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6 08:31:3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宏觀經濟思想史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西方經濟學，就是被運用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有市場經濟學之稱。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為標志，西方經濟學歷經200多年的風雨滄桑。在這個不長不短的歷史進程中，從斯密、李嘉圖、薩伊、穆勒、馬爾薩斯、馬歇爾到凱恩斯、弗里德曼、薩謬爾森、盧卡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大師輩出；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學流派林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帶來西方經濟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以致于文獻上有“經濟學帝國”之稱。
2、西方經濟學主要介紹流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還大膽解說政府日益加碼的經濟調控。它既贊美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效率優勢，也無情的剖析市場機制在不少領域資源配置上的諸多缺陷。西方經濟學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動態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來源：文章屋網 ）
Abstract: Based on Guanzhong's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 theory of Keynes and Guanzhong in macro management and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ims to look for the wisdom left by sages.
關鍵詞：管仲；凱恩斯；經濟理論；略同
Key words: Guanzhong；Keynesian；economic theory；similarity
中圖分類號：F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33-0005-02
0引言
管仲（約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謚曰“敬仲”，春秋時期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驅者。齊桓公在位時，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行了全面改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由此被稱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思想主要見之于《左傳》、《國語》、《管子》、《史記》中，其思想對后來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為后世廣泛借鑒。
特別值得一體的是，管仲還是2600多年前中國的齊魯大地上的一位經濟思想先驅，他的經濟哲思充分體現了政府管理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宏觀調控藝術。某些富有時代意義的經濟思想堪與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相媲美。
管仲思想產生于春秋爭霸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大背景中，其經濟政策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愿景和要求；凱恩斯思想誕生于工業革命后1929-1933年資本主義空前的經濟危機中。從理論上看，管仲和凱恩斯思想產生的時代相去甚遠，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也完全不同，我們暫時拋開這些客觀因素，在同樣處于動亂的時代環境中找尋到二者在經濟領域共同的觀點和在當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宏觀經濟理論。
管仲和凱恩斯都主張政府和市場相結合來維持經濟運行。《管子?輕重》中指出，國家調控市場有兩個目的：維護社會穩定和獲取國家財政收入。同時其也提到了利用價格因素來實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凱恩斯認為，在自由放任不加干預的情況下，經濟的均衡會處在就業量足夠低的狀態，而它的生活水平會處在足夠困難的狀態，因此必須有政府的干預，但這不意味著取消自由市場，而是將二者有機結合。本文中，筆者著重分析管仲的經濟思想，并就其與凱恩斯在宏觀經濟調控和市場運行機制方面相似的經濟理論予以初步探討。
1刺激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管仲對拉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頗為重視，其任齊國上卿時，居所富麗堂皇極盡奢華。《管子?事語》中“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臺亭榭，各種木材就沒有銷路[3]。體現了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的實質。《管子?侈靡》篇更是將管仲的奢侈消費論推到極致：認為“莫善于侈靡”，“雕卵然后瀹之，雕 然后爨之”即建議“雞蛋要畫上色彩再煮，火柴要雕上花紋再燒”[1]。這樣的生動的例子是對消費促進生產的創見，也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了一種創造性思維。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幽默地用“挖坑填土”的例子來說明當前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現狀，而在千年以前，我們的先哲就已經給予我們如此相似而智慧的答案。
