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22 00:26: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大眾音樂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傳統音樂 廣東音樂 民間文化 大眾文化 民間音樂 流行音樂 大眾音樂
一、引言
星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前所長費師遜先生曾于2005年在《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4期著文，認為“民間音樂”只是廣東音樂使用的一個金字招牌，廣東音樂的實質不是民間音樂而是流行音樂①！這一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說法，筆者謂之“費師遜猜想”。筆者曾著文就廣東音樂的大眾文化屬性展開討論，對于廣東音樂的民間音樂屬性問題，此處所論以為補述。
歷來，廣東音樂被普遍接受并定性為民間音樂。早期的研究性成果，如1956年黃錦培編輯出版的《揚琴演奏法》、李凌1959年發表了《略談廣東小曲》一文及葉魯編印的《廣東音樂曲目匯編》(初稿)、《建國以來我省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工作的回顧》②等文，從文中主旨來看，均將廣東音樂視為民間音樂或民族音樂。民間音樂類型的概念最早則是中國音樂研究所在上世紀60年代初組織編寫并出版的《民族音樂概論》的“引言”部分提出，編者在“引言”部分提出一種民族音樂遺產“四大類”劃分法，即總體上劃分為“代表壓迫階級”和“代表被壓迫階級”兩大陣營。代表壓迫階級的音樂遺產包括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三大類，代表被壓迫階級的音樂遺產即民間音樂(民歌、歌舞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五類)③。
關于廣東音樂的源流問題，最早的研究文論及研究成果無一不持廣東音樂是民間音樂這一看法。1981年在廣州創刊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雜志是“廣東音樂”研究的最重要的園地。李凌的《廣東音樂”創作中的地方風格雜談》④、劉天一的《略談“廣東音樂”的歷史源流》⑤、莫日芬的《“廣東音樂”的形成與發展》⑥、黎田的《廣東音樂的形成》⑦等重要論述均發表在《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雜志。在實踐領域，則更早把廣東音樂作為民間音樂來對待。早在1956年，以演奏和創作廣東音樂為己任的“廣東民間音樂團”在廣州成立。上世紀90年代以后至今的廣東音樂重要理論研究并未轉向，至今依然大多仍秉持廣東音樂為民間音樂的看法。陶誠在其博士論文《“廣東音樂”文化研究》中這樣描繪：“廣東音樂”經歷了近代各個歷史時期的巨大社會變革……… 它以民間音樂形式延續和維系著不同時期的大眾文化和文化精神，用民間音樂的方式記載著歲月的遣痕和民間音樂的文化形態”，是“東方民間音樂的一顆明珠”⑧。
二、問題提出的意義
廣東音樂到底是民間音樂還是如費師遜所說的流行音樂？抑或只是對廣東音樂文化屬性的詰問？弄清楚廣東音樂的文化屬性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具體為：
一、 廣東音樂自身的發展出現問題，有學者認為已事關廣東音樂的生死存亡。早在1995年3月25日，羊城晚報頭版頭條即已發表了“廣東音樂若游絲”的文章，提出“廣東音樂”現在“作者少、聽眾少、演出少、知音少”，提出了振興“廣東音樂”的呼吁⑨。
二、 國家和政府已經從戰略的高度提出了對廣東音樂的保護和發展。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我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廣東音樂名列其中。2002年，廣東省提出建設“文化大省”。2010年，廣東再次提出建設“文化強省”，并出臺了《建設文化強省規劃綱要》。作為“非遺”的廣東音樂自然近年來再受前所未有的矚目，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傳承和保護意義重大。不同的文化類型有不同的文化特點和發展規律。如何傳承和保護廣東音樂，路徑的選擇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對廣東音樂文化屬性的認識可以對其他類型的音樂文化的發展和研究提供借鑒，同時，從學術層面揭示廣東音樂形成和發展的文化生態環境，這對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再造廣州地區的民間文化生態有歷史的借鑒意義。
三、 文化類型
所謂文化類型是由適應環境而產生的，表現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經過了選擇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內容，即這些經過了選擇的特征不是該文化的全部特征的總和，而是最能體現其本質屬性的元素。同時，一定的文化類型必與特定的的歷史時期與文化背景相聯系。H·斯圖爾德將文化類型定義為見于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基本文化特質。他認為，文化類型是由適應環境而產生的，并且代表同樣整合（integration）程度的核心特征叢（constellations of core featuers）。廣東音樂同樣是與其環境相匹配的屬于某種文化類型的文化。
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初是“廣東音樂”形成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被稱之為“硬弓階段”或稱“硬弓時期”。硬弓時期的廣東音樂經常出現在以下四種活動中：1、鄉村的“八音會”，于婚喪喜慶場合表演(或加粵曲、說唱)。2、戲劇中的過場音樂。從事戲曲樂隊伴奏的樂工，俗稱“棚面”。3、自娛性質的社團。在廣府民間廣泛存在以自娛自樂為主要目的曲藝社團——“私伙局”。4、民間藝人在茶樓、街頭賣藝，借以為生。這四類活動的的主體均為中下層民眾，而且，1919年以前的廣東音樂作品直接來自對各類民俗音樂的采用。
民間文化（folk culture）指的是由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創造的、古往今來就存在于民間傳統中的自發的民眾通俗文化。從社會分層上看，民間文化是一種來自社會內部底層的、由平民自發創造的文化。民間文化還是一種具有農業社會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較多傳統色彩的文化。
關鍵詞:音樂傳播;定義;特點;綜述
引言
自1993年初,以《中國音樂》雜志為陣地,修海林等一批學者相繼發表了關于音樂傳播學科建設、音樂傳播與音樂教育、音樂傳播學方式方法研究論文(詳見薛良、宋莉莉、修海林等6人關于音樂傳播學的論文,發表于《中國音樂》1993年第1、2期上)以來,音樂傳播學研究在我國拉開了序幕。近二十年來,業內外人士就音樂傳播學的研究各抒己見,給這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給予了廣泛的關注。本文就近二十年以來關于音樂傳播的定義和特點問題的論文研究加以概述,并介紹一些主要的觀點。
當一個概念被提出的時候,概念的所指往往已經沉聚了豐富的經驗,其內涵和外延在現實中都已存在,因此“音樂傳播”的提出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召喚。中國傳媒大學的曾田力教授曾這樣指出過:“音樂的傳播實際上有著幾層含義:從音樂的起源看,沒有人際間的關系和交流的需要,就不會有音樂,音樂從發生之日起就具有傳播的動態屬性;從音樂種類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看,所有的音樂屬性一直就是在不斷的傳播、傳承中得到衍生和發展的。”①因此,他認為“音樂傳播是音樂藝術得以產生和生存的一個基本屬性,與音樂的方方面面不可分割”。音樂傳播的提出,實際上針對的是當代信息社會對所有古老藝術的挑戰。
修海林先生是較早開始從宏觀理論層面思考音樂傳播理論研究和學科屬性的。修教授在他的《音樂學領域中的傳播學研究》一文中,就提到:音樂的文化傳播“是在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中建立起來,并發生影響與作用,音樂傳播總離不開人的行為的參預。”②在音樂傳播賴以存在的社會音樂生活中,音樂傳播在各種音樂活動中存在并與社會不同層面發生廣泛的聯系。
武漢音樂學院音樂系汪森老師日前正致力于音樂傳播的教學、研究以及實踐活動。他在《音樂傳播學的一二三四五》一文中對音樂傳播有過這樣的描述:“音樂傳播:學術業。音樂傳播應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活動,業術學是由實踐到理論,學術業是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因此,在筆者的構思中,音樂傳播應有三個活動層次,即“學”(理論形態)“術”(技術、藝術)和“業”(業務、職業)。”③
中國傳媒大學曾遂今教授從音樂社會學的角度對音樂傳播現象和規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音樂傳播含有兩大層面:實踐層面和理論層面。實踐層面就是我們的各種傳播行為(自然傳播和技術傳播);理論層面就是音樂傳播行為現象中帶規律性、帶本質性、帶概括性、帶真理性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暫時還沒有被抽象、總結、學理性地概括出來。④
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傳播系青年教師姚杰對音樂傳播的定義是:“音樂作為信息在社會系統中的流動。”⑤他認為“對音樂傳播研究的展開必須要建立在對音樂傳播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上,即把音樂當作信息”。因為音樂傳播要研究的各種具體問題,都將圍繞這個基點來展開,比如信息傳播技術與音樂傳播活動的關系、信息傳播制度與音樂傳播活動的關系、對信息的文化屬性、經濟屬性、政治屬性三者的認識以及這三者關系的認識等。其實,音樂傳播作為信息傳播活動的一種特殊現象,既有傳播的一般特點,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姚杰總結出以下6點音樂傳播的特點:1.“音樂傳播應該是一種信息共享活動。”由于傳播,使得音樂從創作者到演奏者、從演奏者到傳播者、從傳播者到欣賞者、從自己到他人,從個人到多人,屬于信息的共有化過程,具有交流、交換、擴散的性質。2.“音樂傳播離不開社會關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又體現一定的社會關系。”傳受雙方或者創作、演奏、傳播、接收幾方都有著各自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3.“音樂傳播它必定是一種互動性的行為活動。”傳播者雖然往往處于主動地位,但是接受者也并非完全被動接受,做出反饋也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4.“音樂傳播要達到效果必須要雙方都有共通的意義空間。”關于這一點,中國傳媒大學曾遂今教授曾經有過生動的描述:“音樂傳播的本質,是傳、受雙方共同對音樂形象的塑造與認可,并充分顯示出人的創造性智慧和成功后共同獲得的喜悅感。”⑥5.“音樂傳播是一種行為,一種過程,一種系統。”它始終是以人為主體進行的活動。6.“音樂傳播有著信息上的文化性和載體上的經濟性。”各地區、各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音樂來代表自己特定的文化。而當音樂作為信息在現代進行社會傳播時,它更多地要通過商業運作。
筆者認為對音樂傳播研究的展開必須要建立在對音樂傳播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上,包括對音樂傳播含義以及特點的認識。上述是部分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音樂傳播概念內涵的種種定義和思考。
