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6-08 06: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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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現代化機械設計的合理性,首先要對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模式進行分析,再對機械設計的合理性進行實際性的解讀。由于現代化技術的發展,機械生產與制造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車間與車床生產模式,從而實現了現代化的生產方式。那么,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具體是怎樣的呢?在對機械設計方面又有著哪些影響呢?
1.1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更加符合市場的需求,符合批量生產的規模
現代化生產模式由于受到諸多的市場剛需影響,機械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大,而生產周期不斷縮減。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機械生產模式,對于傳統的機械生產更是一種挑戰。因此,在外界的壓力之下,機械生產方式以及機械的設計理念都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市場需求。那么,在生產方式方面,機械生產采用了自動化遠程控制生產技術,并結合計算機數據處理技術,來實現一種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模式。
1.2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引入新技術,從而實現全新的機械制造業
單一的技術發展完全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各個領域的技術進行結合發展,才能夠實現對一個產業的變革與市場順應度。機械制造業領域,要想實現一定的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實現產業的整合與技術的結合應用。從傳統的機械生產模式,就可以發現傳統機械模式存在的問題。其具體表現在:大量的人工操作,不僅效率低,而且容易出現錯誤,產品質量不合格的現象時有發生。車間是傳統的機械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生產車間的人工操作太多。一般的工件都需要進行反復打磨,才能夠符合產品需求。由于避免不了人工的主觀誤差,在生產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工件報廢的現象。不僅造成了原料的浪費,又增加了生產成本與時間成本。車間的安全問題非常重要,經常性安全問題無法避免。傳統的生產車間都是人工對著一臺機床進行操作,一旦操作不當,就會出現一些危險問題,從而影響其生產質量。在進行工件加工的過程中,人員受傷的現象一直無法真正避免,對于人身安全是一種傷害,而對于生產流程,也常常會出現脫節和拖工的現象,造成整體的產品質量下降。機械產品的檢測流程不科學,常常出現漏檢問題。傳統的機械產品同樣需要質量檢測,檢測合格之后的產品才能投放市場。但是由于機械的檢測一般都是人工進行的,不僅檢測結果沒有科學性,檢測的流程也較慢,容易造成漏檢的現象。因此,對于機械檢測而言,傳統的檢測方法也存在較大的問題。那么,在原有的生產模式的基礎上,機械生產模式開始了全新的改革,在人工操作上,現代化的機械生產采用全自動的流水線式生產模式,并且引人了大量的現代化遠程控制生產設備,從而最大化的減少了人工操作的部分,精簡了工作人員。這樣做不僅減少了機械生產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錯誤和安全等問題。此外,在檢測方面,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引人了計算機技術,從而讓檢測技術更加科學有效,最為重要的是檢測效率大幅度增加,并且能夠達到檢測的科學性,保證檢測結果的真實有效,提高市場的用戶信譽度。
2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下機械設計的合理性分析
針對上文中,對于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機械設計的剛需。在機械制造業領域中,都比較認可機械設計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下,機械設計是否更加重要呢?所謂的機械設計的合理性又可以通過怎樣的方式來實現呢?
2.1現代化機械生產的機械設計理念分析
與傳統的機械生產模式相比,現代化機械生產的機械設計相對更加重要,并且其準確性和完善性要求更高。之所以這樣進行分析,原因在于現代化機械生產的效率很高。但是,生產的效率只是體現在制造的效率上,在設計方面雖然有了提高,但是一旦設計出現問題,那么造成的返工以及損失就會非常巨大。實際上,通過與傳統的機械生產模式相對比,就可以非常明顯的顯示出其明顯性。傳統機械生產由于產量較低,而且生產的流程化不足,會有生產滯緩的現象出現。但是,如果機械設計出現問題,卻可以在第一時間發現,并且進行相應的調整。但是,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模式由于生產效率較高,容易出現高效生產的技術脫節。因此,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模式反而對機械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過,在生產模式進行改良的情況下,機械設計當然也會隨之進行改變,并且實現一定的技術對接。目前,機械設計通過了很多現代化手段,從而在技術層面有了非常大的改革與更新。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機械設計的功能與效率,從而實現了高效的設計方式,以適應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模式。
2.2現代化機械設計的合理性分析
如何能夠保證在高速率的生產環境下,實現機械設計的合理性呢?實際上,機械設計是兩個部分的銜接部分。通過市場調研,分析用戶的需求之后,進行機械產品的初期設計。設計方案通過后,開始進行批量生產。因此,機械設計的合理性就在于如何能將兩點進行有效銜接。那么,通過銜接的切合方式,就可以體現出機械設計的合理性。首先,保證機械設計理念的合理性。機械設計的理念必須是合理的,正確的,需要滿足在不同條件下的機械產品的適應性,滿足市場的需求,滿足客戶的用戶體驗。其次,保證機械設計方案的合理性。機械設計不只是一種對機械產品的設計,實際上在生產期間的工期以及檢測標準等,都是通過機械設計的方案來完成的。因此,機械設計一定還要同時滿足方案的合理性。最后,保證機械設計實現利益最大化。實際上利益最大化才是現代化機械生產模式下的機械設計的合理性所在。任何一個行業或者是產業,都是需要保證產品的合理性為前提的,而機械設計就做到了這一點。
3結語
關鍵詞：機械制造企業；管理；現代化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制造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建設事業的規模越來越大，為提高生產效率、工程質量，加快工程進度，以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機械制造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機械制造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如何進行機械制造管理，成為衡量制造企業技術、實力的重要標志。近年來，我國機械制造企業工程機械管理水平卻落后于現代制造業的要求，影響了工程質量、工程進度和企業的經濟效益，已經成為機械制造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
1創新管理思想
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下，單純生產觀點嚴格束縛著人們的管理思想，致使一些制造企業相關人員至今仍不能順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經營思想僵化，重干輕管。為適應市場經濟客觀需要，制造企業應樹立以改革創新為發展基礎，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管理思想，強化效益意識和質量意識。效益與質量是企業的生命，沒有效益與質量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也就沒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提高機械設備的質量，制造企業必須做到：堅持將市場意識與效益質量意識高度統一起來，并且將市場意識融入效益質量意識之中，靠過硬的質量去開拓市場、管好現場。堅持將社會責任與企業利益高度統一起來，以社會責任為重，使企業利益服從于社會責任，始終將工程效益質量放在重要的位置，常抓不懈。堅持將企業質量標準與行業標準高度統一起來，做到企業標準高于行業標準，用實實在在的制度和規范確保建筑工程的質量。
2更新機械數據與設備
在現代社會，技術是具有高度可用的企業資源，是科學管理的依據。在制造行業中，與機械設備有關的數據。問題方法效果的信息是大量存在的，涉及面也是非常的廣泛，相互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這就要求在設備購置之前就要對該設備的有關運行過程和歷史數據，進行計劃的系統的處理。在設備的前期管理工作中要廣泛的收集機械設備，使用的技術鑒定參數及國內外設備市場信息，設備價格，有關科研成果，設備的利用率故障率維修費用，耗材情況，零配件供應情況，供貨渠道。建立起合理詳實的機械設備前期信息反饋系統，并及時向決策層正確的信息，減少投資的盲目性，將投資的目標鎖定那些生產上適用，技術上先進，經濟上合理的機械設備。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機械技術更新的步伐越來越快，更新換代周期越來越短。由于一般單位的舊機械擁有量較大，而資金又有限，所以不可能把舊機械都淘汰。為解決這一矛盾，可以局部更新進行技術改造，給舊設備換上新部件、新裝備、新附件，改善現有設備的技術性能，使之達到和局部達到新設備水平，擴大設備的生產能力。
