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5:4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民族文化傳播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具有歷史資源優勢且極具跨文化傳播價值的武當太極文化，應成為武當文化品牌形象傳播的標識。“天下武功出少林”，所謂“先聲奪人”，少林功夫文化早在20多年前就因盡得先機而名滿天下。比較而言，武當文化傳播則是近年來在省市政府的關注支持下才高調啟動。在少林功夫傳播已成大氣候之時，武當如果仍以籠統的武術概念向外界推出，顯然不利于自身內家功夫文化的傳播及其武當文化形象的塑造。面對盛名之下的少林功夫，武當文化傳播毫無疑問當獨辟蹊徑，以展示自身特長為優勢，將武當內家“三寶”之首的太極文化作為其形象展示的標識性內容，依此打造獨具個性的武當文化品牌形象。
從跨文化角度而言，最具有中西方受眾交互接納性的影視作品，當屬西方槍戰片與中國武俠片。與西方槍戰片格斗雙方勝負結果的直截了當相比較，中國武俠片更能夠展示對峙雙方個體的自身潛能以及相互膠著的競技狀態，更能夠體現其形態之美、力量之美與運動之美，因此也更加受到觀眾的熱捧。但是，無論西方槍戰片或是中國武俠片，在影視作品中多以勝敗輸贏的比拼為目的，它更多的是表現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背后的搏擊甚至是搏殺。而武當太極恰與這種類似于人的動物性的格斗廝殺形成對比。它所追求的是修心養性、健體養生，其外在體格與內在心性的修煉是其終極目標。這種以傳統內家功夫的形式表現人對自身內在與外在“和諧”的追求以及對人與人之間“和諧”境界的追求，是武當文化的精神價值所在，也是武當文化具有現代性跨文化傳播的價值所在。“‘世界正在變小’，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就造成了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使每個民族在吸收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成果的同時，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為整個人類文化的有機構成。這樣，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與人類性的有機統一。而在世界交往中得到了充分發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歷史的規定。在這個嚴格限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②民族文化傳播的根本就在于其本質特色的不可替代，其交流內容人類共享。太極文化鮮明的民族特色已在世界范圍內的交流交往中得到進一步張揚。因此，從傳統內家功夫發祥地的角度而言，武當文化傳播當選取最具跨文化價值的太極文化為標識，在此基礎上向形意八卦、養生之道等全面拓展，從而以武當獨特的文化形式和深厚的歷史蘊涵，凝聚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品牌形象。中國太極文化為世界許多國家的民眾所喜愛，武當太極文化及其品牌形象的跨文化傳播，既可以讓世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國太極文化之道，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武當文化傳播應注重形態與理念的創新，武當山應成為國內國際太極文化交流、傳播、發展中心。武當文化形象傳播，中華傳統哲學思想與武當的武學武道渾然一體為其又一優勢。近期中央電視臺1套黃金時段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李小龍傳奇》，通過描述李小龍短暫而精彩的一生，傳播中國武術文化。觀看此劇的觀眾不難發現，無論是李小龍習練的詠春拳或是李小龍創新的截拳道，其拳法理念的核心都是中國道家思想。“《圣經·約翰福音》第一章劈頭：‘太初有道。’……在東方的中國，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不論東西，‘道’就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創造和認知現象的‘邏輯’或思考方式”。③中西方論“道”，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相通之處。但是，惟有中國傳統道家思想中的“道”和“陰陽”，才能以高度濃縮的信息含量將世界萬物的發展規律以及中國武術的核心理念交匯貫通，闡述得充分而飽滿。因此，武當太極文化傳播毫無疑問應將道教文化與道家思想的傳承傳播放在重要地位。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太極文化與道教文化一脈相連。因此可以說，太極文化與中國傳統道家思想，是武當文化形象的兩個支撐點。我國目前的太極拳發展，楊、陳、武、孫、吳等多種門派林立，傳播范圍波及國外。而武當太極的傳播范圍則非常有限。事實上，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不可分離。“從廣義上說，一部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文化史，一部民族文化史又是一部文化創新史。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依然如此。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無所謂歷史了。不斷創新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共性，而每一次創新又有其個性。造成這種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創新的內外因的差異性。”④其他太極拳流派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從而贏得中外公眾的普遍性接納。武當太極若在太極拳傳播興盛的當下找不到自己的準確位置，“天下太極出武當”也就只能成為自唱自吟的一句空嘆。“經濟全球化而導致的世界范圍的經濟和文化競爭領域的不斷前移，使得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日益成為一個國家能否在這場世界競爭中掌握主動權的關鍵因素，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⑤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決定生存。因此，武當太極文化傳播應當借鑒其他太極拳品牌的發展經驗，根據史料典籍理清發展脈絡，整合其拳法理論，重新完善對武當太極文化的價值認識，并在傳統武當拳法套路的基礎上吸納現代化元素，以開放的心態結合先進的技術打開武當太極文化傳播的封閉局面，讓武當太極由道教圣地走進天下人身邊，利用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形成武當內家功夫的品牌傳播之勢。同時，武當太極還應站在一個國際化的高起點上，以科學的傳播理念和傳播方式，在和諧包容的國際交流中提高武當山太極文化發源地的聲譽，讓武當太極真正成為中國太極文化傳播的一面旗幟，成為中國內家功夫與道教文化整合傳播的“意義承載者”，成為國內國際太極文化交流、傳播、發展的中心，由此推進武當山道教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武當太極文化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持續的關注支持，并借助于大眾傳媒實現最佳傳播效果。2008年10月29日至10月2日，第三屆世界傳統武術節在湖北省十堰市舉行。世界傳統武術節又稱“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是國際武術聯合會、中國武術協會主辦的世界傳統武術大賽，也是目前世界武術界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影響最廣的大型體育盛會，被譽為“武術界的奧運會”。2004年以來，河南鄭州連續兩屆成功舉辦世界傳統武術節。這次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辦、十堰市人民政府承辦的國際性大型傳統武術比賽盛會，來自69個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參加比賽。武術節期間同時舉行“走進武當”等系列活動。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這不僅僅是一次國際武術盛會，更是武當山文化形象傳播與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文化傳播是‘人們社會交往活動過程產生于社區，群體及所有人與人之間共存關系之內的一種文化互動現象’。如果作為人的社會活動過程的一個方面而言，文化傳播就是社會傳播，是人對文化的分配和共享，溝通人與人的共存關系。”⑥在媒介社會化的今天，最為有效的傳播方式之一就是用不間斷的信息感染、吸引受眾，從而在受眾心目中建立一種穩定的文化形象。顯而易見，這種信息的傳播及其效果的實現，脫離大眾傳媒無法實現。而且，大眾媒介的信息傳播不能是單向的、靜態的、歷史性的信息資料的無力疊加，而應當是具有創新意義的、動態的、現代性符號化信息的有力度的沖擊。同時，無論是武當文化信息的傳播、文化形象的樹立、文化的傳承或是文化產業的發展，政府的關注和積極支持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
信息化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傳播主體具有運用話語權搶占先機的主動意識。這是因為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的認知依賴于大眾媒介的信息傳播；另一方面，媒介傳播的信息，充盈整個社會的只能是一個相對量——沒有傳播武當文化，實際上意味著其他形式的文化傳播享用著原本就極其有限的話語權。因此，過去那種保守的、僅僅將武當文化作為一種傳統的封閉的歷史遺產進行實地展覽的被動做法，影響武當文化的傳承和與創新。法國學者波德里亞曾在“仿像”理論中將符號或者圖像傳播劃分為四個階段。波德里亞將自己批評焦點針對第四個階段——符號或者圖像“與無論什么樣的現實都沒有任何關系：它本身就是純粹的仿像。”“拿競選這個例子來說，媒體的報道就是競選，競選不存在于對它報道之外……從這個角度看，在媒體圖像環境之外考慮競選是不可能的。圖像就是競選。”⑦波德里亞“仿像”理論對圖像社會的批評，盡管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借用他觀點的合理一面——從某種程度上說，大眾媒介的傳播就是武當文化形象傳播——大眾傳媒對武當文化形象傳播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因此，武當文化形象傳播應當充分利用媒介技術進行科學的整合傳播，從而實現武當文化形象傳播可持續性發展。
注釋
①⑤胡惠林：《國家文化安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學術月刊》2000年第3期。
②王銳生：《全球化視野下的文化》，《新視野》2000年第5期。
③陳其南：《文化的軌跡》，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頁。
④肖玲諾：《面臨信息化的民族文化》，《求是學刊》2000年第6期。
⑥周鴻鐸：《文化傳播學通論》，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頁。
關鍵詞： 廣播 語言要素應用 民族文化 傳承與制約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際工具，也是人類文明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載體。文化被認為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1]P3。廣播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狀況必然制約廣播語言要素的應用。本文論析漢語廣播語言要素應用與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文化之傳承與制約關系。
一、廣播語言借助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
“在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中，廣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發揮它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廣播語言總要借助一定的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的。在漢語廣播中，中華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規范要求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要素傳承。
