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1 10:12:3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對外貿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逆差嚴重
1.進口多、出口少情況嚴重理論上說，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蔬果、水產和加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具備出口優勢和潛力；另外，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占地面積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這種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劣勢，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調查表明，我國禽畜、水產與果蔬產品的國內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具有良好的國際競爭優勢，但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仍然呈現出“進多、出少”的局面，因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費增長與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大宗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增多，加劇了農產品進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隨著貿易額增長貿易逆差擴大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持續9年呈現穩步增長，2005年與2006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情況有所好轉，但到2007年與2008年，逆差現象變得明顯，逆差達到180多億美元，雖然2009年逆差額稍有回落，但仍超過了百億美元，2010年與2011年貿易逆差更是加劇增長。
（二）我國出口的農產品退貨現象普遍隨著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擴大，發達國家加強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的限制條件，他們巧妙利用消費者高度重視和關注食品質量安全的心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設置了較高門檻，致使中國農產品難以進入這些高門檻國家，導致我國出口農產品被退貨情況增多。2006年日本對輸入的農產品進行“肯定列表制度”檢驗，徹底改變了農業化學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種農產品與700多種化學品都涉及到了這種“肯定列表制度”的檢驗，該制度指出的50000多種檢測標準里只有10000多種有科學驗證的正式標準，另外40000多種被日方稱為暫行標準。該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對日農產品出口：繁多的檢測項目增加了檢測成本，使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檢測時間的延長制約了農產品輸出的速度和數量，很多產品經過繁瑣的檢測最終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貨。
二、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一）我國農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的某個商品出口額所占世界同一種商品出口總額的比例。國際市場占有率多用來比較某些國家某個商品國際市場占有能力及其國際市場競爭力。
（二）我國農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某個產品輸入到主要進口國家的金額占該國家此產品進口總金額的比例。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國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的競爭能力。
（三）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指數分析。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逆差額與進出口總額都表現為上升趨勢，進出口總額曲線傾斜度大于貿易逆差額曲線表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總額增長速度比貿易逆差額的增長速度快，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的策略
（一）重視農業發展毋庸置疑，我國是農業大國，卻不是農業強國，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相對較弱。農業作為我國基礎產業，關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國家的經濟命脈，是我國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保障。雖然國家逐年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但與其他產業相比，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還較低。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雖然從1998年至今，我國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億元，但用于農業發展的支出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為目標，更加重視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
（二）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規等宏觀方面為我國農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促進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傾斜，扶持農業發展，通過各種惠農政策有效推動我國農業發展和升級，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其次，圍繞提升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在進行農業投資時應向農業薄弱環節傾斜，并加大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另外，國家還要通過宏觀調控政策指導農業生產和發展，改變農產品生產、貿易的結構以及區域分布，搞好產銷銜接，從而有效規避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風險。
（三）提高農業生產人員素質并調整經營方式勞動力的素質以及生產經營模式對于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影響，要想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素質，并采取科學合理的生產經營模式。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執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充分掌握農業科技。另外，還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調整農業生產經營的模式，對農產品進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促進農業的產業升級。
（四）把握我國農產品優勢我國農產品在不同市場以及不同消費者中有不同的優勢，企業要通過科學合理的營銷策略發揮這些優勢。差異化產品和營銷在激烈的競爭中具有決定性優勢，農業生產和貿易公司可以加大投資力度，研究并施行這種差異化發展戰略，以提高我國農產品在對外貿易中的競爭力。
論文關鍵詞：對外貿易;匯率風險;防范
進出口貿易是典型的涉外經濟活動，企業在外貿業務中要收付大量的外匯或擁有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和債務，故涉及外貿活動的企業受匯率變動的沖擊更為顯著和直接，面臨的匯率風險也更大。
一、匯率風險的形成機理
(一)匯率波動引發匯兌風險 在外貿業務中，從最初的合同訂立到最終的貨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若外幣升值，進口企業支付既定的外幣數額要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而若外幣貶值，則出口企業收進既定數額外幣結匯時可得的本國貨幣更少了。雖然以外幣表示的款項數目沒有變化，但反映到企業的收益水平上，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能遠遠超過企業進出口業務所獲得的利潤。
(二)匯率波動產生利潤風險和市場占有率下降風險 當人民幣升值時，在匯率完全傳遞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的外銷價格如果與貨幣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國際市場上此商品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那么出口的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擔一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利潤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價格，則會直接導致其出口利潤下降。他們只有自己承擔大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而無法向外國進口商轉嫁，因此，當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現實背景加劇了出口廠商的利潤風險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風險。
(三)匯率波動導致折算風險 在我國，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賬面資產上不僅有人民幣資產而且有外幣資產，但其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都要統一折算為人民幣來表示。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資產負債表中某些項目的價值也會相應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遠遠小于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幅，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而言，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匯率變動將強化企業預期并影響其業務拓展 現實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對出口企業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業務拓展。在企業預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其可能會通過提價來確保正常收益，但當進口國的貨幣購買力保持穩定或出現對內貶值時，提價的結果將使得企業損失大部分客戶，進而導致經營困難。
(五)匯率變動可能導致企業價值變動 人民幣匯率改變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價值發生變動。比如，對于我國外貿企業而言，如果基于公司價值的層面，在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走勢下，以未來美元現金流的現值衡量的企業價值，將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水，從而 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能力及投資價值。 二、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遞增態勢，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因此逐漸積累和放大。
