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5 10:40:0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理財投資政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關鍵詞：資本成本 約束效應 財務政策
作者簡介：
汪 平（1963-），男，山東臨清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鄒 穎（1972-），女，山東龍口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
袁光華（1965-），男，湖北云夢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
一、引言
財務政策研究是現代財務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財務政策是企業董事會、管理當局根據基本的財務理論、財務規則以及企業的發展戰略、行業慣例與客觀的內外部環境所制定的進行財務管理工作必須遵循或采用的基本的原則、程序和方法等內容的總稱。財務理論是制定財務政策的基礎之一，也是保障財務政策科學性、理性化的核心因素。作為嚴謹的財務理論的補充，以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尤其是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為工具而進行的長期、細致的財務政策的調研與分析進一步發展甚至修正了有關財務理論。科學、合理的財務政策應當既有財務理論的支撐，又符合企業所處環境的諸多理財慣例，尤其是可以促成理財目標的順利實現，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財務政策的研究是財務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一般認為，投資政策、融資政策與股利政策是企業的三大具有戰略意義的財務政策（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這三個財務政策的制定與優化均受到資本成本的嚴格約束，資本成本在其中發揮著重要而核心的作用。這些財務政策以及由此決定的理財行為將從根本上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以及價值創造實力。與國外管理優秀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尚未建立起科學地組織財務管理活動的機制。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通常沒有明確的、穩定的財務政策，當然更罔論財務政策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本文著眼于資本成本對于財務政策的約束效應，基于上市公司10年的面板數據，對我國企業的投資政策、融資政策與股利政策進行經驗檢驗，力求為公司財務政策的制定與優化提供理論與數據支持。
二、文獻評述與理論分析
從1958年到1961年，Modigliani和Merton深入研究了資本成本與投資政策、資本結構政策、股利政策之間的科學關系，奠定了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政策的制定與優化過程中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開啟了資本成本與公司財務政策的相關研究。
（一）資本成本與投資政策 投資政策又稱資本預算政策，是企業針對資本投資所制定的財務政策。Dean（1951）將資本成本作為資本項目取舍的標準，認為只有內含報酬率（IRR）超過其市場決定的資本成本水平的投資項目才能夠被采納。Solomon（1955）更是直接提出資本成本的基本作用在于為資本性支出是否可行提供正確而客觀的標準，即資本支出的取舍率。自此，從理論上講，資本成本在投資政策中的約束效應已經得以確認——資本成本是資本投資項目選擇的基準利率，且該基準利率要隨著項目的風險程度進行調整（Ehrhart，1994；Brigham和Ehrhart，2008）。因此真實的資本成本取決于資本的投向，不同風險程度的投資項目，應以不同的資本成本作為基準利率進行投資決策（Armitage，2005；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調查研究發現，超過50%的美國公司以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成本作為投資項目折現率（Gitman和Mercurio，1982；Bierman，1993；Block，2003）。亞太地區國家的公司在基準利率的正確選擇上落后于美國公司（Kester等，1999）。我國企業普遍將“銀行貸款利率或以此為參考”作為折現最重要的依據（李悅等，2007）。按照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分析，決定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亦即價值創造實力的惟一活動就是資本投資決策。如果企業的資本投資項目可以完全細分，那么，最佳的資本投資規模就是凈現值（NPV）為0的那一點的投資規模。如果NPV為正值的投資項目存在資本限制，為投資不足；相反，如果企業投資于NPV為負值的投資項目，則為過度投資。其中，尤以過度投資對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更為重大和深遠，需要引起高度關注。毫無疑問，資本成本是投資決策中最為重要且核心的決定性因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成本越低，企業對于資本投資項目的選擇余地越大，財務競爭力也就越強。
（二）資本成本與融資政策 融資政策實則一個復合型的財務政策，涉及到不同性質投資者之間以及相同性質投資者之間利益的權衡以及對于企業經營、資本投資新增融資的滿足程度，包括融資金額和融資結構兩個方面。融資金額從根本上取決于企業的資本預算，是由投資決策所決定的；融資結構包括資本結構問題和股權結構問題。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開拓性的研究以后，眾多學者在資本結構無關論的基礎上逐漸放松了理論假設，提出了諸多資本結構理論，其中靜態權衡模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Van Horne，2001；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該理論精髓在于通過債務稅盾利益與財務拮據成本、成本的權衡，確定企業最優資本結構。調查研究發現，管理者無一例外地認為資本結構十分重要，因為管理者都在盡力管理其資本成本（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我國學者李悅等（2007）發現，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低估股權融資成本和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等錯誤的融資觀念與政策。這些直接誘導了企業的非理性融資行為。按照現代財務理論，最優資本結構是指能夠使得企業價值最大化或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小化的資本結構。也就是說，從融資政策的角度講，最優的融資政策在資本成本方面具體表現為董事會和管理層應當且有義務通過科學的方法和途徑合理地安排融資金額和融資結構，在滿足經營和投資所需資本的前提下，盡量地降低企業現金流的風險程度，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從而降低資本成本。
