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5 10:49: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醫學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班主任與輔導員之間權責模糊
班主任是通過學生專業學習來強化學生思想的，輔導員是指導學生思想工作的，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權責上的區別。然而目前我國教育部門高層卻未能夠充分注意到這點，以至在相關文件的上，仍是采取班主任與輔導員在引導學生思想意識方面功能并舉的提法。這種做法往往使得輔導員與班主任之間發生工作任務重疊，角色錯位的現象，同時，由于輔導員掌握著行政管理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班主任的引導力。
（2）教師的角色扮演失調
班主任角色是由于其個人學識、人格魅力與個人修養及學校賦予等構成的社會地位決定的，并且，高校班主任有著一定的楷模的性質。然而目前，高校的班主任大多都是由任課老師擔任的。大多數班主任老師在擁有教學科研任務的同時還身兼多個角色的扮演。
（3）班主任的個人素養不能適應學生的發展趨勢
在我國現階段的高校班主任隊伍中，雖然大多數班主任都具備較高的知識、技能水平和較高的人文素養，并對教育事業充滿熱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為學生服務的工作中。但是，仍然不排除存在部分班主任的業務素質和道德素質不高的問題。
2.解決高校班主任引導學生思想意識制度困境的策略
從歷史慣性和中國當代的特殊需求來看，變革班主任制度是現階段解決高校班主任引導學生思想意識制度困境的最好途徑，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正確判斷當代大學生的思想動態趨勢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變化，大學校園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同化作用，已不再是一片凈土。社會中的各種信息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斷地侵蝕著大學校園，影響著學生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
（2）維護、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
高校既是的基地，也是當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基地。然而現今大學生對黨的各種政策的認知及對傳統文化的吸取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誤差。因此，高校班主任應當言傳身教，并通過開展系列針對性的活動，增強學生對社會現實是非的判斷能力。
（3）完善班主任的工作動力機制
客觀來說，班主任的工作職責是比較重的，但班主任津貼卻十分微薄，基本上屬于一項無償的工作，這是難以調動班主任工作積極性的一個因素。因此，相關教育部門與學校應以完善權責統一的原則，適當地給予班主任一些權限和物質、精神上的獎勵。同時，學校的行政管理部門也應適當減少一些對班主任的考核壓力，主動聽取班主任的呼聲。
3.結語
大學作為創造知識、傳播文化、引領風尚的主陣地和輻射源，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先進文化建設方面，具有突出的戰略地位。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大學文化建設對于確保現代大學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確保大學文化在高水平大學建設中，發揮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大學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在長期共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價值體系。價值體系是由一定社會崇尚和倡導的思想理論、理想信念、道德準則、精神風尚等構成的社會價值認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導和統領作用的就是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精神之魂。
大學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陣地，大學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國大學文化建設面臨一系列問題，主要表現在：重智育技能，輕德育，輕人文的傾向沒有得到根本扭轉；重表面形式，輕精神內涵；重環境文化建設，輕精神文化建設，大學文化正在受到不良文化的沖擊。[1]一些高校已經出現與大學文化屬性不符并且會對學生發生不良影響的文化傾向，如大學文化的庸俗化、趨同化及簡單化。[2]很多高校對大學文化建設的內涵理解有偏差，因而存在缺乏規劃、隨機性大、盲目跟風、個性缺失等問題。[3] 出現這些問題的思想根源在于，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靈魂，沒有準確把握住大學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要陣地的本質，沒有充分認識到大學文化建設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下才能充分發揮“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咨詢社會、引領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沒有深入領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大學文化建設的深刻內涵。
面對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復雜背景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濟社會加緊轉型的客觀現實，只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引領作用，大學文化才有明確的發展方向，才能不斷熔鑄校園文化靈魂，才能培育和塑造大批符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不斷增強師生員工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主動承擔起傳承、引領、輻射和創新社會文化的歷史重任。
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大學文化
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一）充分認識大學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關系的深刻內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繁榮的根本、生命之魂和精神旗幟。而大學文化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大學為載體，通過歷屆師生的傳承和創造，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所逐漸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行為文化的總和，凝聚著學校的辦學理念和共同追求，是學校繼承傳統、履行職能、創新發展的精神動力。
現代大學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以追求真善美為目標，以弘揚大學精神為核心，制定并實施校園文化建設綱要，努力構建富有時代特征、本校特色、本校特點的校園文化，這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基本內容，是新形勢下拓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緊密結合大學文化夯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和條件
現代許多大學在多年辦學的光輝歷程中，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一代代大學人潛心耕耘、薪火相傳，創造、傳承和弘揚了獨特的大學文化，形成了優良的黨風、教風、學風和工作作風，這些文化傳統對學校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為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挖掘和開發利用這些文化資源，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具有時代特征和學校特色的大學文化的必然選擇。
因此，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必須注重文化傳承，加強校史研究和校園歷史文物保護，深入開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勵廣大師生員工努力踐行經過幾代人提煉出的校訓，增強對學校的自豪感和責任感。積極開展高品位校園文化活動，不斷滿足師生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強校風、教風、學風建設，營造有利于學生健康成長的校園文化氛圍。切實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抓好網絡宣傳陣地建設。加強校園文化環境建設與保護，大力建設文明校園。通過文化榮校戰略，進一步發揮校園文化的育人功能，凝聚全校師生員工的力量和智慧，為實現學校的辦學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增添豐富的文化內涵，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兼容并蓄、文明健康、安定有序的人文大學。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大學文化建設路徑