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程度可由方差計算的波動率和幣值變動幅度來綜合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匯改初期的微幅波動之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程度逐漸上升趨勢。2005年匯改至年底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僅為0.0001，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2006年的波動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動率進一步擴大至0.017，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6.9%。這就意味著，在2007年，如果企業沒有做任何匯率風險的防范措施，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使其利潤率減少6.9%以上。而從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幣兩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2.1%。對于那些習慣了在國際市場上靠薄利多銷維持生存的國內企業而言，這種匯率變動的風險已經對其敲響了警鐘。 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相比，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呈現出雙向波動的走勢。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這段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07，而對歐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15，可見國內企業對歐洲貿易的匯率風險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方向并不固定，匯率風險更難確認。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幣對歐元朝著貶值方向演變，至2007年末，已貶值到1歐元兌換10.65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3%。這就意味著，那些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國內進口企業，匯率變動已經使進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這幾種匯率的統計性質。 表1數據表明，人民幣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匯率波動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基于標準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幣與港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小，與英鎊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與歐元匯率波動幅度也比較大，與美元和日元匯率波動幅度基本相當。
由于這幾種貨幣都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使用的幣種，波動幅度的增加顯然是我國貿易商必須面對的交易風險。 上面的計算僅僅揭示了已經發生的風險程度，而將來要面臨的匯率風險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從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會持續擴大，升值速度也將繼續加快。
一方面，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繼續增加。盡管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但受到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體制方面的約束，國內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國內產能的主要方式，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國持續施加升值壓力。歐美等國為保護本國利益或轉嫁國內危機，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我國放寬匯率波幅，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很難維持小幅微升的走勢。此外，國內的緊縮貨幣調控以及由此引發的升值預期，也會促使人民幣匯率繼續走高。因此，未來的匯率風險程度還將有所上升，成為企業外貿活動中面臨的首要風險。
三、匯率風險的后果評估
從目前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未對我國外貿總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005年至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2.9%，進出口貿易盈余更是增長了157.4%，這說明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升值，但我國企業的成本優勢仍然較為明顯。而且很多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人民幣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料進口成本，兩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另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增強，可以積極采取合理措施規避匯率風險。
但是總體的波瀾不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負面沖擊。由于特定行業的貿易模式區別較大，匯率波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中，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潤出口行業將受到影響。
紡織企業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斷減弱。然而，對于那些技術和資本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如電子、機械、冶金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利潤率相對較高，且議價能力較強，能夠在合同中增加合適的價格條款規避風險，人民幣升值對其的沖擊相對緩和。 此外，近年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也比較快，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大規模，2007年末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189多億美元。表面上看，進入我國的外資既能獲得投資收益，又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真可謂一舉兩得。
但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從我國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上早已體現出來，從2011年到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幅為28%，而從2005年到2006年，這數值已經下降到15%，從2006年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14%。這說明，人民幣不斷升值并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為一旦投資者將其外幣資產換成人民幣資產，等若干年后再兌換回去時，可能面臨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帶來的損失。
因此，人民幣不斷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預期顯然會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另外，已經獲取相當投資收益的外資也會在各種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國。它們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投資收益，分享了我國經濟調整增長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幣升值，它們也獲得了升值帶來的好處，正所謂一舉兩得。因此，不斷加速升值的人民幣很可能促使它們盡快匯出以實現收益。 四、匯率風險的控制措施與建議 針對上述幾種主要的外貿風險，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風險控制的措施與建議。
( 一)合理選擇結算貨幣 在對外支付中，應多使用軟貨幣，而在收匯時則應多使用硬貨幣;在對外融資中，應爭取使用軟貨幣以便減輕債務負擔。從目前的國際貨幣走勢來看，美元將會延續弱勢，而歐元的強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也將持續升值趨勢。因此，要力爭在對外貿易中以美元作為支付和融資的貨幣，而用歐元作為收入結算的貨幣，尤其是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另外，還要注意保持外幣資產與負債的幣種匹配。
(二)積極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發達國家，外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市場的金融工具進行保值操作是規避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最常用的方法。匯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匯遠期、外匯期貨以及外匯期權。這些現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業的外貿風險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而我國企業對此還相當陌生。外貿企業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外匯避險工具。在匯率波動幅度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外匯專業人才，不斷積累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以便在匯率發生波動時采取適當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潤。
(三)擇機確定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我國出口企業在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時，可適當提高出口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當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時，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口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1、趙明昕.出口貿易中的國家風險管理[J].保險研究，2006(6).
