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6-30 09:47: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貿合作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兩岸經貿合作 ECFA 貿易關系
一、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分析
（一）ECFA主要內容
ECFA是在2010年6月29日簽署文本及5項附件協議，是目前兩岸簽署規模最大的經貿合作協議，主要涉及早期收獲項目（以下簡稱早收項目）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等問題；主要內容包括：一是針對政策方面，逐步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和放寬對涉及行業比較廣的服務貿易的限制；二是針對爭端處理方面，建立適當的爭端解決程序和投資保護機制，完善各種協議，包括貨物、服務等，這些內容爭取在不遲于協議生效后六個月內完成協定，并且在ECFA實施后組建“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為解決實際發生的爭端相關事宜；三是針對協議生效后的事物處理，主要為三步對早收項目建立零關稅政策。
（二）ECFA可能性爭端
ECFA可能性爭端主要表現在企業層面上三個方面：
一準入性：投資門檻降低，主要針對保護當地企業的投資政策的寬松使得外地企業大量進入本地，加大了本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引發了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糾紛，甚至有可能給一些投機取巧的投資者機會進入危險性行業。
二運營性：勞動力供不應求，近年來國家一直出現民工荒現象，薪資待遇和勞動力的付出無法形成一個正常的比例，薪資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激起勞工的工作熱情，隨著投資加大，單位用工需求量增加，可是地區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行；
三發展性：投資戰略選擇的差異，不同的行業和領域有著其特定的戰略，企業目標不同的時候戰略的選擇也是不一樣的，企業為避免地區差異歧視，實現本土化的戰略，一般選擇合資的方式，但是合資存在決策高層領導的思想理念差異性，戰略決策自然會不一致，造成企業人員缺乏長期運營的信心，這為后續工作的潛在不確定性糾紛提供了土壤。
二、兩岸貿易關系分析
(一)技術研究投入相對強度比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一把雙刃劍，提高生產力是經濟社會全力的追求。正確的技術引進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然而技術進步的引進和突破都是隨機產生的，但大部分是針對市場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決策產物，其目的就是利用技術的改善提高勞動力生產率，而技術的增長與我們人力資本和投入的資源是成一定比例的，受市場的刺激而產生。我們從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兩個方面分析技術研究：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臺灣在技術研究支出方面遠遠多于內陸，不論是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投入，但是明顯可以看出，內陸在技術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一年高于一年，逐步增長的一個過程，表明我國提高了對第一生產力的重視度。加大技術研究的投入是增強經濟發展的必然步驟，只有發展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產業結構一是指產業的構成比例二是指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產業結構的替演、轉換是經濟、政治等方面整體作用的結果。兩岸經貿合作是互補的，在追求最大利潤基礎下使生產要素得到最優化的配置，然而生產要素的配置影響著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臺灣產業轉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趨勢截然相反，此消彼長：
圖2-1：大陸和臺灣各產業占GDP比重
數據來源：1996-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C1：大陸第一產業C2：大陸第二產業C3：大陸第三產業
T1：臺灣第一產業T2：臺灣第二產業T3：臺灣第三產業
