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8 11:36: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英文金融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文獻綜述
一般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發表《投資戰略的實驗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為標志，該文首次將行為心理學結合在經濟學中來解釋金融現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寫了《人類決策的心理學研究》，為行為金融學理論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發表了《預期理論：風險決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為金融學中的預期理論。
中南大學的饒育蕾和劉達鋒著的《行為金融學》是我國第一本系統闡述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著作。吳世農、俞喬、王慶石和劉穎等早在中國證券市場初建時就對中國股市調查并進行取樣分析，得出中國市場為非有效市場，其主要論文有：吳世農、韋紹永的《上海股市投資組合規模和風險關系的實證研究》，陳旭、劉勇的《對我國股票市場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及隊策建議》。國內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相對不足，對投資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鑒了兩位美國學者的思路進行論證。美國學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達摩達蘭著的《投資管理》總結了美國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對行為金融學理論在投資領域的應用進行了發展，對投資行為進行了全面剖析，其對投資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獨到之處，這種在行為金融學下投資策略的研究對我國證券業的發展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羅伯特•泰戈特著《投資管理-保證有效投資的25歌法則》以其簡單而明了的筆法描繪了行為金融學下投資方法的選擇應具備的條件和原則，指導我們的實踐。BrighamEhrharot著的《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中也不乏對行為金融學的應用，比如：選擇權的應用等。
2行為金融學概述
行為金融學是將行為學、心理學和認知學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產生的一種新理論，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投資決策行為的一門學科。
行為金融學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市場并非有效，主要探討金融噪聲理論；二是投資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討投資者會發生的各種認知和行為偏差問題。
主要理論：
證券市場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場定價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聲交易者風險即金融噪聲理論。投資者構筑的投資組合具有金字塔型層狀特征即行為組合理論。
投資者有限理性。行為金融學總結的投資者行為偏差有：決策參考點決定行為者對風險的態度；投資者存在心理帳戶；投資者還存在過度自信心理和從眾心理。
3行為金融學在實務中的應用
實際上，各種積極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場定價失真或無效。他們認為通過投資于定價失真的市場或資產可以獲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種無效性是轉瞬即逝的，這樣，這些無效性可能會為有耐心的投資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個好的投資策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行為金融學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諸如阿萊悖論、日歷效應股權溢價、期權微笑、封閉式基金之謎、小盤股效應等等金融學難題。還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選擇策略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動量交易策略等投資策略。一些金融實踐者已經開始運用行為金融學的這些投資策略來指導他們的投資活動。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價格下跌時，分批買進股票以攤低成本的策略。采用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資活動。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們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一個決策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而非著眼于最終的財富狀況。在心理預期的過程中，人們會把決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帳戶來考慮，常常擁有自信情節，高估已經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并且傾向于增加這里物品或服務的使用次數。還對預期的損失過于敏感，把同樣價值的損失計算成遠高于同樣價值的收益，而對已經形成損失的東西卻表現出一種“處置效果”，由于期待機會收回成本而繼續經受可能的損失。因此在行為金融學中的“心理”帳戶和“認知偏差”這兩個概念，應該在日常理財中關注。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即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準則，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準則時就買入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當處置效應在證券市場上比較嚴重時，其帶來的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幅就會更大；當價格向價值回歸時，可利用動量交易策略，通過差幅獲利。
市場無效性本質上是一種套利機會，如果足夠多的資金追求同一種市場無效性，它肯定會消失。對于許多定量投資者來說，永遠感到困惑的是，一旦某種市場無效性在學術刊物上得到詳細論述，它就奇怪地消失了。實際上，如果昨天的無效性已廣為人知，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資本，再設想它明天仍然存在是非常危險的。資本市場同樣如此。因此，不要屈從或迷戀“權威”的信息，應該努力追求有個性的投資策略。
在職業資金管理游戲中獲勝的資金管理者一般都是最少犯錯誤的人，但其中的許多錯誤都可以歸因于人類本性——追求安穩、相信潮流、失敗后希望改換風格和指導思想。投資組合管理中的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不了解自己的客戶，不了解自己的投資市場，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走“受托人的鋼絲繩”的游戲，一方面要獲得高額收益，另一方面還不能超越客戶的風險承受性。
4股票投資策略
4.1具備股票投資取勝的素質
對于我們來說，在股票業取得成功的素質應該包括：忍耐、自立、簡單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開闊、有獨立判斷能力、百折不撓、謙讓、靈活、愿做獨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認錯誤，還有對普通的商業恐慌不屑一顧。這些素質的具備與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與行為金融學是相符的，市場可能是無效的，積極管理者也有增加價值的潛力，但這些無效性既不簡單，也不是靜態的，利用起來代價也不低。換言之，市場無效性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消失。這就意味著市場無效性一旦被隔離出來，并廣為人知，越來越多的資金追逐這一無效性時，這個特點就消失了。問題不在于投資者和他們的顧問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當信息收到之時情況可能已經發生變化。當樂觀的金融信息廣泛傳播時，大多數投資人認為這個經濟形勢在近期內還會進一步高漲時，經濟走勢實際上已經向衰退邁進。頭腦清醒的投資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出正確決策，那種需要各種資料的“科學頭腦”是不科學的。