“事實上，管仲的真實主張是奢儉并重，并指出富人侈靡可以為窮人增加謀生手段，其強調的”高消費“主體是君主、統治階級上層和巨商富賈。以現代觀點看來，管仲所倡導的奢侈消費，只是讓”富者散資于民“的一種手段，根本目的還是以消費促生產”[3]。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蕭條與失業是由于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消費和投資處于均衡狀態時的總需求量。凱恩斯認為，由于短期內生產技術、資本因素、勞動力因素都是不變的，因此，國家調節就是在總供給為既定的前提下，調節總需求，達到既無失業也無通貨膨脹的目標，而要實現這一點就要提高消費傾向，刺激消費。凱恩斯的宏觀調控中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與管仲在《侈靡》中的價值倡導不謀而合，都認為應以消費促進社會生產，從而拉動就業，實現經濟的復蘇，這對于當前處于后經濟危機時代的世界各國來說是頗為有益的借鑒。
2妙用宏觀調控手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管子?乘馬數》有“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的語句，我們看到這其實說的是政府通過修葺亭臺樓閣達到促進就業和民生安樂的效果。同時管子還注重政府的賑濟，《輕重甲》說“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贍者得賑，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賑孤寡，收貧病”，說的是在困難時期政府予以補助。對于稅收政策，管仲靈活地將其分派在不同的商品上，對不同人群，不同產業不同征稅。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中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根據既定的經濟目標通過調節財政的收入和支出以影響宏觀經濟活動水平的經濟政策，通過比較，我們發現，管仲的經濟思想與凱恩斯理論中的政府購買、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強調通過政府的財稅手段達到穩定社會，保障民生，減少貧富差距等宏觀調控目標。
凱恩斯所指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業務、調整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率。管仲所處的前封建時代，商品經濟發展尚處萌芽階段，也就不可能有金融管理機構或中央銀行一類性質的金融調控中心。但管仲提出的“國家商業經營論”[1]也頗有利用中央機器調節社會經濟的貨幣政策之意。管仲認為，國家經營商業，要有相當數量的貨幣資本。此所謂“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國家壟斷貨幣鑄造權，保證了貨幣來源，從而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達到控制經濟運行成效。國家的商業要以貨幣為資本，而對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要進行計算，稱之為“幣乘（計算）馬（籌碼）”即貨幣資本的需要量，同時，管仲還對于商品貨幣流通及價值論等做了許多創新性的探討。在前秦時代能有如此超前的貨幣調控觀念，以及所涉及到流通領域的經濟理論的廣泛性，在封建時代是空前絕后的，充分體現了國家利用政權力量控制商品和市場的意義和作用。
3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
《管子》中談到一個事例：由于洪澇災害，齊國之西糧價居高，每釜達百錢，而齊國之東糧食豐收，每釜僅十錢，糧賤傷農。糧價懸殊如此之大，管仲據此建議桓公向全體國民每人征收三十錢的稅，但要換算成當地的糧食繳納。齊之東民繳三釜，而齊之西民只繳三分之一釜，由此，齊國政府集中了東部的大量糧食，一部分作為儲備，另一部分平價散售于齊西，齊西因有國家的平價糧食售賣，最終使“齊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而齊東因有國家的大量收儲，糧價上揚，解決了糧賤傷農之害[3]。《輕重乙》篇恒公問“衡”，管子說：“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問“衡數”是否可調，即物價是否可調，管子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用。”不難看出，管仲深明“用價格配置資源”這個市場經濟的關鍵，巧妙發揮市場機制中的“價格”來進行宏觀調控。
在凱恩斯主義中，凱恩斯認為政府干預經濟具有重大意義，但是自由市場活動的領域仍然是廣泛的。凱恩斯主張在實現市場對資源優化合理配置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他不反對自由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的目的是治愈經濟蕭條的疾病，保持市場經濟的效率和自由。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往往是通過價格因素來調節供給與需求，在管仲調控物價的例子中，不難發現，實質上是在政府引導下的市場價格調整，并不完全是放任的物價管理，這又與凱恩斯思想再一次契合。
作為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經濟思想在眾多學派中獨樹一幟，管仲善用經濟謀略，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霸主；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化解了資本主義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在二戰后得到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推崇，使得宏觀調控和自由市場完美結合。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由計劃經濟時代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特別強調宏觀調控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巨大影響，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把握好我國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能夠在經濟危機時力挽狂瀾……而先哲管仲的經濟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國家管理與市場結合的許多良益方案。同時，“宏觀之父”凱恩斯所提供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經過中國實踐的檢驗已成為新凱恩斯主義在中國流行，并用于經濟建設的指導之中。不論是“東方凱恩斯”還是“西方凱恩斯”都把握住經濟運行規律，以宏觀為手段，以市場為依托，從而運籌帷幄，而對于我們，取先人智慧之精華，必將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葉世昌.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3.