（三）資本成本與股利政策 科學、合理的股利政策既要滿足股東的報酬率要求，又要有助于公司長遠可持續發展，二者兼顧的關鍵在于科學地確定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支付額。已有研究將股利支付率作為分析股利政策的重點。Lintner（1956）、Walter（1956）、Rozeff（1982）、John和Williams（1985）、Miller和Rock（1985）以及John和Lang（1991）等學者提出不同的最優股利支付率模型，然而學術界對這些模型的檢驗結果莫衷一是。理論上講，在未來投資機會與目標資本結構確定的前提下，按照剩余股利模型，公司可以形成最佳股利政策。然而調查證據顯示幾乎沒有公司嚴格地使用純粹的剩余股利政策，而是對剩余股利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Smith，2009）。從長期來看，股利支付率是股利政策的核心指標，也是觀察企業股利政策特征的重要指標。但就某一個具體的股利支付期而論，股利支付額是一個更加值得關注的指標，因為直接關系到股東利益的保護以及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的實現。按照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董事會、管理層應當在配合投資者實際獲得的資本利得報酬率的基礎上通過現金股利的支付來實現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亦即股權資本成本。股權資本成本對于現金股利支付額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現金股利支付額與股權資本成本的波動呈正相關關系，亦即資本成本提高，現金股利支付額要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現金股利支付額可以減少。對現金股利進行科學合理的動態調整離不開對股權資本成本的合理估算。
從現有研究來看，企業財務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調查研究法，即通過運用E-mail、問卷、訪談等形式調查企業財務人員尤其是首席財務官，對企業的財務政策進行整理與分類，得出結論。很明顯，對企業理財行為進行分析，并將此上升到慣例、規則的層面，當具備了一定的穩定性和普遍性之后，某種財務政策就具備了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可以為很多企業財務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鑒。在調查研究中，學者們對于財務政策制定的制約因素多有涉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對而言，受到研究方法的局限，此類研究尚流于表面，難以深入了解財務政策制定的內在機理，對于不同財務政策科學性的辨析也難以上升到理論層面。收益權是投資者最為基本的投資訴求，具有投資者要求報酬率（資本成本）約束的財務政策是公司實施理性財務行為的基本依據與標準。資本成本對公司財務政策具有核心約束作用，“投資者要求報酬率-資本成本-財務政策-理財行為-價值創造-理財目標實現”這是公司財務政策制定與優化的正確邏輯與科學思路。從技術上講，具有一個合理的資本成本的估算值是制定科學財務政策的基礎和前提。
三、研究設計
（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以2000年至2009年十年間滬深股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依據以下原則進行了篩選：剔除無期初收盤價格的樣本；剔除無每股收益的樣本；剔除EPS2-EPS1為負的樣本。2000年至2009年每年的初始樣本規模、刪除樣本規模與最終樣本規模如表（1）所示。
（ 二 ）變量定義 本文中相關變量的定義與計量詳見表（2）。
（ 三 ）模型建立 本文從投資規模與投資結構兩個角度反映公司的投資政策，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計量投資的規模，用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比例計量投資的結構。構建模型如下：
Investmentit=α+β1WACCit+β2TobinQit+β3OCFit+ε （1）
融資政策的研究重點是資本結構。本文以資產負債率、短期融資長期融資比分別從資本的性質結構與期限結構兩個方面全面反映企業的資本結構。構建模型如下：
CapitalStructureit=α+β1WACCit+β2lnTAit+β3Profitit+β4Collatit+λIndDummy+ε （2）
股利政策是與股東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關系最為緊密的財務政策，直接關系到股東利益的保護。股東實際報酬包括股利報酬與資本利得報酬兩部分。股利支付額是直接構成股東報酬的重要內容，是股利政策中尤其應當引起關注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采用股東實際報酬率（以相對數的形式側重計量股利支付額）和股利報酬率兩個指標反映公司的股利政策。構建模型如下：
Dividendit=α+β1OCFit+β2TobinQit+β3Investmentit+β4WACC+ε （3）
本文采用PEG模型（Easton，2004）估算股權資本成本，構建如下模型：
RE=■ （4）
模型4中，P0為期初每股價格，取每股收盤價格；EPS1是當期預期每股收益，EPS2是下期預期每股收益。本文使用實際每股收益替代。
四、實證檢驗分析
（ 一 ）回歸分析 依模型1進行OLS，回歸結果見表（3）。首先，為了便于對比，先不引入資本成本，做企業投資對運營現金流與托賓Q的回歸表（3）的第I部分。結果表明，在不考慮資本成本的影響時，對公司投資影響最大的是企業的未來成長機會（托賓Q）。然而，兩者的關系是與財務管理的理論相沖突的。理論上，企業未來成長機會越大，投資支出越大。而基于我國企業數據進行分析的結果與現有理論恰好相反，兩者的關系是負向相關，而且非常顯著（t值為-7.592）。這一結果顯示我國企業的投資行為是非理性的，與眾多研究發現我國企業普遍存在著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并存現象的研究結果是相吻合的。當將樣本按企業性質 分組進行回歸時發現，國有企業組的R2值顯著提高。除了上面談到的投資和托賓Q負相關關系更加明顯（t=-1819）之外，還發現投資水平和企業的運營現金流也顯著正相關（t=5.470）。而對另外兩個分組（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而言，這一關系不明顯，R2也較低。這說明投資不理主要存在于我國的國有企業中。然后，我們在回歸中加入資本成本作為自變量表（3）的第II部分，發現模型的解釋能力提升到了極致（所有企業樣本的R2從0.113提高到0.995）。但是結果卻與財務理論所預測的符號是相反的，回歸的結果顯示資本成本與投資水平呈現顯著的（t=970.4）正向相關關系，與理論分析相背。這一結果表明，我國公司在資本投資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資本成本缺位現象，作為核心錨定因素的資本成本并未在公司投資政策的制定中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這就直接導致了公司的非理性投資行為。進一步分組檢驗的結果表明，這一現象最為突出的只有國有企業，對于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的企業，資本成本和企業投資水平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最后，采用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比例進行回歸表（3）的第III部分，結果顯示，只有運營現金流有部分解釋能力，其他均無明顯的關系。