綜上所述,對音樂這種特殊信息的傳播活動進行研究的音樂傳播學,既是社會實踐的迫切需要,又體現了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可謂應運而生。而要使得“音樂傳播”成為現代學科意義上之 “學”,是一個綜合的學科建設系統工程。絕非某個人、某個別單位和學校所能單獨完成的,甚至可能需要耗時、耗資不菲。音筆者認為音樂傳播是人類社會交往活動中產生的文化互動現象,是人類共享文化的過程,也是社會價值觀念不斷被傳送、強化與接受的過程。現代化的音樂傳播正在以日新月異之勢向前發展。它已成為今天音樂傳播重要的依賴。我們不得不正視這種依賴,我們也無法擺脫這種依賴。我們只有理智而冷靜地駕馭它們、認識它們,才能使其體現出音樂傳播的價值。
注釋:
①曾田力.《迎接新世紀大眾傳媒的挑戰》,《現代傳播》,2003年第6期。
②修海林.《音樂學領域中的傳播學研究》,《中國音樂》,1993年第1期。
③汪森.《音樂傳播學的一二三四五》,《黃鐘》,2002年第1期。
④根據曾遂今的《音樂傳播和傳播音樂――寫在“第二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之后》一文概括敘述。
⑤姚杰.《關于音樂傳播學的學科認識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音樂傳播論壇(第2輯)》,中國傳媒大學2007年版,第60頁。
⑥曾遂今.《中國大眾音樂》,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頁。
參考文獻:
[1]修海林.《音樂學領域中的傳播學研究》,《中國音樂》,1993年第1期
[2]曾遂今.《音樂傳播與傳播音樂》,《中國音樂傳播論壇
(第2輯)》,中國傳媒大學2007年版
[3]姚杰.《關于音樂傳播學的學科認識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音樂傳播論壇(第2輯)》,中國傳媒大學2007年版
[4]曾遂今.《中國大眾音樂》,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
[5]汪森.《音樂傳播學的一二三四五》,《黃鐘》,2002年第1期
關鍵詞： 大眾性 傳承性 民族性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孕育了八千年的音樂文明，在的歷史長河中，流淌著無數優秀的璀燦文化，其中民間歌曲就是一顆閃亮的明珠，閃耀著與眾不同的光芒。民間歌曲表達一種無以言表的深刻情感，那種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感情，只有民歌才能詮釋的淋漓盡致。在民間歌曲的眾多組成部分當中，號子、山歌、小調是最基礎、最典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以儉樸生動的藝術形式，豐富淳樸的表現內容，活躍在人民的生產，生活當中。
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會發現許多人在使用“民間歌曲”與“民族歌曲”，某種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區的民間歌曲等名詞時，經常會出現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現象，像“維族歌曲”與“新疆歌曲”，“信天游”與”山歌”，在大多數人的印象當中都是同一個意思，但是如果從專業的角度來分析，這種叫法是不專業和不正確的。那么，什么是民間歌曲，它又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區別呢？
一、中國民間歌曲的起源
民間歌曲是一切音樂藝術的基礎，因為民間歌曲源自中國原始樂舞，原始樂舞是最古老的歌、舞、樂三者結合的形式，民間歌曲含有原始樂舞的遺留成份。原始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原是人們在生產勞動中通過模擬動作來進行狩獵，游牧，戰爭以及愛情，逐漸形成了原始樂舞的雛形。
民間歌曲伴隨著人類勞動而來，自古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之說，這便是反映原始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的歌舞。民間歌曲從原始藝術萌芽發展而來，是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歷代皇帝與王公貴族們經常通過采風把民間歌曲加工改編為宮廷歌曲，使得民間歌曲這種藝術表現形式愈發的完美和成熟起來，《詩經》、《楚辭》無一不是民間歌曲的總集。各種民間音樂藝術多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民歌，包括歌舞，說唱，戲曲，器樂乃至其他藝術門類等，無不從民間歌曲中汲取營養和素材。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民間歌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觸，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打硪歌和采茶歌┈┈等等，它們那淳樸的表現風格，熱情生動的表現形式，吸引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是當之無愧的音樂藝術之基礎 。
二、民間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師對民間歌曲的釋意是：“民間歌曲簡稱民歌，是勞動人民在生活和勞動中自己創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民歌以口頭創作、口頭流傳的方式生存于民間，并在流傳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經受著人民群眾集體的篩選、改造、加工和提煉。因此，流傳至今的民歌集結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民群眾集體的智慧和情感體驗，日臻完美，成為人民群眾思想情感表達的結晶。”音樂界的一些專家，學者以及對民歌感興趣的人在不同的書籍、著作、論文當中，在不同的側面，不同的深度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更大的拓寬了人們了解民間歌曲的途徑，也使得民間歌曲方面的理論知識更加豐富。
我認為民間歌曲，就是源自民間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是諸多歌曲藝術形式的來源，在人們的日常生產，勞作過程中誕生，由勞動人民直接創造，具有鮮明的人文風俗和濃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狀況，并隨社會的不斷發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達著人們最真實、最淳樸的情感，并有著獨特的歌曲風格和地方特色。它是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為來源，并由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口頭傳承的一種傳統歌曲形式，是一種既古老又年輕，同時又情貫古今的藝術，是歌曲中的一顆“活化石”。
三、民間歌曲的特性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民間歌曲也隨著社會在不斷發展、前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性：
1、繼承性。民間歌曲保存著歷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積淀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們的傳統觀念，民俗活動緊密結合，世代相傳，不斷發展。
2、大眾性。它是人民群眾集體創作的成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3、自娛性。它是廣大人民群眾自娛自樂的藝術表現形式，來自人們心中最真摯的情感流露。
4、即興性。它歌唱方式規范性不強，歌曲唱腔因人而異，隨情而發。
5、適應性。它是以歷史時代為背景，適應著潮流與發展，有著與時俱進的特點。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特點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頭性。它是勞動人民自發的口頭創作、口頭流傳且口耳相傳的歌曲。
8、變異性。民間歌曲的曲調和歌詞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被不斷的加工而有所變化。
四、中國民族歌曲的概念與特性
民族歌曲作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廣義上講，中國有56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的代表性歌曲，這種在自己民族當中流傳和發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從狹義上講，一個民族特有的或專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個民族的生活習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質。轉貼于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族地理、氣候、環境、習俗都各不相同，每個民族受這些因素影響，形成了千差萬別的歌曲風格，比如：蒙古族的歌曲。從音樂節奏特點上看，長調或短調是區別蒙族民歌的特點。這是因為蒙古民族是一個游牧民族，長期的馬背生活，養成了他們歌唱的習慣。遼闊的草原，一望無際的蒼穹，則形成了蒙族民歌節奏自由、曲調有償、深沉委婉的特點。蒙族人民誠實、淳樸、粗獷、豪放的性格特征，決定了蒙古族民間歌曲“粗獷、沉穩”的風格。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才構成了蒙古民族歌曲特有的語匯，同樣也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才使得民族歌曲形成了具有個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藝術表現風格，而這樣的風格特點成為民族歌曲的點睛之筆、靈魂所在。
五、中國民間歌曲與中國民族歌曲的關系
在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聚居、雜居、交錯居住的情況很多，日常生活中，民族一詞習慣上多指少數民族。因此，民族歌曲也常指的是少數民族的民間歌曲，相應之下民間歌曲就成為漢族民間歌曲的代詞了。
其實并非如此，民間歌曲自己就是一個龐大的歌唱文化系統，它本身含有各個民族的民間歌曲。反過來說，民間歌曲是由各個民族具有不同特點、不同性質、不同風格的歌曲所組成的，民間歌曲與民族歌曲并不是兩個毫不相連的整體。正相反，兩者相互依賴，相互融合，兩者的含義雖不相同，但卻同屬一個不可分割的系統，56個民族的風土人情，交織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文化，其中每個民族又以自己各個地區不同的地方風貌、人文景觀、生活習慣，孕育出多種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民間歌曲。
在我們明確了民間歌曲和民族歌曲的概念與關系之后，可以得知，民間歌曲是一個龐大的歌唱文化系統，它含有各個民族的民間歌曲，同時民間歌曲又是民族歌曲的一部分。兩者相互依存，卻并不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當聽到人們習慣的把“新疆歌曲”叫作“維族歌曲”時，我們就可以判斷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新疆歌曲”一詞，嚴格地說，它是新疆地區包括維吾爾民族在內的各族民間歌曲。像：塔吉克族歌曲、哈撒克族歌曲、維吾爾族歌曲等等。它們在音樂、節奏、風格上都有自己民族的特點。
