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6:0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語文知識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環境是影響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等方面。這些因素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影響,其發生作用往往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可是,從微觀方面看,單個因素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影響亦是存在的。我們試著從文化傳播與遷徙的角度,來探討文化遷徙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影響,從而為優化思想政治教育環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創造條件。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環境。
文化遷徙的含義與途徑
文化遷徙,或文化變遷是指文化從一個地方和環境傳播或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和環境。在這當中,人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化傳播的推動者或實踐者。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的四大文明已經隨著漫長的歷史長河的不斷遷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種新的文化中,成為新的文化形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傳播可謂是經典之傳。正是因為的巨大生命力,特別是與中國文化的某種可相容性,使得不斷中國化,從而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科學理論,成功推動了中國化的理論進程,在實踐中豐富了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就是說,文化遷徙是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和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
文化遷徙需要在一定的條件和環境中進行。這就是文化遷徙的途徑問題。文化遷徙的途徑主要包括口頭傳播、書本傳播、潛移默化式地傳播和網絡傳播。
首先,口頭傳播。這是最原始的文化傳播方式。在人類社會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不發達,人類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長者把本族群積累的知識,用口頭傳授的方法傳給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講故事的方式。當然,這種知識不能被稱之為知識,只能稱之為傳說。
其次,書本傳播方式。把文化用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來,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甲骨文是人類較早的記錄文化的方式,雖不能同現在的文字相比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人類的進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造紙術的發明和印刷術的改進,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從此以后,人類文明的發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們今天能見到和讀到的許多書籍,特別那些關于古代史書、傳統文化方面的書籍,正是書寫方式傳播人類文明的重要體現。
20世紀的中國小學語文教學在繼承中國幾千年教育的優秀傳統，借鑒世界先進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創造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探索中國小學語文教學客觀規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涉及小學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上獲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這些認識不可能在這里一一羅列，只能選主要的列舉如下：
（一）語文是工具，是交際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維的工具，是學習各門學科的工具，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工具。
在語文學科的工具性上達成共識，應當說是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語文教學界取得的重要成果。
語文既然是交際的工具，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那么，語文這個工具的運用必然伴隨著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語文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思想性。
近年來有人提出了語文學科具有“人文性”的論斷。筆者認為，“人文性”只是“工具性”的自然延伸，并不能否定工具性。因為，所謂“人文性”，是指語文是文化的載體，它在傳播人類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實，如果語文不是工具，它就不可能充當文化的載體，也就不可能起到傳播人類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作用。
（二）語文學科的基本任務是指導學生掌握語文這個工具，掌握語文這個工具的標志是具有聽說讀寫的能力。
