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6 15:59: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印貿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 貿易條件 外商直接投資 關稅率 匯率 貿易條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義是進出口商品比價，它反映了出口相對與進口的盈利能力。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切身的貿易利益，它與比較利益一起被認為是國際貿易的兩個基本問題，各國政府及研究學者對貿易條件的變動也都十分關注。 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經歷了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 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7604.0億美元，貿易總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隨著出口的大量增長，我國對外貿易出現了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長郭樹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4)匯率與貿易條件 中國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有改善作用。根據國際經濟學中瓊·羅賓遜夫人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需求彈性。即當 SmSx 三、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措施 針對中國貿易條件總體上趨于惡化這一事實，改善中國貿易條件勢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轉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呢?我們以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的結論為事實依據，從影響貿易條件惡化的各種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貿易條件的可行措施。 1.調整出口型的經濟增長偏向，抑制過熱投資 調整中國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鼓勵技術進步的重點偏向于進口替代部門，引導企業投資于該部門的研發活動，并給予財政補貼、稅收支持、信貸支持。另外，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其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投資降溫及理順國內能源價格等。
在《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克翹先生洋洋40余萬言，把自先秦至2000年兩千多年的中印關系勾畫出來，不僅方法科學可信，資料空前豐富，而且具有極高的學術意義和價值。薛克翹先生從經濟、文化、政治三個層面及民間和政府兩個渠道探討了中印關系。該書說明，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印交流始終沒有中斷過，有時文化交流盛行，有時經濟來往密切，有時民間交流多，有時政府來往密。相比起來，中印交流更多的時候是民間交流，民間人士如僧侶、商人等的來往占據整個中印交流的舞臺。民間交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民間交流譜寫了中印兩千多年的友誼史話。可以說，中印(實際上是中國與南亞諸國)兩千多年的友誼史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是獨一無二的和無與倫比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印度這樣與中國保持了這么長久的友好關系。這正是筆者品讀《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時悟到的。概而言之，中國與某些國家的所謂友好關系時而出現波折，起伏跌宕，與中印兩千多年的以民間交往為主導的友好關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以說，中印兩千年的交往是中印兩個民族的交往，是真正的心的交往。一句話，中印交流，質在人心。這使筆者進一步聯想到，六七十年代中印關系最差的時候，印度也沒有拿做文章，一直堅持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政策。這與它在2008年的表現是一致的。除了以上啟示之外，《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還促使筆者在更深層面思考中印關系的今天和明天。
上面說過，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獨特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擬的，一者因其源遠流長，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二者因其面廣層深，民間、政府兩條渠道，經濟、文化、政治全面開花；三者因其涉及學科多，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都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四者因其影響深遠，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國文化(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和中國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將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學者面前的一個意義重大的學術課題，在世界全球化、多極化的今天，這一課題尤為重要。做好這一課題，不僅能使我們厘清中印友好史的來龍去脈，明白中國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國因素，理解兩國文化的相似和相異之處，進而探究其影響，搞清雙方文化交流的規律；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類似本文開頭的現象，為中印關系在今天和明天的發展服務。
薛克翹先生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印度語言文學專業，師從劉國楞、季羨林、劉安武、金鼎漢等老一輩印度學前輩，具有印度語言文化的堅實基礎，同時具有深厚的中國語言文化功底，是我國研究這一課題的最為合適的人選之一。其實，薛克翹先生在撰寫此書之前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除相關學術論文之外，他發表了四部著作：《佛教與中國文化》(1995)、《中國與南亞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話》(1998)和《中印文學比較研究》(2003)。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來的極為厚實的相關學術積累，是《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準備和必要基礎，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證。
正如薛克翹先生在《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這一研究在中印兩國相關領域中一直是顯學，關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頗豐。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啟超、向達、張星娘、許崇灝等前輩，有季羨林、金克木、常任俠等大家，也有改革開放后取得成就的劉安武、林承節、耿引曾等先生，還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維、郁龍余等學者。薛克翹先生和王邦維、郁龍余等屬于一批，是中國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當然，這里的“后起”是相較而言，實際上，他們現在都已屆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學界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前輩，是國內當今印度學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諸前輩在中國的印度學領域著述甚豐，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樣，印度的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不俗表現(參見《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頁)，在相關領域同樣取得了可喜成績。
憑借自己深厚的語言及文化功底(古漢語、印地語及佛學等)，薛克翹先生自然會收集研究相關成果，《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沒有論及的時代同樣出現在該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記”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討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內容，后者則把這一內容一直延續到2007年年中。為此，作者搜集了相關材料，并科學整理，合理使用，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頁。《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資料之全不言而喻，難能可貴。
