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9 09:22:5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數學哲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互聯網所創造的文化精神狀態與形而上學傳統教育我們的精神狀態一點兒也不像。這里的關鍵詞是“相像”，與這個詞的“家族相似”的詞語還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擬”、“表達”等等。這些詞加起來，形象地勾畫出了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基本特征，這個基本特征人為地劃分出認識的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我把這里所謂“形式”理解為我們常說的“表達工具”，比如說文字、說話的聲音、美術作品中的色彩和線條，這些“認識的形式”與它們所要表達的對象之間，有一種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關系；這里所謂“認識的內容”，就是我們常說的觀念、意義，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們感覺到的客觀事物。我這里的說法可能與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對哲學基本問題的歸納有所不同，但我認為就精神實質而言，我與他的說法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我這里忽視恩格斯所重視的唯物論與唯心論、可知論與不可知論之間的區別，而重視它們之間的一致性。再換句話說，恩格斯所謂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當代哲學的基本問題，更不是網絡哲學中的基本問題。
我們不知道網絡技術的初衷是否要模擬蜘蛛網的功能。也可能發明輪子是為了模擬腳走路的功能，但無論怎樣，這里的關鍵詞是“不像”，它們之間一點也不相像。所謂“不像”就是發明了一個原來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發明”與“發現”的區別就在于“發明”可以無中生有，沒有根據，沒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擬”、“表達”在它自身之外的一個東西，與世界上現存的東西保持距離，發明一個新東西，與原來的東西沒有關系，它自己就是一個東西。
無獨有偶，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也描述了類似的精神狀態，他從對華倫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時，由于緊張和恐懼，并不感到快活。當華倫夫人不在場時，盧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暢快，并且他的愛情更加熱烈，比如盧梭不由自主地撫摸華倫夫人房間的家具。他用隱晦的語言說，他愛華倫夫人的方式對華倫夫人的貞潔是沒有什么風險的，但盧梭說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經大大地享受過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純潔的感情。盧梭的這種感覺和我們上網沖浪的體驗是相似的。比如盧梭的方式使對方看不見他、這是一種孤獨的快樂、但極為方便、保持距離又沒有距離、呼之則來，揮之則去，而且這些方式與華倫夫人本人的身體無關。盧梭把這種不可思議的幸福狀態稱為“增補之鏈”，德里達說是一種“危險的增補性”。盧梭的愛情方式與被愛的人本身無關，不必事先征得對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舉的例子在哲學史教科書中是從來不提的，我稱它們是一種微妙精神，一種“橫向”思維。它的特點是與對象無關，或者說，與源泉、原因、根據這樣的問題無關。就像我前面講的，不模仿、不表達對象，與對象一點也不像。
為什么把網絡中的精神狀態稱作“沖浪”？沖浪是一種極限運動，或者叫高難動作，日常生活中體驗不到，無法實現的東西，在“沖浪”中可以體會到。比如在網絡中尋找，但在通常情況下，在找到目標之前，我們早就移情別處，一路上總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愛爾維修說的，人們并沒有得到所欲望的對象，但人們已經享受過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實現已經變得不重要了。點擊鼠標本身構成一個事件，無數的點擊組成無數事件之間橫向的聯系，或者叫做沒有聯系的聯系，這些聯系形成的圖象是任意的，網絡沖浪者不得不以極快的速度轉移自己的興趣方向，并使頭腦始終處于高度興奮狀態。
網絡對人的誘惑力還在于，它幾乎取消了時間性問題，因為在網絡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時發生的并列關系，一種空間關系。這種關系極好地演繹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狀或畫面的想象。網絡給人的快樂甚至不是愛爾維修說的“預料的快樂”，而是預料之外的快樂，因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們在網絡中最常見的精神狀態。總是遭遇陌生，總是在慌亂中做隨意的選擇，除非你關閉網絡，這個過程就沒有完結。選擇，就是選擇一條路，無數的選擇組成了無數條路，這些路形成了復雜的網絡，四通八達，永遠不會出現無路可走的情形。
［關鍵詞］《荒野獵人》;影視文學;哲學
電影作為一種綜合的藝術表現形式，能夠通過文學、影像、音樂等多種元素向觀眾講述故事、傳輸思想。一部好電影，不僅是影視手法的嫻熟表達，更是藝術思想的完美體現。墨西哥導演岡薩雷斯近年來執導的多部電影，給我們樹立了典范，特別是他的《荒野獵人》。岡薩雷斯導演過《通天塔》這樣既充滿戲劇性又探討人性關系的作品，《荒野獵人》延續了其一貫的藝術風格，即在融合了種族、暴力、宗教、哲學、歷史、意識流等元素的基礎上對人類自身進行了審視和思考。影片講述了19世紀美洲北部一個皮草商人起死回生、為子復仇的故事，情節較為簡單，也沒有過多的人物對白。該片演員的演技、管弦樂器的配樂、攝影技術等，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單憑這些，它還不足以在奧斯卡評獎中脫穎而出。奧斯卡電影獎一向重視作品的“故事精彩、價值創新和人性深度”［1］，《荒野獵人》堪稱佳作，岡薩雷斯獲最佳導演獎，其魅力應該歸于該片蘊含了深刻的哲學思維，演繹了岡薩雷斯電影中的“哲學法則”。影片通過一個近乎蠻荒的電影背景，向觀眾藝術地闡述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復雜關系。本文以《荒野獵人》為例，從上述三方面來闡釋岡薩雷斯電影中的哲學法則，以期歸納撰寫一部好的影視劇本所需的技巧以及好的影視劇本所應具備的文學元素。
一、人與自然:文明與野性的角逐
人類是自然界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而人類創造的文明實際上是對自然深刻改造的結果。在《荒野獵人》中，主人公身負重傷，喪失自由行動的能力，遭同伴拋棄，當他的槍支也被奪去時，就完全成為一個自然屬性的人。這時，他身上所體現的是人作為動物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盡管他依然心懷喪子之痛，盡管他依然遭受內心仇恨的煎熬，但他不得不放下心理包袱，理性思考在人跡罕至的蠻荒之中如何延續岌岌可危的生命。格拉斯目睹狼群掠食野牛，雖然他饑腸轆轆，但不敢靠前，這表明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并不具備優于其他物種的特權。如果一定要說有特權，那應該就是人類具有極其頑強的求生本能，這使其成為自然條件和其他物種的統治者。影片有一個鏡頭令人震撼:格拉斯為了在朔風凜冽的環境下存活，剖開馬腹、去除內臟、赤身而臥挨過漫漫長夜。這是人類在惡劣環境下求生本能被激發的表現，也正是由于這一本能特征的傳承，才使人類能夠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除此之外，人一旦脫離文明重返自然狀態，就是一個依賴自然恩賜的弱小生命體。自然界和其他物種的存在滿足了人類衣食住行的需求，所以人類要心存感恩，珍愛自然。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格拉斯等人捕殺麋鹿的鏡頭，可見動物是人類食物的來源。隨后又出現了格拉斯的同伴們制取獸皮的血腥場面，他們只留下動物的皮毛，而將鮮血淋漓的動物肉體拋去，這一做法是對人類貪婪屬性的深刻諷刺，人們掠殺動物已不再是為了滿足自身對食物的需要，而是為了制成商品以謀取更大的利益。這一違背道義的行為也超出了人作為自然生命體存在的本源意義。很快影片便出現了印第安人前來搶奪毛皮貨物，并與格拉斯的隊伍互相廝殺的場面。可以說，戰爭是人類遭受自然懲罰的一種極端形式。藝術源于生活，被欲望和貪婪蒙蔽雙眼的人是真實存在的。因此，《荒野獵人》所傳達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價值觀，具有嚴肅的現實意義。影片中，印第安人首領和法國商人交談的一句話頗具哲學意味，法國商人說印第安人的皮草是偷來的，而印第安人首領回復說:“Youallhavestoleneverythingfromus．Everything!Theland．Theanimals．”在自然面前所有人都是盜竊者和掠奪者，貪婪是人類社會性的本質特征，但不是人的天性。大自然完全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卻無法滿足人類的貪婪。影片以人類捕殺物種這一軸線創造出了萬鈞的劇情張力，讓人在“文明”的題旨之外，深思人與自然之間的共存性和依賴性。影片中不斷出現格拉斯來到一個堆積如山的牛頭骨圖騰前的鏡頭，這寓意著人類對其他物種的過度屠殺是一種違背自然法則的暴行。“人熊大戰”激動人心，格拉斯攻擊熊幼崽，卻遭到母熊的猛烈反擊，母熊兩次放過格拉斯，但都被格拉斯拿起的武器再次激怒。這諷刺了人類對自然毫無顧忌的掠奪，同時也詮釋了人與自然本可以和諧相處。如果有一天，其他物種全部滅亡，人類也將自行消失，因為人類也只是全部食物鏈中的一環。據說，格拉斯的扮演者萊奧納多是一名素食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選擇出演本片也許正是其內心意向的真切表達。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自然都猶如一面鏡子，將人類的行為結果投射給人類本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類，在這個浮躁的年代，保持敬畏自然這份不變的信念，是勇氣，也是幸福。人對自然的敬畏必然會提升人類的靈性，這也是維系文明的真義所在。
二、人與人:同化與異質存在的較量
