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3 16:53: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法律文化 法律格言 中西差異
中圖分類號：D91 文獻標識碼：A
法律文化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所認同的、相對穩定的、與法和法律現象有關的制度、意識和傳統學說的總體。包括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是法的制度、法的實施、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等活動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智慧和知識，是人們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傳統、習慣。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差異，這從中西方對法的認識和表達上可見一斑，其中，法律格言是中西法律文化中一種新穎的比較研究路徑，本文試圖通過對中西法律格言進行比較分析，找到中西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差異。
法律格言(legal maxims)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以其簡潔、精致的語言承載和表述法律規則、法律的原則，乃至法律的精神，凝聚著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的實踐智慧，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其中，法律格言還可大致分為法律人對法的認識和表達和民間智慧對法的語言濃縮。老百姓對法和法律文化的認識表達往往簡潔直白，詼諧幽默，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而知識分子特別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對法的認識和表述則很精練和深刻，往往直接是對法的本質、功能和作用的總結，如“法者，定分止爭也”，這些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中更具代表性。本文暫只比較從中西方著作和言論中流傳下來的法律格言。培根曾經在其《格言集》的序言中指出：“愿拉丁格言的使用能夠……使法律論證得以體現更加健全和完備的法律思維、糾正粗俗的錯誤、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我國法律的性質和外觀。”希望中外法律格言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法律文化，并在此基礎上更加理性地適用法律！
1 中國法律格言映射下的法律文化傳統
中國古代法律格言一部分都出自于當時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知識分子的著作、言論和思想之中，集中體現的是君臣對于法的認識和看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一方面，知識分子運用自己對法的理解和實踐取得君王的信任，躋身政治和官吏之列，另一方面。君王又利用知識分子產生對法的認識和總結進行國家的統治和官吏的有效管理。從古至今，我們如數家珍的名字有管仲、孔丘、孟子、商鞅、韓非子、司馬遷、長孫無忌、王安石、司馬光、沈家本、梁啟超等等。這些歷史名人傳流下來的格言至今影響著人們。
《管子?任法》篇有言“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即要求君主和官吏在適用法律上要“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管仲將法律稱為“公法”，認為法具有最高權威，具有普遍適用的價值功能，任何社會成員都不能置于法外，凌駕于法律之上。即使法自君出，但是法律高于意欲，君主也應帶頭遵守法律，君主不得隨意更改法律，也應有悟守法律的義務，并要求官吏和百姓同樣遵守。
《論語?為政》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指用政令引導人們，用刑罰整治人們，人們為了免子處罰而服從君主或勉力按法令去做，但他們并不知道違法犯罪是可恥的事情。在孔子看來，只有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和理念，才是最真、最美、最有效的。
《孟子?離婁上》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是說只有善德不足以處理國家的政務，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己發生效力。意謂治理國家必須把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
“法者，定分止爭也”、“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則體現法的功能和作用，即使是對高貴的人，有權勢的人也不徇情。意指執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禁奸止過，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日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所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其亂也”充分體現了古代中國法家的“重刑主義”，以此實現重刑懲奸，以刑去刑。
“札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懲其未犯，防其未然”、“銷惡于未萌，彌禍于未形”體現了中國法律文化中的“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位表里”及犯罪預防原則。
“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立國于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于20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過邪僻，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等法律格言體現近現代在受西方法律文化影響后對法的理解，開始用法去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
以上法律格言映射下的中國法律文化傳統可總結為一個國家的良好秩序和有效管理在于要有“良君、良吏和良法”、“有國家無個人”、“外禮內法，禮法結合”、“刑治主義”等。
2 西方法律格言反映出的法律文化傳統
在西方法律格言的流傳方面，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古代西方(如古希臘古羅馬等國家)很早就出現了法律職業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而絕少出現“法自君出”的現象。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法律格言，從古希臘柏拉圖開始到近現代馬克思、恩格斯(雖然中間有斷代，不像中國的法律格言那樣具有歷史連續性)，他們的職業中很少是官吏，更多的是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等；也有法律職業家、法學家，如蓋尤斯、烏爾比安、伯比尼安、保羅、莫迪斯蒂努斯、西塞羅、貝卡利亞、梅因、耶林、薩維尼、哈耶克、霍姆斯、弗里德曼、龐德等；以及政治家、教育家、改革家、法官、律師和作家；很顯然，這些不同的社會階層所代表階層利益更加廣泛，同時對法的認識和思考會更加深刻和全面。
西方法律文化傳統在以下西方法諺中明顯表現出“自由平等秩序”、“法律至上”、“權利至上”、“正義至上”、“程序至上”、“權力制約”“民主法治”等原則。
(1)“自由平等”原則：“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平等是一項神圣的法律，一項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項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2)“法律至上”原則：“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在民主的國家里，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里，國王就是法律”、“就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而言，不管在哪個國家中，哪兒沒有法律，哪兒就沒有自由。自由使我們免于他人的強制和暴力，而這在沒有法律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3)“權利至上”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法律沒有禁 止的，都是公民的權利”。
(4)“正義至上”原則：“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的這種堅定而恒久的愿望”、“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法律應當與正義保持一致”。
(5)講程序、重秩序原則：“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正義要實現，而且要以人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6)“權力制約”原則：“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7)“民主法治”原則：“民主并不是什么好東西，但它是我們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種制度”、“法治應包括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8)“公平公正”原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
3 中西法律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
語言能表達出什么內容?法律格言能還原多少法律文化傳統?經過對中西法律格言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1)在我們比較的這一部分法律格言中，比較的客體大致相同，都是中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精英人物對法的認識和表達，具有可比性：(2)這些法律格言能夠流傳至今，它們本身就是中西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能夠充分體現中西法律文化傳統；(3)中西法律文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都經過了長期的歷史積累和沉淀，縱向來看，我們可以比較中西法律文化的整體差異，相互之間有何優劣，取長補短；橫向來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轉變都經歷過幾次重要的歷史時期，截取同一時期的歷史人物的法律格言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中西之間法律文化曾經驚人的相似，似出同源，中國法律格言“懲其末犯，防其未然”和“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則與西方法律格言“智者非因犯罪已然發生才去懲罰，實乃為了防止犯罪而施刑責”和“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相得益彰，但二者在歷史的長河中又流向不同的方向。其根由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探索的問題。
通過以上對中西法律格言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差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體現為有治人無治法、重良君良吏良法、重國家輕個人、重刑輕民、隆禮重法；西方傳統法律文化則體現為法律至上、正義至上、程序至上、權利至上、權力制約。這些差異從法律格言中體現出來，更反映到了中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學習與借鑒