（ 二 ）相關性分析 依模型2進行OLS，回歸結果見表（4）。沒有加入資本成本作為自變量的回歸（表4的第I部分）結果顯示，我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企業規模、企業盈利能力以及資產抵押性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我國企業的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負債率就越低。也就是說，在資本結構政策方面，我國大型企業顯然采取了一種極其穩健的策略。這應當與我國公司債市場的不發達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一般的理財慣例是，企業的規模越大，其償債能力越強，從而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舉債的能力也越強。這一回歸結果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不同于西方國家。與我國學者對此問題研究所得出的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股權融資偏好的結論是一致的。按企業性質分組回歸的結果與樣本整體回歸的結果基本一致，說明這一融資行為是普遍存在于我國上市公司。加入資本成本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表（4）的第II部分后，最為顯著的一個變化是回歸方程的解釋程度大幅提升（所有企業樣本的R2從原來的0.031提高到0.971）。數據顯示資本成本是解釋企業資產負債關系的關鍵變量，這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然而資本成本是和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呈負向關系，亦即資本成本越高，負債率越低，這與負債屬于較低資本成本的資金來源的觀點相悖。資本成本越高的企業為了降低資本成本，應該提高資產負債率。當然，從資本結構決策的角度講，由于各個企業的內外部融資環境差異極大，資本成本與負債率直接的相關性也很難獲得一個穩定的結果。如果從我國企業股權融資偏好的角度來看，股權融資偏好是形成資產負債率低和資本成本高的一個共同原因。最后，應用短期融資長期融資比的回歸結果表（4）的第III部分沒有發現企業的融資期限結構和企業的資本成本之間有明確的相關關系。依模型3進行OLS，回歸結果見表（5）。未引入資本成本作解釋變量的回歸表（5）的第I部分）結果表明，企業的運營現金流、托賓Q和投資對于股利報酬率解釋能力均不強（R2除國有企業組外，都低于0.02）。回歸系數除常數項外，基本也不顯著。說明股利報酬率和企業的運營現金流、成長機會與投資額之間不存在明顯的關系。企業的股利政策和理論上的預期是有出入的。加入資本成本作解釋變量（表5的第II部分）后，模型的解釋能力有所提升，而且股利報酬率和資本成本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和理論預測是一致的，因為股權資本成本是股東期望的報酬，股利報酬率是股東實際報酬的一部分，兩者一致說明股東的報酬要求得到了回報。我們進一步用實際報酬率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表5的第III部分），結果顯示實際報酬率和資本成本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實際報酬率還和托賓Q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除了股東期望的報酬以外，企業的投資機會也是決定股東實際報酬的重要因素。然而總體來看，本文設計的模型3對于股利政策與資本成本相關關系的解釋能力都比較有限（R2太低）。
五、結論
本文認為，資本成本對公司財務政策的制定與優化具有約束效應，在不考慮資本成本因素的狀態下，公司的財務政策難以明晰和穩定。沒有資本成本約束的財務政策必定是盲目的、非科學的，而這種財務政策所引導的理財行為也必定是低效的、非理性的。總體來看，實證數據表明，通過我國企業實際理財行為所體現出來的財務政策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聯度很弱，很多財務政策缺乏資本成本約束，理財行為難以得到足夠的理論支持。投資政策直接關系到企業價值的創造與股東財富的增加，是公司的第一大財務政策，資本成本作為企業資本投資項目所必須獲得的、最低的報酬率水平，是投資項目選擇的惟一基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成本越高，可供備選的投資項目就越少，公司的財務競爭力越差。沒有足夠資本投資項目的企業，其未來的發展實力必將受到重大影響。但我國上市公司的數據顯示，資本成本水平越高，企業的投資規模越大，與現代財務理論的分析完全相悖。這表明資本成本顯然沒有成為我國企業投資政策制定的約束因素。許多被采納的資本投資項目，按照凈現值法則，實屬過度投資的范圍。很多學者已經對于我國企業界大量存在的過度投資現象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應當引起企業界的高度關注。融資政策包括融資金額與融資結構兩個方面。沒有資本成本約束的投資政策必然導致公司的融資金額決策缺乏必要的資本成本約束。就資本結構而言，公司管理當局應當合理安排不同資本成本水平的資本構成項目，即權衡債務資本、股權資本以及長短期資金的不同風險程度與其投資者要求的報酬水平，并在經營過程中努力降低現金流量的風險，降低財務風險，滿足投資者報酬率的要求。本文實證結果表明，由于我國公司債市場的不健全以及銀行業的短視，逼迫企業過多地依賴外部股權融資，形成過分的股權融資偏好，結果出現了較高的資本成本與較低的負債率并存的不合理局面。股利政策與股東財富關系最為密切。本文的數據分析對于我國企業股利政策的合理性予以了部分支持，但是鑒于模型本身對于資本成本之于股利政策的解釋能力有限，只能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較弱的資本成本約束。
鑒于數據獲得的限制，本文對于上市公司財務政策的檢驗采取了間接分析的方法，這會使得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受到影響。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基于資本成本約束對財務政策進行科學分析是對財務政策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補充，對于企業財務政策制定科學性的提高具有重大價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資助項目“資本成本、價值創造與我國國企EVA考核研究”（項目編號：10YJA6301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金融危機下我國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0YJC630024）；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資本成本約束、可持續分紅與國有企業價值創造”（項目編號：11BGL026）；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項目；北京市屬高等學校創新團隊建設與教師職業發展計劃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李悅、熊德華、張崢、劉力：《公司財務理論與公司財務行為》，《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2]Brigham， Eugene F.， Michael C. Ehrhart.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12th ed. Mason， Ohio： Thomson South-Western， 2008.