關于語文學科的目的任務，本世紀曾有過多次大的爭論。進入80年代以后，這種爭論基本上停息。因為大家已達成了這樣的共識：語文學科的基本任務（或曰“特有的任務”）是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在聽說讀寫訓練的過程中，要進行思想教育，發展學生的智力。
（三）培養聽說讀寫能力的基本途徑是聽說讀寫的實踐。因此，語文學科的教學活動主要是聽說讀寫的訓練。
“訓練”的思想，是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先生的一個重要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在談到語文教學時，就多次使用過“訓練”這個概念。六十年代初，他更明確地指出：“學生須能讀書，須能作文，故特設語文課以訓練之。”（引自《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717頁）可見，培養語文能力的過程就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語文訓練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文字符號的訓練過程。無論是理解語言、運用語言的訓練，還是積累語言的訓練，都必然是把語言形式和它所承載的思想內容當做一個整體進行的。語言訓練一旦離開思想光輝的輻射，學生面對的只能是一堆蒼白、冰冷的符號。
近年來提出的“加強語言文字訓練”，就是要加強聽說讀寫的訓練。它所針對的是削弱聽說讀寫訓練的兩種傾向：一是把大量的時間用在了講解、分析毫無意義的問答上，擠掉了聽說讀寫的訓練；二是只重視內容的分析，忽視了語言文字的理解、積累和運用。
（四）語文訓練的過程，不僅是一個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辯證統一的過程，也是一個語言和思維統一發展的過程。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思維的過程借助語言進行，思維的結果借助語言表達。因此，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相統一，會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五）語文訓練是教師的“訓”和學生的“練”相統一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教師的主導作用，更離不開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否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是訓練成敗的關鍵。
語文訓練中的“訓”指的是教師的設計、指導、啟發、示范和必要的講解；“練”指的是學生聽說讀寫的實踐活動。“訓”的目的是使學生想練、會練、練好。離開學生的“練”，“訓”就毫無意義。因此，必須堅持以“訓”導“練”，以“練”為主，“訓”、“練”結合的原則，這個原則也就是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原則。
（六）語文訓練是一個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因此，語文訓練既要根據不同的階段，突出不同的重點，又要注意許多最基本的內容（如字詞）在任何一個訓練階段都是不能忽視的。
這是語文訓練的一個重要特點。不根據學生的認識規律和語文基礎，簡單劃分若干階段，每個階段突出一兩個重點，是不足取的；一旦劃分階段，就把每個階段的訓練重點絕對化，也會嚴重影響語文訓練的成效。
（七）語文訓練的最終目標為“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教師改”。這種能力就是語文學科的自學能力。最終目標，不是到“最終”才培養，必須從語文學科的啟蒙階段就要開始。可見，培養自學能力，既是語文訓練的落腳點，也是語文訓練的出發點。
語文這門學科是最適宜于自學的一門學科，語文這個工具也必須靠自學才能真正掌握。當然，自學的要求隨年級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自學的因素隨年級的升高應當逐步增加。即使是一年級學生，只要學會了拼音，就可以借助拼音閱讀，借助拼音識字。
（八）語文訓練的主渠道是課堂，但課堂不是語文訓練唯一的渠道。以課外閱讀、課外練筆為主要內容的課外活動是語文教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九）發揮漢語拼音在語文訓練中的多種功能，在學生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情況下，利用漢語拼音幫助學生閱讀，發展學生語言，是語文訓練啟蒙階段的一項創造。
學漢語和識漢字的矛盾，是中國小學語文教學的難題之一。利用拼音幫助閱讀基本上解決了這個難題。當然，這對拼音教學提出了新的、較高的要求，如何在不增加學生的負擔的前提下，使學生盡快過拼音關，成了一個新的難題。不過，在沒有更理想的辦法之前，這仍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
（十）語文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訓練學生的作文。小學生作文是一種練習，它不同于成人的寫作，更不同于文藝創作。因此，對小學生的作文，一不能要求過高，二要敢于放手，三要培植興趣，四要把學生從被動的地位解脫出來。
二
既然我們在語文學科的性質、任務、完成任務的基本途徑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已經獲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而且將這些認識寫入國家的法規性文件教學大綱之中，那么，為什么教學中違背教學規律的現象仍比比皆是，而語文教學總是處于效率低下的狀態呢？
原因很多，也很復雜，這里只能列舉幾個方面。
（一）理論研究的成果尚未轉化為廣大教師的認識。
教學“大綱”是教學理論研究成果中已被實踐反復證明并在理論界基本形成共識的內容的概括，它基本上反映了教學的客觀規律。按道理講，每一位語文教師都應當十分熟悉教學“大綱”，透徹理解教學“大綱”的內容，但事實上，真正熟悉教學“大綱”的為數不多，比較深透地理解“大綱’精神的為數更少。因此，目前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組織廣大語文教師認真學習“大綱”，使“大綱”的基本觀點、重要規定植根于教師的頭腦之中。
（二）應試教育機制嚴重制約著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實踐。