關鍵詞：文化差異；旅游英語；翻譯
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的大力開展，使得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聯系日益緊密，旅游英語就是隨著各國之間的頻繁往來應運而生，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導致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思維以及表達方式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只有堅持旅游英語的跨文化意識，才能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英語翻譯得到長遠的發展。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具體表現
（一）文化背景及習俗的差異
由于長期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深遠影響，我國的文化大體上趨向于禮、智、仁、愛等方面，而西方文化則是源自歐洲文藝復興時的思想，因此其受基督教的影響較為深遠。
文化背景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習俗，中西方的兩種語言也因此帶上了各自國家的風俗習慣與特點。由于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著差異，使得中西方人們對于同一種表達方式甚至是同一個詞的理解也不相同，這種中西方的差異性在待人接物、對待各種利益時表現明顯。
（二）社會制度的差異
社會歷史制度的差異往往是影響文化差異性的最主要因素，社會制度相似，文化間的差異就不大，社會制度差異很大，文化間的差異也就不能小。比如，在人權方面，中西方就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英國與美國對人權主義的理解和我國不同，因此，正義、自由、民主等一些人權方面的概念，都會因為彼此的立場不同而不同，這種社會制度的差異慢慢的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中西方在民主觀念、法律觀念、科學觀與價值觀方面與我國存在差異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對旅游英語翻譯的具體影響
（一）由文化空缺導致的詞匯空缺
詞匯的空缺主要是因為原詞語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在翻譯語中沒有表現出來，也就是在對應語言方面出現了偏差。詞匯空缺主要包括詞語的空缺或詞義的空缺兩種。比如，“端午節”，“重陽節”，“春節”等詞語，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都是我國獨有的，“春節”被翻譯過來就是Spring Festival，這種只按照字面意思的翻譯，就會忽略掉春節時期每家每戶放鞭炮、貼春聯以及包餃子等傳統的文化信息。還有，因此，文化上的空缺必然會影響翻譯時的詞匯偏差，進而不能準確的向外國游客傳達我國的文化信息。
（二）中式英語的出現
“中式英語”主要指的是混合起來的、既非漢語又非英語的一種語言文字，也可以被叫做“具有漢語特色的英語”。中式英語的常見表現是拼寫錯誤、語法不對以及帶有中文習慣。中式英語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由于不能擺脫母語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不符合英語語法的語言表述方法，這種中式英語一旦說出來，不但是本國人聽不明白，外國人也常常是不知所云。
三、旅游英語翻譯中的處理技巧
（一）增譯與減譯
在我國的很多旅游資料中，其中所涉及到的背景和內容無法在英語中找到相對應的概念，翻譯人員想要將這部分信息準確的傳達出去，就需要根據外國游客的實際理解力適當的增譯或者減譯。比如，向外國游客介紹詩人李白，可以適當的對李白的身份、功績和地位做出良好的補充，因此可以用“a great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來進行描述。這樣翻譯出來比較適合外國人的理解能力。還有，峨眉山的一塊石頭上有坡書寫的“云外流春”四個字。因為峨眉山的云層壯觀，水質也較好，坡才將泉水比喻成云外流動的春天，這句話翻譯過來應該是：To its left is a rock formerly engraved with four big Chinese characters“Yun Wai Liu Chun”written by Su Dong-po(1037-1101),the most versatile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127).這樣的翻譯有兩點好處，一是向外國游客清楚的介紹了坡，二是讓外國游客明白了“云外流春”這四個字的具體所指。
對于減譯來說，如果原文中包括的關于歷史考證或古地名的內容過多的話，可以適當的進行刪減，不然會使外國游客搞不清楚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直譯與意譯
對于旅游景點的名稱，可以采用直譯、意譯、直譯加音譯、直譯加意譯等方法翻譯出來，但不管采取哪一種辦法，都要求翻譯者擁有敏銳的跨文化意識，為中國文化的傳播指導正確的方向。比如，安徽黃山，翻譯過來是“Huangshan Mountain”或“Yellow Mountain”。但蘇州的“拙政園”就不能將其翻譯成“Zhuo Zheng Garden”，而是應翻譯成“Garden of Humble Administrator”。對于我國行政區劃名稱的具體翻譯，基本上采用音譯的方法就可以。比如上海（Shanghai）、北京（Beijing）等。此外，對于外國游客比較熟悉的食物，像饅頭、宮保雞丁和麻婆豆腐等，采用音譯的方法也完全可以。因此，“海南”就只能翻譯成“Hainan”，而不能翻譯成“South of Sea”，如果使用完全音譯的方式翻譯這些名稱，還需要增加一些注釋以便于外國人能夠真正理解。此外，除夕之夜，我國人民在各自的家中吃著熱氣騰騰的餃子，而且餃子一定要在除夕晚上12點之前包好，等到“子時”吃，這是正好是農歷正月初一的開始，吃餃子隱含著“更歲交子”的意思，因為“子”是指“子時”，“交”與“餃”諧音，因此，子時吃餃子有喜慶團圓和吉祥如意的意思，預示著未來的一年會幸福美滿。如果僅僅將吃餃子翻譯成“eat dumplings”，就無法傳達出餃子在我國的除夕之夜所特有的意義。為了化繁為簡，只取了餃子的拼音“jiaozi”，這一詞語目前已經廣泛被外國人所接受。
（三）適時變通
從事旅游翻譯的人員一定要熟練掌握不同的翻譯技巧和方法，熟知中西方的文化差異，變則通，通則久。針對不同類型的外國游客要給與不同方式的講解和補充，并在具體翻譯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培養出良好的跨文化意識。
四、總結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使得在具體的旅游翻譯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和不足，作為旅游英語翻譯者，一定要重視并掌握中西方的這種文化差異，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譯方式和技巧，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因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誤解，使得我國的旅游英語翻譯更加適應旅游業的發展需要，進而將我國傳統的民族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
本文為黑龍江省教育廳高職高專院校科研項目“黑龍江省旅游景區英文譯法規范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為12515114。
楊海晶（1980-- ）大慶職業學院人文科學系商務英語教研室專任教師，講師，研究方向為商務英語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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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濱.淺析跨文化交際下的旅游英語翻譯[J].中國商貿，2012(15).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商務英語；語用能力；中西方文化差異
1概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企業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由文化差異引起的貿易摩擦也十分普通，在此現象之下隱藏的問題是商務者對于英語語用能力的缺失。顯然，商務知識與正確的英語相結合并不能保障商務活動的成功進行，語言的恰當性區別于語言的正確性。兩國之間交際上的文化差異貫穿在整個商務活動之中，具體情境下的語用能力對活動的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語用能力是培養企業實干人才的重要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在交際上的差異是迫切而必要的。
2跨文化交際的內涵
跨文化交際的英語名稱是“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際，也指任何在語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異的人們之間的交際（百度百科）。跨文化交際理論是對跨文化交際行為和價值觀念系統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解釋。這一理論視角能夠比較圓滿地解釋交際過程與結果，準確把握交際者的動向，引導人們更有效地進行交際。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跨文化思維能力、跨文化適應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王立非、李琳，2011)
3商務英語語用能力的概念
商務英語的語用能力可理解為在具體商務情境中，為實現商務活動的成功而使用目的語去溝通的能力。具體來看，商務人士的語用能力主要表現為是否能夠準確理解交流雙方話語中含有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詞語、習慣表達方式、禮貌套語、稱呼語等社會文化語言，并且做出合理推測和反應，同時也能用目的語把自己的思想進行自然得體的表達。
4跨文化交際下中西方文化對比
4.1交際原則和模式的差異
人際關系是通過交際實現和完成的，但實現某種關系的交際方式會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區別，任何社會的人際關系都是以其社會的傳統結構與文化為依托的。在中國，人們服從權威和長輩，每個人有著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并置身于一個復雜的人際網絡，根深蒂固的關系取向為群體取向。中國人傾向于集思廣益，在做決定前會考慮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而目標則是集體價值和集體利益的實現。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西方文化的個體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群體主義交際原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追溯到希臘時代，公元前6世紀，西方社會廢除了世祿的血緣種姓制度，開始了嶄新的“民主”政治，帶來了人際關系的新格局。1776年美國政府頒布《獨立宣言》，強調民主和自由，隨后法國《人權宣言》，也將神圣的人權闡明于宣言之中，慢慢地，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價值觀開始萌芽生長，服從權威被民主取代，等級身份制被平等意識取代，為西方社會價值觀奠定了基礎。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看，中西方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把人際關系取向分為工具型、情感型和混合型三種類型。中國屬于情感型人際關系取向，這種關系下情感至上，交往雙方傾向于表現出信任、親和、重情重義的態度。而西方國家一般是工具型情感傾向，這是人們在交往時為達到某一目的而建立起來的關系，所以交際者往往理智而直率，邏輯超過感情。
4.2交際禮俗上的差異