[3]David M. Smith.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M]// H. Kent Baker. Dividends and Dividend Policy. Hoboken， NI： John Wiley& Sons， 2009.
[4]Easton P. PE Ratios， PEG Ratios， and Estimating the Implie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5]Ezra Solomon. Measuring a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1955.
[6]Franco Modigliani， Merton H.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7]Gitman， Lawrence J.， Vincent A. Mercurio. Cost of Capital Techniques Used by Major U.S. Firms： Survey and Analysis of Fortune’s 1000. Financial Management， 1982.
[8]G. Kester， R. Chang， E. Echanis， et al. Capital Budgeting Practi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Hong Kong，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ines， and Singapore. Financi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1999.
[9]H. Kent Baker， J. Clay Singleton， E. Theodore Veit. Survey Research in Corporate Financ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James E. Walter. Dividend Policies and Common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e， 1956.
[11]Joel Dean. Capital Budge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12]John Lintner.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of Corporations among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Tax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13]Kose John， Joseph Williams. Dividends， Dilution， and Taxes： A Signalling Equilibrium.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5.
[14]Kose John， Larry H. P. Lang. Insider Trading arou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15]Merton H. Miller， Franco Modigliani. Dividend Policy， Growth， 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1961.
[16]Merton H. Miller， Kevin Rock. Dividend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5.
[17]Michael C. Ehrhart. The Search for the Value： Measuring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Boston，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Michael S. Rozeff. Growth， Beta and Agency Costs as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ayout Ratios.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982.
[19]Richard A.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Franklin Allen.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9th ed. Boston： Irwin McGraw-Hill， 2008.
[20]Seth Armitage. The Cost Of Capital： Intermediat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Stanley Block. Divisional Cost of Capital： A Study of Its Use by Major U.S. Firms. The Engineering Economist， 2003.
1 選擇比較穩健的財務政策
如選擇比較穩健的資產結構、融資結構、債務水平、信用政策和股利政策等，以支持企業的課持續發展。
2 要兼顧企業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
企業財務政策在考慮企業經濟責任的同時還要考慮企業社會責任，例如在投資政策方面，不能只對股東有利的項目進行投資，還要對環境保護、員工的工作條件和能力、產品的安全與質量、慈善事業等社會責任進行投資；在利潤分配政策方面，不能只考慮股東利益，還要考慮企業的未來發展和債權人的權益保障；在融資政策方面，不能只考慮融資的資本，還要考慮融資的風險，以及融資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3 企業財務評價的發展趨勢
