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7 16:41:3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功能對等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中圖分類號：F26 文獻標識碼：A
English Trademark Appreciation und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KONG Peili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which is in a special styl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thos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mentality， sentiment， culture， faith and habitation. This paper appreciates some famous brands from sever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Key wor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demark translation； English Trademark
商品商標就好似人的名字，是產品的最初形象，代表了商品的類別，功效，質量，甚至是知識產權。呂叔湘曾定義商標為刻在或印在一種商品的表面或包裝上的標志、記號，使這種商品和同類的其他商品有所區別（呂叔湘1983，《現代漢語詞典》，1104）。一個好的商品譯名，會讓消費者產生購買的沖動和欲望，這樣就能達到商標執行的“訴求”和“引導”的功能。在眾多的翻譯理論中，美國翻譯家奈達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Functional Equivalence）最適用于產品的商標翻譯。
根據“功能對等”的翻譯原則，筆者從幾類產品的商標入手，對漢語商標名熟為人知的產品商標進行舉例分析和欣賞。
1 食品飲料類
可口可樂Coco-Cola：Coca是南美產的藥用植物，Cola為非洲產的硬殼果樹林。如單單翻譯成兩種植物名稱，會讓人覺得無法理解，對食品商標名來說也不能吸引民眾。而且，“可口可樂”雙詞疊韻，漢語念起來朗朗上口，“口”、“樂”也符合中國人的語言習慣，代表了“嘴巴”，“快樂”，把原本一個死板板的植物名稱變成了易于接收且能滿足味蕾的可愛商標名。“可口”一詞給人一種味道好的感覺，“可樂”則表示“可以帶來快樂”。這個商標翻譯符合功能對等理論中的消費者易接受對等要求。
杜康Bacchus：杜康如果按照漢語拼音原意就可譯為Dukang，但是僅僅這六個字母的組合不能讓西方人明白杜康的深層次含義，不能產生商品漢語名原含的意義和效果。因為漢語中杜康即為酒的發明人，從而聯想到這種酒定為好酒。為了達到同樣的商品名功效，使用Bacchus一詞，Bacchus原意是指希臘神話的酒神。這樣一來，西方人看到Bacchus和漢語中的“杜康”即能產生同樣的效果，這樣的翻譯正是符合了翻譯理論中功能對等的要求，也符合翻譯理論中文化修養功能對等的要求。
2 日用品類
海飛絲Head & Shoulders：這款洗發水，原意是指用過這款洗發水后，頭發能很清爽，就算是肩膀上也不會有頭皮屑的蹤跡。翻成漢語，如果直譯為“頭和肩膀”會讓人不知所云，而原來譯為“海倫仙度絲”，也是既嗦又不知其所指，都不如“海飛絲”，讓人聯想到向大海波濤一樣漂浮、柔美的秀發披散在美女的肩上，富于想象。此商標翻譯符合功能對等理論中的語言習慣對等要求。
百愛神Poison：漢語中的百愛神，意為使用此品牌香水的女人，都能讓男人為之神魂顛倒，自己能變得妖嬈迷人。但是Poison一詞原意是指毒藥，按照中國人的接受度，很難接受毒藥品牌的香水，所以，用漢語百愛神來翻譯，既符合翻譯功能中的對等理論，又具有了翻譯的民族性，文化性，符合中國女性的價值觀，更符合功能對等理論中的文化習慣對等要求。
3 工業品類
立邦Nippon：日本人的這個品牌從日本人角度來看，這個商標名體現了“大日本”的意味，非常符合日本人的心態。可是如果直接把商標名翻譯為“大日本”，這對曾經遭受過日本人磨難的中國人來說，不僅難以接受，而且還是種侮辱。所以，用音譯外來詞，翻成“立邦”，有“安家立邦”之意，符合油漆這種產品的特性和功效，也不失產品原本有的意思。此商標翻譯符合功能對等理論中的思想感情對等要求。
“白象”牌電池，最初翻譯成“White Elephant”，在西方市場上遭到冷遇，原因是“White Elephant”的英語意思是“費錢又累贅的東西”，而改譯為“Bishiny”，意思是“兩倍的兩度”，正好與電池的功用相符，又諧“白”的音，不失為好的翻譯，也符合翻譯對等理論中的文化習慣對等要求。
4 汽車類
奔馳Benz：奔馳汽車公司”，來源于“卡爾?本茨汽車公司”和“戈特利布?戴姆勒汽車公司”，由卡爾?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分別創辦。本茨和戴姆勒都是世界早期汽車的發明者。1885年，本茨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被譽為“汽車之父”。1886年，戴姆勒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輛摩托車。在博物館的入口處，有兩尊青銅塑像，一尊是本茨，一尊是戴姆勒。1926年，兩家公司合并，名稱定為“戴姆勒?本茨汽車公司”，其汽車產品也叫做“戴姆勒?本茨”。中國人為了解釋的方便刪去了“戴姆勒”，只剩“本茨”，并且根據“本茨”的發音，譯成“奔馳”。在香港，Benz被翻譯為“平治”，來自古語“治國，平天下”；在臺灣，Benz則被譯作“朋馳”，相比這幾個翻譯，“奔馳”更符合大陸人的審美心理，即表達了速度之快的意味，又能把車的輪廓通過字形部分地體現出來，因而能達到商標名的固有的目的和效果。而“朋馳”無論從其象征意義還是從方便記憶來說都大為遜色。
中文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盡管很多中文還很難找到所對應意義的英文來表達，但是，在現有的英文詞匯中，我們要盡量根據商品功效，商標名原意進行有效的篩選和比較，根據翻譯中的功能對等理論，考慮到消費者，尤其是中國大陸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消費習慣，進行商品名的翻譯。無論是中翻英，還是英翻中，都要遵循這一原則，要考慮到中西方消費者在知識水平，文化差異，和生活環境中的區別，使商標名能繼承原意，為此商標的產品打開在異國的銷售之門。
參考文獻
[1] 郭著章.英漢互譯實用教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2] 賀川生.商標英語[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7.