在商務交際禮俗上，中國和英美國家也存在著諸多不同之處。特別是在招呼與寒暄、時間觀念、飲食與宴請、禮品贈送等方面，中西方商務人士的看法與行為表現出很大區別。
4.2.1招呼與稱謂
進行商務會面的第一步就是打招呼，如果在不熟悉對方的稱呼習慣下亂打招呼，可能在初次見面時就會出現問題。中國人多采用一些應景式的問候語，如“忙什么吶？”“上班去？”“吃了嗎？”，在中國人看來，這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切感，但對西方人來說，這些問話容易被理解成一種對個人隱私的干涉，因為他們傾向于把虛化的問候語跟字面完全一樣、實義的詢問語等同起來。而西方人最常用的問候語大多有兩類:第一，談天氣；第二，談娛樂活動和愛好。其實漢英中的招呼語在功能和使用方法上是相同的，知識其涵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不同的問候語方式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規范。在職場上，中國人習慣根據職業、官銜、輩分等稱謂他人，充分反映出對方的職務、地位和彼此的關系，比如“王經理”“張醫生”等。而西方人平等意識較強，稱呼規則也相對簡單，除了對某些特定人士，如皇族、政府上層、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等外，幾乎不用頭銜稱呼別人。一般情況下會直呼其名以示親切、平等。在非常正式的商務場合下，西方人則以Mr.稱呼男士，以Miss或Ms稱呼女士。
4.2.2時間觀念
各個文化都有自己的“時間語言”，在商務活動中，時間觀念潛移默化地制約和支配著人們的思維、語言和行動。毋庸置疑，守時是商務交往的重要禮儀之一。但是，中西方在對“守時”的理解，對時間的分配和利用上存在著顯著差異。人類學家霍爾把時間觀念分為多向時間制(polychromictime)和單向時間制(monochromictime)兩種范疇。中國屬于多向時間制，多向時間制將時間看成發散的，認為很多事情可以同時出現，事件的完成不必受日程、計劃的限制，有很大的靈活性。所以中國人習慣于在同一段時間內同時進行多項活動，視事情輕重緩急而分配時間。同時，中國人走親訪友等也比較隨意，往往不進行預約安排。而西方國家傾向于單向時間制，在特定時間內做特定的事，對于時間的安排力求周密、嚴謹，對時間的安排也往往提前做好計劃，任何正式的事項都會提前預約進行確定。單向時間制十分注重日程的安排，強調時間的階段性和準時性。因為西方國家時間觀念極強，所以不遵守預約通常會被視為是以自己為中心、不顧他人或沒有禮貌的表現，也會讓對方認為你并不重視你們之間的約定。
4.2.3飲食與宴請
宴請是中西方商務人士聯絡感情、增進友誼的常用方式，但中國人與西方人宴請風格卻不同。中國人設宴喜歡熱鬧，菜式多，宴會桌上往往談笑風生，氣氛熱鬧歡樂。而西方人設宴多是分餐制，進餐時低聲交流，避免破壞幽靜的環境。早在道家的理論中就有“守弱處柔”，“盛極必衰”之說，在中國文化中，自謙是非常鮮明而重要的思想，作為一種理想人格，它左右著人們的行為習慣。受到這種影響，在飲食與宴請中，美酒佳肴之前，中國的招待者習慣謙虛地說：“今天的菜不好，還請多多包涵”，英語國家的人聽到“Pardonmeforthepoorfoodstoday”會感到無法理解，豐盛的菜肴為何被形容成“poorfoods”，那如果你方認為是不佳的食物，又為何要請我們吃呢？這種情況就屬于語用失誤，中方的善意招待并沒有讓對方理解體會，而這種語用失誤之下是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欠缺解讀。
4.3交際思維上的差異
4.3.1整體性思維和分析性思維
從哲學上分析，不管是儒家的“自然人化”還是道家的“人自然化”，都將人與自然統一化，整體化。這都為中國的整體性思維奠定了基礎，整體性思維顧全局，從整體綜合分析利弊，慣于辯證看待矛盾雙方，統一對立。而西方哲學從柏拉圖到近代哲學，始終以“主客二分”作為哲學的主導原則。西方國家慣于用觀察和實驗來對事物內部結構進行分析，探究過程由分析性思維作為主導。
4.3.2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
形象思維是用直觀形象和表象解決問題的思維。而抽象思維是人們在認識活動中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對客觀現實進行間接的、概括的反映的過程（百度百科）。中國人屬于形象思維，習慣于用形象的方法表達抽象的概念，習慣于將抽象的事物具體化。在言談中，中方慣于使用形象類比的方法進行論述。而西方人在抽象思維支配下，習慣運用概念進行判斷、推理，在言談中多用含義模糊，指稱籠統的抽象名詞來表達復雜的理性概念。
4.3.3螺旋形思維和直線形思維
先分后總，先說原因后說結果，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直覺、具體為特征，思維活動大多是螺旋式地繞圈向前發展。螺旋式思維支配下的語言表達一般以敘述事情背景開頭，或是羅列客觀上的條件，或先說明引發問題的原因，或是擺證據，其次才是做出結論。語言的結構迂回向前，重鋪墊，讓聽話人有思想準備。與中方螺旋式思維大不相同，西方人慣于開門見山，把話題結果放在前面，再進行層層推演。在遣詞造句，布局謀篇上講究從一般（general）到具體（specific），從概括（summarize）到舉例（exemplify），從整體（whole）到個體（respective）。
5文化差異下對商務英語語用能力的探究
針對以上所述的三項交際上的文化差異，作者提出以下建議。(1)中西方的交際原則和模式大不相同，在商務活動中，禮貌體現在盡量往對方價值體系上靠攏，工具型情感下既以目的利益為先，所以應盡量規避中國習慣的“客套話”鋪墊，否則會給對方你不是誠信合作或喜歡拐彎抹角的印象。其次，權威和長者并不被西方文化推崇，民主、自由和平等才是英美國家的主流。所以商務活動中不提倡“倚老賣老”和任何形式賣弄權威的語言行為。再者，考慮到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沖突，商務者應充分理解個人主義并利用個人主義，努力規避由于價值觀不同而產生的矛盾。在商務接待活動中，組織語言時需考慮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差異，堅決規避以下錯誤：參照自己母語中的習慣表達，把自我的思維不加轉換，直接用目的語傳遞給對方。(2)中西方在交際禮俗上也不盡相同，為了讓交流更流暢，建議多積累西方國家的慣用表達方式，以求在特定商務情境下說出地道的語言，從而讓對方真正理解到你所要傳遞的信息。具體來說，語言表達應以讓對方舒適為界限，組織語言時應考慮到對方不愿隱私被侵犯的文化前提。鑒于時間觀念的差異，實施商務活動的特定項目之前應提前進行預約，語言表達應嚴謹并將對方的日程考慮在內。(3)中西方在思維方式上有著顯著的差異，在不同的思維特征支配之下，中西方在交際時的語言表達上也存在著差異。想要說出純正的英語，必須得學會將中式思維轉換成英式思維。在整個涉外活動中，學會用邏輯去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語言表達應講究連貫性和邏輯性。商務交流或談判之中忌語言表達冗長，轉變中方習慣的鋪墊式交流，談判內容根據工作要點逐步展開。
6小結
跨文化交際中，不同的文化意味著不同的交際模式、交際禮俗和交際思維，而這些差異貫穿在整個對外商務活動之中，對商務活動的成敗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傳統的“英語+商務”學習模式逐漸暴露出弊端，語用失誤不斷，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出來。文化差異之下，商務英語的語用能力無疑是商務交際成功人士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本文著眼于影響商務交際活動的幾項中西文化差異，進一步提出了對商務英語語用能力的思考，以期帶給廣大商務英語專業人才一些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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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val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ir root causes； then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based respectively o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finally， with reference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conformity and compatibility.
關鍵詞： 公司治理；中西比較；文化差異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Sino-West comparison；cultural differences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32-0136-02
作者簡介：李秋孟（1989-），女，四川南充人，華南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公司治理。
0 引言
許多因素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中包括經濟制度，國家政策，市場性質以及文化元素等等，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實際上，一個國家的治理模式很難照搬到他國的公司治理系統中是因為每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元素。因此，在考慮借鑒別國優秀的公司治理模式經驗之前，你首先應該考慮到兩個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結合社會文化背景來探討公司治理的模式。因此，只有針對一個國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因素來對公司治理機制進行改革才能使企業保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并且實現其高效，穩定的發展。
國內外學者對中西方公司治理及其差異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得出了許多切實有用的成果。但從總體上來看鮮有專門從中西方文化差異角度全面闡述中西方公司治理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模式。因此，本文試圖從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視角入手來對它們所對應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比較，憑借西方先進的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經驗來對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公司治理策略進行整合，從而使其能對中國公司治理模式的優化提供具體的措施與所存在問題的解決辦法。
1 基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僅僅是公司領導者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它還是與各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法律、歷史環境相互適應的結果。由于社會制度以及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中西方在傳統文化上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陳述文化元素對中國公司治理的影響時有必要對中西方的文化進行比較，從他們之間的差異的來比較分析各自所實行的公司治理模式。
西方文化主張 “非平均”觀念。這種觀念始于亞里士多德，他將一個人應得的東西與他的貢獻相聯系。這一觀念在公司治理結構理論中體現在建立激勵約束機制上。由于人信息不對稱，就很有可能產生經紀人“偷懶”的行為。這就涉及了財富的分配與其所做出的貢獻掛鉤以激勵或者約束經紀人的行為。西方文化還強調“法治”，這一觀念是建立在人是利己、排他等“性惡”的理論基礎上的。因此，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需要法律來解決矛盾。“法治”觀念對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行法人治理有著深刻的影響。西方的文化中崇尚個人主義，強調獨立意識和創造意識也決定了其必然通過法制而不是通過道德約束自我、維護社會穩定。
