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0 14:55:3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外商直接投資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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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桂芝李丁:對利用外資的幾點看法[J].中國流通經濟,1999(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污染天堂假說，環境污染，環境庫茲涅茨假說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視，環境承載力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日益嚴重。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日益提高。追求鳥語花香、藍天碧水、空氣清新的生存環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會主題節能減排論文，反映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訴求。
經濟學家一直關注環境的承載力變化。羅馬俱樂部的世界末日模型體現了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一種極度悲觀的看法。庫茲涅茨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假說，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呈現一種倒U型曲線，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但到達一定收入水平后，環境污染會隨經濟增長而減少怎么寫論文。
對于FDI、污染行業轉移與環境的關系研究的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污染天堂假說”，即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環境污染是有關系的，并且東道國較弱的環境規制會吸引環境管制較高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從而使東道國成為“污染避難所”；第二類“污染光環假說”，即進行投資的跨國公司總是傾向于對投向東道國的公司散播綠色技術，通過運用統一的環境標準而有利于東道國的環境污染減少；第三類則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促使東道國產出大量增加，從而引致相應污染的增加。國外的學者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Mani，M.和D. Wheeler（1997）的研究表明，絕大多數污染產業投向了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1]。Eskeland和 Harrison（2003）的研究表明，外資企業比國內企業排放污染明顯要少[2]。JieHe（2006）利用中國數據研究節能減排論文，發現 FDI資本每增加1%，工業SO2排放量增加 0.098%，FDI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轉換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完全抵消了FDI對環境管制影響引起的污染減少[3]。楊海生、賈佳、周永章和王樹功（2005）根據1990～2002年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其結論是FDI與污染物排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4]。潘申彪、余妙志（2005）利用1986～2003年江浙滬三省市數據，進行了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與環境污染加劇的因果關系檢驗，發現三省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是導致該區域環境污染加劇的原因[5]。沙文兵和石濤（2006）利用中國30個省市、區1999～200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6]。陳凌佳（2008）利用2001～2006年全國112座重點城市(均為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三個地區的FDI對環境均產生負面效應，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東部、中部和西部工業SO2污染強度增加0.0316%，0.0568%和0.0716%[7]。賀文華（2010）利用東部十一省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中國東部的數據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說”[8]。因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的上海、浙江、江蘇和廣東，本文在環境庫茲涅茨假說基礎上，以FDI為污染輸出變量，利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面板數據研究FDI對環境的影響。
二、污染指標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和污染指標選取
因2004年前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及數據的連續性，本文數據全部來自2004～2009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上海、浙江、江蘇代表長三角節能減排論文，以廣東省代表珠三角怎么寫論文。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代表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表示污染輸入的變量，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以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噸）和工業煙塵排放量（噸）代表環境污染指標。
上海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呈遞減趨勢，從2003年的61112萬噸減少到2008年的44120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從2003年的300734噸增加到2005年375231噸，而后遞減，到2008年為298000噸；工業煙塵呈現遞減趨勢，從2003年的49671噸減少到2008年的40629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FDI呈現快速增長趨勢，分別從2003年的46718元、585022萬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73124元和1008427萬美元（見圖1）。
圖1 2003～2008年上海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注：坐標軸單位為千，即坐標軸上100是100*1000。 圖2和圖3同
浙江和江蘇共有24個城市，分別是江蘇的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和浙江的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衢州、舟山、臺州、麗水。2008年工業廢水排放量超過4億噸的有江蘇的無錫、蘇州和浙江的杭州，杭州達75585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10萬噸的有江蘇的南京、徐州、蘇州和浙江的寧波、嘉興，蘇州達176990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超過4萬噸的有江蘇的無錫、蘇州，無錫達44487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6萬元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和浙江的杭州、寧波，蘇州達106863元；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0億美元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寧波。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是蘇州節能減排論文，達813260萬美元。從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標都減少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蘇州、鎮江和浙江的溫州、紹興、金華、麗水；除江蘇的南通和浙江的溫州、嘉興、湖州、紹興、臺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快速增加趨勢（見圖2）。