2、侍偉.出口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組合型方案[J].中國外匯，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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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的因素將出現重大調整
就影響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調整的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速都將放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9年明的預計，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長率(4.2％)將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長率(4.7％)減少0.5個百分點左右。在國際貿易(包括服務貿易)方面，2010～2014年間預測的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5.6％)將明顯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長率(8.1％)約2.5個百分點。
所以，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的下降，將改變我國自新世紀以來外部需求不斷擴張的狀況，我國出口增長空間將有所縮小。
二是全球經濟向再平衡方向調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紛紛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美國采取了減少“雙赤字”、提高儲蓄率等政策，這些政策已開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國儲蓄率開始由負轉正，未來美國經濟失衡的狀況將進一步得到糾正，也會促使全球經濟向平衡方向調整。
這種調整意味著，即使是世界經濟擺脫金融危機影響恢復到正常的增長速度，但由于美國等原來經常賬戶赤字較大的經濟體將大幅減少赤字，從而這些經濟體的進口增速慢于經濟增速。
因此，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調整，—方面使我國出口需求空間相對縮小，另一方面也會促使我國外貿長期順差、內外經濟失衡的狀況進行主動或被動的調整。
三是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出現新特征。由于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下滑，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將出現上升的趨勢。對我國而言，除受世界經濟、貿易增速放緩而出現的普遍貿易保護主義影響外，還會因我國出口結構升級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沖擊。
過去幾年，我國雖然遇到不少貿易保護主義威脅，但真正對我國實施的貿易制裁還是有限的。但隨著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趨勢加快，在資本密集型和高技術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對發達國家優勢產業將形成越來越強的競爭，這種變化將對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造成實際損害，不但影響越來越多的工人就業，而且對發達國家核心利益造成影響。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產品結構快速提升和競爭力加強，就和美國發生過嚴重的貿易戰。因此，可以預計，在中短期內，發達國家和我國經濟摩擦將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對我國出口的實際制裁也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在全球出口比重擴大，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仍會保持較強的競爭力，與發展中國家傳統出口產品之間的競爭也持續存在，預計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會增加。
此外，以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安全和技術標準等為借口的形形新貿易壁壘也不斷增加，這同樣也將制約我國出口空間。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未來也會出現一些有利于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變化。例如，我國加入wTO時的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特保機制”)將于2013年底到期后終止，屆時其他WTO成員方不能再運用此條款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另外，隨著我國進口增加、貿易順差減少以及對國際規則熟練運用能力的加強，我國對外貿易報復的能力也將增強，這也會迫使其他國家慎重考慮與我國的貿易沖突。
四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將減速。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自由化推動的，經過近20年的發展，除非有新的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因素出現，否則經濟全球化過程將趨于減速。
受此影響，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格局也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一是從總體上看，國際產業轉移趨勢將放緩；二是發達國家在大規模向外轉移制造業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工關系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對不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三是發展中國家內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關系，這種由經濟全球化放緩導致的國際分工關系變化，將對全球中間產品的貿易規模和流向產生影響，對我國加工貿易也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除了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調整外，內部環境也將出現重大調整。在此，有四個方面影響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國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發生較大變化。一方面我國將開始出現由勞動力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的轉變。預計國內勞動力市場將開始出現“劉易斯拐點”，即原來長期存在的數量充足、工資較低、具有熟練技能、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供給將減少，我國、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將出現一個較快的上升期。近年來陸續出現的“民工荒”、企業最低工資不斷上調等現象已經說明我國已逐漸進入“劉易斯拐點”，今后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資源等要素也將出現供給減少、價格上升的情況，對依賴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擴張約束也越來越強。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人才、資本、技術等高端生產要素供給在今后一段時間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以人才為例，預計未來掌握先進技術、具有先進管理經驗的國際性人才也會越來越多地流入我國，將大大改變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面臨的人才瓶頸。
總體看來，未來我國過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勞動密集型出口比較優勢將逐漸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術密集型出口優勢將開始形成，出口結構向高端升級速度將加快，這種變化也將促使我國由原來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長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約型出口增長方式轉變。
第二，國內經濟政策將逐步向擴大內需方向進行調整。下一階段，我國經濟政策將著重向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方向進行調整，以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
因此，對外向型經濟有偏的鼓勵政策將向無偏的中性政策轉型，即逐漸減少對出口、外資的優惠鼓勵政策，引導資源均衡地投向對內和對外經濟部門，實現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
實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前，我國政策曾進行過類似的調整，但在金融危機爆發、我國出口大幅下滑之后，為了穩定出口，部分政策又進行了回調。
預計未來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消除之后，外貿政策還將按照上述方向進行調整，并且在環保、職工福利、安全標準等方面也會采取新的、更嚴格的措施。