(一)居民角度
近年來，由于物價水平的居高不下，銀行利率的增幅幾乎不能夠彌補通貨膨脹的上漲幅度，導致居民在銀行的存款資產的收益甚微，加上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各種多樣化的金融理財產品的收益率遠遠高于銀行率，導致大部分銀行客戶尤其是散戶被分流，開始將資金從銀行取出，用于投資收益可觀的其他理財產品。2014年第3季度我國居民的儲蓄、投資和消費意愿的調查結果發現，居民在進行資產配置時，用于儲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投資方面的債券、基金、實業等理財方式都占了一定比重。
(二)企業角度
由于我國近些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銀行的貸款規模進行了控制，導致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限制，以至于企業從銀行貸款的難度增大，企業為了獲得生產運作所需的資金，開始更多地選擇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雖然股票和債券市場的風險系數比銀行的大很多，但是由于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旺盛，活躍的資本市場將大大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和財務風險。2004至2013年之間，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融資總量結構中，銀行信貸(包括本幣貸款和外幣貸款)的比重從2009年起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而企業債所占的比重卻逐年增加，股票融資比重的增長受到股市行情的影響，但總體來說也有所增加。
(三)銀行角度
(存貸款規模存款規模)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金融脫媒對銀行的傳統存貸款業務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更多的企業和個人不再通過銀行中介，直接實現了資金需求籌資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交易行為。而銀行的業務包括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和中間業務，其中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利差收入，金融脫媒的產生，使銀行的存款和貸款規模受到了限制，從而對銀行的整體業務經營產生了沖擊，影響了銀行經營的穩定性和盈利的持續性。反映了2004年到2013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各項存貸款情況，可以看出金融脫媒趨勢下銀行存貸規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從雙方增長的幅度來看，除了在2009年達到頂峰以外，之后存貸款增幅急劇下降，另外，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存貸款差額逐步拉大，由2004年的63162億元擴大到2013年的324886億元，這說明了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崛起，企業通過資產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的規模會有所上升，對銀行業金融中介機構的依賴性不斷減弱。另外，銀行業受金融脫媒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存貸款規模上，在貸款期限結構上業產生了巨大反響，短期貸款占比在2004年時，達到了49%，之后卻不斷下降，直至2013年下降到了40%，而中長期貸款的占比卻從2004年的43%上升到了2013年的55．5%，可見中長期貸款的增幅遠遠高于短期貸款，這說明了在金融脫媒的形勢下，短期貸款資金脫離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速度和規模遠遠高于中長期貸款資金，這是因為短期資金操作起來比較方便，風險相對較小，更容易從銀行機構流出。
二、金融脫媒帶給商業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一)挑戰
1．銀行負債管理方面面臨挑戰
金融脫媒對商業銀行負債管理方面的影響有兩個方面，分別是存款來源結構和存款期限結構。其一，由于儲蓄存款是銀行傳統業務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近年來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而銀行利率的增長幾乎不能抵消無價的增幅，居民的銀行存款資產的實際價值在下跌，導致銀行的存款規模逐年減小;其二，隨著我國股票市場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各種形式多樣的收益可觀的理財產品，迫使銀行存款的期限結構也發生變化，活期存款的比重不斷上升。
2．銀行資產管理方面面臨挑戰
銀行資產管理這里主要指銀行的貸款方面，銀行貸款可分為表外貸款和表內貸款，分別包括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與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金融脫媒對銀行資產管理方面的影響可以用表內貸款在各項貸款中的比重來反映，由于近年來我國持續實行穩健的貨幣信貸政策，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受到限制，使銀行對貸款企業的資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許多市場主體無法從銀行滿足其資金需求，進而使得銀行的貸款規模在企業外部融資結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影響了商業銀行盈利的持續性。
3．銀行風險管理方面面臨挑戰
金融脫媒趨勢下，銀行面臨了更大的流動性風險，對銀行的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完善，各類金融產品服務日益豐富，企業外部融資的來源不再主要是商業銀行，企業可以通過在金融市場中發行股票或者公司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因此，許多具有發展潛力的優質的企業客戶不再以銀行為依賴，而是直接在金融市場中進行直接融資。正是由于大量的優質客戶被金融市場分流，導致銀行貸款的企業客戶的資質可能不高，銀行在進行貸款時所面臨的風險就會增加，金融脫媒化給銀行的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機遇
1．催生了銀行新的資產業務
金融脫媒現象的出現，雖然的確使銀行的存貸款規模有所減少，也使得部分優質企業客戶被分流，但同時由于脫媒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業在金融市場中通過直接融資滿足了資金需求，整個金融市場外部環境逐漸變好，更有利于銀行的發展，為金融機構之間同業存款以及大額存款的發展提供了機遇。由于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市場中更多的資金投向了收益率更高的金融產品或服務，使得銀行外其他金融機構的資金量迅速增長，從而使得金融機構之間的同業存款隨之增加，給銀行催生了新的資產業務。
2．深化了與非金融機構的合作
金融脫媒的產生，使得銀行外金融機構不斷進行產品創新，推出更多滿足不同人群需求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市場上不同客戶的多樣化需求。與此相對應的銀行金融機構可以利用自身長期積累的客戶資源、網絡數據等滿足客戶的存貸需求，它與銀行外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不同，推出的產品和服務的收益率和客戶偏好也不同，這些差異都會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而逐漸走向合作，從而達到共贏，共同實現我國金融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3．促進了中間業務的開拓