關鍵詞：尤金?奈達;功能對等;翻譯標準;翻譯方法
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以來，對中國翻譯界產生了深淵影響。奈達提出：“能用一種語言表達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Nida and Taber， 1969：4）。可以看出奈達認識到翻譯問題的可譯性，但同時又提出翻譯的可譯性是有限度的，認為絕對等值的翻譯是不可能的。奈達提出的“功能對等”理論追求的是與原語信息最接近的、最自然的對等翻譯（the closest naturalequivalence），其內涵強調“譯語接受者對譯語信息的反應應該和原語接受者對原文信息的反應基本相同”。
中日兩種語言由于用詞造句、語法、語言習慣等不同，表達同一思想時，常發生詞語增減譯現象。中譯日時“一”的翻譯就會出現省略或意譯等現象。漢語中“一”除了表示數量之外，在文法和語言表達上還具有其他特殊作用和意義。因此需要在一定翻譯理論的指導下，正確理解中譯日文本中“一”在原文及上下文的作用，盡可能使譯文達到“功能對等”。
一、“一+量詞”文本的翻譯
漢語中出現了大量“一+量詞”的文本形式，例如，一個、一次、一本、一天、一次等。很多情況下文本中“一”相當于英語中不定冠詞“a”或者“an”，而日語中沒有不定冠詞，很多表現不會拘泥于數字，在進行中譯日時 “一+量詞”的翻譯通常會省略。例如：
1.小李昨天在書店買了一本書。
李さんは昨日、本屋で（一預危┍兢蛸Iった。
2.這次會議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點，一場意義深遠的農村改革從此開始了。
今回の會hが（一つの）s史のゴ螭受Q點になり、（一つの）意味深いr村改革がここから始まった。
3.在一間寬敞而明亮的房子里，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聚精會神地寫稿子。
（一つの）冥て明るい部屋で、（一人の）白の老人が一心不亂に原稿をいている。
4.去年生日的時候媽媽給我買了一個大蛋糕，我很高興。
去年のQ生日に、母が（一つの）大きいケ`キをIってくれて嬉しかった。
5.我在美國常常聽到一句口頭禪：“沒有做不出來的東西，只有想不出來的東西。”
「作り出せないものはなく、思いつけないものだけだという（一句の）言~は私もよく耳にしている。
以上五個例句中有七處“一+量詞”形式，在譯成日語時可以根據句子意思直譯成對應的日語表達形式，達到內容和形式的基本對等。但根據奈達強調的在翻譯中無需反映所有的意義層面，翻譯活動要體現動態對等，而從事動態對等翻譯的譯者從譯文接受者的角度出發，著眼于原文的意義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對應這一原則，以上七處“一+量詞”中在漢語中表達數量的含義，故在中譯日時采用減譯更符合日語語言習慣。
另外，并不是所有 “一+量詞”表示數量含義時都進行省略。根據奈達提出分析、轉換（傳譯）、重組與檢驗的四步式翻譯過程，譯者首先要對翻譯文本進行分析，明確其在原文中的意義和作用，才能更好的翻譯，使原文與譯文達到功能對等。例如：
6.媽媽每天給純子一百日元零花錢。
お母さんは子さんに叭招∏菠い虬窯げる。
7.我已經要了一個菜，你再要一個吧。
ぼくはもう料理を一品注文した。君、もう一品注文しなさいよ。
8.說起游泳，小張一次能有4公里。
水泳と言ったら、さんは一度に4キロ泳げる。
9.早上起晚了，叫大家等了一個小時。
朝寢坊をしたから、みんなを一rgも待たせてしまった。
10.下課后我自己一個人打車去銀座。
放n後、私は一人でタクシ`でy座に行く。
奈達的對翻譯的定義強調“用近似的自然對等值再現原語信息”，基于這一翻譯定義，他提出了翻譯的四個標準：（1）傳達信息;（2）傳達原作的精神和風格;（3）語言順暢自然，完全符合譯語規范和慣例;（4）讀者反應類似。同時，倫敦學派的翻譯理論家弗斯曾經提出語言分析是翻譯的先決條件，要做到翻譯正確，必須對翻譯的方法和手段采取一種有批評、有分析的態度，必須在語法、詞匯、詞的搭配和言語的使用場合等四個層面上，對語言材料進行分析。根據奈達的翻譯相關理論，結合弗斯的翻譯觀點現對以上六個例句和譯文進行分析。
例6“一百日元”在句子中不僅是數量詞，在上下文語義上還具有獨立的限定作用，所以在中譯日時需將“一百日語”按照日語語言結構譯出，若不譯會導致原文信息漏譯，不能充分傳達原作者的意義;不難看出例7是說話人和朋友一起去吃飯時，在朋友來遲的情況下的語言表達，在此情況下原文想表達的含義是：你不在時我已經點了一個菜，你再點一個菜吧，而且也似乎在強調一個菜。如果說話人想讓對方多點幾個菜，按照中文表達習慣，一般會表達為：“你再點幾個吧”。所以通過分析得知：原作者想強調文本中出現的“一個”，在譯成日語時，譯者最好能把“一個”譯出，以便傳達信息，并達到讀者反應類似的翻譯標準;例8中不難看出表達的是頻率;例9中文雖然只是出現了“一個小時”，通過分析漢語語義，考慮上下文語境，原作者想表達 “讓大家久等了”一個小時，所以譯成日文時不是單純表達“一個小時”，需將此含義表達出來;例10只要能理解原文，就可以很好的做到對等翻譯。
論文摘要：在當今翻譯界，尤金·奈迭和德國功能派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作為著名的美國語學派翻譯大師，其關于翻譯的“功能對等”核心理論更是影響深遠。然而，“功能對等”和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的奠基理論一“目的論”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對這兩種翻譯理論的比較研究，在兩者相似性的基礎上，著重談二者的相異性，說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者的缺陷，拓寬了翻譯研究視角，是對前者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補充。
一、尤金·奈達“功能對等”理論概述
“功能對等”(FunctionalEquivalence)理論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翻譯大師尤金·奈達提出的，是翻譯理論的核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翻譯理論界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是我國較早被引進的理論之一。因此，在中國譯學界的影響較大，也是國內譯學界評價較多的理論。“功能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1)詞匯對等；(2)句法對等；(3)篇章對等；(4)文體對等。因此，在文學翻譯中，根據奈達的理論，譯者應以動態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目的語中再現源語的文化內涵。與以往的翻譯理論相比較，功能對等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將翻譯納入語言學的研究領域的同時，還將文化以及西方文論中的讀者反映納入到翻譯研究的領域。功能對等理論以意義和風格對等為基礎，強調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反映與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反映基本一致。將讀者客觀反映作為衡量譯品好壞的標準。
二、德國功能派“目的論”概述
功能派翻譯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興起。其形成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首先，凱瑟琳娜·萊斯(Katharina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PossibilityandLimitationsinTranslationCirticism)一書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論思想的雛形。不久以后，其學生漢斯·弗美爾(HansVermeer)擺脫以原語為中心等值論的束縛，創立功能派的奠基理論：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y)。根據這種理論，所有翻譯遵循的首要法則是“目的法則”：翻譯行為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結果決定方法。在弗美爾的“目的論”基礎上，賈斯塔·赫利·曼塔莉(JustaHoly—Manttari)進一步發展功能派翻譯理論。她用信息傳遞來指各種跨文化轉換，視翻譯為一項為現實特定目的的復雜活動。20世紀90年代，克里斯蒂安·諾德(ChristinaeNord)總結已有功能翻譯理論，寫成《目的性行為——析功能翻譯理論》(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提出“忠誠”原則來完善功能翻譯理論。