作為音樂工作者，應不斷的努力提高自身的專業理論知識，發掘民間歌曲中更深層的文化。使民間歌曲在中國歌唱文化事業中蓬勃發展，成為閃光的藝術精品。
結 論
中國民間歌曲形式多樣，且生動優美。在民間流傳的各民族歌曲都受人民大眾的喜愛，它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中國民間歌曲是一個大的歌曲范圍，指流傳在民間的各種民族歌唱形式。民族歌曲指的是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各種具體的民族歌曲，兩者含義雖不近相同，但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民間歌曲中一些不適應時代精神的部分，會逐漸消失，而歌者們又會把新的認識和時代精神融入其中，使民間歌曲富有時代感與生命力，附和著時代跳動的脈搏。
我希望通過這篇論文可以讓大家對民間歌曲與民族歌曲的認識與了解更加清晰。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運用起來更得心應手，為中國民間歌曲的發展與壯大盡微薄之力。使其在中國藝術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參考資料：
1、周青青，中國民間音樂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8
關鍵詞 ：音樂藝術 網絡傳播 創作觀念
一
音樂的傳播既是音樂得以產生和生存的原動力，也是推動音樂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國際互聯網和多媒體技術的廣泛運用，音樂的網絡傳播已成為當下音樂藝術傳播的全新手段。與傳統媒介相比，網絡傳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傳播、綜合性傳播手段、整合傳播模式、多元化傳播者以及跨國傳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傳播模式和文化理念。作為網絡傳播子系統的音樂網絡傳播，在傳播實踐中除了傳播音樂作品外，還傳播音樂的創作、演奏、制作技術，傳播各種音樂新聞、音樂學術論文、音樂思想,以及提供各類音樂軟件的共享等。這種音樂的傳播方式，把每一個人所面對的計算機世界，變成了一個音樂的虛擬大社區。
音樂的網絡傳播，既具有上述傳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個性和特點，即：“即時性、反復性、時差性、主動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語）。此外，我們認為，基于網絡傳播的強大效應，以及復制技術的廣泛運用，導致“文化的生產被驅回到一種精神空間之內，但這種空間不再是舊的單個主體的空間，而是某種被降低了的集體的‘客觀精神’的空間”（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或后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又如阿多諾所批判的“標準化和偽個性化”，藝術的審美深度、個性價值、歷史感等“經典”標準逐漸“削平”，大眾娛樂功能和商品消費功能得到大大加強。再者，由于傳播技術、使用環境、欣賞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樂網絡傳播只能以在線獲取(pull)為主，而非在線欣賞(take)，如曾遂今所講的只不過是“音樂復制的自來水效應”罷了。由此必然帶給人們音樂審美觀、價值觀的變化，并最終使得整個音樂藝術范式發生革命性的變革，給當代和未來人類的音樂生活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
如上文所述，音樂的網絡傳播將給音樂藝術的創作、表演、接受等帶來深刻的變化，促進當代音樂藝術的發展和范式轉換。對音樂藝術創作觀念而言，其影響和變化具體表現為：
首先，創作觀念的豐富性、前瞻性。網絡傳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傳播，資料、信息獲取的廣泛性和即時性，導致了音樂創作觀念的豐富和前瞻性。互聯網絡為人們構筑了一個豐富多彩的“虛擬現實”世界和信息寶庫，使得藝術創作可以坐享科技進步帶來的各種便利，迅速獲得當今世界不同風格、各種類型的藝術信息和音樂作品。可以說，當今藝術創作者的視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開闊和廣博。反過來，一部音樂藝術作品只要問世，就有可能隨著網絡和其他數字多媒體傳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藝術創作者可以很快聽到、看到受眾的評價，與他們展開雙向的交流和藝術觀念的碰撞。與不同地域、不同專業、不同目的的人們的交流和互動，將極大促進創作觀念的豐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交流帶來的藝術創作的觀念和創作意識的趨同，對藝術創作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
其次，創作觀念的個性化、技術化。網絡是一個自由空間，網絡的創作和傳播具有極大的自由度，每一個創作者都可以盡情釋放自己的藝術激情，隨心所欲地進行藝術語言的探索和創造并直接進行自由的傳播。過去傳播中的人為導向、人為干擾基本消失了，創作者也不必考慮為了博得某些組織、評委的肯定和愛好，其個性化創作思想、創作觀念得到極大解放，將會創作產生大量不同特色、獨具一格的網絡原創音樂作品。另外，在音樂網絡傳播中，技術對音樂創作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許多以前難以實現的個性化藝術構思和設想，通過網絡及數字多媒體技術與電子音樂制作技術的協同配合，現在已經可以做得干凈利落、無懈可擊了。如利用計算機動畫制作、音樂制作、音頻處理的技術優勢，創作出現了大量的flash音樂文件，把音樂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同時，技術的進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性。
再次，創作觀念的生活化、娛樂化。作為大眾傳播的強勢媒介，網絡傳播在引導大眾的藝術接受、消費過程中，促進了藝術與大眾之間的相互親近，藝術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領地，而成為當代大眾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對象。這種藝術與大眾日常生活的廣泛對話，直接促使音樂創作走向生活化、娛樂化。比如《東北人都是活雷鋒》《特務小強》《芙蓉姐姐》《老鼠愛大米》《兩只蝴蝶》等網絡歌曲，多數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調和趣味幽默、娛樂搞笑的歌詞為主（歌曲常被稱為“口水歌”；歌詞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等），表達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娛自樂，展現的是藝術的消費功能和大眾娛樂功能。從宏大敘事到日常生活、從心靈審美到感官消費，音樂藝術的創作觀念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最后，創作觀念以大眾（受眾）為本。“當代藝術不僅僅要求觀眾證明自己，而是要激發觀眾，并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觀眾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為絕對權威或受人頂禮膜拜，它們把觀眾作為朋友”（ 杜夫海納《當代藝術科學主潮》）。在網絡傳播和網絡藝術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龐龍、楊臣剛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紅，無不是網絡大眾的點擊和支持所賜。同時，網絡傳播非常強調受眾的主觀能動性、參與性，強調溝通。這種傳播過程的交互性和大眾評價的巨大威力，使得創作者（藝術家）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率（點擊率），將會盡可能地從大眾的層面出發，以大眾的審美標準為本，創作更多適合大眾藝術情趣的作品，即所謂的“民間性情之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大眾（受眾）為本的創作觀念，與接受美學的基本立場、觀點相一致，延續了文藝理論從“作家創作——作品文本——讀者接受”的歷史演進，也進一步提升了網絡傳播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結語
筆者認為，網絡傳播為音樂創作觀念帶來的變化具有普遍的意義。這種從經典到通俗、從審美到娛樂、從精英到大眾的變化，已逐漸成為當代音樂藝術的基本范式。為此，我們有必要在理論上重新審視，在實踐上作出更為有效的探索。
參考文獻 ：
關鍵詞：音樂文化傳播；社會音樂生產；音樂傳播；音樂編輯
中圖分類號：J60-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172（2012）01-
現代傳媒的興起，使得傳播鏈條的社會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方式多元、形態各異的傳播行為已經滲透進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實踐來看，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社會生產力的繁榮，都離不開傳播行為的發生，時值當下的中國音樂學，業已將 “音樂傳播學”列為新時期重點培植的學科。對于音樂傳播學的研究，曾遂今指出：“從音樂學的角度看，音樂傳播學是音樂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但絕不是音樂學與傳播學的交叉學科，不應當是音樂學與傳播學的簡單相加。音樂傳播學，是音樂學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和思維方式發展條件技術下的新學科的拓展與延伸，是對音樂傳播現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學問。音樂傳播學不是傳播學，但傳播學是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基礎、知識基礎、觀念基礎。” (1)筆者想起修海林曾對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內容給予這樣的論解：“音樂傳播學是以歷史文化生活中的人類音樂活動及其傳播的行為與方式、傳播的途徑與媒介、傳播中的傳者與受者的關系，以及形成的某種傳播理論等現象為研究對象。”(2)結合相關論述，筆者發現無論是從宏觀視閾的學科界定還是微觀層面上的理論闡釋，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始終貫穿在整個傳播學研究的架構當中，作為音樂傳播行為的發端者――“人”是音樂傳播機制運行下的社會主體,而我們日常概念中的“音樂文化的傳播”，實則是人類相關音樂活動與形態的傳播。
對于音樂文化傳播中信息的接受與選擇構成了音樂傳播的行為特質，作為人類音樂傳播活動中代表意義的社會實踐――音樂編輯活動，被視為音樂文化傳播鏈上的樞紐工程。近年來，音樂學術出版的發展與音樂專業編輯隊伍的不斷壯大，使得國內音樂編輯出版事業取得了累累碩果。伴隨著音樂文化的進步與繁榮，對于國內音樂編輯學科的建立與音樂編輯學術事業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關注，而音樂編輯活動與音樂編輯群體在社會文化傳播進程中所發揮的獨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關注。現實來看，結合當下音樂傳播的研究視閾來深