2007～2008年浙江和江蘇24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廣東省共有21個城市，它們是廣州、韶關、深圳、珠海、汕頭、佛山、江門、湛江、茂名、肇慶、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陽江、清遠、東莞、中山、潮州、揭陽、云浮。2008年工業廢水排放量超過1億噸的有廣州、韶關、佛山、江門、肇慶、東莞、中山，東莞達33359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10萬噸的有東莞、佛山，佛山達124100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超過2萬噸的有佛山、江門、茂名、東莞，東莞達41612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6萬元的有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深圳達89814元，東莞和中山都低于6萬元，分別為53285和56106元；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0億美元的有廣州、深圳、東莞，吸納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是深圳，達402018萬美元。從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標都減少的有韶關、深圳、佛山、江門、湛江、梅州；除云浮的外商直接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增加趨勢（見圖3）。
2007～2008年廣東21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用FS、SO2、GYYC、Y和FDI分別表示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為了消除序列相關節能減排論文，把數據取自然對數，用LNFS、LNSO2、LNGYYC、LNY和LNFDI分別表示FS、SO2、GYYC、Y和FDI的自然對數值。利用Eviews6.0對長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進行統計分析得表1，從表1可以看出長三角所有指標的均值、中位數都高于珠三角指標的對應值；除工業廢水排放量的最大值是珠三角高于長三角，其他指標值均低于長三角；除FDI的最小值是珠三角高于長三角，其他都比長三角的對應值小；其他如標準差、峰度、偏度和JB值都存在較大差異。
表1 長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的數據分析
長三角
珠三角
FS
SO2
GYYC
Y
FDI
FS
SO2
GYYC
Y
FDI
Mean
20412.62
88902.54
24157.65
31444.96
135035.6
8622
44570.37
10106.2
25262.12
72592.93
Median
11601.5
68778.5
19384
26628.5
73068
5449.5
33775
8176
15493
20373
Maximum
85735
375231
61606
106863
1008427
91260
197500
41612
89814
403018
Minimum
958
6269
2797
5400
1245
220
924
47
4111
2118
Std. Dev.
20004.63
74157.97
14660.33
19957.31
187197.6
10103.19
44421.6
8174.932
20870.59
99027.69
Skewness
1.5486
1.9216
0.7381
1.1892
2.4204
4.7855
1.7104
1.2361
1.1934
1.8052
Kurtosis
4.3719
7.010
2.5440
4.3536
8.8407
36.990
5.3677
4.6722
3.1731
5.3140
Jarque-Bera
71.7175
192.8161
14.9192
46.8043
359.671
6546.445
90.8637
46.7687
30.0658
96.5423
Probability
0.000576
Sum
3061893
13335381
3623648
4716744
20255335
1086372
5615867
1273381
3183027
9146709
Sum Sq. Dev.
5.96E+10
8.19E+11
3.20E+10
5.93E+10
5.22E+12
1.28E+10
2.47E+11
8.35E+09
5.44E+10
1.23E+12
Observations
150
150
150
150
150
126
126
126
126
126
Cross sections
25
25
25
25
25
21
21
21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東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對雙方進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機。中國和東盟多數國家同屬發展中國家，經濟具有相似性，都在通過擴大開放程度，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如何，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研究最早的5個東盟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的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情況，分析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額、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促使國內企業更好地依靠中國-東盟自貿區，參與東盟國家的建設開發。
二、東盟五國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關系的現實描述
自20世紀90年代后東盟國家加快開放進程，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盟五國，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危機影響消減后，外商直接投資數額上升，東盟五國依舊是外商直接投資吸引較大的地區。從投資數額上看，新加坡作為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最大，人力資源豐富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也較強，相對來說，菲律賓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較弱。目前，對上述東盟五國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分別是美國、歐盟、日本。目前，外商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涉及農林漁業、礦產采掘業、制造業、建筑業、貿易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和服務業，制造業、采掘業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而從長期來看，與貿易相關的服務業是外商直接投資所青睞的熱點。以外商獨資、合資、收購兼并等形式進入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拓寬了東盟國家的資金來源。外商直接投資為東盟國家創造了巨大的就業崗位，為東盟國家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