《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學術意義更為重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雖然擁有眾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翹先生絕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筆者感觸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對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結論性總體觀點：“從微觀上講，他們(中國僧人)不遠萬里、不畏艱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價，體現了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種對信仰的虔誠；從宏觀上講，這也是兩種文化在撞擊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因為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反復的切磋才能達到深層次的溝通，才能達到完美和諧的融合，而撞擊和改造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講，西行求法運動的掀起就不僅僅是宗教信徒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民族進取意識的顯現；求法者的使命就不僅僅在于取回幾部‘真經’，而且還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發揚。”(《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頁)。由此出發，作者在充分掌握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實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民族的進取意識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過程，指出了中華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點。與此相仿，作者在討論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影響的時候，充分肯定了中國僧俗人等的貢獻，認為他們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國，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對印度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只不過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復雜性今人尚未總結出來罷了。這實際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的一個問題，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單向性問題。許多人認為，在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是單向流向中國的，中國文化是單純的吸收者。其實，尼赫魯、季羨林和阿馬蒂亞?森等不少中印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我們兩國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通過研讀《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讀者應該可以明確發現所謂單向流動的觀點的局限性。實際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在中印文化兩千余年的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影響了中國，反之中國文化也影響了印度，只不過有潛顯之別罷了。《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以無可辯駁而又異常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一點，應當說這是該書的一大學術貢獻。
二、薛克翹先生的新著雖名為文化交流史，但讀者不難發現，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純學術純文化領域，還涉及政治、交通、經濟等多方面，實際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從某種角度說，《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寫和考察中印政治關系史、中印經濟貿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備材料，其對中印政治、經貿、交通的探討和論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內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還沒有系統涉獵過的，因而是作者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貢獻。通常說來，我國的史類著作很少涉獵當代問題和事件，但薛克翹先生打破常規，因而使該書與現實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不失為一大貢獻。
四、通讀薛克翹先生新著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以事實說話”，這甚至是該書最明顯的特點。作者不厭其煩，每每以例證所言。書中人有古今之分，古人有張騫、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等，今人有譚云山、師覺月、季羨林、金克木等；物有大小之別，大者有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佛教，小者有棉花、海貝、糖，如此等等，給人以充實感和厚重感，令人感慨中印交流的唯一性和特殊性，從而使人能夠更加正確地對待和把握當今的中印關系。
本屆深圳文博會以“貿易，文化遠航”為主線，延續了供求兩旺、交易活躍的可喜局面。合同成交額再次遠超意向成交額，合同成交額1049.39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63.03%；意向成交額491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29.5%。此外，零售金額和拍賣金額分別為97.87億元、26.76億元。
此外，本屆深圳文博會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增強國際性，共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6347家海外采購商前來參展。我國文化產品出易額達到123.8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7.44%，同比增長7.46%。
——《中國文化報》外商投資中西部九省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日前聯合2013年第1號令，公布（（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起施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3種：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古、廣西、、新疆4區將少數民族特需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備制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3種：云南、湖南、海南3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4省將動漫創怍、制作（廣播影視動漫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于該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中國新聞出版報》
“愛閱讀-愛戲劇”都市文藝生活主題季啟動
5月18日，值北京圖書大廈成立15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大廈、繁星戲劇村、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愛閱讀·愛戲劇”主題活動在北京圖書大廈正式啟動。
這是一次“圖書”與“戲劇”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嘗試。圖書和戲劇都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兩種表現形式，一部戲劇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活動的書。把戲劇引入書店是為了增加書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發揮和增強書店文化平臺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廣和普及戲劇。同時通過把讀者引入劇場，更好地延伸閱讀的外延功能。
“愛閱讀·愛戲劇”系列活動，倡導都市文藝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質。旨在創新文化產業宣傳的新模式，引領文藝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助力西城區“文化興區”的戰略建設。這一項“文化惠民”活動，讓舞臺劇更具有普遍性、廣泛性、群眾性，讓文化產品更加貼近百姓，培養小劇場戲劇愛好者，傳遞戲劇文化，豐富市民文娛生活。
——人民網
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開通上線
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日前開通上線。
據了解，該網站依托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資源、背景優勢及品牌影響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聯網的行業資訊和商務運營平臺，為全國數字出版企業服務。目前，網站設立了資訊、成果、需求、獨家四大欄目，為業界提供海內外數字出版行業的最新資訊、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歷屆國家數字出版會議會展資料。
——中國出版網
盛大文學首次版權拍賣
5月18日，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網首屆版權拍賣會亮相深圳文博會，十部作品現場全部拍出。