入剖析文化傳播中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是一項必要的學術專題，此項論題不僅有益于社會各界對音樂編輯學科及音樂編輯職業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徹地認解，更有益于音樂學界在人類優秀音樂文化傳承這項長遠事業中作出更為積極的探索。
一、音樂文化傳播中的音樂編輯行為
從音樂出現在人類生活的那一天起，作為歷史文化嬗變的另一種符號，音樂文化本身就被蘊含了社會文化的多重信息，音樂文化記述著人類精神文明創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開始思考音樂與社會文化的關系，認為音樂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而從中國古代音樂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樂與政治興衰、社會變遷、文化傳播的緊密聯系。從遠古時期的勞動號子到唐代的宮廷樂舞，無論音樂形態經歷著怎樣的變化，唯一不變的是人類寄托音樂來傳達對生活的美好期許，也正是由于這種熱切的渴望才激發了人類源源不斷的音樂創作靈感。在人類音樂生產活動的早期，社會音樂形態的演變是由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音樂表演的門類與音樂文化的形成受到群眾音樂審美和民間音樂習俗的影響。這一歷史面貌下的音樂創作，或是音樂活動者“口傳面授”式的即興發揮或是其在演出過程中的隨意編排，而在潛意識存在中的“音樂編輯思維”(3制約著音樂活動者對于創作內容的提煉與選擇，使其根據社會各階層的音樂需要進行不固定的創作與加工，這種處于萌芽時期的音樂編輯活動規約著音樂活動者的各種傳播行為，此時的音樂創作、音樂表演與音樂傳播被融合在一個“三位一體” 的行為范式之中，為圖中所示的[1]“音樂編輯行為的萌生階段”。
該階段的音樂傳播由于文化形態與創作方式的單一和局限，導致了時間與空間格局下音樂信息的流失，直至樂譜成為一種音樂載體出現，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類社會交往與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術與活字印刷術的誕生是樂譜成為真正意義音樂媒介的開始，技術的更新與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樂譜的生命得以無限次的延長，而無以計數地印刷與復制促使音樂文化的傳播沖破時間的圍欄，信息流通中不穩定與不長遠的情況亦得到了質的改善。“音樂編輯行為成型階段”（圖示[2]）的顯著特征即是音樂編輯這一環節在社會音樂生產中的日益凸顯。音樂編輯行為在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萌生狀態”后，由于樂譜媒介的出現，印刷業的大批量生產促進了音樂文化的大規模傳播，而在樂譜傳播的過程中，社會音樂生產逐漸出現了分工明確的創作、表演、記譜、印譜等職業群體，音樂編輯思維指導下的音樂編輯行為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功能環節。音樂編輯行為的個性化發展促成了樂譜媒介在音樂傳播中強大的功能發揮，樂譜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縮短了音樂傳播的地域限制與時間限制，同時也為活躍音樂藝術的創作而推波助瀾。隨著樂譜媒介生產的發展，音樂文化的傳播不再滿足于音樂創作、音樂表演集為一體的狀態，要求音樂創作從音樂表演活動中分化出來，以更為專業的形式出現。成型期的音樂編輯活動，目的性和針對性更強，對于樂譜媒介的各種記號、不同樂器的標記方式以及不同類別樂譜的版本區別等也已出現步驟清晰的專業方法和編輯流程。社會音樂生產中的職業分工為音樂編輯職業的成形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科學技術的飛躍，凝結出視覺與聽覺共享的音樂文化形態，音樂編輯活動從最初的朦朧意識到對文化的刻意加工，為人類音樂文化的傳播與共享營造出多元渠道。20世紀伊始，電視與電影等電子技術媒介的興起，顛覆了印刷時代以文字為主要閱讀方式的信息傳播，從單一符號到具體聲像的媒介轉換，不僅僅改寫了人類對于文化生產的傳播習慣，更為音樂文化的繁榮帶來又一次質的跨越。顯然，傳統的音樂編輯形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進度，音樂編輯這一職能群體也因為社會生產的需要逐漸從文化的被動接受中解放出來，開始主動地對各類音樂文化進行有機選擇。而電子音樂與網絡音樂的前后裹挾，社會大眾開始傾向于高速便捷、內容豐富的傳播方式。音樂編輯活動中技術的更新帶來職能的區分，各個門類中的音樂編輯采用精進的編輯手段對各式音樂文化進行技術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將音樂文化信息以多層次、廣輻射的方式傳播出去。作為接受群體的社會受眾，傳播學中丹尼斯?麥奎爾曾給予這樣的定義“受眾既是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導致相同的興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產物，也是特定媒介供應模式的產物。”(4)由此可知，受眾乃是社會文明發展下的產物，是傳播媒介與傳播鏈條中動因的客體，是傳播運行的最終指向。作為音樂傳播鏈另一端的音樂受眾群體，在音樂媒介的作用下與音樂文化發生著各式各樣的聯系。從音樂傳播的層次化來分析，音樂受眾并不只是純粹的作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眾對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動的完全采納，是由通過認知信息而進入到自我判斷與取舍的階段，最后才為信息的接受。音樂受眾將以各種傳播手段反饋他們對于音樂文化傳播的意見和要求，受眾對于重大音樂事件的討論還可形成某種輿論導向，所以說，音樂受眾的喜好制約著音樂創作的趨向，受眾對于音樂信息的取舍亦決定著音樂傳播的發展方向。信息傳播者與音樂受眾構成了音樂傳播活動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傳媒的宏觀運勢下，二者單一的傳授關系已經轉化為今天以受眾為傳播中心、傳者與受者互動影響的局面。這時的音樂編輯行為無疑成為傳者與受者之間最好的“劑”，而對于音樂受眾的信息反饋與功能引導，勢必會成為新時期音樂編輯職能發揮的又一處體現。
二、音樂傳播媒介中音樂編輯活動的職能體現
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傳播活動的本質體現于信息的流通，而音樂傳播的實質即是音樂信息的傳遞和流通，音樂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的本質體現即是通過種種信息化了的媒介符號相互交流和影響，從而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傳播體系。在音樂傳播的生產機制中，多樣化的音樂傳播通道為音樂文化的互動與互鑒提供可能，根據音樂編輯技術的不同，我們可將編輯產品劃分為兩大類別，即印刷出版物和電子出版物。現代社會中，音樂傳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帶，最后發展到無線電臺、電視與網絡的聯姻，技術的進步為音樂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科技進步推動社會變革的同時，音樂傳播媒介的發展經歷了口語媒介、樂譜媒介等傳統形式的功能發揮后，伴隨著電子技術媒介的興起而走向信息與文化高速運轉的全能時期。市場經濟的來，文化工業的生產隨即進入到“消費主義”的語境當中，昭示著文化產品“專業性”與“娛樂性” 的突出；市場營銷手段的介入迫使音樂傳播與商業運作進行聯姻，音樂傳播與電子傳媒的結合，使得社會受眾強調自我的意識訴求得到了及時的宣泄。流行音樂的適時出現，給大眾帶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閑的娛樂，然而在商品經濟的操縱下，流行音樂為了彌補自身易重復、壽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時刻強調唱片的銷售量、網絡的點擊率，社會大眾在此等強勢媒介的喧嘩氛圍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滿足、瀟灑的享受，越來越多的音樂創作開始傾向于花樣的翻新而忽略音樂的內在，名目繁多的音響、音像產品使人眼花繚亂，喧囂塵上的文化產品市場背后讓人看到更多的卻是文化的迷茫和大眾的無奈。審視現代傳媒的激烈競爭，音樂傳播視閾下的傳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為自身開辟一個更加適宜的生存空間，然而視野的偏執、追求的狹隘已經帶給受眾群體審美的疲勞和心理的失落，音樂文化的兩極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認，儀態萬千的音樂繁榮背后早已傳來“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屆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召開，此次會議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來音樂傳播領域的研究現狀與成果，商榷了技術革命影響下音樂傳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戰。在該次會議上 學界對于音樂編輯在音樂文化傳播與研究中發揮的作用和貢獻給予肯定， 并指出音樂期刊在音樂傳播和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樂編輯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樂出版社率先發起行動做出回應，在以“宣揚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響樂團、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多家單位之力而精心策劃的同名系列活動熱熱鬧鬧地在京城展開。2007年5月，首場“《中國當代作曲家曲庫》音樂會”（以下簡稱“曲庫”音樂會）在北京中山音樂堂舉行，人民音樂出版社利用該社優勢對此項活動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僅在曲目遴選與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還以相關曲目總譜及音響CD的出版為音樂會的舉辦做好精心準備，并以向音樂高校學生及相關專業單位給予贈票的形式擴大影響范圍，力求將“曲庫” 音樂會打造成為文化藝術界的一個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開來。迄今為止該項活動已成功舉辦四屆，并以每年出新、每屆推新的形式為社會大眾奉上了主題昂揚、風格不一的音樂大餐，取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由此項活動引發的學術界關于“當代音樂創作與傳播” 等論題的一系列研討更為音樂創作、音樂傳播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簇新論點。