就人的本質而言，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體，沒有種族、地域、血統的差異。但由于生存空間和資源的限制，每個人一出生就如同商品一樣被貼上了國籍、種族、出生地等人為標志。這種天生的差異造就了對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占有度的不平衡，更進一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無端仇恨的產生。影片的主流價值觀在于反對暴力和種族歧視，建立和諧世界，這與西方具有現代意義的主流價值觀———反恐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荒野獵人》中有三種不同族群的人:印第安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相互聯系又相互斗爭。美國人從印第安人的領地獲取獸皮，遭到印第安人的殺戮，印第安人則將截獲的獸皮轉賣給法國人，以獲取槍支和馬匹來保護領地不被美國人侵占。法國人不僅暗中收購毛皮，而且綁架了酋長的女兒并栽贓給美國人，支持印第安人與美國人對抗，這樣既可以消滅商業對手，又能買到廉價的皮草。可以說，利益是造成三個族群互相排斥、互相仇視的根本原因。格拉斯是一個美國白人，與一個印第安女人相愛并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長，妻子慘遭白人士兵殺害。為保護兒子、為妻報仇，格拉斯將這名士兵殺死。由于身世復雜，又帶著一個擁有印第安血統的孩子，他常遭隊友的猜疑。但在格拉斯身負重傷時，他的同伴起初并沒有對他棄之不顧，這一點彰顯了人性本善的精神內涵。然而，隊友菲茨杰拉德利欲熏心，為了金錢，不僅殺害了格拉斯之子，還將格拉斯拋棄在荒野任其自生自滅。可見，人性中善與惡原本處于一種平衡狀態，而利益可以將這種平衡打破，將人類推向了罪惡的一端。格拉斯垂死之際，得到一名印第安人的救助而得以生還，不料這名印第安人又被法國人縊死于樹上。為了報恩，格拉斯救出一名印第安女子，盜走馬匹，最終回到營地。曲折的身世和坎坷的經歷使格拉斯逐漸認識到種族并不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屏障，人性的善惡也并不與人際關系的遠近有著必然聯系，素昧平生的所謂敵人也能出手相救，近在咫尺的朋友也會落井下石。“文明與種族并不等同。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產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信仰、體制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體形、頭形和膚色。”［2］經歷了起死回生，格拉斯獲得了超脫世俗的大徹大悟，對生死和善惡有了重新的認識，也許這正是《荒野獵人》(TheRevenant)還被譯為《還魂者》的原因。《荒野獵人》表現出利益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殺戮的根本原因。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的發生，無不與某一群人為了獲得其覬覦的利益有關，而人與人之間仇恨的集中表現形式就是戰爭。戰爭不僅是自然懲罰人類的極端手段，也是人性中惡的一面的極致表露。翻開歷史的篇章，戰爭對人的惡性所激發的程度每一次都超乎人的想象。格拉斯在彌留之際總是幻想與亡妻和兒子的重逢，表現了他對親人的思念、對幸福的渴望，物質的欲望造成心靈的創傷使人類更加向往心靈的凈土，而情感則成了心靈孤獨空虛的唯一救贖，這也是對殘酷現實斗爭深惡痛絕的深刻寫照。影片結尾，格拉斯為子復仇之后，獨自走向陡坡，深深嘆氣，表情痛苦，眼神中流露出無奈和悲傷。可見，殺死仇人并未撫平他心靈的創傷，仇恨可以消除，傷痛卻難愈合。每個人都能成為善意的傳遞者，也能成為惡行的發起者，如耶穌所言:“天堂在你心中，當然地獄也在!”不管是人與人的仇恨，還是不同人群間的戰爭，都是一把雙刃劍，獲勝方可能會摧毀所謂敵人的生命，也可能會暫時獲得眼前所謂的利益，但仇恨和戰爭帶給人們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永遠都是難以愈合的傷痛。影片雖未明確表達，但可以看出導演和編劇的意圖:只有敬畏生命，關愛他人，珍惜和平，人類才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
三、人與自我的矛盾:人性中光輝與黑暗的此消彼長
“我是誰?”這是一個最容易被忽視又最難以回答的問題。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對于外在世界的探索程度要遠遠高于對人類自身的認識。作為一種具有高度自我意識的生命體，人本身充滿了各種復雜的矛盾，如生與死的矛盾、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矛盾等。就《荒野獵人》而言，人的自我矛盾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矛盾
每一個生命體都具有很強的排他性。由于大氣的空間和資源是有限的，獲得它們是人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但是，人類之所以區別于其他物種，正是由于人類還具有極強的整體意識。人類一方面要求個體需求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又要約束自我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這就構成了作為個體生命的人和作為整體社會一部分的人之間的尖銳矛盾。這種矛盾在菲茨杰拉德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他對利益有著迫切的追求，即使在與印第安人廝殺的生死存亡之際，依然不愿放棄毛皮貨物;在格拉斯身負重傷之時，他建議殺死格拉斯以減輕全隊的負累。唯利是圖、以自我為中心、人的個體特征在他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但菲茨杰拉德又有著一定的整體觀念，雖然與隊長產生了激烈沖突并堅決要留在船上運送皮貨，但最終還是服從整體放棄了木船和大部分皮貨，選擇跟隨隊伍回到營地。在殺死格拉斯之子，拋棄格拉斯之后，他明知罪行可能暴露，但還是回到了營地，既為了獲得船長的獎賞，更為了獲得在群體中的歸屬感。最后事情徹底敗露，他才只身逃進森林。可以說，菲茨杰拉德在故事中一直處于個體性和整體性的徘徊狀態，他一直在為自我利益考慮，但殘酷的現實和惡劣的環境又讓他不得不投身于整體以獲得相對安全舒適的生存環境。現實也是如此，很多人終日忙碌就是為了打敗競爭對手而獲得切身利益，但同時又不得不與競爭對手保持緊密的聯系以獲得有用的資源和信息。這種矛盾狀態的產生就在于人類的私心，只有改變自我觀念，以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豁達心態去面對每一天，才不會為生活所累，為現實所煩惱。
(二)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矛盾
“Thewindcannotdefeatatreewithstrongroots．”這是格拉斯之子在格拉斯垂危之際告訴他的一句話，運用了隱喻手法。“樹根”指人強大的精神意志，“風”暗指殘酷的現實。不管現實如何殘酷，它都難以擊倒一個有著強大精神信念的人。格拉斯的復仇經歷展示出精神信念對一個人的重要性。“Aslongasyoucanstillgrababreath，youfight，keepbreathing．”每當格拉斯接近死亡時這句旁白就會出現，呼喚他努力活著。這其實也是格拉斯自己精神意念的展現，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信念作為支撐，他不可能在殘酷的荒野中生存下來，這種精神力量既來自對親人的懷念，也來自對仇人的憎恨。愛與恨的交織，使格拉斯在沒有希望的荒野之地，依然沒有熄滅心中的希望之火。精神與物質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首先精神依賴于物質而存在，人的精神依賴于自身的肉體。格拉斯在身體傷殘之時，精神也幾度崩潰。他曾在冰洞中手拿木炭寫下“FITZGERADKILL-EDMYSON”，這一鏡頭暗示出他對于生存感到極度的絕望，對于現實的無奈，精神上對于復仇的放棄。這種精神上的退縮正是由于肉體的虛弱和物質的匱乏。相反，因為獲得獎賞，生活在營地的菲茨杰拉德過著優裕的日子，但由于精神上的負罪感卻精神萎靡，靠飲酒度日。同時，某些精神又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格拉斯之妻遭受殺害之后，胸口緩緩飛出一只小鳥，妻子對格拉斯微微一笑;格拉斯在彌留之際，幻想與兒子在一處殘缺的教堂之中重逢。這些畫面都象征著，精神至上，精神不死，可以在依然思念自己的親人中傳遞下去。通過正反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出，物質的滿足并不一定帶來精神的快慰，同時物質的匱乏也可能帶來精神的迷失。物質與精神的矛盾統一，折射的是善與惡的較量，人性中光輝與黑暗的此消彼長。但無論如何，人只有保持一顆強大的內心，擁有堅固的精神支柱，才能在殘酷的生命旅程中走到最后，這也許是影片帶給我們的哲學智慧和精神啟發。
四、余論
近年來，隨著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日益破壞，反映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電影題材逐漸增多，如電影《阿凡達》，也是在告誡人們要珍視生命、愛護自然。在現實的召喚下，文學工作者和影視文學的創造者也應該懷著一顆博愛之心，將這種敬畏自然的精神傳播出去、發揚光大。其實，不管藝術手法如何復雜，藝術思想如何深邃，藝術形式如何豐富，藝術的本源意義始終在于教人求真、使人向善、為人創美。存在是人類永恒思考的哲學話題。時至今日，社會的發展已經使人類的存在形式遠遠超出其本源意義所限定的范疇。人們已不再滿足于“活著”，而是為活著注入了各種形式，甚至不管這些五花八門的形式對生命體本身是否有實際意義。只要這些形式能夠滿足某種感官的需求，滿足于欲望的膨脹感，就會有無數人趨之若鶩。于是，就有了各種畸形病態的行為方式出現，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無端仇恨的產生。人們已不再追求生命本身所應有的“真”，也不再探尋不同生命之間所應包含的“善”，更不再創造生命存在所應帶來的“美”，而只是一味地索取，企圖以各種利益的獲得來滿足無盡的欲望。如此，到頭來只會造成生命方向的迷失、人類道德的淪喪、自然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影片最后，主人公講了一句話:“Revengeisatthecreator’shands．”這揭示出所有違背自然法則、違背道德的行為都會遭到懲罰，不管遭受懲罰者是個體的人還是整體的人類。正如海明威所言:“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3］不論是個體還是整體，永遠都要對自然懷有尊重之心，對生命懷有敬畏之心，對自我懷有懲戒之心，在生命路途上，在歷史長河中，且行且珍惜。