1.根據時展要求，明確大學文化發展定位。現代大學要在明確學校建設的指導思想基礎上，設定建設大學文化的戰略目標，比如“堅持‘質量立校’，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堅持‘特色興校’，進一步提升學校競爭力”、“堅持‘人才強校’，進一步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堅持‘學科領校’，進一步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堅持‘開放活校’，進一步增強學校發展活力”、“堅持‘依法治校’，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規范辦學行為”、“堅持‘文化榮校’，進一步提升學校‘軟實力’”。堅持科學發展、內涵發展、和諧發展，不斷提高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積極為區域經濟發展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圍繞“文化榮校”戰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構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宣傳陣地。第一，堅持用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廣大師生，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師生牢牢把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大興學習之風，以學習十精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重點，切實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開放性和互動性。第二，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主渠道作用，加強思想政治理論學科和師資隊伍建設，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成為大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課程，筑牢青年一代成長成才的思想道德基礎。第三，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做到學以致用、用以促學，把全校師生員工的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凝聚到建設高水平大學目標上來。第四，加強學科建設，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學科建設和發展，增強學科歸屬感和價值追求。第五，加強與人文藝術、文化產業領域相關的學科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學科建設和專業建設中去，加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宣傳的力度和深度。
3.依托文化傳承，打造特色大學文化。現代大學在各自多年的辦學歷程中，都有一大批知名的專家學者、社會賢達先后匯聚，著書立說，弘文勵教。經過一代代專家學者潛心耕耘、勵志踐行、培育后學、薪火相繼、言傳身教，砥礪出符合自身實際和特色的精神，積淀出良好的教風，培育出嚴謹求實的學風，凝練出具有深厚底蘊和激勵精神的校訓。因此，現代學校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要注重文化傳承，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史資源，走特色之路。第一，明晰學校辦學理念，踐行校訓，傳承并進一步提煉大學精神，將大學精神內化為師生的共同思想基礎。第二，通過開展校史研究、組建校史宣講隊等形式，深入開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勵師生繼承和弘揚學校優秀文化傳統；做好學校文物史跡資源的普查、整理、保護和利用工作；加強對博物館、校史館等文化服務設施的建設及開放服務工作；組建校史研究隊伍，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成果、重要時期為主要內容整理編寫新版校史，比如本校校史教育通識讀本、編印出本校知名校友風采錄等系列校史研究成果，開展系統化、日常化的校史校情教育。第三，注重校友文化。建立完善校友信息庫，健全校友會組織，形成“關懷校友，熱愛母校，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校友文化；重視校友資源，關心校友發展，學習成功校友，營造校友感恩母校和培養、支持母校發展的氛圍，助力校友干事創業，激勵大學生立志成才，報效祖國。
4.圍繞建設特色名校目標，力促大學文化創新。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下，不斷加強文化建設，熔鑄大學精神，使各具特色大學文化深入人心，并內化為師生員工的實際行動，為現代大學科學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撐。可通過校園文化建設打造特色名校，努力強化硬件和軟件設施，營造濃厚的人文氣息，提升師生文化素養內涵。積極樹立人文魅力校園典型，并充分發揮人文淵藪的輻射力、影響力，為促進地方人文風尚的形成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促進文化創新與科技創造相結合，不斷推進學科建設。第一，大力推進學科和學位點建設。按照“統籌規劃、突出重點、分層建設、整體推進”的方針，堅持“有所先為、有所后為”，著力加強與人才培養密切相關的學科以及重點學科建設；促進學科交叉，培育新的學科增長點；發展新興學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應用服務能力，形成特色鮮明、優勢明顯、協調發展的學科體系。第二，進一步優化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在學位點建設上優先向特色學科和應用型學科傾斜；進一步優化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類型結構，采取多種方式發展專業學位教育，不斷擴大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規模，提高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層次。第三，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優化資源配置，發揮綜合效益，加強科技創新平臺和研究基地建設。凝練學科方向，整合優勢資源，培育建設一批科技創新團隊。完善以質量為導向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和科研激勵機制，著力構建“項目-平臺-團隊-成果”四位一體的運行機制，大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進一步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努力形成勇于探索、敢于創新、寬容失敗、誠實守信的學術氛圍。
深化學校管理體制改革，創設民主與自由的制度環境。首先，堅持民主治校、校務公開的原則，注重發揮工會、教代會、共青團、派和離退休教職工在治校理教、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體制改革，促進管理制度更加合理，職責更加明確，運行更加順暢，管理成本逐步降低，管理效能進一步提高，形成更加科學協調高效的體制機制。其次，進一步發揮學校的人才和學科優勢。打破體制“圍墻”，推進產、學、研合作，促進高校知識原創性成果轉化為現實的文化生產力。
5.圍繞人才強校建設目標，培養復合型文化人才。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大力弘揚為人師表、品德高尚、嚴謹治學、樂于奉獻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廣大教師做知識和品格完美結合的代表，做知行合一的典范，在教學科研活動中彰顯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學識魅力。
堅持“優化結構、強化素質、提高層次、創新機制”的工作思路，圍繞人才培養和學科專業建設需要，以教學團隊和學術團隊建設為抓手，積極穩定和用好現有人才，大力培養和引進高層次人才，著力打造和匯聚一批教學名師、教學團隊和學術團隊。以國家和省部級重點項目為紐帶，以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為依托，完善“學科帶頭人+創新團隊”的組織模式，大力培育一批凝聚力強、學術水平高、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創新團隊。高度重視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加大資助力度，加強跟蹤培養，激勵優秀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形成更為合理的人才梯隊。按照能上能下、競爭擇優、動態管理的原則，優化人才選拔、培養、評價和激勵機制，有計劃、有針對性地解決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人才緊缺問題，全面改善師資隊伍結構，提升師資隊伍素質。
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
大學文化建設的啟示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明確大學文化的建設定位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就要求高校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大學文化建設中的統領地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教育師生，通過潛移默化的思想影響和文化陶冶，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為廣大師生的主導意識和精神支柱，形成思想共識和價值認同，體現大學文化的思想引導力。
（二）將人文傳統與時代創新緊密結合，豐富大學精神的人文內涵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本質體現，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文化根基和動力源泉。[4]大學人文精神文豐而意博，理深而旨遠，對于構建當代大學開放兼容、以人為本、崇德守樸、和諧有序、求真務實、誠信敬業的大學精神有著積極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大學精神體現著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任何時代的文化精神，都離不開對文化傳統的繼承，我們對傳統文化理念的追溯，不是為了復古，而是要古為今用，為構建現代大學精神奠定穩固的基石。
（三）深入挖掘學校特色歷史人文資源，彰顯大學文化的品牌個性
大學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創新中心。大學文化的創新并非拋棄人文傳統一味求新求異，而是在繼承傳統文化精髓的基礎上、與時代精神緊密結合，彰顯大學品牌特色的創新。特色是一所大學歷史、傳統、風格的長期積淀。特色就是競爭力，特色就是戰斗力，特色就是生命力。建設高水平大學，必須辦出自己的特色，堅定不移地走“特色興校”之路。充分利用高校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結合學校辦學歷史、辦學定位和文化傳統，積極開拓文化建設新陣地，創設文化建設新載體，按照“人無我有，人有我特”的要求，著力打造具有高校自身特點的文化建設項目，力爭形成高校大學文化建設的品牌和亮點。