第三，匯率和通貨膨脹的新變化對貿易將產生很大影響。在我國經濟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后，由于我國總供給曲線發生了變化，增加的超額貨幣供給不再會像過去那樣，在帶來產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時沒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而轉而會出現在產出增加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甚至較高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貿易賬戶將不會再出現長期、持續的順差，簡單地說，貿易順差增加要么會推動國內物價水平上升，要么會推動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無論哪種情況，都會造成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最終導致順差向恢復基本平衡的方向變化。
此外，由于近年來土地、能源、公用產品和服務、原材料等價格都開始不同程度的上漲，尤其是房地產價格更是出現了成倍的上漲，未來一段時間，這些價格將逐漸傳導到生產成本上，使我國存在較大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未來我國將可能由原來的國內低于全球平均通脹水平轉為國內高于全球平均通脹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變得比較昂貴，進口產品價格將變得比較便宜，也會促使外貿向基本平衡方向發展。
第四，擴大進口因素不斷增加。一是到2015年左右，我國人均GDP將由3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這是消費結構升級最快的階段之一，我國對國內不能生產的高端消費品、或發達國家掌握品牌的奢侈品等進口增加；二是我國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制造業快速升級時期，對國外先進的高技術、裝備等資本品需求在—定時期內仍會保持較快的增速；三是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將使進口產品相對價格下降，將會使國內消費者增加對國外產品的采購；四是政策也會向有助于增加進口的方向調整，例如我國為減少過大的貿易順差、緩解貿易摩擦，會采取一些主動增加進口的措施。
我國對外貿易中期變化的主要趨勢
第一，對外貿易總體增速將趨緩。預計從2010年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我國外貿總量將繼續保持增長，但增速逐漸回落。在這段時間，以美元計算的貿易額，將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貿易年增速將略高于國內GDP增速，也將高于全球貿易增速4個百分點左右。
據此計算，2015年，我國外貿規模將達到約4萬億的規模，在此期間，我國將一直保持全球最大貿易體的地位。從時間分布看，由于金融危機后外貿將出珊恢復性增長，加之外貿增長的慣性，因此未來幾年外貿增速將大致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
第二，出口產品結構將加快升級。從中期看，我國出口產品向高端升級的能力將大大提高，有利于推動我國出口結構向高端的資本密集型、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很多對外貿易、尤其加工貿易是以代工方式組織生產的，由于我國不掌握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高增值環節，導致出口產品價格很低，未來我國出口產品向產業鏈兩端延伸，將大幅提高我國單位產品出口的價格和出口附加值。另—方面，由于國內成本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制造環節的出口將遇到較大挑戰，其生產可能出現向中西部地區以致向海外要素成本更低地區轉移的趨勢，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出口的比重將下降。
第三，加工貿易比重持續下降。加工貿易曾經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由于各項成本的增加和政策的調整，不利于加工貿易發展的因素將不斷增加，加工貿易從沿海發達地區向外轉移的趨勢將繼續加快，并最終導致加工貿易在全部貿易比重繼續減少。我們預計，到2015年左右，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全部出口的比重將下降到40％以下。
第四，順差規模將明顯縮小，貿易差額趨于平衡。下一階段，受國際市場需求增速減緩、國內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出口增速將顯著放慢；受國內工業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進口增速將有所提高。
總體看來，我國進口增速將高于出口增速，長期貿易順差局面將得到較大改善，貿易順差將減少，甚至存在個別年份出現逆差的可能性，預計到2015年左右，我國外貿順差將大為減少甚至將趨于平衡。貿易順差下降，將導致貿易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但也要看到，順差下降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從而在—定程度上改善我國貿易的外部環境。
第五，我國與新興市場和“金磚四國”的貿易將增加。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我國貿易多元化戰略取得很大進展，但發達國家仍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市場70％以上。
在中期內，一方面，從全球最終貿易產品需求看，新興市場國家、“金磚四國”的經濟增長率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前者在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份額將會趨于上升，未來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地區結構也將發生變化，對發達國家出口比重將逐步下降，對新興市場和俄、印、巴出口比重將上升。在進口方面，我國將加大從非洲、澳洲、拉美、俄羅斯等資源大國進口資源類產品。
另一方面，從基于國際分工體系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流向看，亞洲區內有可能形成更為精細的生產體系，我國在亞洲生產體系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因此，下一階段，我國可能由原來接受歐美日韓等跨國公司投資、在我國從事加工貿易生產、位于“雁行”模式中低端的分工體系，開始向對其他經濟體投資、在其他國家從事加工貿易生產、位于“雁行”模式中高端的分工體系轉變，相應的貿易流向也會由從發達國家進口上游產品、向發達國家出口最終產品的流向，向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中間產品的貿易流向轉變，從而會使我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規模出現較快上升。超級秘書網
第六，貿易條件將得到一定改善。未來我國進出口產品價格也將發生較大變化。—方面，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之后，由于這類產品需求收入彈性較大，加之我國逐漸進入技術、研發、品牌、渠道等具高附加值的產業鏈環節，以及我國影響國際價格的話語權增強，預計我國出口平均價格將會出現較大上升。
（一）商務英語的概念。所謂商務英語指的是在職場生活當中所使用的英語，其內容主要是涉及商務活動的全部內容。從字面上看“商務英語”是由“商務”和“英語”兩個詞組成的，其中“英語”在其中僅占到了4成，可見“商務”在整個概念當中的重要性。商務英語首先應該是以英語基本功作為基礎的，在提高英語基本知識的前提下再去強調商務。學者戴爾將學習英語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背誦階段，第二階段是習慣階段，而商務英語正是處于習慣階段之后才可以進行商務英語的學習。
（二）對外貿易的概念。所謂對外貿易指的是將我國做為主體，和各個國家之間開展的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對外貿易從本質上來說也具有交易的本質特點，而商務英語的交易過程當中主要涉及到的商品的宣傳、商品議價、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等過程。對外貿易活動是不同國家和商人之間開展經濟交流的活動，而在此活動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交流過程當中所使用的語言，如果語言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就沒有辦法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對外貿易也就沒有辦法持續進行下去。英語在大多數國家的對外貿易當中是使用最為廣泛的，所以商務英語的重要性也就不容置疑了，商務英語以其職業化、專業化在對外貿易當中充當著基本的交流和媒介的關鍵作用。
二、商務英語的特點分析
（一）商務英語具有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特點，主要是因為其語法的形式、所具有的背景知識、商務詞匯、商務內涵。
（二）在英語的應用當中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實用性的，主要體現在了用詞的簡潔、規范、容易理解上，在商務英語當中常用詞是商務英語首先選擇的內容，它是保證語言通用性實現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各個國家能夠達成共識的關鍵工具。
（三）商務英語不管是在結構上，還是在文體上都是非常的復雜和規范的，這點在商務合同上體現的是最為明顯的。
（四）商務英語是以陳述事物做為根本的，所以在表達上更加的傾斜于明確和具體的表達方式，詞語和句子的使用上更為注重直接的表達，做到了盡量的規避含糊語句的出現。
三、對外貿易當中商務英語發揮的作用