這是長期以來影響小學語文教學質量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錢夢龍先生曾慨嘆：“現在語文課內教的一些東西，對提高學生的實際語文水平，基本上不起作用。”為什么呢？因為當前不少教師處處注意與考試對口，而現在某些頗為風行的試題模式又不能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因此，學生在語文課上花了大量時間學到的東西，除了用于對付考試外，實際上都是些基本無用的“應考語文”。（參見《人民教育》1997年第2期《飛紅點翠寫春光——訪特級教師錢夢龍》）這里主要是針對中學語文講的，可小學語文教學又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狀況呢？能把責任僅僅推到老師們頭上嗎？我認為不能。老師們之所以處處注意與考試對口，是應試教育的機制迫使他們做出的選擇。因此，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既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也是燃眉之急。
（三）在某些理論問題上，我們還沒有作過深入的、實事求是的探討，而理論上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偏差，都會導致實踐中的巨大失誤。
無論從宏觀上看，還是從微觀上看，語文教學中都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這里僅列舉幾點，作為引玉之磚，以期引起理論界的深入研究。
1.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問題。
在這方面，流行的說法是：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
如果這里的語文知識，指的是識字、積詞，記住了若干句子、片段或詩文等，那我們可以贊同“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的診斷；但如果這里的語文知識指的是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文章學等學科的知識，就值得商榷了。因為，“迄今為止，編入課本的那些語修邏文的知識，基本上是語言學家、文章學家研究出來的屬于原理定則、常識概念的東西，是一種靜態描述的學科知識。這類知識對語文有用，但無大用，可是我們卻一直說它是基礎。說一個學生基礎沒打好，就是指的這些知識沒學好嗎？我們要求學生具備的所有語文能力都是建立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之上的嗎？顯然不是”。（引自1996年第1期《課程．教材．教法》陳日亮先生的文章）
那么，語文能力是怎樣培養的呢？“獲得運用工具的技能，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知識為基礎，由知識到技能；另一種是直接傳授，由技能到技能，知識起輔助作用。我認為語文屬于后者。”（引自1996年第7期《課程．教材．教法》劉國正《我的語文工具觀》）“學生學習本民族語文，多數情況是‘能力在先，知識在后’，而不是相反。就拿幼兒園兒童來說，別看他們年齡小，他們已經會說不少互相連貫的話，具有相當可觀的口頭表達能力了。這種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當然是不斷實踐、不斷學說話的結果，而不是先學習知識再轉化能力的結果。”（引自《文匯報》1996年12月9日孫光萱等《能力在先，知識在后——語文學習規律談》）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一些同志的論述，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語文知識的積極作用，只是想從中引出下述結論：
第一，籠統地講“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是不符合學習語文的客觀規律的。
第二，有些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但到底具體有哪些語文知識是基礎，尚需認真研究。
第三，語文的有些理論知識并不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但它對語言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如語法知識、修辭知識、文章知識等。
第四，有些語文知識，既不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也沒有指導語言實踐的作用。如文學常識等。
作這樣的分析，對教學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現在教學中的不少微效勞動就是由于大講一些無用或用處不大的理論知識造成的。
本來我們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明確規定不講語法、修辭的理論知識，不涉及名詞術語、可我們不少老師卻在課堂上大講這些知識，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地區還在考這些知識。
2.語文教學和語文課堂教學的關系。
我這里說的課堂教學，指的是課本的教學。
在對中職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個人發展，對于缺乏自信的中職學生來說，進行主體意識教育。積極地鼓勵學生的個人發展，喚醒學生的內在。所以中職學校的政治教育上，進行授課的過程中應當尊重每一位學生，從賞識的角度出發，針對學生的不同差異，積極進行鼓勵與引導，強化學生的個體，對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進行深入挖掘，尊重學生的生活方式，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理解學生。
二、積極鼓勵學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隨著中職生對價值觀的多元化方向發展，在言行與對事物的評判上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就與教師的思想產生了不一樣的判斷，是教師在思想理論上過于傳統，還是學生對事物的判斷過于片面，如何辯證的判斷兩種情況，就需要教師從多方面的角度出發，綜合考慮，不能僅靠自己的主觀意識直接否定。現如今，在市場經濟的不斷快速的發展下，單純依靠對與錯已經是能評判事物的標準了。所以這就要求中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師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積極接受新事物的出現，對自身存在的問題及時進行改正，深入探究，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完善自己的文化修養。
