(guī)定，仲裁庭可以作出部分裁決，但在針對當事人仲裁過程中的消極作為作出中間裁決方面尚嫌不足。與此相反，臺灣仲裁法沒有涉及部分裁決的規(guī)定，該法第33條僅規(guī)定“仲裁庭認仲裁達于可為判斷之程序者，應宣告詢問終結，依當事人聲明之事項，于十日內作成判斷書”，但該法對中間裁決極為重視，體現(xiàn)了程序優(yōu)先的立法取向。我們認為，訴訟制度尚且肯定部分判決，作為提高糾紛解決效率重要實踐的仲裁理應包括部分裁決的內容。應該說，未確認部分裁決是臺灣仲裁法的一個缺點，但該法關于中間裁決的規(guī)定卻值得借鑒。
五 仲裁裁決的執(zhí)行
1.裁決執(zhí)行力的賦予。兩岸仲裁法都確認執(zhí)行力是仲裁裁決效力內容之一，且在賦予非涉外性裁決執(zhí)行力方面并無不同，即此類裁決執(zhí)行力隨著裁決的作成當然地獲得，但在賦予涉外性裁決執(zhí)行力方面則不盡相同。在臺灣，仲裁法第47條規(guī)定，在“中華民國”域外或在“中華民國”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之“外國”仲裁裁決[20]應由司法機關基于“互惠原則”予以“承認”后，才能在臺灣獲得執(zhí)行力。應注意，由于不是1958年《紐約公約》的締約方，臺灣不能援用公約的有關規(guī)定賦予域外裁決以執(zhí)行力。另外，依《臺灣地區(qū)與大陸地區(qū)人民關系》第74條之規(guī)定，大陸仲裁裁決須經“認可”后才有執(zhí)行力。與此類似，外國仲裁裁決在大陸應經司法機關根據(jù)1958年《紐約公約》或有關雙邊協(xié)定或基于互惠原則獲得承認后始有執(zhí)行力。另外，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釋，臺灣仲裁裁決須經大陸司法機關認可后始有執(zhí)行力。
2.裁決執(zhí)行力的擴張性及強制性。依臺灣仲裁法第37條第3 款規(guī)定，除當事人外，仲裁裁決的執(zhí)行范圍還及于與仲裁判斷之法律關系有關的兩類人，即“仲裁程序開始后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或“為他人而為當事人者之該人及仲裁程序開始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占有請求之標的者”。大陸仲裁法并未確認仲裁裁決執(zhí)行力的擴張性，惟依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在被申請執(zhí)行人對第三人享有到期債權時，可以代位執(zhí)行[21].由于這些規(guī)定可準用于仲裁裁決的執(zhí)行，因此仲裁裁決執(zhí)行力實際上也有一定的擴張性，但其范圍則小的多。在執(zhí)行力的強制性方面，臺灣仲裁法第37條第2款規(guī)定， 仲裁裁決“須聲明法院為執(zhí)行裁定后，方得為強制執(zhí)行”，即仲裁裁決原則上僅具有間接執(zhí)行力，但具有（1 ）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shù)量為標的或（2）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情形之一者， 并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約定，則裁決無須經法院裁定為強制執(zhí)行者，得逕行強制執(zhí)行。大陸民事訴訟法及仲裁法規(guī)定，當事人可以直接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仲裁裁決，法院應當執(zhí)行。