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大蕭條；節儉悖論
中圖分類號：F11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2-0085-02
當今《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多數采用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觀點，其理論主要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一般均衡論和凱恩斯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一般從講述GDP核算開始，然后討論國民收入的決定因素，從宏觀干預的角度分析兩個市場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等問題。由此可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并非凱恩斯經濟學的原貌，而是融合諸多經濟流派的一種理論體系。因此，本文針對《宏觀經濟學》教學中一些容易產生歧義的概念和理論進行簡單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教學和學習。
一、凱恩斯定律
凱恩斯并沒有提出“凱恩斯定律”，這是相對于“薩伊定律”來說的。“薩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薩伊認為，由于供給能夠自動地創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場經濟總能達到充分就業，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然而1920年以來的大蕭條使“薩伊定律”不攻自破。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流動偏好、資本邊際效率等心理規律的存在，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出現生產過程、大量失業、經濟增長緩慢等經濟蕭條的現象，因此必須進行宏觀干預，以拉動需求、刺激供給。這就是凱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給”。這在多數教科書中稱為“凱恩斯定律”，其一般表達為：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總供給總能以不變的價格水平來滿足社會總需求。
在實際教學中，學生無法理解凱恩斯定律，但如果結合大蕭條的背景就容易認識其中的內涵。在經濟大蕭條時，大量生產要素閑置，在宏觀干預下，最初總需求增加時，增加的供給不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所以價格水平是不變的。這僅是大蕭條時期的短期經濟現象。隨著總需求的進一步增長，要求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要素相對變得稀缺，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總供給的價格水平就會上漲。
由此可知，凱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內容僅是在經濟大蕭條背景下的一個短期經濟現象，并不能代表經濟發展的長期狀態。
二、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
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是具有不同內涵的凱恩斯經濟學術語，在現代宏觀經濟的研究和教學中經常混淆，此處從凱恩斯原著的角度來考察這兩個概念的區別與聯系。
1.消費傾向的定義。“消費傾向”是凱恩斯消費理論的核心名詞，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中定義為：“存在于Y（以工資單位計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該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數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用χ來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資單位計算的由就業量（N）唯一決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資單位表示的消費量（C）。也就是說，消費傾向被定義為收入與消費之間的函數關系，其實質是就業量與消費量之間的關系。
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函數，在通常情況下，消費量取決于總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資單位計算）。”而且，消費量與收入量之間存在一個重要的心理規律：“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會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這就是說，如果用C代表消費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資單位計算），那么ΔC和ΔY就會有相同的正負號，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是一還是二？凱恩斯在《通論》的第8章中明確定義“消費傾向”為一種函數關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數關系的基礎上，“消費傾向”還表現出一種心理規律：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會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即0
在《通論》的第10章中，凱恩斯為了說明乘數理論而定義了“邊際消費傾向”。他說：“人們有一種普遍心理：當整個社會的實際收入增加或減少時，社會的消費也會增加或減少，但后者的增加或減少不會像前者那樣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號，但ΔY>ΔC，其中，C為用工資單位計算的消費。這不過是重復了前面已建立過的命題。我們把dC/dY定義為邊際消費傾向。”
以上的論述表明，“消費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費與收入之間穩定的函數關系，“邊際消費傾向”則主要描述消費增加量與引起消費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關系，前者的內涵明顯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時候，凱恩斯并不特別區分這兩個概念。例如，他在《通論》第9章中寫道：“在短期內消費量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以工資單位計算）的變化，而不是取決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費傾向的變化。”