筆者以為，“曲庫”音樂會的圓滿舉行要歸功于文化出版機構與專業創作團體及演出單位的攜手合作，這一大膽嘗試使得編輯群體從幕后走向臺前，充分體現了編輯主體對于文化傳播的責任意識和創新意識。就音樂編輯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資源都可作為編輯的對象，由于傳播鏈上既往媒介與新型媒介的相對存在，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信息的重復與歷史內容的缺失。社會生產力的綜合運作協同文化知識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編輯主體與媒介之間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體關系，這就要求編輯主體的思維邏輯須從“工具性”與“知識性”的界限中發散出來，要以多維存在的視線辨析繁復的音樂文化形態。“曲庫”音樂會的模式是將現代音樂創作中的紙媒作品轉換為音響作品，音樂編輯根據時代主題的旋律特點結合編輯技術并以時代審美的視角對既往媒介中蘊含的歷史音樂文化進行重新解讀，將新媒介與舊媒介中的相關信息與材料加以解構、分析與重組，賦予選曲新的內涵和生命。對于文化傳播而言，音樂編輯的職能主要表現為對文化進行審讀、分析和締構的過程，編輯主體作為人類精神生產的守門員和把關人制約著文化傳播的速度、方向和質量以及人們精神產品的滿足程度等。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看，各類音樂符號在進入社會音樂生產體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亂而無序的個體，其中所蘊含的價值信息很難得到充分的體現，單純的技術加工很難創造出優秀的編輯作品，一部文化底蘊深厚、社會反響良好的編輯出版物，往往是音樂編輯在審鑒社會大眾需要、結合文化傳播現狀，以新思維、新視覺、新感受挖掘和創造優質選題、精心編撰之后的產物。實踐得知，編輯的職能體現還在于要將音樂創作與音樂受眾聯系起來，確保音樂傳播鏈的完整與契合；在繼承音樂文化優秀傳統的同時，音樂編輯對于音樂信息進行可建構意義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歷史音樂文化傳承中的固有障礙，也留給觀者足夠的詮釋與感受空間。由編輯主體引導的在三者之間形成的一種“超文本”意識上的認同鏈接，在使得音樂傳播鏈上的音樂創作與音樂受眾之間形成互動，產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多重傳播效果。為了保證音樂傳播的良性循環，音樂編輯活動要對全部媒介元素進行創新意義的系統開發，按照自主的編輯創意和價值取向將舊媒介進行審視、選擇、編次、加工、拼貼與重構，在統一的創意構思中這些舊的媒介載體經過優化和創造，富有了全新的傳播效用。需了解的是傳播學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并不是一個完全封閉和孤立的過程，而是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互動性。為了實現傳播的理想狀態或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喬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傳播都必須以個體本身積極參與的某種合作作為參與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礎。正是傳播的這種合作性、交互性和雙向性，才構成了一個共同的社會過程，致使人們能夠與存在于任何歷史時期、任何空間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進入一個社會過程。”(5)筆者以為，米德提出的“傳播的理想狀態或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實則是對社會傳播機制運營中人類文化傳播的本色寫照，在這個“人人參與” 的文化傳播和媒介生產過程中，音樂編輯職業群體不僅承擔著傳播中介的責任，更扮演著創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
三、音樂傳播視野下的音樂編輯學術與學科現狀
20世紀80年代初期“音樂編輯學”學科領域的學術研究初露端倪，學界對于音樂編輯學的學科認知普遍是以“音樂學與編輯學的結合”而定義。80年代中期，該領域的部分
論題在理論研究界形成探討，1987年以四川音樂學院學報《音樂探索》為先行，國內各大音樂學院學報和主要理論期刊紛紛開設“音樂編輯學”專欄，為該學科的學術研究及交流開拓空間，此時期的學術文論中零星出現了專業音樂編輯著寫的相關文章，所涉內容多以交流工作經驗、總結編輯素養為主。作為一個根基稚嫩的新生學科，音樂編輯學的學科理論并無前跡可鑒，從學理層面來說，音樂編輯學的學科界定與釋義、學科內容與對象的劃分、方法理論與成果的總結等尚處在青澀的爬索階段。1997年以翟詠的《現代音樂編輯實踐呼喚理論建設》(6)一文為先聲，向研究界發出了“應當加強對于音樂編輯學學科理論建設”的呼吁，該文詳盡描述了出版業繁榮中音樂編輯出版的突出貢獻，并從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強調了音樂編輯學學科建設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黃鐘》正式推出“音樂編輯學專欄”，并以“卷首語”為窗口向海內外音樂編輯發出倡議，闡述了開展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必要的同時還從撰稿的角度對音樂編輯學研究提供了十多種研究途徑。”(7)另外，該期的“音樂編輯學”欄目中刊發的《關于音樂編輯科學定位的思考》(8)一文將研究視鏡對準音樂文化傳播中的音樂編輯行為，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剖析了音樂編輯環節的社會功能，并從歷史維度出發回顧音樂編輯發展的兩個階段，可以說是音樂學學科理論建設中對于音樂編輯學研究的嶄新考察。世紀交替之際，武漢音樂學院蔡際洲先生以歷時性研究的筆觸在其《一個悄然興起的研究領域――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音樂編輯學研究》(9)一文中，通過分類研究的方式從“編輯學學科理論研究”、“期刊圖書編輯研究”、“廣播電視編輯研究”、“音像編輯制品研究”等方面細致梳理了當代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成果，其中重點回顧了“集成編輯學研究”的現狀，蔡文在闡解該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的同時，點明了該學科與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的相通之處。21世紀以來，音樂編輯學領域的學術研究伴隨著各項音樂事業的欣欣氣象不再拘泥于學科理論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實踐的同時以回歸社會音樂生活的情懷關注學術研究的創新，諸多緊貼時代、論點新穎的學術文論相繼涌現，如《互聯網漢語流行音樂網站的編輯管窺及音樂網站編輯應有的視野（上、下）》、《我國學術性音樂期刊的欄目設置與欄目策劃》、《數字音樂
市場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論的出現相當程度上推動了音樂編輯領域的學術積累。由于媒介發展的強勁勢頭，傳播事業的固定程式隨而改變，結合傳播學視閾下的學術研究成為音樂各科的研究重點，承合著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學術研究的熱潮，相關學術專著與學術文論的闡發為其他音樂各科的研究事業激蕩出新的火花。作為精神生產中的職能部門，音樂編輯行為出現在人類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音樂編輯與文化傳播之間呈現出千絲萬縷的聯系，即要求學術探索的眼光須從音樂社會生產的各個細節去考慮，諸如關于音樂編輯在音樂傳播中的角色定位、音樂編輯與音樂傳播媒介的互動影響等問題的討論成為時下學界的熱門選題。趙志安的《談大眾音樂傳播中的“把關人”》(11)一文，以大眾傳播學中的“把關人”理論為基點，剖析音樂各行業在媒介傳播中的紐帶作用，并以音樂編輯對于音樂信息的發現、收集與過濾為佐證，闡述了當代媒介傳播態勢下“把關人”應當具備的專業知識與綜合素質。侯晏霞的《現代傳媒中的音樂編輯行為過程解讀》(12)該文聯系現實生活，將音樂編輯活動置于形式多樣的現代傳媒體系中，運用社會學原理，透析音樂編輯行為在現代傳媒中所扮演的“社會身份”，對于其在音樂文化傳播鏈條中所發揮的能動性作用進行細致的剖析。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不僅可以烘托出學術視野的開闊、學術成果的出新，更能夠為學術人才的培養、學科建設的鋪墊培植溫床。國內音樂編輯人才的教育事業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樂學院為首例開創了國內音樂編輯專業依靠專業音樂院校為平臺、職業音樂編輯為帶領的特色教學模式。眾所周知，當下的專業音樂編輯隊伍中集結了一大批音樂界的專家、學者，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的雙軌并行使得編輯群體中的學術資源得到了更為全面的開發；而從學科建筑與人才培養中摸索而出的實際經驗則為今后學術事業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礎。目前國內已有西安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河南大學等多家藝術院校與綜合大學招收音樂編輯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筆者將中國知網碩士學位論文庫中音樂編輯學方向碩士學位論文的檢索情況成圖如下：
如圖所示，該學科方向的人才培養呈逐年上升趨勢，從學位論文的題目中反映出編輯界對于音樂刊物研究的重視同時也體現出音樂編輯學科的教育特點。筆者了解到在具體音樂編輯教學實踐中教學內容與課程的設置多由執教者自行決定，但是由于院校情況的不同，關于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各家沒有達成共識，而當下的音樂編輯學術研究中雖有個別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廣性質的專業教材與理論專著。細數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對編輯素養的討論抑或是對于理論建設的探究，都是以編輯學原理為指導下的基本研究，作為音樂編輯學的上位學科，編輯學基本原理是音樂編輯學理論架構的依據。誠然，編輯學背景下的理論指導為音樂編輯學術探索之根本，但是學科之間的融合交叉是音樂編輯學最為鮮活的學科特征，音樂學體系中的各子學科都與音樂編輯學科天然聯系，音樂編輯學在具體編輯活動和環節中的研究離不開與音樂學諸學科的結合與碰撞。步入21世紀以來，音樂文化的生產已不再只是單向的流通，音樂編輯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術加工，而是在適應信息爆炸與文化變更的同時能動地進行思辨與選擇，倘若我們僅用編輯主、客體及其二元關系的理論眼光去審視音樂編輯活動中的一切對象，那么我們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項的表面。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音樂界迎來了學術發展的第一個春天，新型學科的出現、科學理論的融入探求著學術視閾的拓寬與學術研究的縱深。在音樂傳播無處不在的音樂生活當中，音樂編輯行為存在于各種音樂傳播活動中并與社會結構中的各個層面產生聯系，透過包羅萬象的音樂傳播現象，音樂編輯可從其復雜關系中探究一般性規律從而再深入至各個門類中的具體音樂編輯環節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對于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還應從共時性角度入手觀察當代大眾音樂傳播中音樂編輯活動的整體模式與各個環節中的具體特征；研究歷史橫切面上的各個音樂學科，發掘音樂編輯學與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文獻學等音樂學各學科的共異性存在。
四、結語