金融脫媒的發展雖然會導致商業銀行的存貸業務規模有所減少，但是這并不能說明銀行的存貸款會被完全替代。其一，客戶的存款雖然沒有直接存到銀行，但這些存款可能會通過其他銀行外金融機構再次回流到銀行系統;其二，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中介產品的種類和形式會層出不窮，各種債券和理財產品為銀行的中間業務的發展提高了機遇，可以推動銀行盈利結構的優化，擴大中間業務盈利貢獻率所占的比重，最終促進銀行的健康持續發展。
三、金融脫媒趨勢下商業銀行的發展路徑
(一)積極推動商業銀行業務結構創新
第一，優化客戶結構。隨著金融市場上理財產品的多樣化，大量客戶選擇通過股票和債券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因此，商業銀行在保證老客戶資源的同時，必須注重發展具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客戶。因為中小企業的資信度相對不高，在銀行獲得資金的門檻較高，這部分客戶更容易從銀行分流，所以商業銀行應該優化客戶結構，合理的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第二，創新金融產品。由于近年來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銀行的利率無法抵消通貨膨脹的增幅，導致大部分客戶選擇將存款資產從銀行取出，以購買收益率更高的理財產品。所以，商業銀行務必不斷加強產品的推陳出新，以滿足客戶多元化的投資、融資需求。第三，拓展中間業務。我國目前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來自于存貸差收入，伴隨著金融脫媒的產生，銀行存貸款規模有所下降，銀行應該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提高中間業務的比重，實現銀行的健康發展。
(二)加強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
合作金融脫媒背景下，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的中介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迅速，二者雖然在業務與客戶上面存在競爭，但都各自擁有自己的優劣勢，商業銀行要加強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作，共享雙方的客戶資源，在合作中實現共贏。
(三)不斷提高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能力
關鍵詞銀行價值鏈競爭優勢鏈式營銷
1中小企業面臨的貸款困境催生鏈式金融營銷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中小企業發展迅速，對資金的需求日趨旺盛，在現行融資格局下，銀行貸款本應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渠道，但廣大的中小企業向銀行要求貸款的難度卻相當大，信貸資金對中小企業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賣方市場”。當前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雖有所增長，但與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度仍不對稱，跟不上其發展步伐。從貸款的地區結構來看，新增貸款進一步向城市、向經濟發達地區傾斜，縣及縣級以下、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呈萎縮態勢，而這些地區雖然承貸能力弱，但貸款難的呼聲最為強烈，資金籌措困難仍是這些地區和企業發展中的首要問題。在信貸市場上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應該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但國有商業銀行(除農行外)，大面積、大踏步地“退出”縣級市場，導致資金向大城市集中而遍布于中小城市的中小企業融資更難，縣域經濟發展很受影響。多年來商業銀行由于受傳統經營理念、信貸機制及資本充足率監管等方面制約并未對他們予以太大的關注，忽視了其巨大的發展潛力為銀行帶來的未來收益。在目前對大型優質企業的爭奪早已進入白熱化階段而且供求關系、經營要求發生根本變化的新環境、新形勢下，這無疑也是一塊值得拓展、應該拓展的待開發、有潛力的市場。出于拓展新的利潤空間的考慮和國家政策的引導，目前國內各主要銀行都根據自身優勢展開了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營銷，當中基于價值最大化的鏈式金融營銷是最具代表性的鏈式創新營銷方式。
2銀行價值鏈的解構
價值鏈概念是198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Porter）為了更好地分析企業競爭優勢而提出來的。他認為，每個企業都是進行設計、生產、營銷、進貨以及對產品起輔助作用的各種活動的集合，所有這些活動都可以用一條價值鏈（ValueChain）來表示。價值鏈管理作為一種基于建立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新型管理模式，其本質是不斷優化業務流程，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價值鏈管理引入我國銀行業只是近幾年的事，隨著市場供求主體關系轉變，由20世紀70年代的“賣方市場”變為現在的“買方市場”，銀行價值鏈管理模式也由以前的以產品為導向轉變到現在以顧客為導向、以市場為中心的思路上來。這使得顧客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發生了顛倒性的提升。之前價值鏈開始于銀行的核心能力和它的資產，然后轉向要素投入定價，最后才是客戶，而現代價值鏈就是將傳統的價值鏈完全顛倒過來，客戶變成第一個環節，后面的環節均以客戶需要來驅使。
根據波特在《競爭優勢》一書中給出的一般企業的基本價值鏈，結合銀行自身特點，在此構建銀行基本價值鏈（如圖1）。銀行是鏈條式的服務行業。銀行與客戶直接構成價值鏈關系，客戶價值關系的總和構成銀行的價值基礎，銀行內部各部門之間也形成一個內部價值鏈條，與外部價值鏈條共同構成了銀行價值鏈。因此，對于銀行來說，價值鏈管理思想的實質，就是最大限度地縮短銀行與客戶的價值鏈條，縮短內部管理鏈條，在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同時，為自己創造價值。從而實現兩者價值最大化的“雙贏”局面。
3基于價值最大化的鏈式金融營銷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眾多金融企業由于經營理念滯后、金融創新不足，正普遍處于經營模式、產品服務嚴重同質化的低層次競爭當中，對許多銀行而言，追求“差異化”往往意味著成本的增加，而“成本領先”又常常伴隨著服務水平、客戶價值和效益水平的下降。諸多銀行正面臨著進行價值創新、選擇競爭戰略、轉變經營模式、形成競爭優勢的瓶頸，并對形成核心競爭力、實現獲利的持續增長充滿渴望。
由于現代價值鏈將客戶置于鏈條的第一環節，這就要求管理者要將主要視線從市場的供給方（自身或同行）轉移到需求方（客戶），對供需雙方的價值元素進行重新考量、篩選和排序，在價值創新的基礎上進行經營模式的革新。銀行就有可能在提供金融服務、實現客戶價值的過程中同時有效地實現“差異化”和“成本領先”，進而實現綜合盈利能力的增強和獲利的持續增長，并逐步形成持久競爭優勢。
對于客戶來說，獲取金融服務的價值X在于效用Q和價格P的權衡，而客戶之所以最終會接受這種服務，原因在于客戶感知至少物有所值，即X＝Q－P≥0。對于銀行來說，提供金融服務的價值在于價格P和成本Z的權衡。銀行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之所以能推出這種服務，必然是能從這種服務交易中獲取價值Y的，即Y＝P－Z≥0。此時客戶價值和銀行價值之和為：X＋Y＝Q－Z，這個表達式清晰地揭示了波特的三種基本戰略的大統一，即在細分市場的某一“集中目標”下，同時實現“差異化”和“成本領先”雙贏局面。這也是銀行建立核心競爭優勢的本質源泉。“當一個企業的行動對自身的成本結構和買方價值都產生積極影響時，價值創新就在這個交匯區域得到實現。企業通過剔除和減少一些競爭元素節省了成本，又通過增加和創新新的競爭元素提升了買方價值。隨著時間的延續，優越的價值帶來更多的增長，而規模經濟也將促成成本的進一步降低。”至于銀行和客戶如何分配這一綜合價值（Q－Z），就取決于經過雙方的討價還價后確定的價格P。以目前情況看，決定兩者利益分配比例的定價機制控制權掌握在銀行手中（一些大客戶也具備一定討價還價能力），這無形中也為銀行的經營策略帶來一定自由發揮空間，盡管商業銀行的定價空間在利率和費率方面受到央行政策的很大制約。同時也應注意到綜合價值（Q－Z）是一個動態概念，其中Q即客戶的感知利益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Z即金融服務成本也會隨著銀行成本結構變動而變動。因此作為商業銀行不但需要最大化MAX（Q－Z），更需要通過采取行動來創造持續的MAX（Q－Z），最終創造持續的競爭優勢。那么所謂的行動來自何處呢？其行動依據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基本工具使我們達到以上目的？答案就是銀行價值鏈(包括內部價值鏈和外部價值鏈)。價值鏈是判定競爭優勢并發現一些方法以創造競爭和維持競爭優勢的一項基本工具。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金融服務成本Z的形成始于客戶需求而定于銀行內部價值鏈（賣方價值鏈）；客戶感知利益Q源于銀行與客戶接觸的外部價值鏈（買方價值鏈）。因此，如何通過最優化和協調一致來整合銀行價值鏈以進行價值創新，將是銀行構筑持久競爭力的必經途徑。下面將結合國內某銀行在面向中小企業信貸方面，基于價值創新的鏈式金融營銷實踐，來具體說明通過價值鏈來提升銀行在領域內競爭力的思路與方法。