這十部作品包括忘語的《凡人修仙傳》、月關的《步步生蓮》等，預計首印版稅總額將達到600萬元人民幣。盛大文學公關市場總監王晶介紹，通過種種渠道，讓“版權合作競拍”常態化，可將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推薦給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獲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區報》
武漢“移動圖書館”試運行
5月26日，武漢圖書館“第25屆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在武漢辛家地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舉辦首場活動，工作人員向路過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圖移動圖書館”。“只要下載一個手機客戶端，即可享受武圖豐富的數字資源。”
“武圖移動圖書館”的四大主要功能，包括一站式館藏檢索、個人圖書館、信息服務訂閱、數字資源免費獲取。據介紹，通過以上功能，可檢索全市公共圖書館資源的館藏地點和借閱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長，對外貿易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我國也是國際市場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世界貿易組織于2006年5月公布的數字顯示，2005年下半年，世貿組織成員共發起了69起反傾銷調查，其中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就有33起。歐盟自2006年10月7日起對我國皮鞋正式實施的為期兩年的16．5％的反傾銷關稅，使得溫州皮鞋在之后“廣交會”上的訂單數量銳減了三至四成之多，而中國彩電企業1988年在歐盟遇到的反傾銷事件，導致中國企業喪失全球1／4的彩電市場達15年之久。
中國出口產品遭遇外國反傾銷立案調查和被執行反傾銷措施的數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首先，發起調查的國家越來越多。從地域上看，對中國出口商品實施反傾銷的國家不斷增加。1988年以前，僅有美、澳、加和歐盟四大發達國家和地區，但此后，對華反傾銷的國家和地區不斷增多，現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調查，其中不僅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其中印度和歐盟對我國的反傾銷呈高發態勢。其次，產品范圍不斷擴大。我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調查的范圍涉及服裝、鞋類、動物商品、蔬菜、加工食品、礦產品、化工商品、塑料制品、皮革、紙漿及紙張、紡織品、玻璃及陶瓷制品、基本金屬、機電設備、車輛、儀器、其它工業制成品等，近年來一些技術產品也開始遭到外國的反傾銷指控。國外此消彼長的反傾銷指控，是我國出口企業面臨的嚴重威脅。
二、我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的主要原因
（一）濫用反傾銷作為排斥國外產品保護本國產業的最佳辦法
1、國外對我國出口產品隨意立案，認定構成傾銷后采取的臨時措施往往致使我國產品喪失打開市場的良機。
2、對我國使用“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歧視待遇，任意選用的替代國價格使我國產品更容易被認定為傾銷和被裁定較高的反傾銷稅率。
一些國家對我國使用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歧視待遇短期內很難有所改變。1999年中美在達成中國加入WTO協議時，規定自中國加入WTO之日起，美國可以在15年之內把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歐洲雖然于1998年通過理事長會議正式把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刪除，但并沒有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等國家不會主動對我國放棄使用非“市場經濟國家”條款。
（二）出口企業對國外反傾銷的態度認識不足
1、中國一些出口企業錯誤認為應訴與否結果一樣，或認為應訴代價過大、得不償失。
我國某些企業由于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企業注重短期利益、高額的訴訟費、政府監管弱化等，企業在應對過程中總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使應對措施不力或不到位，這對于贏得反傾銷的勝利會大打折扣。
2、還有一些企業抱僥幸心理，企圖借其它企業應訴之功而享免罰之果，結果形成國內同行大家都不應訴的局面。
3、一些企業雖然在認識上和行動上開始重視反傾銷的應訴，但對于國外的不利判決反應消極。
大多數企業放棄上訴的機會，沒有充分利用進口國有關法律和WTO貿易爭端解決機構，很好地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尊嚴。如自2006年10月7日起，歐盟對中國皮鞋征收16.5%的反傾銷，為期兩年。如此不公正的判決盡管引起國內企業的強烈反彈和國外密切相關的企業的不滿，但國內鞋企應戰不樂觀，在涉及的1200多家制鞋企業中，參加的鞋企百分之一都不到。
（三）部分出口企業靠低價競爭來獲取國際市場競爭優勢
大部分出口企業僅僅把自營權當作替代外貿公司做外貿的優惠，滿足于把產品銷售給國外進口中間商來獲得出口額。他們往往靠低價競爭來獲取國際市場競爭優勢，但在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后很容易遭受外國反傾銷調查，極易被進口國認定為產品傾銷，最終有可能再失去市場。
（四）反傾銷預警機制不夠完善，預警時間出現時滯。
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由于信息閉塞，其信息源主要來源于政府有關部門的信息渠道，對產品在國外市場的最新反饋出現明顯的滯后。這樣導致絕大多數出口企業對其產品在國外市場遭遇反傾銷情況的獲悉，完全依賴政府部門的信息傳遞，沒有主動開辟多方的信息渠道。而且在政府發出反傾銷預警的時候，國外對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已迫在眉睫，這是因為許多國家的反傾銷法案都規定了應訴的期限，尤其是從調查公布到初裁，通常只有40多天的時間。因此，出口商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政府在企業的反傾銷應對中作用有待加強
對整治國內市場的立法方面缺乏懲治的力度，雖然我國的相關職能部門在法規制度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法規制度還不夠完善，如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等法律法規對國內的競相壓價進行約束和打擊，對容易導致國外反傾銷的出口行為有所遏制，但對于反傾銷涉案企業的不應訴、不積極應訴的做法打擊力度不夠，沒有相應的法規對這些出口企業進行相應的處理懲罰，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在反傾銷涉案后，我國在對外立法及外交方面對外國政府施加壓力和影響不夠，不利于企業的應訴和勝訴。
（六）“中國”的負面影響
加入WTO以后，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暗懷戒心，視我國為潛在的威脅，在世界范圍內散布“中國”，對我國極力防范。之后，“中國”逐漸蔓延到發展中國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對華不友好的政客、商人和媒介也假借“中國”，大肆渲染中國產品的危害，甚至視中國產品的到來是“經濟侵略”。因此，許多國家在這種謬論的鼓噪下，為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入，往往將反傾銷作為重要的防護手段。
三、我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造成的影響
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世界各國反傾銷案越來越多。反傾銷是由產品進口國政府針對產品出口國企業的傾銷行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如征收反傾銷稅。反傾銷是WTO賦予產品進口國免受不公平貿易沖擊、保護本國經濟和產業安全的一個手段，其宗旨是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但近年來隨著世界范圍內關稅壁壘的降低、傳統非關稅壁壘的弱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反傾銷有越用越濫的趨勢。
（一）影響產品的出口
一旦產品被進口國提起反傾銷調查，就會馬上影響該產品對該進口國的正常出口，而一旦裁定傾銷成立，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往往會導致出口產品失去進口國市場，這對我國出口極為不利。目前國外反傾銷的一個重要對象是我國的三資企業，因為在我國目前獲得進出口自營權的18萬家企業中，三資企業就占了17萬多家。三資企業的產品不斷被訴，嚴重影響了其產品的出口，也使我國某些出口企業自動退出國際市場競爭。事實上，一旦出口商品退出國際市場，又給國內市場帶來壓力，連鎖影響國內同類產品生產的發展速度及生產規模的萎縮，使該行業生產能力利用率下降，失業人數增加。
（二）應訴費用過高導致企業虧損
我國企業在應訴反傾銷過程中要承擔律師費用、應訴資料搜集費用、企業聯合應訴費用等一系列高額應訴費，還要配備其工作人員。在聯合應訴過程中，其綜合成本達上千萬元。這種后果連鎖影響其他企業應訴的信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國外廠商對華反傾銷的動力，給我國出口產品生產和行業前景蒙上陰影。
（三）新興工業發展受阻
傳統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將逐漸降低，而市場潛力大、附加值高、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將逐漸成為支柱產業。
（四）影響中國的外商投資環境
三資企業的產品不斷被訴，在不同程度上減少或失去了國外市場，部分企業被迫減產、停產或轉產，直接損害了外商的經濟利益，從而影響了外商在華投資的信心。
（五）沖擊國內市場
我國出口產品被征收反傾銷稅后，受阻于國外市場，在一時來不及轉移市場或因為反傾銷的連鎖反應而轉移市場無望的情況下，勢必返銷國內市場。這會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造成國內市場供求失衡及物價非正常波動，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