音樂傳播在實踐層面與理論層面的學術探索構成了音樂傳播研究領域的輪廓框架，而音樂從自然傳播形態到技術傳播形態的演變，是我們人類音樂活動發生效應的結果。音樂傳播學中將人類音樂傳播行為的變化、運用的方法、產生的效果等作為各個實際研究的對象，期望發掘出人類傳播行為的本質特點與規律。然而在對于音樂傳播行為進行理論思考的同時，我們又發現傳播行為的變化帶來了音樂形態的改變，傳播過程中音樂形態的傳播方向、運動特點是一種直觀性的社會現象，是音樂傳播研究的社會參照；人類音樂傳播過程中滲透著音樂文化的豐富訊息，音樂形態的變遷中文化的內涵跟隨著人類的傳播行為得以保存，所以說，音樂傳播中文化的傳遞與傳承是當代音樂傳播研究的要義。伴隨著信息技術與社會文化的勃興，學術研究界一方面回顧反思近年來研究領域的相關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的創新。在以國內藝術院校教育為依托的基礎上以學術研討的形式進行不同階段的學術總結與展望，讓我們看到了音樂傳播這個新興學科在音樂學領域的蓬勃生機。2007年由中國傳媒大學和南京藝術學院主辦的“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上我們了解到武漢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在學科設置與教學中取得的寶貴經驗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學術界著重討論了學科建設中專業理論與專業教材的缺失和文化產業中音樂傳播學科建設的境遇。竊以為，教學內容的改進是提高教學水準的前提、是發展學科教育的動力，音樂傳播學與音樂編輯學的息息相關注定了兩者在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事業中的相通與相融，傳播活動與編輯行為的互文特征決定了研究者與從業者對學術理論與業務知識的兼顧性。筆者以為，諸如傳播原理、媒介理論、編輯學方法論與編輯史等專業內容的增加有益于學術視野下的歷時性研究；而編輯實務的學習與實踐有助于在學術活動中更加敏銳和客觀的發現問題、歸納方法。總而言之，學科之間的互動與互助是一種原生力，任一學科的進步都將會帶動若干其他學科的成長。
音樂社會學的研究中將音樂在社會體系中的運動過程分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自音樂編輯活動出現的那一天起，就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描述著音樂形式的演變和風格流派的形成，這些被鐫刻在歷史長河上的音樂的縱向運動積淀成為一部厚重的中國音樂史；而活躍在時間軌道上的音樂的橫向運動催生出眾多形態各異的音樂形象和載體形式，在音樂編輯的巧手演繹下搖曳出不同時期音樂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線多類”音樂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動音樂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對音樂歷史進行分期研究的關鍵性依據。筆者以為，這種宏觀把握的思維與媒介傳播中音樂編輯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著異曲同工之妙。須知道，我們身處于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言的“地球村”(14)當中，地球村的出現使得社會文化與經濟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各式各樣的信息傳遞中文化的認同感則是維系在人類空間格局中的無形紐帶，在它的牽引下，人類在符合時代意義的審美與情感體驗中自由交往，從而實現了人類物質世界與心靈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說，音樂文化與媒介傳播彼此依賴，在人類彼此相對靜止的社會活動中學術界所倡導的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并不僅是為了創造詳盡可數的學術成果更是為了將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文明傳承下去、發揚壯大。所以說，勿須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樂文化的周圍一切，更勿須將學科的殊異作為學術的界限，只有在相對的交流與運動中，方能真正實現人類寶貴文化的生息相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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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今社會是一個文化大融合的時代，在多元文化視角下，對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狀況和前景進行探討，具有相當的意義。本文先從正反兩面對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的現狀進行了總體概述。進而，從四個方面對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前景進行了宏觀描繪：一，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將進一步得到師生重視；二，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朝著大眾化趨勢邁進；三，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教學方法不斷革新；最后，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堅持真、善、美的初衷不動搖。
關鍵詞： 多元文化視角；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現狀與前景
當今，各種文化叢生、紛繁復雜，在多元化視角下對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現狀與前景進行探索，其意義不言而喻。因各地高等院校眾多，不妨以蘭州市高等院校為例，來談一談它的現狀與前景問題。
一、 多元文化視角下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現狀
高等教育是我國培養人才的重要一環，在多元化視角下審視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依舊存在的不足，是全面發展學生德、智、體、美、勞目標的必然要求，也是培養我國音樂人才的應有之義。
（一） 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取得的成就
僅就目前而言，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成就體現在這些方面：較為重視音樂教育，許多院校開設了音樂教育的專業課程，供學生選修；任教老師具備較扎實的音樂專業基礎；教學設備逐步更新；教學方法逐漸多樣化；選修音樂教育的學生漸次增多。以位于甘肅省蘭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學為例，該校自1953年就開設了音樂教學課程，擁有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音樂學和音樂表演等三個本科專業。該院還有較為雄厚的師資力量，任教職工達八十多人，其中，音樂系近二十人，副教授近三十人，講師二十三人，碩士生導師三十四人。這些教職人員大多是音樂科班出身，甚至一些還具有相當高的學歷背景，擁有較為扎實的專業基礎。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校擁有尚德義、李曙明趙景華、李強、賈紀文等一批資深音樂專家。同時，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有音樂教學大樓、舞蹈教學大樓、練琴大樓，舞蹈排練廳、專業錄音棚、高價值鋼琴、圖書資料等教學設備若干，基本能滿足廣大師生音樂教育的需求。更為可喜的是，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中，該院還開設了一些供非音樂專業但愛好音樂學生選修的課程，用以提升學生的音樂修養。這吸引了大批愛好音樂的學生選修該課程。
（二）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存在的不足
當然，看事物不能“一刀切”，要以客觀全面的視角去審視。在看到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存在不足時，還應認清其中的不足。整體表現在：蘭州市各個學校之間音樂教育發展不平衡，音樂專業與非音樂專業音樂教育發展也不平衡；教學理念和方法未能與時俱進；教學設備還有待進一步改善。眾所周知，蘭州主要高校有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大學、蘭州理工大學、蘭州交通大學、甘肅農業大學、西北民族大學和蘭州商學院、蘭州城市學院等。在這些高等院校中，因各學院的教學條 件和培養目標有所不同，音樂教育發展的情況不一而足。比如，西北民族大學音樂教育展開情況在整個蘭州市而言，屬于領先者，具備較為強勁的音樂教育發展勢頭；而偏理工的蘭州理工大學等一些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學院連完整的建制都沒有，幾乎很難談得上音樂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此外，即使是同一學校不同專業的學生，受音樂教育的情況也參差不齊。非音樂專業學生接受音樂教育的幾率和覆蓋率遠遠小于音樂專業的學生。加之許多教師沿襲傳統的教學方法和理念，不利于推動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發展。總之，從素質教育理念出發，這些都是不良信號。
二、多元文化視角下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前景初探
（一）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將進一步得到師生重視
音樂作為文化的一種形式，是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對于提高師生的修養，培養健全的人格，有著莫大的作用。因此，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必將進一步得到師生重視。一方面，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隨著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社會和用人公司越來越注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這意味著高等教育除了基本專業的培養外，還應該關注學生包括音樂在內的多種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高校老師和學生對音樂熏陶人格的作用有所認識，即使不是音樂專業出身的科班學生，越來越多師生傾向于借助音樂宣泄情緒。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社會上一些音樂節目對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推動，也起著一定的正向作用。因此，蘭州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更加受師生重視的趨勢是無可辯駁的。
（二）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朝著大眾化趨勢邁進