4銀行面向中小企業的鏈式金融營銷實踐及效果
4.1鏈式金融營銷策略
鏈式金融營銷正是將效用、價格、成本活動協調一致的價值創新戰略。鏈式營銷通過在對客戶價值的驅動要素和結構的研究基礎上，來對內外部價值鏈的重新整合，即經營方式的改變和革新，業務流程的改造，使在銀行本身改善、優化成本結構的同時，也使客戶價值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最終實現雙方的價值最大化。
某行面向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方面的思路為：通過對顧客價值的關注、通過產品服務的優化創新、業務流程的革新再造，在為客戶實現價值創新的同時實現自身價值的增值。其鏈式金融營銷是基于價值創新的一種全新經營模式，即在充分關注客戶的需求特點和經營特點在創新服務方式、革新業務流程的同時，結合該行在大客戶、大項目方面的客戶優勢，以企業的資金流、物流為主要跟蹤鏈條，深度拓展現有優質客戶、大型客戶及其上下游企業的業務（潛在）需求，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業務（潛在）需求，以產業鏈條中的核心大客戶為突破口，圍繞大客戶展開鏈式營銷；以企業的資金流、物流為主要跟蹤鏈條，順藤摸瓜，順勢營銷同一產業鏈條中的優質中小企業。在此思路下，該行推出了“弘業產品系列”，包括5大類、28個具體品種，其中既有創新型產品，也有改進型產品，以力求為中小企業提供包括本外幣貸款、貿易融資、票據融資、本外幣結算和企業理財等在內的全方位、一體化的綜合金融服務。所推出的系列產品都注重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同時各產品各具特色、服務日趨人性化，不但解決了企業融資門檻問題，而且考慮了企業發展各階段的潛在需求。這表明銀行越來越注重自身內部價值鏈與客戶價值鏈的接洽與整合了。筆者認為這種鏈式創新背后的理念還是來自上面所說的“MAX（X＋Y）＝MAX（Q－Z）”模型，如何通過最優化和協調一致來整合銀行價值鏈以進行價值創新，通過整合買方價值鏈來提高客戶感知利益Q，同時通過整合內部價值鏈來降低金融服務成本Z，最終達到雙方價值最大化的目的，從而實現雙盈，將是銀行構筑持久競爭力的必經途徑。
4.2鏈式金融營銷效果分析
這里以該銀行某省分行在某市的實施效果為例。
截至2006年10月，某市共有各類民營企業20.1萬戶，占全市企業總數的89.3％。2006年1～11月，全市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完成產值1763.5億元，增長30.1%，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55.3%，民營企業在全市企業中所占比重由2003年同期的41.5%、2004年的50.5%上升到目前的55.6%。
2006年2月，某市分行在全系統舉辦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小企業貸款開辦宣傳儀式，標志著某分行小企業貸款的正式開辦。該行按照統一部署和要求，制定營銷方案和措施，加強培訓，全力以赴營銷小企業貸款，取得良好成效。據統計，截至2006年12月29日，累計發放小企業貸款203筆，共18億元。中小企業貸款業務不僅能增加該行的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一年將超過500萬元），而且對該行其他業務的發展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通過深度挖掘企業需求，以點帶面，營銷存款、中間業務、結算業務、國際業務，成效明顯。提高了企業對該行的依存度和綜合貢獻度，同時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增加三個百分點。如果明年貸款投放量繼續增加，將對該市的國民經濟增長產生深遠的影響，并對銀行、企業帶來更大的效益。
綜上所述，這種鏈式金融營銷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它以系統論的整體性觀點將銀行內外各因素以及與企業相關的內外各利益主體的價值活動全部納入銀行管理的范疇，全面提高股東價值、員工價值、顧客價值和社會價值，最終追求各方價值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關鍵詞：金融創新；存款準備金制度；貨幣政策體系
金融創新在改進金融服務、鼓勵直接融資和減輕間接融資壓力的同時，又削弱了存款準備金的功效，降低了貨幣供應量與GDP的相關度，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地位受到置疑。適應我國金融創新發展的需要，建立貨幣政策體系自身的創新機制和動態的自我調整機制，以減少金融創新給金融宏觀調控帶來的負面影響勢在必行。
一、金融創新對存款準備金的影響
由于任何一個時點上的貨幣供給量都可以視為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的乘積。而貨幣乘數可以表示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準備金率，h是現金漏損率，e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一般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來改變貨幣乘數，控制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從而調節貨幣供應量。但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乘數中的有關變量不斷發生變化，致使中央銀行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來調節貨幣供應量的能力減弱。
(一)金融創新縮小了法定存款準備金r的計提基數，從而降低了實際提繳的法定準備金。第一，金融創新使融資證券化趨勢日益增強。大量資金從存款性金融機構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繞開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約束。第二，金融創新改變了金融機構的負債結構比例，尤其是商業銀行、外資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存款在其負債中所占比例逐漸下降。2004年，外資金融機構全年凈拆入資金604億元，同比增長40％，政策性銀行共發行政策性金融債券4348億元。這兩個方面的結果導致整個銀行體系的存款在負債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負債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繳的存款準備金。2004年，全國存款類金融機構的非存款負債的比例已達22．45％。第三，商業銀行通過創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間或逃避計提法定準備金的新型負債種類來減少實際提繳額。如近年來，人民幣理財再次升溫，工商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華夏銀行、北京銀行等都紛紛公開發售以央行票據為主要投資方向的人民幣理財產品。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實際提繳額與金融機構負債總額的不對稱，從而使事實準備金率低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且因近年來金融創新的不斷變化發展，該缺口正在不斷擴大，使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創新使銀行超額準備金率e的彈性增強，致使法定存款準備率的調控貨幣供應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創新使貨幣市場高度發展，使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不斷降低。