3強化成本管理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規范，制造企業如果沒有科學的成本管理方法，要想實現企業生存、發展和獲利的財務目標是極其困難的。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的前提下，已經給整個制造行業帶來了巨大挑戰。由于機械制造成本核算內容復雜，周期長，所以要求我們必須有一套科學有效的成本控制體系。當前，諸多制造企業大都采用責任成本管理。責任成本管理要作好責任目標成本的分解、實際成本數據的歸集以及三算的跟蹤對比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好合同成本、預算成本和實際成本的對比分析。預算成本就是將投標報價時工程估價單中的各項單價換成企業內部價格，從而以此指導生產活動。這就要求在編制預算時注意充分了解投標報價過程，分析哪些方面已經在報價時考慮了降本措施，哪些尚有降本空間；必須研究合同條件和生產條件；必須以最經濟合理的生產方案和降本措施為依據；必須以企業內部價格、市場價格為依據來計算成本，不能簡單地為了擴大市場占有份額而盲目承接超出自身成本控制能力的工程，更不能只知道埋頭干活、不進行成本分析和指標分解。同時要要本著科學合理的原則，實行成本倒算，所下達的指標必須在相應各層次可控制的范圍，各層次通過努力能夠實現的目標。指標下達后，應賦予各級成本中心充分的權利，上級對其正常管理工作不應干涉，以保證各級成本中心能發揮其主觀能動作用。對各級成本中心的獎罰比例政策，要掌握在確實足以調動管理者積極性的程度，起到獎優罰劣、多勞多得、職工與企業雙贏的作用。4深化質量管理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相關設備的要求越來越高，為滿足人們與企業的高標準生產與消費需求，制造企業必須強化產品形成過程中的質量管理，確保高質量工程的實現。首先抓質量目標管理。以調查、制訂、實施和總結為質量目標的控制過程，是將質量管理活動、質量目標按質量體系要素及專業保障系統進行縱橫分配，做到人人職責明確、目標清楚，并進行定期考核、督促落實。其次是抓監督保障。從質量體系和工程生產過程兩個方面，加強建筑工程質量的評審，定期實施質量體系內審和年度管理評審，注重質量管理的實效性和實施過程的有效性；加強內部質量審核，提高質量體系的整體運行水平；嚴格把好工程質量監督關，對產品形成全過程的各道工序、各個操作過程進行監控，以免不合格的產品進入下道工序。還要抓動態管理，尤其是各個生產要素的動態管理。嚴把生產要素的驗收關、使用關和評定關，以勞動力的控制為重點，即進場考核不合格的堅決不收，使用中技能未達到要求或責任心不強的清理出場，評定后有不足而未加以改進的清理出場，進行制造質量的動態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調動生產工人的主動性，確保建筑工程的質量。
5提高人員素質
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科學文化素質普遍提高，生活目標、生活方式日益個性化發展。同時一個工程從開始到竣工，要經過多重環節和多道工序，需要有多層次和不同崗位的人員共同參與實施才能完成。因此，對人才的需求具有全方位、多層次性。為此我們要加強人才的知識更新和培養，一方面要培養、造就一批高素質的經營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對員工進行思想政治、文化生活、業務知識和工作技能等多層次多形式的培訓，鼓勵員工去分析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接受新思想、新技術，并創造性地運用于生產和經營管理實踐之中。通過每個員工的發展來提高生產率，進而促進企業的發展進步，最終達到企業發展目標的圓滿實現。不過在人力資源規劃和設計中，無論培訓科目的設計、培訓計劃的擬訂和實施，還是培訓效果的考核和評估，都要注重企業目標的實現。
總之，機械制造企業管理的創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企業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源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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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萸先.現代企業管理[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5.11.
關鍵詞：機械制造；智能化技術；體系
一、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
在現代制造系統中，數控技術是關鍵技術，它集微電子、計算機、信息處理、自動檢測、自動控制等高新技術于一體，具有高精度、高效率、柔性自動化等特點，對制造業實現柔性自動化、集成化、智能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前，數控技術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由專用型封閉式開環控制模式向通用型開放式實時動態全閉環控制模式發展。在集成化基礎上，數控系統實現了超薄型、超小型化；在智能化基礎上，綜合了計算機、多媒體、模糊控制、神經網絡等多學科技術，數控系統實現了高速、高精、高效控制，加工過程中可以自動修正、調節與補償各項參數，實現了在線診斷和智能化故障處理；在網絡化基礎上，CAD/CAM與數控系統集成為一體。機床聯網，實現了中央集中控制的群控加工。
二、智能化技術發展趨勢
2.1性能發展方向
(1)高速高精度高效化。
速度、精度和效率是機械制造技術的關鍵性能指標。由于采用了高速CPU芯片、RISC芯片、多CPU控制系統以及帶高分辨率絕對式檢測元件的交流數字伺服系統，同時采取了改善機床動態、靜態特性等有效措施，機床的高速高精高效化已大大提高。
(2)柔性化。
包含兩方面：數控系統本身的柔性，數控系統采用模塊化設計，功能覆蓋面大。可裁剪性強，便于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群拉系統的柔性，同一群控系統能依據不同生產流程的要求，使物料流和信息流自動進行動態調整，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群控系統的效能。
(3)工藝復合性和多軸化。
以減少工序、輔助時間為主要目的的復合加工。正朝著多軸、多系列控制功能方向發展。數控機床的工藝復合化是指工件在一臺機床上一次裝夾后，通過自動換刀、旋轉主軸頭或轉臺等各種措施，完成多工序、多表面的復合加工。
(4)實時智能化。
早期的實時系統通常針對相對簡單的理想環境，其作用是如何調度任務，以確保任務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而人工智能則試圖用計算模型實現人類的各種智能行為。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實時系統和人工智能相互結合，人工智能正向著具有實時響應的、更現實的領域發展，而實時系統也朝著具有智能行為的、更加復雜的應用發展。由此產生了實時智能控制這一新的領域。
2.2功能發展方向
(1)用戶界面圖形化。
用戶界面是數控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對話接口。由于不同用戶對界面的要求不同，因而開發用戶界面的工作量極大，用戶界面成為計算機軟件研制中最困難的部分之一。當前Internet、虛擬現實、科學計算可視化及多媒體等技術，也對用戶界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圖形用戶界面極大地方便了非專業用戶的使用。人們可以通過窗口和菜單進行操作，便于藍圖編程和快速編程、三維彩色立體動態圖形顯示、圖形模擬、圖形動態跟蹤和仿真、不同方向的視圖和局部顯示比例縮放功能的實現。
(2)科學計算可視化。
科學計算可視化可用于高效處理數據和解釋數據，使信息交流不再局限于用文字和語育表達，而可以直接使用圖形、圖像、動畫等可視信息。可視化技術與虛擬環境技術相結合，進一步拓寬了應用領域，如無圖紙設計、虛擬樣機技術等，這對縮短產品設計周期、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具有重要意義。在數控技術領域，可視化技術可用于CAD/CAM，如自動編程設計、參數自動設定、刀具補償和刀具管理數據的動態處理和顯示以及加工過程的可視化仿真演示等。
(3)插補和補償方式多樣化。
多種插補方式如直線插補、圓弧插補、圓柱插補、空間橢圓曲面插補、螺紋插補、極坐標插補、2D+2螺旋插補、NANO插補、NURBS插補(非均勻有理B樣條插補)、多項式插補等。多種補償功能如間隙補償、垂直度補償、象限誤差補償、螺距和測量系統誤差補償、與速度相關的前饋補償、溫度補償、帶平滑接近和退出以及相反點計算的刀具半徑補償等。
(4)內裝高性能PLC。
數控系統內裝高性能PLC控制模塊，可直接用梯形圈或高級語言編程，具有直觀的在線調試和在線幫助功能，編程工具中包含用于車床銑床的標準PLC用戶程序實側，用戶可在標準PLC用戶程序基礎上進行編輯修改，從而方便地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序。
(5)多媒體技術應用。
多媒體技術集計算機、聲像和通信技術于一體，使計算機具有綜合處理聲音、文字、圖像和視頻信息的能力。在數控技術領域。應用多媒體技術可以做到信息處理綜合化、智能化，在實時監控系統和生產現場設備的故障診斷、生產過程參數監測等方面有著重大的應用價值。
2.3體系結構的發展
(1)集成化。
采用高度集成化CPU，RISC芯片和大規模可編程集成電路FPGA、EPLD、CPLD以及專用集成電路ASIC芯片，可提高數控系統的集成度和軟硬件運行速度，應用LED平板顯示技術，可提高顯示器性能。平板顯示器具有科技含量高、重量輕、體積小、功耗低、便于攜帶等優點。可實現超大尺寸顯示。應用先進封裝和互連技術，將半導體和表面安裝技術融為一體。通過提高集成電路密度、減少互連長度和數量來降低產品價格，改進性能，減小組件尺寸，掘高系統的可靠性。
(2)模塊化
硬件模塊化易于實現數控系統的集成化和標準化，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將基本模塊，如CPU、存儲器、位置伺服，PLC、輸入輸出接口、通訊等模塊，作成標準的系列化產品，通過積木方式進行功能裁剪和模塊數量的增減，構成不同檔次的數控系統。
(3)網絡化
機床聯網可進行遠程控制和無人化操作，通過機床聯網，可在任何一臺機床上對其它機床進行編程、設定、操作、運行。不同機床的畫面可同時顯示在每一臺機床的屏幕上。