三、根據每個人的差異，采用區別對待的方式進行教育
在中職學校的政治教學過程中，采取賞識教育要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允許存在不同的見解。正處在中職教育過程中的學生，對人生觀與價值觀都有著不同的認識，在興趣愛好與個人能力上都存在著差異，如果還是沿用統一的賞識教育，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在實際上課過程中，要求教師要主動的了解每一位學生，根據學生的主觀意識與思想道德觀念，區別對待，積極采用賞識教育，注意對度的掌握，因人而異。
四、深入挖掘學生的潛能并激發學生的潛能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賞識教育就是對學生進行表揚與贊賞。賞識被分為兩種，一種是對已經發生的事物提出贊揚，這種贊揚是對學生的肯定。另一種是對沒有發生的事物先提出贊揚，這種贊揚是對學生的鼓勵。在實際過程中，通過對學生進行全面的分析，從學生感興趣的方面入手，挖掘學生的潛能，并激發學生的潛力，最終實現學生成才目的。在進行教學過程中，借助成功的理論基礎，把對學生進行的賞識教育看作為對學生的激勵教育，向學生介紹他們自身與達到目標之間的差距。教會學生承擔責任，激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積極性，在不斷的展示自己的過程中，接近目標，最終實現目標。
五、致力于學生的內心世界，引導學生積極思考
在對中職生進行政治教育的過程中，要堅信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始終確信每一個學生都擁有潛在的能力，都是極具創造力的學生。在發現學生的潛能后，積極鼓勵學生，贊賞學生的個人興趣，鼓勵學生發揮自己的特長、鼓勵學生在面對教材中的誤區進行大膽的質疑，制定目標，不斷的進行自我超越。且在中職教師對學生進行中職教育的同時，探索學生的內心，在學生面對問題時及時進行引導，把對學生的賞識教育看做對學生的激勵教育。
六、提升中職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師的綜合素質與人格魅力
一個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師，對中職生的影響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在人與人的實際交往過程中所逐漸建立起來的，它對于學生有著號召力與吸引學生的能力。在對學生進行賞識或者評判時把握好尺寸，依然可以讓學生在接受批評的過程中的自信心不受到任何的損傷，在與學生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對學生達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斷地對學生進行培養的過程中，身為中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師也要不斷的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以及自己的文化素養，要通過在于學生交流的過程中達到相互信任，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教學水平，在學生心中建立起威信，且身為中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師，還應當要掌握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讓自己始終高于學生，在學生提出問題時，教師要能夠及時的解答出學生疑惑，讓學生對教師產生崇拜的思想，吸引學生，感召學生。
七、改變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師生合作
長期以來，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初中化學教學中的片面追求考試分數、題海戰術，無原則地趕進度延長復習時間等等違反教學常規的現象大量存在。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不能正常發揮，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嚴重脫節，不利于學生個性的發展，教師不能完成教育所承擔的社會職能。改變這個局面，實行向素質教育轉軌，初中化學教育應從課堂教學，實驗教學，習題教學，活動課教學，育人環境等方面按照不同的教學目標進行。
一、優化課堂教學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環節
課堂教學的主要目的應是教會學生對化學基本概念和基礎知識的真正掌握，發展學生的基本素質，而不應全部以解題的技能訓練來代替它，防止淹沒在題海中。
教學中要注意不能簡單地從化學原理及概念入手來講授，可以從化學的實際應用或者化學的發展史或是化學知識研究的途徑出發，再深入至化學原理及概念，以致再分類，解釋，做練習，從而使學生在接受化學新知識時學得實際些，理解得深刻些。只有針對不同的概念和知識，將化學的發展史、方法論和人類生活、社會實踐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才會激發起不同層次的學生的學習興趣，才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人類與自然、偶然與必然、機遇與創新、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并形成深層次的認識，從而使學生能對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作出積極的響應。也只有把“由舊知識發展成新知識的方法”交給學生，才能促使學生由“學會”變得“會學”，從而適應當前科學技術知識的迅猛發展。
其次，課堂教學中必須對化學概念和知識予以適度的“強化”，此處的“強化”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應促使學生樹立知識是發展的、進化的觀點，任何化學概念和知識都不是靜止的和僵化的，而應是發展進化的。現代科學的高度發展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例如C60的發明說明碳元素不僅僅只是組成金剛石和石墨。其二是應促使學生樹立實踐的觀點，懂得任何概念、知識都不是干巴巴的定義，相反應是有理論聯系實際的廣闊天地，煤氣中毒事件的屢屢發生、化學污染屢禁不止、亞硝酸鈉誤為食鹽的多次中毒事件的發生、山西甲醇兌酒中毒事件的出現等等，不能不說是化學教育的悲哀!