一是銀行通過調整超額儲備的途徑很多，銀行保持超額準備的機會成本得以提高，從而使銀行盡可能調低超額儲備愿望加強，使銀行超額準備金率的剛性減少而彈性加大。二是貨幣市場金融產品不斷創新，增強了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各商業銀行才可以盡量壓縮超額存款準備金的數量，擴大貸款投放，同時又可以把大量閑置資金投放貨幣市場，獲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頭寸吃緊可以隨時通過回購業務，從市場上籌集資金。實證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間，銀行超額準備金率基本穩定，保持在13．2％—12．28％之間，偏差是0．92。從1992年—1998年的7年間，銀行超額準備率則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間，偏差是2．23個百分點。從1999年—2004年的6年間，銀行超額準備金率進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結算方式的不斷創新，大額支付系統、小額支付系統在全國的推廣應用，轉賬結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從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額準備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創新使現金漏損率h出現不斷下降的變化趨勢。現金漏損率h主要取決于可支配收入、持幣的機會成本、公眾偏好與支付習慣、金融制度的發達程度等。金融創新從促進金融制度發達方面對現金漏損率h產生變小的壓力。1985年—1989年，現金漏損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現金漏損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現金漏損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現金漏損率h則進一步降到10％以內。主要原因：一是POS機的普及、ATM機的推廣，使得隨身攜帶信用卡比帶現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節約了現金使用量，提現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機構開展的工資業務日益為公眾所認同，2004年末，全國金融機構工資總額1．45萬億元，占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85．96％。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現金漏損比率h和銀行超額準備金率e都會因金融創新而不斷變化，從而導致中央銀行對貨幣乘數的準確預測的難度加大，進而影響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
二、金融創新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
(一)金融創新使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難度增大了。主要體現在金融創新使貨幣定義及其計量難度增大。金融創新以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金融資產之間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貨幣定義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層次的貨幣的內涵變得十分困難：
一是難以判斷什么是貨幣，或者說貨幣的外延擴大。目前，不但現金、賬本上的存款數字是貨幣，企業通過一定程序發行的公交卡、電話卡也當“貨幣”使用。二是難以計量貨幣的數量，貨幣創造主體出現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創新的發展，使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大為增強，模糊了銀行業金融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界限，混淆了這兩類金融機構在存款貨幣創造功能上的本質區別，使得貨幣供給由中央銀行(提供通貨)和商業銀行(提供存款貨幣)二級主體，擴展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非銀行機構三級主體。比如，國庫券、基金、保險單等這些金融資產可以隨時在金融市場上轉讓變現，或者進行質押貸款變為現金，其流動性已經不亞于定期存款，事實上已發揮著貨幣的某些功能。而現行這些流動性極高的金融資產并不在人行的貨幣供應量統計范圍內，對人民銀行的金融決策產生了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電子商務與網絡金融業務基礎上產生的電子貨幣，其發行正以一種類似于商品生產的方式進行，銀行、信用卡公司、IT企業，甚至一些大型傳統企業，都成為電子貨幣的發行主體，中央銀行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極大的約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門發行的公交IC卡，電信部門發行的電話卡，等等。但是從目前的統計制度來看，公交卡、電話卡的數量，人民銀行無法統計。三是金融創新部分地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削弱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增加。近年來一些金融市場方面的創新，如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允許企業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難度更大，跨國界的金融活動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如果我國擬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卻可以通過境外上市等手段籌措資金，擴大信用規模，于是便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擬實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二)金融創新使貨幣供應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降低。貨幣供應量作為調控宏觀經濟的中介目標，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是其有效性發揮的重要基礎。實證分析表明其相關性有下降的趨勢。比如，2003年和2004年，為適度控制金融機構信貸擴張，人民銀行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達到7．5％。2004年，M1、M2增長率分別下降5．1和5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過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別增長9．5％和9．9％，增長幅度仍超過往年。主要原因是企業融資渠道多元化，企業投資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降低，直接融資的比重相對提高。
三、政策建議
金融創新對存款準備金、貨幣供應量、貨幣的結構和內涵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和沖擊，因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因此，中央銀行應積極采取對策，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控，為建立貨幣政策體系自身的創新機制和動態的自我調整機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創新是市場本身發展力量的自發顯示，而貨幣政策則是政府運用貨幣手段對市場發展中表現出的某些方面的失靈和缺陷進行人為調整和補救。只要這方面的市場缺陷存在，貨幣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兩者的沖擊與調整的對比較量便會持續下去。因此，必須把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控作為中央銀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中央銀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創新監控制度，加快建立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監管部門的金融創新信息共享機制，對金融創新的發展情況、規模大小、對經濟金融的影響程度，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監控，以便對貨幣政策工具適時進行動態調整。