3.仲裁裁決執(zhí)行阻卻。在特定情況下，仲裁裁決發(fā)生執(zhí)行阻卻。兩岸仲裁法在該問題上的規(guī)定既存在差異，也都存在明顯的缺陷。
這雙眼睛的主人陶進從來不說“我看不見”,他上《魯豫有約》,對魯豫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經?？茨愕墓?jié)目!”他向人形容他經歷的某個場景,總不會漏掉使用“歷歷在目”這個詞。
像所有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陶進也曾有過干凈、明亮的眼睛?？梢粋€陽光明媚的午后,外婆驚心地看到,不滿一個月的陶進黑亮的瞳孔上,有一個針尖大小的白粒。最后,白漸漸吞噬了黑,最后布滿了黑眼球的大半,只留下一個小小的黑點兒,陶進最終陷入了一片永恒的黑暗中。可從小他就沒覺得自己與小伙伴們有什么不同,他撫摸過家里每一個家具的棱角,從來不會磕碰上。籃球場上,他跑得不算慢,雖然不能判斷籃圈的準確位置,但他能感到跑動中流動的空氣,能聞到伙伴的氣息,聽到重重的喘氣聲,他總能準確地把球傳給同伴。
后來,他上了盲人學校,像8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他的青春歲月,是“鄧麗君的天下”,他甚至會唱鄧麗君所有的歌。他也跟盲人們一起去看電影,盡管20多年后,已經完全忘記了電影放的是什么,但他記得,每個人都很高興。
直到有一天,他遇上了曾柏良,那個原本黑暗的世界開始變了。1996年的一個周末,陶進陪著5歲的女兒,去曾柏良的繪畫班學畫畫。曾柏良發(fā)現(xiàn),這個盲人總是聽得很入神,就開始鼓勵他學畫畫。
“盲人畫畫?”他第一次聽說時簡直氣壞了,甚至認為“這是種羞辱”?？稍亓疾煌５毓膭钏?在一次停電時,這個畫師在黑暗里親自畫了一只“很美的小鳥”,給陶進做示范?！懊と水嫯?不需要像不像,就畫你心里的畫,畫出意和氣!”曾柏良勸他說,“你筆下的海,心里想它多寬,就有多寬;筆下的燕子,想飛多高就有多高,試試吧?！?/p>
他第一次拿起蘸著墨汁的毛筆,手直發(fā)抖,曾柏良卻夸他“真勇敢”。幾十年來,曾柏良教了10多個盲人學畫畫,很多人第一次拿到毛筆,就像拿到了什么燙手的東西,把筆扔出老遠。畫什么呢?陶進想,就畫山吧,山怎么亂畫,都能稱作是山?？晒P一觸到紙,他就感到了恐懼,完全不知道第二筆往哪里走,那種感覺,就像“走在空曠的平地里,找不到扶手,沒有障礙物,只能聽到盲杖咚咚的聲響”。
胡亂掄了幾筆,邊上的曾柏良開始夸張地大喊:“太棒了!這山真有氣勢啊!”可多年后,他才知道,他的處女畫其實就是一團墨跡,他甚至都不知道,很多時候,自己的毛筆尖根本沒有觸到白紙,一直在空中走筆。但這有什么關系呢,從他第一次拿起畫筆開始,原本那個黑暗中的世界,正在悄無聲息地染上各種色彩,他也因此愛上了畫畫。
起初,他在報紙上畫,畫得家里的墻上、床上到處都是墨,尤其是畫動物尾巴時,他總是“很有氣勢地重重甩一筆”,把旁邊的人弄得墨跡斑斑。也常常有人嘲笑他“畫得不像”,比如,太陽都沒有畫圓,水果的把兒離果子老遠。
只有曾柏良鼓勵他:齊白石筆下的蝌蚪,按畫的比例,比人都大,但他畫出了蝌蚪的神;梵高的向日葵,外形都是扭曲的,有違自然規(guī)律,可他畫出了“燃燒”的狀態(tài)?！爱嫷迷傧?有照相機照出來的像?”曾柏良反駁說,“盲人畫出來的,那就是他們的心?！?/p>
“一個瞎子畫畫,不是瞎鬧嘛!能當飯吃?這路哪走得通嘛!”剛開始學畫畫的陶進,遭到了整個家庭的反對。他不得不提著報紙,四處“蹭”別人的地方畫。他畫四川老家的竹子,右手執(zhí)筆,左手“定位導航”――畫過沒畫過的地方,干濕不同,粗糙感不同。他喜歡大片的留白,給人深遠之感,就像他的眼睛。
他和另外兩個盲人常跟曾柏良去郊外寫生,曾柏良感慨,盲人的手很神奇,無論看起來多么粗糙、多么笨拙的手,在撫摸桃花時,都不會碰掉花瓣,哪怕輕輕的一片!