三、“功能對等”和“目的論”的差異性
(一)兩者的理論基礎不同
1．“功能對等”的理論基礎
(1)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交際功能：尤金·奈達在1964年出版的《翻譯科學探索》一書中，從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交際功能的角度，提出了“動態對等”(dynamicequivalence)理論。后來，奈達用“功能對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替換了“動態對等”，因為“功能”二字把翻譯視為一種交際形式，著重于翻譯的內容和結果，因而比“動態”更合理。
(2)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尤金·奈達，根據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中“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學說，提出翻譯應以反映“深層結構”的“功能對等”為主，而不是反映“表層結構”的“形式對應”，使澤文文本的讀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讀者理解和欣賞原文的方式來理解和欣賞譯文。
2．“目的論”的理論基礎
(1)行為交際理論：目的論者把翻譯視為一種有意圖的人際互動行為，翻譯首先是意圖改變現有事物的狀況，或是告知目標讀者源語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目的論特別強調的是：翻譯的意圖與源文本作者的意圖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采取的翻譯策略因此也會有所不同。動因決定意圖，因此，翻譯行為的動因(發送者、接受者、發起人、譯者)的作用至關重要。
(2)文本功能模式：目的論者吸取了布勒的文本的三個功能：指稱功能、表情功能和訴求功能，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寒暄功能。不同的交際功能需要不同的翻譯策略。由于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標準不同，如果翻譯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原文原有的功能，就要用目標語的文化標準對功能標識進行改寫，例如漢語中一句簡單的“吃了嗎?”進行英譯的時候就需根據原文的寒暄功能進行對等功能的翻譯。
(二)翻譯標準和原則
奈達為翻譯所下的定義中所提到的“從語義到文體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再現原語的信息”包含著翻譯標準即“對等”，是意義與風格上的對等，這就是意義與風格方面的“信”。但“對等”前面還有個“自然”，即流暢、符合習慣，就是“達”。所以，他的翻譯標準是內容與風格方面的“信”加上脫離原文的“達”。奈達認為，對等是一切翻譯追求的目標。
“目的論”不再把“信”或“忠實”作為首要的翻譯標準。由于目的論是以預期目的來判斷譯文是否成功，預期目的又反映譯文讀者的要求，而讀者的要求又各不相同，因此，“目的論”推崇翻譯標準的多元化。當譯文的交際目的要求譯文具有與原文同樣的交際功能時，對等就成為翻譯過程的標準。功能觀的對等是指符合翻譯目的條件下的交際功能對等。除對等原則外，功能理論還有前面提到的三大法則：目的法則(skoposrule)、連貫性法則(coherencerule)和忠實性法則(ifdelityprinciple)及其他在特定翻譯情況下的特殊原則。
(三)譯者的地位
翻譯涉及到四種角色，即原文作者、翻譯發起人、譯者及譯文預設讀者。這四者的意圖目的如果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的時候，譯者怎么辦?
在翻譯評價這個問題上，奈達提倡“讀者反映說”。在奈達看來，譯者必須了解原作者怎樣考慮自己所發的信息，譯者的作用主要是向讀者傳達原作者的意旨。此外，“譯者必須正視自己知識的局限，決不能把純屬個人的特異想法引進對原文的詮釋，原著怎么說就怎么譯，而不管原著所言與自己的觀點是否相符”。與“目的論”中的譯者可以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相比“功能對等”論中的譯者受到更多的約束。
在“目的論”中，譯者是整個翻譯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參與者和翻譯活動最終的實施者，同時他還是翻譯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詮釋者以及譯文文本的創作者。翻譯不是機械的語言轉換基礎上的復制，而是再創造的過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選用的視角和策略，譯者的喜惡和感受決定了譯作的面貌。這無疑強調了譯者須發揮其主體性分析特定的翻譯語境，并傳達出具有預期功能的譯本。因而，“目的論”是“以譯者為中心”的。
(四)原文和譯文的地位
奈達強調讀者在翻譯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仍然強調原語文本的重要性，他的讀者反映論實際上是“以原文為中心”的，只是有一定間接性罷了。
然而，目的論者認為，譯文與原文間的“文間關聯”取決于每一次翻譯的目的，可隨目的改變而改變。因而，以譯語為傾向的目的論就從翻譯研究的另一極入手，推翻了原文本的“中心”地位，樹起了譯文和譯者的“中心”地位。
關鍵詞: 體裁分析 綱要式結構 實現形式 商務信函翻譯 中國論文 碩士畢業論文
摘要:商務通信在我們經濟生活中非常普遍,隨著經濟活動國際化,信函翻譯產生并成為關注的一個焦點。本文將從語篇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一一體裁分析這一新的角度對商務信函翻譯進行研究。
本文旨在引進系統功能學派的體裁分析理論解釋翻譯問題。商務信函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形式和要求,且是針對特定的目的寫作,旨在實現某種功能,這是本文利用體裁分析理論的對商務信函翻譯進行研究的一個起點。因為體裁分析關注的正是語篇的形式、內容與所行使的功能之間的關系。根據韓禮德和哈桑的觀點,語言的使用都是有語境的,包括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在體裁分析中,分別與語篇體裁的綱要式結構和實現形式相對應。
文章主要探討商務信函翻譯中的兩個方面:首先是信函綱要式結構的轉換,作者提出要熟悉該信函體裁在目標語中的體裁結構,翻譯不是簡單的以忠實為標準,應注重如何靈活的調整其綱要式結構使其符合目標語文化的習慣,;第二是考察在同樣的情景語境中在目標語環境中實現原文的功能和交際目的。這就要分析文章的實現形式,主要是分析譯文是否實現了概念意義,交際意義和語篇意義上的對等,且進一步分析了譯者如何實現這些方面意義和功能對等的。
本文并不是以語篇分析為基礎的翻譯理論,它提供的是在翻譯過程中怎樣著手從結構和內容方面分析原文和構建譯文的途徑,探討體裁分析理論在哪些方面可以指導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
[關鍵詞]翻譯;動態對等;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關聯翻譯法
Abstract:BothNidaandNewmarkareoutstandingwesterntheoristinthefieldoftranslation.Theyhavemanydifferencesaswellassimilaritiesintermsofthenatureoftransl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ormandcontent.Theirconstantefforttodeveloptheirtheoriesdeserveourrespect.