四、我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的應對措施
（一）早日擺脫“非市場經濟”
對外貿易交往中，要減少貿易摩擦、摘掉“非市場經濟體”的黑帽就應按WTO規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及早取得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還要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廣泛交流，使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了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現狀。
（二）保持有序競爭
避免由于自身的不規范行為和缺乏統一行動、低價競爭而導致反傾銷，規范本行業企業行為，實行行業自律，對外統一行動，制定相關產品出口最低價，防止相互削價競爭。
（三）積極應訴
應增強企業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傾銷意識，從意識上抓起，確立有訴必應的觀念。可以通過政府、商業協會等組織以各種途徑了解反傾銷的重要性、后果的嚴重性和應對方法。抗辯是法律賦予的合法權利，應積極應訴。
（四）完善反傾銷預警機制
避免因信息閉塞而導致的敗訴。擴大信息源及信息渠道，避免產品在國外市場的最新反饋出現明顯的滯后。出口企業對其產品在國外市場遭遇反傾銷情況的獲悉，不能完全依賴政府部門的信息傳遞，要主動開辟多方的信息渠道。
（五）改變進入國際市場的方式
當一些國家根據WTO規則和反傾銷法律法規為手段，向我國產品課以高額進口關稅，將我國產品拒之門外時，我們可以嘗試其他國際市場進入方式，如貼牌生產、特許經營、合資、對外直接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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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中華文化的漢語，不但經受住了滄桑歲月的砥礪穿越時空綿延至今，而且為后世子孫保存了無比豐富的文化形態，成為華夏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園。
跨越歷史時空的語言奇跡
語言是文明的活化石。談到語言，我們很難繞開人類的文明歷史。
文明古國衰亡，古老的語言文字也隨之塵封，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古印度梵語在今天都只能作為一種僵死的語言用于考古和學術研究。據語言學家預測，在本世紀前50年內，目前全球尚存的6700多種語言有一半會消亡。200年后，80％的語言也將不復存在。而漢語作為當今使用人數最多、跨越時間最長而且最穩固的語言體系，卻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成為人類語言史上的奇跡。
是什么賦予了漢語如此強勁的生命力？這至今仍是一個被東西方語言文化學者關注的焦點。文字誕生之前的語言我們已無從考證，文字的創制卻使語言獲得了穿越時空的神奇力量。對漢語而言，漢字的意義就更加重要，甚至有學者指出，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因。跟西方用字母記錄語音表達語義及形態變化相比，漢字不僅閱讀方便快捷、單位信息量大，而且更直觀、更簡潔地概括、把握了世界的本質。
洪荒時代，華夏先民觀照天地萬物和人類自身并進行抽象概括，進而創制了象形表意的漢字，反映出華夏先民認知世界獨特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直覺體悟，辯證綜合。于是，水流波動，形如曲線，一“水”字即可像水流之狀。以橫為界，點劃指事，“上”“下”“本”“末”遂成。困倦之時，倚樹小憩，見“休”字便能會休息之意。同類之字，以義符歸類，聲符別之：江河湖海，梧桐松柏。推擋拉打，都是手之能耐，跳躍蹦踢，盡顯腳下功夫。于是商周秦漢晉，唐宋元明清，甲金篆隸，真楷草行，一代代薪火相傳，不改的是對方塊漢字的無限癡情。屈原的忠誠，司馬遷的怨憤，李太白的沖天豪氣，杜子美的憂國之情，都化作曼妙音韻從詩文歌賦中汩汩淌出，匯成長河――坡正泛舟赤壁扣舷而歌，馬致遠已西風瘦馬天涯飄零，牡丹亭下西廂記的愛情還沒有收場，大觀園里一片花落水流紅……
當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幾乎同時崛起于亞歐大陸兩端，當漢語作為統一的語言在東方使用之時，拉丁語在歐洲的地位也如日中天。然而，時至今日，拉丁語已隨羅馬帝國一起灰飛煙滅，卻留下了一大群操著不同語言的子孫力不從心地討論著歐洲統一大業。漢字卻早就將散落華夏各地的部族凝聚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不僅創造了光耀千古的東方文明并成為其永恒的守護之神，而且護佑著它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跨越漫漫歷史直到今天，成為令人驚嘆的文明奇觀。
文明之間平等溝通與對話的橋梁
站在歷史的角斗場上，漢語有資格傲視一切語言。然而，中華民族卻不是一個驕傲自大甚至目空一切的民族，貴和尚中、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使華夏民族有海納百川的廣闊胸襟，漢語也自然成為文明之間平等溝通對話的津渡橋梁。
先秦時代，漢語（時稱夏言、雅言）就為中原華夏民族和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秦漢之后，各民族間交流更加頻繁。漢語在成為各民族交際語言的過程中，也將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流播四方，對周邊民族的發展進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也為中國遙遙領先的文化所吸引，競相仿效，在長期使用漢字記錄本國語言的過程中又以漢字為基礎創制出了本國文字。直至今天，在這些同屬東方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我們仍可以感受到那種親切的文化氛圍。
文明交流在唐宋時代擴展向更遠的西方。長安、洛陽、開封等大都市里，西域胡族、波斯、大食人操一口流利的官話，或經商貿易，或結交文人雅士，甚至定居中國入朝為官，“愿身長在中華國，生生得見五臺山”。玄奘西游，更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來自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典籍在大雁塔下被唐代僧侶翻譯成漢文，中國文化也從中吸納了新鮮的血液，最后匯成浪漫奔放的唐宋文化大潮。當印度本土佛教被毀滅殆盡之時，它在中華大地上卻不斷發展繁榮并遠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甚至更遠的地方，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其間漢語更是功不可沒。
鄭和下西洋之后，明清兩朝隨即閉關鎖國，封建社會發展漸趨停滯，而此時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占據統治地位，整個社會呈現一派萬象更新的朝氣。然而《馬可?波羅游記》當年對如夢如幻的描繪卻讓西方人難以忘懷。16世紀后期，利瑪竇、湯若望等一批傳教士不遠萬里先后來華，為順應中國習俗，他們不畏艱辛，焚膏繼晷“習華言，讀儒書”，廣交士林。原本肩負著傳教使命的他們此時卻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對話的先驅。在向中國展示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天文、歷法、數學、物理等先進科學的同時，他們也通過日記、書信、著作等多種形式向西方傳遞“遠東偉大帝國”的各種信息。啟蒙時代的整個歐洲都被這些有關東方的信息激動得徹夜難眠：啟蒙大師伏爾泰對孔子推崇不已，并把東方稱為“一切藝術的搖籃”，歌德、黑格爾對中國文學贊揚有加，萊布尼茨受《易經》啟發進行的二進位制研究成為數理邏輯的基礎……漢語再次成為文明對話的橋梁。啟蒙運動在這次被譽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系最高范例”的激勵下，漸成澎湃之勢――歷史在傳教士們跋涉萬里苦習漢語的艱辛中給了整個歐洲最豐厚的回報。此時的中國，卻已不再像漢唐時代那樣具有主動出擊的勇氣和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度。徐光啟等人翻譯的西方著作連同傳教士帶來的先進科技，最終只能安靜地躺在皇家園林或士大夫的案頭，一卷卷方塊漢字書寫的原本可以改寫華夏歷史的著作落滿了灰塵……
經濟全球化時代漢語的困境與突圍
三百年后，西方的戰艦火炮轟開了東方古老帝國的大門，充斥著英語霸權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涌而來。英語，從工業革命時代開始對整個世界的沖擊毫無衰退跡象，并在二戰后隨著美國的崛起顯得更加有力，大有成為全世界通用語言之勢。
利瑪竇當年苦苦研習肩負文化交流大任的漢語，在塵封許久后已顯得老態龍鐘，面對歐美語言特別是英語的挑戰，失去了昔日歷史角斗場上睥睨天下的雄風。
近現代百年，華夏大地山河破碎，救亡圖存成為整個民族與時代的主題。針對傳統漢語言文脫節嚴重影響知識普及與社會進步的現狀，中國知識界展開了長期激烈的論爭，是否廢除漢字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激進派斥責漢字是阻礙民族進步的絆腳石，主張廢除漢字，采用西方拼音文字；保守派則堅決反對任何改變。歷史最后選擇了較為折中的方案：古代漢語演進為實行言文一致的現代漢語，漢字雖經多次改進但仍保留了方塊字的精髓，從而避免了被送進墳墓的命運。保住了性命的漢語卻并沒有真正走出內憂外患的困境。五四時代文化精英對漢語和傳統文化過于激進的批判使中國在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出現了裂痕，后來的“”摧殘又加劇了這種斷裂，由此造成國人對外語的迷戀貫穿了整個20世紀，更使急功近利的年輕一代忽視了對母語文化自覺的學習和傳承。雖然我們的語文教育從未中斷，但關于國人語文功底的負面報道卻屢屢成為新聞：語文高考古文翻譯超過萬人得零分，漢語比賽外國留學生奪魁，人們對影視廣告中比比皆是的錯別字早就麻木甚至習以為常，習慣于用英語撰寫論文的中國教授寫出的漢字仍處于小學生水平，臺灣官僚恬不知恥地為用錯“罄竹難書”的成語進行辯解……作家韓少功的話仍回響在耳邊：“一個民族的衰亡，首先是從文化開始的，從語言開始的。”多少年后，難道我們也要像埃及人一樣依靠他國的語言轉述自己的歷史與文明？
與此同時，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創造的經濟奇跡卻使整個世界刮目相看，海外迅速掀起一場席卷全球的“漢語熱”：3000萬外國人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幾萬所中文學校學習漢語，這個數字在2008年將達到1億。在亞洲的韓、日、越南等國，懂漢語就意味著多了一個找到好工作的籌碼。美國總統也專門簽署了有關漢語的教育法令，在全美開展中文教學。巴黎的街頭直接打出一幅巨大的廣告牌，上面赫然寫著：學漢語吧，那將是你未來20年的機遇和飯碗！