陶進說不出畫畫改變了他什么,但似乎很多事情都變了。他開始關心新聞,對很多東西感興趣。盡管第一次觸碰電腦的鍵盤時,他的手指“像觸電一樣彈回”,但很快,他在裝有盲人語音軟件的電腦上,跟人在QQ上聊天。他的畫被曾柏良帶到英國、美國、德國等地展出;他被邀請到北京看殘奧會開幕式,在鳥巢,他坐的是VIP席位;介紹他時,別人會說:盲人畫家陶進,可他會在心里悄悄想,自己床底下塞的畫是多么糟糕呀。
這個以前小心翼翼地討生活,害怕改變的男人,還破天荒地坐了回熱氣球,他看不見熱氣球是“火一樣的紅”,但他確實感到后背像在被火烤,空氣有冷有熱,在耳邊呼呼地旋轉。他不覺得害怕,他甚至還嫌“這個球飛得不夠高”。
他身邊有的女盲人學畫后,變得愛美了,觀察事物更細致了,也更有女人味了,她們出門愛穿高跟鞋,還會涂上口紅,膽子也變大了,以前總需要正常人陪著上街,現(xiàn)在能一個人坐公交車,在花鳥市場逛大半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些傷員從四川被送到南寧的幾家大醫(yī)院。陶進和6個盲人帶著很多家盲人按摩店捐的5900元錢和一些蜂蜜,請求醫(yī)生讓他們看看傷員。一位剛剛截肢的北川中學的高二男生,一直想自殺,陶進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給他看:“看我這個瞎子也能作畫,你這個年齡,前途無量啊!”
高級人才的嚴重告急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存在的問題。據(jù)美國全國科學基金會統(tǒng)計,20__年,化學、生物、物理等學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缺少45萬,20__年將缺少67萬,而其通過國內培養(yǎng)只能滿足需求的1/3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練技術人員缺口也高達20萬。歐盟國家的失業(yè)率雖然高達10%左右,但專業(yè)人才卻嚴重供不應求,西歐地區(qū)20__年僅信息技術人才就缺員123萬,其中德國的計算機和電信部門有7.5萬崗位空缺;法國信息產業(yè)方面缺少1萬名工程師;英國20__年對高級專門人才的需求達24萬人,而其國內每年只能培養(yǎng)1.6萬人。因此,世界各國都把爭奪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置于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面對如此態(tài)勢,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的優(yōu)秀人才,已成為發(fā)達國家的重點爭奪對象。
來自國內金融和國防部門的消息令人焦慮。據(jù)有關人士透露,加入wto后,國有銀行中掌握政府間資源和客戶資源的人才,特別是位于重要崗位、有一定職務者,是境外機構挖掘的重點對象,其中一些人才已被挖走。承擔我國高技術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的國防科研試驗部隊,近年來在人才隊伍建設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難。不僅引進的人才滿足不了需要,而且存在高級人才流失較為嚴重的現(xiàn)象。據(jù)悉,某研究所,十幾年前在美國培訓的一批計算機軟件人才,如今幾乎全部流失。北京市經委曾對工業(yè)系統(tǒng)的150戶大型國有企業(yè)的人力資源狀況進行調查顯示,國企1982年以后引進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員的流失率高達64%,大多數(shù)流向外資、合資企業(yè)。中國銀行副行長孫昌基曾透露:中國銀行近3年辭職的職工多達4403人,其中有62.4%的優(yōu)秀人才被外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挖走。另據(jù)中國人民銀行統(tǒng)計,從1999年至20__年,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有4.13萬人辭職,流失的均是外語水平高、有良好客戶關系且熟悉我國金融政策的人才。