（一）女性認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萌芽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二）現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從經典時代開始，社會學就開始對制度有所關注。馬克斯.韋伯將制度理解為是一種“權利和機會下存在的一種獨特結構”。［5］（p354）馬克思認為制度是“是個人之間迄今交往的產物”。［6］（p78）Hall和Taylor首次將在傳統社會學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以文化實踐而非單純的理性選擇為取向的制度分析視角稱為“社會學制度主義”。［4］一般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理論特點有三：（1）將制度與組織進行整合，關注組織和制度存在的場域。［7］（2）將制度與文化整合，修正傳統的“制度理性”假設。［8］（3）考察個體行動與制度之間的關系，既關注制度對個體的影響，也重視個體的偏好和理性選擇對制度的建構意義。［4］可見，社會學制度主義試圖將正式制度、組織與文化進行整合，并將其置于同一場域中加以考察。從社會學制度主義視角出發，制度①的共享性（廣義上的制度）是城市社區的基本屬性。社區成員不僅應遵守一般社會道德與法律規范，還應遵循社區中制定的規章制度，明確某些特定的文化符號，了解相應的實踐意識和話語方式。大體上，社區制度的共享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區成員對社區組織、權威和正式制度的儀式性遵從。這表現為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服從社區管理和對社區本身的歸屬與認同。其二是在社會行動中對社區平臺的偏好。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與行動者的偏好和身份認同聯系在一起。［4］
社區成員常常習慣將社區作為其目的行動手段。［9］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看來，討論社區中種種制度性因素如何發揮作用，不斷加強增強社區制度的“共享性”，努力構建作為“制度共同體”的社區應該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目標。總體來看，社會學制度主義蘊含著對社區建設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個是正式制度建設。大體上，城市社區的正式制度大體上又包括三類，一是政府和上級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和相關規范，這些是建立社區組織、管理社區事務、服務社區成員的指導性制度基礎。二是社區中主導性組織，包括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等制定的相關制度規范，這些制度針對性與領域性更強，是社區運作的主要制度框架。三是各類組織、協會和民間團體內部的正式制度。第二是社區組織建設。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與組織是不可分割的，強調正式制度建設的同時，不可忽視作為制度平臺的組織。目前社區內的組織機構既紛繁復雜，又發育不佳。以居委會、業委會為代表的自治性組織對自身的職能、權限和與政府的關系界定并不清晰，一些學者認為這些組織代表不了社區成員。［10］以物業為代表的市場化組織主要實現經濟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它們常常成為引起社區沖突的重要原因。以各類協會為代表的社區民間組織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居委會等組織的附庸，很難獨立發揮重大作用。如何實現這些組織的統和非常重要。第三是社區文化建設。作為廣義的制度概念的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當社區文化建設能夠指向社區文化價值認同、增強成員凝聚力、實現非正式的制度資源整合時，社區文化資源能夠最大可能地發揮對社區成員及社區本身的支持力量，這是社區建設中的重要能動因素。因此，將構建和完善社區制度共同體為重要旨趣，在正式制度、社區組織、文化建設等方面著力，可以看作社會學制度主義對于社區建設問題的答案。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以“制度共同體”為取向的社區建設中，存在哪些制約性的張力和整合契機。
二、“社區制度共同體”建設中的張力
“張力”一詞來源于物理學，在社會學研究中主要用以表達那些阻礙結構穩定的因素和力量。［1］當我們試圖將構建和完善“制度共同體”作為社區建設的取向時，我們會遇到種種撕裂這種“共同體”的因素，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社區建設中的“張力”。第一，社區成員角色的日益復雜性可能弱化社區“制度共同體”的根基。一定程度上，中國社區建設的最初動機就是為了應對社會成員的角色轉型，實現公民從“單位人”向“社區人”的轉變。［11］然而，角色的轉變遠不像最初設想的那么簡單，馬衛紅、桂勇（2008）指出，傳統單位制的瓦解并不意味著一個類似結構的出現，［12］社區成員同時也是其他組織機構的角色扮演者，多重角色身份意味著多重制度場域的交互作用，這將不可避免對社區建設產生影響。對很多社區成員來說，由于擁有大量的外部資源，社區中的支持可有可無，社區對他們而言只是住宅所在的區域，既沒有必要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也沒有必要對社區中所謂的“規章制度”做出回應，因此，他們很可能將自己作為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局外人”。在此情況下，當社區中固有的制度文化試圖對個體的行為做出規范時，這種規范一旦與其自身利益發生沖突，很容易形成強烈的反彈力量。
如果社區不能對那些反彈力量做出必要的回應，社區中的制度根基可能就會受到挑戰和動搖了。第二，社區中多元組織力量的博弈可能導致社區制度場域的碎片化。社區中的各類組織既是部分社區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社區制度的執行者，更是“制度共同體”的維系者。然而，社區中組織紛繁復雜，既包括以居委會為代表的半行政半自治組織，又包括以物業為代表的市場化組織；既包括以各類愛好者協會為代表的文化性組織，又包括以業委會為代表的監督維權組織，還有大量的因各種利益關系形成的臨時性自發組織。各類組織、組織與社區居民的復雜互動常常導致大量的非理性后果。各類組織彼此爭奪對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市場化規則（物業組織）、行政化規則（居委會）、自治化規則（業委會）等都是“制度共同體”性質的備選項，這些選項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則很有可能導致這個“共同體”的碎片化。第三，社區場域與其他社會制度場域的互動可能對社區“制度共同體”造成沖擊。現代城市中的社區絕非封閉的，它始終與外部社會保持的密切的互動。這種互動有兩種形式：一是市場、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向社區傳遞資源、共享文化和制度規制；二是社區對外部世界的自我表達和信息反饋。在這些互動中，制度文化的互動占據著重要成分。相比較而言，社區可能更容易被外部的文化與制度規則所改變，特別是市場環境下的價值沖擊和來自社區外的強制性規劃都可能改變原有的“制度共同體”狀態。第，社區的流動性增加了“制度共同體”的不確定性。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之一，但從制度建設視角來看，人口流入之于社區建設也是一種挑戰。
挑戰來自兩個方面：其一，融入與認同。實現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是解決其社會融入的基本路徑，［13］但流動人口來自于社區之外，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和獨特的制度理解，對于新的社區場域中制度、文化與慣習，他們很難完全認同與接受，特別是對于那些臨時居住的流動人口來說，很難讓他們產生社會歸屬感。其二，接納與支持。從社區自身的角度看，外來流動人口是否能夠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資格權”也很難說。如果社區不能從文化價值層面給予流動人口以接納，在制度層面給予必要的資源支持，很難說服流動人口接受自己已有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流動人口可能改變了社區建設的基本格局，也是對社區制度共同體的一種建構，但建構的方向和結果是不確定的。可以說，以上個方面是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也是社區建設必須面臨的現實性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社區成員、社區組織、社區外部環境和社區流動等多個方面，它們或獨立，或交互對社區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在廣義的制度層面上產生了張力作用。當然，一個健康的“社區制度共同體”相對穩定，但不是不可調試。面對諸多變動性因素，作為社區行動者的社區組織和社區成員應該充分把握制度文化整合的內在動機機制，進行合理的制度建構，實現“制度共同體”的理性變遷。
三、“社區制度共同體”建設中的整合契機
從社會學制度主義角度看，社區建設中的一系列張力因素可能撕裂作為整體的“社區制度共同體”，但并不意味著“制度共同體”不可實現。如火如荼的社區建設運動彰顯了構建和完善社區制度共同體的整合契機，這些契機指向于個方面：外部支持、內在動力、制度現代化自覺、文化-情感認同環境。
第一，支持社區建設的外部環境形塑了“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基本條件。不可否認，中國社區建設的最初動機是解決后單位制時代的基層管理與社會認同等問題。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將社區作為它的“基層管理平臺”，并希望在這個平臺上使它的制度規范得到貫徹、治理組織得到發展、主流文化得到弘揚。基于此，在正式制度方面，國家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業主大會規程》、《物業管理條例》、《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制度規章；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國家積極推動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推動“和諧社區建設”等；在組織支持方面，近十幾年來，國家積極促進居委會建設，不斷強化居民委員會的自治功能，給予其更多資源，試圖構建新的基礎權力與認同中心。這些工作均能對形成整合化的社區制度場域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第二，城市社區中存在強烈的“制度整合”動機。如果說國家是從自身發展需要考慮建設“社區制度共同體”，那么社區居民對“制度共同體”的呼喚則基于自身權益維護和基本利益訴求。每一個社區成員都希望在社區生活中受到公正的制度對待，享受公平的社區服務，擁有平等的社區事務參與權利，能夠在自身權益受到危害時得到社區的有力支持。這些訴求只有在一個公正、平等、整合的制度文化環境中才有可能實現。這種“制度整合動機”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社會保障、文化資源和其他社區服務資源供給時，只有建立合理公正的正式制度，保證資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才能使社區成員建立對社區組織的信任，這種信任是得以維系社區管理的基礎。其次，在社區成員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只有當社區能夠通過制度手段和組織環境提供問題解決渠道，能夠在以社區居民權益為根本訴求的價值氛圍中妥善處理，公民的基本權利才能夠得到維護。最后，在社區內部出現或沖突時，不僅需要有立足于事實本身的制度處理基礎，還需要在社區的文化價值共識中尋找“交往合理性”，而這，必然需要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場域”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只有當社區是一個“制度共同體”時，社區成員的權益才能夠得到保障，社區的團結與和諧才能夠得到保障，這類動機可以說是我們努力實現制度共同體的內在動力。