3.消費傾向與消費收入彈性。有的教科書中這樣描述“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費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費增加的速度”可表示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為：ΔC/ΔY?Y/C
三、節儉悖論與“節儉悖論”悖論
“節約悖論”是凱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種理論，認為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這種矛盾被稱為“節約悖論”。要解釋“節約悖論”首先應分析儲蓄與投資的關系。
1.投資恒等于儲蓄。凱恩斯在《通論》第3、6章講解“有效需求理論”時，詳細地講解了投資與儲蓄的關系。他說：“當就業增加時，總實際所得也要增加……當實際所得增加時，總消費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個就業量都用于滿足消費需求的增加量，雇主們就要蒙受損失。因此，要維持一定的就業量，當前的投資量必須足以吸收在這個就業量下超過社會消費量的那部分總產量。”“超過社會消費量的那部分總產量”就是儲蓄，投資等于儲蓄。在《通論》第8章的結束部分，凱恩斯進一步說明動態中的投資與儲蓄的平衡關系。如果當前儲蓄較多，說明人們更加注重未來的消費，滿足未來的消費就必須擴大當前的投資，投資和儲蓄就會趨于相等；反之，如果當前儲蓄較小，說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當前消費，可用于未來的投資資源就會減少，投資和儲蓄也會趨于相等。總之，按照凱恩斯的理論，投資和儲蓄總會趨于相等的。
2.“節儉”降低收入的“悖論”。按照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如果y、c、α、β、s、i分別代表國民收入、消費、自發消費、邊際消費傾向、儲蓄、投資，消費函數為c=α+βy，儲蓄函數為s=-α+（1-β）y。當投資（i）與儲蓄（s）相等時，均衡的收入就會出現y=（α+i）/（1-β），其中，（1-β）稱為邊際儲蓄傾向。節儉指人們更加偏愛儲蓄，就是邊際儲蓄傾向較大。人們越節儉，（1-β）越大，則y=（α+i）/（1-β）越小，這就是所謂的“節儉悖論”。但現實經濟發展并非如此。二戰后許多東方國家注重節儉，并沒有出現所謂的“節儉悖論”，這被稱為“‘節儉悖論’悖論”。
3.“‘節儉悖論’悖論”釋疑。理解“節儉悖論”應從凱恩斯理論的產生背景入手。在大蕭條時期，大量生產要素閑置，生產能力過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擴大有效需求來刺激生產和供給。此時如果強調節儉的話，有效需求就會進一步下降，使經濟更加蕭條。
在現實經濟發展中，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存在生產能力過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資。投資有兩個來源：一是經濟體自身的積累；二是引進外資。經濟體自身的積累就要提倡節儉，把當期產出節儉下來，作為下一期生產的資本。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都會提倡節儉以獲得資本積累來完成工業化的發展過程。由此來看，凱恩斯的“節儉悖論”并不適用于尚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中，必須關注經濟理論的原創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如此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其理論的內涵和外延。現代宏觀經濟學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劍橋學派、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乃至新宏觀經濟學等不同流派的觀點，其中既有凱恩斯主義對古典主義的批判，也有凱恩斯主義左派與之間的爭論，還有西方經濟“滯漲”前后新興經濟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這些不同時代的經濟理論，其間既存在繼承關系，也存在顛覆關系。當這些觀點放在一部教科書中，不僅會給學生帶來許多困惑，也會給研究者帶來許多疑慮。如果能夠結合某一理論觀點產生的背景，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所以，凱恩斯經濟學的研究、教學和學習必須結合經濟大蕭條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參考文獻：
[1][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宋韻聲，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今天，也可以看到，重商主義并未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過時。正如西方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實際上重商主義的理論也許是經濟思想史上迄今為止最為深廣和長遠的國家政策理論”。
一、重新認識重商主義
1．何謂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十五、十六世紀）產生于西歐的一種經濟思想，而所說的重商主義，實際上指的是一些松散的理論和實踐體系。重商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其深層次的背景，在追求商業資本增加、追求貨幣積累這股強大潮流沖擊下，所引起的西歐經濟形式和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
當時的重商主義，其目的是富國強兵，但君主們眼中盯住的主要目標還是黃金——通過出口，賺取國外的黃金，有了黃金，就可以招募和雇傭士兵來進行戰爭，便能賺取更多的黃金。
在十六、十七世紀，西歐重商主義主要在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實行并發展，重商主義在這三個國家發展的不同道路，對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戰略很有啟發性。
2．“重商主義”之名之錯。
重商主義在許多經濟學教科書中，被看作一種過時的、幼稚的、可笑的早期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在其劃的著作——《國富論》中，就尖銳地抨擊過它。但是，重商主義雖然并未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但它提出了一系列理論主張，都是為國家制訂宏觀經濟政策服務的。實際上，重商主義并不是為商人服務的，而是為國家制訂方針和政策服務的，甚至可以說重商主義是近代經濟學的起點，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代表，也是國家干涉主義的先導，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經濟思想。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甚至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前身。