現代經濟學起源于18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為主要發源地，經過200多年的發展和演變，逐漸成為一種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維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經濟學是西方整體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哲學思維數千年演變和進化的產物。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直接來源于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學思想，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哲學家熊十力說：“西洋形而上學是以宇宙實體當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窮之。西洋哲學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謂一元、二元、多元等論，則是數量的分析；唯心唯物與非心非物等論，則是性質的分析。此外析求其關系則猶若機械論等等。要之，都把真理當作有數量、性質、關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實在是西洋整個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勝之處。西方許多著名科學家將西洋科學方法總稱為“約化論”（reductionism）。約化論讓西洋科學取得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成就，絕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西方經濟學實在是西洋整體哲學思想的支流，其哲學基礎和分析邏輯也是秉承約化論的基本意蘊。
概言之，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五個方面構成：人類行為的自私決定論、經濟體系的機械決定論、人類發展的西方中心論、人類認識的實證方法論、政策哲學的自由競爭論。從哲學角度來審視，上述五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200多年來，經濟學演變繁復，流派紛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細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論。
經濟科學背后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直接源于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17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大潮，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思維模式，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科學和技術的興旺發達，不僅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物質世界的絕對優勢，而且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優勢。那些驚世駭俗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讓全人類嘆為觀止。歐洲人憑借科學技術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勝利或許更加徹底。西方崛起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摧枯拉朽、雷霆萬鈞之勢，迅猛席卷全人類。一切社會科學和精神學問，包括宗教、哲學、歷史、法律、倫理等所有一切學問，無不深受科學方法論的影響。科學思維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影響尤其深遠和全面。若要探討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成功和失敗、優勢和劣勢，若要為經濟學的未來開辟新的方向，我們首先需要總結西方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理解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如何決定了經濟學的基本價格。
西方科學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決定論、機械論或命定論，此為西方學術界的共識。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非平衡熱力學開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熱出版的名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吹響了重新塑造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嘹亮號角。
決定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孕育出許多基本信念。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和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命題，皆源自這些基本信念。
決定天地萬物或宇宙演變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適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學的偉大奠基者們始終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恒性，他們虔誠追求的科學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圖式和普遍真理。
對普適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勵無數天才物理學家窮盡畢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尋宇宙萬物的基本規律，從而創造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奇跡。的確，物理學家們曾經多次堅信他們已經找到了那個神秘莫測卻又充滿無限魅力的終極定律。譬如，19世紀后期，物理學家們非常樂觀地宣稱，宇宙間的一切皆可以按照連續物質的性質予以解釋和推斷，物理學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兒烏云了。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橫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學家的樂觀情緒，開辟了物理探索的嶄新天地。原子結構和量子力學不確定性原理的發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決定論的信念。
霍金的《時間簡史》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科普著作之一。全書激蕩著那個意志堅強的殘疾天才對自然世界普適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貞不渝的偉大情懷，激蕩著對宇宙演化終極規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壯志。當霍金論及“物理學的統一”時，他滿懷信心地說：“在謹慎樂觀的基礎上，我們可能已經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終點。”
霍金將決定論的科學觀推到極端。他寫道：“愛因斯坦曾經問道，在制造宇宙時上帝有多少選擇性？如果無邊界假設是正確的，在選擇初始條件上它就根本沒有自由。”初始條件的確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準確預測宇宙發生的一切，這當然也包括人類社會，因為人類自身不過是茫茫宇宙的滄海一粟，怎么能夠逃脫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規范？
論文摘要 系統科學反映了人類思維科學和認知方法論的無限性、多層次性和綜合性特征。從系統科學研究方法的角度,審視當前中小學科學教育,強調注重形成開放、綜合、可持續的科學教育觀。
歷史和時代的發展充分表明,公民的科學素養已經成為社會進步的基本因素,是國家興旺昌盛的根本。所以從教育的社會功能角度看,提高公民的整體科學素養是中小學科學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是我國從1992年開始的對公民科學素養的調查顯示,我國公民的科學素養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明顯的差距,并且在一段時間內處在徘徊不前的狀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科學教育課程與教法角度來反思,主要存在2個問題:1)靜態的片面的課程觀,即過分強調課程的相對穩定性;2)課程實施基于教師為中心,進行單向的知識傳授,更多強調確定性知識。
科學素養應包括科學知識、科學過程與方法、對科學本質的理解、科學態度情感與價值觀、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構成科學教育的立體畫面。雖然自新的課程標準出臺以來,在師生關系、知識與生活經驗聯系、研究性學習等方面的研究與探討日漸豐富起來,但是在科學教育觀念的形成上,仍然停留在個別學科教育研究層面上,對科學的認識、對科學教育的認識、對科學本質的理解,還都缺乏深度。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基礎科學教育。本文基于現代科學研究的中心之一——系統科學研究的思維,對中小學科學教育觀念進行反思,旨在把握中小學科學教育改革的正確方向。
1 系統科學研究與現代科學觀的基本特點
現代科學觀是對基于經典決定論科學思維模式而產生的科學觀的反思,是對科學本質、科學活動和科學知識以及科學方法的哲學性思考,是對科技與社會現實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表述。