關鍵詞：消費需求；資源節約；困境；出路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6－0097－07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CUGW090205)；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資源環境經濟研究中心開放基金資助(20118008)。
作者簡介：李彥軍(1975－)，男，甘肅天水人，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士后，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劉志高(1974－)，男，湖北松滋人，哲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這一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0》，與我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不同。
一、問題的提出
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起點、終點和新的起點。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一切需要的最終調節者是消費者的需要。消費需求擴大，能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從而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消費率卻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特別進入2000年以來，消費率快速下降。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投資率由35.3％持續上升到47.7％，而消費率由62.3％一直下降到48.0％，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6.4％下降到35.1％(圖1)。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消費率之低，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以最終消費率而言，200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4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個百分點，比美國低近40個百分點。也比其他不同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低很多。由于我國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比重多年來一直變化不大，最終消費率偏低，必然使居民消費率偏低。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7個百分點(表1)。
消費率偏低，投資率偏高，消費與投資增長不協調，容易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也使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實現，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也不利于民生的改善，使經濟增長與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目的相背離。正因為如此，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要“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要通過多種途徑，“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最終使“居民消費率上升”。
另一方面，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十分貧乏的發展中國家，資源環境因素已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嚴苛的制約，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無疑對我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技術進步與發展模式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與調整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必然會增加資源的消耗，由此產生擴大消費與資源節約目標的碰撞。作為一個受資源因素制約的資源消耗大國，如何處理擴大消費(或者說保持強勁的增長動力)與資源節約的關系，是當前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必須面臨的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審視擴大消費需求背景下資源節約的困境，尋求擴大消費背景下的資源節約的破解之路，顯得迫切而又必要。
關于擴大消費與促進資源節約，我國學者分別做過大量的研究。擴大消費的研究涉及消費不足的原因(林毅夫、陳斌開，2009；鄒衛星、房林，2008；李揚、殷劍鋒，2005)、消費不足的危害(趙吉林，2005)、擴大消費的手段(吳敬璉，2010；王子先，2006)等方面。資源節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與如何探索適合中國的資源節約的戰略選擇上(陸大道，1993；王禮茂、郎一環1994；董鎖成、張文中、方創琳，1999；，2005；諸大建，2005；馬凱，2007；趙建安，2008；解振華，2010；牛文元，2010)。這些研究，為我國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資源節約提供了強力的理論支持。
但所有這些研究，很少考慮擴大消費與資源節約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不管是研究資源節約的學者，還是研究消費的學者，都較少涉及擴大消費對增加我國資源消耗與資源壓力的分析與反思。少數涉及兩者關系研究的學者。認為兩者是有機統一的(戴星翼、陳紅敏，2010)。
任何有型產品的生產，都離不開對資源的消耗，因此，只要消費有型產品，必然帶來資源消耗的增加。回避擴大消費對資源消耗的影響，輕易給出擴大消費與資源節約的目標是統一與和諧的結論，難免顯得過于草率。本文認為擴大消費背景下對資源問題的解決。不是回避消費對資源的影響，而是重新審視資源問題的實質，并尋求破解沖突之道。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本文立足國際比較，從發展的視角對中國的資源消耗問題進行了歷史性的考查，分析了擴大消費需求帶來的資源代價，對我國資源問題產生的實質與根源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并提出了破解兩者沖突的政策建議。
二、擴大消費需求的資源代價
“十二五”期間，隨著國家刺激消費政策的相繼出臺，居民消費需求將持續擴大，消費結構將不斷升級。在技術進步與發展模式短期內難以改變與調整的情況下，消費需求擴大與消費結構升級都會帶來資源消耗的迅速增加。
1.消費數量的增加必然帶來資源消耗的增加
任何有型產品的生產品都會消耗既定的資源，在技術進步短期內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增加對一單位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必然會帶來資源消耗的增加。
以汽車消費為例。汽車目前是我國僅次于住房消費的第二大消費熱點，擴大汽車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汽車消費在擴大就業、增加稅收方面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增加汽車消費的資源代價也是巨大的。增加一輛汽車的消費，在生產環節就需要增加鋼、鑄鐵、鋁、鎂、銅等金屬材料以及橡膠、玻璃、塑料、陶瓷等非金屬材料的消耗，還包括在原材料生產、零部件生產以及整車生產過程的水、石油、電、焦炭、煤等能源消耗。在使用環節，汽車消費數量的增加一方面會帶來石油資源的緊張，另一方面也帶來土地資源的占用問題。隨著家用汽車數量的增長，單位道路上行車數量急劇增加，交通擁堵問題將困擾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交通擁堵、行車速度緩慢又帶來了燃油消耗的進一步增加。要解決交通擁堵，最有效措施就是拓展公路。但公路建設又會大量占用土地資源，同時又反過來刺激汽車消費的進一步增長。擁有2.85億輛汽車的美國，已經鋪設了長達647萬公里的公路，長度相當于環繞地球赤道162周。汽車不但需要公路，還要停車場，美國修建公路和停車場占用土地已經多達1600萬公頃，這一面積很快就能達到美國農民種植小麥的2100萬公頃耕地。至2010年底，不含農用車，我國民用汽車保有量大約在7400萬輛。千人汽車保有量只有55輛，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28輛的一半，但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再過七八年，我國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7億輛的規模，屆時，我國汽車消費所帶來的石油資源消耗與土地，資源使用的壓力將是巨大的。
當然，從全社會的角度看，整體消費的擴張，可能帶來規模效應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得資源的消耗與商品消費之間并非線性的關系，但無論如何，規模效益也不可能使得增加商品的生產而帶來資源消耗總量的減少。
2.消費結構升級必然將提升資源消耗強度
消費結構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不同消費的構成狀態。消費結構的變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關，并且反映了人們消費層次與消費水平的變化或差異。在改善民生、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刺激下，人們的消費必然由傳統的“吃、穿、用”到“住、行”全面升級，由生存性需求向多樣性需求、發展性需求和享受性需求邁進。