第三，社區的制度現代化自覺推動了“制度共同體”的形成。所謂“制度現代化”是指正式制度適應社會關系的變革而發生的現代化轉型。［14］城市社區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持續現代化發展中的產物，也必然要對現代化發展做出回應，這種回應，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正式制度建設中。總體而言，我國的城市社區都建立了以《社區居民自治章程》為總綱，包括一系列科層制式的組織制度、管理制度、服務供給制度、社區參與制度等的社區正式制度網絡。這些正式制度的構建有外部力量的推動，但更是社區建設中的一種制度自覺。這些正式制度體系構成了社區制度共同體的總體框架和輪廓。
第，特定的文化—情感認同環境構成了社區整合的重要紐帶。城市社區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環境中，社區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看來，作為文化規范和情感價值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構成了社區整合的重要元素。劉遲（2012）描述了社區權威生成中文化價值元素的作用，并將其概括為情感、認知、習慣和方言個方面。［15］（p143-153）這方面的因素代表了兩類文化之于社區的整合：一種是基于傳統與歷史文化傳承的文化整合。這主要體現在了社區所在區域的語言、生活習慣和某些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等。這些因素為社區中的居民提供了某些共享的文化資源。一種是基于社區內部的“亞文化”整合。隨著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和城市社區數量的不斷擴張，不少社區中包含著多元的文化背景，這種情況下往往需要形成與社區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整合機制。一般來講，這種整合是長期情感與認知積累的結果，同時，某些社區運動也可以激發出社區內的亞文化認同，形塑社區的主體意識與文化認同感。［9］無論如何，由文化—情感認同因素構成的非正式制度環境已經成為了社區制度建設中的重要整合力量。上述個方面分別考察了來自于外部支持、內在動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整合契機。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張力”還是“整合”，都是一種趨向，兩者的交互作用會對社區建設產生切實的影響。我們要進行社區建設，要構建“社區制度共同體”，應該充分發揮那些整合的力量，善于調整那些社區發展中的張力。
四、結論與反思
關鍵詞：科學；意識形態；文化；宗教
對科學的理解是當代科學哲學的任務之一，因為真實的科學并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認識的科學。我們可以直觀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學卻不存在一個類似的實體。我們可以把某些物質的、可感知的東西稱為科學，如牛頓的手稿、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版物等等，但這只是科學的某種體現或它理論化形態，我們還不能說這就是科學本身。科學知識只是某種類型的可見形態，理解科學更需要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本性。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將科學視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科學視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人類意識，它不同于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經典定義。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科學與人類社會歷史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與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相類似。目前，將科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已經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①但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尚需作出必要的說明。
科學之所以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看待，首先是因為科學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關于客觀世界的“意識”。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每次重大的統一，都必然伴隨著觀念上的重大變革。科學本質上是關于自然的認識，是對自然的研究，是關于自然的觀念，這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科學被專門建立起來，是為了直接地解釋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所有現象的本質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學這一意識形態中，對人類認識任務的解決成為首要的使命，而科學知識的取得又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關系和生產需要分不開的。科學從最初的對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為一種理論成果、再轉化為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它帶給我們生活各方面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從最初對對自然的好奇，到后來逐漸給予我們一種新的自然界的圖像，一種我們看待自然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觀點，以至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具體認識的改變，而且是人對整個世界看法的改變，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嬗變。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科學也會演化出意識形態，科學本身也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此，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作出過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學一樣，基于科學實踐而產生的某種意識形態（如唯科學主義）也是科學的副產品，是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正因為科學的應用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并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科學的不同態度就會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哈貝馬斯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他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效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則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他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職能。③哈貝馬斯不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為社會環境，而認為科學產生的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獨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會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動的坐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離，并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代替。同樣，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學還與其他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相互依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代學者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是一項真正的人類事業，它具有人類從事的其他活動的許多特征。”⑤同人類其他文化形式相類似，科學不但具有實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時它也有超越性、創造性的一面，即可以從科學活動中獲得人的自由。首先，從歷史來看，科學與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處于一種相互滲透又相互區別的關系中。從科學知識的萌芽期開始，科學與宗教、神話、寓言教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科學的古代形態。