（一）借助恰當的語音要素傳承文化
總面積13000平方米，雖不像北京故宮中軸線和對稱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紅宮，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使整座建筑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中央臺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達拉宮實錄》）
例中引文雙音節詞語占多數，朗朗上口，節律感較強，易于播讀，如“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
除正常播x音節外，播音員還要正確發好引文中的語流音變，如“Zǒng（總）”當由“214”讀如“21”，“yīwà（一萬）”的“yī（一）”當由“55”讀如“35”等。需要處理好句中的停頓、重音和句調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單畫線表示時間較短的停頓，雙畫線表示時間較長的停頓，加粗者宜重讀而經由重讀處理等手段，“13000”、“紅宮”、“主次分明”、“雄偉壯觀”等很容易入耳、入腦。引文句調就總體而言，先平緩后上揚。
正確處理廣播語音要素，才能正確傳遞廣播語言信息，達到傳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當的詞匯要素傳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長，但其中詞匯類聚、詞形類聚和詞義類聚應用形式仍然較豐富。基本詞和一般詞都有較多的使用;使用成對詞“前”與“后”、“主”與“次”;使用熟語――成語“主次分明”。因為廣播語言表意要簡明，所以引文多用單義詞。這些詞語，首先是規范的，其次是根據廣播語意表達需要而選用的，有助于體現民族文化傳承的實效。
前來學習抽紗刺繡技術、領取刺繡原料和回繳刺繡產品的本鄉青年婦女絡繹不絕。（商丘臺2006年5月9日《虞城縣積極向農家婦女傳授農科技術》）
“婦”的義項有三：“婦女”“已婚的女子”“妻”;“婦女”義為“成年女子的通稱”。漢民族文化語境中，“婦女”更多凸顯“已婚”的義素。因此，稱呼青年女性時，要慎用“婦女”一詞。例中前來學習的“青年婦女”未必是“已婚”者，則“青年婦女”可改為“女青年”。
（三）借助恰當的語法要素傳承文化
前述布達拉宮引文根據廣播媒體特征及其語意表達的需要使用漢語詞類和句類。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詞（如“北京”）、動詞（如“修造”）、形容詞（如“巧妙”）、“數詞”（如“13000”）等實詞;多使用易入耳、入腦的介詞（如“利用”）、連詞（如“但是”）、助詞（如“地”）等虛詞。引文雖然使用了轉折復句“雖然……但……”，但復句內部的分句及其他單句都較短，聽眾仍較易知悉已廣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紅宮”與“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結構上較為對稱。
借由語音、詞匯、語法要素的恰當使用，引文將布達拉宮雄偉壯麗的景象形象地展現在聽眾的腦海里，卓有成效地傳承了藏民族物態文化。
（四）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
語言是心態文化構成要素之一，漢語言廣播同樣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的脈絡。
1.較多留存方音
戲曲類及方言廣播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劇種，最初都起源于民間，都以當地方音為基本語音，再加以藝術的表現。只有當某一劇種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全國性劇種的時候，才與民族共同語語音發生直接的關系”[3]。早期京劇著名藝人譚鑫培等把湖廣音融入京劇，成為京劇語音系統內影響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慶班”等“四大徽班”先后進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劇中。
2.較多留存歷史名詞
講述史實的廣播語言較多留存歷史名詞。據節目制作、播音時間或相關史料，可大致推演某歷史名詞發展的脈絡。
牛首、虎首、猴首、豬首等4件銅獸首18日在北京圓明園公園免費向公眾展出。（中央臺2003年10月20日《圓明園失散國寶免費向公眾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別是“牛首銅像”“虎首銅像”等的簡稱，它們都是歷史名詞，出現于清朝乾隆年間。
3.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廣播電臺播報或誦讀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時語含假設，這種用法自先秦時期留存至今。
“夫gR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莊子》為先秦（上古漢語）時期作品。
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水滸傳》）“非這條苦計”意為“如果不是采用了這條苦計”。《水滸》為元末明初（近代漢語）時期作品。
貨車超載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臺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載貨車是“罪魁禍首”》）
引文中，“非”意為“如果不……”，例出現代漢語語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影響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
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對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具有逆向制約作用。“從文化的角度說，不同的文化因素會影響到語言的表達”[4]。
（一）語音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1）中華各民族廣播語言都注重韻律。
韻律包括押韻、平仄和對仗等。
生死不離，你的夢落在哪里？想著生活繼續，天空失去美麗，你卻等待明天站起。（中央臺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離》）
詩歌表達了全國各族人民對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節選部分“離”、“里”、“麗”、“起”押“i”韻。
少數民族文藝廣播節目也有自身的韻律，用漢語創作或譯為漢語后的歌詞等往往是押韻的。
如果沒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兒不會自己開。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喲，我心上的人兒就會跑過來喲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會》）
歌曲選段“開”、“待”等押“ai”韻。
（2）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相對于少數民族語言廣播，漢語廣播更講究平仄和對仗。
大車切軸，三輪放炮。（中央臺2012年7月14日相聲《口吐蓮花》）
參照現代漢語平仄歸類，例中，平仄對應為“|― ― ―，― ―||”。除“車”和“輪”的平仄不對應（按江淮方言發音，“車”為去聲，則為仄聲），其余大體平仄相稱。從對仗角度看，“大車”對“三輪”，“切軸”對“放炮”，相對工整。
一般性V播節目也會出現平仄和對仗。
風雨滄桑中如何追尋夢想，波瀾壯闊里如何見證傳奇。（中央臺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尋夢想”（― ―||）和“見證傳奇”（||― ―）平仄相稱。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為重復者，其余實詞和虛詞大體對仗，如“追尋”對“見證”。
2.民族語言特點影響漢語聲調的發音
某些少數民族成員說漢語時，經常發錯聲調，因為他們的民族語言有的原本沒有聲調。這種現象，在說漢語的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口語中尤其明顯。新疆臺2013年9月19日報道《新疆各地中秋節前情意濃》中，一位少數民族農民工回答記者詢問時，把原本為上聲的“好”（hǎo）和“很”（hěn）都讀若陽平，即分別讀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響姓氏用字的發音
姓氏漢字發音“異常”者，該姓氏往往源于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萬俟”為復姓，讀若“Mòqí”，源出鮮卑族部落名稱。東晉時萬俟部落隨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稱為姓氏。
出現的二字姓如：歐陽、司馬、諸葛、上官、司徒、慕容、閭丘、皇甫、西門、尉遲、公孫、東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東郭、呼延、拓跋、萬俟、長孫、澹臺、鮮于。（中央臺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漢字的發音有時不一樣，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發音更具“隱蔽性”。
據漢民族姓氏習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隨父姓。有時為了表明對孩子母親姓氏的敬重，家長往往會將母姓用字作為孩子全名的第二個字。播音員如果不知這些“第二字”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會發“錯”音。如廣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應注明該“仇”字是否為母姓用字。如是，則播音員得播讀為“某qiú某”，而不能讀若“某chóu某”。
（二）詞匯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介紹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該民族特有的詞語。
薩迦寺……寺內藏有8.4萬余卷元代手抄佛經、貝葉經等，集成60米長、10米高的著名的經書墻。（中央臺2003年11月12日《薩迦寺文物保護維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紹薩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時，使用“貝葉經”、“經書墻”等藏語詞。
2.廣播語言中漢譯少數民族詞匯多為多音節單純詞。
廣播語言中，少數民族人名、地名等漢譯后，多為多音節單純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舉辦系列活動紀念西遷247周年》中出現的“察布查爾”、“愛新舍里”、“納旦木”等，均為地名，都是多音節單純詞。
（三）語法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廣播語言中有時會有與現代漢語語法不一致的民族語言語法用例。
漢語和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語言中，都有不及物動詞直接帶賓語的用例。漢語中有“飛北京”、“睡沙發”等用例。
最近這幾天，由貴陽飛北京、深圳、廣州、成都的航班爆滿。（中央臺2004年7月14日《貴州：民航暑運高峰出現航線班班爆滿》）
如果朋友感覺睡沙發翻不開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夠的話，那就干脆讓他睡“地上”吧。（中央臺2009年1月16日《春節“靚”家有招》）
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會說出“出發北京”等結構搭配。
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使命之一，廣播語言對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的反映散見于豐富的廣播內容中。更多廣播節目借由語言要素傳承民族文化的途徑，以及民族文化制約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表現，有待更廣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釋：
①“中央臺”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簡稱，以下地方臺簡稱為“省/市名+臺”，如“新疆臺”。
參考文獻：
[1]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揚民族文化――廣播工作者的責任[J].視聽界，1990（4）.