恩格爾系數反映的是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總額中的比重與結構。聯合國根據恩格爾系數的大小確定評價的貧富標準：60％以上為絕對貧困；50％-59％為溫飽水平：40％-49％為小康水平；30％-39％為富裕水平；29％以下為最富裕水平。不同的消費結構，對資源消耗的影響不同。對于恩格爾系數在50％以上處于溫飽及以下水平地區的居民，其消費主要限于食品、衣物等方面的基本生存消費，而其它方面的需求相對較低，對資源環境的影響較小。1997年(恩格爾系數為50.85％)之前，中國人口發展基本處于該階段之內。恩格爾系數在50％以下、40％以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地區，居民消費中食品、衣物所占比例相對下降，而居住、交通和通信(訊)所占比例相對上升，居民消費進入發展消費需求階段，消耗的資源種類、數量絕對增加，資源環境影響程度加大。恩格爾系數達到30％以上、40％以下時，人們生活相對富裕，進入享受消費需求階段，資源環境影響程度較大。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7.9％。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43.7％，全國恩格爾系數為39.5％，因此中國目前剛剛進入該階段之內。29％以下為奢侈消費需求階段，對資源環境影響程度最大(圖2)。
消費結構對資源的影響。我們可以用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對資源消耗影響的差異來看。相較于農村居民，我國城鎮居民擁有更低的恩格爾系數與更高的消費層次與結構。根據吳文恒、牛叔文(2010)對中國城鄉消費對資源環境影響的分析，發現1個城鎮居民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強度相當于3個農村居民的影響強度。城鎮居民對資源環境影響強度超過農村居民約20年。
可以預見，隨著我國居民收入與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將進一步下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所帶來的資源消耗強度的增加，將為資源保護帶來進一步的壓力。
三、擴大消費背景下資源問題的重新審視
擴大消費。必然帶來資源消耗的擴張，而擴大消費又是現階段我國的必然選擇。作為發展中大家，我們應如何審視擴大消費所帶來的資源壓力?如何看待消費擴大與資源消耗增加的沖突與矛盾?
1.資源節約不能以降低人們的幸福感為前提
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為了人類的全面進步與幸福感的提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指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自由的一個過程。”強調發展的根本目的應該落腳于人的福祉與自由。2003年11月，在珠海召開的世界經濟大會上的《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珠海宣言》)也，特別強調了“人”是經濟發展的主體，經濟發展服務于“人”的人本主義思想。
在人類的各種需要中，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如果這些最基本的需求也不能滿足，那么就談不上國民福祉的增加。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講到節約，就從道德層面上要求老百姓在消費領域“節衣縮食”。比如，科技部的《全民節能手冊》中選取了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其他等六個方面的36項要求人們節約的日常行為，并指出希望通過這本手冊的，向全社會宣傳普及節能減排的科學知識和方法，提高全民的節能減排意識和能力，推動全民參與，提倡崇尚節約、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節約資源、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的社會風氣。
誠然，崇尚節約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風氣的行成，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節約資源，也符合我國的傳統倫理。但作為一個剛剛走過溫飽進入小康，同時貧富差距又非常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大多數人還在為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出行快速與方便而奔波的情況下，過分強調節約而忽略對人們需要的滿足，是與提高人類的福祉相背離的，也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給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把效用、欲望、幸福三個變量聯系在一起：
幸福=效用／欲望
在這個方程式中，幸福與人們消費商品時獲得的效用成正比，與人們的欲望成反比。當欲望既定時，效用水平越高，人們的幸福感就越強，而當效用水平既定時，欲望越強烈，幸福感越低。在假定欲望是既定的情況下，幸福就與效用成正比。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效用水平是商品數量的函數。由此可以推知，在欲望既定的條件下。消費的商品數量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就可以帶來更多的幸福。
當然，商品消費數量與幸福之間并不是線性遞增關系，幸福還與美滿的婚姻、有意義的工作、知心的朋友、參加集體活動帶來的成就感有關，也與公平、正義等等社會環境有關，但是這些非物質層面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以物質層面需求的滿足為前提。如果單純為了節約資源，而實行壓縮消費式的節約，一再宣講“勒緊褲帶過日子”的傳統美德，既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要義，造成人們幸福感的下降，同時對我國的經濟增長也可能對發展創造負面影響。
根據凱恩斯提出的“節約悖論”，如果人們都在消費過程中少花錢或厲行節約，那么這種無數個人理的結合將會產生極端的社會無理性結果，即會嚴重阻礙經濟增長，最終使所有個人都變得更加貧困，而貧困是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最大阻力。
關于這一點，早在18世紀，荷蘭的曼德維爾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書中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為了追求豪華的生活，大肆揮霍，結果這個蜂群很快興旺發達起來。而后來，由于這群蜜蜂改變了習慣，放棄了奢侈的生活，崇尚節儉，結果卻導致了整個蜜蜂社會的衰敗。蜜蜂的寓言告訴我們，個人節約的美德，對整個社會來說，可能是“罪惡”的。
綜觀各國資源利用的情況，我們不難發現，越是富裕的國家，資源利用越多，生態足跡也越大。比如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人口不到世界總人口的5％，但美國人的自然資源消耗量超過了世界總消耗量的四分之一；美國的人均石油消費量位居世界第一：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是美國排放的，其排放量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全球排放量的43％。從生態角度看，美國人在地球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跡”(表2)。
盡管我們不能據此得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大量消耗資源，但考查各國經濟發展的軌跡。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利用數量仍然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快速攀升。作為一個人均收入還很低、發展還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大國，在改善人民生活、擴大消費、提高人民福祉的過程中帶來了資源消耗數量的增加，是難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2.資源問題是發展中必需承受的代價，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資源問題
從人類發展與資源利用的關系來看，人類對資源利用層次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資源利用層次的升級和遞進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現，同時也是經濟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從社會發展與資源利用的關系來看，人類社會從原始走向現代化經歷了三個資源利用層級的躍遷：首先是處于資源利用效率低、資源消耗規模小的層級，進而轉向資源利用效率低但資源消耗規模大的層級，再到資源利用效率高、資源消耗規模大的層級。
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越是處于資源利用層級低端的經濟體，其資源利用效率也更低，而資源消耗量一般也較少。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程度不斷推進，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不斷提高，相應的資源消耗量也增大。
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資源利用層級較低，資源利用效率也偏低。2006年，我國1萬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是8.89噸標準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倍，高收入國家的4.7倍，日本的8.6倍，美國的4.3倍，英國的63倍，德國的5.1倍(表3)。
但是辯證地看，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走過資源低效率與高消耗的發展階段。目前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在資源利用上轉入第三個層級，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國民經濟中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重增大，但是人均資源的消耗量卻非常大。2007年，我國人均能源消耗數量是1484千克石油當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相當于同期美國人均能源消耗量的19％、日本的37％、法國的34％、高收入國家的28％(圖4)。