（一）在對外貿易當中使用商務英語利于新技術成果的獲取和交流。現在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知識引來時代的時期，那么知識意味著什么呢？我們舉個例子來進行分析。假如在某一商品當中有著一定的科技精華及知識的凝聚，那么這些科技精華和知識凝聚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就會成為競爭的主要動力。在對外貿易的實施當中，貿易交流的雙方一直在進行著信息、思想、語言的交流和傳遞，在這一過程當中就會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更新的技能。作為科技人員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可以通過自己所熟知的商務英語將我國的技術和科技精準的翻譯給對方。同時產品在進行翻譯之后，再經過不斷的加工和完善之后，商務英語是能夠及時的將完善后的信息進行表達的，這對于更好的了解市場上的同類產品的發展情況是非常有利的。這些對于各個國家之間進行信息和技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互相對新技術的推廣和學習，可以實現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學習和借鑒，同時還能夠在借鑒的基礎上將本國的產品質量進一步提高，最后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二）在對外交流當中，商務英語搭建起了各國之間交流的橋梁。英語作為全球性的通用語言，在各國的交流過程當中已經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認可，并且其重要性已經被各國所認同。根據知名語言學家所進行的初略估計，在全球的范圍內，除去以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之外，世界上還與超過十億的人能夠能熟練的進行英語的使用。再有，在各種商務活動當中、全球性的貿易活動當中有超過七成是利用英語來進行洽談、溝通的。我們知道在我國加入WTO之后，經濟一體化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著，這就使得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所具有的作用表現的更加明顯，而普通英語因為其實用性不強的特點已經沒有辦法和現在多元化的經濟社會相適應，這時候兼具了創新和實用的商務英語的重要性就更為凸顯了。在以商務知識、商務背景作為基礎的時候，當中的交際技能、文化背景、知識等方面，商務英語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的，所以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既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工具，還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橋梁，其正確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規避在交易的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誤解，能夠有效的維系貿易雙方的關系。
（三）使用商務英語可以有效的減少在對外貿易當中出現的摩擦，保證經濟更好、更穩定的發展。企業對國家市場的了解及對商品的了解都是商務英語的一個重要功能，同時商務英語也在對外營銷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基本上多數的商務活動和外貿洽談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英語，同時英語也在電傳、信件當中是主要的語言方式。在對外貿易的電傳當中商務英語的正確使用要做到在所有的環節上用詞的精確、要保證語句的嚴謹，商務英語的使用當中要盡量的保證術語的專業性和行話的專業性，要避免因為用語問題出現理解上的偏差。所以說正確的使用商務英語是能夠有效的減少對外貿易雙方之間的摩擦的，同時還能夠對合作中的問題做到有效的處理，促進合作關系的達成。再有當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雙方出現摩擦的時候，處理問題的律師就需要使用商務英語來解決問題，在處理問題的過程當中，律師為了對雙方國家的法律用詞格式及習慣做到了解，是需要對各個國家的有關法律文件進行查閱的，只有做到這點才能夠讓本國在對外貿易當中的利益做到很好的保護，最后一點，商務英語還能夠在國家談判當中、合同簽訂的過程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務英語是能夠促進對外貿易的發生的，那么也就是說其是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的。
四、總結
伴隨經濟的全球化，對外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間，世界貨物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6.1%，而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為5.4%。據WTO和IMF的數據測算，1960年全球外貿依存度為25.4%，1970年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伴隨著外貿的增長，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不斷提高。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1985～1990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出口緩慢增長。1985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9.02%，進口依存度為14.08%，1990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首次達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6.05%，進口依存度為13.84%，我國出口慢慢趕上并超過進口。這一階段，主要由于國內資源緊缺和大量技術設備的進口，使進口依存度連續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2000年，在這一階段，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超出了我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8.8%。勞動密集型產業崛起，加工貿易的開展，使出口快速增長，出口依存度超過進口依存度，推動外貿穩步上升，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雖然1996～1999年四年內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達到43.9%。
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至今(見附圖)。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歷史性的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和世界貿易的增長。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經高達63%。據有關學者分析我國已經躋身中等貿易依存度國家行列，即貿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間，如法國、意大利、英國、韓國、德國等。
2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走高原因分析
2.1對外貿易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千方百計地通過出口進行創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調整進出口結構，運用了價格、匯率、利率、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貿，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這些外貿政策的實施,導致了我國進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升，我國貿易規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斷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進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穩居世界第3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甚至出現偏高的現象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
2.2我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比重過高
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長過快，與我國的加工貿易增長密不可分。近10年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調動了三資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給大量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創造了條件，造成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的過度發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準了中國，作為其加工基地，大量開展加工貿易。因此從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看，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響。從20世紀80年代初，加工貿易從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貿易額超過一般貿易，到2004年加工貿易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28%。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已達6905.1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比重的48.55%，加工貿易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28.8%和24.2%,遠高于出口和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15.3%和14.9%。加工貿易已占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方式。