音樂是全人類共享的財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師生對于音樂這一文化食糧的需求將日益凸顯，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將逐步朝大眾化方向前進。所謂“大眾化”，一指數量上的突破；二是指數量突破基礎上，實現音樂文化由專屬于少數人的“雅文化”向為大眾共享的“俗文化”之轉變。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向著大眾化方向演進的趨勢是多元文化使然，文化突破原有的專業界限與不同的文化進行交流，形成融合的態勢，這有利于音樂教育內涵和外延的拓展。另外，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音樂風格的教師進入高等院校的殿堂，為音樂盛典的展開做好了鋪墊。多元文化必將促成蘭州市高等院校多元音樂文化的產生。而音樂樣式多了，也將吸引更多的高校學生投入其中，享受其中。這樣，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大眾化的帷幕也將被拉開，大眾化趨勢亦是可觀望的前景之一。
（三）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教學方法不斷革新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種新興科技文化不斷涌入，必將給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教學方法帶來革新。科學技術是首要的生產力，這不僅意味著科技能促成現實生產力的發展，還意味著科學能夠促成像音樂這類文化的發展。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要積極借助先進的科學技術，諸如多媒體技術、錄音技術等，并將之切實應用到實際教學中，讓音樂教育從傳統的教學方法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不斷革新教學方法，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切實提高高等音樂教育的教學效率。
（四）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堅持真、善、美的初衷不動搖
不論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如何發展，其前景中必有一條穩固不變，即對音樂真善美內涵的追求不變。善良美好、崇尚真實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也是多元文化下高等院校音樂教育永恒不變的藝術追求。蘭州市要做好高校音樂教育，必須毫不猶豫地將真實、美好、善良作為基本的指標之一，并自始至終貫徹落實之。反之，如果高等院校教育脫離了真善美的初衷，自覺或不自覺地落入低、俗、丑的尷尬境地不能自拔，即使采用再好的方法，具備再強的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也無法達到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目標。因此，蘭州市高校音樂教育須堅定不移地堅持真善美。
目前，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狀況雖取得了成就，但仍有許多有待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在多元文化的指導下，蘭州市高校音樂教育前景必然脫不出四點：其一、音樂教育將更加得到師生重視，其二、大眾化趨勢，其三、教學方法得以不斷革新，其四、堅持真善美初衷不動搖。 （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
項目類別：2013年研究生中央高校科研專項資金資助研究生項目
項目名稱：多元文化視角下蘭州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發展現狀與前景問題研究
項目編號：ycx1312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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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昕華. 我國高校音樂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現狀管窺[D]. 武漢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3.
【摘要】我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受相應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索的制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跡。本文以我國流行音樂近30年的發展為線索,回顧了我國流行音樂30年的發展概況,發現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流行音樂發展歷程問題
流行音樂(PopularMusic,簡稱PopMusic)起源于美國的爵士音樂,基于其廣泛傳唱、流行一時甚至流傳后世的“流行性”傳播特性,流行音樂亦可稱之為“大眾音樂”。流行音樂植根于大眾生活的豐厚土壤之中,從上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歷經30年發展,流行音樂的廣泛傳播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歷程
流行音樂在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是我國音樂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音樂商品化、國際化,傳播手段現代化、表現方式多元化的過程,對繁榮社會音樂生活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近觀30年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復蘇開拓期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特別是以1978年“改革開放”的國策提出為觸發,我國政治、經濟形勢引發了巨大變革。在音樂文化領域,從意識形態方面政治主導、高度一致下的革命歌曲一統天下,逐步發生了向抒情歌曲、娛樂性流行歌曲的轉換。
在大陸,原創音樂方面,如施光南的《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王酩的《邊贛泉水清又純》、《妹妹找哥淚花流》;王立平的《太陽島上》、《大海啊故鄉》、《紅樓夢》;谷建芬的《校園的早晨》、《年輕朋友來相會》。還有《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十五的月亮》、《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等時代主流音樂。此外港臺、歐美音樂也成為國內流行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鄧麗君、山口百惠、劉文正、譚詠麟及披頭士等,國內流行音樂文化市場空前活躍,流行音樂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2.高速發展期
20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期,流行音樂文化市場逐步發展和繁榮。基于錄音機、唱片(磁帶)的快速普及,流行音樂個體化聽賞逐漸成為主要的消費方式,以新興的音像產業為核心,內地流行音樂市場不斷拓展。同時,電視傳媒迅速崛起,成為又一個覆蓋面極廣的傳播媒介,電視歌手大賽出現美聲、民族、通俗的專業分類,唱法的細劃在一定程度上使流行音樂的文化地位得到認可和提升。在新興藝術市場的需求方面,晚會歌曲、影視劇主題歌曲、唱片歌曲逐步成為推動流行音樂創作和繁榮的重要因素。
國內原創作品呈現空前繁榮局面,流行音樂的創作與演唱人才聚集,影響較大的如“西北風”,代表性作品有《一無所有》、《信天游》、《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心愿》等。抒情流行歌曲如《我多想唱》、《我不想說》、《彎彎的月亮》、《濤聲依舊》等;搖滾音樂《一無所有》、《朋友》、《裸》等。
3.多元繁榮期
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文化發展日益網絡化、全球化、一體化,互聯網應用普及,數字化應用提速,音樂藝術傳播途徑更加快速便捷。在國內流行音樂領域,港臺音樂、歐美流行文化的無障礙輸入,使我國社會音樂生活面臨新的巨大變化,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新特點。
首先是音樂需求的多元化。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使音樂文化的社會需求量極劇擴大,多元化受眾使流行音樂風格更加多元化,流行音樂品種更多,如“雷鬼”、“饒舌”、“嘻哈”等等。其次是音樂創作多元化。數字化電腦音樂制作技術的普及,電腦錄音系統的家庭化都極大降低了流行音樂合成錄音成本以及創作門檻,流行音樂的創作或生產者更加層出不窮,良莠不齊。再次是傳播媒質多元化。除廣播、電視、影視傳媒、發行CD唱片等傳統傳播方式外,流行音樂具備了更多的傳播載體,如MV制作發行、網絡歌曲、彩鈴、手機音樂等,特別是網絡成為推動音樂傳播強勁引擎,網絡原創歌曲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成為近年來流行樂壇的一大亮點。
至此,流行歌曲創作的技術手段不再受傳統方法或傳統模式所制約,正探索性地走向一條自由創新發展的新路。這也必然刺激和促進了音樂創作的發展和繁榮,為流行音樂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廣大受眾的欣賞需求,使音樂更貼近人們生活,極大普及了流行音樂藝術。
二、國內流行音樂發展面臨的問題
中國流行音樂創作是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內流行音樂30年來的發展與倔起雖然生氣勃勃,但也有嚴重的先天不足,凸顯出這樣那樣的問題。
首先,行業發展的無序化狀態依然存在。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我國當前環境下,國內流行音樂市場的無序狀態依然存在,一些必要的行業規范、運行機制和市場秩序尚未完善,缺乏有效的法治,盜版現象普遍。其次,深層次的理論研究依然薄弱。國內流行音樂創作深受港臺影響,加之歐美強勢文化的滲透影響,竊用與拷貝旋律或節奏的現象普遍,原創精神缺失,理論研究依然薄弱。再者,流行音樂創作人才依然缺乏。在網絡傳媒推動下流行音樂創作泛化,大多數網絡歌手、網絡詞曲作者并不具備扎實的專業演唱技能和詞曲創作基木功,加之制作設備簡陋,在歌詞、曲調以及音樂制作、錄音合成上都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在內容上泛化和平面化,對音樂的藝術內涵缺乏進一步挖掘,有些作品甚至帶有明顯的低俗傾向,歌詞粗俗、曲調怪異、臟話連篇。
關鍵詞： 流行音樂 教化功能 異化
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象，流行音樂在現代社會里不可否認地成為最具有影響力、擁有最多欣賞者的音樂形式之一，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其興起是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改革開放之初，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流行音樂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在中華大地傳播開來，人們對流行音樂的廣泛接受和喜愛使它在中國的音樂和文化領域中成功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流行音樂的涵義和在中國的發展
1.流行音樂的涵義