即使是在今天，科學與各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仍然構成了科學科學知識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愛因斯坦曾經描述過信仰因素在科學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宗教與科學在當代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科學活動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既包括對科學功能的社會性信念、科學對人類社會的正向價值、科學價值的世俗性的認可，也包括了某種對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統一）的驚異和敬畏，這種情感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學家所體驗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對某種宗教教條或宗教神學的認可，因為科學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學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這一切都沒有取消科學事業的獨立性。科學說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條或神學理論，相對于這些文化體系，科學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說明”，這是我們對科學的基本信念。
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即“自然科學的概念內容沒有被歸因于某種經濟基礎：歸因于經濟基礎的僅僅是它們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學與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⑥科學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科學與經濟基礎之間不是直接的“反映”關系，這說明科學與宗教等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質的區別。
二、作為文化的科學
英國學者斯諾（C. Sn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說，科學不僅代表了一種智力活動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備和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文化現象一樣的性質與特征。斯諾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大學里從事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兩種知識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嚴重的隔閡與對立。造成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復雜的，有些淵源于社會歷史，有的是個人經歷所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由于不同種類的精神活動本身的內在動力的差異。⑧在斯諾看來，科學是“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⑨也就是說，文化是體現人的“本性”、與人的存在和發展有關的活動和現象，因而科學可以毫無疑義地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意識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學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質和才能，首先體現在它是一種對待經驗的成功方式：科學活動是按照某種程序進行的，它把以前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斷地再合并為一個不斷生長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文化或傳統。⑩在斯諾看來，科學文化是累積的、組合的、共意的，它體現著自己的過去，必然要穿越時間而進步；而另一種（人文）的文化則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們是非累積的，是獨一無二的，從彼此之間的關系上看不出內在的進步。
科學對人類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的自然生存條件和社會生存方式，這是科學之為“人的科學”的本質方面。科學本身涉及的層面之廣以及科學的影響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這樣的總體性概念來描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英國學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認為，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現在它成了文化的一個高度分化的要素。這種文化的變遷具有自身的連貫性、科學的不同分支具有潛在的文化內聚性、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科學同事群體界定他們認為什么可算作是科學知識的方式，等等。11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消除了科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和簡單化觀念，深入探討了科學活動所具有的人的內涵和性質。這種傾向與某些研究者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通之處。他們注意到了科學的傳播和影響過程的確可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給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將科學最后認定為是同某種風俗、民俗完全相同的東西。巴恩斯還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憑借它便可以把類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轉變為并重新組織成令人費解的事件的東西。”12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內容，是由具體的社會群體的有局限的文化規范決定的
英國科學家、哲學家波拉尼（M. Polanyi）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科學的文化內涵，他論述了科學知識是一種“個人知識”。他指出，科學從具體的知識上升到普遍的知識，成為人類的智慧或審美活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曲折艱難的過程：“認知任何一項自然科學知識都少不了認知者在某種程度上內居于研究對象之中的行動，這種親密的內居行動呈現一個連續的進展過程——這過程恰恰指向被譽為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內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學要成為人類內在的知識、普遍的知識，不是依賴于它作為某種結論和實際效用的力量，而且還要依賴于整體的精神演變過程或態勢。波蘭尼認為，“整個人類感覺世界——智力、道德、藝術、宗教理想——都是被人類生存和成長于其中的文化遺產之構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沒有其他文化的制約，科學的發展將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波蘭尼認為，在科學上沒有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學詮釋而存在的事實體系”；“只有在一個傳統信仰與價值的復雜系統之內，人們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并將之代代相傳，這就好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傳統是不可或缺的。”15波蘭尼通過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學研究活動與人類其他活動之間“人類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科學的文化生成過程與其他文化資源所采用的過程并無重大區別。
在文化視野中，科學事業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識形態開放的。正是由于科學的文化性質，科學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與宗教文化發生關系，表現出在相容甚至互補，又矛盾甚至沖突的復雜關系。既然宗教與科學都是人類的文化活動，那么二者之間就會必然存在著共同之處，存在著可以對話的通道，存在著互詮的可能性；同時二者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它們在思維方式、影響層面、文化性質上，都存在著很大區別。無論如何，科學的作用是歷史地形成的，是不會被完全解構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說的，斷言時間之矢僅僅是現象學的或者是主觀的，皆屬荒謬。16科學改變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對人的本質力量的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可稱為一種真正的文化。
三、結 語