Keywords:translation;dynamicequivalence;semantictranslati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correlativeapproachtotranslation
尤金·奈達(EugeneA1Nida)和彼得·紐馬克是西方譯界頗具影響的兩位翻譯理論家,他們在翻譯理論方面有諸多共通之處,同時又各具特色。
一、對翻譯的認識
對翻譯性質的認識,理論界的討論由來已久。奈達和紐馬克都對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奈達對翻譯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傾向于把翻譯看作科學到把翻譯看作藝術的轉化過程。在奈達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交際理論階段,他認為,翻譯是科學,是對翻譯過程的科學的描寫。同時他也承認,對翻譯的描寫可在三個功能層次上進行:科學、技巧和藝術。在奈達逐漸向第三個階段,即社會符號學和社會語言學階段過渡的過程中,他越來越傾向于把翻譯看作是藝術。他認為翻譯歸根到底是藝術,翻譯家是天生的。同時,他把原來提出的“翻譯是科學”改為“翻譯研究是科學”。到了上世紀90年代,奈達又提出,翻譯基本上是一種技藝。他認為:翻譯既是藝術,也是科學,也是技藝。
紐馬克對翻譯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最初,他認為,翻譯既是科學又是藝術,也是技巧。后來他又認為翻譯部分是科學,部分是技巧,部分是藝術,部分是個人品位。他對翻譯性質的闡釋是基于對語言的二元劃分。他把語言分為標準語言和非標準語言。說翻譯是科學,因為標準語言通常只有一種正確譯法,有規律可循,體現了翻譯是科學的一面。如科技術語。非標準語言往往有許多正確譯法,怎么挑選合適的譯法要靠譯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體現了翻譯是藝術和品位的性質。但譯文也必須得到科學的檢驗,以避免明顯的內容和用詞錯誤,同時要行文自然,符合語言環境要求。紐馬克雖然認為翻譯是科學,但他不承認翻譯作為一門科學的存在。因為他認為目前的翻譯理論缺乏統一全面的體系,根本不存在翻譯的科學,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二、理論核心
奈達和紐馬克都是在各自翻譯實踐的基礎上,為了解決自己實踐中的實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翻譯理論。實踐中要解決的問題不同,翻譯理論也就各成一派。但畢竟每種實踐都要有一定的規律存在,因此兩位的理論又有著不可忽視的相似。
奈達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他對翻譯所下的定義:所謂翻譯,是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源語的信息,首先是意義,其次是文體。這一定義明確指出翻譯的本質和任務是用譯語再現源語信息,翻譯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同時這一定義也提出了翻譯的四個標準:
<!--[if!supportLists]-->1<!--[endif]-->(1)傳達信息;
<!--[if!supportLists]-->2<!--[endif]-->(2)傳達原作的精神風貌;
<!--[if!supportLists]-->3<!--[endif]-->(3)語言順暢自然,完全符合譯語規范和慣例;
<!--[if!supportLists]-->4<!--[endif]-->(4)讀者反應類似。
要達到這四個標準,內容和形式之間就會發生矛盾。奈達認為信息對等優于形式對應。他主張從譯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從譯文形式角度來看待翻譯,要實現動態對等。動態對等就是譯文的接受者對譯文的反應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對原文的反應。所以判斷譯文質量的標準最終基于三個方面:能使接受者正確理解原文信息;易于理解;形式適當,吸引接受者。
為了達到相似的反應,動態對等要求對譯文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滿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的上下文意義。因此語義翻譯較為客觀,使譯文與原文的形式更為接近,重在重現原作者的思想過程而不是意圖,講究準確性,傾向于超額翻譯,重內容而輕效果。交際翻譯指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應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從定義可以看出這與奈達的動態對等如出一轍。交際翻譯和語義翻譯相比,較主觀,講究通順簡樸,合乎習慣,傾向于欠額翻譯,重視效果。紐馬克強調應把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看成一個整體,翻譯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種方法,二者在翻譯中常常交替使用,以求達到最好的效果。
為了達到相似的反應,動態對等要求對譯文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滿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對于對源語信息一無所知的讀者,面對晦澀難懂的翻譯腔,就如同看天書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譯的任務,即再現并傳遞信息,奈達的翻譯理論是其在翻譯《圣經》過程中總結而來,,那么要有效地檢驗譯文質量,就必須看原文與譯文接受者的反應是否一致。因此奈達的翻譯理論對其翻譯實踐來說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紐馬克的翻譯理論核心是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這一理論是在翻譯界長期圍繞著直譯和意譯爭論不休的
奈達和紐馬克相比較,奈達的翻譯理論過于集中在解決譯文的可懂性和交際性問題上,從而限制了自己的適用范圍。在翻譯《圣經》以及類似的以信息或呼喚功能為主的原作時,強調譯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學翻譯,則勢必導致語言的簡單化,形式上的非文學化,失去文學應有的魅力。而紐馬克在闡述具體使用哪種翻譯方法時指出,要視不同的文本類型來定。他把文本分為表達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喚功能。以表達功能為主的文本中,如文學作品、私人信件等,其核心是表情達意,語言形式和內容同等重要,應主要采用語義翻譯;以信息功能為主的文本,如教科書、學術論文等,其核心是語言之外的現實世界,應采用交際法;以呼喚功能為主的文本,如通知、廣告等,其核心是號召讀者去行動,去思考,應采用交際法。因此不難看出,紐馬克的翻譯理論適用范圍更廣。
三、不斷發展的理論