本文重點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資與資本形成的關系。選取最早的5個東盟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數據，主要變量如下：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k）：體現一國資本形成狀況。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fdi）：體現外商直接投資的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增幅（GDP）：反映一國GDP的指標。由于非平穩時間序列式在基于傳統的計量經濟分析方法估計和檢驗時將失去通常的性質，故需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綜合面板數據特征，選取滯后期二期，運用stata 11.2軟件，采用PP檢驗、IPS檢驗、fisher檢驗、Levinlin檢驗分別檢驗數據的平穩性，初始面板數據不平穩，但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面板數據均平穩，面板數據的平穩性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數據來源
本文出于數據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選取1981-2011年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等指標，分析上述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數據均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向量自回歸計量方法對東盟五國數據進行分析，所用程序為采用stata11.2中連玉君所編程序。
其中為系數，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為隨機擾動項。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驟：（1）利用System-GMM方法對東盟五國數據進行估計，研究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2）生成脈沖響應函數，通過脈沖動態反應圖來觀察各變量對沖擊的反映情況。
1.System-GMM估計結果。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資本形成額作用顯著，對第一期的資本形成額呈負相關，說明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東盟國家的資本形成有擠出效應。這主要因為東盟國家企業與外資企業相比實力較弱，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會減少其發展機會。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與第二期資本形成額呈正相關，長期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盟經濟增長，帶來嶄新的投資機遇，拉動其國內資本增長，促進東盟國家形成新的資本投入再生產。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后兩期外商直接投資呈負相關，表明一定時間內流入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有限，主要原因是東盟國家開放程度有限，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一期GDP有正的效應，說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二期GDP反映結果不顯著，無法判斷其對第二期GDP的影響。
GDP的變動對第一期的資本形成額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用顯著，均呈現負相關關系，從經濟學角度，體現了要素的邊際作用遞減規律。另一方面也說明東盟國家的開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進入的范圍較窄，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形成障礙。
2.脈沖響應分析。為進一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額、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使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直接影響。從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會減少東盟國家的資本形成，即發生擠出效應。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時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促進作用達到最高，之后影響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資企業進入東盟國家后，會相應的拉動配套設施的建設，帶動當地發展，形成集聚效應，為資本形成創造有利條件。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外商直接投資對東盟國家資本形成的作用時間較短，說明當前東盟國家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效率不高，投資結構局限，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投資周期短、利潤回報快的行業。在此類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迅速轉化為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促進經濟增長。但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利潤的匯出，對資本形成額造成負面影響。此外，面對資本形成額的變動，外商直接投資長期內變化不大，表明東盟國家資本形成額對外商直接投資基本無影響。當前東盟國家資本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其國內發展仍需要大量資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間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一定時期內外商直接投資有限。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呈負相關，東盟國家目前的開放度有限，在行業準入和項目審批上，對外商直接投資造成限制。而從長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下期無影響，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東盟國家的局面不會改變，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直接影響仍將持續。此外，外商直接投資變動促進第一期GDP增長，第二期后影響逐步趨于零;而在分析中，GDP變動對第一期資本形成額影響為負，第二期后影響逐步趨于零，綜上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了投資周期短、利潤回報快的行業，不利于東盟國家長期資本形成。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呈負相關，表面上看違背市場規模與外商直接投資正相關的規律，實際是由于GDP統計口徑中包含外資企業匯出本國的生產額，致使GDP統計指標未能正常反映其國內生產狀況，此類狀況在分析中也有體現。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System-GMM估計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筆者發現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存在以下關系：第一，短期內外商投資對東盟國家資本形成存在擠出效應，長期內存在擠入效應。第二，東盟國家資本形成額短期內促進其經濟增長、長期內對經濟增長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資短期內促進東盟國家經濟增長，長期對東盟國家經濟增長貢獻有限。造成此類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多投資于投資回報高、回報快的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調動國內生產要素，造成資源錯配。因此，東盟國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應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擴大開放程度，加快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審批，保證外商直接投資長期的長期流入，形成生產資本，拉動經濟增長。東盟國家經濟要發展，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非常必要。國外資本實力較強，資金雄厚，技術先進，可以給本土的企業帶來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