(二)應研究對投資理財業務征繳存款準備金的問題。從存款準備金管理來看，不能因為商業銀行有關負債業務在名稱上沒有“存款”二字就不適用于存款準備金制度，對商業銀行向公眾發行的債券或其他形成債權債務關系的產品應考慮適用存款準備金制度。這樣一方面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進金融機構規范地進行業務和產品創新，改進金融服務。
(三)適當調整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和地位。面對存款準備金率效力減弱的現實，應提高公開市場操作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運用，但是對其作用和地位應有所調整，存款準備金制度以及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變化，應更多從配合其他金融制度實施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角度出發，要逐步演變為約束貨幣供應增長、增強公開市場操作和利率調整有效性和靈敏性的基礎性制度，而不是單純依靠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進行貨幣政策調控。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討論的只是一個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發生在亞洲許多地區的“金融危機”（貨幣動蕩只是這一危機的表現之一），與上面這個例子的性質是一樣的——信譽危機。在西方成熟的カ場經濟里，所謂“壞帳”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出現與韓國政府貸款的壞帳比例（根據一份材料的估計，接近40%）類似的壞帳卻是少見的。中國的銀行向國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壞帳比例即使已經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經濟開始從古典發展階段（即珀特爾MichaelPorter所謂“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進入規模經濟發展階段（即珀特爾所謂“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從而需要建立大規模集資的機制。政府干預下的集資固然可大規模進行，如同韓國在1970-1990年期間所做的那樣，但其社會弊端往往抵銷了經濟效果（例如由此而來的政治腐敗和新的老的“財閥族”），即使經濟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預期那么好（參閱人們最近幾年對“亞洲奇跡”的批評）。但是，如果放棄政府干預這個手段，在互不相識的廣大人竤之間如何實行大規模集資呢？“金融”做為一種特殊的信用關系，一種“大眾參與”的信用關系，便在亞洲諸“非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這一特定階段里凸顯出來。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過程與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識（localknowledge）的沖突性也便凸顯出來了。
從亞洲各國在“經濟起飛”（thetake-offstage）階段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來看，現代化過程在很強的意義上就是西方化的過程。例如在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的階段，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自殺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統計意義上非常顯著的增加；人們對家庭的觀念和社會對“個人主義”的態度也都有了很大改變。在傳統道德意識不斷弱化的同時，新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相適應的道德共識卻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於是，這許許多多剛從“家”的牢籠里走出來進入“カ場”的陌生“個人”，開始體驗到普遍的信譽危機。這在中國大陸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說法叫做“殺熟”，就是親友之間為利益金錢而展開的廝殺。道德基礎在傳統與現代兩方面的缺失，這種“兩處茫茫皆不見”的道德無政府狀態，顯然是難以為繼的。而在這一社會轉型期里的金融過程，顯然也是難以為繼的。當金融過程繼續不下去時，在這些社會里，其實只有兩個解決危機的辦法∶（1）政府出面干預，并且面臨著經濟集中化的危險；（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場經濟里去，放棄規模經濟的好處。除非，社會有能力重構自己的道德基礎，否則是不會有甚么長期意義上的“信用關系”的。
上面這些沒有附加經驗數據的論說，大體上只可以當成“判斷”而不是學術性的結論。不過，當我們憑著對非西方社會行為方式的熟悉來想像，那些金融機構里的貸款分析員和監督人員是如何處理日常帳目往來的，他們以及他們的上級如何在評價投資項目時受到各種私人聯系的影響以及如何在項目已經出現問題時試圖隱瞞……；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被概括為“一個一個同心圓構成的”、以每一個個體為圓心的社會關系網里，個體是如何對待那些寫在紙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聯系”的規章制度的；我們可以想像“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句話對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種非常或過份徹底的意義上認為∶人們必須在商品“等價交換”公式的兩端異化到非人的狀態，異化到只服從抽象的金錢的驅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約束的時候，才有資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樣（同時也不要忘記了莎翁筆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來玩“金融”。
一、我國銀行保險的現狀與存在問題
銀行保險一般指壽險公司利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網絡和客戶資源銷售保險產品。對于銀行來說，積極發展銀保業務不僅可以豐富銀行的服務內容，拓展銀行業務，降低銀行對利差收入的依賴性，而且可以利用保險公司的客戶，深挖保險公司擁有資源的潛力，實現資源共享；對于保險公司來說，利用銀行龐大的營業網絡銷售保險產品，不僅可以降低保險公司的營銷成本，而且可以借助銀行良好的信譽和客戶資源拓展市場。正是由于銀保合作可以通過資源共享提高經營效率，實現“雙贏”，銀行保險在海外得到了迅速發展。據有關資料介紹，2000年，歐洲保險傭金占銀行總利潤的比例高達10％，201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15％，500家大銀行中接近一半擁有專門從事保險業務的附屬機構。歐洲大多數國家銀行保險的保費收入占壽險市場的比重為20％～35％，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這一比例達到50％～70％。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銀行保險占保費收入的比重也達到20％以上。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從國外引入銀行保險銷售模式以來，銀行保險發展迅速，成為壽險公司的重要銷售渠道。2003年，銀行保險占我國壽險保費收入的比重達到26％。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銀行保險在國內的發展減緩，2005年前10個月更是進入低迷狀態。2005年末起銀行保險一改近兩年的頹勢，出現迅猛上升的勢頭。2006年一季度，銀保業務量占到壽險公司總保費收入的33．9％，中國人壽股份公司的銀保收入同比上升了121％，占到新單保費收入的40％。銀行保險業務量的忽上忽下，表明我國銀行保險業務還不夠成熟，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基礎并不牢固。