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一種貿易方式，通常從事低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從事高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從事的是低層次的加工貿易，即使屬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也是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附加價值不高，國內采購率較低，利用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產后出口，它與國內經濟的聯系不緊密，因此運用包含加工貿易在內的外貿依存度指標，無法真實反映對外貿易對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貿易，出口依存度顯著降低。
2.3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
從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的相關分析看，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前提下，人民幣升值，則外貿依存度下降;人民幣貶值，則外貿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間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貶值中。1978年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換1.5771人民幣，1993年下降為1美元兌換5.7620元人民幣;而1994年我國實施匯率并軌，國內銀行掛牌的美元兌人民幣的年平均匯率驟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幣計算的進出口總額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猛增11個百分點;1994年～2003年，人民幣匯率總體上處于穩定趨勢。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PPP)低3倍左右。從2003年至今，人民幣受到來自多方因素的影響，匯率小幅上升。但從總體上看，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對出口產生了巨大影響，外貿依存度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說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較快提高，人民幣貶值是一個重要原因。
2.4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計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統計結果對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對有著直接的影響。由于我國是世界上唯一采用產出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家，所以統計遺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國家統計局兩次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修訂，從兩次公布的結果看，1993～2004年我國的GDP總量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經濟普查年度GDP上調了23002億元，GDP年均上調7418億元。與GDP數據修訂前相比，GDP數據修訂之后我國歷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對外貿易依存度修訂之前是70.01%，修訂之后下降了10.2個百分點，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對GDP進行修訂之前，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其中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所以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第三產業在GDP中比重越大，計算得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越小。因為第三產業在對外貿易中獲取利益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資本、技術輸出、服務貿易等方式。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一般用商品貿易額/GDP，所以作為分子的進出口貿易額就較小。因此，第三產業發達的國家外貿依存度就較低。從全世界范圍看，21世紀初，世界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62%，其中低收人國家平均為38.8%，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4%，高收人國家(即發達國家)平均為67%左右，第三產業成為主要發達國家產值最大的部門。如美國，其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75%，2005年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25%，因而列入較低外貿依存度國家。而我國第三產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以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貿易依存度就會偏高。
3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幾點建議
對外貿易依存度指標在理論界一直是大家爭議的焦點，評價各不一致。根據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一國的出口和國內投資一樣，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與國民經濟之間形成乘數效應。而出口取決于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需求情況，如果外國處于經濟上升時期，則對本國的產品需求會增大，從而促進本國國民經濟增長;但是如果外國進入經濟增長衰退期或經濟增長不景氣，則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下降，從而會將本國帶進甚至加速經濟衰退。因此，可以說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雙刃劍，任何國家在獲得出口增長導致國內經濟增長加快的同時，都應該認識到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對于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一指標不宜過高。否則，會使一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波動十分敏感，并且忽視國內市場的培育和開發。
而有學者研究表明，我國GDP每增長10%，對外貿易的貢獻度為2.5%。鑒于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且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仍要從自身優勢出發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對外貿易在今后將更進一步發展。但我們應調整對外貿易的狀況和結構，使對外貿易切實拉動并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3.1繼續開放市場，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去
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不能離開世界其他國家。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中國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國際經濟全球化中去。
3.2進一步擴大內需，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從長期看，為了利用好對外貿易依存度這把雙刃劍，減緩國際經濟波動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應穩定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積極擴大內需，將我國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基礎之上。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前提下形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自己掌控企業的生存狀況。
我國的國內市場容量潛力巨大，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與繁榮的基礎應是國內消費和投資。國內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對外貿易活動應服從于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目前我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逐漸增多的情況之下，擴大內需不失為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強技術創新，創立國際品牌，提升產品競爭力
我國目前大力發展的加工貿易能耗高、污染嚴重、效率低下，始終處于國際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國際貿易中占據主導，必須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從貼牌生產到創立世界品牌，使我國改變給發達國家打工，外貿以數量取勝的面貌，取得自主定價，商品以質量取勝的真正貿易大國地位。
關鍵詞：貿易；貿易定律；經濟距離；經濟總量
一引言
自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利益說，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有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說，俄林－赫克歇爾的資源稟賦說等經典理論，還有技術差距說、人力資本說、偏好相似說、產業生命周期說、產業內貿易論、國家競爭優勢說等一些國際貿易新理論(佟家棟，2000；薛榮久，2006；陳憲，2004；陶濤，2005)，楊小凱等學者則試圖從內生交易費用和市場組織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陳銘，2001)。這些理論都各自從一些重要方面對國際貿易的原因和發展作出了理論解釋。