科學雖然從內容上體現的是關于自然的知識，但是科學體現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學不是外在于人的絕對存在物，科學不但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體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科學現象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前蘇聯學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對科學概念進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聯系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認識提供了預見事件的可能性，是人們合理行動的基礎。第二，科學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相對獨立的社會體系，這個體系把科學家組織起來，為認識客觀規律和應用這些規律服務。第三，科學還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力量，這種力量將科學成果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們的行動符合客觀規律而得到發展。17這實際上是從動態的、聯系的、系統的角度看待科學的——因為科學與人的社會活動密不可分，純粹知識形態的科學不可能解釋科學活動的實際影響和意義。拉契科夫說明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力量及其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聯系，從而深刻地說明了科學的社會本性。科學具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當代科學的發展不但改變了人的思維方式，也意味著當代科學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18這種變化也必然會對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關系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也將在歷史中不斷地被超越。
① 參見曾國屏：《當代自然辯證法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② 拉契科夫：《科學學——問題·結構·基本原理》，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頁。
③ 參見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④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⑤ 伊安·巴伯：《科學與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⑥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上冊），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6-28頁。
⑦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9頁。
⑧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1頁。
⑨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0頁。
⑩ 參見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20頁。
11 參見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頁。
12 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
13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頁。
14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頁。
15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頁。
16 伊利亞·普利高津：《確定性的終結——時間、混沌與自然法則》，第3頁。
論文摘要：音樂教學模式的發展是音樂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傳統的音樂教學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構建新的音樂教學模式有很大的啟發。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實現人的社會化。教育的功能就是把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轉化為學生微觀的個體心理結構，而轉化必然要通過學生的內化才能有效達成。因此，教育必須要以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為前提，從而促進個體的發展。
傳統的音樂教學模式過于重視知識的傳授，忽視作為個體的學生情感、主體性、創造性的培養。教學模式的單一，使學生的主體性沒有得到有效地發揮，更不用談潛在于學生身上的個性、意志、情感的培養。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音樂教學必須不斷更新觀念，從培養學生主體性、促進自我發展的角度構建新的教學模式，以適應新時期的教學要求。
一、構建主義對音樂教學模式的思考
音樂教學模式和整個音樂教學改革的發展正著眼于培養學生的主體精神、創新精神和實踐精神，著眼于培養學生的自我發展能力。傳統的教學模式要解決的是如何控制教學過程以實現知識的傳授，因此不能有效達成上面所述的目標，而現代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則為此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建構主義認為，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世界的理解和賦予意義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由于個人的經驗不同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各不相同，所以應該更關注如何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墓礎來構建知識。從這個角度出發，建構主義理論強調學習的主動性、社會性和情境性，強調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在已有經驗墓礎上的主動建構，強調發揮學習者的主體意識，從而促進人的整體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種思想正體現了音樂教學模式發展和音樂教改的價值取向。
作為學校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課堂曾經以其豐富的內容、活躍的氣氛、多變的形式而傲視諸科、獨樹一幟。隨著教學改革的推進和深入，各科教學都已上升了一個層次，而音樂學科相對顯得滯后，在很多音樂課堂上仍然演繹著我教你唱、我說你聽、我動你跟的陳舊方法，導致了學生音樂知識貧乏，創造能力差，學習方法被動，缺乏自主意識的現象。
長期以來，教師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教者”的形象，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解惑”，就是教知識，“教書”、“教師”、“授課”這些詞語一方面顯示了長久以來的課堂狀態，一方面則又使這種思想得以根深蒂固地延續。其實，這種“行為主義”的做法就是把學生當作了灌輸的對象、外部刺激的接受器、前人知識和經驗的存儲器。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教學，教師不自覺地成了課堂的主體，學生便自然形成了“從教師那兒學音樂”的思想意識。實際上，這種課堂教學是沒有充分尊重學習主體、忽略學習者的音樂潛質和成長的能力、甚至可以說是扼殺他們“創造力”的課堂。
20世紀9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建構主義理論則給陳舊的音樂課堂帶來了新的活力。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特別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要求學生由被灌輸的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和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教師的角色則由“傳授知識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幫助者”、“促進者”。
二、音樂教學模式的構建
首先，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主動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事物的理解。個人有獨立的理解，同時又通過合作獲得的全面理解。音樂學科具有獨特的靈活性和模糊性，有足夠大的空間讓學習者發揮主觀想象。同樣的學習內容往往會因個人經驗、經歷、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獨到的見解。在教學中，音樂教師要尊重該學科原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教學模式設計中要設法讓學生主動參與其中，學生主體參與教學使學生在教學中自始至終充當著主人的角色，他們把教學看作是“自己”的責任，而不光是教師的事情。從教的主體而言，為了使學生主動性參與教學，教師通過一系列的設計安排盡可能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從學的主體而言，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會滿足學生的各種求知需求。“主體一發展”為特征的音樂教學模式的構建，應立足培養學生的主體性，并以促進學生發展為最終目標。作為人的本質所在的主體性，實踐性、創造性和個性特征是其基本內涵。人的主體性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并只有在生命活動中才得以生成和提高。學生主體性在學習上主要表現為態度積極和行為積極，能自覺地參與、交往與合作;在行為方式上主要表現為理智與情感、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和諧統一。“主體一發展”音樂教學模式側重在教學活動中，突出培養學生的主體性意識，在豐富的音樂教學活動中收獲自己的學習心得，促使學生形成良好的發展意識，能自覺地提出自我發展目標。
其次，建構主義情境教學模式使學習在與現實相類似的情境中發生，以解決學生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為目標，學習的內容要選擇真實性任務。學習者在情境中模擬實際情況并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獲得實際中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并不是將提前準備好的內容教給學生，而是在課堂上展示出與現實中專家解決問題相類似的過程，提供解決問題的原型，并指導學生的探索。