另外，課堂教學中我們應不時地將化學家的遠大理想、愛國事跡、頑強拼搏精神等穿插到教學過程之中，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良好的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
二、化學教育靠實驗育人
化學實驗教學的重點應放在對學生的觀察能力、規范操作能力和實驗設計能力的訓練上。
實驗能力，包括按實驗步驟進行實驗的能力；基本操作能力；實驗設計能力（包括方法的選擇、組合和修改）；觀察、測量、分析和判斷能力；選擇儀器、試劑、技術和條件的能力。通過實驗教學，培養學生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的學習方法。在實驗中，要求學生有目的、有計劃、有順序地觀察。例如，在碳酸氫銨的分解實驗中，觀察（1）變化前的顏色、狀態；（2）加熱過程中的氣味、石灰水的變化、試管內壁的現象、量的變化；（3）反應后有什么現象。認真記錄，分析實驗現象，寫出實驗報告。在每一步驟、每一環節上嚴格要求學生，使學生形成一絲不茍，嚴肅認真，勤奮求實的科學的實驗態度。逐步訓練學生自己觀察問題、自己提出問題。通過自己的分析和科學實驗，自己獨立解決問題。
三、習題教學的目的應放在對學生全面的能力訓練上，著重應是自學能力以及對知識、信息的分析、綜合和歸納能力的培養
習題教學應通過學生自學和開展典型習題的課堂討論，加強和檢查學生的自學效果，活躍課堂教學的氣氛，形成自學能力和思維能力，適應信息遷移式試題。
在習題教學上，“精講多練”長時間流行，還有不少教師仍只采用“多練”的形式。而素質教育中的習題教學，作為教師來講，應有“精品意識”，精講精練，適應教學的改革。因此，選擇的練習題應編些問答、分析推斷和一些綜合題，注意概念異同的比較、理論的交叉、綜合等。這樣才能更好地檢驗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接受新的信息和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
四、化學活動課教學是化學教學工作的另一種形式，是培養人才、促進人才成長的基本途徑之一
化學活動課教學的重點應放在對學生科學素質的培養，以及學生動手、動腦能力的訓練上。
化學活動課要緊扣教材，使活動課聯系教材內容、擴大知識面，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1）讓學生親手操作、熟練掌握常用儀器的安裝、使用。（2）結合課堂學過的知識，進行深入探討，培養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如實驗室做過用石灰石和稀鹽酸制取二氧化碳的實驗，為什么不用濃鹽酸?為什么不用硫酸?可以讓學生通過活動課親手實驗，得出結論。（3）利用活動課組織學生參觀，加深對化學知識的理解。例如在學習氧氣的制取、性質時，可參觀氧氣廠，親眼看到制氧的全過程，目睹液氧和固態氧都是藍色的。（4）掌握某些生產原理，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如講化肥的制取可利用活動課到工廠參觀，講到化肥的施用，可到農村親自操作。（5）組織學生寫小論文，開展化學競賽活動，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6）進行化學專題講座、專題報告，通過課外興趣小組，家庭小實驗，拓寬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動手操作技能。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漢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三國志》卷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呀?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續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幀沸蛟匭沓逕涎?"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現,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過,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達的河南地區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生了變化。《晉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世說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梁書》卷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展持消極態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展方向。《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
重文輕史的現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
[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33]《梁書》卷49《庾肩吾傳》
論文摘要:高校德育學分制將德育的內容學分化,以此來綜合評價學生政治思想素質、道德素質、實踐能力在內的綜合素質。在具體實踐中,要不斷提高師生的認識,強調德育學分的導向作用,堅持獎懲分明、公開公平的原則,實現德育理論教育與實踐教學的有效統一。
一、德育學分制的涵義
德育學分制是通過量化的標準,對包括學生的政治思想素質、道德素質、實踐能力在內的綜合素質進行評價,以提高學生接受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促進學校德育工作發展的一種德育管理模式。
德育學分的評價借鑒了大學生綜合素質測評的評價內容和方法,融德育內容、德育途徑和德育載體于一體,并以學分的形式加以規范。在德育學分制中,每個學生每學年只有接受一定量的專題理論學習和實踐教育活動才能獲得必需的基本分,另外學生還可以通過一些學術活動、社會實踐活動等獲得一定的附加分;當學生出現一些不應該有的行為時也要有適當的扣分。學生每學年的總評成績達到合格底線即可獲得相應的學分,分數的高低將成為各種評優活動的直接依據。實際上,在德育學分制中,德育成為每個學生每個學期均必須學習的一門課程,其理論和實踐教學內容渾然一體,主要是從思想、道德、心理、行為等層面展開。