奈達和紐馬克是名副其實的理論大家。在自身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界的評論中,他們不斷地改進和完善著自己的理論。
奈達在最初闡釋動態對等時,突出了“內容為主,形式為次”的思想。這引起了人們的誤解,認為翻譯只是翻譯內容,不必顧及語言表達形式。因此各種各樣的自由譯都被冠以動態對等。為此,他在《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論圣經翻譯中的功能對等》一書中,把“動態對等”改為“功能對等”。在功能對等中,奈達對“信息”作了進一步的界定,聲明信息不僅包括思想內容,還包括語言形式。形式也表達意義;改變形式也就改變了意義。功能對等的翻譯不僅是信息內容的對等,而且盡可能地要求形式對等。
在《語際交際的社會語言學》一書中,奈達對“功能對等”做了進一步的闡述。提出了“最高層次的對等”和“最低層次的對等”。簡單地說,最高層次對等指譯文達到高度的對等,使譯語讀者和源語讀者在欣賞和理解時所作出的反應基本上一致。這幾乎是達不到的。最低層次的對等指譯文達到充分的對等,使譯語
讀者能理解和欣賞源語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在這兩個對等層次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對等。允許對等有一定范圍,就能比較現實地處理不同類型文本之間的差異,擴大了功能對等的適用范圍。
紐馬克的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的基本思想囿于傳統的二分法,兩種稱呼不太理想,容易招致人們的誤解和批評。因此紐馬克在此基礎上提出“關聯翻譯法”。他認為過去翻譯研究的主題一直是文本類型學、語言學習、篇章語言學等。翻譯并不永遠只考慮到文本、話語以及作者和讀者、源語和譯語等二元論范疇,不能完全根據文本來確定翻譯法。翻譯活動最終還是要落實到詞、句的處理上。“關聯翻譯法”的定義是原作或譯語文本的語言越重要,就越要緊貼原文翻譯。他對“重要”的界定是語言表示出特別有價值,特別有意義,特別必須或永恒的事物。無論是對意義的取舍還是采用適當的翻譯方法,都要以“重要”為標準。緊貼翻譯就是最貼近字字對譯的翻譯。它要保持詞的外延和內涵。不但要保留原詞、詞語的意義,還要保留其用法。貼切是和準確、對等聯系在一起的,緊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異。
為做到緊貼翻譯,紐馬克提出了七種方法:成分分析法、調整譯法、描寫對等、功能對等、文化對等、同義和釋義。貼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貼切程度最低的是釋義法。緊貼是相對的,緊貼與不緊貼沒有明確的分界線。紐馬克的“關聯翻譯法”縮小了意譯派同直譯派的分歧。同時消除了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之使自己的譯文更接近對方,間界限分明的區分,這樣形成的譯文就是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所產生的譯文。
四、結語
奈達和紐馬克的翻譯理論都來自實踐和他們的潛心研究。作為西方翻譯理論的代表,他們的理論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系統性。他們對理論研究執著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國的翻譯理論界學習。我們應該把時間用在不斷發現新的問題上,而不是圍繞一個老問題進行無休止的爭論。在學習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我們應不斷開拓創新,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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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翻譯 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發展 特點
一、概述
前國際譯聯主席、索非亞大學教授安娜?利洛娃1985年在《普通翻譯理論概要》中為翻譯下了定義：“作為一種過程，翻譯是口頭或筆頭的活動，其目的是把一種語言的口頭或書寫的話語（作品）用另一種語言再現出來，并且保持原文內容的穩定和質量以及準確性。”作為翻譯活動的結果，譯文是原文的類似物。理想的譯文是原文的理想類似物，它是在新的社會、文化和語言現實中造成的，并在這一現實中發揮作用，不應把這里所說的類似物看成是原文的絕對的、逐字的語言類似和死板的復制，而應理解為原文的整體、系統的類似，即結構功能的類似。也就是說：翻譯，形式上是把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內容上是把原文中表達的意義完全而精確地轉移到目標語言，并且使讀者從譯文中獲得和原文相同的信息。
譯者都會經意或不經意地基于某種理論進行翻譯。翻譯理論著重于為最廣泛的譯文種類提供翻譯方法和框架，為譯文提供有限的原則和提示，以及對譯文進行批判和提供解決問題的背景。也就是說翻譯理論的唯一目的是解決翻譯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二、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發展
二戰后，隨著語言學的發展，世界上出現了各種翻譯模式。西方翻譯理論和許多科目有了緊密的聯系，如對比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同時，中國翻譯理論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主要是與西方翻譯理論相結合，尤其是和漢英對比語言學翻譯理論的結合。
語言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進行翻譯以進行交流，同時，語言又較為相似，這使翻譯成為可能。所以有必要對源語言和目標語言進行對比研究。此領域獲得巨大成就的為尤金?奈達和彼得?紐馬克。
（一）尤金?奈達是著名翻譯理論家，他對語言學有廣泛的研究，語義學、人力學和交際工程學等。他翻譯了《圣經》，研究了很多語言，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小語種，1945年起，他撰寫了超過140篇翻譯理論論文和15本翻譯理論專著。
尤金?奈達最著名的翻譯理論是“動態對等”，他認為，語言是多功能的交際工具，翻譯就是交際，即傳遞信息。然而交際不是單方面的，沒有互動就沒有交流。因此為了達到交流的目的，翻譯應該面向讀者和聽眾，他基于“效果對等”的基礎提出了“動態對等”這一理論，即譯文對讀者產生的效果應該和原文基本相同。
奈達理論對中國譯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其理論被引入，中國學者與西方理論有了密切接觸并產生了極大興趣。在此期間奈達的專著和論文被陸續翻譯出版，其本人也于廣州、上海、武漢和重慶進行數次講座，他的觀點被廣泛接受，他的名字也變得家喻戶曉。
奈達理論對中國翻譯界的影響的20年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1984）在《翻譯通訊》（中國最權威的翻譯叢書之一后更名為〈中國翻譯〉）上有8篇文章介紹了奈達理論：譚載喜介紹了奈達的“詞匯偶合”（1982：1）和《翻譯科學探索》（1982：4），徐文保總結并翻譯了“對翻譯工作者的基本要求”（1982：6），包振南的“讀者反應理論”（1983：5）、勞隴的“翻譯的交際理論”（1983：10）、郭建中的“自然對等”（1983：11）、周玨良的“效果對等”（1984：9）以及高厚的“翻譯的四種途徑”。