情境性的學習呈現了知識的生存力和學生對知識的運用能力。建構主義認為，知識若是有助于解決具體問題或是能夠提供有關經驗世界的一致性解釋，就是適應的，就是有“生存力”的。音樂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生活中處處可見音樂的運用，它涉及情感、人生，又包羅一切學科。社會生活中與音樂相關的問題也非常多，如對某一歷史人物、事件或者某一種文化傳統如何評價，如何透視、分析和評價某一社會現象等等，這一系列緊密聯系社會、實用性極強的問題本身具有復雜性和挑戰性，勢必會激發學生學習音樂的欲望。查閱資料、調查訪問、填密思考，不斷從書本、社會中汲取文學、文化、歷史和科學等各方面知識，再通過討論、辯論、演說等多種交流形式達到共融和逐步解決問題，這就必然會大大提高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增強他們的音樂運用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力。構建音樂情境教學模式，將音樂的學習放到各個有趣而有意義的活動中，在問題的解決中掌握音樂知識，一定比課堂上簡單的講授更容易培養學生的能力和創造能力。這種情境化的教學可以不只依賴獨立的測驗來評價學生的表現，對間題的解決本身就反映了學生的學習效果，或者僅僅對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進行功能性評估。以每一個學生的相對進步來作出評價，既有積極促進進步的意義，同時也能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把學生從書本中解放出來。
再次，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獲取知識的過程，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情境下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獲得的。這個“必要的學習資料”不是支持“教”的，而是為了支持“學”的。鑒于這樣的出發點，在音樂教學中構建信息技術教學模式，不僅有利于豐富音樂教學環境本身，同時對培養學生的信息搜集、處理能力，擴大自身周圍的學習資料范圍，促進主動學習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音樂學科在廣義程度的理解上，其知識的來源為一種工具和手段自然而然地滲透到學科的學習中，既優化了學科教學的教學過程，提高了教學質量，同時又加深了學生對信息技術的理解和應用的層次，使信息技術與音樂教學在整合的過程中相得益彰。墓于信息技術的音樂教學模式目前主要有教師運用投影、圖片、錄音磁帶和計算機多媒體制作的課件等手段，學生墓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自主性學習和研究性學習。
最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增強個人合作的能力，主要關心這樣一些社會關系的范型，如協商、合作、沖突、修辭、禮儀、角色、社會場景等。他們還認為，學習首先是進入某一實踐共同體的文化進程，這包括對社會交互作用的參與以及按文化方式組織的能影響學習和發展的活動。在建構主義教學中廣為采用的合作學習、交互式教學模式同樣也為音樂教學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之一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的文本形式中心論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文論承襲了作為感性生存論的德意志審美精神，將 藝術 和審美看成擺脫 現代 社會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徑，其直接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1844年 經濟 學 哲學 手稿》和盧卡奇《 歷史 與階級意識》中異化與人的解放間題，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從而 發展 了一種和經典文論不同的文藝社會學。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與審美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藝術和審美如何成為解放意識、否定異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文論看成一種廣義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對蘇聯美學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兩個方面都對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由于“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對蘇聯及歐美文論的借鑒基礎上，特別是 總結 了我國現當代文論的教訓后提出來的;在后來的闡釋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理論要素，因而就體現出一種綜合視野:既避免了將文學作簡單的意識形態圖解的文學工具論的缺點，又防止文學研究陷入形式主義學派見木不見林的狹窄范圍。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面對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懷疑和指責(比如把“審美意識形態論”理解為“審美主義”).童慶炳仍然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
價值觀是人類在各種對象性活動中主體對客體的價值意義的根本看法，是人們區分是非、善惡、美丑、好壞、榮辱的根本標準，是人們對事物趨、避、親、逆的主導因素，是一定社會意識形態的實質和核心。就其構成來講，主要由價值目標、價值評價和價值取向組成。價值觀教育本質上是引導人們樹立價值意識，增強把握社會生活中價值關系的自覺性，增強生活中的自為性意識、建設性意識和創造性意識。價值觀教育帶有明確的思想性，它從方向上引導人們處理好現實社會價值觀運行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基本一致，個人與社會關系基本協調，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促進。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國家、社會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狹義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教育，更強調的是關于如何做一個合格公民的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協調個人與政府社會關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實現個體的政治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和道德社會化。可見，學生良好的價值行為直接導源于公民的素質，而正確的價值觀教育則可以使學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為有所皈依。因此，對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來，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為基礎
藝術類大學生個性特征比較鮮明。一般來說，有一定的專業特長，思維靈活，思想開放，想象力豐富，比其他專業的學生更富有創意性和自我表現性；他們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意識，崇尚自強進取、公平正義；政治選擇上求真務實，不盲目崇拜個人權威、追隨大眾。但也必須看到，部分藝術類大學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權利意識模糊，主張褊狹。認為搞藝術的應該自由散漫，限制多了會抑制個性思維發展，影響創作靈感，創作不出好的作品，從而把自由與紀律、個人與集體、個性發展與學校制度和社會規范對立起來，對自己權利過度重視，對群體權利相對漠視，對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責任意識淡薄，功利化傾向明顯。藝術類大學生大多家境不錯，父母寵愛，自我中心意識較強，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對缺乏與外界和同學的心靈溝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對自己、對他人、對集體的責任意識；因為學費高，演出、設計、寫生等接觸社會的機會又較多，很多人有過賺錢的經歷，所以，造成其熱衷經濟活動，注重個人眼前蠅頭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傾向。第三，公德意識缺乏，理論與實踐脫節，他們對公共道德、社會的規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存在“知識”與行為的分離和脫節現象，對善良高尚行為不去效仿，對身邊的負面現象缺乏鞭撻，不遵守公德的現象更是時有發生。
基于藝術類大學生的特性，在實施價值觀教育時應當將公民素質教育結合起來，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質，才能形成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共同價值觀。一個人如果連最起碼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備的話，他是不可能有正確的價值觀的。優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會規則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人們生活中的信念和準則，養成以身作則、敬業愛崗、關愛他人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公民責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為基礎和中介，才能進一步實施價值觀教育；只有先當好合格公民，才談得上樹立崇高的價值理想和目標、擁有高尚的價值取向。
價值觀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會主流價值觀滲透于個人的自我意識中，不斷審查自己的動機、欲望、需要，形成個人為人處世的價值標準和目標，使之符合社會的價值要求和價值目標。但是，一般情況下，價值觀教育大量的是說理、灌輸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條主義、簡單生硬的現象，往往會存在兩個瓶頸：一是價值觀教育內容通常是灌輸理想、信念、價值目標、原則和不容置疑的觀點，突出政治信仰層面上的內容，強調遠大理想和超然目標，個人與社會關系層面上的內容相對不足，缺少對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礎的深入思考與相應引導；缺少對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結果是教育出來的學生人前一個樣、人后一個樣，甚至產生逆反心理。那么，價值觀認知如何轉化為個體價值行為?二是價值觀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單調、枯燥、填鴨式的政治說教，學生不能面對事實作出判斷，只面對一個先驗的結論，不論相信還是不相信，都必須作為標準答案記住它，結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從社會價值觀要求的“他律”行為如何轉化為個體“自律”行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約翰，帕特里克教授通過研究歸納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趨勢之一便是內容趨同，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公民教育集中于三個方面：公民知識、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使矛盾化解，就應當使價值觀教育通過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識的傳授、公民道德的養成和公民技能訓練的中介來實現。