中國文化崇尚的是平均主義、集體主義，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主張就是該價值觀的體現。這一觀點體現在我國公司治理的資本市場上，國有股權比例高導致自理效率低下，大股東控制股東大會，對小股東利益保護不足，加上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歷市場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這都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公司的治理水平。并且，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在人性論上突出“性善”，國人將“行善”作為至高的道德行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甚至將“行善”與人類走向最高信仰的路徑聯系在一起，止于至善。而一個充滿善意的公司，必定是由善良者設計的公司，具有善意的治理結構。這就決定了我國在進行公司治理的過程中是往往更加重視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期待用道德來約束員工的行為而非正式的制度制約。不過目前我國的股份制改造都是依據“公司法”在進行的，法規是比較完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公司治理總體的模式上強調“法治”文化。
2 基于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公司治理模式
對應上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都有著各自對應的公司治理模式。西方國家如英美等國家資本市場發達，資本積累充分，企業融資以股權資本為主，股權相對分散，并且一直遵循著“投資者”和“股東至上”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哲學。所以他們采取了以市場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它的特點體現在市場監督控制上，主要依靠高效運行的資本市場來監督和激勵企業經營者，即通過證券市場對公司和經理人員進行管理和控制并間接通過非執行董事、接管、破產、經營者激勵等措施實施控制。外部市場監控在公司中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其中在激勵措施上美國傾向于物質型激勵，并且在企業中對員工的激勵是通過正式制度進行協調的，這樣把員工之前的關系就建立在了工作任務的基礎上，不像中國重視人情和非正式關系。
反觀我國由于私有企業發展時間歷史較短，國有經濟的存在，以及資本市場不成熟等原因，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著很多問題。在治理結構方面，我國實行單層董事會制，由股東大會、懂事會、監事會和經理構成。股東大會任命董事，組成董事會。由股東代表出任的監事與職工代表選舉的監事組成監事會，監督董事和總經理。我國《公司法》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職權劃分互相重疊，沒有創設監事會履行職責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監事會對董事會行為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在資本市場方面，我國股票市場上可流通股少，機構投資者投資較少，大股東控制著股東大會致使小股東的權益不能被有效保護。在經理人市場方面，激勵的競爭機制和不完善的經理人激勵約束機制會迫使經理人員過度追求利益或者是過度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些都使得經理人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義。
雖然許多公司都通過借鑒別人的經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大多是“形似而神不似”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我國公司治理結構、資本市場、對管理層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還不完善，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會直接導致公司治理效率的低下，影響公司的發展。
3 中國公司治理模式與自身文化相適應的策略
現代公司治理模式強調權力制衡、相互監督、信息對稱及制度至上的觀念。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強調和諧、集權、含蓄、人治等。這必然會導致在中國推行現代公司治理模式時會產生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反應到公司治理的結果就是上述問題：現代公司治理模式與中國文化的不匹配，進而造成公司治理的效率不高，效果不佳。要解決這些問題：一要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文化的公司治理模式，這要求我國在建立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時要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摒棄消極因素，并把現代公司治理文化因有機的融合進來；二是在我國文化元素中需求適合公司治理模式發展的相關要素，為我國建立獨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創造良好的內外部文化環境。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形態意識的改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企業不應該也不能試圖去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應該主動積極的選擇和整合那些能夠支撐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基因，來為建立適合我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服務。
3.1 優化股權結構，推行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優化股權結構可以通過推行股權分置改革來實現全流通，使股票價格反映企業真實地經營業績，這樣不僅可以改變“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實現大股東相互制衡，同時防止股權過于分散，導致內部治理和控制系統失效。除此之外，股東還可以通過利用“用腳投票”使得經營者感受到來自外部市場被收購接管的壓力，充分轉劣勢為優勢。
3.2 加強市場監督，重點完善企業的內部監督機制，健全法律法規體系 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資本市場在我國大環境下看來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國不可能在短期內建成像美國那樣規范發達的金融資本市場，對公司經營的監督也不能依靠股東在證券市場上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來完成。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規體系這一市場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對企業的監督還是要以加強公司內部治理為主。這方面借鑒日本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經驗，如完善內部相關法規，明確各自的權責范圍，強化信息披露制度等。此外，我國在明確國家證券管理部門監管職能的同時，充分發揮行業組織自律管理的作用，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可以使信息需求者做出正確的決策。
3.3 探索和完善經理人激勵及其約束機制 我國需要通過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發展資本市場，培育經理市場，加強經理市場信譽機制。同時積極推進經理人各種激勵機制，如經理人持股這種能充分發揮上市公司契約治理能力的方法。這樣使得管理層在以提高企業價值為前提，能更多的加強對自身行為的約束或者解放對自己過分的束縛，最終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最后由于我國與西方文化的存在差異，所以在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過程中不能一味地照搬美歐模式，需要結合我國自身的文化特征來完善現有的激勵機制的同時，還要積極探索創新型的激勵機制來適應我國的文化基因。
4 結論
文化傳統作為非正式制度的基礎，對制度運行的效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制度被借鑒到一個新的地方，如果不能與本地的文化傳統想兼容的話，那就失去了借鑒它的意義，甚至有可能還會危害到原有一些有利制度的運行。現代公司治理理念與我國傳統文化這兩者的關系就是這樣一種對應的情況。如果不對現代公司治理理念中與我國傳統文化相左的因素進行調節的話，就會影響企業治理效率，甚至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然而并不存在一種通用的最優的公司治理模式，這也要求在選擇一種公司治理模式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一個國家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我國來說，在選擇公司治理模式時不能簡單地照搬國外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必須正視其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繼承、吸納適應國外優秀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要素，并且針對這些文化特點使得借鑒來的公司治理模式“本土化”。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實現文化與模式的妥協與契合。這也要求推行特有公司治理模式的人具備跨文化思維，這樣才能使自己所推崇的公司治理模式很好地為我國公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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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家庭教育 父親角色 中西方 差異
“角色”一詞最初是在戲劇中使用的概念，后被社會學借用，指“與人的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和行為規范體系”[1]。“父親角色”沒有統一的定義，從傳統養家者的經濟角色，到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道德指引者，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性別角色榜樣，再到70年代中期以來的多元化角色，有關“父親角色”的界定一直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父親角色”被籠統地定義為“特定社會對父親期待（規定）的行為（職責）”[2]。本文中的父親角色主要指父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家庭教育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長對子女實施的教育。中西方的家庭教育有所不同，父親角色在不同的家庭教育中又存在差異。雖然存在差異，但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卻是共同的，父親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僅能與母親角色的相對缺陷形成互補，還能促進子女身心健康發展，使父親自身及妻兒的幸福感有所提升，從而有利于家庭和諧，有利于社會和諧。
一、父親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的差異性表現
在對子女進行家庭教育的過程中，中西方父親在參與程度、教育內容及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一）“缺席”與“在位”