二、德育學分的基本內容
實施和操作大學生德育學分的目的,是從教育與管理相結合的角度,形成有助于鼓勵學生主動參與的學校德育工作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此,大學生德育學分的實施,我們是從“基本學分”和“獎懲學分”兩個方面進行的。
1.關于基本學分的內容和操作
基本學分是對學生的基本德育要求、德育活動和德育形式,以科目化、活動化的方式加以規定的一種形式。基本學分是學生參與各種獎勵評定的“德育入門線”,是每一位學生在每一學年里必須取得的最基本學分,是學生參加各種獎勵評定的基本條件。其內容包括參加政治學習、學術活動、志愿者社會實踐活動情況、公益勞動情況和日常行為五個方面。基本學分應著重反映學校培養目標中德育的內容和要求,要以學校培養目標規定的德育規格的具體化為內容,以黨和國家對大學生的要求與大學生的實際狀況為依據設定。每一方面都應確立一種或幾種導向重點。例如對學生參加政治學習活動,主要是要求學生增強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主動性;在團組織和集體活動中,培養學生的集體觀念和集體意識;通過參加社會實踐,讓學生自覺確立正確的成才觀念,走正確的成才道路。在具體操作基本學分時,采用明確目標與實施目標相結合的方法,要求每一位學生根據自身參與德育活動的實際情況,登記活動內容與活動效果,同時也要求輔導員根據活動的情況不定期地對學生的《測評手冊》進行檢查。在機制上確保對大學生德育學分的檢查和督促。
2.關于獎懲學分的內容和操作
獎懲學分包括加分和減分。加分以獎勵先進為目的,鼓勵學生在校園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創建以及其他校、院、系三級管理機構所極力倡導的活動形式和活動內容中發揮作用。加分必須對衡定學生的素質狀況有價值,必須能夠作為學生各種獎勵評定的重要依據。
制定的加分主要包括:(1)在擔任學生干部期間工作成績優秀者;(2)在參加黨團組織生活和集體活動的過程中成績優秀者;(3)積極開展社會實踐、青年志愿者活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4)學生公益勞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5)在學院宣傳工作中的成績優秀者;(6)在參加學院以上單位組織的各種競賽活動中成績優秀者;(7)宿舍衛生自律方面評比優秀的宿舍長及舍員。
顯然,加分能夠對學生的日常各種表現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但是適當的減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1)故意破壞公共環境公共衛生者;(2)在教室或宿舍內違章使用電器者;(3)聚眾賭博者;(4)集體活動遲到或不到者;(5)無故不打掃宿舍衛生者;(6)打架或偷盜者等。
為了做到獎懲學分的公正、公開與公平,我院獎懲學分的操作原則是:(1)建立德育學分操作小組,組長由輔導員老師擔任,成員主要是由班級中推選出來的認真負責的同學。操作小組具體負責指導和落實大學生德育學分的工作。(2)制定統一的德育學分操作細則,形成包括基本學分和獎懲學分合一的獎勵評定機制。(3)隨著年級的不同,德育學分的具體細則會有不同方面的側重點,具體不同由年級輔導員老師提出,在經過學院學生工作領導小組的同意后方可實施。
三、德育學分設置的原則
1.堅持獎懲分明
大學生身上同時存在著積極與消極、先進與落后兩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須明確指出其身上存在的優點與不足,肯定其積極因素和先進成分,通過肯定性評價,激勵學生正確的思想言行,并在全體學生中起到導向的作用。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其身上的不足和缺點。通過否定性評價,使學生能重新審視自己的言行,并采取相應的調整行為。堅持獎懲分明的原則,要注意不能以肯定性的評價代替否定性的評價。
2.堅持客觀公正
德育學分的建立其實質就是通過可量化的標準和原始的記載,體現大學生在德育學分內容規定范圍內的實際表現。由于德育學分直接作為學生評選獎學金、三好學生等評獎活動的依據,因此必須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要改變以往主要憑主觀印象對學生進行評價的不足,以原始記載材料講話,提高評價的精確性和可信性。四、德育學分操作中應重視的問題
1.必須將德育學分的實施與建立獎懲分明的政策導向相結合
對大學生德育學分到底要對大學生形成一種怎樣調節與制約機制的問題,我們主張堅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原則,實施大學生德育學分必須與學生的獎懲措施掛鉤,必須對用人單位評定學生素質有用。以此作為發揮大學生德育學分的導向、激勵、鑒定、診斷和調節等積極作用的重要機制。同時,考慮到各年級學生的不同特點應該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低年級重點考核學生遵守各種校規校紀,參與活動的積極性:在高年級重點考核學生的綜合能力。
2.提高學生與輔導員對實施德育學分的認識
輔導員和學生對于實施大學生德育學分的認識,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只有不斷提高輔導員和學生操作與執行大學生德育學分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德育學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在具體設計和操作大學生德育學分時,把設計、試點大學生德育學分的過程與對學生進行動員兩項工作結合起來進行。把試點和討論看作是提高學生對德育學分認識的一個重要環節。與此同時,我們也吸納學生來參與設計和操作,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提高他們對實施大學生德育學分的意義的認識。由于有學生的參與,我們制定的德育學分實施辦法比較貼近學生的學習生活實際,具體實施與操作過程中進展也較為順利。