論文摘要: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大省，有著特殊的民族分布和特別的地理地貌以及獨特的歷史變遷，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獨有的文化，作為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中是屬于民族亞文化的一部分，其在傳播過程中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本文將借助李普曼的《輿論學》中的“擬態環境”理論分析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播，通過這些理論聯系現實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最后給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
一、理論來源:沃爾特·李普曼的《輿論學》
李普曼是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眾輿論》中，他提出了“擬態環境”這個重要的概念。李普曼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巨大化和復雜化，人們由于實際活動的范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的事情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超出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認知。這樣，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
所謂“擬態環境”并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后向入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于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
二、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樣性
云南有著25個少數民族和15個獨有少數民族，是全國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分布呈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同時，由于云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結構等自然環境，以及族別和數量較多的少數民族，形成了諸多類型和各具特色的云南少數民族人口分布。正是云南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獨特的歷史原因，使得其民族顯現出多樣性，而民族的多樣性使得云南民族文化資源十分豐富。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的風俗習慣、音樂、舞蹈、語言、服飾，禁忌以及由此生成的獨特文化。如:摩梭族走婚習俗:成年的摩梭女孩可以自己挑選如意郎君，其他人均不能干涉。每天晚上所有的成年男人便到自己意中人的家中幽會，到第二天早上又回到自己的家中，小孩由女方家庭撫養。一旦感情破裂，男不走訪或由女方在閨房門口放雙男鞋即可離散，無怨恨，無忌妒，隨緣而行，外人更不可有異議。彝族的“摸黑臉”習俗:“摸黑臉”是彝族很特殊的一種傳統習俗，表示祝福、友誼、喜歡和樂意。至今居住在隆林一帶的彝族，逢到節日或婚、喪活動的時候，屬姑舅表關系的青年男女，雙手抹沾著鍋底的黑煙，各向對方的臉上涂抹，以表示祝賀吉祥、幸福和喜慶。2正是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加劇了其在傳播過程中難度，使其受者更容易受到“擬態環境”的影響。
四、擬態環境下的少數民族文化
李普曼很早就意識到大眾傳播媒介營造的這一特殊信息環境。他在《輿論學》中指出:現代報刊等新聞媒體乃是人們接觸超越視野以外環境的主要工具，媒體的種種信息成為人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這樣，人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媒體所提示的“擬態環境”。在云南，特別是其旅游業的發展，在運用各種媒體的宣傳下，人們對云南少數民族的印象和認識就是這些媒體環境下形成的。
目前，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通的一種生活工具。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接觸大眾傳媒都是現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觸時間的調查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觸時間為4. 4小時，中國人為3. 7小時，這只是直接接觸五大傳統傳媒的時間，還不包括人們觀看電影和錄像、聽唱片等消費大眾文化產品的時間，也不包括通過互聯網接觸大眾媒介的時間。“我們不難發現，頻繁接觸大眾傳媒己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們用了幾乎一半的余暇時間來接觸大眾媒介，大眾媒介已經充斥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
而正是因為如此，大眾對各種文化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媒介來進行了解的，特別是對民族亞文化，在旅游大潮中，當地旅游部門或者各種媒體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了大肆的宣傳，而在宣傳過程中，免不了夸大和虛假報道，從而吸引游客的眼球。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對少數民族文化就一點點的被歪曲和夸大。很多人都是坐在電視機或者電腦前認識世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通過親身經歷去感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的。這樣我們的媒體中的少數民族世界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少數民族世界。很多人認識麗江，認識納西族，是因為電視劇《一米陽光》，電視劇總有很多關于納西族文化滲透，其中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電視劇女主人公飛身跳下殉情谷，從此納西族跟浪漫的殉情聯系在一起。人們普遍認為納西族青年男女追求真愛的勇氣從而讓麗江有了“殉情之都”、“愛情圣地”的美譽。實際上，這都是傳說以及古代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后果，而對于今天自由戀愛的納西族來說這樣的情形已經過去，不過很多人在看完《一米陽光》之后，仍然會認為納西族青年戀人仍然會輕易選擇殉情。對此，有的人大贊納西人對愛情的堅貞不渝，也有的人認為這是對生命的蔑視，然而這一切，不管是贊揚或者批評，這正是大眾對納西文化產生了誤解，沒有真正理解納西文化產生的不正確的認識。 五、關于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意見以及建議
客觀地講，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每一種文化存在都證明它有存在的價值，有其能夠伴隨歷史前進的特長。不管是何種文化，作為民族與人類共同體驗的結晶，也都含有特殊價值。所以，讓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正確的認識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
1.各媒體在宣傳少數民族文化過程中，要做好“把關人”的角色
在我國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今天，現代都市文化以強勢的形象不時撞擊著少數民族文化的大門，而有的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在少數民族文化中，加入一些莫須有的元素，來博取大眾的喜歡。一部分當代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也不失時機的反映著這樣的現象。如:表現云南紅河州文化的《諾瑪的十七歲》和 《花腰新娘》、傣族題材的《青春祭》等等。這些電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化，但在電影中，不免有夸大和諷刺意味的元素，讓人在看完后不免啼噓。各媒體在宣傳少數民族文化中，要做好“把關人”的角色，不要給我們的民族文化披上華麗或者丑陋的外衣。
2.當地少數民族政府以及相關的文化宣傳部門應當做好宣傳工作
能更好的了解和認識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宣傳部門也應該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宣傳工作，能夠更好地引導各文化傳播機構傳播少數民族文化。
從少數民族大眾文化的形式建設來看，該民族主要是借鑒成熟的大眾文化形式。通過大眾文化傳播形式，這些形式主要是指新聞、廣告、電視文藝、大眾音像、流行歌曲、綜藝報刊文化和網絡多媒體文藝等。這些大眾文化形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傳播效果，深受大眾特別是青年的歡迎。而這些資源，絕大多數還是需要依靠政府和文化宣傳部門的支持和運作，就因為如此，利用這些資源，做好本民族的文化宣傳工作，政府和宣傳部門的作用是很大的，才能有力地對抗了漢民族千遍一律的建筑大眾文化。族大眾文化要廣泛傳播，還得盡可能利用大眾媒體的形式加以包裝，這樣才可能產生更大更好的效果。而這也會涉及到傳播載體的建設問題，而資金的來源，政府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3.少數民族應當擔當起自己文化的宣傳大使，用正確的方式宣傳自己的文化，并要培養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新媒體的運用，民族的傳統性和科技的現代化一直是個矛盾。云南少數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也在媒介文化與現代文明沖擊下加以繼承和發揚。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力量的在利用現代新媒體的技術下，宣傳和推廣了木民族的文化傳統。讓他們以自己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為自豪，自發地宣傳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以激起本民族同胞的自豪感和榮譽感。就像花腰彝族網里的一個彝族女孩給網站站長留的言:“想當花腰新娘”所說的那樣，一些少數民族瀏覽過網絡上與他們自身民族相關的言論和圖片后，他們內心自然涌現出了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以后的生活和習慣上總會自覺和不自覺地保持和繼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觀念上也可能反對本民族過于漢化，這就在民間自發地保存了云南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和傳播了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特色。
【論文摘要】文化的生產、消費與發展都離不開傳播。傳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內在屬性，是促進文化變革與創新的活性機制，一切文化都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得以生成和發展的。然而，文化的傳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載體作為支撐，沒有文化傳播的載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化傳播，就不會形成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民族歷史文化，真正的文化傳播就不能得以實現。本文結合安多地區藏文化傳播的實際，對安多地區藏文化傳播的主要傳播媒介和文化載體進行了介紹和分析。