從圖中可以看出臺灣的第三產業對于大陸的第三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大陸的第一、第二產業相對應于臺灣的一、二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產生這種比較優勢主要是因為兩岸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布不一致造成的，然而決定產業結構的因素為需求供給、產業效益、經濟發展、產業政策等，臺灣人稠地少，第三產業相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來說不需要過多的土地，根據投入產出的效益的原則，注重第三產業的發展對臺灣而言是最佳的選擇，ECFA的簽訂有效地改變了產業政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兩岸產業間的貿易。
三、ECFA框架下爭端解決的建議
(一)海峽兩岸制定優惠的政策
根據ECFA協議內容，大陸各省應根據自身的產業結構和自然資源優勢，結合自身經濟目標，制定與臺灣貿易的優惠政策引導，與臺灣建立新的經貿合作機遇。針對無害或低害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能源、服務業等產業加大政策扶植，減少稅收壁壘，并且按照兩岸協議中約定，在三年內實現早收清單的商品實施零關稅，在ECFA爭端解決機制應具備的協商優先、制度多元、提高效率、有效執行的四大原則下提出兩岸經貿合作的優惠政策，只有全面有效地執行才能將合作效益提高。
(二)海峽兩岸應針對投資的具體事項和計劃加速展開磋商
ECFA的簽訂降低了投資的不確定風險，在以資本合理流動為導向的投資機制可以使資源整合達到最大生產率的目的，所以兩岸應盡快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障機制，提高相關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和執行度，逐步減少雙方因政策緊張關系的投資限制，最終實現相互投資的自主便利化。實踐證明，兩岸跨地區的投資是通過建立收購或者并購對方的公司來進行的，跨國公司能夠使得兩地地區的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從而降低了兩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同時使得公司得到規模經濟的發展，但其相對于市場而言，其使得產品多樣化，加大了市場的競爭力度。為加大兩岸投資度，我們應該針對兩岸投資存在的風險給予政策保護，以及投資的硬件環境和其他具體事項展開詳細的計劃和磋商。
(三)兩岸盡快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加快推動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
ECFA應賦予經濟合作委員會處理貿易爭端的權力，充當一個仲裁機構，若當事方通過協商無法達到最終滿意結果，這時候可以交給經濟委員會去仲裁。同時，經濟委員會應以強化對兩岸企業的知識產權、金融、海關和電子商務等合作相關法律知識的宣傳，從而加強兩岸合作的緊密度。經濟委員會必須做好幾項工作，首先是針對爭端雙方成立工作組，根據ECFA及相關協議的原則進行充分的磋商，并根據磋商結果制定出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是要注意到時間的限制，不能無限期的拖延，而對于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有嚴格的規定，這是一個兩岸聯合仲裁模式，他們的裁定結果必須得到保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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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桂臺；物流合作；經貿投資
前言
現代物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吸納就業人員、促進生產、拉動消費、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服務和支撐其他產業的調整與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廣西和臺灣經濟貿易高速增長、投資迅速增加、產業交流合作不斷深化、文化交流合作日趨頻繁。從2005年起，廣西與臺灣攜手，已經連續成功舉辦了八屆桂臺經貿文化交流會。從2009年起連續5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主要負責人率團到臺灣舉辦經貿文化合作論壇，足跡遍及臺灣南北。截止2012年底，臺商在廣西累計投資1491項，合同金額70.07億美元。當前桂臺合作交流進入新階段，雙方在金融、旅游、農業、林業、文化、物流交通等眾多領域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在臺灣對大陸投資排位中，廣西已經榮升至第七位。