［參考文獻］
［1］周思明．奧斯卡美學密碼:談《荒野獵人》的啟示［J］．中國文藝批評，2016(03)．
［2］塞繆爾•P•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26．
（一）書籍的藝術性和商業性。書籍裝幀設計的藝術性和商業性，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其中，書籍裝幀設計的藝術性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精美實用的設計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得到美的享受。但是書籍設計的藝術性同時也具有依附性，不能只強調書籍設計的藝術性而忽略了書籍的基本功能，使書籍設計喪失最基本的信息傳達功能，而走入形式主義的歧途。富有創意的書籍裝幀設計其藝術性是書籍本身價值的一部分。而書籍的藝術性本身就是具有商業價值，精美新穎的書籍裝幀將打動讀者的心，潛移默化地讓讀者對該書有了好感，喚起讀者的購買欲望并下定決心進行購買。
（二）書籍設計的前提——消費者。當今設計作品在市場中華麗商業價值時，就需要面臨經濟效益、生產工藝、制作成本等必然的問題。書的使用價值固然是書籍最本質核發的價值，但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僅滿足于書籍的使用價值是不能深切打動消費者的。在眾多的書籍中，如何使一本書具有自己的個性而與眾不同就顯得非常重要。設計師在設計書籍時首先要考慮消費者的消費心理。
二、現代都市生活與書籍設計
正如庸所說的“男人、女人之外，上班族是人類的第三大族群！”，都市上班族內心的壓迫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存在，外表光鮮的寫字樓對上班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驅使著上班族以一種一致性很高的生活方式方法生活，這個群體的同質性遠遠大于差異性。作為設計者，要以第敏感的眼光觀察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抓住這個族群的生活共性特點才能設計出適合他們的書籍。
（一）生活方式與藝術設計。人們的生活方式決定著設計，具體到都市文學類書籍來說，其設計是和生活在都市的人密切相關的。在書籍裝幀藝術中，每一位設計師都應該考慮到實用與審美功能相結合的設計原則。作品《包豪斯》一書的設計，從策劃、立意到書籍形式、版式、開本及翻閱方式的獨特設計，都是圍繞著表現包豪斯的實用精神、功能性至上又不失設計美感的原則與宗旨來進行策劃設計的。
（二）人性化設計。設計是滿足人需要的設計，是為人的設計。設計藝術起到了人與物和諧親近的橋梁。如《漫話旗袍》一書的函套設計，提取了服飾本身的各種元素并將這些元素應用到書籍的函套設計中。以“旗袍”的領口、花扣、開衩等局部結構形態為設計元素應用到書的函套設計中，希望整個書的函套擬人化，將衣裝的概念直接直觀地融入到書中，設計意圖明確，傳達力很強，更受大家喜歡。再如《藏地牛皮書》，采用了柔軟輕飄手感的荷蘭蒙肯紙，方便閱讀者攜帶；書籍內部，字里行間有許多用鉛筆隨意圈點的框框和一些手繪箭頭，另外再加上各類手繪地圖，就像一個親切的導游，引導讀者發現旅途中的快樂，充分體現了人性化設計的獨到之處。
三、減壓理念與書籍設計
近些年我國書籍裝幀藝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們對書籍的需求量增大。對于書籍“消費者”這個概念，不同的消費群體由于生活習慣不同，具有強烈的個性。而生活對習慣相似的消費群體具有很大的共性，設計師應該從這個特定的消費群體的生活中總結出他們的共性特點，設計出來的書才能符合這個消費群體的需求，不能對消費者一視同仁。在現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中，沒有自己特色的設計作品是會被埋沒在眾多的同類作品之中的。
（一）都市緊張的快節奏生活。都市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上班族們披星戴月的奔波忙碌，甚至忽略了自己內心深處某個角落的自由空間。而書籍是人們的精神食糧，可以給他們帶來慰藉，在文字的海洋中，忙碌的人們可以放開沉悶的工作，放飛自己的心靈，來一次心的旅行。書籍設計者的使命就是將書籍的內容和書籍的形式完美的結合起來，在視覺上給人美的享受，引起讀者的購買欲。
（二）減壓理念在設計中的體現。1、修長開本的設計。修長形狀的開本設計給人以崇高感，使書籍的形態顯得清秀淡雅，明麗挺秀，增加了幾分浪漫和詩意美，是小資情調的鐘愛。設計作品《張小嫻散文集》中張小嫻把現代都市人的思念方式用一種冷靜智慧的語言描述得無比透徹，都市上班族是她的書籍中大部分的消費者，他們追求高品質的、清秀的、精致的美。因此修長的書籍開本形式是這類書籍設計很好的選擇。2、清新色彩的設計。清新的色彩給人輕松愉快的感覺。對設計者來說，白色總是意味著挑戰。白色在設計中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空白能突出要表達的內容。作品《張小嫻散文集》中力求利用白色空間以求達到精致的效果，白色紙面的空白顯得寬闊無比，能更好地突出其它顏色或圖形的魅力，是一種自然的流露，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吸引力。3、筆記本式的設計。為了緩解上班一族整日快節奏、緊張高壓的心理狀態，使書籍的設計更具親和力，作品《張小嫻散文集》的設計將“書”與“信”的概念結合在了一起，書的封口，由依次排列的黑塊組成，它們由上至下將書的封口占滿。每一個色塊都代表一個章節，這樣的設計方便讀者的查詢與記憶。書的每一頁都是向內折疊的，這時的書籍就是一本信紙簿，當展開書頁反向折疊，信紙便又恢復成書的功能，表達思想傳承信息。整體設計就是讓讀者通過親自動筆書寫、繪畫、圈點來記錄心情感受，就像我們寫日志隨筆那樣可以隨意記錄自己的心情與讀書感受。力求營造一種輕松的意境，給讀者清新、自然、樂觀、美好、向上的感覺，符合張小嫻的散文風格。
（三）實用的贈品設計。在如今競爭激烈的出版市場，讀者的選擇越來越多，為了使書籍設計顯得與從不同，設計者還要努力挖掘出他們設計產品還能滿足消費者別的需求。作品《張小嫻散文集》設計了一個隨書贈送的臺歷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都市上班族工作繁忙，精美實用的臺歷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可以方便的提示出日期、記錄事務等，增加了書籍的附加值，猶如一個出色的推銷員，使這套書籍在眾多的書籍作品中脫穎而出。
結論
論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國、美國和中國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揭示了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自覺意識，并進而提出，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任務有兩項：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展迅速，出現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從整體上看，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特點是：其一，美國技術哲學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說是突飛猛進的發展。近30年中，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發展，與相關的科學哲學和技術社會學研究的發展相比，毫不遜色。l2J這一點主要表現為高水平文獻的增長，而研究隊伍并沒有擴大。SPT的規模始終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員不足300人。其二，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內部有杜威主義者、埃呂爾主義者、者和海德格爾主義者。其三，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學領域中，技術哲學仍處于邊緣。由于許多SPT成員對技術持批判態度，SPT前會長皮特(J．Pit)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對待技術的所有方面，皮特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特別是SPT的研究，存在著“智力誠信危機”的問題。
我國技術哲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初，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在學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委員會，已有幾個以技術哲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和碩士點。從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陳昌曙先生出版《技術哲學引論》，這是我國第一部標有“技術哲學”書名的學術著作。從總的看，我國技術哲學研究還少有人系統地進行，在哲學大家族中也處于邊緣地位。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研究雖然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但仍處于無統一范式、無哲學地位的困境中。與此同時，人類社會更急劇地步入技術社會，而技術，特別是當代高技術，更尖銳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學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認識和進行技術哲學研究，便成為當代技術哲學家們思考的主題，從而產生了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的性質。技術哲學是否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研究者們曾進行過爭論。拉普認為，技術哲學既不是工程科學的元理論；也不是社會學或歷史學等獨立學科的一部分；更不能歸結為某一個哲學分支。它與認識論、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哲學和形而上學有密切的聯系，但并不從屬于它們。