其次，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行業，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甄別，對與國內產業具有較大關聯性的外商直接投資實施優惠政策，從而鼓勵其進入。同時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擠出，出臺相關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資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資更多用于其國內生產。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資法律法規，保障外商企業利益，同時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區等平臺，更多讓外資企業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資。此外，建立動態評估體系，及時反饋外商直接投資狀況，以便適時采取相應措施，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資金性質，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最后，東盟國家需加強對其國內私人資本的扶持力度，東盟國家市場經濟起步晚的國情決定其國內私人資本并不發達的現狀。本土私人資本和國外大型企業相比，還是顯得非常弱小的。東盟國家發展自身經濟時需要練好內功，強大的私人資本能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對其的促進效應。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獨資化趨勢
伴隨著紛至沓來的外商投資，一種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就是自1997年以來出現的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浪潮，加入WTO以后，這一浪潮更為猛烈。1997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452.57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161.87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35.7%。而近幾年的情況是這樣的：2006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630.30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462.81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73.4%。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158.93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123.38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77.6%。從上面具體客觀的數據來看,外商獨資正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主流方式。這篇論文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表明，2005年～2007年，82%的跨國公司繼續擴大對華投資，57%的跨國公司在生產方面的投資傾向于獨資新建。可見，外商投資獨資化的情形在未來更是會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獨資化的原因分析
1.外商投資產業政策放寬，市場準入領域擴大
外商在華投資初期，我國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合資、合作是外商進入中國的最佳選擇。隨著我國加入WTO，在2002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進一步放寬了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對銀行、保險、電信、運輸、旅游、法律咨詢等服務領域的外商獨資經營限制進一步放寬，更多的產業領域允許合資企業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權。這項政策的改變起到了鼓勵外商獨資化的作用，不僅新建的外資企業中外商獨資企業比例上升，原先無奈采取合資方式進入中國的外資，也紛紛轉變為獨資化企業。
2.合資企業雙方在管理和文化的沖突
合資企業在二十幾年的發展中，盡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異等原因導致內耗大幅度增加的案例也不在少數。一項國際性的合資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合資企業的成功率一般只有三分之一。很多跨國合資企業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合資雙方在企業管理和文化上的沖突。有了合資關系，就要花很大氣力來協調管理制度和風格，協調成本很高。
3.保持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
依照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其中，所有權優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獨占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優勢;另一是企業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優勢。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主要體現在技術、企業規模、組織管理等方面,尤其以先進技術最為重要,這些是他們相對于東道國競爭者的比較優勢，是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能力。以契約投資的方式與東道國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資企業，將會導致專有性的無形資產迅速擴散。當合資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彌補企業為防范其“技術外溢”所花費的成本時，跨國公司寧愿選擇具有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也就是獨資。
三、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獨資化對本土企業的影響
1.減弱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溢出效應