長期以來，受“股東財富最大化”財務目標的影響，企業財務評價主要從企業經濟責任來評價企業經營業績，而沒有考慮到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積極影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雖然發生了一定的財務成本，但可以降低其法律風險、減少浪費、改善與監督部門的關系、增強品牌美譽度，促進企業的經營業績穩定增長，所以要把企業的社會責任納入企業財務評價中。否則，就會低估一些有發展潛力的發展公司的價值，同時也會看不到一些繁榮公司存在的潛在危機，從而導致決策失誤，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積極的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其中最有突破性的理論是績效菱棱柱業績評價方法。該方法從如下相互聯系的五個方面對企業經營業績進行了綜合評價：誰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他們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企業要從利益相關者那里獲得什么；企業應采取什么樣的戰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同時也滿足自身的需求；企業應采取什么樣的流程才能實施其戰略；企業應具備什么樣的能力來運作這些流程。這種方法為我們從企業利益相關者或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研究和評價企業經營業績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法。
4 企業財務管理理念的發展趨勢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企業財務管理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首先財務管理必須樹立整體觀念，從整體上去分析和評價企業的管理活動；其次財務管理必須樹立動態管理觀念，根據企業內、外部條件的變化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不斷地進行分析、比較和選擇，在動態中尋找最佳的平衡點；再次企業財務管理要有融智比融資更重要的觀念，并通過合理的資金運作，培育和擴張軟資源，以此優化企業資源結構，順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最后企業理財觀念要進行創新，企業理財不能只盯住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必須轉變理財觀念，要對包括知識資本在內的企業總資產進行市場化運作和管理。
股市低迷
銀行產品成理財首選
從2009年10月的3000點，中國股市的走勢可謂是扶搖直下，目前一直在2100點上下起伏。盡管近日發改委的幾十億投資政策給股市打了一針激素，但顯然這一針的效果并不持久，大盤只略有上提便繼續維持此前的跌勢。
股民信心消失，大規模的資金從股市出逃。近日匯豐中國《2012中國家庭理財狀況調查報告》，基于對8大主要城市作出的問卷調查，該報告統計出中國家庭的流動資產均值為38.6萬元人民幣，實現資產增值是中國家庭理財規劃的首選目標，其次是保障子女教育和安排退休生活。
其結論是23%的家庭在過去的一年中承受了資產減值，而它們所配置的資產多以股票和基金為主。對此很多網友都表示，這一比例還是有所保留，近年遭遇資產減值的家庭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比例。
事實上，通脹預期不減反增。為了穩定GDP增速，國家的貨幣政策一直維持在寬松的狀態，接二連三地降準降息使人們對穩增長的信心有所加強的同時，也平添了許多對通脹的擔憂。
而現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從普通的老百姓到經濟學家都感受到幾年間100元人民幣購買力的變化。
找不到高收益的途徑，可能正是有投資意愿的消費者現在面臨的難題。股市掘金希望破滅的同時，昔日投資的房產如今還只是房產，面臨著難以變現的尷尬，因為有剛性需求的購房者大多在等待房價下調，誰也說不準十年、幾十年后房產是否如預期般增值。
人們對通脹的預期近日再一次有所提升，原因在于美國第三輪貨幣寬松意外提前推出，且本次寬松不限時、不限量，意在美國就業形勢的明顯好轉。QE3出臺后，人民幣短期內“被升值”，兌美元能力有所下降，人們擁有資金的價值再一次被稀釋。
理財熱情空前高漲，有讀者打來電話咨詢一些不需投入過多精力就能賺錢的投資方式。就目前來看，市場對黃金的長景更為看好。匯豐中國同時統計了普通家庭未來12個月的投資意愿，大多體現為5類金融產品，分別是人民幣存款、股票、基金、人壽保險以及銀行理財產品。該機構預計結構性理財產品、外匯、QDII等產品可能成為家庭投資理財的增長點。
銀行理財
4%收益保證即可
無論做什么投資，有一條原則是通吃的——不熟不做、不懂不投、不從眾。對于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方式，通常有兩個渠道：一是找一個值得信任的、有口碑的理財師；二是自己鉆研找一款自己最為熟悉的理財產品，所謂“一招鮮、吃遍天”。相比而言，第二種方式也是對自身的一種投資，經年累月更見效益。
在各大銀行通常有理財師拍著胸脯保證一款理財產品是如何好，面對這樣“可觀”的投資機會時，如果想使自己的投資更為穩妥，投資者還是要保持清醒的態度，首先要看對方的信譽如何，其次了解自己的錢投進了什么樣的渠道，盈利模式按常理來講是否可靠。
最重要的是不能貪圖較高的年化收益率。記者在走訪銀行時發現，很多投資者走進銀行問理財師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收益率有多高”？而關于收益率是否合理的問題往往被忽略。按照銀行業內人士的估算，1%～5%的收益率屬于較低水平，5%～8%的收益率屬于中等水平，8%以上則屬于高水平。通常超過定存利率的理財產品都不保本，伴隨著一定的風險。
尤其是在現在的投資環境下，銀行理財產品的年化收益率普遍較低。據中國工商銀行個人理財師胡宏介紹，目前銀行發行的理財品價格都不太高，“現在的收益率平均下來在4%或4%以上，90天的收益率相對較高，也才4.5%左右，到季末年末的時候會有所提高，但是一年平均下來差不多在4%以上”。
投資者在購買理財產品時，也要先看風險再看收益，不能光看收益率，選擇PR2級以下的產品更為有保障。一些投資方式收益率很高，但風險很大，特別要警惕一些理財師的個人行為。
10萬人民幣
長短交接最靈活
如何讓手中的錢閑不下來，每天都能生出利息，才算是實現了理財的最佳目的。日前，記者去工商銀行一網點實地體驗。早上銀行剛開門，就有許多儲戶拿著保單奔到理財師的辦公室，人還沒進辦公室聲音就先到了，“我今天有一筆理財產品到期，現在還有什么理財產品”，這位女士有一筆10萬元的理財產品已到期，在90天內獲得了1000多元人民幣的收入。
這樣的利息收入在胡宏看來，已經算是理財產品中收益率較高的。有些消費者追求保本或者短期的靈活性，相對預期收益率要低很多，甚至有些超短期理財產品的收益率還不如定期存款，“一般中長期的理財產品收益率較高。”
“如果本金是十萬塊錢，可以這樣進行配置，首先先購買短期的理財產品，再用短期的收益去做一個中長期的投資”。按照她的建議，消費者可以先把十萬塊錢集中起來，一年之內做一個配置應該能攢下5000塊錢，再用這5000塊錢，買可以每年交一筆錢、連續交一定年限的理財品，比如說保險，“例如你今年25歲，交20年，保額10萬，一年需交2700多元錢，每年買理財產品的收益攢下來完全可以做這個”。
【關鍵詞】大學生創業；融資；創業融資風險