鑒于技術的認識論、倫理學、文化、社會和形而上學問題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拉普認為有必要發展一個新的哲學分支——技術哲學統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得到了學界的認同：技術哲學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米切姆指出，技術哲學就是關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學反思。陳昌曙認為，技術哲學大致上可視為自然改造論，主要是對改變自然的窮根究底的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內容。通常認為，技術哲學要研究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社會批判論等等問題。而其中哪一類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國，張華夏和張志林等先生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把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說只有從認識論問題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應該強調，在討論技術認識論和技術價值論研究孰重孰輕時，不要忽視了兩者的密切關系，特別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兩者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技術哲學所不可或缺的。或許，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術哲學應研究的特定問題更有實際意義。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方法。由于沒有特定的強大的歷史傳統，技術哲學研究缺少公認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手段。從實際來看，米切姆辨別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傳統，一種是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自己創立的工程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技術的內在結構；另一種是人文學者創立的人文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和闡釋技術的意義，對技術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后果進行反思。工程技術哲學傾向于分析的和贊成技術的，而人文技術哲學則更傾向于解釋的和批判技術的。從理論上說，技術現象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而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綜合性研究。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在技術哲學研究中，處理好理論思辨和經驗研究的關系極為重要，“唯理論”或“經驗論”的方法都不可取。針對“唯理論”，拉普指出：“不能無視具體的經驗證據，只根據對技術的邏輯的、不變的本質的思考，演繹出技術的現實特點。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學分析和思考必須以有條件的事實為依據。從這一點出發，才能進行概括。”而針對“經驗論”，拉普則指出：“技術哲學解釋必須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學傳統之中。形象地說，哲學傳統是任何哲學解釋得以生長的土壤，不利用這個基礎，為技術哲學研究重新發明‘輪子’是愚蠢的。”應該說，拉普的這個意見是非常中肯的。
關于技術哲學的研究方法，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從技術的文化環境看，隨著冷戰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果說過去人們蜷縮在防空洞中，那么現在人們暢游在網絡中。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展，米切姆認為，現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杜爾賓說，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們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韻行列中來。從根本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展，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講，技術哲學研究“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
三、技術哲學研究之關鍵：技術創新研究與技術啟蒙
基于上述的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意識”的考察，本文以為，技術哲學研究在走向繁榮之途中至少有兩項的關鍵任務：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進行技術創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其一，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軸心，才能向社會“敞開”，與社會現實相切近。在古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隱含著的，這可以從史前各種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可以說，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技術哲學的發展和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
其二，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與技術現實相切近。通常認為，技術歸根到底是一種實踐活動，而技術創新又是一種最基本的技術實踐活動，因而，技術哲學研究若要反思技術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術創新。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一社會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這個技術產生的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所以，技術哲學也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如何產生、產生什么。超級秘書網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如德紹爾等以技術發明為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如埃呂爾等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因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
技術創新哲學研究至少要包括技術創新實踐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內容。技術創新實踐論，是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的本質、特性、類型、結構和形態。技術創新本體論，是研究技術創新實踐的“本原”或“本體”，是尋求技術創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術創新認識論，是研究技術創新認識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技術創新價值論，是研究技術創新的價值標準、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等問題。顯然，這幾方面的研究內容是相互依賴、融會貫通的，比較而言，技術創新實踐論是其它研究的基礎，由它們共同組成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實質上可以被視為廣義的技術創新實踐論。
關鍵詞：藝術哲學；服裝品牌；廣告
一、藝術哲學
關于藝術哲學，研究者對其所界定的概念不一，不過從總的意思來看又有著統一的“說法”。羅素說，要了解一個時代或者民族，必須首先了解他的哲學。這話說得很深刻，每一個偉大的文明背后都有偉大的哲學存在。哲學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力的體現，是文明成熟的標志，是文明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思考。沒有哲學的民族是注定不會有遠大前途的。
藝術是人的知識、情感、理想、意念綜合心理活動的特殊產物，是人們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現。
哲學是藝術的根本思維基礎，藝術較之哲學具有更廣闊的表現手段和方式，所以，哲學意識決定了藝術的發展方向和審美趣味，而藝術形式反過來又影響著哲學的發展。而在于哲學借助于文字語言為中介，藝術則不完全是這樣。哲學的陳述不外乎一系列文字語言符號的變換過程，所用語言不明確就意味著推理的模糊和松散。通過文字語言的中介，哲學力求使情感概念化、明確化，于是情感在哲學中變成了思想，感性動力在哲學中凝固為理性結構，但藝術則不一定要依賴文字語言這個中介。
哲學通過藝術的手段展示，就有動人心魄的吸引力；藝術包含強烈的哲學反思，自會增添絢麗悠長的光彩。
二、服裝品牌與廣告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審美意識有了很大的改善。“穿衣只為生理需求”的時代早已過去，服裝消費已上升為精神文化價值的消費。對于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而言，本著創百年品牌姿態的服裝企業在近幾年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服裝品牌的競爭日益激烈。新時代的發展使服裝企業以服裝產品的功用為主要賣點的現象已經“過時”。服裝品牌的廣告作為一種長期被企業青睞的宣傳方式一直沒被冷落。新的服裝現代廣告已是人們生活中衣食住行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現代人在購買服裝的時候，一般都會選擇那些有廣告、有品牌的產品，感覺這些產品比較可靠，有保障，甚至可言穿衣穿的是一種品味。