第二階段（1985―1989）19篇文章引自奈達的觀點，主要還是聚集在“功能對等”、“等同讀者反應論”及翻譯的定義等。如：張復星譯奈達的“西方翻譯史話”。譚載喜提及奈達1947年《論圣經翻譯的原則和程序》被聯邦德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威爾斯稱為現代譯學研究的起源；羅進德介紹了奈達“有關社會符號學翻譯法的若干觀點”，等等。
第三階段（1990―1994）有20篇文章引用了奈達的觀點，包括“翻譯的定義”、“對等翻譯原則”、“功能對等”、“漢英語言差別主要在于形合與意合”、“詩的格律不可譯”、“以段落為翻譯單位”、“語言共性遠遠超過其個性”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期間，有文章批評將奈達“等值反應論”評價過高，“其實那只是條理想的翻譯的原則”，因為從讀者反應批判理論的角度看“對等反應”只是一種幻覺（王守仁，1992：3）。吳義誠認為西方語言學派以“等值”為中心的研究不但不能解釋問題，而且會歪曲翻譯最基本的問題，因此不應在翻譯研究中加以使用（1994：1）。
第四階段（1995―2000）共有45篇文章引用了奈達的觀點，其中翻譯的定義引用了7次，關于文化的分類引用了4次。引用的其他觀點有，“好的翻譯聽起來不像是翻譯過來的東西”、“高質量的翻譯永遠是一種藝術”等。而批評奈達理論的文章更多了，如：“批評奈達的譯文等效過于理想化”（楊忠、李清和，1995：5）、“‘動態對等’適用于以傳教為目的的圣經翻譯，卻未必適用于別的作品翻譯，甚至未必適用于以學術研究或文學欣賞為目的的圣經翻譯”（張南峰1995：4）……
從以上四個階段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
1.奈達理論是最早被系統引進的翻譯理論，至今仍受中國翻譯界的歡迎。
2.奈達理論十分豐富，中國的翻譯家們只是聚集在幾個要點上，如翻譯的定義、原則（動態對等、功能對等），以及讀者反應論。其他方面如符號與意義、符號與翻譯之間的關系則未曾提及。因此，中國的翻譯家仍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奈達的理論。
3.第一階段主要是引入其理論，第二階段的引入更多，但是明顯出現了對“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映論”的批判。第三階段仍然使用奈達理論來解決問題，但對其翻譯理論出現了更激烈和深入的批判。我們引入其理論，取其精華，而不囫圇吞棗；批判繼承，而不全盤否定。這說明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已逐漸成熟。
（二）1982年Puksmon出版社出版了紐馬克的《翻譯方法研究》，其中包含了一些翻譯研究的文章，紐馬克認為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主要成就，正如尤金?奈達在序中所說：紐馬克的主要貢獻在于其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方面的詳盡討論。
翻譯界中一直存在直譯和意譯之爭，對此，紐馬克提出了新的理論：直譯傾向于原著語言，忠實于原文，是語義翻譯；意譯傾向譯文語言，具有表達性，是交際翻譯。前者意于根據原文意義進行翻譯，后者在于使譯文在讀者身上得到等同于原文的效果。
紐馬克的理論是基于兩位語言學家Büler和Jacobson的“三重功能”理論：表達功能、信息功能、效果功能。
每篇文章都包含這些功能，差別在于對其強調程度的不同。文學作品強調表達功能；新聞報道和科技文獻強調信息功能；廣告和宣言強調效果功能。因此，不論原文是什么類型，翻譯都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1.語言應傾向于原文還是譯文？
2.翻譯的焦點是作者還是讀者？
3.目的是勸說讀者還是提供信息？
這些問題將引導譯者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語義翻譯或交際翻譯。
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之間最基本的差別在于前者強調信息的內容且語言較為復雜和精密，更注重于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寫作目的，另外，由于注重細節，可能會出現原文并不存在的意義，導致過度翻譯。交際翻譯較為通順、簡潔、明了。然而，它會使用盛行的語言文字來代替原文中復雜的文字，從而導致翻譯不足。
紐馬克是又一位對中國翻譯界影響甚遠的著名翻譯家。在他之前“直譯”和“意譯”之爭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紐馬克詳細闡述了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擴展了“直譯”和“意譯”的定義。自此，中國翻譯界開始嘗試從另一角度來看待“直、意”之爭。兩者并非完全相對立，而是翻譯的兩個方面，有些文章應當被直譯而有些文章只能用意譯，而大部分文章應當兩種翻譯方式都加以使用，才能達到好的效果。中國翻譯家們開始將兩者結合而不是將其對立。因此，紐馬克的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理論引領中國的翻譯理論進入了新的時代。
三、結論
中國的翻譯理論始于漢朝的佛經翻譯活動，至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綜觀全局，中國的翻譯理論的發展具有很大特點。
1.中國的傳統翻譯理論發展時間較長，但并不完善、系統。
2.中國的現代是翻譯理論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現代是一個國際化的時代，各國可以相互交流學術成就。這使得中國翻譯界可以很大程度地引進和發展西方最前沿、權威的翻譯理論，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為奈達和紐馬克的觀點，但并不是全盤吸收，而是批判地繼承并加以吸收利用，從而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
3.中國現代的翻譯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語言學為基礎的，這些西方先進的語言學成功的引進必將引領中國翻譯理論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4.中國的翻譯研究呈多元與多極狀態，研究的理論框架、方向、層次和內容都不統一，各種觀點與方法共存共生，這種包容性有利于翻譯理論的發展。只有博廣，才能精深，只有百花齊放，翻譯研究才能欣欣向榮。