流行音樂起源于西方社會，是西方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所說的流行音樂一詞是由英文“Popular Music”翻譯過來的。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象，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電腦與網絡技術的成熟，流行音樂的發展進入到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社會產品的不斷豐富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們消費意識的覺醒。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流行音樂已經成為廣大民眾精神娛樂的重要途徑之一。
流行音樂具有這樣一種文化屬性：植根于大眾的日常生活，從都市群體中產生，不是強加于大眾頭上的音樂。它代表了大眾群體的一種文化表述，反映了社會群體的觀念形態和審美情趣。［1］
流行音樂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流行音樂與其它大眾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日常生活具有了一種審美化的品格。人們的日常生活充塞著流行音樂，都市里隨處可見的卡拉OK廳、KTV中心、商業演唱會等多種場所和方式，達到表達感情、釋放能量、宣泄的目的，流行音樂就像一個巨大的造夢工廠。總之，在經濟與效率占據絕對優勢的今天，流行音樂與日常生活的聯姻是當下的一大文化景觀。日常生活很好地為流行音樂提供了最佳的滋長環境與依托，流行音樂也使我們的現代日常生活變得熱火朝天，變得有聲有色。
流行音樂也是審美現代性的產物，這種審美現代性是一種非理性的、反理性的乃至感性關懷的現代性。“無論理性趨于何種目標，它都必須從現實的感性生活出發，而生活中的人都是各不相同的，人的感性是豐富多樣的，生活世界中彌漫著感性的光輝”。［2］從這種意義上說，流行音樂行使著一種審美解放的權力。
2.流行音樂在中國的發展
與西方流行音樂相比，中國的流行音樂文化歷史相對來說非常短。解放后流行音樂在中國的發展并不順利，受當時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流行音樂被斥為“靡靡之音”，作為一種“小資情調”發展和傳播于大中城市一些特殊人群中間。再加上“”長達十年對文化的禁錮和束縛，流行音樂在中國大陸消失長達近30年之久。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通過媒體聽到更多風格迥異的流行音樂。臺灣、香港和歐美流行音樂先后傳入中國大陸，對大陸流行音樂的創作和廣為傳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普通老百姓的音樂審美情趣也開始發生了變化，非政治性的港臺抒情歌曲以其全新的感情表達方式很快俘虜了廣大老百姓的心。音樂不再僅僅是政治性的社會教化的工具，這種全新的表達方式注重個體情感的釋放，是人們對生活充滿熱愛和激情、期待美好未來的真實寫照。流行音樂成為了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娛樂方式之一，群眾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流行音樂在中國的不斷發展，一種被稱為“新民樂”的音樂形式以創新的風格特點完美地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在音樂上的碰撞和融合。它將流行音樂這一源于西方社會文化的產物民族化的同時，又為民族音樂的發展找到了一個新的出路。“‘新民樂’通俗性的特點積極地復蘇和弘揚了中國民族音樂，使從改革開放以來就陷入生存困境的民族音樂有了更多、更年輕的聽眾。流行音樂和傳統音樂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著不可避免的相互抵觸和矛盾性”。［3］它的出現使中國流行音樂和傳統音樂都有了更好的發展遠景，是中國音樂領域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變革。
二、流行音樂的教化功能論析
所謂流行音樂的教化功能是指流行音樂對人的內心世界、思想情操、道德品質、人格魅力等精神素質方面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4］自古以來，人們就很重視音樂藝術的教化作用，將音樂視為教化的有力工具。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音樂有潛移默化和美化心靈的作用，并且主張兒童學習音樂。大儒學家孔子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為音樂的廣為流行和傳播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在當今社會下，音樂的這種教化功能更得到進一步發展。
1.較高的美學價值
當代中國的流行音樂具有濃厚的美學價值和獨有的特征。流行音樂的音樂語言新穎流暢、輕松活潑，旋律節奏明快、優美舒暢，表達方式平白直敘、通俗易懂，加上演唱中它特殊的光電和舞臺效果，可以使欣賞者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得到感官的享受，特別易于引起廣大青年大學生的亢奮和認同，增強音樂欣賞能力和審美能力。同時，音樂中所蘊含的思想觀念、道德精神等為人們所接受并逐漸轉化為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在歌曲的傳唱中潛移默化地影響人、感化人和教育人。當《我的中國心》的旋律響起時，一種對祖國的眷戀和思念、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瞬間激發了。《常回家看看》這首歌曲再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美好倫理道德，讓人在一種“仁”“愛”之中受到教育和感化。對當代大學生而言，流行音樂作為一種特殊的大眾文化，不但迎合了青年學生的心理要求，而且伴隨著國際間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歐美、拉丁、日韓一些流行音樂跨國傳播大大豐富了當代大學生的審美視野和比較鑒別能力。
2.人格的健全和素質的提高
在音樂欣賞的活動過程中，欣賞者通過對音樂的聆聽，獲得美的享受、精神的愉悅和理性的滿足。這是一個體驗美的過程，更是一個心靈靜化的過程。欣賞者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情操和品格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同時人格在不斷發展與自我完善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完善和塑造。比如周華健的《朋友》一曲唱出了我們對友誼的理解和渴求，每每聽到禁不住附和唱起，這就是音樂欣賞的心理內化作用。通過對健康的流行音樂的欣賞，欣賞者在文化素養、心理素質和人生觀等個性化方面都得到升華和發展。
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提高人的素質問題。報告提出要通過發展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斷提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些論述全面深刻，意義深遠。提高人的素質是一項綜合工程，發揮流行音樂的這種教化功能，也是提高個人和群體全面素質的一種有效途徑。可以說，當今的中國大地到處都在演唱著流行音樂，只要有音樂播放的地方就會有流行音樂的傳播，流行音樂幾乎達到了泛音樂化的狀態。作為受者在欣賞音樂的過程中，對音樂的熱愛和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也被激發。比如通過卡拉0K演唱形式豐富對音樂的表現力，學習電鋼琴、電子琴、吉他、電吉他、電貝司、薩克斯等現代樂器彌補音樂藝術素質的不足，提升個人的音樂修養。在當今泛音樂化的狀態的社會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講，對流行音樂的熏陶也塑造著當代人的素質。
三、流行音樂教化功能的異化
流行音樂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適宜的文化環境，文化工業與文化市場的異軍突起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市場經濟大環境下，不斷進步的電腦與網絡技術則為流行音樂的快速傳播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平臺。由此使得流行音樂很快成為一種時代的必需品。流行音樂是現代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當今文化工業進程的階段性標志之一。流行音樂所具有的教化功能，雖然有適應或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面，但是今天的流行音樂作為一種高度商業性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對社會、對人產生消極、負面影響的一面，出現功能的異化。這是由流行音樂文化功能所具有的雙重性決定的。“當流行音樂的文化特征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一致時，它就會發揮出積極的文化功能。當流行音樂的文化特征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發生沖突、互相背離時，就會產生功能的異化”。［5］
當今流行音樂作為一種高度商業性的文化，為更多人帶來了經濟利益和物質享受。經濟效益日漸成為判定流行音樂好壞與否的唯一標準。“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社會現實使得大量具有一定音樂資質或者是不具備這種資質的人加入到流行音樂的表演、創作、傳播隊伍之中，導致從業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借助當今發達的包裝手段和媒介的作用，使得大批并不具備在流行音樂領域發展資質的人擠占了有限的流行音樂行業發展的文化空間，加重了流行音樂資源浪費的傾向。“有專業人士保守統計，在今天的音樂商品化進程中，我國平均每年的歌曲生產量是10萬首以上”。［6］雖然這是一個并不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是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現今整個歌曲創作上的“泛濫”。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當下流行音樂“一統天下”的勢頭對于嚴肅音樂、傳統音樂的發展所帶來的沖擊和阻礙。這種沖擊和阻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音樂人才的流失。大批出自專業音樂學院、受到過良好專業音樂教育的人才投身流行音樂創作、演唱隊伍之中。專業人才的加入對流行音樂的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同時，客觀上必然會對嚴肅音樂、傳統音樂的發展造成障礙。二是嚴肅音樂、傳統音樂審美能力、審美注意力的倒退。由于流行音樂創作周期遠遠低于嚴肅音樂的創作周期，其作為強大的市場力量占據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客觀上形成對嚴肅音樂、傳統音樂“排擠”的局面。這種局面過度發展的話極有可能形成“單向度”的社會審美傾向，導致社會群體對嚴肅音樂、傳統音樂審美能力、審美注意力的倒退。
作為大眾文化之一，流行音樂是現代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當今文化工業進程的階段性標志之一。我們在肯定其教化功能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其負面效應，揚長避短，大大提升流行音樂的審美品質，弱化或消除流行音樂的教化功能之異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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