在經典科學的影響下,科學觀一度籠罩在機械論或二元論的思想下,它過于重視數學和實驗方法在認識世界和創造世界中的作用,認為科學是對客觀事實的真理性反映,與科學“之外”的價值無關,是中立的,由此造成真理與德行、價值與事實、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但是從系統科學來看,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多方過程,科學也就是一個多面體,它既遵循科學研究本身的規范,又受到社會環境、文化資源以及研究者自身價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影響,因而其活動及知識體系中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存在的[1]。
系統科學強調研究的對象的開放性。系統科學在突破基于經典科學而形成的觀念時,揚棄其平衡、對稱、封閉的局限。熱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以及非線性科學的出現,向人們展示了一個開放的遠離平衡態的世界[2]。說揚棄,是因為現代科學觀既強調普適的研究規范,同時也強調個人研究風格,強調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精確性與非精確性、必然與偶然的統一。
系統科學注重運用綜合的方法。方法論是對科學認識活動的形式及方式的看法。經典科學觀與機械論哲學息息相關,經典科學所使用的語言是分析的,研究方法上具有因果預測性、線性序列性的特征。現代科學的哲學基礎為有機論,認為整體以及所有其他部分都包含在每一部分當中,提出“完整的整體”的觀點,且并不排斥分析方法,而是包含并超越分析的方法,即應用綜合整體的方法對復雜對象進行研究。因而與信息化時代相對應的思維科學和方法論的形式和內容,必然是系統科學思維和方法論。
2 系統科學教育觀的形成與特點
現代教育觀的形成不僅是現代思潮的產物,更是現代科學觀的教育訴求。科學觀應該體現在科學的基礎教育中,特別是科學課程改革。因為課程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特定的教育目的,但不管什么樣的教育目的,轉變教育的對象是中心的環節之一。從系統科學研究的特點來看,轉變的對象應該是全面的,不僅僅有學生心靈,也有教師的認識與行為。所以系統科學研究思路為課程改革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也為認識和解決教育現存問題提供了一種方法論。總體上來說,與系統科學研究特征相對應,教育系統應該也強調系統的開放性、自組織性、創造性,注重課程過程,強調不確定性,重視師生互動。
2.1 系統的科學教育必須是開放的將整體教育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是必要的,但正由于這個系統的復雜性,人們在教育研究與教學實踐中常采用分析的方法,即將教育系統分解為多個較為封閉的系統,進而分別分析處理。這種做法與經典科學研究是契合的。但是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今日主導教育領域的線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統觀(有清晰的起點和明確的終點)應該向更為復雜的、多元的、不可預測的系統或網絡觀轉變。在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中,有序必然會產生,因為這是人類的自組織過程。所以一個系統開放并不可怕,開放不會導致不可避免的亂,相反在一定的條件下,系統在局部乃至全局會自組織成有序結構。現代教育應該提倡這種開放的教育系統觀,將系統的自組織看作系統發展的重要機制。科學教育系統作為教育的一個子系統,同樣也必須是開放的,不僅不能從教育中剝離出來,而且還要與教育系統外的科普、科學研究等有機聯系起來。那種普通教育中教物理的教師不管數學和化學,更不管語數外的情況,從系統教育觀來看是不合適的。同時,科學教育也要走出校園,請科學研究者參與其中,甚至利用網絡的開放特性,將我國的基礎科學教育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
2.2 系統的科學教育允許存在不確定性科學性不等于確定性,從系統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復雜系統即便是處于自組織狀態,個體行為也是有漲落的。所以不可能達到教育的轉變是確定的。首先不確定之一就是教育目的。多元的教育目的是開放的教育系統觀念的內在要求,“和而不同”的教育觀既強調個體的社會性又強調個體的差異性,只不過它在個體的發展要求上,更強調教育個體的整體發展性(即人的全面發展性)。所以系統的科學教育觀不會割裂科學知識與培養能力的關系,它不會把個體的科學能力提高置于固定的、先驗的跑道上。相反,科學教育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是教育的有機組成,教育是主體與客體、課程與人、教師與學生等動態整合的過程。所以在科學教育的效果評估上,要充分考慮到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還體現在多元文化的價值趨向,文化霸權和話語霸權的消解。因而要求教育者去搞教育創新(教育成為藝術而不是匠氣十足),去傾聽處于邊緣地帶的聲音,而不是去重復根深蒂固的話語或文化。雖然科學教育的內容有其科學性,但是這是相對確定的,科學課程蘊含的價值意味仍然是多元的,學生對其理解帶有強烈的主體性,教師對其解釋也應具有多重性。特別在是網絡發達的今天,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空前的多,所以在具體的科學課程實施的過程中,信息源是開放的,系統行為具有不確定性,既是參與者的交互行為,也是學生在認識遠離平衡的條件下——表現為干擾、缺點、錯誤、困惑——不斷通過耗散而轉變的過程,確定的知識同偶然的、雜亂無章的、隨機的知識一起對學生的認知結構產生影響,認知結構通過順應或同化達到平衡,通過漲落達到有序。
2.3 系統的科學教育觀念強調交互的教育過程系統在開放的狀態下,系統中的各種元素要形成自組織,必需相互作用。用于師生關系,則主張教師與學生之間處于一種平等互動關系。系統教育觀主張課程應該通過參與者的行動和交互作用形成,課程實施的過程就是自組織和轉變的過程。作為個體的教師是開放的,他不僅對教育系統外是開放的,對學生也要是開放的。所以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教師在調整好與外界的關系同時,也要帶著開放的態度,依據不同的教育對象尋求恰當的教育途徑,將學生帶入對真理的日益深入的理解之中,同時自己也從學生處獲得更多有益教育的信息。作為學生,要通過反思和自組織來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交互性正是對傳統單向傳遞知識的教育過程觀的審視,是對教育活動基本屬性的揭示。
開放的教育、不確定的因素與互動的本質這些都要求科學教育以提高學生科學學習能力水平為己任,并使更多的學生對科學學習產生興趣,這是可持續發展觀念的一種體現。
3 科學學習能力的培養是科學素養自組織的動力
學生的科學素養提高過程是個體在外界的作用下的一個自組織過程,尋找到這種自組織的動力是關鍵。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費恩曼(richard p. feynman)說過:“科學是一種方法,它教導人們:一些事物是怎樣被了解的,什么事情是已知的,現在了解到什么程度,如何對待疑問和不確定性,證據服從什么法則,如何去思考事物,作出判斷,如何區別真偽和表面現象。”所以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應該強調科學探究,強調讓學生親歷科學,在體驗中學習,從而培養學生的科學能力。
探究學習方式的提倡,意在改變傳統單純接受式的被動學習方式。學生不是被動地記憶科學的結論,而是經歷這種結論得到的過程和懂得獲取的方法。科學家對自然現象的認識是透過現象,抽取有關運動的本質,并且合理近似,提煉出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內在的客觀規律的各種“概念”和“定律”來。這個過程是通過探究來完成的,而探究的基本的環節是相通的。在基礎科學教育中,提倡的探究學習方式的主要環節與科學研究的是相互一致的。科學探究強調知識獲取中的體驗,強調過程與方法,所以“做中學”是對我國傳統科學教育的糾偏。
綜上所述,現代科學研究,特別是系統科學研究的思維特征對科學教育的訴求是要開放、綜合與可持續。因而要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就必須注意基礎科學教育的課程改革及其教育方法改進環節。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從地方一般本科院校教學質量管理的現狀出發，基于教育生態學原理剖析了地方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的本質特點，有針對性地提出創新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的有效途徑。
大眾化高等教育給地方高等院校的發展帶來了空前的機遇，但同時也使得人才培養質量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如：教學質量保障主體單一，教學質量評價制度不完善，教學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這些問題最終可歸結為缺乏科學的質量觀，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教學管理改革滯后…。地方高校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立穩腳跟，求生存，謀發展，就必須更加注重內涵建設，不斷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如何加強教學質量管理，建立有效的教學質量保障機制，是地方高等院校共同關注的重點問題。
一、教育生態學與高校教學質量管理