大學生是個最具創新精神和較高知識水平的群體，現已成為創業大軍中重要的組成成員。大學生創業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目前大學生創業融資風險研究已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大學生創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金融系統體系的建設現狀。阻礙大學生創業融資內外部因素有：融資渠道狹窄和融資方式單一；法律政策與管理機構不健全；信用擔保體系不完善；市場機制不穩定。晏文勝認為，大學生創業融資的風險主要包括: 創業企業經營風險較大； 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成本過高導致的融資風險。
一、大學生創業融資風險來源
創業融資風險指新創企業因融資而引起的風險，是企業參與融資活動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創業融資風險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負債融資引起的風險；二是股權融資導致的風險。我國大學生創業融資的來源渠道主要有政策基金、親情融資、天使基金、合伙融資風險投資、金融機構貸款。大學生創業過程中面臨的融資風險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大學生自身缺乏創業融資技能。大學生自身創業能力的匱乏是限制大學生創業融資的主要原因。在當前的創業融資環境中，創業者急于得到資金用于企業啟動或周轉，不惜低價轉賣股權和技術創意，導致毀約，對創業企業信譽產生負面影響，加大融資風險。而且大學生在選擇融資對象上缺乏理智判斷和在使用融入資金缺乏風險意識都是產生融資風險的主要來源。（2）新創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不善。大學生初創企業規模小，監管機制不健全，易忽視財務制度的建設。如資金收支程序無章可循、資金計劃與業務進度不匹配、不重視資金回收，無疑加快融資風險的產生。另外，專業理財人員的缺失，理財意識和技能的匱乏，對新創企業優化資本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緩解債務負擔并加快資金周轉等產生消極影響。（3）資本市場的融資政策不健全。大學生創業融資風險不僅來源于企業自身的局限性，資本市場發展緩慢且不完善同樣也制約大學生創業融資渠道。在創業過程中，大學生和投資者之間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經營透明度低，對新創企業的融資造成巨大威脅。而當政府通過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來調控市場經濟時，有些政策會限制企業經營行為，進而影響新創企業融資活動，導致融資風險的產生。
二、大學生創業融資風險應對策略
（1）提高創業大學生綜合素質，增強融資風險防范意識。創業大學生綜合素質高低直接決定新創企業的成敗，大學生應通過具體實踐活動豐富自身社會經驗、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融資風險防范意識，進而自身創業能力得到提升。此外，團隊精神也是創業者必不可少的素質之一，創業需要整個團隊的共同努力，只有提高創業團隊的凝聚力，才能保證新創企業的向心力，增強抵抗融資風險的能力。（2）健全新創企業管理機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大學生創業初創期應該設計合理有效的股權結構，完善股權治理結構，防止少數股東控股現象的產生，樹立新創企業良好品牌形象，為大學生創業企業融資提供信譽支持。除此之外，企業還應健全內部管理機制，科學有效建設監管制度和財務制度等，確保融資政策合理、高效實施。因新創企業規模較小，信息不對稱現象顯著，并且缺乏完整的財務記錄，投資機構無法準確全面掌握企業財務狀況，投資風險加大，新創企業融資難度隨之增加。因此，新創企業應重點建設信息互通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便于投資機構對新創企業發展進行全面了解。同時企業強化信用意識，積極履行協議，增強企業信用度，對于大學生創業融資和避免融資風險產生都有重要作用。（3）完善創業融資政策，降低創業融資風險。融資困難已成為大學生創業過程中的最大障礙，為此，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擴大創業融資渠道，完善創業融資政策。大學生創業融資過程中，要根據企業自身實際情況和資金需要來確定融資規模，同時政府也要為降低大學生融資成本給予政策支持，保障企業業務及融資計劃順利進行。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和設立創業投資基金等途徑優化大學生創業融資政策環境，降低創業融資風險。
本文從大學生自身和社會環境兩個方面總結了大學生創業融資風險來源，并根據產生原因提供相應風險應對策略。總之，創業大學生只有客觀認識創業過程中的融資風險，并對融資風險來源進行分析研究，采取適當的風險應對策略，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融資風險帶來的損失，增加創業成功的概率。
參 考 文 獻
[1]王玉君．大學生創業融資制度環境調查報告[D]．蘭州大學法學院．2008
浙江瑞豐農商行堅持“區域首選零售銀行”發展戰略，堅定“做小做散”的發展原則，結合區域客戶需求，堅持金融市場業務、國際業務、銀行卡業務、理財業務、代收代付業務等中間業務“五箭齊發”，拓寬業務版圖。截至2014年12月末，上述五大模塊中間業務收入分別達到4.79億元、3557萬元、3117萬元、1623萬元、235萬元，合計5.65億元，占全行整體收入的15.53%。
探路：“五箭齊發”拓版圖
快速推動金融市場業務發展。2007年11月，瑞豐農商行申請加入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2008年專門成立投資銀行部并配備專職業務人員開始資金業務專項運作。經過7年發展，資金業務市場化運作模式不斷完善，逐步形成了銀行間市場線上標準化產品運作、同業業務運作、票據資產運作和理財資產運作四大板塊業務，合作機構基本涵蓋銀行間市場的各類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國有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合機構、大型券商、基金、保險等各類機構近250家。截至2014年12月末，日均可運作資金73.7億，共實現收益4.79億元，加權運作資金收益率達6.5%，超過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收益，扣除資金成本后實現凈收益2.87億元，占全行實際利潤的33.07%。
快速推動國際業務發展。2000年6月，瑞豐農商行首次開辦國際業務，目前已初步形成“易結通、易匯通、易融通、易富通”等四大“全球直通車”國際業務產品系列。2011年瑞豐農商行被國家外匯管理局評定為“國際收支統計之星先進單位”，成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一級會員、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一級交易會員，與全球89個國家的903家銀行建立了行關系，與花旗銀行、美國銀行、德意志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及中銀（香港）等多家境外銀行建立了賬戶關系。截至2014年12月末，實現國際結算量31.69億美元，名列浙江省農信系統第二位，實現國際業務手續費收入387萬元，結售匯收益2501萬元，貿易融資利息收入669萬元，國際業務中間業務收入合計3557萬元。