從保險公司角度看，隨著保險公司的增多和競爭的加劇，銀行渠道成為稀缺資源，銀行由于其優勢地位而對合作保險公司手續費要價過高。據調查，保險公司支付給銀行的手續費大體在3％～3．5％的水平，個別渠道甚至達到4％。除手續費外，保險公司還須向銀保銷售人員支付激勵費用。此外，相當數量的商業銀行會對合作保險公司提出購買基金產品等不同要求。
從銀行角度看，各公司的銀行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結構單一，主要產品一般為期限較短的躉繳型分紅產品，與銀行儲蓄產品相似進而構成競爭。此外，保險公司還有濫用銀行信譽之嫌。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銀行保險誤導銷售問題仍十分突出。銀行保險的宣傳資料往往混淆了儲蓄和保險的界限，有的銷售人員夸大宣傳銀行保險產品的收益性，以錯誤的收益率計算方法誤導分紅產品客戶。另一方面，銀行保險的售后服務也不到位。各銀行機構保險大多為手工操作，保單流轉緩慢，客戶從投保到拿到保單通常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同時由于現行銀行保險合作主要集中于柜臺銷售，其他方面的合作極少，大部分公司的查詢、契約保全、保單貸款、保單更改及理賠等服務項目，還只能在保險公司操作，從而使客戶感到十分不便。
進一步看，銀行保險發展困難的深層次原因是，銀行與壽險公司的合作缺乏長期利益共享機制，銀行尚未將銀行保險業務納入銀行發展的整體戰略框架，保險公司也只是簡單地將銀行保險作為一種銷售方式，側重利用銀行的品牌效應而忽視了自身品牌的維護和產品創新。因此，銀保合作只能在簡單銷售的低水平進行。在各公司產品差別不大的情況下，對銀行網點資源的爭奪就成為保險公司發展銀行業務的重要手段，而這種爭奪又主要體現在手續費的競爭上。銀行保險產品銷售成本的不斷攀升縮小了保險公司的利潤空間，加大了經營風險。
二、發展綜合經營對銀行保險業務的影響
由于綜合經營具有節約交易成本、分散金融風險和獲得協同效應等優勢，在市場競爭日趨加劇和金融機構加速轉型的環境下，通過穩步推進綜合經營來提高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已在上下達成共識。特別是隨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內部治理的改善，商業銀行正在重構盈利模式，將經營重點轉向理財和零售業務。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綜合經營的內在要求更加迫切。在監管部門的支持下，近來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態勢日趨明顯。
綜合經營的實質是通過調整和改進業務結構，滿足客戶對金融服務的全方位需求，將過去需要多家金融機構才能提供的多種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集中到一家機構提供，從而使得客戶能夠得到質量和效率更高、成本費用更低的服務。換言之，就是要使客戶能從一個窗口購買更多的商品。因為研究表明，客戶從同一個金融機構購買的商品種類越多，他離開這家機構轉買別家金融商品的幾率也就越低。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推進綜合經營活動，不僅要加強與其他金融行業的業務與經濟聯系，更要調整金融機構的內部構造，改進運行機制，以適應經營方式的變動和有效控制風險。從目前金融機構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以下一些調整動向：
一是從戰略的高度出發統籌規劃各類業務，重估不同業務的價值，調整業務發展方向和發展重點。同時整合、重組內部組織機構與管理流程，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綜合管理能力，全面提高人力資源、業務流程、客戶服務、風險管控、定價與成本等方面的管理水平。
二是改進營銷模式，使營銷組織由分散向高度統一轉變，營銷渠道由簡單的客戶經理服務向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轉變，營銷方式由僅依靠自身渠道向各類金融機構聯動、多渠道銷售轉變。
三是積極開發多樣性產品，將多種產品和服務集成組裝成多種“產品套餐”，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四是改進技術系統，依托計算機和網絡系統的強大功能，實現數據大集中和信息處理的高效化，以迅速感知客戶需求，開發新產品、新服務，搶占市場和培養新客戶群。
在上述調整的過程中，無論對銀行還是保險公司來說，銀行保險的地位和作用都將發生變化。過去銀行保險對銀行只是一項簡單的業務，其手續費收入只是銀行利潤的一個渠道。今后銀行會越來越重視銀行保險對銀行自身發展的作用，將之納入銀行整體發展戰略格局，整合于銀行的銷售模式之中。過去銀行保險對壽險公司只是銷售產品、拓展市場的一個手段，未來保險公司將更加注重銀行保險的產品開發和配套服務，借助銀行巨大的客戶資源，細分市場和尋找潛在客戶，設計有特色的、對應于不同客戶需求的產品，逐步擺脫低水平價格競爭模式。更加注重通過發展銀行保險，降低對傳統人的依賴程度。更加注重與銀行實現信息、網絡等各項資源的共享，降低經營成本。
具體來看，今后銀行保險將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一銀保合作將由簡單的初級方式轉向深層合作
實踐表明，簡單的銷售模式使得雙方缺乏長期的共同利益機制，難以建立穩固的合作關系，并成為保險公司之間過度競爭的誘因。隨著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出于控股關系的銀保聯盟將產生和增加。銀保之間的合作將由柜臺銷售深入到售后服務、配套服務、數據資源共享等多個方面，根據產品的特性和目標客戶群的特點，選擇適合的銷售方式。通過深層合作，不僅使合作雙方的金融服務多元化、差異化、綜合化，還要通過融資、資金匯劃、聯合發信用卡等業務的合作，進一步挖掘客戶潛力，深入了解客戶需求，拓展雙方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二銀行銷售銀保產品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過去一家銀行往往同時銷售多家保險公司產品，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在一個銀行網點中多家保險公司營銷員爭奪客戶甚至互相詆毀，使得客戶無所適從，損害了銀行和保險的信譽。隨著金融控股集團的發展，今后部分銀行可能會從集團的整體利益出發，對關聯保險公司的產品實行專營。即便是繼續采取銷售協議模式的銀保合作，也有一部分會建立起排他性的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目前在有的地區，已經出現了網點與保險公司建立“一對一”關系的情況。此外，過去10年中銀行保險業務主要在五行一郵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行、郵政儲蓄中展開，因為與其他類型的商業銀行相比，五行一郵具有無以比擬的網點優勢。但是近年來股份制等商業銀行發展迅速，尤其在高端客戶的理財業務方面已經占有競爭優勢。同時由于網絡技術和無線技術的發展，國外電話銷售和網絡銷售正在成為銀行的主流渠道，網點的重要性隨之降低，因此保險公司與股份制等其他類型商業銀行之間的銀行合作也會逐步得到發展。
三銀行保險產品范圍進一步拓展
如前所述，目前銀行保險的產品主要是短期躉繳型分紅產品，險種單一、雷同且與銀行儲蓄產品相似，不僅對銀行自身業務發展幾乎毫無幫助，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競爭關系，形成銀行產品與保險產品“兩張皮”現象。下一步銀行保險產品開發的核心將集中于兩個方面：
一是開發銀行主業關聯業務產品，例如辦理住房貸款時提供房屋保險、辦理中小企業貸款時提供業主壽險、辦理消費貸款提供信用保險、辦理汽車貸款時提供汽車保險、辦理匯兌業務時提供旅行或運輸保險等。這類業務是銀行自身業務的延伸，客戶也存在實際需求，產品開發和營銷的難度都不大。
二是開發全方位服務類產品，使保險產品與銀行產品相融合，為客戶提供更好的個人財富管理服務。為達此目標，通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間需要共享客戶資料，共同進行新產品開發，甚至建立共同的產品庫。
四銷售活動向專業化、組織化方向發展