教育生態是指教育應按生態學原理，致力于解決教育過程中“本體自然”、“體外自然”以及兩者之間的矛盾，并通過兩者的調適和超越，實現教育的和諧發展和良性循環，從而推動社會不斷進步。現代生態哲學的廣泛影響，必將導致大學教育的思想變革。教育生態化是以生態學的生態觀念為價值取向形成的一種教育新理念，是社會可持續發展對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系統自身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J。早在1966年，英國教育學家阿什比(Ashby，E．)就已經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ecologyofhighereducation)”概念，他運用生物學“遺傳”的內涵通過對中世紀大學的世界主義的理想、19世紀歐洲大學的主要區別以及歐洲大學向外早期移植的歷史背景進行分析，認為“大學構造必須繼續使它們自身適應變化的大學環境”L3J，并得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的著名論斷，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校招生規模逐步擴大，使得高等學校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師資緊缺，生師比迅速提高；二是教學資源日益緊張，教學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生均設備值達不到辦學要求。這使高等教育生態系統負載加大，同時引發與教育質量的沖突。高等教育大幅度超常規的擴展，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資源承載力和生態環境承載力還未來得及提供足夠的容納能力，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從外界輸入，使發展規模與系統的生態承載力不協調，最后必然導致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失衡。因此，從生態角度來探討高校的教學質量管理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
二、地方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現狀的生態分析
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的生態學分析，其核心就是著眼于高教管理的可持續發展與不斷創新。高校管理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要營造一個有利于高校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通過生態分析可以開拓管理的新空間，挖掘形成新的活力，推動管理選擇最適宜本校改革發展的辦學思路，調動校內外各方面的積極性，凝聚并有效利用各種資源，使學校的教學質量、科研檔次及服務社會的水平不斷提高，形成內有凝聚力、外有競爭力、發展有潛力的優勢和特色。
(一)生態管理問題分析
生態管理問題分析就是用生態管理方法對地方高校管理現狀進行剖析。如：把地方高校質量管理對象模擬為生命體和生態系統，然后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地方高校質量管理生態系統的層次結構、功能結構、動態演進、協同進化等。目前，教學質量標準的單一性與培養人才的社會適應性之間矛盾凸顯，表現為人才質量的多樣化、異質化需求與人才培養單一化模式之間的沖突與挑戰。地方高校的教學質量管理還呈現出自身突出特點，重視行政管理而忽視學術管理，全員參與管理的機制不暢、積極性不高，管理的剛性太強、柔性不足，從而導致教師教學自由空間少，教學創新積極性不高，教學任務重，知識更新與科技創新時間不足；學生彈性學習選擇范圍不大，不利于自主學習與個性發展。而且，教學管理隊伍尚存在著數量過于龐大，結構不夠合理，總體素質不高等問題。地方高校領導者僅憑個人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來管理學校顯然已經遠遠不夠，他們在學校的管理和領導方面的“有限能力”和“有限理性”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機械管理觀的體現。生態管理觀則強調把高校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科學生態世界觀要求進行教學質量管理時，必須樹立“大管理”的管理觀，徹底拋棄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機械論世界觀。就是要拋棄只見個別現象，不見質量管理各個要素之間聯系的、僵化的、機械的管理觀。現在，以還原分析為根本特征的思維方式已經讓位于整體性的生態思維方式。生態方法既給出了從整體上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的新模式，從而實現從機械論的還原性世界現向有機論的整體性世界現的轉變。
(二)生態環境分析
高等教育質量管理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與社會生態系統不斷地進行著物質與能量的交換，與其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當高等教育生態系統中的各種循環斷裂時，為了重新建立平衡，一方面，需要引進能量和資源，另一方面，需要進行內部的環境改造和組織變革，以此進行自我調節，建立新的平衡。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地方本科院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規模的快速擴張，造成了優質資源的稀缺，加之地方一般本科院校的發展歷史不長，所處地域、經費來源、生源和就業面向等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其師資、教學條件等均呈弱勢。主要表現在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需求與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沖突、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輸出結構與社會就業崗位和產業結構沖突、高等教育的人才輸出流向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沖突、高等教育的傳統文化觀與社會文化觀念的更新及文化導向的沖突、高等教育的功利主義與理性精神的沖突等。這些沖突將導致高等教育系統生態平衡的失調。地方高校只有根據社會環境及未來發展趨勢及時調節和完善自身內部結構，才可能與社會形成和諧共生關系。
(三)生態發展分析
地方高校作為高教發展的急先鋒，其突出表現為教育質量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失衡，表現在有限的教育教學水平、教學條件與不斷發展的辦學規模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從而教育教學質量問題隨著招生數量的膨脹而成為關注的焦點。短時間內，地方高校在規模上急劇發展，教育投人明顯不足，可能會使自身的教育系統超越其生態承載力而破壞系統的生態平衡，最終導致教育危機的發生。目前有調查表明，地方高校發展所需的生態承載力已接近甚至部分超出系統生態承載力的閾值，這必須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地方高校只有在進行校情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國家社會發展需要和世界教育發展趨勢，尋找和開拓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新空間，確定高校管理的生存策略和發展策略，使得人一教育一環境這一復合生態系統更加合理、高效地運行。
三、創新地方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的新思維
地方高校立足于自己的生態環境，著眼于生態適應與生態改造，創新管理思維，實現高校管理與生態環境的良性互動、和諧共生。
(一)從統一到分類指導，多樣化、特色化發展的追求
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和平衡能力主要決定于系統成分的多樣性和結構的復雜性。因此，多樣而異質有利于高教管理系統的平衡與穩定，具有發展生機和潛力，是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基礎。為此，必須拋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大統一”觀念，鼓勵分類指導，追求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特色化發展。在共生與競爭的生態環境中，由重統一管理向重多樣化管理轉變，在管理中努力實現教育效益的最大化，鼓勵共生基礎上的錯位競爭、特色競爭。
(二)從盲從到理性，在開放中不斷優化生態環境平衡是高教管理生態系統的核心和靈魂。在動態平衡下，該系統內容的整體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生態環境的層次性、相互影響性要求高等教育教管理必須國際化視野、全球化思維，形成一種開放的、整體的、更具哲學涵蓋性的全方位觀照，注意分析環境因素的復雜性、矛盾性和不同環境因素的關聯性，營造和諧的生態文化，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高等教育生存發展與競爭能力，促進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三)合而不同，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探尋大學理念，回歸大學本然，實現高等教育管理的適應與超越學術和市場力量的上升，形成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市場、學術之問的三角力關系，如何平衡這三種力量，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管理文化是一個重大問題。高校其任務來自社會需求，所需條件與資源來自社會供給，高校管理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要充分在政府行為，以及市場力量的背景下界定和捍衛學術自主，彰顯大學內在邏輯，營造一個有利于高校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
四、地方高校教學質量管理的生態方法
(一)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生態環境“以人為本”，營造和諧的生態教育環境，這是由高等教育的職能——擔負著培養人才、知識創新、服務社會的歷史責任，以及人在大學教學管理中的地位決定的。人既是高教管理的主體，也是高教管理的客體，大學教學管理是通過管理人員與教師、學生以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互動進行的。
“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確立，不僅是觀念上的轉變與更新，更重要的是貫徹落實在具體管理工作中；高校領導要率先垂范，各級管理人員模范執行，廣大教師也要認真履行。體現在人才培養上，就是要以育人為本，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體制，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促進學生最大限度的發展。體現在辦學上，就是要以人才為本，堅持學校工作的學術本位，充分發揮教代會、學術委員會等在學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促使教師在管理他人和接受被管理這二者上實現內化為自主行為的雙贏。