我國正處于以重工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結構以工業為主，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不同產業對于資源的消耗量不相同。一般而言，工業每單位產值能耗是服務業的4－5倍。若單位產值能源消耗量較小的第三產業比重大，整個經濟的能源效率就較高。因此，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特征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資源利用的低效率，尤其是重化工業的發展帶來了能源消耗水平的大幅增加。另外，我國正處于城鎮化的加速階段，各地蓬勃發展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產生了對資源的巨大需求。高速公路、住宅等建設處于快速發展期，對水泥、建材等高耗能的產品需求巨大。
一國或地區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對于資源的消費需求是不一樣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資源利用層級將不斷躍遷與升級。在快速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背景下。中國的資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消耗應該說是難免的，也是可以接受與理解的。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資源利用的效率的提高是必然的。因此，應該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我國的資源消耗問題，應把資源問題當作是我國發展中必須承受的代價。
3.保證我國的資源安全不能僅僅靠我國民眾的節約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管是從生活環節還是消費環節，鼓勵和提倡民眾奉行節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護資源的。但是在開放經濟中，如果只是靜態地從一個范圍內看資源問題，則顯得過于狹隘；不改變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與格局，只是要求本國民眾節約，是保護不了資源安全的。
首先，發達國家通過國際貿易，直接消耗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自然資源也是一種商品，在自然資源廣泛參與國際貿易的情況下，一國自然資源的生產量與使用量并不統一。能源凈進口是一個國家能源使用量與生產量之間的差額。高收入國家能源使用量大大高于本國能源生產量，是能源凈進口國，而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能源使用量大大低于本國的能源生產量，是發達國家的能源供給國(表4)。
1990年，中國能源凈進口占使用量的比重為-3％，能源的使用量低于生產量。到2007年，能源使用量超過生產量，能源凈進口占使用量的比重為7％，對能源的進口依賴程度并不高。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5倍。但從能源使用總量上看，1990年中國能源使用量僅為863.1百萬噸石油當量，相當于當年美國能源使用量的45.1％，2007年能源使用量為1955.8百萬噸石油當量。也僅僅相當于當年美國的83.6％(表5)。
其次，在發展中國家所使用的自然資源中，實際使用量遠遠小于名義使用。在國際貿易的大格局中，一國名義上的資源使用量與實際使用量是不一致的。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將資源耗竭型產業大量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國內很少進行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較大的產品的生產。但這并不意味著發達國家不需要資源耗竭性的產品。因此，發達國家實際使用與消耗的資源量大大高于其名義上的消耗量。相反，發展中國家用初級資源生產低端產品并大量出口，所以實際消耗量要大大少于其名義消耗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持續增長，但是受資金和技術水平的限制，我國在國際分工中還處于較低的層次，出口貿易產品主要靠較低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力，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總體看還很不合理。我國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尤其是資源性和高載能產品占據了較高的比例。它們出口的同時相當于直接和間接出口了大量的能源，尤其是能源資源類產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還降低了我國的能源安全度。另外，在我國出口貿易結構中占據很高比例的一些其他大宗貿易類產品。如輕工類產品、機電類產品等雖然在生產過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量并不高，但它們的間接載能量并不低。因此，它們所負載的總能量十分巨大，這些產品的出口相當于間接出口了大量的隱性能源。并將大量的碳排放留在了國內。相反，中國進口的多為高附加值產品，由此導致中國名義消耗的資源量要大大高于實際消耗的資源量。
根據《2007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國和印度》統計，2004年中國能源再出口數量為400Mtoe(百萬噸油當量)，約占當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25％；而中國進口商品所包含的能源數量為171Mtoe，相當于中國當年能源需求的10％。中國出口商品包含的能源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國家(2001年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能源再出口比例分別為6％、7％和10％)。根據劉強等對中國46種主要的出口貿易產品的出口載能量的分析，在出口的過程中這些產品帶走了大約13.4％的國內一次能源消耗。而該研究所計算的46種出口貿易產品的出口總額僅占當年我國出口總額的22％。如果擴展到其它貿易品，我國每年由貿易帶走的能耗量十分可觀。
總之，歐洲、美國和日本制造業中很大一部分能源的消費已經轉移到中國。這也反映了全球能源消費地區結構在轉移，即歐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發展中大國比重在上升。因此，我們不能脫離我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分工，割裂地看待中國的資源問題，也不能僅僅依靠我國民眾的勤儉節約來保證資源安全問題。
4.科技進步等方法所帶來的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未必是解決資源問題的萬能鑰匙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技術進步、節能減排等方法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使有限的資源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是效率提高并不代表資源總消耗數量一定會減少，而資源總消耗恰恰才是資源問題的關鍵。
資源使用效率提高不能減少資源總消耗的原因是“反彈效應”的存在。反彈效應有可能使得技術進步所帶來效率提高的50％或以上被抵消。例如，單個汽車的效率改進被更多的汽車擁有者所抵消，建筑效率的改進被更多的住房消費所抵消，等等。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微觀的資源效率總是被總體的經濟規模擴張所抵消。
1973年以來，全世界遭受第一次石油價格攀升的沖擊，石油價格的急驟攀升，迫使各國實施各種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但是這些旨在降低能耗的措施非但沒有達到預想的目的，反而令能源消耗增加了。
以美國為例，作為針對急驟攀升的石油價格的應對之策，美國推出了“公司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的汽車節能標準，該標準1975年提出，1978年正式出臺。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憑借該標準的實施，美國的燃油效率提升了50％，從原先的18英里／加侖(每100公里耗油13升)提高到27英里／加侖(每100公里耗油8.8升)。但是效率提升同樣沒有帶來積極的環境與資源效應，尤其是當油價重新回落到非常便宜的價格時，購車者紛紛打消了購買受到了“公司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限制的中型汽車的念頭，轉而購買不在限制范圍之內的運動型多功能車(SUV)，因而消耗掉了更多的燃油(圖5)。
應該說只要存在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反彈效應就會或多或少地發生作用。1990年至2005年間，美國家用電器的節能性不斷提高，電冰箱的電能使用效率提升了10％，空調的效率甚至達到了17％。但是與此同時，冰箱的總用電量卻增加了22％，空調增加了35％。
目前我國正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各地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推動節能減排工作，但是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要在資源保護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那么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對“反彈效應”置之不理，更不能把通過節能減排、科技進步等帶來的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當作是解決資源問題的萬能鑰匙。
四、擴大消費背景下我國資源問題的破解
那么如何才能既取得經濟的不斷增長、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又做到資源節約與永續利用、保證資源安全?