隨著桂臺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兩岸的流動更加頻繁，這就對兩地的物流運輸的規模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桂臺物流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不僅能提高兩地的其他產業的合作效率，而且能夠利用物流中心的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帶動整個北部灣經濟區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增強經濟的開放度，更能夠密切廣西、臺灣、東盟三者之間的經貿往來。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和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落實對桂臺全面的經貿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機，然而日益頻繁的桂臺經貿投資往來與物流產業發展并不相匹配。目前，廣西的物流產業還不足以給全面的經貿合作提供強有力的物流支撐。
一、 廣西物流業現狀
廣西物流業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沿海，沿江，沿邊三位一體。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央就把廣西定位為“西南出海大通道”。目前廣西的三個最優良港口防城港、北海、欽州早已直通高速公路，向東盟國家最便捷的陸路通道-南寧至憑祥友誼關高速公路也已通車。廣西正在積極建設高速鐵路，提升西江內河航運能力和北部灣延安海運能力，加強物流通道建設。一個暢通的物流體系，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運輸成本，它實際上比給予企業優惠政策，要受企業歡迎得多。
近年來，廣西物流業得到了迅速發展，一批倉儲型物流企業如廣西物資集團等加速發展，綜合型物流企業初見規模。然而廣西的物流業發展還存在很多障礙。一方面，雖然廣西的交通運輸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區內的基礎設施特別是港口的基礎設施依舊比較薄弱。另一方面物流企業缺乏規模效益，技術含量較低，經營管理不夠完善，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物流體系，物流業的專業化、合理化、現代化、信息化方面與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還存在較大差距。此外物流企業的服務功能單一，物流組織和布局不甚合理，專業人才特別是管理人才單一，企業從業人員對物流現代化和信息化的運作認識程度不夠。
二、 桂臺物流合作現狀
廣西物流企業起步晚、發展慢，仍處于雛形階段，正因為如此，廣西與臺灣商貿物流方面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臺灣企業在廣西投資，能夠充分利用好中國和東盟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將得到低風險、高回報的種種好處。
桂臺產業合作論壇舉辦的如火如荼之際，兩岸的的物流業界業也同樣展開了密切合作。在兩岸產業合作論壇上，臺灣港口物流業界就已經與廣西共同簽署了5分備忘錄，旨在就人才培養、資訊交流、電子物流等項目展開合作。廣西與臺灣簽署協議商定，決心將北部灣港口建設成億噸級現代化組合港，促進廣西遠洋航運的快速發展。
目前臺灣來廣西洽談投資港口、倉儲、物流合作企業已經超過70家，簽訂合作項目意向的有37家。其中，臺資企業欽州伯璇港務公司將投資數千萬美元與廣西有關港口物流企業公司合作，擬在欽州港建設一個能夠輻射中國西南省區和東盟市場的大型港口倉儲物流中心。
臺灣最大的物流協會DD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6日與廣西壯族自治區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幫助臺商開拓東盟市場。該項合作協議規定桂臺雙方物流協會共建交流平臺，聯合兩岸物流企業，為兩岸經貿合作服務，帶動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目前在桂臺經貿投資合作領域中，兩岸的物流業和合作才剛剛起步，還需要兩地政府和企業進一步的支持和合作。
三、深化桂臺物流合作的建議
（一）促進物流園區的發展。在園區，圍繞物流服務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群和支持體系，它包括作為物流需求方的形形的制造企業、分銷/批發企業、配送中心、零售企業，作為物流供應方的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物流咨詢機構、物流基礎設施供應商、物流軟件公司、物流硬件設備公司、物流通訊器材公司，作為物流運作監管方的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以及作為物流支持體系的科研院所和教育培訓機構。