在教育這個大的生態系統中，汲取生態學的運行法則，利用有限的資源，協調好內部各方面以及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從而保證高校教學質量管理有序和諧地運轉，使各子系統與諸因素互利共生，不僅要有競爭而且要有合作、互相促進，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教育與經濟社會以及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高校建設和發展的根本目的。
(二)加強教學管理隊伍建設，建立生態價值鏈
教學管理人員作為管理實踐活動中的主體，首先，應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和創新意識，學會及時收集、加工、處理、利用各種信息的能力；了解一線的教師和學生的需求，為其作好相應的服務；根據教學管理中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調查、研究并及時處理和解決教學中的實際問題。其次，要善于利用教育生態學原理指導實踐，強調對人的激勵和引導來實現管理目標和效果，注重在管理工作中開發教師及學生的聰明才智，實行制度管理與人心管理相結合，謀求量化管理與模糊管理相統一。與此同時，還要在教學管理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教學管理的理論和方法，盡快掌握現代化的管理手段，使之應用到教學管理實踐中去，從而提高管理質量與效益。高校教學管理是全員管理，就是要充分調動每個師生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提高教學質量不懈努力。
(三)構建生態管理工作運行體系
在管理機制上，加強學術管理、層次管理與制度管理，引入創新、激勵和競爭機制提高管理效率，加強引導型服務，如：政策引導、信息引導等。在管理程序上，公開透明，職能部門的責任公開、辦事程序公開、制度公開以及辦事結果公開等。在管理功能上，寓管理于服務中，為學校發展創造良好的、寬松的競爭環境，為學生、教師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全方位實現為一線教學服務的職能。在管理技術手段上，建設好教學網絡管理平臺；通過管理信息化，不僅建立職能部門、學生、教師共同參與的、雙向互動的咨詢與決策機制；而且還可以為學生、教師提供更廣泛、便捷的信息和服務，減少滋生腐敗現象產生的溫床，提高管理效率。
(四)積極推進教學管理制度創新
在制度上要切實保障服務理念貫穿于教學管理權力運作的全過程，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強監管、弱審批，并明確界定各級管理的職責范圍，進一步下放權力。進行教學管理制度創新，一方面積極推進學分制，為學生提供自主選擇學習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要進行學生學習評價制度的創新，樹立多元質量觀，重視學生的能力培養、成長與發展，由運用統一標準過渡到多元的質量評價。還要建立有效的科學績效評估制度，如：設立績效目標、進行績效考評、建立績效誘因機制等，揚長避短，激發教學管理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促進教學管理績效的提高。
學者王元化也被推重為“時代的思者”①。雖然作為學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難以完全納入“比較文學”論域,后者卻可能是感觸前者獨特風貌的一個有效視角,而前者也可能為后者提示“中國氣派”的啟示。就王元化學術方面而言,一位前輩文藝學者將之梳理概括為八個方面后寫道:“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不少學術大師,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魯迅、、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紀,“王元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意義和價值,似乎還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和揭示”②。在改革開放以后形成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中,著名法國文學研究者錢林森《緬懷遠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與〈跨文化對話〉二三事》中寫道:“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自1998年創刊至今,已邁過10年歷程了。……不久前離世的王元化先生,他為《跨文化對話》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們珍惜、懷念”③。王元化被推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開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該書在全國首屆(1979~1989)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中獲“榮譽獎”④。學者趙毅衡當年評論:“一九七九年或許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自覺期’的一年:錢鐘書《舊文四篇》、《管錐篇》前四卷、楊絳《春泥集》、范存忠《英國文學語言論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較文學內容最集中的書籍,都出現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羨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寫道:“應該把中國文藝理論同歐洲的文藝理論比較一下,進行深入的探討,一定能把中國文藝理論的許多術語用明確的科學語言表達出來。做到這一點真是功德無量。
你在這方面著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隨筆》于1995年獲第二屆中國國家圖書獎。著名翻譯家蕭乾先生在《〈思辨隨筆〉不可不讀》中寫道:“這里論述的真是從中至外,從古至今:從孔子、劉勰到魯迅、,從莎士比亞到普希金,沒有冗長引句,更不見老生常談,全是作者的思緒和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論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贊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③如果說蕭乾評語中對“東方人智慧”的強調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界是先著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見與王元化本人同時期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主導思想之強調是不謀而合:研究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學為主體,用中國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時的直率說法:“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文化又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學者將《思辨隨筆》作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譯介⑤。《思辨隨筆》于2004年增補修訂為《思辨錄》⑥。有的高校教師開始將之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時必讀的教科書”⑦。最近一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年輕學者在《王元化〈思辨錄〉的方法論意義》專題論文中提出:“《思辨錄》體大思精慮全、圓融中外古今,對其展開全面研究是一門大學問。”⑧筆者初步考察統計,《思辨錄》全書出現的外國作家與文學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數。如果以外國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參照系,則該書內涵之豐富也可見一斑。
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還可追溯到其歷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藝評論集《向著真實》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國文學家不僅有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羅曼?羅蘭、果戈理、卓別林,還包括法國作家左拉、美國作家考德威爾、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內瑞拉詩人等。該書再版后記回顧道:“我寫下了對自己所喜愛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現在雖然已有所變化,但對于這些引導我認識生活和怎樣對待文學事業的先驅,我始終懷著青年時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當年的感情波瀾。”⑨一位年長學者回憶八十年代末讀到《向著真實》與《文心雕龍創作論》二書時的心情:“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向著真實》這部處處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①王元化青年時代最初論文是1939年發表的《魯迅與尼采》。他晚年自述該文“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其中有“機械論的痕跡”②。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敘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為“三十年代關于魯迅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③。《魯迅與尼采》的標題與今天“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該文作為王元化最初發表而產生影響的論文,意味著其學術生涯中的某種潛在基質。如果說這種基質與后來引進的“比較文學”研究視閾和方法不謀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種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因素和資源。