5.中國的學術隊伍日趨成熟，我國的翻譯工作者既能繼承我國寶貴豐富的翻譯理論，也能用其所長，去其不足，形成自己的翻譯理論；既能借鑒西方的翻譯理論，又能根據外語和漢語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異進行創新，發展適合漢外互譯的理論。理論底蘊日益深厚，研究目的日益明確。我們可望在翻譯研究領域迅速取得突破性發展，雖然我們路還很長，還要做大量艱巨的工作，但我們堅信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也一定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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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詞是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是翻譯的基礎。漢英互譯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對應轉換。文章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對漢英兩種語言詞匯語義進行分析比較，并提出漢英詞匯的翻譯策略。
詞是可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漢英兩種語言中存在大量語義相對應的詞，這是漢英翻譯的基礎。但由于處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漢英兩種語言中也存在許多不對應的詞，這就給翻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漢英互譯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對應轉換。本文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對漢英兩種語言詞匯語義進行分析比較，并提出漢英詞匯的翻譯策略，以便有助于英語學習、教學和文化交流。
一、漢英詞匯語義對比
一個詞既有指稱意義，又有言內意義和語用意義。由于漢語和英語產生并存在于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兩個民族對同一個詞所產生的聯想有共性，也有差異性，有時甚至會完全相悖。從翻譯的角度來看，漢英詞匯的語義關系大致有以下幾種。
1.詞義完全對等
科技術語、專有名詞等沒有文化色彩的詞，往往只具備指稱意義，詞義完全對等。例如，醫生doctor， 教師teacher， 學生student， 污染pollution。但要注意的是，專有名詞并不一定完全對等。例如，He was shanghaied. 劃線部分并不是地名 “上海”，而是是“被人誆騙或強迫”的意思。
2.詞義基本對等
有些詞的指稱意義、語用意義同時具備，且在漢英兩種語言中意義基本對應。例如，“心（heart）”在漢語和英語中都指心臟器官，同時，又都可表示感情、品格、重要部分、中心等等，如，好心腸（kind-hearted），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problem），市中心（the heart of the city）。但是，此類詞的意義并不完全對等，那些差異部分需要我們在平時學習中注意。
3.詞義并行
有些詞（尤其是習語）的意思一致但表達上變通，即語用意義相同但指稱意義不同。例如，紅糖 brown sugar，小菜一碟a piece of cake，肝腸寸斷heart-broken， 笑掉大牙laugh off one’s head， 滄海一粟a drop in the ocean， 等。這類詞的語用意義一致，但采用的具體形象不同，表面上不對應。
4.詞義空缺
文化色彩特別濃厚的詞往往在譯語中缺少對應詞。比如，漢語中的“麻將”、 “叩頭”、“功夫”、“龍井”、“一國兩制”、“大舅”、“三姑”、“旗袍”在英語中是沒有的。而漢語本來也沒有logic， humor， engine等這些英語詞所對應的漢語詞。
二、漢英詞匯的翻譯策略與方法
1.翻譯策略
從以上對漢英詞匯語義的比較可以看出，詞匯的翻譯涉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內涵，需要一定的翻譯理論作指導。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得到了翻譯界的廣泛認可。他在《翻譯科學探索》(奈達，1964)中指出:“在動態對等翻譯中，譯者所關注的并不是源語信息和譯語信息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一種動態關系，即譯語接受者和譯語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源語接受者和源語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相同。”由此可見，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強調兩種語言的接受者的感受應該大致相同，所追求的是兩種效果之間的對等，而不是語言形式的機械對等。
2.翻譯方法
根據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對于常見的詞義完全對等、詞義基本對等、詞義并行與詞義沖突四種情況，一般采取直譯、意譯、直譯加注三種具體方法。這在充分了解詞語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以后，是容易做到的。因此本文主要針對詞義空缺現象來探討合適的翻譯方法。
詞義空缺現象給漢英互譯帶來很多障礙與困難，但我們可以通過對兩種語言語義關系的比較，找出其區別之處和原因，并采取以下幾種不同的翻譯方法，從而忠實準確地傳達原語的意思：
（1）音譯
例如，漢譯英的“功夫kung fu”、 “陰陽yin and yang”、“炕kang”；英譯漢的“logic邏輯”、“humor幽默”、“engine引擎”、“sofa沙發”、“cool酷”、等。音譯是翻譯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方法之一。除普遍用于人名、地名的翻譯外，在翻譯一些外來事物的詞匯、新發明的材料或產品的名稱時，因為對所翻譯的內容未能完全把握，或在譯語中找不到與源語相對應的詞匯，譯者往往采取“音譯”的方法將其譯出。
（2）直譯
直譯既傳達原文的字面意義，又傳達原文的文化色彩，因此許多譯家主張凡能直譯的盡量直譯。如霍克斯(David Hawks)在其《紅樓夢》英譯本《序言》中就說:“我自始至終遵守一條不變的原則，就是把所有的一切……甚至雙關語……都譯出來……我敢于假定小說中的一枝一葉都有其作用，必須用各種方式加以交待。”英語中的一些習語已經通過直譯進入漢語，比如forbidden fruit禁果、the 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cold war冷戰、paper tiger紙老虎。漢語也是如此，如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等等。
(3)音譯加直譯
如“internet因特網”中，將“inter”音譯為“因特”，而將“net”直譯為“網”。
(4)音譯加意譯
例如，“beer啤酒、bar酒吧、jeep吉普車”三例中都是先采取音譯，再分別加上意譯的“酒、吧、車”，從而大大方便于讀者的理解。
（5）音譯加注
這種方法“一方面保持了原語的豐姿，另一方面又能較好地為譯語讀者接受，在翻譯文化內涵比較獨特的詞語時，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比如，西施、諸葛亮是我國歷史上的知名人物，但在大部分英語讀者的認知中是沒有這一概念的，因此我們有了“西施（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諸葛亮（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等廣為流傳的譯例。此類翻譯方法中的注越精煉越好。