（二）加強物流信息化和標準化建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物聯網和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物流信息采集智能化，提升物流信息采集的速度、效率和準確率，加快桂臺物流信息整合，推進物流大數據應用；另一方面，要以物流信息標準、服務標準和管理標準為重點。信息流的處理和利用水平直接決定了整個物流業的運作水平，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現代物流才能得到長久快速的發展壯大。桂臺物流企業要利用信息化網絡整合物流資源，建立并完善桂臺物流服務體系和基于桂臺媒體和科技合作條件下的信息交流平臺，以實現桂臺運輸、倉儲、商品交易等信息資源的傳輸和共享。
（二）鼓勵臺灣多元化投資主體進入物流領域。物流業要充分吸引更多臺灣資本投資，市場準入的范圍也逐步由基礎設施建設向商業貿易、交通運輸、倉儲等服務領域拓展。廣西應積極引進臺灣知名物流企業來桂，設立商品采購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建立國際性物流網絡體系。
（三）政府部門要制定好物流規劃及相應的物流發展戰略。沒有統一的物流規劃很容易造成重復建設等問題，這就要求廣西區政府協調好廣西的各個地級市，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以達到最優化利用各個地區的資源和優勢。此外更要加強管理，嚴格規范市場秩序，加快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物流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舉辦物流專業推介活動，將臺灣先進的冷鏈技術、冷鏈設施等帶到廣西，降低其因冷鏈使用不足致產品變質帶來的損失。由政府來牽頭，桂臺企業為主體建設物流群，構建集物資、運輸、倉儲、加工和配送為一體的現代物流體系，并積極參與國內外經貿合作，發展第三方物流，碼頭對接、直航。
（四）加強基礎設施和港口建設。物流業的合作快速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的強力支持。廣西要加強和臺灣和東盟的經貿合作，就必須加快其基礎設施特別是沿海的港口建設。要充分利用廣西沿海港口海岸線曲折，港灣條件較好的有利條件，擴大港口總量，提高港口吞吐能力，打造港口物流基地。此外充分發揮廣西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建立海陸空江為一體的交通網絡，營造開放、暢通、統一、有序的水陸空運輸環境。
（五）加強物流人才隊伍建設。桂臺物流業的合作，對物流人才特別是物流業的高層次規劃和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急劇增長。廣要高校要依托院校豐富的教學資源，以先進的物流模擬系統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同時還可以和物流企業加強交流合作，和臺灣的大學進行聯合辦學，培養一批具有扎實物流理論基礎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此外，要加強桂臺物流管理層面的合作，桂臺兩地的物流企業可以通過聯合將舉辦培訓班、研討會、對口考察等方式加強交流互動，鼓勵兩地物流行業人員經常交流。
結論
目前東南亞經濟呈現強勁攀升，廣西背靠中國大陸，面向東南亞。廣西北部灣港口既是連接東南亞市場的橋梁，又是西南地區向南出海的最近通道，其物流業的發展前景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將成為連接泛珠省區、西南省市和東盟國家的水陸國際交通大樞紐和物流中心。
廣西的物流業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在地理位置和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人工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對于物流技術和物流管理的需求非常迫切。
廣西作為中國大陸與東盟交往的平臺，物流業發展前景甚好，發展潛力巨大，臺灣在物流業特別是國際航運物流方面有著豐富的管理經驗和成熟的技術和運營模式，恰好能為廣西物流產業升級提供重要的管理、技術、資金等支持。廣西與臺灣物流業的合作對廣西物流產業升級起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同時臺灣的物流企業也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壯大。臺灣大型物流企業直接投資或注資參股廣西物流企業的升級，將實現兩地物流產業的共生共榮。（作者單位：廣西外國語學院）
備注：本論文系“2014年度廣西高?？茖W技術研究項目：桂臺商務與投資合作促進研究（項目編號：YB2014448）”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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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韓自貿區；黑龍江??；物流園區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3-000-01