服裝品牌廣告的主要作用在于傳達品牌文化價值和品牌形象,通常出現在時尚雜志、影視媒體以及戶外廣告等載體上,色彩豐富,制作精良,視覺表現力強。并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服裝品牌廣告在數量、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服裝品牌廣告基調必須與服裝品牌理念相協調，為了清晰地傳達特定的品牌理念,一方面需在廣告中突出品牌標志和廣告語,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對固定的廣告色彩特征。其中廣告色彩應用中首先需要巧妙地強調標準色,可以在圖像中占據相對固定的位置和比例,并且在一段時期內,廣告畫面主體及背景的色彩關系可以具有固定特征,與其競爭品牌保持一定差異。
三、關于服裝品牌廣告的藝術哲學思考
丹納是法國史學家兼文學評論家，他在《藝術哲學》中提出了兩大理論：一是“種族、時代、環境”三元素說；二是藝術批評的三種尺度，即藝術品表現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前者強調了三元素對文學藝術的決定性影響，后者則強調了藝術批評的客觀性。
他以藝術發展史實為依據，強調了種族、環境、時代等三個因素對精神文化的制約作用，并認為在三個因素中，種族是“內部動力”，環境是“外部壓力”，時代則是“后天動力”。
品牌是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特別是進入商品經濟以后，服裝品牌也不例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審美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服裝企業主開始打品牌之戰以占領更廣闊的市場，其中服裝品牌廣告就是最重要的品牌文化宣傳方式之一。服裝品牌是因消費者而存在的，所以廣告也是面向消費者的。服裝品牌廣告的文化傳達方式同時是受種族、時代、環境三元素影響的。從有關于東西方或國內外廣告的比較研究來看，因創作主體不同即民族不同，服裝廣告所表達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會有顯著的差別。西方的服裝廣告偏重于用視覺沖擊力來達到宣傳文化的效果，比較側重于直觀性的表達。我國的廣告偏重于利用含蓄的方式來表達，比較側重意境的表現方式。在時代方面，相對同一個國家而言，廣告的文化宣傳有從服裝的功用到服裝審美以及服裝所代表的精神價值的趨勢，到現在注重服裝品牌的文化內涵的廣告已經越來越受到服裝消費者的認同。所以不論是從時代的角度還是從環境的角度，服裝品牌廣告的發展還是與服裝消費者這一服裝品牌廣告外在的環境核心因素有密切關系的，可以說服裝品牌廣告各方面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服裝消費者為準繩的。
同時丹納還認為，藝術批評不是隨意的、主觀的，而是有著自己的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他提出來的藝術批評的三種尺度，即藝術品表現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若將丹納的三個尺度與服裝品牌廣告結合理解，那么這三個尺度應該是服裝品牌廣告表現服裝或服裝品牌文化特征的重要程度、服裝品牌廣告所具有的有益程度、服裝品牌廣告效果的集中程度。需要首先理解他的“特征”概念。在丹納看來，藝術家因突出主要的特征要刪去那些遮掩到主要特征的東西，重點表現的是具有主要特征的東西。因而，服裝品牌廣告的目的是要表現服裝品牌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來宣傳品牌的重要的觀念，就是要與其他的服裝品牌相區別以讓消費目標群長期記住并接受。
“特征重要的程度”在丹納看來，最穩固、最接近本質的東西，則是種族的特征，因為種族這一因素深刻而持久。所以，深刻而持久的特征對于作品的價值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服裝品牌廣告這一方面來言，廣告要有個整體的突出特征，廣告中的每一個元素都是為這個主旋律服務的，不能喧賓奪主。這個突出特征又受到廣告主要宣傳對象的制約，服裝品牌廣告設計師在設計廣告前所做的第一步并且必須要做的是要了解廣告受眾的文化背景、愛好、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內容。所以正如丹納所說，種族特征是最本質、最重要的特征。換句話說，服裝品牌廣告的文化特征的確定是定位于消費者的，正是消費者消費文化狀態的一種外在表現。
“特征有益的程度”則是指藝術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用丹納的話說，就是藝術價值在于，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表現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現有害的特征的作品。服裝品牌廣告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所傳達的文化在得到目標消費群認同的同時又有著引導作用。一般而言，好的廣告不僅讓目標消費群樂意接受，還要引導受眾的價值觀審美觀向好的方向發展，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藝術作品各個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現特征的程度。因為只有把元素所有的效果集中的時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顯著。對于文學作品來說，效果的集中主要表現在人物、情節、風格三者之間要保持平衡、和諧配置。服裝品牌廣告是展示服裝品牌理念的一種宣傳方式。所涉及的人物、情節以及所表現的風
格必須與服裝品牌的文化相一致，而且三者又要相互和諧統一來共同塑造服裝品牌的鮮明形象。
隨著一些經濟的高速發展,服裝供應日趨豐富,國際貿易交流日益活躍。消費者對忠于服裝的品牌形象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面對當下服裝消費品特別是高級奢侈品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服裝品牌企業一直將服裝品牌形象廣告宣傳作為向消費者展示品牌形象以達到刺激消費為目的的主要手段。這樣,企業的文化滲入消費者的心目中,出現了有關“服裝品牌個性形象”的說法。
四、結語
丹納關于藝術哲學的闡述使我對服裝品牌廣告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從他的藝術哲學觀念中可以總結出服裝品牌廣告分為三個元素，即服裝品牌目標消費群、目標消費群所處的時代以及目標消費群的審美大環境。從這可以看出，服裝品牌廣告只是品牌文化的一種宣傳方式，是為服裝品牌服務的，關于它方方面面的定位是與目標消費群密切聯系的。同時評價服裝品牌廣告的標準在一定程度而言又是客觀的，即以品牌文化為基礎的服裝品牌廣告是否具有鮮明突出的特征，是否能推動社會的進步以及是否能使自身內部的人物、情節、風格有效和諧統一起來。
從丹納的理論闡述中明顯得出什么樣的藝術品才是好的，所以同時可以得出什么樣的服裝品牌廣告是成功的。我們可以看到成功的服裝品牌廣告必須具有鮮明突出的特征也就是說廣告的內容風格必須得到目標消費群的關注和認可，社會效應是好的，利于服裝的銷售和服裝品牌文化理念的正面傳播。服裝品牌廣告的宣傳效果能夠提升目標消費群的素質水平已達到社會的進步。服裝品牌廣告自身的各個元素必須和諧統一以共同實現廣告宣傳的效果。
【論文關鍵詞】泰納；藝術哲學；文學思想
在文學批評的領域里。法國批評家希波里特·泰納(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學演變受制于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的理論而聞名于世。他的理論對后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且不說l9世紀后期的許多批評家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一理論，就是在當今我國的很多文學讀物和教科書里，依然可見泰納那種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影子。雖然泰納的這種從外部進行文學研究的理論的弊端早已為西方的學者所批判，但是它畢竟是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先聲，因此時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隨者。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泰納在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均有造詣，僅就文學批評的領域而言，除了“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理論。泰納關于文學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論及。這些論述散見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腳deLaFonm／ne1854)、《英國文學史》(H／sto／rede／af婦盤鵬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藝術哲學》(P^del’art1865—1869)等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里。其中，《藝術哲學》一書雖不是專論文學的理論著作，但是它將文學置于“藝術”的總體范圍之下，并從這個角度對文學進行了分析和研究。這樣的一些討論，對于說明泰納的文學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僅就《藝術哲學》一書，談談較為顯著的幾個問題。