“缺席”與“在位”是中西方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參與程度的差異性表現。中國父親的缺位現象在城市和農村都有出現，在核心家庭、傳統家庭及婚內家庭、離異家庭的家庭結構中，都會出現顯性或隱性的父親缺位現象。據《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調查統計，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父親一方外出的就占40.2%，4.3%的留守兒童一年連父母的電話也接不到一次。城市家庭中，據英孚教育聯合騰訊教育頻道的問卷調研顯示，在近5000個被調查者中，78%的人認為爸爸陪伴孩子的時間不夠，僅6%的爸爸會把80%以上的業余時間用來陪伴孩子，但用來親子共讀、科學探索等高質量的互動僅占不到25%。因此，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少之又少，陪伴質量更是得不到保證，這是中國父親參與家庭教育的普遍狀況。傳統家庭中，孩子主要由祖輩照顧，易出現教育不一致；在核心家庭中，很多男性忙于工作，經常不能陪伴孩子，孩子雖然生活在雙親家庭，卻只感受到母愛，出現很多“婚內單親媽媽”，很多爸爸變成“隱形爸爸”；在離異家庭，父親很少有機會和意愿陪伴孩子，忽視孩子的身心健康發展。
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父親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則穩步上升。相關調查結果顯示，1965～2010年間，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從每周2.6小時大幅增長到7.2小時。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201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家有5歲以下孩子的父親，96%跟孩子一起進餐，98%跟孩子一起玩，90%給孩子洗澡、換尿不濕或者穿衣服，60%給孩子念故事書。即使孩子父母離異，孩子的父親也會時常陪伴孩子，注重孩子健康成長。
因此，與中國父親相比較，西方國家的父親在陪伴孩子時間、質量方面更可觀，對孩子成長更有利。
（二）“集體”與“個人”
“集體”與“個人”是中西方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內容的差異性表現。“集體”指中國父親注重培養子女的集體意識，“個人”指西方父親注重培養子女的個性發展。集體主義文化是中國的一大文化，這一文化強調個人與集體的關系，通過集體中的他人對自己進行定位，認為個人價值只有在集體中才能發揮出來。受此影響，在家庭教育中，中國父親喜歡把自己的孩子跟別的孩子做橫比，引導孩子用外在的標準衡量自己，以了解和調整自身在集體中的位置，從而能夠更好地適應、服從和服務集體。如2012年春節期間，漫畫《別人家的孩子》走紅網絡，引發了網友的感同身受，反響熱烈，很多網友瘋狂轉發，轉發和評論量一度達到了13萬之多。不少人紛紛吐槽，最恨“別人家的孩子”，因為父母總是拿自己與“別人家的孩子”比較，而且自己永遠不如“別人家的孩子”。同時，《武漢晨報》、《楚天都市報》、《揚子晚報》、《江南時報》、《青年報》等報紙都刊登了這則漫畫，一時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共鳴。
與此相反，西方父親對孩子教育內容的側重點則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強調以人為本，注重發揮個人的創造性，認為個人高于集體，個人是有別于他人的獨特個體，集體應該滿足個人的需要。西方父親普遍重視孩子的個性發展，他們認為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孩子都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天分，因此，西方父親在對子女進行家庭教育的過程中，會引導孩子表現自己的天分，充分開發孩子的內在潛能，培養孩子的創造性。“你真棒”是美國家長經常用來鼓勵兒童的一句話，通過鼓勵培養孩子的自信心，激發孩子的創造力。
所以，家庭教育中，中國父親注重通過橫比培養孩子在集體生活的能力，而西方父親很少拿孩子做比較，更注重孩子的個性發展，導致中西方孩子在個性發展及社會化過程中的差別。
（三）“管教”與“陪伴”
“管教”與“陪伴”是中西方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方式的差異性表現。中國父親在對子女進行教育時，大多數是直接告訴孩子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或者在子女做錯事情時出現呵斥甚至打罵行為，“不行”、“不許”等命令式詞匯更常見。在中國父親看來，子女是父母的附屬品，父母賦予子女生命，子女就應該聽從自己的命令和管教。同時，大多數中國父親認為子女沒有社會經驗，而父母是有一定社會經驗的，他們認為對子女進行管教能幫助其少走彎路，所以中國父親在對子女的教育中大多數扮演的是管教者的角色。
而在西方家庭教育中，父親普遍扮演陪伴者的角色，他們會鼓勵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讓孩子從自身實踐中獲得經驗和教訓。在西方父親看來，人生而平等，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父母與孩子處在平等地位，所以西方父親會選擇尊重孩子的意見，他們會選擇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長，引導孩子獲得對世界的正確認知。西方父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是陪伴者的角色，與中國父親管教者的角色存在教育方式上的差異。
二、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父親角色存在差異的原因
（一）古代“父權”觀念的影響程度不同
父權是一種比較古老的權利，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一定時期內都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其歷史法律中都有相關對父權的保護條例。具體來說，古代父權主要包括父親對其子女的生殺權、責罰權與送懲權、財產權。“但中西方法律在內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國的父權幾乎是絕對的、永遠的，而在西方社會，則有一定限制，并隨社會發展而有所不同。父權在中國一直得到強化，在西方則逐漸削弱，最終走上不同道路”[3]。隨著時展，尤其商品經濟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轉變，古代西方的父權觀念逐漸淡化，西方的孩子逐漸被視為獨立的個人，所以有關父權觀念的影響在現代社會基本已經消失殆盡了。
但中國不同，由于中國是自然環境比較封閉的農耕社會，因此當父權觀念在西方社會逐漸淡化的同時，中國的父權觀念還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家庭，甚至在現代化社會，父親仍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撐，這種現象尤以農村家庭為主，而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父親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可能導致父親的優越感，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父權觀念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受到古代父權觀念影響程度不同，父親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就呈現出差別。
（二）父親自身的角色意識程度不同
“現代科學在探索兒童心理發展的過程中發現，父親對孩子來說和母親一樣重要，只是其影響方式有所不同”[4]。同時有較多研究結果表明，父親對孩子的認知狀況、個性發展及社會化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若父親普遍缺失對孩子的家庭教育，孩子各方面健康發展則會受到影響，部分孩子甚至走上危害社會的犯罪道路。因此，父親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對于父親角色的重要性，中西方父親的意識程度存在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國家關于父親角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推進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父親自身的重視程度有所差異。關于父親角色的理論研究，西方國家起步早于中國，而在其理論支撐下，西方國家開始重視父親角色，在實踐中一步步推進父親角色參與家庭教育的程度。在國家和社會的支持下，西方父親普遍認識到父親角色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們會主動參加相關親子教育培訓課程，會積極主動地與孩子一起參加各種活動，如美國的父親會帶孩子參加童子軍組織，在這個過程中父親會陪伴孩子一起成長。
中國父親有所不同，由于國內對父親角色的研究起步比西方晚，社會上有關的親子教育活動普遍較少，主要以專家講座形式開展，且宣傳覆蓋面較窄，因此中國父親了解父親角色重要性的途徑較少，從而導致中國父親對自身角色意識程度整體性不高現狀。另外，由于中國父親主要把精力放在掙錢養家上，投入家庭教育的時間相對較少，即使部分父親能夠意識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付諸的家庭教育實踐活動與西方父親相比仍存在較大差異。據2006年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僅有28.3%的父親聽說過“父親帶大的孩子更聰明”，其中，城市地區有33.5%的父親聽說過，農村地區僅有21.5%的父親聽說過。另外，約有25%的父親不知道自身對孩子成長有何影響力，23%的父親只能籠統地說出是孩子的榜樣，只有35%的父親零散地談到了一兩點影響，如對孩子性格、三觀、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影響。由此可見，關于對自身獨特角色的認識，中國父親沒有認識到，或者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三）母親態度及他人看法不同
羅斯?帕克和艾斯利?拜特等人于1993年就發現：母親所持的態度與父親的實際參與水平有關，這個結果是他們通過調查300位初為父母者得到的，其中父親在育兒過程中均有所投入。具體來說，“母親對父親的育兒技能和參與活動感興趣及對父親參與水平的評價等都能對父親的參與水平產生影響”[5]。因此，母親對父親角色投入家庭教育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父親的參與程度。
在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中，母親主動承擔大部分教育責任，但是中西方母親對父親角色投入問題存在態度上的差別。例如，當父親給孩子喂奶或者換衣服手腳笨拙時，中國的母親大多會說“你放那兒，讓我來”，而西方母親可能就會耐心教導父親的動作，這種反差可能造成中西方父親在角色投入中積極性的差異。另外，中國人看到父親整天和孩子膩在一起，可能就會覺得這位父親“奶味”較重，也會質疑這位父親的工作能力有問題，在中國人的價值觀里，父親的形象應該是高大上的，是忙于掙錢養家的，這就間接導致在意他人看法的中國父親可能避免或減少角色投入。
但對于西方人而言，家庭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們看來，陪伴孩子是正常的事情。例如，部分美國的男衛生間里，有專門為帶孩子的父親準備的換尿布臺。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父親角色投入家庭教育更常態化。
（四）政府政策和資金支持力度不同