但是，現有的貿易理論均不能定量應用。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強調經濟的差異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比如絕對優勢論和相對比較優勢論假設兩個經濟的生產成本不同，資源稟賦論假設兩個經濟的資源稟賦不同，競爭優勢論認為兩個經濟的競爭力不同。這些差異當然是兩個經濟之間發生貿易的原因，但卻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即一個國家內部各種要素的差異要小得多，而國內貿易卻要頻繁得多。顯然，國際貿易理論不僅應該能夠說明國際貿易，同時還應該能夠說明國內貿易。否則，不僅會經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謎”之類的矛盾，而且也無法解決定量應用的問題。
本文認為，貿易的實質就是商品交換，它可以發生在國家之間，也可以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發生貿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產，或者說是勞動分工。貿易額與產量之間應該存在一定的數量關系。從這個觀點出發，本文提出“通用”貿易定律，給出了產量與貿易額之間的數量關系。該定律既適用于國內貿易，又適用于國際貿易。其具體含義是，任何兩個經濟之間的貿易額與他們的產出量成正比，與他們之間的經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國對外貿易數據進行驗證，表明該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貿易定律
什么是貿易？貿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經濟之間的交換。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貿易首先是發生在一個較小的區域，范圍逐漸由小到大，直至擴大到國外，形成國際貿易。
有效的生產要求恰當的勞動分工。勞動分工決定了生產者之間要進行貿易。距離越近，生產者之間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貿易越頻繁，這是國內貿易或國際貿易的微觀基礎。不難理解，哪里有生產，哪里就有市場，哪里就有貿易。產量越大，需要進行的貿易量就越大。據此可以預期，生產和交換（貿易）之間應該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即一定數量的生產，應該與一定數量的交換相對應。
根據上述認識，這里提出一個設想：任何兩個地區之間的貿易額與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總量成正比，與這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這一假說的數學表達形式為：
X=G(Y1Y2)/C2(1)
這里，X是在一定時期內兩個地區之間的貿易總額。Y1和Y2分別代表兩個地區的經濟總量，C是兩個地區之間商品的經濟距離，G是一個常數，可以稱為貿易常數。
經濟距離可以定義為商品在兩個經濟之間移動的成本。因為兩個經濟之間要實現商品交換，就必須把商品從一方移動到另一方。根據經驗，決定商品的移動成本的主要因素是運輸費用，包括陸運、海運、空運甚至裝卸費用。當然，諸如促銷、公關、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因素也會影響商品的移動成本。但相對于運費而言，這些因素的影響較小。在精確度要求不高時，完全可以運費作為經濟距離。
如果式（1）得到證實，就可以稱為貿易定律。稱其為“定律”的依據：一是它與事實一致，二是它與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萬有引力定律認為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與這兩個物體的質量成正比，與這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萬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觀物理規律，它不能用于計算分子、原子等微觀粒子之間的相互作用。貿易定律也是宏觀定律，它考察兩個經濟之間的貿易，不能用于計算企業之間或老板與工人之間的交易。
三、貿易定律的驗證
式（1）適用于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考慮到一般國家對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量缺乏統計，我們只能采用國家之間的貿易數據來驗證貿易定律。
這里以中國對外貿易為例，選擇了20個與中國的貿易額較大的國家進行考察。選擇較大的國家的意義在于大國的經濟運行較為穩定，數據較為可靠。
考慮到目前國際貿易中廣泛采用集裝箱運輸，并且集裝箱運費與散貨運費相比較為穩定，也便于計算，這里以某公司從廣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裝箱海運報價為基礎來計算運費。由于競爭的關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運價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預計不會對分析結論產生太大影響。
假設一個20″集裝箱的海運費為F1，在出口國的陸運費為F2，在進口國的陸運費為F3，一個集裝箱貨物的平均運量單位為V，總運費為F，則商品的移動成本可以寫為：
C=（F1+F2+F3）/V(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3)
貨物的運量V可以體積計算，也可以重量計算。為了不失一般性，我們暫時避免選擇具體的計量單位，將G和V整體考察，并將G′=GV2′稱為準貿易常數由于本文使用集裝箱體積作為計量運費的運量單位，為了方便，把貿易常數與體積平方的乘積稱為“準貿易常數”，因為集裝箱體積也是一個常數。“準”的基本含義是指變化后的參數與原參數的意義相同。
表1是相關數據及計算結果。其中：F1是依據海運公司的報價；Y2是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各國2003年GDP的數據；Y1是中國2004年的GDP，為1.65×1012美元；X是依據200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中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額；F2＝$500，是估計值；F3是經驗估計值，一般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內陸運費較高。
從表1可以看到，中國對外貿易的準貿易常數大約在3×10-12與10×10-12美元•年•集裝箱2之間用其它年份的數據檢驗貿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準確地刻畫相關變量的量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意義。物理學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量綱的準確使用。由于各種原因，經濟學家常常忽視了量綱的準確使用。這也是許多經濟學理論難以在實踐中應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進一步討論
不難理解，貿易定律可以解釋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額的事實(薛榮久，2003；陳憲，2004)，也可以解釋相鄰國家之間貿易額較高的事實（McPherson，etal.，2001）。最重要的是，貿易定律能夠計算出任何兩個經濟之間的貿易額。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國家的數據計算所得到的準貿易常數并不完全一致，但這些數值誤差不超過一個數量級。考慮到各國經濟活動的波動性、影響貿易額的因素極多以及統計工作本身的誤差等因素，可以認為貿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運費不可能精確。一國國內不同地區通過不同的港口進出貨物，對外貿易的平均運費難以準確計算。
就式（1）中的貿易額而言，一般統計數字只考慮直接貿易，均沒有考慮間接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等。
由于不同國家采用不同的貨幣，經過換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確。匯率的影響以及實際購買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參考意義。
在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況下得到的貿易常數誤差不超過一個數量級，這個結果應該是相當理想了。
根據表1的計算結果，準貿易常數的加權平均值G′約為5.494×10-10美元•年•集裝箱2。
考慮到一個集裝箱的體積是20立方米，如果以體積計算貿易量，則可以得到G=G′/V2=1.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計算貿易量，每個集裝箱的運量大約15公噸，則可以得到貿易常數G=G′/V2為2.442×10-12美元•年•公噸-2。
從式（1）不難看出，貿易定律支持貿易自由化思想，因為經濟總量與貿易額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貿易的壁壘必然也會阻礙經濟總量的增長。
貿易的實質是交換，這是經濟活動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規模的經濟，只要有生產，就必然要與其他經濟發生貿易。
貿易定律認為，任意兩個經濟之間的貿易額與二者的經濟總量成正比，與二者之間的經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個定律同時適用于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
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情況看，貿易定律是成立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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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家棟.2000.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及其時間劃分［J］.世界經濟文匯（6）.