1.堅持在發展中解決資源問題。核心在于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
如前文所述，資源利用的層級與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目前我國正處于以重工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而第二產業中，高投入、高增長、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狀態還沒有根本改變。目前我國8個主要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而這8個高能耗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耗總量的73％。按此推算，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工業部門每年多用能耗2.3億號標準煤。
因此，要解決我國的資源問題，必須對現有的產業體系和結構進行徹底改造和調整。一是加快工業化進程，盡快完成我國從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再到后工業化階段的歷史進程，提高資源消耗程度小的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二是將產業的發展引向高技術化、智密化，提高產業的檔次。(1)提高產品的加工水平，延長產品的加工鏈，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從而降低單位產值的資源消耗量。同時，通過資源及其初級產品的深加工，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大大減少三廢的排放，降低資源利用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2)提高集約、規模經營的水平，特別是農業、工業通過優化規模及組合，克服目前存在的小型、分散、低水平重復的弊端，實現專業化、集約化生產，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產業效益。(3)提高產業層次，第一產業實現商品基地生產，實現生態農業經營；第二產業以產品和產業的精細化、高值化為中心；第三產業則向信息化、技術化、文化價值方向發展。從總體上，是以人才資源、技術資源、信息資源逐步代替自然資源的主導地位，從而達到降低自然資源消耗、逐步減少產業發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減輕我國資源短缺的壓力和提高產業質量、經濟效益與社會競爭力的目的。(4)提高產業的生態功能，從高層次上對產業、資源、環境、市場等進行統一協調，優化規劃、計劃和設計，走出一條經濟生態化的嶄新道路。
2.改變我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
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與國際貿易造成的。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卻不惜破壞他國的生態環境。他們從第三世界進口能源、礦產、木材等以保存本國的自然資源，與此同時，向落后國家轉移污染嚴重的工業，把第三世界當作垃圾場，傾倒有毒垃圾。
我國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要保證資源安全，就需要改變目前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謹防資源環境殖民主義對我國資源的掠奪。首先要防止直接掠奪，在引進外資與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時，提高對產業層次的要求，改變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將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到我國的狀況，特別是我國的中小城市與中西部城市，更要防止外國投資與發達國家淘汰的產能對我國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潔凈的空氣、干凈的水源的破壞與掠奪。其次要防止間接掠奪，在市場開放的情況下，為了應對發達國家農產品的巨大挑戰，發展中國家為降低農產品成本而不得不對有限的土地進行掠奪性開發，因此導致土地的貧瘠甚至沙漠化。
第三，要制定并切實實施科學合理的貿易戰略。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適當減少資源消耗型初級產品的出口，促進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中國當前的出口結構以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為主，下一步應大力推動深加工、高附加值、低資源消耗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政府應制定—個科學合理的國際貿易戰略，利用各種經濟政策促進進出口產品結構調整，如可以考慮對企業征收資源消費稅和環境保護稅，以遏制企業的資源浪費行為，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同時從進出口補貼、稅收等政策方面鼓勵資源密集型初級產品的進口與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
3.刺激消費需求，但要抑制過度消費與奢侈消費
我國在消費領域存在的資源和能源浪費的現象，從本質上講屬于國內收入分配體制的問題。收入差距的拉大，貧富的懸殊，社會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一方面是普通人群尤其是貧窮人口日常生活的極度節儉；另一方面也是高收入階層尤其是暴富人群的過度揮霍性消費。富人的揮霍和浪費造成了資源和能源的低效率使用，同時引起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費，侵蝕了中國傳統的勤儉節約的文化價值觀，造成了暴富階層奢侈的消費生活與廣大城鄉下層居民拮據的日常生活的并存，也容易引導社會的不滿。此外，公用設施產品如水、電、氣等的定價機制缺乏靈活性、消費觀念的變化以及消費稅等方面的原因也影響了消費領域的資源利用效率。因此，消費領域要控制資源的浪費，核心是抑制富人階層的過度消費與奢侈消費，同時加大監督“公款消費”，對于政府機關辦公場所的能源消費出臺有效的計量和評價手段，增強對于辦公場所內的水、電、油、氣和紙張等方面消費的節約意識。
4.重視科技進步的力量，大力開發新能源與替代能源
盡管科技進步會帶來資源利用的反彈效應。但是依靠科技進步實現以最少的資源滿足盡可能多人的需要，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在目前技術水平下，科技進步仍然難以解決資源的總消耗問題，因此，不能將科技進步作為解決資源總消耗的單一手段，而應與法律、稅收等其他政策結合。同時，加大力氣將科技進步的重點轉向新能源與替代能源的開發中。
目前，許多國家開始著眼的是利用生物資源等新能源的開發。一些國家已經在使用按一定比例混入乙醇的汽油，而乙醇是用玉米、小麥和大豆等為原料生成的。巴西已經把E20(乙醇以20％混入的汽油)定為義務，甚至開始出售E100的燃料。在美國和中國，有的州和省也把E10規定為義務，E80的燃料也開始試銷。如果大量生產乙醇，那么，以乙醇為原料的生成無窮無盡清潔能源和氫也就很容易。
在我國現有資源供給的約束條件下，我國面臨著資源供需結構性矛盾。資源自給安全壓力以及巨大的環保壓力。發展替代能源。實現傳統能源之間、傳統能源和新能源之間的替代是解決我國能源供需瓶頸，供需結構性矛盾以及減輕環境壓力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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