藏族主要分布在我國遼闊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獨特的地理環境和長期的歷史積淀賦予了藏族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安多地區是我國三大藏族聚居地區(博巴、康巴、安多)之一，擁有豐富的藏族民俗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在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河中，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造就了安多地區藏文化的獨特性。因此，深人分析安多地區獨特的藏文化，找出安多地區藏文化的主要傳播媒介及文化載體，對安多地區藏文化得以更好地傳播、傳承、延續和發展，對促進民族團結以及弘揚藏區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傳播的理論
(一)文化傳播的概念
文化傳播又稱文化擴散，指人類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輻射傳播或由一個社會群體向另一群體的散布過程。文化傳播可分為直接傳播和間接傳播，前者通常由具備文化的人們通過商隊、軍隊等途徑直接傳播某種精神或物質方面的文化內容，如新的農藝技術和發明創造等;后者表現出一種比較復雜的文化擴散能力，主要指某一社會群體借用外來文化特征中的原理，進行文明創造活動的一種刺激傳播，如歐洲最終發明瓷器是在知道中國瓷器之后大約200年。文化傳播過程取決于文化的實用價值、難易程度、文明聲望、時代適應性和抗逆性等多種因素。
(二)文化傳播的類型及方式
文化傳播主要包括物質文化傳播、精神文化傳播、媒介文化傳播、報紙文化傳播、影視文化傳播、廣播文化傳播、網絡文化傳播、形象文化傳播、體育文化傳播、飲食文化傳播、服飾文化傳播、旅游文化傳播等。人類文化的傳播方式主要有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國際互連網傳播，傳播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預示著人類傳播能力的飛躍。可以說，傳播技術的應用對文化傳播范圍、傳播效果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安多藏文化及其傳播媒介
(一)安多藏文化概述
“安多”是取阿尼瑪卿雪山和多拉讓摩山(積石山)名的頭一個字組成，安多也有邊地之意。范圍包括阿尼瑪卿雪山和多拉讓摩山(積石山)之間的地區，中心在阿尼瑪卿山至青海湖一帶，這里的人自稱“安多哇”。安多方言區地理范圍包括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東地區和黃南藏族自治州;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四川省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區。其地域范圍很大，這里草原遼闊，牛羊成群，是藏族聚屬區最大最豐美的牧區，因而產生了高原獨特的游牧文化。由于地緣關系，安多自古以來就與東邊的漢文化和北方的阿爾泰文化聯系密切。歷史上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藏、蒙古、土、回、撒拉等族的先民們，在歷史的變遷中相互融合與交流，逐步形成了今天獨特的多元性安多文化。
安多是宗日文化和卡約文化的故鄉，也是漢文史籍中諸羌文化的中心。安多有歷史上最繁榮和開放的青唐確廝鑼文化，藏傳佛教后宏期“下路宏法”的策源地和被稱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塔爾寺和佑寧寺、隆務寺。還有安多文化中心之一的拉卜楞寺和譽滿藏區的熱貢藝術。這里名人輩出，曾經涌現出了像宗喀巴、更敦群培、十世班禪大師等學術大師和高僧大德。安多又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的重要發源地，更是一個民間文學高度發展和民俗文化極為豐富的地區。多源的安多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老的安多文化有著輝煌的歷史、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底蘊。其與衛藏、康巴文化的區別是，安多自古以來與漢文化和阿爾泰文化的聯系要密切得多。昆侖神話和河徨“少年”(花兒)或許可以說是中原文化在安多和當地土著文化交融的產物;從古代匈奴、吐谷渾，到蒙古諸部、土、撒拉，阿爾泰文化在安多文化里從語言到風俗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安多藏族聚居區輝煌燦爛的文化歷史，只有采用多渠道、多途徑的傳播方式將其傳播出去，才能讓更多的人們認識它、了解它，也才能讓它在傳播的過程中得到更好的傳承和發展。
(二)安多藏文化傳播媒介
傳統的傳播媒介包括人、書籍、圖片、報刊雜志、廣播廣告、電視廣告、影像媒介等，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傳播媒介，如網絡媒介、旅游媒介等。安多藏文化的傳播，在繼承傳統文化傳播媒介的基礎之上，也運用了這些新的傳播媒介進行傳播。
1紙質圖片。紙質媒體包含書籍、報刊、宣傳冊、郵冊、剪紙冊、畫冊等，其中圖片是文化最基本的傳播方式，比較容易被人們認可和接受。可以相信，圖片這一記錄、保存、傳播安多藏文化信息和安多藏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仍將被人們長期、廣泛地使用。如《慶祝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郵冊將藏文化濃縮、提煉，并通過圖文并茂的表現方式傳播海北所特有人文、歷史、地理和風俗等文化。
2.音像制品。音像制品包含光盤、錄音帶等。通過攝像和多媒體技術制作的cd}vcd、dvd等音像制品已走進了千家萬戶，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重要手段。音像制品與紙質圖片相比，具有鮮活的畫面和聲情并茂的特點。現在的安多地區，以藏文化為題材的節目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走遍中國》之《走進海北》，將這個神奇而美麗的地方融進冊子與dvd紀錄片相互輝映，讓這片熱土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3.廣播電視。現代文明把大多數人限制在家庭的圈子里，電視成為人們了解世界和認知世界的窗口，電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在安多地區藏文化的傳播中，我們一方面可以多做一些記錄片和專題片，讓更多關注的目光投向這片急需保護和開發的領域;另一方面更需要當地的文化機構、教育機構自覺地主動地利用電視媒體。2008年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邀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的《走遍中國》欄目，以演播室訪談十專題片的形式介紹海北州的文化、歷史、自然、地理等，把安多地區的藏文化推到觀眾面前，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
4.網絡傳播。互聯網開創了一種嶄新的傳播形態，它融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為一體，極大地拓展了文化傳播的方式。在網絡傳播媒介的環境中，知識不再像過去那樣，僅僅存在于圖書館書架上和書本中，而是存在于電子空間中互相鏈接的一條條信息中。網絡傳播打破了傳播者和受傳者的界限，任何機構和個人都可以在網上傳播知識和信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溝通的平臺。網絡傳播的開放性和平等性，使傳統文化的全球性傳播成為現實。
2000年1月29日，世界上第一個藏文網站—同元藏文網站，在蘭州西北民族學院建成，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網站。它分別用藏、漢、英三種文字介紹藏族歷史、文化、宗教、風土人情等，在藏文信息的傳輸、顯示方面獨具特色。該網站的建立、開通與藏文多媒體軟件的研制應用，為藏族地區經濟、社會、教育、科技、文化的繁榮發展，為藏民族與世界的交流開創了新的途徑。
5.旅游傳播。旅游傳播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傳播媒介。旅游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的傳播活動。由于傳播的雙向性特征，旅游者在旅游活動中，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發出者。他們在自己原有精神文化的基礎上，接觸新事物，接受新信息，達到更新知識的目、的;同時又把本文化的信息向旅游目的地傳輸，影響旅游目的地的發展。近年來隨著我國旅游業的飛速發展，西部地區民族旅游逐年升溫，在安多地區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區、景點，如塔爾寺、拉卜楞寺、青海湖、昆侖山口、桑科草原等，游客逐年增加，旅游業的發展為安多地區藏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三、安多藏文化的載體
文化之所以能夠得到存儲和傳播，是因為傳播載體的存在，載體在傳播中起著儲存和記錄文化的作用。所謂“文化載體”，即指可供文化、信息記錄、存儲并能借以傳播信息的物體。紙張、圖片、磁盤、電腦硬盤、軟盤等都屬于文化的載體范疇。考慮到安多藏族聚居區藏文化傳播的特殊性，現將安多地區藏文化傳播的載體歸為民俗、“四古”、旅游景區和小城鎮三部分。
(一)民俗文化載體
民俗文化是一個地區最基本的文化符號，是反映該地區文化最基本的載體，根據安多藏族聚居區特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民族風俗習慣等，將其分為語言、服飾、宗教、飲食、藏藥、土特產、舞蹈、繪畫藝術、詩歌戲曲、傳統體育競技、傳統節日、節慶活動等載體(詳見表1)。
(二)“四古”文化載體
論文摘要：電視作為一種現代傳媒技術手段，完全可以作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傳播載體，而二者的結合，是大眾文化時代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現象。電視將民族地區原生態文化向更廣闊的范圍有效傳播，并悄然地改變著電視傳播實踐的現有格局和文化價值觀，其社會傳播價值也被賦予了微妙而多層次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文化的全球化也隨之成為現實，在這個過程中，現代消費文化呈現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別是原生態地域文化可能會隨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并走向滅亡，這樣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應如何來傳播和保護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們視野之后又重新回歸人們的視線之中，從而使人類文化向多元化發展，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地域文化特別是各地區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是構建我國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國軟實力的重要途徑。傳播和保護地域文化，特別是保護各民族原生態文化已成為當今一項重要任務。