二、“比較文學方法”與“綜合研究法”
原初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基于兩個要素:一為文學對象,二為外文研譯。前者是比較文學的特定對象,后者是賴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學術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義的“比較文學”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亞研究包括對西方莎劇論文的譯介。他的《文心雕龍》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對西方“文學風格”代表性論文的譯介,后者成書為《文學風格論》④。此外,王元化還與父親王維周教授合譯過《革命親歷記》⑤。然而在中國語境中,比較文學研究通常也以中譯本為對象。即便在這一場合,研究者是否自覺意識到外文原文與中文譯文之間可能存在意味差異乃至歧義,這無疑會影響到他所作判斷和所下結論是否中肯合理。這種差異乃至歧義尤其表現在一些專門術語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而言,對中外術語意味之差異的清醒認識,以及基于這種認識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應是研究者的必要條件和基本素質。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也蘊含于他對漢譯西方著作的研讀和闡釋中。這方面他所提供的啟示之一是,對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關鍵性理論術語,必須結合外文語源和語境而盡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讀黑格爾》中多處研討了黑格爾術語的中譯問題。諸如:“情志”、“情致”、“”三者相對于黑格爾原著中古希臘詞“”何者更為恰當;“知性”較之于舊譯“悟性”或“理解力”為什么更能妥切傳達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總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優劣;中國古典美學“氣韻生動”、“生氣灌注”與黑格爾美學“beseelt”的漢譯關系;被英譯為“sense”(感覺)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譯為“藝術敏感”;為什么應該用“寧靜”來替代中文舊譯的“靜穆”,等等⑥。這里我們以《讀黑格爾》用“情志”翻譯“”的一例觀之。
論文關鍵詞：親情倫理；普世倫理；環境倫理；類；共同體
“親情倫理”、“普世(普遍)倫理”、“環境(生態)倫理”是當前倫理學討論與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本文將三者放在一起來考察，嘗試在揭示三者之間內在的理論關聯性的過程中，一方面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推進研究的深入發展；另一方面，試圖通過這種關聯性研究，探討和說明人類道德共同體與倫理學理論演化的內在關系及其基礎這一倫理學理論的基礎性問題。
一
對于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和中國傳統社會的“親情(家族)本位”定性，幾乎沒有異議，而如何看待和評價，是爭論的主要問題。
就本文的論題而言，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講，這種“親情(家族)本位”的社會關系與倫理思想其實并不只是中國傳統社會所特有的，在人類歷史上，各人類群體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其實也體現著倫理關系與思想的起源和發展演化的普遍性。馬克思關于人的存在依次經歷“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三個階段或形態，也是人作為倫理主體的基本存在形態，就是通常所謂群體主體、個體主體、自由人聯合體即類主體。
由于中國古代奴隸制的形成是由氏族直接到國家，國家的組織形式與血緣氏族制相結合，其后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形式完善，歷史漫長，加上缺乏促使西方倫理普遍化的社會、宗教、科學文化背景，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使得“親情(家族)本位”這一倫理道德傳統與思想觀念顯得特別突出，使我們在批判這種“特殊性”時可能忽視了它的“普遍性”，但對于本文的論題而言，這種普遍性是有重要意義的。
自然主義倫理學家拉蒙特曾說過，“人類的良心”、“是非觀念”等，最初以家庭為其活動范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部落或城市的標準，然后擴展到民族，最終則從民族推廣到全人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類倫理關系與倫理思想演化發展的普遍規律。
從進化論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的道德是和導致人類出現的有機體進化的整個過程聯系在一起的，達爾文認為，人所特有的、使其與動物區別開來的道德品質的自然根據存在于某些動物所具有的社會本能里。恩格斯也曾指出，社會本能曾經是從猿發展到人的重要杠桿之一。社會本能使得一個動物對其同類有一定的“同情”，并對它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些感情和服務絕不會擴展到同一物種的所有個體，只是局限于同一群體的成員。
因而最初的人類道德共同體及其意識范圍也不是整個人類，或者說，這時的道德主體不會像有的論者認為的那樣已具有普遍意義上的“類意識”和“類道德”。這時的“類”只能是群體性的，比如氏族或者部落，氏族、部落的圖騰崇拜可能說明，原始人并不把其他群體看作自己的同類。據人類學家考證，人類歷史大概已有四百多萬年，其中大多數時間人類都以幾人到十幾人、幾十人為一群體，幾個小群體為一群落。也就是說，人類早期關系基本是一種群體性關系，而構成群體的紐帶是血緣親情關系。
雖然傳統倫理學一直認為，對動物來說不可能有“共同體”意識，更不會有“道德”意識，人類只有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之后，從“自然共同體”進入“社會共同體”，真正的倫理道德及道德意識才會出現，但在環境(生態)倫理蓬勃發展的今天，探詢人類道德的自然起源和基礎也就具有了重要意義，環境(生態)倫理使“自然”問題進入了倫理學理論視野，也必然帶來了對傳統倫理思想的“類”基礎與“類”性質的挑戰和系統反思。
二
就傳統儒家和中國傳統社會中“親情本位”倫理思想而言，其背后的“類”意識首先與貴賤等級思想意識聯系在一起，這種等級思想背后也是一種“類”意識。在孔子看來，作為貴族士大夫的“君子”與作為普通大眾的“小人”之間有“類”的差別。在人類歷史中存在過的各種“歧視”，實質上就是不把被歧視者看成是自己同類從而不公正地對待他們。
因此也可以說，所謂人類的“進步”歷程，一個重要的方面就表現為越來越把我們自己和看起來與我們很不相像的人們之間的相似性看作在重要性上超過差異性的過程。從歷史的角度看，道德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道德關懷的對象不斷擴大的過程，所謂人類的“類意識”是與其存在“共同體”和交往活動的范圍相伴隨而發展演化的。
但人類歷史也表明，將“同類”外延擴展到一個國家內部的全體成員是相當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各種種族歧視還未離我們遠去。但時至20世紀、尤其是進入21世紀，社會歷史發展已經顯示出人類的生存單位越來越從民族國家的層級，轉移到全人類的層級，全球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人類間的相互認同以及生存共同體的進一步擴展，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晰，這就是“普世倫理”問題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雖然與“普世倫理”相關的具體問題目前仍然充滿爭議，但有一點應該可以看到，在人類實踐與交往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在全人類范圍普遍適用的倫理與行為規范，需要某種普世倫理來處理全球性的問題，以及為人類的交往與協作提供規范指導。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已使所有人類群體之間形成越來越密切的依賴關系，站在這個基點之上思考，任何主體都不能把別人看成是與自己不同的存在。普世倫理研究中受到普遍關注的“金規”，其核心基礎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與共通性，即“類”的共同基礎。
在這種歷史與理論背景中，國內一些研究者提出人是一種“類存在”，人類的“類本質”、“類屬性”是倫理學的基礎，認為體現“類本位”的倫理道德“類生命一類價值”范式是當代倫理學的根本要求，甚至明確提出21世紀倫理學的走向是“類倫理學”。