“目前，不少國家的父親可利用三種形式的假期照顧年幼的孩子，分別是父親假、育兒假及在孩子有突發狀況時的臨時假期”[6]161。瑞典的父母一起可以獲得480天的帶薪病假，其中60天是分別分給父親和母親的，另外孩子出生時，父親還有額外的10天帶薪假期；芬蘭父親有最多可達54個工作日的陪產假，可以和母親共同分配孕婦假期休完后的育嬰假，同時有育嬰假后的育兒假，以及兼職育兒假；英國法律規定父親享有兩周法定陪產假，允許夫妻共享育嬰假，西方其他國家，如美國、保加利亞等都有相關假期。西方國家在相關法律政策出臺后，加大了資金支持力度。據相關資料顯示，美國“近來最重大的政策發展莫過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過”，“這導致2006年至2010年聯邦計劃每年要分配1.5億美元支持婚姻和父親項目。5000萬美元已經作為推進責任型父親項目的支持金預留下來”[7]189。另外，美國白宮于2012年6月專門發了“中央文件”，題為《促進有責任感的父道》，促進美國社會有責任感的父道，讓更多孩子健康成長。同時，美國聯邦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父道”網站，以幫助美國的父親成為一個更有父道的父親。因此，西方父親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得到了政府政策及資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父親角色的投入程度。相比較而言，中國沒有父親假、育嬰假等相關假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父親角色投入不及西方。
三、中西方父親在家庭教育中角色扮演的相互借鑒
中西方父親角色投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存在差異。但在家庭教育過程中，中西方父親角色的扮演各有優勢所在，中西方父親要相互借鑒。
（一）中國父親應積極主動參與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全民教育、終身教育。家庭教育對孩子的影響最深刻”[8]。相關研究表明，父親參與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成長尤為重要。父親參與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性別角色、個性形成及行為塑造等都起著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因此，身為父親，一定要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角色。相比較而言，西方父親參與家庭教育的積極性要高于中國父親，因此，中國父親應該向西方父親學習，積極主動地自覺參與到家庭教育中。一方面，中國父親要從思想上積極主動起來，積極了解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從而提高認識，端正態度。另一方面，中國父親要從行為上積極主動起來，積極投身于家庭教育活動，陪伴孩子健康成長。
（二）中國父親要重視培養孩子的創造性
根據美國權威學術機構2004年2月17日公布的一張“全球最有創造力的國家”排名榜，北歐國家瑞典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國、芬蘭、荷蘭、丹麥。這些西方國家之所以有較強的綜合創新能力，除了制度開放，同時與家庭教育密切相關。西方父親在參與家庭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培養孩子的個性發展，孩子的創新能力在父親引導下逐漸得到培養與發展。中國父親在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的過程中，給予過多的身體保護和物質嘉獎，反之，給予的情感呵護及精神鼓勵則較少，尤其在父親缺位的現狀下，祖輩撫育孩子的情況較為普遍，而祖輩又過于溺愛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束縛孩子的創造性發展。因此，中國父親要學習西方父親，注重培養孩子的個性發展，從而讓孩子的創造性得到發展。
（三）西方父親要重視培養孩子的集體意識
個人與集體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集體由個人組成，個人是集體中的個人。因此，在重視孩子個性發展的前提下，適當培養孩子的集體意識，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適應并融入集體。在這方面，中國父親比西方父親更具優勢，因此，西方父親應向中國父親學習。一方面，父親要讓孩子認識到國家、社會、集體的重要性，在必要的時候，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另一方面，要培養孩子的全局觀念，學會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當集體利益需要個人力量的奉獻時，要不吝嗇給予。
（四）“管教”與“陪伴”合理結合
“管教”與“陪伴”合理結合，指中西方父親參與家庭教育時，要善于采取嚴格教養與民主教養相結合的教育方式。“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嚴格型的父母教養方式并沒有導致比西方國家有更多兒童在社會性發展方面出現問題，而對兒童的心理發展有積極作用”[9]。雖然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背景有所差異，各自社會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但西方父親仍可合理借鑒中國父親的嚴格型教養方式，對孩子進行適當管教。同樣，中國父親可學習西方父親民主式的教育方式，給予孩子更多陪伴，讓孩子感受到更多理解和溫暖。因此，中西方父親在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時，要善于將“管教”與“陪伴”相結合，掌握適當時機，促進孩子身心健康發展。
父親角色參與家庭教育至關重要，政府、社會、家庭及父親自身都要提高認識，同時采取相應措施促進父親角色參與程度，提高父親角色參與質量。家庭教育中，中西方父親角色參與存在顯著差異，但各有優勢所在，要相互借鑒，充分發揮父親角色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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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劇，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交流越來越頻繁。但是
在這種社會大變革、思想大交融、觀念大碰撞的背景下，中西文化中的一些深層次的東西仍舊在潛移默
化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我們看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對此，我們將一一加以解讀
。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表現
（一）飲食文化差異
1.飲食觀念的不同
中國飲食注重"味"，雖然中國飲食注重色香味俱佳，但其真正魅力就在于它的味。寓形于外，寓味于內
；西方的飲食觀念則凸顯著理性，不論食物的色、香、味如何，營養一定要保證。
2.飲食方式的不同
在中國，無論是大宴席還是小聚會，形式只有一種——團團圍坐，共享一席。氣氛和諧、濃烈、熱情，
典型的代表就是火鍋，熱氣騰騰、好不熱鬧；西式宴會則注重人與人的自由交流，典型代表就是自助餐
。大家各取所需，行動自由，方便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
（二）建筑文化差異
1.從建筑布局上
中國傳統建筑講究整體、群體，講究中軸對稱。如故宮、阿房宮等，體現出一種大氣、氣勢磅礴之勢；
西方古典建筑則多注重個體，空間上講究突兀高聳，如典型的科隆大教堂等"哥特式"建筑。
2.從建筑理念上
中國傳統建筑的風格具有敦實、平緩、溫和等特征，表現的是入世的生活態度，故稱為"人本主義建筑"
；西方傳統建筑風格具有突兀、冷硬等特征，體現的是宗教神靈的出世精神，故稱之為"神本主義建筑"
。
（三）醫學文化差異
1.思維方式不同
傳統中醫學的"整體觀念"體現了辯證思維方式，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相互包容。西醫學方法論則是事
物單一性，體現了主客二分的哲學思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相互對立，不容混淆。
2.系統論
中醫在研究人體時，一方面把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整體，即天人合一；另一方面，把人自身也看作為一
個整體；西醫則主要是尋找事物的本質規定性，原子論是西方醫學的立論基礎，即西醫學把人體分割為
小系統，把整體分為部分，一段一段的切分，彼此不連通。所以易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
此外，中西方文化在文學、藝術、繪畫、體育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差異。綜合而言，中國重整體、綜合
，西方重個體、分析，其根源在于思維方式的不同。
二、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
思維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它體現也制約著文化的發展與走向。從總體上看，中西方在各自的歷史進程
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
（一）辯證、整體性思維與個體、分析性思維
在思維的方法上，中國人長于辯證、整體思維。古人世間萬物"現象"中發現事物都有對稱性，如陰陽、
男女、天地等，因此要認識、洞察、改變世界就需要從對立中把握統一，從統一中看待對立；西方人則
長于個體、分析思維。相對中國人所關注的"現象"，西方人自古以來更加關注萬物的"本質"。從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時代起，先哲們就主張主、客二分。二元對立的宇宙觀使西方人重視個體，強調由一到多
的思想，以分解的觀點看世界，把整體分解為部分，盡力把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搞得清楚透徹，從而形
成了其個體或者說是分析思維模式。
（二）迂回、曲線式思維與直線式思維
在思維運行線路上，中國人通常表現為迂回式、曲折式、圓式，西方則表現為直線式。中國人重視圓融
、舒緩、和諧的人際關系，希望達到天人一體的境界。遵循上下有序、長幼有別的人倫秩序，形成了有
序思維定勢。人與人之間相互依靠，注重團結，他們一般不健談，盡力避免與人對立，說話喜歡繞彎子
。向別人提要求時，一般先是陳述背景、原因、時間的來龍去脈，以便引起對方理解和同情或者使對方
有個思想準備，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如此，也會提的非常含蓄、婉轉，給雙方都留足面子。
"由于西方文化的分析性特點及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思維淵源，一般認為西方人的思維呈線性方式展開
，在一個方向上向前運行，是一種由點到線，以線為主體的直線式思維方式。強調世界的統一性、非矛
盾性和排中性，認為一個命題要么是對，要么是錯，沒有中間的選擇。" 他們追求自由、開放與民主，
注重表達個人意見，待人誠懇、直截了當，不繞彎子，習慣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地陳述看法或觀點，然
后再交待事件的背景、原因、條件等，以引起聽者的注意和重視。他們公私分明，按規章辦事，遵循游
戲規則，不徇私情。不講究客套，言行也不受繁文縟節的約束。在交往過程中如發生意見相左、相悖甚
至發生沖突時，敢于直抒胸臆，遵循事實的是非曲直，不受太多感情的駕馭，養成了直截面對和解決沖
突的個性。
（三）具象、感性直覺思維與抽象、理性邏輯思維
中西方在認識、改造世界過程上，漢民族重體悟、重直覺，即注重切身體會和直觀的感受和思考。
漢民族擅長具象思維，善于把握具體的事物。如中國的漢字起源于圖畫，后發展成"隨體詰屈、畫成其物
轉貼于
"的象形文字，達到"見形知意"的效果。綜合運用比喻、聯想、象征、類比等方式，表達抽象的概念和意
義，從而使其變得具體、直觀、立體可感。使用象形文字促進了中國人的形象思維的鍛煉，提高了中國
人的歸納、綜合的能力。
西方人則擅長抽象與邏輯思維。古希臘的眾多哲學家大多也同時是自然科學家，他們追求的是探索事物
的本質。因此，他們注重理性的觀察和思維，注重"以事實、假設、試驗為基礎，通過觀察、思考、縝密
的分析、推理、論證，最終抓住事物的本質，而形象往往是無足輕重的，因而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式
成為認識事物和把握真理的最基本手段。" 另外，西方人的拉丁字母語言屬于拼音文字，詞義與字形相
分離，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系，兩者主要依靠特定的語法邏輯關系。因此，這種推理、演進的習慣就促
進了抽象與邏輯思維能力的發展。
三、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原因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這種差異，絕不是東西方人在大腦生理機能上有所不同，而是因各自的歷史文化、經
濟發展、地理環境等因素的不同造成的。
（一）歷史文化演進過程的影響