當今社會是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利用媒介對地域文化進行傳播，不失為拯救即將消失文化的一項有效措施。而怎樣利用現代傳播載體，強勢推動地域文化傳播使之煥發生機與活力，從而達到更好地保護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在對地域文化進行傳播的眾多媒介中，電視作為當前的主流媒介，自誕生以來就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眾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在信息發達時代的今天，電視已經占據了大眾傳播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是人類傳播信息的中介系統，更是當代社會文化消費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以電視傳播為平臺，把我國各地區的文化特色融入電視節目之中，尤其是文藝節目之中，可以有效實現傳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眾多的大型綜藝節目中，中央電視臺的《歡樂中國行》無論是從策劃還是節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獨有的以宣傳地域文化為內涵追求的鮮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綜藝節目的文化意蘊。它著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濃郁的地方特色，盡情展示祖國各地風采，通過節目的展示，民族地區的文化底蘊被搬上電視舞臺，并通過電視傳媒向全國進行傳播，從而使全國觀眾了解到民族地區獨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電視臺的《民歌·中國》與《魅力12》欄目是對各民族各地區原生態民歌的一種傳承和保護，經電視傳播對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廣效果也比較好。
電視：民族地域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在商業文化大大壓制了原生態文化發展的今天，民族地區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傳播和保護。于是，各種媒介運用它們不同的方式，對地域文化進行廣泛的傳播，并希望借助這種傳播，讓人們更加關注地域文化從而使其得到保護。
在眾多的媒介中，“電視傳媒是一種以電視為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是伴隨著人類對于電視的運用而產生的一種現代的社會現象，是傳播的二級系統”①。根據電視的特點，“電視傳播面對的是整個社會，其傳播內容涉及人類文化各個領域，它極大地拓寬了人類視聽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②，它視聽兼備，傳播迅速，具有非常強的感染力。電視傳播的價值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一種積極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義方面的含義，它對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首先，發揮本質、傳播信息。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③的確，在認真考察人類的媒介發展史中，各種媒介對信息傳播并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電視誕生并普及后，迅速成為如今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電視傳播也便成為人們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電視傳播價值關系中，傳播者和受眾都是主體，而電視傳媒則是客體，在電視傳播的社會實踐中，人類本身才是電視傳播活動的最終服務對象，因此以人為本，在傳播過程中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是電視傳播最重要的價值。而以人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傳播的基本內涵。
正是由于電視的適用程度與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了民族地區地域文化不僅具有文化價值，更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對于地域文化來說，全球化背景下的電視傳播可以讓其傳播范圍大大提升，讓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為基點，超越地域的局限傳播到更為廣泛的人群中去，從而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和更有效的保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播和保護民族地區的電視節目應運而生，這類節目的出現不僅讓人們了解了各民族地區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們保護地域文化，特別是保護原生態文化的自覺意識，讓原生態文化能繼續存在于人們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斷傳承和發展下去。
因此，電視傳播與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電視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完全可以用來體現與表達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民族地區地域文化與電視媒體的結合，是新時代文化生態圈中出現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現象，起到了把原生態文化向更廣闊的范圍傳播的積極作用，并悄然地改變著電視傳播領域的現有格局和文化價值，其社會傳播價值也被賦予了微妙而多層次的意義。
在通過電視傳播的過程中，筆者認為紀錄片和電視文藝節目在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推廣中被運用得較多。通過制作關于地方風情風貌的紀錄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這在目前電視節目中是比較常見的，如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節目在2006年時曾播出紀錄片《走進恩施》，就把湖北恩施這個全中國最年輕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風情展示給全國觀眾，介紹了恩施州的哭嫁、跳喪等民俗，讓人們去感受民族地區獨有的風情，進而領略到當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電視文藝節目就更加多樣化了。電視文藝節目是指圍繞一個中心主題，選擇和編排文藝節目，經過電子技術手段的二度創作，構成充分電視化的、獨立完整的電視藝術作品，給觀眾以多樣化和整體的審美享受。比如從2006年開始，央視青歌賽引入原生態唱法，引起公眾和文化界對原生態唱法的追捧，筆者認為，原生態唱法的重要意義不在于比賽，而在于展示，是基于電視媒介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一種展示。
電視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構
在很多電視節目中我們都能感受到以“營銷城市”的理念展現地域文化的有效戰略，體會到電視傳播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那么電視在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時應如何建構傳播策略呢？
電視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信息之門，也把地域文化展現于現代公眾的視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極大的關注，有利于強化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很多民族地區的地域文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曉或者是認同，但是經過電視傳播后，在現代傳媒的引導作用下很容易讓人們產生對民族文化特質的認同感，同時也讓當地人有強烈的文化歸屬感，可以促進民族的和諧，讓民族文化從自發的傳承轉向自覺的保護。我們還以2006年央視青歌賽引入原生態唱法為例，比賽將各地的原生態文化進行了展示，這種展示不僅讓現代公眾得到新的娛樂，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態共同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可以增加他們的文化自信和傳承動力。 轉貼于
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電視媒介在傳播時，會自覺地選擇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傳播，這是電視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為當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區地域文化中，原生態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態文化會借助當代影視的傳播載體，并由此尋求進一步與外界更多的接觸，期冀向外界傳播帶來價值上的認同和經濟上的利益。這種傳播就使得本來遠離這些文化形態的人群開始關注這種文化形態，并更多地借助于電視媒介了解原生態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歡樂中國行——魅力恩施》大型晚會，節目在呈現恩施地域文化時，還多角度完整地表現出了土家族原生態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過這種傳播激起人們對土家族原生態文化保護的意識。