中韓自貿區的建成，不僅促進了中韓兩國經濟貿易的發展，更是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中韓是東亞最大的經濟體，而黑龍江省是東北亞經濟地帶的核心和腹地，黑龍江省與韓國在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韓國現在已成為黑龍江省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投資來源國。黑龍江省及時抓住相關的契機，2015年3月30日，由省長陸昊帶隊，黑龍江省在韓國首爾舉行“2015黑龍江一韓國經貿合作推介會暨黑龍江省重點產業項目對接洽談會”，向韓國企業宣傳黑龍江省的產業投資機會與發展潛力。黑龍江省與韓國在物流業、信息產業、旅游業等領域都有更深更廣的合作空間，促進中韓貿易的發展，而貿易的發展離不開物流的發展，如何提升物流的發展，促進物流園區的建設、滿足是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擬構建航空物流核心產業園區
哈爾濱作為黑龍江省的省會，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優勢，在龍運物流園區、哈東華南城商貿物流園區等園區的基礎上，擬在哈爾濱市道里區太平鎮建立臨空開放經濟綜合試驗區，具置位于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東南側區域，總規劃用地約43平方公里，擬建設航空物流區、航空保稅區、航空教育培訓基地、核心產業園區等。飛機拆解基地與跨境電商物流兩個項目，作為先期啟動區，規劃用地約4.9平方公里，緊鄰機場跑道。這樣便于開展高的服務平臺，同時也是國際航空物流門戶的樞紐，更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和提升帶來了新鮮的血液。
1.硬件基礎設施設備的完善
運輸是物流的兩大功能支柱之一，運輸的設施和設備是保證物流高效、準確、快捷的先決條件，所以作為不同運輸方式的公路、鐵路、航空、水路都應該加強建設和構建，并且使不同的運輸方式能夠有效的銜接，達到現代化要求的現代交通體系。
在公路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向偏遠的鄉、村級公路的拓展，同時也要延伸高速公路的抵達范圍，建設以哈爾濱為中心的賓縣、五常等高速公路環線，加大沿邊公路的建設，繼續加強國道建設，形成一圈多線的公路網，促進客貨市場的良性發展。
在鐵路建設中，繼續擴大哈牡、哈佳為代表的東環線的建設和“哈大齊北綏哈”鐵路西環線的完善，同時進行沿邊鐵路的建設，形成四通八達的鐵路運輸網絡系統。
在航空運輸建設中，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哈爾濱太機場的擴建，同時建設一批民用和通用的機場，并對佳木斯等現有機場進行擴建等相關建設。依托機場及陸空聯運，大力發展航空物流業；依托哈爾濱現有航空制造產業基礎，通過存量優化和增量布局，積極發展航空制造業；通過龍頭企業和大項目帶動，引進和培育發展臨空型電子信息制造業；依托機場客流及便捷交通優勢，加快發展商務、商貿、金融、旅游、總部經濟等高端服務業。
繼續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實施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全省水利設施現代化進程。
2.物流園區建設的原則
（1）位于城市中心區的邊緣地區，一般在城市道路網的外環線附近；在眾多交通運輸通道中，公路仍然是主要的貨運方式
（2）位于城市物流的節點附近，現有物流資源基礎較好，一般有較大物流量產生，如工業園區，大型賣場等企業集聚區，有可利用和整合的物流資源；從而能更好地節約物流成本；
（3）有利于整個地區物流網絡的優化和信息資源利用。最理想的物流園區，應該是鐵路網絡、公路網絡、航空、水空網絡的聯節點和交匯地
（4）堅持高起點，現代化的原則物流園區在建設過程中，一定結合世界最先進的園區建設經驗，把目標定位在世界級的水平上，重視物流信息系統平臺的建設，并且以當前的市場經濟運行為出發點。
（5）物流園區在建設過程中要積極引進先進人才。在高科技的背景下，一定需要高技能、高學歷、懂管理的復合型人才，所以要組建一支具有豐富經驗、銳意進取、各個層次都有的階級型隊伍，便于物流園區的長遠發展規劃。
二、圍繞“商貿物流”構筑“四個中心”
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和黑龍江省沿邊開發開放戰略的深入推進，緊緊圍繞“引進培育現代商貿物流產業”的中心戰略，重點構建“四個中心”。
園區站在打造21世紀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對俄沿邊開放窗口和對俄、韓、日、蒙等東北亞國家開發開放橋頭堡的戰略高度，按照承載國家一級物流園區布局城市功能的現代商貿物流產業示范園區標準，在商業貿易、倉儲物流、電子商務、綠色食品、總部經濟、休閑旅游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啟動“物流+互聯網+金融服務”的智能公路港建設，將全國公路物流網絡和新亞歐大陸橋貨運通道有效聯通。毗鄰哈爾濱綜合保稅區和聯通全國鐵路貨運網絡的哈爾濱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正在建設的哈佳、哈牡高鐵將貫通園區，154條鐵路專用線輻射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地區。依托眾多地理和交通優勢，道外產業園區正逐步構建輻射東北亞的“商貿展示交易中心”、“陸港倉儲物流全智能服務中心”、“對俄經貿合作交易中心”及“綜合物流示范中心”。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專業教學論文，歡迎光臨dYLW.neT]