中國上下五千年，漢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而主宰的是儒道傳統文化。在古代，認為天是最高權威
，人間的萬事萬物都由天來決定。在集體和個人、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上，中國歷來注重個人服從集體、
局部服務與大局。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來自天的規定與安排，依賴的是道德、倫理力量的維護，這
就形成了中國人重人事、人治，并通過人治來實現政治一體化的思維模式。
西方文化則起源于古希臘文化。古希臘時期，在社會生活中強調的是人的個性與自由，后經過文藝復興
運動和法國的啟蒙運動，不僅僅得到了復興和繼承，并且有了極大的發揮。同時，西方社會注重人與人
之間的契約，重公平、法治，注重對個人意愿的保護，從而使西方成為一種以強調個人主義為主要特征
的社會。
（二）東西方不同經濟制度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經濟模式是傳統的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在這種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先民們意識到莊稼
的豐收需要風調雨順，離不開大自然的甘風玉露，進而悟出"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道理，莊子的《
齊物論》即體現了此種思想。所以中國的傳統思維是重心術、向內求，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是也。封建專制下的政治制度是"家國同構"，是通過家庭倫理道德規范來推定國家統治秩序，典型
的"人治"。"這種以家庭倫理為重的觀念使人們在群體行動中容易服從某些特定的權威，不喜歡堅持個人
的權利。這種"農業文明性格"造就了東方人注重倫理道德，以求同求穩為處世原則。"
西方文化發源地--希臘半島，其經濟主要以商業、航海業、手工業為主，由于它們的發展從而引起了古
希臘哲學家對幾何、物理、數學和天文氣象的興趣，并逐步形成了西方注重實踐、注重揭秘、注重探索
自然、注重實驗的傳統。后發展到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實驗科學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其相對應的理
性、邏輯思維方式便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近代工業大革命以后，大工業生產方式的組織性、嚴密性
特點都大大促進了西方民主性、科學性的發展，"競爭精神"、"自我實現理論"、"自由主義"、"公平理論
"已發展成西方人思維方式的典型特點。這種"工業文明"性格塑造了西方人自覺維護個人利益的法律意識
和較強的斗爭、抗爭精神，并且形成了自由、平等、獨立的處世原則。
（三）地理環境的影響
中國東臨大海、西靠高原山脈，是典型的封閉大陸型地理環境，受到大自然的外在壓力較少，人們處事
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并認為"天人合一"，認為人和自然是相互統一和融合的。同時，近一千萬平方
公里的廣袤陸地形成了中國人博大、超然的胸懷，表現出超人的忍讓與隱忍性格。但是，在這種封閉的
轉貼于
大陸環境下居住的人們，缺乏交流和競爭，保守內向，眼界相對狹窄，形成了文化獨尊意識和狹隘的民
族中心主義，使中國人的思維成為局限在本土之內的內向型思維。
而西方國家多島國或半島國家，地處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這種環境促進了當地航海業、工商業的發
展。同時，海洋是多變的、波動的、不穩定的，其動蕩不安、山風海嘯的環境也造就了西方人注重武力
征服和空間拓展的個性。居住在沿海地區的人們，與外界的交流和競爭相對較多，鍛煉了其外向、擴散
、發散式的思維模式，思維的視野偏向于空間的延展，不受地域與邊界的束縛。正如近代學者梁啟超所
言，瀕臨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氣"，敢"進取"。 外向型思維使他們具有求新、求變、好動的性
格。
正如卡爾·普利布蘭姆在《思維方式之矛盾》中所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和睦的關系之
所以受到阻礙，不僅是由于文化的復雜多樣，更是由于思維模式的差異，就是說，是由人們確定知識來
源和進行有條理思維方法上的差異造成的。" 因此，在我們學習過程中，只有深入了解中西方思維方式
關鍵詞：法律英語 英語翻譯 文化差異 法系差異 心理思維差異
法律英語，是以英語為基礎，用以表述法律科學概念及訴訟或非訴訟法律事務時所用的語種或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動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專業特點的語言。法律英語特點鮮明，在詞匯使用上莊重規范，書面語多，句法結構紛繁復雜，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動語態、綜合復雜句以及虛擬語氣等。法律英語目前已經成為法律與英語中的一門交叉學科，在社會上日益得到廣泛的重視和應用，本文主要對法律英語翻譯進行了總結分析，希望能夠對法律英語翻譯的進一步發展有所幫助。
一、法律英語的特征
法律英語就其文體來說屬于職業專用英語，是一種正式的書面語體，是應用語的一個分支，也是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一種語種。其行文莊重、結構嚴謹、表達準確。作為一種專用英語，法律英語在詞匯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體的選擇上都有自己獨有的特征，具體來說：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語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常包括慣用長句，分詞短語使用普遍（為了清晰地表達句意，法律英語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詞短語來代替從句做定語、狀語或賓語），介詞和介詞短語使用頻率高，條件從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語句法的這些特征是我們研究和對其進行翻譯時所必須深入考慮和分析的。
2.詞匯特征
詞匯特征是法律英語特征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具體來說分為使用法律專門術語（法律英語在長期的法律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個性化色彩的法律語言）；拉丁語頻繁被使用（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拉丁語在英美法律實踐中頻繁被使用）；相對詞義的詞語大量涌現；普通詞語被賦予法律含義，如Party在法律英語中被理解為“當事人”等。
3.文體特征
法律英語屬于書面英語。在起草法律文件時，嚴密準確是法律英語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嚴密準確的法律英語才能保障法律的權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圖并體現立法原則，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對法律進行解讀和執行，從而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語翻譯
1.法律英語翻譯的一般原則
法律英語是一種應用性比較強的語言類型，法律英語翻譯一般來說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則：①詞語使用的莊嚴性。法律英語由于其直接鑒定了雙方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對用詞的準確性要求相當高。這一點是在進行翻譯時必須牢記的。②準確性原則。在對法律英語進行翻譯時應當表達清楚具體，并盡量擺脫漢語思維習慣的影響，注意兩種語言在表達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因使用錯誤的詞語而使翻譯失去準確性。③精煉性原則。翻譯法律英語除了準確外，還應遵循精煉的原則，即用少量的詞語傳達大量的信息。精煉性原則要求應盡量做到舍繁求簡，避免逐詞翻譯、行文拖沓。④術語一致性原則。為了維護同一概念、內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終同一，以免引起歧義，即使同一詞語多次重復，一經選定就必須前后統一等。法律英語的這些翻譯原則是我們在進行法律英語翻譯時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
2.法律英語翻譯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語翻譯是國家間進行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法律英語翻譯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觀物質世界存在的民族差異性的障礙，促進國家之間的法律交流。根據筆者多年的學習、觀察，法律英語翻譯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選擇內涵最接近的法律詞匯進行翻譯。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間，有些詞的含義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在這兩種文化之間會存在內涵最為接近的詞匯，這時可以采用而不會導致太大的誤讀。②創造新的法律詞匯。很多的情況之下，譯者們在面臨一種文化中有而另一種文化中無的事物時，會采用音譯的辦法，翻譯法律英語時也需要進行一種創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羅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譯成“法人”，“due procedure”譯成“正當程序”等都是一種建設性的創新。③必要的解釋。由于中西方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異，法律英語中有許多的詞匯如果直接翻譯，就會使它的意義非常不明確，此時，在忠實原文內涵的基礎上做一些人為的增減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語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譯方法是我們在進行法律英語翻譯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轉貼于
三、影響法律英語翻譯的因素
1.語言文化差異
英漢兩種語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結構、遣詞習慣及句法層面上相去甚遠。英語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漢語句子則重意合，是靠邏輯事理的順序來實現意合、流動、氣韻三位一體的橫向鋪排的。由于兩種語言特征各異，再加之法律語言的措辭要求嚴謹，故在翻譯時往往不能正確遵循各自的語法要求，從而不利于表達。語言文化背景的差異已經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可和重視。
2.包括法系在內的法律文化差異
王佐良先生認為：“翻譯工作者處理的是個別之詞，面對的卻是兩大文化。”法律英語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對譯，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語涉獵范圍甚廣，包括各部門法以及諸多法律邊緣學科，故從事法律英語翻譯的人士須熟悉中英有關的法律知識，如果缺少相應的法律文化底蘊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識的了解，稍有不慎就會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錯誤。法律文化的差異目前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重視。
3.思維方式差異