對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議的問題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品牌的專利歸屬之爭可能會愈加激烈。幾年前曾經發現湖南省政府門戶網站等兩家官方網站將《龍船調》列為“湖南民歌”范疇，造成侵權。《龍船調》其實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區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來，利川市加大了對這一特色名片的宣傳和保護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資拍攝大型音樂電視片《龍船調》，請著名歌星湯燦演唱《龍船調》，并在中央電視臺連續播放，讓《龍船調》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與傳承。另外，在2009年《歡樂中國行——魅力恩施》這期節目中由恩施地區的演員清唱土家族民歌《龍船調》，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龍船調》的發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這表明利用電視傳播面廣的特質可以對地域文化保護和傳承起到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動民族地區文化特色產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電視媒體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電視傳播的社會效益方面，還可以體現為一定的市場效益。將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資源給予科學、合理、適度的開發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底蘊豐厚、自然景觀優美、民俗傳承豐富、民族藝術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過電視傳播可以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進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們濃縮而又精彩地呈現于節目中。在這樣的宣傳和推介下，可以帶動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并且對于民族地區而言，為了更好地發展相關產業，也會不斷地完善本土文化，這樣整個地域文化產業建構規模在不斷地擴大，讓民族地區具有特色的文化產業道路越走越寬。因此，保護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傳播，才能與當前經濟形勢下發展特色產業相結合，從而實現經濟與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在通過電視傳播跟外界的接觸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會和其他文化現象進行交流和融合，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地區自身文化會有所創新和發展，這對于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會逐漸受到影響，并且民族地區人們的思想意識在接受了外來文化的同時也不斷轉變。外來文化在與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接觸中，多數情況下實行的是“軟”接觸，這樣可使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創新機制不斷得到激活，進而自身的發展會達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區的服飾而言，在與外界的接觸和碰撞中，會逐漸增加一些時尚元素，這樣可使原本已經壓進箱底的民族服裝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之中。
但是在大眾傳媒和傳統文化的關系中，目前存在一種悖論。一方面，電視傳播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保留與延續起到良好的宣傳介紹作用，另一方面也進行著潛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傳播出現模式化趨同化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傳承性。因此對電視傳播者而言，必須抱著對人類文化做傳承性記錄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傳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及隨經濟發展的文化變遷，只有這樣，電視傳播才能真實地展示民族地區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底蘊。（本文為2009~2010年度國家民委科研項目“土家族原生態藝術的電視傳播策略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9HB09）
注 釋：
①②宋振文：《電視傳播價值論》，《新聞界》，2009（2）。
【論文關鍵詞】傳媒全球化；傳媒區域化；文化親合性；亞文化爭端
一、傳媒區域化的歷史背景
1、傳媒全球化與西方媒體
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傳媒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全球化趨勢。傳媒全球化不僅表現在傳媒技術高速發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訊網絡，也表現在經濟自由貿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國視聽服務。傳統的影視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單一的小規模流通轉變成跨國式的生產合作。然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源在市場競爭中經過重新整合，逐漸聚集在少數跨國媒體集團手里。國際媒體市場包括電視、電影、廣播、雜志、報刊和音樂幾乎都控制在如時代華納、新聞集團這樣的傳媒巨鱷手中。聯合國1989年的報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體集團中，39家來自美國，25家來自西歐，8家自日本，5家來自加拿大，1家來自澳大利亞，但沒有一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學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證明，在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國際視聽產品貿易當中，西方發達國家電視節目的輸出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輸出，形成一種單向的文化流動趨勢。
2、傳媒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與傳媒全球化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但是，出于對傳媒技術和市場資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并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而是充滿著摩擦與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借助其傳媒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壟斷性流通，通過長期不對等的貿易關系強勢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導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質化，被西化，更狹隘的意義上講是被美國化。這種依附于強大經濟實力的西方文化擴張后來被赫伯特·席勒等學者作為文化霸權理論的主要依據。文化霸權理論認為，西方的影視文化產品中嵌入了大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隨著它們在全球市場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為一種“文化霸權”。
面對影視貿易逆差和文化霸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防備，開始采取文化保護主義政策以達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護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國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則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則試圖通過對文化產品設立貿易壁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籬笆”來抵制文化霸權。
近年來，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亞洲國家嘗試通過采取區域合作的方式來共同抵制文化霸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規模。本文將以東亞范圍的區域合作為例，主要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對傳媒區域化這一概念詳加探討。
二、傳媒區域化的現狀分析
1、傳媒區域化的定義初探
傳媒區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區域范圍內，那些認為共享類似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為了促進該區域內的文化或經濟交流而進行的影視產品的相關貿易活動。例如區域范圍內的節目發行、區域性的聯合制作以及為迎合區域內觀眾口味的節目制作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媒區域化”已呈現出日益頻繁之勢，亞洲四小龍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對區域市場積極開拓，帶動了區域性的跨文化傳播。
2、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狀況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是促成東亞傳媒區域性合作的客觀因素。隨著4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當地的傳媒產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彼此之間的影視合作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是東亞地區跨文化傳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簡稱香港無線)是香港本地也是東亞地區較為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制作商和運營商。它擁有多達75000個小時的華文節目的儲存量，通過海外銷售和租賃電視節目的收入高達8000多萬港元。1993年，香港無線擴大區域市場，和臺灣合作成立TVBS為臺灣和亞洲華語觀眾提供電視服務。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時新加坡本土制作的電視節目，覆蓋面積從中國北部直達澳大利亞南部。同期，韓國基于相似的東亞文化背景也加入區域電視服務領域，到1998年韓國出口的影視節目中三分之一輸出到中國文化市場。隨著近年中國傳媒產品的快速發展，中國影視節目進出口比例也逐漸增加，從1982年中央電視臺引進外來節目的比例占總節目時間的8％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的30％。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開始大幅增加來自本區域制作的影視節目，而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節目數量則逐漸減少。
數據顯示1999年美國出口東亞的影視節目下降17個百分點，而韓國收視率排名前20位的電視節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則是百分之百。
3、傳媒區域化的文化成因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媒體技術的發展無疑是促成傳媒區域化的客觀因素，海外市場開拓和衛星電視技術等條件都無限可能地推動著區域傳媒市場的形成；相比經濟和技術動力，文化親合性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亞于前兩者。文化親合性——即指文化價值體系和語言體系的相似性——不僅在節目交換過程中形成了區域內觀眾對影視產品的喜好偏愛，而且也為這些產品在區域市場的消費提供了極大的潛在可能性。本文以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東亞區域為例，深入探討區域傳媒市場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韓國制作的電視劇，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人魚小姐》和《加油，金順》，在中國市場得到令人矚目的高收視率回報，在觀眾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陣“韓流”。這明顯是文化親合性的推動作用。