英國重商主義的專家墨克舍爾指出：“應當把重商主義看作主要是經濟政策史上的一個階段。”因為它直接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強大民族國家以及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
3．重商主義的政策取向。
重商主義者的政策取向一般地是，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保護本國市場，國家管理貿易，尤其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總之，重商主義致力于國家富強，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保護本國經濟利益，這就是重商主義的根本政策思想。
具體說來，重商主義有兩大政策主張：
（1）要使國家富強，必須保護和發展本國的制造業（包括以關稅手段、配額手段、行政管理手段以及匯率手段等）。
關鍵詞：雙語教學；經濟學；網絡
1時效性在經濟學課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般意義的時效性是指教學內容應該貼近實際的經濟現象和實踐，教師的任務是通過現實中復雜而多樣的經濟現象來使學生把握其背后的經濟運行規律。時效性的另一層意思是指講授的經濟學理論也應與時俱進，通過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了解經濟學各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所說的時效性是指教學內容應具有理論上的前沿性并體現時代性。一方面，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學科，研究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這必然要求在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對現實強烈關注。另一方面，無論從方法上還是研究內容上，現代經濟學理論都正處于一個變革的時代，雖然新古典經濟學仍然在教科書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演化經濟學等新興的交叉邊緣學科正逐漸崛起，它們和新古典經濟學一起不斷改變和深化人們對于經濟現象的認識。因此在授課中，有必要介紹這些前沿的理論，以開拓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知識。
2現有雙語教學模式在提高“時效性”中的問題
目前經濟學雙語教學效果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師生對課堂的過分依賴，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主流原版教材對經濟學理論的前沿性介紹不足。目前國際上流行的經濟學教材基本上重點介紹兩種理論范式，一種是以新古典主義的范式，另一種是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如曼昆的《經濟學原理》(thePrincipleofEconomics)、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Economics)以及布蘭查德(Blanchard)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等。這些主流教材的內容一般都是被經濟學家和公眾廣泛接受的理論，這當然是為了教學的方便，但也意味著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新的進展可能涉及不多，如在微觀經濟學中，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演化經濟學等前沿性的理論很少，最多也只是一帶而過，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這些內容，比如平狄克的《微觀經濟學》(Economics)只是講述了新古典的微觀理論。
(2)由于教材本身的滯后性，教材中的材料和案例一般比較陳舊，這無疑會損害教學效果。雖然過時的教學案例和材料對于理論本身的正確性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如果教材中充斥了過多的陳舊和過時的材料，一方面可能會損害經濟學理論的說服力，因為對于學習者來說，他們對當前發生在身邊的經濟現象比較關注，也傾向于用所學的經濟學理論來試圖解釋經濟現象和解決某些問題。如果經濟學理論能夠很好地分析當前的社會經濟問題，這無疑會極大地增強學生對經濟理論的信心。另一方面，新穎和貼近現實的材料更易于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而教材本身是無法滿足這樣的教學要求的，這就需要教師根據理論本身以各種途徑搜集一些新穎的材料和教學案例來補充教材內容。
3提高雙語教學“時效性”的方法
我國開展經濟學雙語教學是在改革開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進行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國的經濟學教育要求教學方式要與國際接軌，以國際上經濟學通性的教育方式進行雙語教學。所以，在本科課程的設置上，既要兼顧實際經濟活動的需要而培養應用型人才，也要為培養具有開放精神、能夠融人國際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型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就要求，一方面在教學中注重案例和數據處理、分析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強經濟分析方法和經濟理論的教學，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打下牢固的基礎。
為了達到上述雙語教學的目的，基于網絡資源的雙語教學模式具有傳統教學方式無法比擬的巨大優勢，對于提高雙語教學的“時效性”具有巨大的作用和意義。電腦和網絡在教學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網絡資源也日漸豐富，關于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網站也更加專業化，這為學生學習和教師的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案例資源和理論資源。大體上，有助于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網站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在線專業性財經雜志，比如Economists和FinancialTimes、華爾街日報(TheJournalofwaIIStreet)等國際上著名的財經雜志，這些雜志以其專業性、權威性而聞名于世，可以大大開拓學生的視野并加深他們對經濟問題的認識。第二類是學術性較強的專業性網站，既提供當前的理論動態和研究進展，也有過去以發表的研究成果。