外資企業(yè)和國外研發(fā)機構也在我國內“搶奪”人才,朗訊、ibm、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紛紛在我國設立研發(fā)機構,采用各種手段,比如,“前程”“錢圖”、優(yōu)厚科研經費優(yōu)越科研環(huán)境、尊重人的人性化管理個性化管理、穩(wěn)定的職業(yè)保障等措施吸引、乃至“引誘”中國人才,利用中國的高科技人才為其服務。
2.“推動力”———我國落后的人才管理
沿襲計劃經濟時代落后的人才管理體/！/制、機制及管理措施,進一步強化了那些為了求得良好發(fā)展平臺的人才流動的動機。
(1)落后的人才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時代,固化的戶籍制度,讓人們堅信:人才單位所有,人才流動不可想象,人才流不出,引不進,無所謂人才市場。這嚴重妨礙了人才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壓制人才才能的有效發(fā)揮,制約了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隨著改革開發(f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特別是加入wto后,人才思想的解放,人才展示才華的“自主人格”的確立,人才單位所有觀念的弱化,人才“職業(yè)目標導向”的強化,人才與單位平等契約關系的建立,勢必會對落后的人才管理體制提出“反抗”,其結果必然是導致人才流失。
(2)滯后的人才管理機制。如今,在強調人才競爭規(guī)則平等的同時,我們卻存在許多容易讓別人可鉆的“機制洞隙”（梅德平：人才安全事關國家利益，《中國人才》，20__年第5期）:一是在認同人才流動國際化的同時,卻在人才薪酬上本土化,工作條件、生活條件大眾化。在如今經濟日益全球化、人們價值取向日益現(xiàn)實化的情況下,僅有思想教育,愛國觀念、敬業(yè)精神的強化,有點顯得蒼白無力,難以從根本上使人才尤其是重要人才“拴心留人”;二是我們在幾乎使出渾身解數(shù)不斷引進人才的同時,卻提供不出人才所需的良好工作條件和發(fā)展空間,難以實現(xiàn)人才效益最大化,甚至出現(xiàn)了招“女婿”(引進人才),冷落“兒子”(原有人才)的現(xiàn)象。
(3)尷尬的人才處境。博士找不到工作、或受到單位的冷遇等現(xiàn)象,時有耳聞。固然有人才本身的原因,但大都是一些用人單位短視和急功近利造成的。加入wto后,享有“國民待遇”的民營企業(yè),其不太成熟的人才管理心態(tài)也使人才面臨同樣的尷尬處境:首先許以重金招聘來,且委以重任;其后表面上放權放手,背后卻監(jiān)督防范;最后因“功高震主”,或因功成“價值已無”,慘遭老板“杯酒釋兵權”。人才處境的尷尬,客觀上加速了人才,尤其是那些身懷“絕技”的優(yōu)秀人才勇奔“前程”,重尋“錢圖”。
(二)正確認識人才安全與人才流動的關系
人才安全與人才流動是一對“孿生兄弟”,沒有人才的流動,就沒有人才安全問題,但不能為了所謂的人才安全而拒絕公平競爭、阻礙人才流動,以保護自身“弱勢群體”。當前關于人才流動與人才安全的關系有幾種不太正確的觀念。
1.將人才安全與人才流動對立起來。認為人才安全是人才流動的直接產物,要想人才
安全就只有關閉人才流動的大門。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并不反對一般性人才流動,只是主張增強核心、關鍵人才資源的自我保護意識,做到人才的有序流動。
2.無視人才擁有的功利性,主張不提或少提人才安全。人才擁有的功利性極強,在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大背景下,如果一個企業(yè)的核心、關鍵人才流失,就意味著其客戶的流失和核心競爭力的下降;一個科研單位的核心、關鍵人才流失,就意味著其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中斷;一個國家的核心、關鍵人才流失,就意味著該國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3.與己無關,不重視此工作。認為人才安全是國家主管部門的事而與各地區(qū)、各單位的人事工作無大關系,不重視此項工作。實際上,在理順政府和各用人單位的關系及職能分工的前提下,各用人單位才是人才安全管理工作的主戰(zhàn)場。只有每個地區(qū)、單位的人才安全問題解決了,整個國家的人才才能確保安全。