FDI技術外溢主要是指跨國公司在跨國直接投資中，由于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資公司等形式的國際化生產，使技術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向東道國擴散，從而帶動東道國企業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質的提高，促進東道國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和生產力的進步，是經濟外部性的一種表現。其技術溢出效應是對本土企業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獨資化趨勢的加強和自有知識產權的保，這種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擴散的渠道也被封死了，減弱了正的溢出效應，使得本土企業的學習模仿變得更加困難，阻礙了本土企業對先進技術的獲取。這篇論文
2.阻礙本土優勢企業的發展，擠占國內市場份額
通過以往多年的競爭，我國已經形成一批有較強的技術和產品開發能力、有名牌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都有較強的競爭力和場占有率的本土企業。不過，由于諸多制約，這些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相比，實力還有明顯差距。獨資跨國公司通過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競爭力,進一步擴大國內產品與其產品的差距,在市場上居于絕對優勢地位,擠占了本土企業的產品市場,甚至在某些領域中居壟斷地位,從而控制國內市場。目前,國內一些行業的本土企業已被外商控股,特別是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資占有約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3.導致人才競爭更加激烈,本土企業更難留住人才
企業之間的競爭首先是人才的競爭。在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逐一角逐之后，以知識為標志的人力資本正在成為決定企業命運的關鍵性生產要素，也是企業間爭奪的焦點資源。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憑借良好的知名度、優越的軟硬工作環境以及優厚的薪水待遇,能吸納到國內許多優秀人才為其工作。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往往由于用人機制不活、待遇不高，在吸納人才方面,本土企業明顯處于劣勢地位。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優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現狀
河北省引進外資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較小,其金額與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均未超過4%。如2007年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138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其利用外資規模與河北省是農業大省的情況很不相稱。
從河北省利用外資的產業分布看,在第二產業即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建筑業所占比重過大,平均占到總額的80%以上。
但在第二產業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并不均衡,外資主要投向制造業,如鋼鐵、食品、化工、醫藥、紡織等行業,而采掘業和電力、燃氣及水部門所占份額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88582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金額的78%,占第二產業的93.6%。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大得多,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改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幾年成為河北省整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熱點。
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相比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5個行業領域,教育業、金融業、衛生和社會福利業等其他8個行業所占比例較低。隨著入世承諾的不斷實現,我省服務業的門檻不斷下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不斷拓寬,除房地產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投資金額變化劇烈,交通運輸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所占比例出現大幅上揚,2007年達到2435萬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以及隨之而帶動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規范可以分別從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個方面來提升產業結構,使其達到優化的目的。
1.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規范和引導來完成。因為目前,基礎產業存在投資額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回報低、投資回收期較長等特點,己成為制約我省產業結構優化的“瓶頸產業”,很多境外投資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礎產業。
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引導,讓適當的外資進入適當的地區,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該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與聯系,使其結構合理化,進而有力的推動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2.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
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這些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會通過市場作用加劇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一定量的資金直接流入緩減了省內生產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這些資金可以優先購買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進口高等級的生產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技術的積極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來提升技術水平,優化技術結構,從而使產業結構系統在技術進步作用下,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演變,即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者說是高級化。
三、河北省引進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資的實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拉動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效應。
1.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礎條件之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等南方城市相比較,河北省無論是投資硬環境還是投資軟環境都相對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相對較低。因此,河北省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