這類網站可以是民間學術研究機構，比如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IDEAS-EconomicsandFinanceResearch和經濟思想史網站(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以及著名大學經濟系的網站等，其特點是在站點內可以搜尋到大量的工作論文(workingpapers)和論文；還可以是經濟學家個人的網頁，主要提供經濟學家個人的研究成果。第三類是一些政府機構網站，比如歐洲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局(FederalReserveBoard)、亞洲開發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orldBank等，這些網站不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論文，也有豐富的數據資料可供查閱。第四類是一些經濟學學習網站，包括綜合性的網站和專業性的網站，通常他們或者只是一門課程的輔助學習網站，能夠提供本門課程的學習重點和習題，或者是某一個領域的網站，比如博弈論學習網站、微宏觀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網站等。這些資源遠比教材上的資料豐富，也更加貼近正在發生的經濟現象，能夠極大地增強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提高學習的主動性。
基于網絡的雙語教學相對于傳統教學方法來說，最根本的優點在于網絡使得教學更加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使學生學習基于教材卻不局限于教材，大大開闊了視野。具體來說，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網絡的這種特性，在課堂內外、授課前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1)課前要求學生查詢有關資料，包括一些數據和案例。在為本科生講授經濟學原理時，為了避免過于抽象，教師一般要結合一些經濟現象或者案例來闡述理論的涵義與國內經濟學教材相比，原版教材更注重用實際的數據和案例來說明基本的經濟原理，而且這些案例和數據大都來源于發達國家，如經濟合作組織國家(OECD)。這給我們雙語教學的啟示是在實際的授課中，教師也應該注重用實際數據和案例來講解理論，而不是純粹的從抽象理論到理論，這也是因為經濟學的傳統是“用事實或數據來說話”。對于剛開始接觸雙語教材的學生來說，原版教材的閱讀可能比較困難，但教師在講授一節課的內容之前就應該給出一個比較有針對性的預習計劃，使得授課有的放矢。
以《Macroeconomics))(8thEdition：Dornbusch，Fisher&Startz)為例，在第七章講授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內容時，由于會涉及到大量的有關失業和通過膨脹的數據和資料，比如通貨膨脹的時間序列、失業率的變化、勞動時間的變化等，教師應該在課前為學生布置預習的任務，通過互聯網查找國內外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有關英文資料。同時，教師也應該對學生文獻和資料索引的能力給予一定的指導，比如通過google的分類搜索、其所在學校的外文數據庫以及進入一些經濟專業網站或機構網站查尋資料。在亞洲開發銀行、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網站上，學生可以搜尋到大量有關報告或Outlook，在economists雜志網站上，學生可以查到部分關于貨幣和就業的文章，這可以使學生非常直觀地感受我們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
但是，案例和數據本身并不能自動說明問題，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對于案例和數據的分析和理解。由于課前預習的鋪墊，對案例的分析，教師可以學生的發言和討論為主，而且要求發言盡量用英文，并在發言的過程中加以適當的引導。對于數據的分析，要結合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這對于學生可能比較困難，所以教師應以講授為主，并用相關軟件進行模擬演示。尤其是在宏觀經濟學，對于本科生來說，有的問題需要大量的數據才能說清楚。比如，貨幣供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從理論到理論的講授很是抽象，但是如果用比較簡單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做一個回歸模擬，表明二者之問的相關關系，就會大大增強教學效果。在初、中級經濟學中，大部分模型都是比較靜態或靜態分析，動態模型涉及不多，一般是蛛網模型和經濟周期的乘數——加速模型，在課堂上，教師用一些軟件可以簡單地模擬出這些模型的動態特性，比如Excel、Eviews和Mathtab等，這樣的教學效果會大大好于純粹的講授。
(2)對于教師來說，除了有關的案例的解釋和對經濟數據的模擬演示，還應該對教材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論進一步挖掘，使學生不但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前查閱大量相關文獻，熟悉該理論的演進脈絡，了解理論發展的前沿，“為學生倒出一杯水教師須有一桶水”。除了教材之外，師生還有大量的網絡資源可用，通過相關經濟思想史網站(如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可以更加系統地了解某個經濟理論的發展的脈絡，通過網上的工作論文，可以使學生了解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前沿。
比如說微觀經濟學中的制度(歷史)經濟理論、演進經濟理論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復雜性分析方法，對于有志于將來做研究的學生來說，對經濟學理論最新發展的適當了解是有益的比如，在微觀經濟學中公共產品一章，一般都會涉及到公共產品提供的“薩繆爾森規則”，即個體對公共產品的邊際收益之和必須等于其生產的邊際成本。對于這個等式，一般的解釋是每個人應該根據個體的偏好支付公共產品的價格，這就需要一個有效的激勵人們說真話的機制。這個機制的通常包括兩種：命令機制(commandmeehanism)或者投票體制(votingsystem)。一般教材對于投票的問題涉及不多，這就需要教師擴展這方面的知識，適當地講授社會選擇問題(socialchoicetheory)和公共選擇阿題(publicchoicetheory)，在各種觀點的交鋒中，使學生更好地理解現代社會政府的公共活動的本質。進一步，這個問題還可以延伸到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等更新的理論。對于一些在宏觀經濟學中爭議較大的理論或政策，教師可推薦學生查閱相關網站，尋找自己支持的觀點和論據。
在經濟學領域，分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大領域。