一、文學藝術耍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納抓住了藝術要表現事物的普遍性這個問題，對藝術的本質進行了討論。既然是一部“藝術哲學”，必然要從藝術的總體概念出發，去探討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而去說明各個藝術形式。泰納從對藝術作品的定義這一角度去考察藝術的本質，并對藝術形式做了分類。他認為，一切“藝術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在詩歌、雕塑、繪畫、建筑、音樂這五大藝術形式中，泰納將前三者界定為“模仿的”藝術，因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總體”與實物相符；后兩者界定為非模仿的藝術，他們表現的是“各個部分”間的數學關系。泰納強調“模仿的”藝術，并非照搬現實，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模仿。他認為一切上乘的藝術品都不拘囿于現實，因為現實不能充分表現特征，必須由藝術家來補足。相反，藝術家如果缺少這種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賦，也就與臨摹的工匠毫無二致了。因此對現實進行一定的夸張和歪曲，以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的藝術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納這里所談的“詩歌”即文學，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雖然關于文學究竟是“模仿的藝術”還是“表現的藝術”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不能簡單而論，但是泰納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現實，至少肯定了文學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因素。當然，泰納所舉的文學方面的例子都緊緊圍繞他的“藝術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這一論點，并沒有深入到文學的虛構性問題，可是這種討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為說明“文學真實”與“生活真實”的不同奠定了基礎。而反對藝術創作單純地摹仿自然，要求藝術抓住事物的普遍性，這也正是黑格爾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從歷史角度看待文學問題
在《藝術哲學》中，關于藝術以及文學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放在歷史的具體角度進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認識論問題另當別論)體現于……泰納的歷史觀念，這樣一種歷史的眼光和角度與他的“時代”這一術語相類似，也正是其歷史觀念的體現。簡單地講，這種歷史眼光就是：認為文學作品產生于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學批評也由于經歷了歷史的積淀才得以確定和趨于合理，因此只有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批評，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能對文學問題得出比較科學、公允的結論。正是對泰納關于藝術作品的產生、評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文學觀上所反映的歷史意識。
藝術品的產生受到當時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這是泰納在《藝術哲學》中著重論述的一個問題。而文學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納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筆力去說明意大利畫派和尼德蘭畫派，古希臘雕塑等藝術形式是如何在他們那獨特的“氣候”下產生的。這“氣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歷史環境。
從分析繪畫藝術的產生人手，泰納總結了藝術的產生規律，繼而將這一規律推廣到各個藝術形式中去。因此對藝術的產生問題的討論，同時就包括了對文學作品如何產生的認識。泰納認為，藝術品的產生及其作用都與歷史的具體形勢密切相關。泰納說：“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uJ他認為，首先有一個“總體形勢”，其次是總體形勢產生的特殊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這些才能與傾向造就一個中心人物；最后，聲音、形式、色彩或語言這些藝術材料，把中心人物變成形象，或對中心人物的傾向與才能進行肯定。
關于“總體形勢”，泰納描述為：在古希臘是好戰與畜養奴隸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紀是蠻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壓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熱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紀是宮廷生活；在l9世紀是工業發達，學術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傾向”和“特殊才能”則表現為愛好體育或耽予夢想，粗暴或溫和，戰爭的本能，說話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錯綜復雜的傾向，具體來說：在希臘是肉體的完美與機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腦力活動或太多的體力活動擾亂；在中世紀是幻想過于活躍，漫無節制，感覺像女性一般敏銳；在17世紀是專講上流人士的禮法和貴族社會的尊嚴；到近代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滿足的苦悶。
所謂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現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傾向”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在希臘是血統優良、擅長各種運動的青年；在中世紀是出神人定的僧侶和多情的騎士；在l7世紀是修養完美的侍臣；在我們的時代是不知厭足和憂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維特。按照泰納給藝術的分類，藝術作品或是表現中心人物或是訴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學和雕塑藝術一樣，被他劃分為模仿的藝術，它們表現中心人物。他認為，古代雕像中的《梅萊阿格爾》和《尼奧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劇中的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一樣，都是表現中心人物的。同樣，文學和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一樣，其產生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因為從泰納對予“總體形勢”、“特殊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這些術語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無非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所代表的含義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論，正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才產生了表現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學作品。
從藝術品的產生來看，文學作品的出現受到了歷史環境、特定社會風貌的影響，同樣，從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關于文學作品的合理評價也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而文學批評也應回到歷史中去，參考特定的歷史背景，從而對文學作品作出一個合理的理解和評判。泰納在談到如何形成對藝術品的公允判斷時談到：先是與藝術家同時的人聯合起來予以評價，這個意見就很有分量，因為有多少不同的氣質、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參與；每個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沖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后的意見更接近事實。然后，開始另一個時代，帶來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來一個時代；每個時代都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各自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等到作品經過一個又一個的法庭麗得到同樣的評語，等到散處在幾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樣的判決，那么這個判決大概是可靠的了；因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許多大相懸殊的意見歸于一致。也就是說，在歷史積累中形成的價值判斷是一個趨于真理的結論，正如我們“今日每個人都承認，有些詩人如但丁與莎士比亞，有些作曲家如莫扎爾德與貝多芬，在他們的藝術中占著最高的位置。”這樣的一個結論正是在數百年來眾多意見和判斷的不斷修正、不斷積累中所產生的。因而也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那么當代的批評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斷一件藝術品呢，泰納認為，藝術品產生于歷史環境之下，因此批評家對待歷史的第一件工作是為受他判斷的人設身處地，深入到他們的本能與習慣中去，使自己和他們有同樣的感情，同樣的思想，體會他們的心境，又細致又具體地設想他們的環境；凡是加在他們天生的性格之上，決定他們的行動，指導他們生活的形勢與印象，都應當加以考察。這樣一件工作使我們和藝術家觀點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們；又因為這工作是用許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學活動一樣可以復按，可以進行改進。根據這個方法，我們才能贊成或不贊成某個藝術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責某一部分和稱贊另一部分，規定各種價值，指出進步或偏向，認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雖然這種歷史主義的口吻有滑向相對主義的危險，但是畢竟道出了批評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所說的：“實際上，我們是從自己認識中的一個部分建立一個更高標準出發去批評自己認識的另一部分”。從當代的批評視角出發，回到歷史中去體察作品的原生態，繼而在一個動態的價值尺度中綜合考察和重新認識作品本身，這正是泰納在19世紀對批評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與韋勒克等人所倡導的“透視主義”(pempcctMsm)相類似的地方。