中國觀眾在觀看韓國電視劇時很容易尋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處。韓國電視劇以反映日常生活見長，著重對家庭生活的細節描寫，這集中體現了韓國重視核心家庭尊長愛幼，子女行孝，以及強調團結和諧家庭氛圍的儒家價值觀。而這正好與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傳統道德和文化價值相契合，使中國觀眾產生了共鳴。
不僅如此，東亞文化的親合性除了得到觀眾的情感認同之外，也同樣得到東亞政府的鼓勵與支持，為傳媒區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傳媒區域化的東亞國家之一。除此之外，韓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過舉辦國際電視展覽會來積極促成區域市場的繁榮。例如在2006年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中國生產的電視劇《越王勾踐》以高價被日本購得版權，廣博會海外成交量達100萬美元。
三、傳媒區域化的意義及問題
1、積極意義：抵制西方文化霸權
從抵制西方文化霸權的角度來分析，傳媒區域化對其成員來說有很多積極意義：
其一，通過增加區域內影視節目的流通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程度。通過傳媒區域化戰略，亞洲國家可以相互出售和發行自己制作的節目，依靠區域內供給來填補市場缺口，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性。
其二，亞洲國家通過交流區域內節目，在文化上也減少了來自西方的挑戰和沖擊，確保了當地的文化獨特性與社會穩定性。如果亞洲觀眾受西方影視節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西方價值體系的擁護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換或者同化，面臨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險；也會危及本國的社會穩定。因此區域內節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對本國市場帶來的沖擊，以及對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上的侵蝕。
2、問題：亞文化爭端
傳媒區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所作的文化兩分法的假定，把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參照范圍直接縮小到“東方文化”內部，使其內部亞文化族群之間的微妙差異逐漸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國熱播的韓國歷史劇《大長今》引起的中韓兩國人民關于傳統醫學知識的爭論就體現了傳媒區域化所帶來的東亞文化之間的亞文化分歧。《大長今》講述了韓國歷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醫長今的傳奇故事。片中展現出豐富的韓國宮廷醫學文化，中國觀眾從中不難解讀出古代韓國深受中國傳統醫術影響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醫所參考的書目就是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然而韓國電視劇中對這些中國觀眾熟悉的中醫知識所做出的解釋卻無法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同。劇中述及針灸和麻醉等醫學技術是女御醫長今所發明，然而根據中國歷史記載，針灸技術早在中國東漢時期已經用于復雜病癥，麻醉技術也是中國的名醫華佗在使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術時已經使用。中國觀眾對韓劇把“中醫”解釋成“韓醫”的這種“篡改”行為表示出很大的不滿。而此后韓國媒體把“漢字”解釋成“韓國人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韓國人發明的”，“李時珍”是“韓國人”等等行為更是掀起了中韓兩國的文化之爭。
論文內容摘要：文章從社會發展、受眾需求方面，分析電視綜藝節目平民娛樂興起的原因，對電視綜藝節目中出現的平民娛樂化現象進行研究，并對電視綜藝節目平民娛樂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提出一些看法。
電視綜藝節目平民娛樂化，是指綜藝節目中趣味性元素的加強和受眾范圍的擴大與數量的增加，節目的參與者不再局限于明星，普通受眾也能參與。①電視人以平等的身份、平和的態度、平視的視角融入電視節目內容和節目制作中，無門檻的參與體現了這類節目的吸引力和傳播優勢。電視綜藝節目的平民娛樂化現象也是一種“娛樂民主”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有著密切的關系。
社會環境的變化是節目形態不斷變化的直接原因。節目形態演變的背后，是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媒介環境的演變。上世紀80年代以后，人們的消費廣度和自由度得到擴大，社會文化事業得到全面的發展。在這個大背景下，電視技術不斷發展，“我播你看”的電視綜藝節目形式走進了“死胡同”。而此時，各類游戲、競賽節目由于其強烈的互動色彩，觀眾從被動的旁觀者變成了節目的參與者，由局外人變成了節目的一個部分。
受眾需求的變化是推動節目不斷推陳出新的根本原因。綜藝節目形態的變化是各類電視機構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媒介環境進行創新的結果，而決定節目形態走向的最終力量則是受眾的需求。
眾所周知，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求共分為5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②對于電視綜藝節目的觀眾而言，除了滿足欣賞需求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用來積累公共話題的素材。他們觀看各類娛樂節目并喜歡對一些明星發表自己的看法，并與周圍的人展開討論，是制造話題的工具。受眾在很大程度上來講就是為了避免自己成為“透明人”，共同的話題與互動，才能滿足受眾對“歸屬感”的需求。
隨著電視綜藝節目平民娛樂化現象的出現，人們受尊重的需求被開發出來了，觀眾可參與度增加，成為節目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對受眾需求的進一步開發，成就了這類節目的成功，開創了綜藝節目平民娛樂化的先河。隨著以“超級女聲”為代表的大型選秀活動的火爆，這讓許多觀眾不僅有了參與感、被尊重的感覺，而且有了自我實現的感覺。
市場需求的變化使“平民”得到電視節目制作者的高度重視，電視綜藝節目的平民娛樂化是我國電視事業發展歷史的必然趨勢。綜藝節目的平民娛樂化對我國社會產生著深遠而又深刻的影響。
第一，電視作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輿論引導者，“制造話題，引領潮流”成為其最主要的任務。作為一個“社會人”，人人都有被孤立的恐懼感，電視綜藝平民娛樂化最大限度地為大眾制造了共同的話題，加強了普通人之間的交流，緩解受眾被孤立的恐懼感，讓受眾獲得歸屬感。節目暴露出的一些社會問題成為人們情感交流的新形式，這樣的共同語言和共同方式有助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也有利于節目的宣傳制作，這是一個互利共贏的過程。
筆者認為，所謂潮流，最大的特點就是持續時間短暫。社會需要的是主流文化的引導，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精英來導向，主流意識和精英意識形態在我國的電視文化傳播中應當占主導，才能保證社會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電視綜藝平民娛樂化應當時刻堅持這一原則，讓社會的主流意識和精英意識站在這些潮流的前頭，才能避免走向泛娛樂化的誤區。
第二，電視綜藝平民娛樂化打破了單一的文化市場格局。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各領，受眾的需求得到多方面的滿足。曾有人預測“平民娛樂”會“娛樂致死”，③這種說法并不是科學的。因為電視原本就具有娛樂的元素，對“娛樂”的需求是受眾的一種基本需求，只要這種需求還存在，“平民娛樂”就不會死亡。精英文化占主導的文化格局被打破，通俗文化的市場需求被提升上來，這是大眾的需求。單一的文化市場是無法滿足大眾需求的，隨著文化市場的完善，通俗文化的發展會沿著健康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雖然目前的發展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有些節目在通俗程度上的掌握不是很準確，但是并不妨礙其發展的整體趨勢。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競爭很有可能出現此起彼伏的情況，但是并不會出現誰死誰生的結局。
此外，電視綜藝平民娛樂化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在電視綜藝節目中的民族文化主要表現在草根文化即參與者的草根性上。所謂草根文化是相對于精英文化而言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沉積凝聚的文化。④民族文化的草根形式是最容易被大眾接受的。比如“超級女聲”的流行是“平民民主”意識的蘇醒，《非誠勿擾》的火爆也有人說是“拜金”頑癥的反思。在節目內容上，民族文化傳承也是未曾中斷的，在話題選擇上，更加注重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的變化。隨著人們工作壓力的增大、擇偶要求的提高，使得“剩男剩女”數量劇增，于是，在現實浮躁的社會風氣下，“閃電式的愛情”已為愈來愈多的人所接受，將許多社會現實問題提上日程供大家討論及反思，在一定意義上有助于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然而電視綜藝節目平民娛樂化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現實問題，許多節目制作者熱衷于一條通往成功的“捷徑”——“克隆”國內外同類優秀節目版式， 迅速創建自己的“復制品”。⑤這樣的趨勢歸根結底是由于我國電視綜藝節目缺乏創新機制，或是該機制不成熟，沒有自己的個性，以至于相似節目泛濫。
個性是電視節目的生命，失去個性的節目終究會被淘汰。因此，電視綜藝節目的創意應求新、求異、求美、求味，要辦出電視特色、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品位來，節目才會有底氣。個性的展現最關鍵的是媒體自身的創新。創新有三種類型， 首先是第一種創新——引進、消化、吸收的創新。節目制作成熟的媒體應該進入第二種創新——集成創新。集成創新要求利用自己或他人創造的成果， 通過縱向或橫向集成實現創新。這就要求媒體根據自身已有資源， 有針對性地改造其他節目的元素， 然后將二者結合起來， 為我所用。最后是第三種創新——原始創新。模仿不是萬能的， 更不是一勞永逸的。找尋屬于自己的道路，創作出別人難以模仿的節目，是在根本上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總之，電視綜藝節目的平民娛樂化采用通俗的方式使民族文化得到源源不斷的傳播，很好地承擔起了文化傳播的社會責任，也能承擔起建構傳播社會主體文化價值理念和文化表現形態的責任。這種現象正處速成長的青年階段，需要全面的輿論監督和完善的法制法規的規范，方能使這種趨勢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注釋：
①鄭欣.平民偶像崇拜[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p153.