理論經濟學是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這樣的經濟學和數學有很大的關聯。一級學科理論經濟學是現在大多數人所學的經濟學，具有6個二級學科：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西方經濟學、世界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也有一部分學校新增了新型專業，比如廈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嘉庚學院、徐州工程學院開設的網絡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復旦大學開設的企業經濟學等等。
應用經濟學是以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統計學等理論為基礎的應用性社會科學學科。它主要運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該專業著重面向各大金融機構、證券公司、金融監管部門及大型企業培養所急需的、兼備較強專業知識和先進技術應用能力、高素質、國際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型復合型高層次人才。田宏老師告訴大家一級學科應用經濟學包含的二級學科有：國民經濟學、國防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勞動經濟學、統計經濟學、數量經濟學。
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公布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評估結果按照“精準計算、分檔呈現”的原則，根據“學科整體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將前70%的學科分為A+,A,A-,B+,B,B-,C+,C,C-公布。全國高校學科評估結果：理論經濟學中，參評高校共計90所，在此列出了其中一部分，評估結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學校代碼排列。
A+ 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
A 北京大學、南開大學、
A- 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大學
B+ 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吉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山大學、西南財經大學。
B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遼寧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福建師范大學、江西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深圳大學、云南大學、四川大學、
應用經濟學中，參評高校共計90所，在此列出了其中一部分，評估結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學校代碼排列。
A+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
A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
A-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山東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
關鍵詞：經濟；熊彼特創新理論；經濟理論
中圖分類號：F091.35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創新理論”思想之源的傳統路線
在新古典經濟學方興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強調了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創新推動的具有“創造性的毀滅”特征的內生演化過程。資本主義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經濟系統不可避免的脫離均衡的系統內生力量，這種內生力量就是創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創新經濟學興起，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就被普遍視為創新理論的發端，熊彼特則被中外學者廣泛譽為創新經濟學之父。由此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問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根源何處，由何而來？傳統上，研究者主要由兩條基本路線對這個基本問題進行研究。
第一條是追溯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某個關鍵概念或某個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見的探索是對“企業家”和“創造性的毀滅”這兩個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就沿著這個路線對“企業家”概念在經濟學中的發展做過梳理。當代研究則通常將熊彼特的這兩個基本概念最終追溯到尼采。這位德國哲學家強調“超人”，強調“任何創造者必然永遠是一位毀滅者”，創造和毀滅與停滯不前對立。
第二條是從熊彼特的求學和學術經歷入手，考察個別經濟學家或學派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的影響。目前諸多學者認為，熊彼特創新理論深受馬克思和歷史學派創新和演化思想的影響。費格伯格就認為馬克思內生演化和技術競爭思想對熊彼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還概括出一種關于持續的內生經濟演化（變遷）的“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評價中也能得到這種強烈的暗示，他曾經說過：’馬克思所分析的是經濟結構中不斷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永遠不會達到均衡。有關內生動力的演化過程思想是馬克思的獨特貢獻，這種思想在理論目標上與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國歷史學派對創新理論為核心的熊彼特理論的影響則是在相當晚的時期才被關注。熊彼特的理論的在社會整體觀、經濟發展觀、方法論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國歷史學派影響。在中國，圍繞“施穆勒綱領”，賈根良和黃陽黃的研究闡述了“施穆勒綱領”所包含歷史學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經過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桑巴特、韋伯、斯皮索夫等人發展后，對熊彼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們還指出，德國歷史學派在“企業家精神、創造性的毀滅”等關鍵概念上影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