陶濤.2005.國際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70-109.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關鍵詞：對外貿易；匯率風險；防范
進出口貿易是典型的涉外經濟活動，企業在外貿業務中要收付大量的外匯或擁有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和債務，故涉及外貿活動的企業受匯率變動的沖擊更為顯著和直接，面臨的匯率風險也更大。
一、匯率風險的形成機理
（一）匯率波動引發匯兌風險
在外貿業務中，從最初的合同訂立到最終的貨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若外幣升值，進口企業支付既定的外幣數額要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而若外幣貶值，則出口企業收進既定數額外幣結匯時可得的本國貨幣更少了。雖然以外幣表示的款項數目沒有變化，但反映到企業的收益水平上，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能遠遠超過企業進出口業務所獲得的利潤。
（二）匯率波動產生利潤風險和市場占有率下降風險
當人民幣升值時，在匯率完全傳遞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的外銷價格如果與貨幣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國際市場上此商品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那么出口的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擔一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利潤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價格，則會直接導致其出口利潤下降。他們只有自己承擔大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而無法向外國進口商轉嫁，因此，當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現實背景加劇了出口廠商的利潤風險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風險。
（三）匯率波動導致折算風險
在我國，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賬面資產上不僅有人民幣資產而且有外幣資產，但其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都要統一折算為人民幣來表示。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資產負債表中某些項目的價值也會相應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遠遠小于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幅，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而言，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匯率變動將強化企業預期并影響其業務拓展
現實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對出口企業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業務拓展。在企業預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其可能會通過提價來確保正常收益，但當進口國的貨幣購買力保持穩定或出現對內貶值時，提價的結果將使得企業損失大部分客戶，進而導致經營困難。
（五）匯率變動可能導致企業價值變動
人民幣匯率改變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價值發生變動。比如，對于我國外貿企業而言，如果基于公司價值的層面，在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走勢下，以未來美元現金流的現值衡量的企業價值，將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水，從而
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能力及投資價值。
二、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遞增態勢，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因此逐漸積累和放大。
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程度可由方差計算的波動率和幣值變動幅度來綜合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匯改初期的微幅波動之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程度逐漸上升趨勢。2005年匯改至年底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僅為0.0001，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2006年的波動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動率進一步擴大至0.017，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6.9%。這就意味著，在2007年，如果企業沒有做任何匯率風險的防范措施，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使其利潤率減少6.9%以上。而從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幣兩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2.1%。對于那些習慣了在國際市場上靠薄利多銷維持生存的國內企業而言，這種匯率變動的風險已經對其敲響了警鐘。
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相比，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呈現出雙向波動的走勢。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這段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07，而對歐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15，可見國內企業對歐洲貿易的匯率風險程度更高。另外，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方向并不固定，匯率風險更難確認。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幣對歐元朝著貶值方向演變，至2007年末，已貶值到1歐元兌換10.65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3%。這就意味著，那些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國內進口企業，匯率變動已經使進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這幾種匯率的統計性質。
從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會持續擴大，升值速度也將繼續加快。一方面，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繼續增加。盡管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但受到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體制方面的約束，國內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國內產能的主要方式，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國持續施加升值壓力。歐美等國為保護本國利益或轉嫁國內危機，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我國放寬匯率波幅，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很難維持小幅微升的走勢。此外，國內的緊縮貨幣調控以及由此引發的升值預期，也會促使人民幣匯率繼續走高。因此，未來的匯率風險程度還將有所上升，成為企業外貿活動中面臨的首要風險。
三、匯率風險的后果評估
從目前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未對我國外貿總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005年至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2.9%，進出口貿易盈余更是增長了157.4%，這說明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升值，但我國企業的成本優勢仍然較為明顯。而且很多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人民幣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料進口成本，兩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另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增強，可以積極采取合理措施規避匯率風險。
但是總體的波瀾不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負面沖擊。由于特定行業的貿易模式區別較大，匯率波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中，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潤出口行業將受到影響。紡織企業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斷減弱。然而，對于那些技術和資本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如電子、機械、冶金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利潤率相對較高，且議價能力較強，能夠在合同中增加合適的價格條款規避風險，人民幣升值對其的沖擊相對緩和。
此外，近年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也比較快，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大規模，2007年末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189多億美元。表面上看，進入我國的外資既能獲得投資收益，又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真可謂一舉兩得。但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從我國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上早已體現出來，從2004年到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幅為28%，而從2005年到2006年，這數值已經下降到15%，從2006年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14%。這說明，人民幣不斷升值并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為一旦投資者將其外幣資產換成人民幣資產，等若干年后再兌換回去時，可能面臨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帶來的損失。因此，人民幣不斷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預期顯然會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另外，已經獲取相當投資收益的外資也會在各種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國。它們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投資收益，分享了我國經濟調整增長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幣升值，它們也獲得了升值帶來的好處，正所謂一舉兩得。因此，不斷加速升值的人民幣很可能促使它們盡快匯出以實現收益。
四、匯率風險的控制措施與建議
針對上述幾種主要的外貿風險，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風險控制的措施與建議。
（一）合理選擇結算貨幣
在對外支付中，應多使用軟貨幣，而在收匯時則應多使用硬貨幣；在對外融資中，應爭取使用軟貨幣以便減輕債務負擔。從目前的國際貨幣走勢來看，美元將會延續弱勢，而歐元的強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也將持續升值趨勢。因此，要力爭在對外貿易中以美元作為支付和融資的貨幣，而用歐元作為收入結算的貨幣，尤其是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另外，還要注意保持外幣資產與負債的幣種匹配。
（二）積極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發達國家，外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市場的金融工具進行保值操作是規避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最常用的方法。匯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匯遠期、外匯期貨以及外匯期權。這些現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業的外貿風險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而我國企業對此還相當陌生。外貿企業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外匯避險工具。在匯率波動幅度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外匯專業人才，不斷積累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以便在匯率發生波動時采取適當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潤。
（三）擇機確定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我國出口企業在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時，可適當提高出口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當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時，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口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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