②周慶山.傳播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p158.
③張同道，劉普亮.制造笑聲與創造快樂[j].電視研究，2003(12).p17.
關于餐飲功能定位的研究不枚盛舉。運用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和資料研究餐飲象征文化，在西方學術界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具體代表人物有古典進化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喬治•弗雷澤（SirJamesGeorgeFrazer），法國社會學派馬歇爾•牟斯（MarceMauss）和列維•布留爾（LucienLevy-Bruhl），結構主義之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新結構主義的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和瑪麗•道格拉斯（DameMaryDou-glas）等著名學者，都曾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餐飲象征文化進行過一些初步的研究。但盡管如此，餐飲象征文化在目前的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界也仍然是一個值得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因為雖然以上這些著名的人類學家曾對此進行過有益的嘗試，但實際上至今仍未建立起關于餐飲文化的理論體系，而且在具體的個案研究方面還帶有某些嚴重的偏頗傾向。瞿明安的《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從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將中國56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橫向論述各民族生活方式與自然環境、社會結構、宗教文化、人生禮儀和節日風俗的關系，縱向探討各民族生活方式在當代的變遷和面臨的選擇問題（瞿明安，1995）。《隱藏民族靈魂的符號———中國飲食象征文化論》，運用象征人類學的理論及資料，對中國飲食象征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描述（瞿明安，2001）。著重從經濟學、管理學、旅游學、餐飲學的角度探討民族餐飲發展的現狀、問題、對策。比如張培明《發展新疆民族餐飲業的前景展望與思考》，楊麗《云南民族飲食文化與旅游餐飲業發展淺議》，單浩杰《內蒙古中西部特色餐飲業研究》，楊曉堅《試論白族飲食文化在現代餐飲中的開發與利用》，王曉文《試論飲食文化資源的旅游開發———以福州為例》等，分別從微觀的菜品、烹飪、技術和宏觀的政策、管理、文化、歷史、特色等角度提出發展各民族或各地區餐飲業的對策。以上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少數民族餐飲功能定位的研究的復雜性。
本論文通過2010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的參與觀察，對北京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館的122名顧客發放和回收的122份有效調查問卷進行實證研究，探討多元文化大都市少數民族餐飲的功能意義，該研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一、分析方法與數據的處理
本文運用了SPSS軟件FACTOR模塊對所收集的122份調查問卷進行了因子分析。調查問卷中變量共35項。在做因子分析時，需要提取一些能夠體現調查對象基本特征的變量，刪除一些主觀性強的問題，原始數據最好是數字形式。因此，筆者對調查問卷中相關數據進行了處理。處理的方法是：第一，替換并保持選項之間的邏輯關系。如經常“有、有、一般、沒有、完全沒有”，依次替換為“1、2、3、4、5”。第二，多項選項間邏輯關系不強，主要體現多樣化特點，采用數字合并替換法。如經濟發展、文化傳播、旅游發展、餐飲發展、解決就業等選項，當調查對象選擇兩個選項時替換為“2”，選擇三個選項時替換為“3”等。經過這樣處理后，從35項調查題中，共選取了13個變量（如下頁表1所示）。
二、數據分析
運用SPSS軟件中FACTOR模塊進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首先，運用KMO樣本測度和巴特萊特球體檢驗方法了解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來判斷進行因子分析是否合適。SPSS中的FACTOR模塊輸出結果顯示原始變量間相關性為78%，顯示變量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然后對初始載荷矩陣和公共因子進行旋轉，表2和表3是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下頁表4是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發現：在旋轉后公共因子解釋原始數據的能力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因子載荷矩陣及因子得分系數矩陣都發生了變化，其更傾向于0或者正（負）1。從上述的輸出結果可以看出，第一個因子主要表示了是否踏實舒服、對管理者印象、對消費者印象、是否有歸屬感、和消費者管理者交往意愿所反映的內容。表示傣族餐飲提供給顧客歸屬感和認同感，即都市餐館所發揮的凝聚功能，筆者將其定義為餐館的紐帶功能。第二個因子主要表示了傣族文化傳播、去傣族意愿、深了解傣族文化意愿、北京好處民族交流所反映的內容。表示傣族餐飲激發起消費了解傣族文化的興趣和去傣族地區旅游的愿望，即都市傣族餐飲具有溝通功能，筆者將其定義為金孔雀的橋梁功能。第三個因子表示了印象和態度發生變化、飲食愛好變化所反映的內容。表示顧客群體通過傣族餐飲，自身民族文化觀和飲食習慣所發生的變化，即傣族餐飲具有整合功能，促進文化的再生產，筆者將其定義為餐館的平臺功能。第四個因子表示顧客來金就餐次數和傣族文化了解程度所反映的內容。顧客通過就餐可以了解一定的傣族文化，即傣族餐飲具有展現和弘揚少數民族文化的功能，筆者將其定義為餐館的窗口功能。分析結論與啟示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本次調查問卷所反映的都市少數民族餐飲主要窗口、橋梁、紐帶、平臺的功能。從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少數民族自身可以通過餐飲來展示和弘揚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市人可以通過民族餐飲的消費過程，接觸和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餐飲的經營群體則可以通過餐飲經營活動接觸和了解都市人和都市的社會文化；民族餐飲作為文化符號，又是展現中國社會多元一體、美美與共的政策和現實的窗口。
（2）民族餐飲具有橋梁作用。它可以激發消費者進一步了解和探究特定民族文化的興趣，甚至將那些對別的民族文化深深著迷的消費者引向滋養這些富有文化魅力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為民族旅游業的勃興注入推動力和吸引力；而那些持有迷人特質餐飲文化的民族，則可以形成以餐飲經營者為先鋒，原鄉人為基本隊伍、地方特色物產和文化為內涵的通向中心的人流物流，促進中心城市和民族地方之間的互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