通過實踐我們認識到對大學生德育學分的設計,必須注重體現德育首位和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位的教育理念;必須注重提高廣大學生接受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必須注重將學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評具體化、規范化和可操作化,做到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結合,提高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覺性和實效性,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同時我們也深感,德育方面的考評相比于智育和體育方面的考評顯得比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規范性的狀況,已現實地成為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學生德育工作的一個“瓶頸”因素。探索和實踐切實可行的大學生德育測評體系,是進一步加強高校學生德育工作針對性、主動性和實效性的一個突破口。在德育學分的軌道上我們只是剛剛起步,還需要全體學生工作者共同建設,保證我校德育學分工作能夠科學化、規范化,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和提升我校學生工作的層次和水平。
參考文獻:
[1]樓軍江.大學生的德育學分的設計和操作[J].中國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15).
[2]王靜怡.積極構建德育學分的評價與獎懲機制[J].思想·理論·教育,2001,(4).
正是因為畢業論文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長久以來,很多學者都從各方面對畢業論文指導模式做了探討和研究,有的從學校和企業,學校和研究所等外圍著手研究,比如:樊崇藝等學者提出的校企聯合指導模式.在其研究中還結合了多年的實踐經驗對校企聯合指導畢業論文中應重點關注的環節及實施效果進行了分析。[3]此外,施英德、鄧詩峰等人提出的所謂的校所畢業論文合作指導新模式,也就是大型現代化企業下屬研究所與高校合作,發揮其企業在研究課題、研究人員和科研設備上的優勢,合作指導本科畢業論文。這是被實踐證明了的一條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促進產學研合作深入開展的可行之路。[4]這兩種模式后發展成為非常熱門的產學研結合,成為畢業論文指導的推手;還有的學者從畢業論文涉及到的主體來進行模式的闡述,比如吉朝暉等學者提出的“四位一體”指導模式,即分別從學生、教師、學校、公眾四位主體出發,從寫作動機、引導機制、激勵機制、評價機制四個層面對學生畢業論文質量進行分析和研究。[5]還有的學者從更宏觀的角度,論文指導的過程入手分析論文指導模式,比如:李立新、田廣增提出的“開放式”指導模式,所謂“開放式”指導,即是通過畢業論文指導時,時間上要提前、內容上要多元、學科上要交叉、交流上要建立平臺的途徑,達到畢業論文(設計)在時間上延伸,空間上交叉的目的,從而實現論文指導上的多元化發展,在課題專業上的延展性發展,在指導交流方式上平臺化發展。[6]蔣穎學者提出的“三位一體”模式,即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建設性地提出了一套初步的適應新形勢的高校中文本科生畢業論文指導方法,以網絡指導為主,以課堂教學為輔,同時以學生課外學術活動為引,這樣既能達到不增加教師和學生的負擔,又能實現將對本科生畢業論文的指導工作與本科生四年的學習生活聯系在一起。“以網絡指導為主,以課堂教學為輔,同時以學生課外學術活動為引”,這樣一種模式可以稱為“三位一體”的新方法。“三位”指的是:網絡指導、課堂指導、課外引導,“一體”是指將上述三種指導方法融入滲透到大學生四年的學習生活中。特別是在現代信息社會,這樣的指導方式更是全方位的,不容易讓學生覺得煩感和無趣。[7]以上各種模式都豐贍了畢業論文指導理論,但是遺憾之處,都是從宏觀角度來談,鮮有學者從具體的論文指導過程,師生信息互動,學生的吸收接納情況來談。但也正是這一方面,學生的興趣低,影響了畢業論文的完成和完善。學生的低參與度對現有論文指導模式形成了較大的挑戰。
二、現有閩臺合作辦學畢業論文指導模式面臨的挑戰
(一)臺灣導師的指導
閩臺合作項目中,臺灣方面所給予的論文指導,若是面對面、一對一,成本高昂,費用過大,所以就有必要借助于網絡,實施指導。但是,在網絡指導中,論文指導基本上是單向度的信息流通,而且受媒介條件所限,提問的自由度被大大降低,傳遞信息不夠全面和具體,主觀臆斷較多。同時,學生對于網絡的依賴程度會隨之愈加強烈。甚而,將網絡指導和教師指導混為一談,視教師指導為網絡指導之一種。
(二)大陸學生的態度
基本上所有的畢業生對畢業論文的重要性都認識不足,這就直接導致了對畢業論文的應付態度。一是臨近畢業,大量的實習、招聘以及大四本身所開具的課程都讓畢業生們覺得心力交瘁;二是很多畢業生本身對科學研究的抗拒,缺乏科研精神和創新精神,覺得畢業論文是索然無趣的,為了畢業不得不去做的一項無聊工作。其實畢業論文是大學生大學階段理論素養、思辯能力、基礎知識、創新精神以及專業學習情況的綜合體現,最能反映大學生的水平。這就要求指導老師們不能按照原有模式和慣例,必須研究畢業生心理和做事情的思路,對癥下藥,才能解決同學們畢業論文質量差的問題。從他們感興趣的途徑出發,刺激他們的求知欲,去完成高質量的論文。
三、ELM模式在網絡指導中的的應用
(一)ELM理論簡介
在態度改變的研究領域,心理學家理派蒂(RichardE.Petty)和卡喬鮑(JohnT.Cacioppo)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一種很有影響的態度改變理論,即精細加工可能性模型(TheElaborationLikel-ihoodModel)簡稱ELM理論,探討了受眾態度轉變的不同說服路徑。ELM的基本假設是:信息接收者是有形成有用態度準備的。他們能夠思考或加工說服信息,而說服信息的目的是使個體或全體接受者的態度發生改變。此理論把態度改變歸結為中樞說服和邊緣說服兩條路徑。中樞路徑認為態度改變是受眾認真考慮和整合說服信息的結果,即受眾進行精細的信息加工。綜合多方面的信息與證據,深思熟慮,然后形成一定的態度。其顯著的特點是它需要高水平的動機和能力去加工說服信息的核心成分,即用中樞路徑加工的人將更深刻地考慮說服信息,需要較多的認知資源。但如果說服信息與受眾關聯性不高,不能引起人們興趣,或者因為個體知識、經驗有限無加工能力,那么態度的改變就會通過邊緣路徑來完成。邊緣路徑認為態度的改變不在于認真思考說服信息的內容,無需進行邏輯推理和深入思考,而是根據一些邊緣線索得出結論來形成態度。個體使用邊緣路徑時將不會很深地考慮說服信息,但會形成一種基于信息情境成分的態度。此路徑更多地依賴于情感遷移、直觀推斷或其他自動的信息加工過程,所需的認知資源也較少。[8]
就像“舌尖上中國”一樣，美味源自新鮮的食材。要想做到“教學內容是如何影響學生的”，就必須建造豐富多樣、與時俱進的實驗內容。首先應在實踐內容進行優化，達到引導學生、吸引學生去主動學習的目的。
1.面向對象的實踐內容