2.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引導
目前河北省對外資的利用仍然比較注重對外資數量的擴張,而對外資質量的關注較少。對外資的利用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趨勢以及區域的資源、勞動力素質、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調整和引導,使外資可以投向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方向的產業或部門,更好的發揮外資在一個地區的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政府部門也應該根據發展需求,有重點的、科學的制定經濟政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外資投向,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區外商投資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11所屬市中石家莊、唐山、廊坊、秦皇島等地區,其他地區吸引外資的金額比重較小。因此為均衡發展河北省各個地區經濟,應在鼓勵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發展特色工業,擴大外資投資領域,加快各地區基礎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充分借助三大港口優勢,加快港口腹地經濟發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區資源,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與環渤海地區各省市的經濟合作,整合資源優勢,促進河北省經濟更快、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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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河北省經濟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2008
[3]河北省統計局.2003-2007河北省經濟年鑒[DB/OL].
[關鍵詞]長三角 珠三角 外商直接投資 機電產品 出口
長三角、珠三角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兩地已然形成了兩大經濟圈，成為主宰我國經濟的動向的領頭羊。2000年以來，兩地實際利用外資額占據全國90%以上，兩地出口占據全國出口總額的40%以上。2009年長三角、珠三角兩地機電產品分別占據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64%和71%，作為兩地出口主要構成商品，根據SITC分類標準，機電產品出口額可以作為衡量兩地貿易結構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的高低、進而考察兩地出口貿易結構優劣的重要指標之一。本文基于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結合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大量的理論衍生和實證結果，從地域分割的角度來研究長三角、珠三角兩大經濟圈FDI對出口貿易規模的增長以及貿易結構優化的影響。
一、長三角、珠三角兩地機電產品出口貿易情況分析
兩地機電產品出口貿易無論是從總體規模還是外資企業的角度考量，都呈不斷發展的趨勢，其中長三角尤其明顯，2005年長三角的機電產品出口與外資機電產品出口雙雙超越珠三角。兩地的機電產品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呈快速上升趨勢（EXJ/EXM）。珠三角EXJ/EXM指標額在2000年之后發展勢如破竹，1999年超越50%，2001年突破60%，2005年突破70%，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96%；長三角在2003年、2004年連續突破50%、60%，并在之后的6年中指標額一直保持60%以上的水平微幅增長。機電產品在兩地的出口商品結構中占據了較大份額，是拉動兩地工業制成品出口增長的主力軍。
指標EXJf/EXJ代表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額與該地區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比例。由該指標可以判斷外資企業對于該地區的機電產品出口的貢獻率，進而可以推測外資對當地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以及工業制成品出口的貢獻率。兩地EXJf/EXJ指標的發展與前一個指標并不一致：長三角的外資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要大于珠三角，且發展較為迅速，2002年突破70%，2007年、2008年相繼突破80%、90%，2009年為歷史最高點達到93.32%；相比之下，珠三角的機電產品比重發展趨勢較為平緩，總體比重在65%左右浮動。總體來說，長三角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長三角機電產品出口總額中，外資出口的比例越來越大，占據了90%以上的份額；而珠三角的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占機電出口總比重較為穩定。長三角地區的外資出口傾向大于珠三角，長三角FDI對于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以及出口結構的優化貢獻較大。珠三角外資出口結構中，機電產品雖占據較大比例，但并非全盤皆是，從另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兩地出口貿易結構還是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珠三角外資企業出口結構更為多元化，而長三角外資企業出口結構相對單一。
二、長三角、珠三角FDI與機電產品出口實證分析
考慮到時滯問題，以及變量的平穩性，本文選取、
分別代表機電產品出口額、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以 為被解釋變量， 構造機電產品出口與FDI的模型。同時，設機電產品出口與出口總額的比重為，設外資機電產品出口額與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以 、 為解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構造出口結構模型。
機電產品出口總額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模型：
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總額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模型：
機電產品出口結構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模型
（機電電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
各變量與外資存量的相關系數均較高。說明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效益對于機電產品出口的規模以及結構的影響作用比較大。經過ADF單位根檢驗，各變量原序列均不平穩，差分之后為平穩序列，可進行下一步回歸分析。
珠三角機電產品出口與FDI回歸方程如下：（方程1）
LNEXJ = -12.3559 + 1.7243*LNFDIC(-1)
（-7.3862） （16.9976）
R2=0.9569ADR2=0.9536F-statistic=288.9197
珠三角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與FDI回歸方程如下：（方程2）
LNEXJF = -14.2381 + 1.8138 *LNFDIC(-1)
(-7.0793) (14.8714)
R2=0.9444ADR2=0.9402F-statistic=221.1588
長三角機電產品出口與FDI回歸方程如下：（方程3）
LNEXJ = -17.13251 + 1.9911*LNFDIC(-1)
(-10.1535)(9.6128)