但是，另一方面，與這種人與人之間“類意識”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和倫理學理論普遍化相伴隨的，卻也是“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分離的發展和演化趨勢。因為不論是“親情倫理”還是“普世倫理”以及所謂的“類倫理”，其視域都是在人際之間的范圍內，在此意義上，都屬于“傳統”倫理思想。在傳統倫理學中我們只對標準的人類及其共同體負有義務，即便在近現代傳統倫理思想的視域中，倫理學也是研究“人倫之理”、“做人之理”，是有關人與人關系的學問。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在于某種“人類例外論”，即，強調人性在自然與宇宙中的特殊性，只有人類才有道德身份或資格，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務于人類利益時才有價值。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認為人類有道德身份是因為他們有知識，可以思考和選擇．而其他生物缺乏這種能力；在笛卡兒那里，意識是道德身份的判斷根據；康德把權利和道德身份限制于“主體”和“目的”，只有能自主的生物，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的生物才有道德身份。
l7世紀以來，西方所謂“現代性”思想發展中的“自然(世界)祛魅”，其背后就是一種主客二分思維模式與機械論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描畫的世界圖景中，只有人是主體，一切非人的存在皆為客體，人類征服自然是完全正當的。這種對世界與自我及二者關系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使西方倫理學主流確立了普遍化的發展方向，它強調人類的同質性，以及倫理學理論的邏輯一致性、科學性，這一切都導向“普遍性”，尋求普遍倫理。另一方面，認為人屬于社會存在，社會獨立于自然，甚至與自然相對立，因而只能從人類自身的社會文化與思想成就中探詢自己的本性和生存意義。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對環境倫理學的批評就是認為人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與自然界其他生物有本質區別，因此，如果認為自然與人具有平等的權利或地位，就是沒有抓住人的社會本質。以自然或自然物的價值或權利等來論證環境倫理理論，就是犯了“自然主義謬誤”。不同意見者則認為，只強調人類的社會性，忽視甚至否定人類存在的生物性．必然看不到人類對自然的依賴以及人類與自的內在統一性。仔細看一下，在這種“自然”與“社會”問題背后仍然主要是一種“類”思維方式與“類意識”，即人的“類本質”以及與其他生命形式的“類差異”或“類同一性”。
三
不論是“親情倫理”還是“普世(普遍)倫理”，以及歷史上其他的倫理思想，其思想理論基礎都是關于“類”的觀念，“類”與“類思維”、“類意識”成為道德共同體與倫理學思想的核心理念。這里的“類”有兩種意義，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分類”，一種是人類相對于其他物種而言的“類”。“類”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就第一種意義的“類”而言，“類”與“共同體”范圍基本一致，在第二種“類”的意義上，“共同體”往往比“類”的范圍小，普世倫理是在這一意義基礎上尋求“類”與“共同體”一定程度上統一的努力。但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上講，在這種倫理學觀念與思維模式中，人與植物、動物和土壤以及包含著各種生物的大自然顯然不是任何道德意義上的共同體。如果要認真嚴肅地對待環境(生態)倫理學問題，就不得不對傳統倫理學的“類”及“共同體”概念進行反思。
從環境倫理學各種理論來看，動物權利論和動物解放運動將倫理道德關系的范圍擴展到了動物；生物中心主義進一步認為所有生物和生命形式在倫理道德關懷上都應該是平等的；生態中心主義再進一步將整個生態系統作為倫理學的基礎和道德對象；生態中心主義和深生態學以進化論為基礎，以宇宙演化和復雜性網絡關系為論證形式，論證宇宙中人類以外事物的內在價值以及與人類的平等地位。各種理論形態為它們各自提出的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論證，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有：(1)論證人類之外的其他物種以及自然本身的內在價值； (2)希望通過對其他動物的知覺和忍受痛苦的感受的論證來將倫理關懷的范圍擴展到動物身上；(3)論證動植物與自然物具有與人類雖然程度不同，但實質上一樣的“主體性”。其中主要是圍繞“內在價值”問題而進行論說的。環境倫理將自然物也作為倫理思維或道德關懷的對象，要求人對自然也履行道德義務，實質上也就承認自然物也是人類的同伴或人類與自然也構成道德共同體關系，這看起來是對傳統倫理學與倫理思想的“反叛”或“顛覆”。
但另一方面，環境(生態)倫理學的各種理論形態雖然在具體理論上相差很遠，但思維與論證模式具有一致性，那就是或者論證動物、植物、生命、生態系統等也具有內在價值，或者尋求一種能夠獲得道德身份或道德資格的共同屬性，比如感受痛苦的能力、目的性、自組織性等。這些思路的目標在于通過這些論證，想方設法使它們與人類具有某種質的同一性，反映著追求共同本質的本質主義思維模式，實質上是對傳統倫理學中“類”概念的延伸與拓展，只不過這里的“類”不再局限于人類，而是所有動物或者所有生命的“類”，但其思維方式和推理基礎還是“類”概念與“類”思維模式。環境(生態)倫理學討論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生物(生態)中心主義之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類”與“共同體”涵義與范圍之爭。
這樣，構成倫理學思想基礎的“類”意識和“類”概念，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演化，從家庭(氏族、部落)發展到民族(宗教、文化)，到全人類的范圍和視域，再進一步擴展到自然環境，關注一般意義的生命——不僅人的生命，也包括動植物的生命。在這樣的一種視野中，全球(普遍)倫理、生命倫理、環境(生態)倫理等領域中許多問題的爭論其實就是關于我們應該給予倫理關心的“類”的外延問題。那就是，從自己的家庭、家族到本民族，從自己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人類，從現實的人到潛在的人類(胚胎與后代)，從現實與潛在的人類到其他自然物種、一切生命形式。現代倫理學的許多重要問題，比如全球倫理、生命倫理、克隆人、代際倫理、生態與環境倫理等，歸結起來，在最根源處，仍然與我們對“類”的內涵及其外延的歷史性理解密切相關。
在環境倫理學中，有人明確地意識到這種共同體的擴展方式，文茲(peterwenz)把環境倫理學中擴展共同體理論稱為“同心圓理論”，西爾凡(richardsylvan)和普蘭伍德(valplumwood)則比之為樹的年輪。以這種視角來看，在離自我最近的圓圈里是對家庭和鄰人的義務，往外依次為對社區、國家和對全人類的義務，還有對未來的后代的義務，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動物、植物、大地的義務。這種思想與先生關于傳統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概括和人際關系的圈狀“波紋”比喻實質上是一樣的。
以羅爾斯頓為代表的環境倫理學理論提出用“整體主義”的世界觀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與其他生物以及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生態共同體，具有存在的直接同一性，這可看作是對環境倫理的“共同體式”論證。他們將整個自然作為一個整體和大系統，人的社會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從屬于這個整體。人與人的倫理是從關于人與所有生命的普遍關系中推導出來的。雖然這種思想重新用生機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自然與自然物，主要強調的是“共同體”，以“共同體”及其意識作為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基礎，但“共同體”與“類”思維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最根源處，不論是“類”還是“共同體”，背后都是某種存在與利益的一致性與相關性。不過在人與環境的倫理關系上，“共同體”論證具有更多合理性。“類”更多地帶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與傳統倫理學的人性論聯系密切，帶有更多靜態特點。“共同體”思想與進化論能更好地結合起來，體現出動態性與相互性，更適合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共同體”思想一方面為多元文化背景下“同質性”人類及群體間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為人類處理與其他物種、自然界等“異質性”元素之間關系提供了思想資源。
四
有不少論者將環境倫理中的“整體主義”、“生機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聯系起來。著名的后現代主義者大衛·格里芬也持一種整體主義和有機論的自然觀與科學觀，并且針對現代主義的“自然祛魅”提出了“自然的返魅”觀點，確與環境(生態)倫理許多理論觀點相合。
但就整體而言，在后現代主義視域中，以上所述研究方法與論證模式表現著傳統(古希臘以來)哲學與科學尋求確定性、普遍性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式被稱作“本質主義”、“基礎主義”、“歸約主義”，它們都屬于一種“系譜”式的論證，或者是一種“根的神話”。這種思維模式與論證方式在普世倫理研究及其思想資源中的表現，我們已有專文論述，并對相關概念和思想進行了比較詳細的闡述，這里不再贅言。需要指出的是，在關于環境倫理的研究與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思維方式與論證模式的影響，不論是對“內在價值”、“生命主體”、“主體性”、“感受痛苦的能力”還是“整體性”、“有機性”、“神圣性”、“共同體”的論證，實際上都在尋求一個支撐點或第一原理，以此來確立判定倫理道德身份的標準和理論建構的合法性。因此，就環境倫理學思想中體現的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生物(生態)中心主義、整體主義、有機論等思想理論，一方面確實區別和反對原子式、人類中心主義、機械論的“現代性”思維模式，但另一方面在思維與理論范式上表現出的仍然主要是“現代性”特征。
對傳統倫理思想的批判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已有的自我與他人、人與自然關系以及關于自然本身的思想觀念框架，從這一意義來講，不論是否贊同環境倫理思想的主張，我們都不得不重新思考“類”和“共同體”這兩個范疇。而近年來大量關于“類倫理學”的觀點，顯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