翻譯不但是把一種文字轉換為另一種文字，還要特別注意原文中所蘊涵的歷史文化信息，翻譯那些獨具民族和地方色彩的詞語更是如此。不同的自然環境、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會影響漢英兩種語言詞匯的產生、存在情況及語用意義。正確解讀漢英兩種語言詞匯語義差異，對我們從事英語學習、跨文化交際等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只有充分了解漢英詞匯的語義差異，才能使翻譯更生動、形象，有效地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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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關鍵詞：五柳先生傳；古文翻譯；不等值性
由古至今，古文翻譯就是一項重要的翻譯活動。不同時期的古典文集帶著那個時代的文學的語言特征。而譯者跨時代翻譯，難免出現一些缺漏補失。文化典籍作為一項具有文化特色的遺產，兼顧著精神文化的傳播，其中文字的瑰麗與嚴謹要實實在在地翻譯成有文采的現代文字，著實也不是一件易事。
一、 五柳先生傳的重要意義
《五柳先生傳》是東晉詩人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將其自身醉心田園、超然世外的習性志趣以五柳先生的身份抒發出來，文風恬淡，構思獨特。作者生活在東晉末年，當時社會黑暗，許多人不折手段，社會充斥著虛偽與欺詐，在此期間陶淵明作了《五柳先生傳》。文章突出了作者不隨世俗，突出了他對高潔志趣、人格的向往與堅持。更好地表達了陶淵明平淡自然的境界。
二、 不等值理論的出現及發展
翻譯業界一直有著一位不可撼動的人物，那就是尤金奈達，他提出的著名的翻譯概念功能對等。奈達于1986年把 “動態對等” 改為 “功能對等”， 這樣做的原因是避免“動態” 一可能引起的誤解[1]。他在 《翻譯科學探索》 這本書里說道：“形對等在形式內容上注重的是信息本身”。因此，譯者關注度是 “詩歌對詩歌的對等， 句子對句子的對等” [2]。國內譯界因為“動態對等” 引起翻譯理論狂潮。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期九十年代初期，直至本科畢業，大批以尤金奈達理論指導的論文到處可見。但事無完事，翻譯理論也如此。當各種各樣冠以功能對等理論指導的文獻出現得有視覺疲勞的時候，各位譯者又紛紛開始尋找各種反例來論證奈達理論的缺陷，把奈達的理論推上全盤否定的道路。這種做法令人堪憂。譯者應該正確地辯證對待某一理論，沒有哪個理論是放于四海而皆準的。奈達的理論也不例外，它是某一時期的產物。自然會出現新時代新標準之下，后人對此理論的不認同，不等值性。錢冠連先生就認為，“對翻譯的可譯性與等值的完美性，不抱樂觀態度”。其后寫到“原因有三：一是翻譯中的發源語在轉換中文化虧損，二是由一種認知感系統向語言符號轉換時的換碼虧損，三則是解釋學偏離”。[3]古文翻譯的不等值性通常產生于原作與譯作語言參數的差距，以及有關語言文化背景差距，更與譯者理解能力、語言能力和風格與原作的差距有關，由于譯者本身的理解能力與表達能力的差距，又或者社會審美觀的影響，原作與譯作完全等值是理想。譯者所能夠做的就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識背景下，使譯文與原文在形式，風格與感彩上盡量爭取最大等值則地翻譯使之達到成功。
三、 關于《五柳先生傳》的不等值性分析
根據分類法，翻譯可分為語內翻譯，語際翻譯跟符際翻譯。[4]而古典文學的翻譯兼具有語內翻譯跟語際翻譯兩種特點。正是由于譯者對古文里某些詞匯，句式必須有一個解釋翻譯的過程，就使得等值性也發生偏離。舉個例子來說，《五柳先生傳》中“環堵蕭然，不蔽風日”這一句的翻譯。孫大雨所譯的版本里，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 defending him not from blustering winds and hot sunshine，其中“環堵蕭然”采用了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的意譯，“不蔽風日”采用從不能遮擋大風雨跟烈日的反面來進行了增譯。其中，“不蔽風日”被譯為Bare...defending from winds and sunshine；但事實上Bare...defending from是轉了個彎把原文“不能遮擋”這一動作轉換成了“墻壁幾乎不能遮擋的”一個定語。經過翻譯后譯者在理解的層面上將句子的語序換了，方便外國讀者更清楚的理解因為房子的破爛而使得太陽跟風雨都不能遮擋的困境，更加突顯五柳先生生活條件的艱苦。而方重的譯本里，則是譯為Four bare walls enclose his rooms； the wind and sun find free acess through the roof and the chinks，前半句采用直譯，忽略了否定。而后半句提到風跟日頭能輕易吹進屋里，讓讀者難以理解，既然有瓦遮頭為何還不避風日呢？
再來看短文中“短褐穿結，簞瓢屢空”里關于“瓢”的翻譯。到底瓢是一種舀水的工具還是個儲存食物的器皿呢？兩個版本的翻譯中，孫大雨翻譯成gourd shell，一種葫蘆狀的殼，簡單直白的向英語世界讀者解釋了在古代有這么一種器皿，大概是用葫蘆做的裝盛食物的器具。很明顯的，古典書籍里出現的許多是不等值的翻譯的，譯者只能在從讀者的視角出發，試著去解釋翻譯，那么讀者才有可能懂得古文里那些特殊詞匯。而觀之方重翻譯的版本，直接把“簞瓢”二字意譯成dishes，雖然譯出了簡潔跟易懂，卻少了那份古言所特有的韻味，更沒能把東晉時期，人們常用的兩種日常生活用具向讀者解釋，缺失的這部分文化背景更加凸顯不等值性在古文翻譯中的重要。
四、總結
中國古文在于簡潔精練，用簡單的文字表達最廣闊的含義，最意合的文字。而英文是形合的文字，重視邏輯和理性。加上兩種語言生長的文化背景大相徑庭，將古典中文的作品翻譯為英文時會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缺失，即譯文的讀者無法完全體會到原文讀者的感受。譯者能做的就是通過對兩國文化背景熟練掌握，將這種文化缺失降到最低。所以譯者在把中國古典作品譯為英文時應該注意到兩種語言及文化的不等值性。而為達到譯文與原文的對等，采用一些意譯，刪減或者增譯方法，雖然能從某種角度上使讀者在某一種角度理解古文的大概意思，但是其精髓跟寓意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也會大大地降低了譯文的可讀性和文學性，導致其信息傳遞的大量的缺失。總而言之，中國古文翻譯受到特殊性影響，期間要經過語內翻譯跟語際翻譯兩個過程。本文以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兩個版本做比較，舉出不等值性在翻譯過程中所帶來的差異與影響。古典文集這一中國的文化瑰寶，要向全世界人民展現其價值的道路還需要各位譯者多探索，在實踐中得出自己的寶貴經驗。（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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