R2=0.9697ADR2=0.9672F-statistic=384.6649
長三角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與FDI回歸方程如下：（方程4）
LNEXJF = -20.5856+ 2.1822*LNFDIC(-1)
（-11.9032） （20.9731）
R2=.9734ADR2=0.9712F-statistic=439.8741
方程1、2、3、4的調整擬合優度分別為0.95、0.94、0.96、0.97，變量對方程的解釋程度較高。方程自由度均為12，各方程F值均大于FO.O1(1,12)=10.04，說明以上方程總體線性關系在99%水平下顯著成立，方程解釋度較高。方程解釋變量LNFDIC的t值均大于
tO.O1=2.68，變量99%水平下顯著成立，可以用來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
方程1、3的自變量系數為1.72、1.99，該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實際利用外資存量分別對于兩地機電產品出口的影響程度。說明珠三角地區FDI存量對于機電產品的出口彈性分別為1.72，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額，便能拉動1.72個單位的機電產品的出口。長三角出口彈性略高于珠三角，每增加一單位的FDI累計額能拉動1.99個單位。
方程2、4的自變量系數為1.8138、2.1822，該系數代表截至上一年實際利用外資存量對于兩地外資機電產品出口的彈性系數。經濟意義可解釋為每增加一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就能分別帶動珠三角1.81個單位、長三角2.18個單位的外資企業機電產品的出口。
珠三角機電產品出口所占比重與FDI回歸方程如下：（方程5）
Y = 0.3674 + 1.4228*FDIC(-1)
(11.8315) ( 8.0478)
R2=0.8328ADR2=0.8199F-statistic=64.7676
長三角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與FDI回歸方程如下：
（方程6）
Y = 0.3467 + 8.6262*FDIC(-1)
（10.2362）（5.7034）
R2=0.7305ADR2=0.7080F-statistic=32.5293
方程5、6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0.83、0.73，方程解釋優度相對前四個方程較差。方程自由度為12，兩方程F值為64.76、32.52，均大于FO.O1(1,12)=9.33，方程總體線性關系在99%水平下顯著成立。tO.O1=2.65，方程5、6的變量在99%水平下顯著成立，可以用來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自變量系數分別為1.4228、8.6262，該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實際利用外資存量對于兩地出口結構（機電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影響程度，可以理解為出口結構優化的效度系數。經濟意義可解釋為珠三角地區每增加一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額，便能使出口結構優化1.42個單位，即珠三角出口結構中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1.42個單位；長三角地區每增加一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額，便能使出口結構優化8.6個單位，即出口結構中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上升8.6個單位。
在機電產品總體出口規模以及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規模上，FDI對于長三角、珠三角兩地的作用都呈正向促進作用，驗證了小島清的投資出口互補理論。在出口結構優化程度上，雖然都呈正向效用，但長三角珠三角呈現了較大的差異性。長三角FDI出口結構優化效度系數為8.6遠高于珠三角的1.42。外資存量對于長三角機電產品出口比重的增量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結合前文機電產品出口規模描述性分析，兩地出口結構上存在明顯差異：長三角出口結構比較單一以機電產品為主，該地區近年來外資行業投向一直聚焦于以機電產品為代表的制造業；珠三角的高技術、高資金密集的產品結構相對趨于多元化。根據珠三角地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高新技術產品作為高技術、高資金密集產品的代表逐漸成為了珠三角出口的主力軍之一，2000年其在工業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為19.23%，2009年達到了39.59%，其中75.58%的出口份額是來自于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拉動。雖然兩地的出口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都占據較大比例，不能否認珠三角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有一部份是出于加工代工的電子組裝產品。但從兩地外資行業投向進行分析，兩地的區別顯而易見，珠三角外資有一個全新的投向--科學研究、技術服務：1995年外資額為442萬美元，2009年飛躍至66764萬美元，十五年間增長了150倍之多，珠三角FDI的行業投向直接地影響該地出口結構，而長三角兩省一市的外資投向分析中，此項目的FDI投入金額很少。由此可見，在珠三角的出口結構中，除了傳統的機電產品，還有一股新生代的出口支持力――高新技術產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該地的出口結構的起到了無可比擬、無可替代的優化與升級作用。
長三角、珠三角兩地FDI對于機電產品出口起到了――致的正向推動促進作用，其中，外資的投入、外資企業的設立對于出口的規模的擴大以及出口結構的優化都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長三角出口結構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種類相對單一，而珠三角顯得更為豐富多元，高新技術產品已經成為了珠三角地區出口商品的主要構成之一。珠三角地區在引資政策的健全與完善、引資環境的創造、"質""量"并重的引資戰略高度都值得長三角地區的學習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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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直接投資；產業結構；遼寧省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2-0154-03
一、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初期，遼寧省就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但是吸引和利用的規模一直不大。伴隨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地位的迅速提高，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國家和遼寧省政府結合現實情況，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吸引外資環境。有效的政策引導，再加上遼寧省的區位特點和資源優勢，促使遼寧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度逐年上升（見表1）。
2008年，遼寧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實現歷史性突破，站上100億美元；2009年，遼寧省加大引資力度，又突破了150億美元整數關口，再創歷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與2005年相比，遼寧引資增幅高達66.7%；自2007年以來，遼寧省連續三年保持全國前五位。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效應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產業間結構的直接影響效應