快速推動銀行卡業務發展。通過積極的增量擴面工作，如常態化宣傳、廣泛投放自助機具、流動服務車進村入企等，積極擴寬銀行卡客戶面，提高瑞豐卡在區域范圍內的占比。同時，逐步建立具有瑞豐特色的客戶增值活動體系，提升活卡率、用信率。截至2014年12月末，累計發放借記卡849105張、貸記卡59525張，累計安裝POS機11000臺，傳統POS消費1.54萬億元，實現銀行卡業務收入3117萬元。
快速推動理財業務發展。近年來，瑞豐農商行按照大理財理念，積極構建并完善財富管理框架，逐步形成了銀行理財、基金代銷、貴金屬、保險四大產品系列。2014年銀行理財、基金代銷、貴金屬、保險合計收入1623萬元。瑞豐農商行推出包括安享、常享、樂享、私享、尊享等多類型、多結構的“致富理財”系列產品，并獲得了客戶的一致認可。2014年1至12月，共發行理財產品289期，累計銷售333.6億，理財余額60.9億。此外，瑞豐農商行于2011年與中國黃金集團、中鈔國鼎以及上海申泉工貿合作開展貴金屬業務，推出投資金和工藝金兩個大類產品，其中，自有品牌投資金“祥瑞之寶”獲得了浙江省聯社產品與服務創新獎（中間業務類）三等獎，累計實現銷售近8000余萬元。瑞豐農商行還積極拓展基金和保險業務，與嘉實、南方等大型公司開展了基金業務合作，與中國人保、太平洋財險等各大財產險、人壽險公司均建立了保險業務聯系。2014年1至12月，累計銷售保險3500余萬元。
快速推動代收代付業務發展。為更好地服務區域百姓，同時有效提升客戶黏性，瑞豐農商行以工資、城鄉養老保險、代收水費、代收電費、代收話費、代收燃氣費、代收交警罰沒款、代收煙費、代收稅款等為抓手，積極發展代收代付業務。2014年1至12月，實現各類代收業務480多萬筆，實現各類代收代付業務手續費收入235萬元。
籌謀：重點發展資管和投行業務
未來，瑞豐農商行將資產管理業務和投行業務作為中間業務的另外兩大發力點。
一、新《公司法》體現出了企業理財目標的實質
財務管理目標是財務管理理論和實務的導向，是用來評價企業理財活動是否合理的標準，也是企業理財活動所希望實現的結果。不同的財務管理目標會產生不同的財務管理運行機制，因此科學合理地設置理財目標，是優化企業理財行為，實現企業理財良性循環的前提。我國目前在公司治理中所強調的“共同治理”機制，實際上是基于“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理財目標。
新《公司法》強化了股東權益的維護機制，進一步明確股東與公司經營管理者的法律關系，以確保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實行累積投票制、增加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退出機制、股東可以依法有限責任公司故意不分配利潤的行為、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等多種措施加強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并要求公司在減少注冊資本時必須通知債權人等措施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對關聯交易行為做出嚴格規范，強化公司的清算責任、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以維護相關利益者的利益。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多邊契約關系的總和：股東、債權人、經營者、一般職工及政府等，如果其中的一方試圖通過損害另一方的利益獲利，就會導致各種矛盾沖突。新《公司法》顯然是綜合考慮了參與構成企業利益制衡機制的各相關者的利益，并為各相關者產生利益沖突時提供法律上的解決途徑，這也正體現出了“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理財目標的實質，即考慮與企業有契約關系的各個方面的利益，強調各方利益的協調。
二、新《公司法》為理順企業財務關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一）新《公司法》著重保護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權益成本和債務成本的降低。企業股東、經營者、債權人之間的關系是企業最重要的財務關系。股東、債權人和經營者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組成公司，但其中一方會通過犧牲他人的利益而獲利，經營者、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會形成公司的成本。現代企業理論認為，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使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形成一種委托關系，作為委托人的股東總希望作為人的經營者能夠從股東利益最大化出發來管理公司，但是由于股東和經營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而且人本身又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可能出現經營者為追求自己的利益（如在職消費、不努力工作和自主決定投資的資金所帶來的價值等）而損害股東利益的問題，從而產生權益成本。當公司擁有債務時，在股東和債權人之間也會產生利益沖突，為此會誘使股東尋求利己的投資策略。如在公司出現財務困境時，股東可能憑借高風險的項目來剝奪債權人的價值、可能會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在公司財務困境時支付額外股利或其他分配項目等。這些扭曲的投資策略最終將引起公司債務成本的增加。
從近幾年我國財務管理的實務來看，經營者利用“內部控制人”的地位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損害股東利益；一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實際控制公司的人利用關聯交易等手段“掏空”公司，將上市公司變為大股東的“提款機”；股東濫用權利，采用轉移公司財產、將公司財產與本人財產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于履行債務的財產大量減少，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現象造成了股東、債權人與經營者之間的互不信任，增加了公司的各種成本。因此，如何處理好股東、經營者和債權人之間的關系，降低成本，已成為企業理財活動中不容忽視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新《公司法》加強了對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保護，這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使經營者與股東的目標趨于一致；減少股東與債權人利益沖突時股東尋求利己的投資策略，有利于權益成本和債務成本的降低，為理順公司股東、經營者和債權人之間的關系提供法律保障。