不僅文學的產生和文學批評受制于歷史環境，泰納認為，文學的作用也體現在對于時代精神與風俗的反映上。而對于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表現得越充分、越生動、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納將這樣的作品稱為“歷史的摘要”。他認為，文學作品，特別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可以補足歷史研究的文獻缺漏，可以提供各個時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雖然我們不能同意將文學作品當成歷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但是，承認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世紀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體現了歷史進程中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感受歷史環境，則是不無道理的見解。既然越是偉大的文學越是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征，而這種本質特征無疑是歷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藝術所表現的真理也必然是歷史的真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泰納的歷史主義眼光的確滲透在文學研究的每個基本層面，無論是文學的產生、評價，還是對于其作用概括和價值的判斷，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未免極端，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這些觀點也的確道出了文學的特點，為我們更好地研究文學本身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三、價值強調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克服
正如我們上文所說的，泰納的歷史主義貫穿于《藝術哲學》，也滲透在他的文學觀念之中。然而歷史主義很容易導致徹底的相對主義，但是在《藝術哲學》中，泰納卻避免了相對主義的錯誤。他并沒有過分注重作品的歷史價值而忽視其藝術價值，相反，他致力于對文學價值判斷標準進行界定，強調即便是同一時期的相同題材的作品，由于藝術家運用了不同的手法，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從而使藝術品分出高低等級。他將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規定為，對于“顯著特征”的表現，以及對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達。“顯著特征”分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質的特征，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精神生活的等級，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作品的精彩程度則取決于它所表現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類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個民族、種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則與人的道德等級相關，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道德價值的等級。因此，作品所表現的道德等級越高則其藝術成就越大。但是泰納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將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級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級，這種邏輯上的謬誤不僅在例證上損害了他理論的合理性，更成為其理論的一大硬傷。當然，作品具有顯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會成為偉大的作品，還要看如何去表現這些特征，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問題。要達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納認為要做到三個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時要表現他的“精神地層”，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與集中；構思情節要與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夠表現人物；最后，作品的風格要與人物性格以及情節相配合，做到人物、情節、風格的統一。雖然泰納的論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觀點也并不新穎，但是卻體現了他對藝術的自身規律及其價值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論上單一的歷史標準，避免了相對主義的弊端。
四、文學藝術研究中的“科學”方法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關鍵詞：哲學教育；中學生夏令營；全程導師制；知哲學知社會；精確；精細
在大學本科教育中，當談到哲學、歷史等基礎學科時，人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社會對這些專業的認同度不高。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從事這些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們，成為他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這一問題表現在招生、培養和就業的各個環節。在招生環節，學生報考志愿率不高；在培養環節，學生要求轉往應用性專業的比率偏高；在就業環節，社會對這些專業學生的接納程度低。
形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認知偏差方面的問題，也有這些基礎性專業不能主動對接社會需要的問題，但根本上還是由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造成的。經濟上急劇的市場化轉向為人們對利益的追求開辟了疆場，也強化了人們及時兌現眼前利益的訴求，作為不能為人們帶來及時利益的基礎性學科的萎縮也在情理之中。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化和社會的成熟，這種狀況無疑會改變。實際上，近些年的情況已經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人們對基礎性學科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增強。但是應該認識到，這種改變仍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這種改變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從事這些專業的教育者們做出各種努力。
針對當前哲學類本科生招生和培養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在最近10多年問，南開大學哲學院圍繞著如何做好專業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從招生到培養再到就業的“全鏈條式”的人才培養方案或模式，取得了好的效果。
一、以“中學生夏令營”為載體精準選拔哲學人才
近些年，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入發展，隨著經濟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基礎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對國家和社會以及個人發展的重要性。當90后成長起來之后，他們對專業選擇的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興趣而非單純的利益關切開始成為專業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一些“不實用專業”無人問津的窘境。既然個人興趣己經開始成為專業選擇的一個重要考慮，為了提高哲學學科人才培養質量，大學哲學院系的人才培養環節就應當前置，首先應該考慮如何將那些愿意學習哲學而又適合學習哲學的中學生選拔到大學哲學專業學習。
認真分析可以發現，長期以來哲學專業之所以對中學生缺乏吸引力，志愿率不高，并不是哲學本身沒有吸引力，而是因為廣大中學生對大學哲學專業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存在許多誤解，因而影響了他們報考哲學專業的積極性。在這一點上，哲學與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相比是較為特殊的。中學生們大多不會誤解大學的歷史和文學專業，但卻常常因為中學曾經學過的一點哲學常識而誤解大學的哲學專業，很多學生將哲學等同于中學教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常識。