遼寧省三次產業結構在外資作用下不斷優化，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實力顯著提升，推動了遼寧經濟更健康、更快速的發展（見表2）。
外商直接投資于第一產業的比重一直較低，始終沒有超過4%。這主要是由于第一產業經濟效益不是很高，政策偏向于第二、三產業，且第一產業還受到自然條件束縛，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素。
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較為集中，吸引外資比例始終處于較高水平，最低引資比例也有42.8%，主要是因為第二產業能夠帶來較大的規模效益和經濟效益。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三產業更為青睞，年均增幅高達1.6倍。2009年，遼寧省第三產業引資高達79億元，增長27.6%，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51.1%。千萬級別的大單工業共有321個，占遼寧省引資額度的70%，第三產業利用外資目前已經成為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的主陣地。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工業結構的直接影響效應
外商對遼寧省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大部分集中于工業部門的制造業，2000年以來，制造業投資一直占第二產業投資額的86%以上，無論從總量還是比重上看，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為主要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始終受到外資看好。從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相比之下采礦業、電氣水部門和建筑業的投資比重較低（見表3）。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為主要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始終受到外資看好，這類行業一般也都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有利于遼寧省工業產業內結構更加完善，推動了遼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第三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效應
2000年至今，外商對房地產業的直接投資在不斷增加，2007年達到最高的80.08%，2009年達到十年最低的40.73%，但總體還是維持在40%以上，房地產業一直是遼寧省利用外資最多的第三產業行業，外商直接投資于房地產業的變化也符合遼寧的省情并反映出遼寧省的經濟政策導向，同時也說明越來越多的外商看好遼寧省未來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中有所下降，在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中變化不大，始終維持在3%左右的比重（見表4）。
2009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資對上述行業之外的第三產業部門的影響較小，但是2009年起外商直接投資在其他行業中大幅增加，特別是其他行業中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翻倍的增加。產生這種分配現象一方面是由于政策因素，重點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加大了這些行業部門的政策支持力度，從而使外資更好的作用于這些行業部門。
三、對策建議
現階段，遼寧處于振興遼寧老工業基以及開放沿海城市的重大雙重機遇。積極為引進外資創造良好環境，合理提高利用外資規模，改變思想，在注重外資總量的同時更加注重外資的質量，更好的促進外資與省內產業發展布局的銜接，促進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并注重發展新興產業，是遼寧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基本要求。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效應，筆者對遼寧今后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一）創建良好投資環境
遼寧省老工業基地歷史悠久，制造業發展較早，具有一定的基礎，相關設施完善齊備，投資硬環境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是遼寧省的投資軟環境則相對較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遼寧省外資吸引工作。遼寧省在吸引外資過程中比較注重經營環境，引資前期提供各種優惠，看重資金額度，相比之下忽視了法制環境建設，信息平臺建設等后期服務工作，這極大的降低了外商選擇遼寧省作為投資對象的熱情。所以，今后遼寧省在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根據市場經濟規律，加強本省投資軟環境建設，依照國家政策，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健全相關政策法規，加強服務系統建設，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從根本上改善經濟環境。
（二）抓好重點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建設產業集群
裝備制造業是遼寧省重點產業，也是遼寧省經濟的基礎，在引進高質量外資的同時，遼寧省要注意創造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可以采取創業園模式、科技園模式、共同研究中心等等多種模式相結合，進行科學規劃，將產業集群效應充分發揮出來，以大項目帶動企業發展。特別要對有技術優勢但是因為自身實力受限的中小裝備制造業企業進行引導，將他們可用的有利資源在產業園區內進行優化配置，結合發達國家高質量的外資優勢，將這部分企業培養壯大，為遼寧經濟發展做貢獻。
（三）注重產業間FDI的合理優化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發現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還是以第二產業為主，雖然產業機構也在不斷完善，但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向以遼寧省優勢項目為主。未來遼寧省第一產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導其向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提高農業品附加值為投資點。第二產業結合省情，合理引進，對于優勢項目可以不引進或者提高門檻。第三產業是未來發展的重點，特別是其中的薄弱部門，由上文分析可知，像電子商務、物流運輸、中介信息服務業等，遼寧省發展相對滯后，而國外發展較好，所以可以鼓勵外資流入這部分行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溢出效應發展遼寧省第三產業，提高遼寧省第三產業經營效率，促進遼寧省產業結構合理優化。
（四）加強技術創新，完善技術引進
遼寧省外資方式向技貿結合方向發展迫在眉睫。首先，裝備制造業企業要積極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外商不會將其核心技術透露給內資企業，這就需要內資企業靈活應對，有實力的內資企業可以重金聘請專家，建立自己的研發團隊，實力薄弱的企業可以與其他相關內資企業進行聯合創新，在技術上突破；其次，政府要發揮積極引導作用，要從整個宏觀角度改善投資環境，為內資企業提供優惠政策，改變以往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給予內資企業最大的自，要以企業發展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而不是以追求政績為出發點；最后，還要加強與省內高校、科研機構的產學研合作，遼寧省高校與科研機構眾多，研發能力強，企業應主動尋求與高校、科研機構的產學研合作，提升自身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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