土木工程實驗中心負責學院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和工程管理三個本科專業的實踐教學，同時還負責全校包括采礦工程、冶金工程和機械工程在內的二十余個本科專業的力學相關實踐教學。在實踐教學中存在著時間不確定、內容類型多，培養對象相對復雜的情況。中心不僅開設土木類課程的專業基礎實驗、集中實習、課程設計等實踐項目，同時還面向全校開設力學實驗公共選修和創新實踐內容，有基礎類、專業類、綜合創新類等幾十個子項目，培養的層次不統一，同樣的選修內容由于學生專業背景和學習層次不同，就要求指導內容和深度也不相同，造成實踐教學過程中規范化化難、量化指標不明顯。針對實踐教學中項目層次多、服務專業多，現場訓練與工程應用為主的特點，實驗中心構建了“一體化、二系列、三模塊、四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一體化”：對實驗中心所有實驗課進行統一管理、統籌安排，實驗內容體現“加強基礎，強調綜合，發展個性”的原則，形成有機統一的整體。“二系列”：根據專業特點，設計了土木類，非土木類兩個系列的實驗內容。“三模塊”：按照教學內容劃分了實驗與上機、課程設計與綜合實習、創新性實驗項目三個模塊。“四層次”：根據“加強基礎，突出實踐，引導創新”的思想，由淺至深設計了基礎型（驗證型）實驗、綜合型（鞏固型）實驗、應用型（提高型）實驗、創新型（研究探索型）實驗四個層次。這種科學的實驗體系保證了實驗教學模塊與理論教學同步，為培養學生實踐分模塊、分層次教學管理提供了保障。
2.階梯化能力培養模式
面向對象的實踐內容劃分和有效執行，必須逐項設計實踐內容的培養目標，明確每項實踐教學要培養學生何種能力。中心突破傳統觀念束縛，對于大部分實習和課程設計實踐項目在面向對象的基礎上，采用“階梯化能力培養”的模式，即針對能力培養目標劃分了等級，明確量化每項實驗能力培養目標，形成實踐內容的層次化。中心按照實踐內容難易程度和技術先進性，設計了ABCD四個級別的階梯能力培養目標，分別是A基礎操作能力、B綜合工程應用能力、C工程管理能力、D研究創新能力，中心階梯化能力培養模式。基礎訓練型實踐內容主要側重于基礎實驗和工程訓練，如材料力學實驗、土木工程材料實驗、測量實習等，這些項目主要是訓練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各類儀器設備的使用方法；綜合工程型實踐內容包括各類實習和設計，如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實習等，主要是通過實習和設計來加強學生的綜合應用、工程執行能力和工程管理的意識；應用實訓型實踐內容包括各類軟件的學習和虛擬仿真技術的應用，如建筑結構CAD、PKPM結構設計和注冊師實訓，這些項目主要是培養學生設計、分析和動手操作的能力；研究型的實踐內容相對靈活，選題可以是課外的科技活動、科學競賽和創新實驗，如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結構設計大賽等，不僅可以使學生了解土木工程行業最新工程技術，還可以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創新意識。當然，每項內容一項實驗內容能力培養可以是一種能力，也可以是多種能力綜合訓練。
二、實踐教學組織的科學設計
實踐的課堂是學生學習的課堂，要引導學生的主動性、探索性學習就必須有一個好的劇本，即好的教學組織設計。一個科學設計的教學組織形式不僅能夠充分調動學生實訓主觀能動性，更能讓學在實踐過程做到“在模仿中超越，在超越中創新”。正如杜威所說的那樣：“教學方法就是安排教材，使教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教學方法就是通過對教材的加工和安排，使之最有效地在學生心中產生印象并轉化為學生的知識，對于實踐環節來說，就是具體實踐教學組織。
1.實踐教學組織理念
每種實踐項目需要培養學生的能力級別和類型是不一樣的，有的實踐項目培養的是學生的動手能力，有的實踐項目培養的是學生的工程應用能力和管理能力，有的實踐項目是側重學生創新思維的培養和形成。培養目標不同，相應的教學組織形式也應該不同，中心針對不同類型實踐項目選取不同的理念進行指導，實踐教學組織理念如圖2所示。工程類實踐項目注重的是學生工程應用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養，因此按照職業資格教育的模式，采用CDIO工程教育模式來組織具體的實踐內容，按照項目“構思—設計—實現—運作”四步來進行，如土木工程生產實習、畢業實習等。研究探索型項目強調的是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以及實驗方案的設計和執行，因此采用美國著名教學設計專家梅里爾（merrill）倡導的“五星教學模式”，即在“針對問題求解”的宗旨下，由不斷重復的四個階段的循環圈構成———激活原有知識、展示論證新知、嘗試練習應用、融會貫通掌握，讓學生以主動的、實踐的、課程之間有機聯系的方式進行學習。實踐項目根據實踐內容特點和能力培養級別選取相應的組織形式，可以是某一種形式，也可以是多種形式交叉進行。其目標是培養學生理論驗證—實驗設計—綜合分析—創新思維各階段的實踐能力，從而最終具備工程應用和創新雙重能力。
2.實踐教學組織方式
對于綜合工程類項目采用項目管理形式進行實踐組織。將實習學生分成若干小組，實習內容則按任務下達，在任務展開以及工程進行過程中，學生會在不同環境中，產生種種不同問題，學生帶著問題自主學習，包括：①與教師互動；②到教材、指導書、規范等相關資料中求證；③學生之間研究協作；④小組之間相互交流；⑤實踐驗證等。以學生自己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求解問題，以實習學生集體智慧和小組按建制的、充分的、獨立的、積極的運行完成項目，教師對研究過程和方法不做統一規定和要求。通過學生經歷自主探索、發現、研究、互動協作完成項目，達到知識的驗證、升華、深化和總結，實現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對于設計研究性項目，采用互助協作方式進行，讓老師由知識的傳授者轉為學習環境的創造者和探究活動的組織者，學生互動協作學習的方案，采用集中觀摩與分配任務、項目展示評估、工程項目設計三種方式進行。①集中觀摩與分配任務是展示宣講實習主要內容，讓學生在實踐之初面對學習任務，建立實習關鍵問題，然后成立實習小組，分配具體工程任務，激發學生形成學習動機；②項目展示評估是讓學生在實踐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學習，從互相檢查和自我檢查實踐學習的效果角度，促進理性思維學習。③工程項目設計環節是讓學習者通過實踐學習重新運用各方面知識綜合，進行創新設計。整個教學組織過程，通過形式上的多樣性、內容上的實踐性、方法上的啟發性將所有教學內容與教學過程中的所有信息聯系起來。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