（二）新《公司法》有利于經營者股票期權制度激勵作用的有效發揮，為理順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奠定了良好基礎。經營者股票期權制度是解決股東與經營者之間沖突的有效方式，它是指公司股東在經營者使公司績效達到一定水平時授予經營者在某一規定期限內，按照預先約定的價格（行權價）和數量購買本公司股票的權利。它通過賦予經營者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實現了企業股東與經營者利益的有機結合，在理論上解決了現代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降低了成本。西方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與基本工資和年度獎金等傳統薪酬機制相比，經營者股票期權的激勵效果較好。我國從1999年開始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經營者股權激勵機制，這對提高試點公司的經營績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經營者股票期權制度是一種以產權制度為基礎的激勵機制，其激勵作用的發揮要通過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資本市場等因素來保障，而我國證券市場的弱式有效性、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以及股票期權制中存在的股票來源沒有保證及股票不流通等問題，使經營者股票期權明顯失去了激勵作用，嚴重制約了其在我國公司中的實施運用。新《公司法》為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法律依據，并規定公司可以回購股票用于獎勵本公司的職工，公司高管人員持有的股票在任職期間可以有條件地轉讓。相關的這些規定從根本上解除了經營者股票期權制度實施過程中的限制，為其激勵作用的有效發揮、協調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投融資制度的完善使公司可以更靈活地利用金融市場進行理財活動
投資、融資和利潤分配是公司財務管理的三大核心內容。公司財務管理就是在于通過投資活動、融資活動和資產的流動性管理等為公司創造價值。公司通過金融市場購買資產創造超過其成本的現金，通過金融市場發行債券、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籌集超過其成本的現金，會使公司創造的現金流量超過它所使用的現金流量，進而增加公司的價值，實現其根本的理財目標。
新《公司法》明確規定：只要能夠“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如股權、債權等都可以用于出資，擴大了非貨幣出資形式；規定貨幣出資金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30%，實際上也就是提高無形資產的出資比例；降低了公司上市的條件，公司股本總額由原先的人民幣5000萬元降低為人民幣3000萬元，修改公開發行新股的條件；擴大可發行公司債券企業的范圍。這些變動增加了公司融資的靈活性，使更多符合條件的公司能夠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轉投資實際上是公司財務管理中所稱的對外長期投資，對外投資對于活躍資本市場和企業擴展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益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對外投資又是公司并購、擴張的前提，是公司經營的內在需求。放寬公司對外投資對象和數額的限制，將會分散上市公司的經營風險、節約交易成本、穩定公司經營權，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競爭能力。
四、公益金的取消為公司制定選擇股利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國內傳統的壽險產品為儲蓄型產品，與銀行利率聯系緊密，保險公司承擔著利差損失的風險。由于我國近年來連續降低銀行利率，加速了儲蓄型險種的淘汰，保障或投資型險種的推出勢在必然。從市場情況來看，自1999年7月1日保障型險種代替投資型險種后，各保險公司的銷售業績直線下降。在廣州，平安壽險公司銷售額連續幾個月只有過去的30％。有的公司銷售額已銳減了80％。說明單純的保障型險種不符合我國民眾收入水平多層次化和保險需求多樣化的要求，隨著消費者投資理財的意識的不斷增強，保險產品的投資功能越來越被看重。但在銀行連續7次降息后，保險公司的原投資型險種成了銷售者的自殺性地雷。而保單利率降到2.5％后，其投資功能更失去了對民眾的吸引力。如何既能化解保險公司的利差風險，又能滿足客戶的投資需要呢？“平安世紀理財投資連結保險”產品的推出，解答了這一難題。該產品與傳統產品的最大區別在于它在不喪失保障功能的同時，又具有強大的投資理財功能，化解保險公司的利差風險；而且客戶急需用錢時，可以用保單做低押貸款，非常靈活，滿足了客戶更全面的需要。其保障與投資雙重功能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產品一上市，就受到保監會、同業、客戶和社會各界的熱烈反應和認同。 目標市場定位準確
我國地域特色明顯。各地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和投資意識不同，對保險的認識也不同，購買保險產品時也會各有側重。北京人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對醫療費用及疾病帶來的財務困難擔憂較多，因此該地的健康保障型險種銷售比例較高；而上海人算帳很精細，同時又很有投資意識，所以在上海銷售比例較高的是養老年金型保險。平安保險公司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該產品的試銷地點，并且把市場細分目標定在上海的白領階層，就是看中了上海白領階層閑置資金多，保險和投資財的意識強，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沒有時間和專業來從事投資理財活動的特點。上海市場的成功銷售印證了產品目標市場的精確定位。 推出時機好
由于1999年6月10日銀行利率再次下調，保險公司的預定利率隨之下調，單純的保障險種失去了影響力，平安世紀理財投資連結保險適時推出，及時填補了我國保險市場的空白，迎合并滿足了銀行第7次降息后旺盛的市場需求，而保險資金可以間接入市以及利息稅的開征，更加促進了該產品的熱賣。 銷售隊伍專業素質高、服務態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