4.認為人才安全及其管理是一種制度,不是一種機制。確保人才安全,固然離不開建立健全必要的規(guī)章制度,但更重要的是應當通過不懈努力,健全一種機制,使我們國家、企業(yè)的核心、關鍵人才資源不想離開、不愿離開、不敢離開,離開后得不償失,并做到核心、關鍵人才資源豐富,后繼有人。
實際上,沒有人才的適度流動,就沒有經濟的良性、快速發(fā)展,因此應該區(qū)別對待不同人才群體,正確認識、處理人才安全與人才流動的關系。
1.鼓勵人才“適度”有序流動。加入wto,意味著包括人才流動在內將更加開放,原有體制性、政策性壁壘將被打破;原有保護性政策、法規(guī),乃至辦事程序將公之于眾。具體到人才市場,將允許合資開辦人才中介服務機構,開放中介服務市場;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取消戶籍制度對人才流動的限制;修訂完善外國人來華就業(yè)政策,改革公民出入境的審批辦法等。沒有人才的自由流動,就沒有與國際接軌的人才市場,就不是有效、完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策是,找到人才流動與人才安全的最佳“互動點”———鼓勵人才正常流動的同時,吸引一批國外“核心人才”為我所用,避免對國家經濟、國防等建設造成威脅或損害。
2.區(qū)別對待不同人才群體,準確把握人才“安全度”。不應該拒絕或害怕人才流動,相反有時還應該人為地制造人才的“不穩(wěn)定”,以使整個人才群體保持旺盛的競爭活力。關鍵是掌握好一個人才“安全度”———區(qū)分不同人才群體,在允許一般性人才適度流動的大背景下,構筑“人才特區(qū)”,保護、激勵、留住那些掌握國家或單位機密、核心技術的人才,將其流動嚴格控制在一個相對較小的比例內。如果超過了人才“安全度”,就會造成整個人才群體的動蕩不安。調查表明,企業(yè)人才流動的替換成本是原有人才成本的1.5～2.5倍,如果企業(yè)重要級人才跳槽,有可能將企業(yè)有形與無形資產一起帶走,其損失難以估量。因此,判斷人才“安全度”,關鍵是看流失的人才是否為頂尖級人才,事關全局的專門人才。
理財要素：有相當多的老年人有理財愿望，但理財首先是要安全，盡量降低投資風險。其次是方便，要有足夠的流動性，隨時都可以用錢。再次是讓自己身心愉悅。老年人安全、輕松、快樂理財，在保證物質生活充實的同時，又能享受謹慎的快樂。
理財中規(guī)律，即收益永遠與風險成正比，收益越高，風險必定越大。老年人在選擇理財產品時往往會貨比三家，哪家給出的預期收益率越高，就會優(yōu)先考慮。但是切記：在購買理財產品時，不僅只看重該產品的預期收益率，更應該知道為達到該收益率所帶來的風險。這樣才能把結果控制在心理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由于養(yǎng)老金的增長率往往低于通脹率，因此老年人理財應該“穩(wěn)”字當頭，選擇一些以保證本金安全為前提，以獲得高于銀行利率為目的的低風險產品。
老年人要輕松理財，在講究安全性的前提下，還應注重便利性。所謂便利性是指老年人用錢，尤其是看病用錢時支取方便，以備不時之需。理財產品的投向、期限、流動性、擔保、結構等都可能會對產品收益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要選擇自己看得懂，適合自己的產品。
老年人醫(yī)療費用的支出會占到日常生活的一定比重，建議老年人在退休時盡快為自己購買一份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險，使自己在生病或受傷時能得到關愛。無需進行較長期限的投資，因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利息按活期計算，損失較大。
一般而言，老年人進行少許風險投資，參加一些社會經濟活動，有益于身心健康。其實，他們理財有兩個目的：一是增強責任感有事可做，豐富退休生活；二是在保障收益的同時，也能獲得學習的樂趣。但是，老年人理財不宜資金過大，應適可而止。從防范風險的角度而言，高風險投資比例不要超過20%。
首先，要準備足夠的應急資金儲備，留足6個月左右的應急準備金，以應付日常不虞之需。
其次，要做好抗通脹的資產配置，建議退休老人家庭資產配置中以購買債券型基金為主，并結合定期存款，做到長短相宜，攻守兼?zhèn)洹?/p>
第三，要了解基本的理財常識：即便只是存銀行的資金，也要判斷自己的資金需求周期，不同存款品種的周期和報酬率，以及是否還有其他可替代定期存款的產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