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大致過程為：貨幣支出—原料、設備、勞動力支出—產品生產—產品銷售—得到收入。從這個角度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際上也是貨幣流動的一種，與金融活動的根本特質不謀而合。實際上，金融活動也始終貫穿與企業的整個經營管理活動中，對現代企業來說，金融活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企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分析。其一，資金是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主要基礎，其來源形式也多種多樣，主要由銀行貸款、負債融資、原有資金等。其中，原有資金的來源主要是企業股票的發行，需要明確股票的相關性質、發行過程、基礎作用、發行價格等；企業進行銀行貸款之前需要明確貸款政策、貸款利率、貸款限期等；企業進行負債融資也需要明確股票的相關問題。所以，金融管理在企業融資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其二，企業在投資過程中，不僅可以運用擴大企業規模的傳統方式，還可以利用股票進行企業投資，另外，信托投資也是當前主要的投資方式之一，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明確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便非常重要，一旦企業判斷與決策出現失誤，便很有可能導致企業蒙受巨大損失。其三，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企業所發揮的作用非常重大，所以，企業需要盡可能的保證生產與經營的有效性，以促進國家經濟的持續與穩定。因此，企業在進行相關經營管理時，需要嚴格遵守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還要在最大限度內完成工資基金、資金、清算等相關管理。
二、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如何應用
金融管理現代企業金融管理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企業要債難度大、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企業本身內部的金融資本結構有問題、金融管理技術缺乏先進性等一系列問題。因此，筆者對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提出以下幾方面應用金融管理的建議。首先，對企業中的預算編制進行嚴格規范。預算編制前，需要對證據的查詢與收集工作進行系統強化，以提升預算編制的真實性；編制過程中預算不能被輕易改動，若一定要改動，需要嚴格按照程序進行，以提升企業對資產的約束力；針對企業中出現的虛報預算，企業要對其進行嚴格處罰。其次，完善企業內部的財務信息管理體系，實現企業的精細化管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企業內部也需要發展信息技術，以幫助企業實現財務管理的統一化與科學化。企業進行財務信息管理不僅能夠保障企業財務管理的統一性，還能夠使企業內部的管理工作有效加強、促進企業的進一步變革、使企業內部的相關制度得到有效完善。再次，企業需要指派專門的人員進行金融管理。尤其是企業的貸款回收方面，需要成立專門的科室，相關的管理人員需要承擔貸款回收責任，也需要明確貸款回收的具體權利與義務，還要在回收過程中對企業進行合理的風險評估，并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制作出科學的分析表，幫助企業實現貸款回收的合理高效。之后，企業需要對企業信用的評估進行策略方面的合理擬定。企業在進行交易的過程中，需要實際了解交易另一方的經營狀況，比如產品的生產是否符合標準、企業內部資金流通是否順暢、經營效益是否優良等，并將其作為交易過程的必要參考，以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最后，企業需要探索新型的融資方法，比如直接上市融資。這種融資方法與銀行貸款相比，其要求相對較低，同時也能夠幫助企業完善高科技的投資項目。
三、結語
首先，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的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混合經營，沒有嚴格的業務范圍的劃分，金融機構的種類也比較少，服務品種也不豐富。作為金融機構的主要代表-銀行幾乎承攬了社會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務品種。銀行從傳統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業務中解脫出來，開發了中間業務，但是這些業務還遠沒有形成規模效益，尚處于起步階段。
隨后，30年代一場由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的銀行體制幾乎崩潰。為了挽救危機中的銀行體系，美國于1933年頒布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因為他們將危機的誕生主要歸因于銀行發展的多項綜合業務加劇了銀行體系的風險，從而為整個金融業與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鑒于此而頒布的銀行法便主要著眼于銀行業與其他金融業分業經營以降低風險。其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個部分：第一，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是吸收存款，投資銀行的主要業務是承銷和發行證券，二者必須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嚴厲禁止交叉業務和跨業經營。其二，該法案對銀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進行了限制。最初規定對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來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許支付少量利息。這主要是為了降低銀行的支付危機。其三，該法案規定政府對銀行存款給予保險，并據此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以及實行最后貸款人制度，這一切都是為了保障儲戶利益，同時提高銀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嚴格限制下，美國金融業在分業狀態下迅速發展著。這時候，以前從屬于銀行的一些金融機構開始獨立發展并逐步成熟起來，并有了自己獨立的業務經營范圍與經營管理模式。在此過程中，金融業逐步形成了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四大支柱。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現各種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范圍的交叉，嚴格的業務劃分被逐步打破，，經濟學家及政府都開始考慮關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業的安全發展問題。經過長久的爭議與探討，1999年12月，美國終于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并新頒布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從而為金融業的合業經營掃除了法律上的障礙。
二、業經營的產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業自誕生以來，其業務范圍及機構設置并沒有自動的劃分開來。最初幾年主要都是由銀行為了滿足社會發展對多樣化金融產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業務（存款與放款業務）之外新開發的金融服務產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以后，美國率先立法，限制銀行（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的業務融合，要求分業經營，隨后，許多別的國家紛紛效仿，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
首先，分業經營能夠使各金融機構更加專注于自己所擅長的優勢業務，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避免盲目開發新產品，新服務，這樣可以降低金融機構（當時主要是銀行）的風險并使其收益更加穩定和有保障。其次，分業經營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監管。實施嚴格的業務劃分，各金融機構的業務都相對單一化，簡單化，這樣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據不同金融機構的特點，實施有效的監督和管理并使其經營風險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