二、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主要內容
熊彼特創新理論通過三本歷史性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解釋了經濟周期的輪轉，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創新的含義、作用和運作，大公司的創新以及資本主義的毀滅等內容，對經濟現象和本質有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預見能力。這三部作品均以“創新理論”為核心，樹立了熊彼特傳新理論的崇高學術地位。《經濟發展理論》借助“企業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統論述了“創新理論”，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確的提出靜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循環流轉，動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發展，經濟進化理論既要研究本質問題，也要從實證分析入手，用歷史的統計資料來描述經濟發展的變動規律或模式。在書中，熊彼特論述了創新的含義與作用，實現創新的條件，創新的結果和運作等問題，開創性的論述了“企業家”的特點和功能，“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等。在《經濟周期》一書中，熊彼特充分運用“創新理論”解釋了資本主義的運行，并根據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統計資料，以創新概念為基礎，形成熊彼特的“多層次”的經濟周期論。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經濟周期的長、中、短三周期論，并認為周期的交織并存解釋了創新的正確性，而且個別企業家的行為是具備宏觀經濟學基礎的。經濟周期理論表示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競爭的創新，再一次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理論，企業家創新的“模仿穩定”是熊彼特傳新理論撥打、深刻的體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運用“創新理論”，推斷出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才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從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動與和平過渡”的理論。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通過資本家來獲取他的全部前進動力的，而是通過領頭的創新家獲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衰敗和崩潰并不是應為工人階級的崛起，而是由于環境發生了變化：個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強，創新活動本身變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業家的創新職能日漸衰落，利潤將收斂到趨于零。
三、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的評價與啟示
熊彼特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和對經濟社會學的探索是經濟學乃至管理學的重大精神遺產，位于“創新”學說的核心地位，而且成為21世紀的主要思潮。熊彼特提出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是創新，而且資本主義由于企業家新精神的缺失將走向滅亡而社會主義行得通，并指出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才能獲得超額利潤，不過要避免過時的行業一下子崩潰，需要進行有秩序的撤退，這些核心觀點都為我國的經濟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等難題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哲學基礎；本體論假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新古典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霍奇遜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li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陰陽)――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現象的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進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
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類原始稟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具根本意義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須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作，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續和超越，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專家邁爾指出的，達爾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對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其認知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新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性為基礎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愛伯納也指出，“大
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它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撿萵苣的人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撿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