為打破大學專業教育與中學教育之間的壁壘，豐富中學生對哲學的認知，培養他們對哲學的興趣，吸引對哲學類專業具有濃厚興趣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中學生報考哲學專業，南開大學哲學院在全國率先將中學生夏令營與自主招生相結合，針對優秀營員采取降分錄取的方式，招錄學生。這就是要在現有高考體制下，通過精確定位，在千百萬高考生中尋找到“心甘情愿的哲學門徒”。從2009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中學生暑期哲學夏令營”始，截至目前，南開己連續舉辦七屆夏令營，共吸引來自全國23個省市100余所重點中學的700余名優秀中學生參加，報名人數更是超過2 000人。中學生在營期間，通過參與名師講座、校友互動、素|拓展、辯論賽和哲學素質考核等一系列活動，對哲學專業形成了初步但卻生動的理解，多數學生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2009年開始夏令營工作，2010年開始有夏令營學生入校學習。自2010年至2015年，六年間共有27名優秀中學生通過夏令營以及南開大學自主招生活動考入南開大學哲學類專業，也有一些學生參加了南開夏令營之后考入其他高校哲學專業。
從學生培養的角度看，以夏令營的方式進行的自主招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南開哲學院通過夏令營錄取的優秀營員已經有13人畢業，他們都成長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學習成績保持在全部學生的前20%，絕大多數畢業后選擇在本專業或相近專業繼續深造。例如，2010級共錄取4名學生，他們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比利時魯汶大學、法國魯昂高等商學院、英國巴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繼續深造；2011級的6名學生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和南開大學哲學與邏輯學專業繼續深造；2012級有3名同學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深造。目前仍然在校的14名夏令營優秀營員的學習狀況均表現良好，綜合素質高，尤其是在本專業上大都展現出很大的培養潛力。例如從學分績排名來說，2013級有2名同學在全年級排名并列第一，2014級的2名同學分列第二和第三名。
南開大學哲學院開展的中學生哲學夏令營活動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好評。《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以及天津各大媒體作了報道。第一屆招生榮列教育部“陽光高考”網絡平臺2009年度四大標志性事件。
二、以“知南開知哲學”為載體的“地方專業史”教育
夏令營優秀營員只是考入南開大學哲學院全部學生的一部分，雖然這部分學生對整個年級學生專業思想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帶動作用，但本科新生入校以后如何進一步鞏固專業思想仍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與大多數高校一樣，南開大學允許二、三年級學生重新選擇專業，即在本校轉換高考錄取時確定的專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哲學院申請轉往其他院系學習的學生比例非常高，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成為困擾哲學教育者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認識到，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一方面是要讓他們了解哲學、熱愛哲學，另一方面要增加他們對自己所在學校的專業的認同感，熱愛自己的學術共同體，而這需要他們對南開大學哲學學科自身的歷史有所了解，對身邊老師的哲學研究有所感受。根據這一設想，我們在常規課程之外針對一年級新生開展了“知南開、知哲學”教育。主要做法是請常年任教于南開的老教師講述南開哲學院的歷史、南開哲學專業發展史，以及個人治學心得和個人成長經歷。通過與身邊老一輩南開哲學人的交流，學生對南開哲學學科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晦澀艱深的哲學研究變成了身邊學人從事哲學研究的生動的、可感知的個案。這大大增加了學生對哲學專業的學習興趣，也增強了他們對南開哲學院的認同感。這種課程外的專業發展史教育，我們將其稱為南開哲學學科的“地方專業史教育”。
以“知南開知哲學”為主要載體的“地方專業史教育”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開展這一活動以來，哲學院哲學專業轉向非哲學類專業的申請人數明顯減少，學生對哲學的興趣更加濃厚。南開大學是我國較早設立邏輯學本科專業的高校，邏輯學科有悠久的歷史。但受社會俗見的影響，在以往按哲學大類招生之后進行的分專業過程中，很少有學生申請學習邏輯學專業，而強制進行專業分流又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近些年，由于邏輯學專業的老師們積極參與“知南開知哲學”等活動，積極擔任一年級新生的班級學術導師，申請邏輯學專業的學生大大增加，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
三、以“全程導師制”為載體的精細化人才培養模式
與許多所謂的“熱門專業”相比，我國各高校哲學院系的本科招生人數都不多。這在客觀上形成了高校中哲學類專業優良的師生比。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進行量的擴張過程中，這是高校哲學專業教育難得的優勢。如何利用好這一優勢，精細化培養人才，優化哲學類本科生的育人模式，是我們需要認真探索的。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南開大學哲學系就以“全程導師制”為載體進行人才精細化培養模式的實驗。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我們不斷細化規章制度，完善這一培養模式，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哲學人才精細化培養體系。
所謂“全程導師制”就是從本科生入校到畢業全程配備學術指導教師。導師對學生的指導是全方位的，不僅要指導學生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而且要指導他們的學業計劃、學術研究、就業和人生規劃。形象地說，就是要拿本科生當研究生培養。由于考慮到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大多屬于全校公共必修課，還未過多涉及哲學專業的課程，因此“全程導師制”分兩段實施：大學一年級為第一段，根據專業特點配備班級學術導師，對學生遇到的學業問題進行指導；大學二年級之后為第二個階段，配備個人導師，負責一對一的學業指導。與許多兄弟院校和兄弟院系的導師制相比，南開哲學院實施的導師制更強調對學生入校后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的指導，因此稱為“全程導師制”。
保證全程導師制的實施，關鍵在于制度的制定和落實。為此我們針對導師制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并力促落實。例如，我們規定：所有的在職教師均有義務和權利成為本科生導師；每位教師根據自己的學術特長擬定3個左右學術方向供學生選擇；導師凡指導一名本科生每年按2學分的課程計算工作量；導師的確定采取雙向選擇，首選權在學生，等等。高校教各方面工作壓力巨大，他們往往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和研究生指導上去，因此有了這些細化的制度，導師制才能真正得到落實。
“全程導師制”對學生培養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使得學生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學術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其次，加強了師生之間的聯系，使學生無論是對哲學學科還是南開大學都形成了更強的歸屬感。再次，很多導師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組織不同類型的學生就相近的問題進行討論交流，實際上使本科生與研究生之間形成了聯系。最后，對于指導教師而言，這些學生很可能成為潛在的研究生生源，繼續跟隨導師深造，因而也為未來的研究生教育提前打下基礎，為師生互聯的學術共同體所進行的具有特色的學術研究的良好接續提供了機制。
四、以“知哲學知社會”為載體的社會接軌教育
大學教育的任務不僅僅是傳授給學生專業知識，也應包括幫助學生如何在走出校園后盡快地適應社會，如何運用專業知識服務于社會。也就是說，哲學教育不僅包括哲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教育，也應當包括運用哲學的教育。對于哲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專業知識和能力與社會的對接尤為重要，因為除了小部分從事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學生之外，哲學專業知識與社會工作的對應性并不是直接和明確的。這也正是為什么學生和家長總是會不斷地問“哲學有什么用”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問題是不可能通過專業知識的學習解決的。
為了全方位培養人才，多年來我們充分調動校友資源，在大四畢業生中開展“知哲學、知社會”的社會接軌教育，開展校友走訪活動，豐富學生的社會實踐內容，為學生走向社會提前做好準備。主要做法是，請南開哲學院的成功校友來學校開設講座，使學生盡快了解社會，了解哲學知識的應用，以便未來能夠很好地適應社會。結合大學四年級學生的畢業實習，我們還組織學生對哲學院的畢業生進行走訪，一方面加強了校友與在校學生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也使學生在校友的幫助下提前走進社會，接觸社會工作。由于身處社會各行業第一線的校友比高校教師更了解社會對哲學人才的需要，更了解哲學專業知識在社會工作中的應用，因此由他們擔任學生的職業導師或社會實踐導師，對于那些即將走入社會的學生來說會有很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