中西方由于語言文化習慣、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的差異導致他們在邏輯思維方式上同樣存在差異，思維方式的差異一方面將影響到其思考、分析問題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其理解、翻譯語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說，思維方式的差異同樣是影響法律英語翻譯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語是法律與英語相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應用非常強的學科。法律英語翻譯之難就在于翻譯的過程要實現法律與英語的雙重要求。區別于其他的英語翻譯，法律英語由于其準確性要求高，法律知識面要求廣，因而法律英語對翻譯人員提出了更高的綜合素質要求。這既對他們是一個挑戰也是一次機遇。希望本文對法律英語翻譯的有關知識點的總結和梳理能夠對我們認識和把握法律英語翻譯，并進而提高法律英語的翻譯質量和水平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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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隱私 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 群體隱私
一、隱私問題研究現狀
隱私問題是跨文化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近年來，國內文化研究中對隱私問題存在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以西方人（這里的西方人指English-speaking people）的隱私觀念為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認為中國人不看重隱私。另一種傾向則認為西方人太看重隱私。
中西有關隱私概念的提法：
1.西方學界關于privacy問題的討論，源于美國學者Warren和Brandeis對隱私的界定。1890年，二人在《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中將隱私界定為“不受干涉”或“免于侵害”的“獨處”的權利。美國《布萊克法律詞典》認為，隱私權是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權利，或個人私事未經允許不得公開的權利。
2.《辭海》將隱私定義為不愿告訴人的事，也指有些見不得人的事。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并無提及隱私權字眼的明文條款。
3.隱私的概念既有客觀的定義，同時也因社會文化的差異，加上個人的主觀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別。西方學者Westin提出4種類型的隱私：分別是獨處、親密、匿名和保留。Altman也認為隱私不止一種。他把隱私界定為“自我或群體對旁人的接觸所做的選擇性控制”，即隱私是一種個體或群體防范外來接觸和干擾的一種保護觀念和機制。Altman明確地把隱私分為個體隱私和群體隱私兩種類型。
從上文中西方對隱私概念的提法中，我們首先明確一點的是：中文中的“隱私”和英文中的“privacy”并不對等。中文中的隱私是指具體的行為，這里不討論這些行為的合法不合法和道德非道德。這些行為也沒有上升到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的層面上。而西方的privacy很明顯是指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權利，或個人私事未經允許不得公開的權利。其次，本文主要通過討論中西方有關隱私的具體表現形式來闡述觀點。本文傾向于第三種提法。
二、對隱私的學理探討
隱私是人的一種生存特性。隱，即隱秘的，不愿或不便公開的事情；私，即私人的事務，是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間的事務。這種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間的隱秘的事務、活動及相關的信息就是隱私。它與公共生活空間、公共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活動及相關的信息是相對應的。
隱私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客觀性是指隱私是客觀真實的社會存在，其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主觀性是指隱私因人而異，也是指人們對自身隱私的態度。只要主體愿意隱瞞自身有關信息，即可成為隱私事實。每個人對于個人信息是否屬于隱私的判斷存在差異，個體的主觀態度影響著隱私的確定。
隱私具有針對性和兩面性。針對性主要是指隱私具有程度的區別，針對不同的人密級是不同的。主體對一個群體和對象可以敞開心扉，而對另一個群體和對象卻可能緘口不談，極力避之。兩面性是指隱私既具有隱匿性也具有宣泄性。人除了隱私需求之外還有溝通的需求，過分強調個人的空間和個人價值會給人際交往和人際溝通造成壁壘。正如屋子安裝窗子需要陽光，而又要裝上窗簾遮擋住刺眼的陽光一樣，是一個矛盾。這種矛盾不是激烈的對抗和沖突，而是需要在協調中平衡。只有在隱私需求和溝通需求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是適度的。
三、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
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傳統的價值觀，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價值觀，這套價值觀能夠幫助人們區分美與丑、善良與邪惡，這構成了人們的處世哲學、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在價值觀念體系中，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分別是中西文化的精髓，是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的關鍵所在。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強調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和目的，強調以集體利益為評價行為善惡的最高標準。要求其社會成員在個人利益與集體、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自覺地服從集體利益和社會利益，必要時犧牲個人利益，因此它提倡互相幫助與關心，以他人、集體為核心。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時起就開始追尋人的主體性，不斷倡導民主、自由，凸顯人的個性。它以個人主義為核心，推崇個人自由和權利，以個人利益的實現為社會發展的目標。
1.集體主義導致的隱私觀
在集體主義取向的影響下，中國人重視群體的統一和諧，追求隨遇而安，“要跟著黨走”，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也正所謂“行高于眾，人必非之”。這種長期以來的價值取向導致中國人在隱私方面的體現形式便必然是群體隱私。群體隱私還強調社會群體對個人的約束，不突出個人與個性，因而個體隱私則退居第二。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受到西方或多或少的影響，很多人也在呼吁要爭取個人自由和空間，維護個人隱私，但集體主義仍然是其主流價值觀。
案例1：
中國人的群體隱私觀體現在使用圍墻來保護家庭或群體的領域。在家有院墻，在單位有圍墻，在城市有城墻。墻內的人群是一個整體，不分你我。墻內的人都是“一家人”，所以“一家人不說兩家話”，而且“家丑不可外揚”。
案例2：
中國人見面時喜歡問“你吃過飯沒有？”“你到哪兒去？”等作為招呼語，并且愛問收入、婚姻等私人問題以示友好和關心。這些問候語在中國會使人感到溫暖、寬慰、人情味十足，也體現了群體間的和諧溫暖。
案例3：
在中國，尤其在農村（筆者深有體會），鄰里之間可以事先不打招呼到對方家去串門，而且可以在不考慮別人的時間安排而漫無邊際地聊天。因為中國人認為這種行為是鞏固朋友關系的手段之一。鄰里之間也可隨時叫對方一起打麻將、打牌，而且被叫方經常會“舍命陪君子”，以表示關系親密。這個案例體現了個人利益讓位于群體利益。
上述案例說明中國人在個人隱私與群體隱私的區分界限上是模糊的。中國人在個人隱私方面的意思較為薄弱，認為個人要歸屬于集體，在一起要講究團結友愛，互問冷暖，所以中國人很愿意了解、詢問對方的酸甜苦辣。但這種集體又是內外有別的集體。家與家形成各自不同的小集體，單位和單位如此，高校和高校如此，城市和城市亦如此。但上升到國家的層次上時，中國人民又會不約而同地形成一個大的集體。“汶川大地震”中體現出來的中國人的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是最好的說明。隱私在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國情下呈現的形態是不同的。群體隱私觀就是集體主義價值觀指導下呈現的具體形式。他們認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愛國如愛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國人把個人與群體統一起來了。王宗炎（1996）認為：“幾千年來，中國人絕大部分都住在農村，少數住在小城市。他們聚集而居，經常見面，彼此互相關心，幾乎無話不談，個人的事就是集體的事，個人與集體不分家。”
2.個人主義導致的隱私觀
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個人主義，個人是之高無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國人提倡的“隨遇而安”被西方人看做是缺乏進取精神的表現，是懶惰、無能的同義語，為社會和個人所不取。作為個人主義的直接產物――隱私權，在個人主義取向的社會中被看做是合法的、合理的，是人們的最高需求。西方人非常注重個人隱私，講究個人空間，不愿意向別人過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讓別人干預。隱私一般包括個人信息、個人私事和個人領域。
案例1：
西方人經常制定時間表，精心安排工作日程。邀請別人吃飯或參加聚會或到別人家去拜訪都要事先打招呼，這樣可以給他人足夠的準備時間，也是對他人私人時間的尊重，對他人個人隱私的尊重。
案例2：
My home is my castle是西方個人隱私觀的典型習語體現。每個家庭成員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自己的房間屬于自己隱私的一部分――個人領域，外人（包括父母親在內）不經允許不得擅自闖入自己的房間，否則就是對自己隱私的侵犯。
案例3（來源于來中國訪問的一美國學者）：
在他訪問的大學，一對男女學生發生性關系，女生懷了身孕，為此校方將男生開除學籍，女生受到了嚴重處分。他對校方的行為迷惑不解，認為校方多管閑事，管了本該屬于個人隱私的事情。這位學者在回到美國后告訴他的同事說，在中國沒什么隱私可言。顯然，這位學者對中國文化是不了解的。校方的處理方法是為了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維護正常的校規校紀，因此不惜以犧牲個體利益（個體隱私）來維護學校這個群體利益。
上述案例都是個人主義價值觀指導下的典型的個人隱私的體現。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貝拉(RobertBellah)和其他四位學者從1979年到1984年對200多名美國人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結果表明，盡管這些美國人職業、經歷與觀點不同，有一點卻相同，那就是人人都有強烈的個人主義意識。他們強調個人自立，注重對個人時間的控制，強調個人空間與他人的距離和個人私生活的不受干擾和侵犯。當然，西方法律的健全也無疑強化了人們對隱私權保護的意識。但西方并非不存在群體意識。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人開始深刻反思，提出不僅要強調個人主義，要通過競爭獲取成功，更要注意團隊合作精神；合作、雙贏，超越競爭；團隊合作精神比集體主義更具操作性，因為都是共同完成某件具體的任務而組成的團隊，都是身邊的人。
四、總結
文章通過對隱私研究現狀、概念及學理探討的介紹，并通過進一步分析導致中西隱私觀差異的文化根源，證明了認為中國人不看重隱私觀的觀點是錯誤的。中國人在隱私上集中表現為群體隱私，西方人則表現為個人隱私。隱私在跨文化交流中導致的文化沖突已屢見不鮮。在充分了解中西隱私觀和樹立正確的隱私觀的前提下，跨文化交流無疑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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