二、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論與實踐
藝術類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藝術工作者，藝術工作要求從業者必須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創作出好的藝術作品。但他們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價值追求更直接導源于公民素質，導源于主體自身內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實踐。而這種接受和自愿的實踐又導源于公民素質的培養。
1 公民知識的傳播幫助實現價值認知
價值觀教育引導藝術類大學生懂得其所從事的藝術創作總是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理所當然地應該以表現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目標、取向和標準，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識的傳播包含基本的訴求，即希望通過公民教育培養公民具有合乎本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紀守法的觀念和行為，使其成為忠誠于國家、服務于國家、適應本國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識關涉的是純粹的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所以，其本質含義可概括為兩個層次：一是每個公民首先是歸屬于自己的國家，這就意味著每個人必須講國格、講民族尊嚴，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二是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超越個人與家族、個人與階級、個人與黨派等的關系，在國家法律的保障下，個人無論是何家族、階級、黨派，都是人人平等的，這就會產生平等意識。因此，大學生公民知識的傳播既能培養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平等意識、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意識，也能培養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及對愛國主義和民族自信心。可見，公民教育引導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為能力，達到公民要求，卻又把愛國主義等價值觀溶解內化在個體感性認識和要求中，化為行為趨向，引發價值行為。克服了以往價值觀教育中個人與社會關系層面上的內容相對不足，缺少對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礎的深入思考與相應引導；缺少對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等不足，從而使價值觀的內容通過公民知識的傳播教育滲透和內化在學生心里，實現價值認知。
2 公民道德的養成推動價值行為由“他律”轉化為個體“自律”
事實證明，具有公德意識的公民能夠在一定限度內節制甚至犧牲個人利益，追求社會整體的普遍利益和長遠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民道德的養成可以為其價值觀的培養奠定良好的基礎。作為藝術類大學生，如果淡薄了對祖國、對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為時尚，利己主義觀念、急功近利意識膨脹，以個人的利益需求作為標準進行價值評判和取舍，對知識帶來經濟效益的關注大大超越對知識本身價值的追求，忽視知識對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對心靈的熏陶，就無法成為一個優秀的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藝術類大學生只有首先自覺遵守最低限度的行為規范，擁有最起碼的社會公德，“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潔的價值理想，從基本的義務走向崇高，其自身的價值行為才能由“他律”轉化為“自律”，才能自覺地將其崇高的價值理想體現到作品上來，才能使其創作的作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養和訓練促進價值認知轉化為個體價值行為
價值觀教育除了培養價值理性，就是價值引導，即通過向學生灌輸和傳授特定的價值觀(一般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使學生對這種價值觀產生認同，并內化為自己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未來能夠自覺地運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這種價值引導通常是重視對學生的外部強制。具有較強自我中心意識的藝術類大學生對此反感。只有通過實踐性、現實性極強的公民技能培養和訓練實踐使學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習慣使其在生活中和實踐中通過切身體驗來感知相關的價值觀，例如，可以讓藝術類大學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寫生、演出等機會開展服務學習旅行活動：學生深入社區服務，以可持續發展、農村教育、環境保護、如何追求有價值的生活等主題對所服務的社區和周邊單位的活動進行調查了解。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對各種社會問題產生直觀深刻的體驗和強烈的情感震撼，使其關注社會問題，增強社會責任感，既提升學生的道德能力又培養其對生活和社會的主動價值思考和判斷能力，克服以往價值觀教育單調、枯燥、填鴨式政治說教的方法的不足，通過對藝術類大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使學生價值觀內化在心理，養成內在意志，使價值認知轉化為價值行為。
總之，在理論層面上，藝術類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的融合，為建設和諧社會既提供了價值方向、標準，又提供了現實行為規范。
三、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誤區
當然，在將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時候，需注意的問題是：不能因為過去價值觀教育在內容、方法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導致教育效果不夠理想，就將公民教育與價值觀教育混為一談或以公民教育取代價值觀教育。公民道德，屬于基本的社會公德而不是個體價值信奉，他作為公民，又必須受到基本的價值規范的制約，使公民按照價值目標進行價值行為選擇。事實上，公民在面臨相反或相沖突的觀念和行為時，如何調節、調整自己的公民活動能力，權衡能力，這種能力需要在價值觀教育中獲得，一定社會價值體系中價值觀與公民教育銜接得怎樣，體現了什么樣的原則，對公民素質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價值觀教育能夠提升藝術類大學生公民素質教育的層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環節是教育標準的確立，價值觀告訴人們行為活動的最終目的，解決的是為什么而活的問題，直接規定和指導著人們的活動，為人們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惡、美丑、對錯的標準，為公民素質教育規定了價值目標。個體在發生公民活動時，往往從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中去選取一個或幾個標準，用來指導自己在行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確判斷；積極的價值觀會使人的言行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特征。藝術類大學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使人受到感召、啟示和引領，使大學生在精神上獲得升華，才能創造出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來。那種迷失政治方向、沒有社會責任感、人格低下的藝術作品，是不會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歡迎的。
2 價值觀教育影響著藝術類大學生個體公民教育的性質
價值標準區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是應該的，什么是最好的，價值標準影響著公民素質的形成。價值觀教育是否合理得當，勢必影響個體公民素質教育是否得到正確的方向指引，否則，如果價值觀教育搞不好，就會導致人們形成對公民行為的不合理的判斷。藝術類大學生因其從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識形態屬性，體現著特定時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價值體系，并為特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社會主義的藝術總是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表現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手段，對他們的公民素質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做引導，才能把他們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使其形成對公民行為的合理判斷，進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導大眾，使人們的行為朝向有意義的事物，推動人們去達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3 價值觀教育規定了藝術類大學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