總之，在中韓貿易背景下，在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指引下，黑龍江省物流園區的建設和發展迎來了哪的的機遇和發展空間，物流園區的進一步完善將為龍江經濟的騰飛。
論文摘 要：通過對近些年美對華貿易政策總結，研究其現狀和發展趨勢等。
中美兩國現已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戰略組合之一。多年來美國對華政策時冷時熱，軟硬兼施，對我國經濟產生絕對性影響。在研究中美貿易的時候，有必要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研究。
本文將近幾年關于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問題的研究成果總結，分析其發展歷程，并預測未來趨勢。
一、盧榮忠.孫忠《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的特點、原因及其影響》
八十年代末期以來，由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巨變，美國對華政策滲透著強烈的政治因素，日益表現為：第一，加強單邊行動，雙邊談判強硬；第二，以貿易立法為武器，日益突出歧視性；第三，加強非關稅壁壘的作用；第四，有多邊主義轉向雙邊主義和區域主義；第五，貿易優惠制度的地區化傾向。
美國對華的戰略已經轉變為：對經濟迅速增長的中國予以支持，加強"和平演變"攻勢。
二、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分析美中貿易政策評估報告》
三項對華貿易核心原則，即推動日益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為美國人民贏得該體系的經濟利益；追求更平等、更持久、具有平衡的機會、能夠為美國創造對稱的出口部門就業機會的貿易關系。
具體政策：第一，美國即將針對美中貿易采取一些行動，包括強化美國貿易代表署執法能力，以便更好地確保中國履行貿易義務；第二，強化美國貿易代表署獲得中國貿易體制和實踐的信息的能力；強化對華貿易談判能力；就對華貿易增強與其他貿易伙伴的協調等；第三，為保護本國跨國公司的利益，美國政府采取經濟外交手段為本國跨國公司進入他國市場提供服務支持，同時采取歧視性貿易政策即通過“出口自愿限制”和針對性的反傾銷措施等，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拒之門外，以確保美國跨國公司產品在國內市場銷售；第四，對中國商品連連設限和反傾銷；美國把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認識，尋找各種借口對中國的發展設置障礙，除了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之外，在貿易政策上實施歧視性待遇是實現牽制中國的有效工具；第五，美國對中國實施歧視性貿易政策，更能刺激美國的貿易伙伴積極尋求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近年來，美國加緊與其他國家建立FTA，一方面是美國政治經濟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與中國有競爭關系的那些國家要維持或增加在美國市場中的地位，并且那些國家的出口產品也都集中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而美國用更大優惠的市場準入換取那些國家非經濟方面的承諾，如柬埔寨承諾實施勞工標準，中美洲五國承諾與貿易開戰、促進民主和環境保護，與摩洛哥、巴林建立FTA有利于美國在中東的影響。
三、余利紅.劉海云《對外反補貼的最新動態、發展趨勢與因應對策》
（一）最新動態
多國運用其國內法對華反補貼：
1.加拿大和美國是對華反補貼的先行者好主力軍：美國2006年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發起的“雙反”調查，是1991年以來首次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發起反補貼調查。雖然該案最終因無損害而以無措施結案，但美國卻掃除了對華實施反補貼的法律障礙，到今年3月底共對華發起13起“雙反”調查。 轉貼于
2.反補貼和反傾銷雙管齊下，對中國涉案出口產品造成雙重救濟：對于“雙反”調查，尤其是美國的“雙反”調查，中國在多次抗辯后，發現抗辯并不能起到實質作用，中國產品的出口仍然面臨雙重救濟的風險。
3.對華反補貼已經蔓延到其他一些重要的貿易伙伴：就在加拿大、美國對我國緊鑼密鼓進行反補貼之后，澳大利亞，南非和印度從2008年開始也拿起了反補貼大棒。
（二）將中國補貼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
未來趨勢：在未來幾年中，對華“雙反”調查仍將在高位運行，但隨著世界經濟的好轉以及中國補貼制度的規范和相關立法的健全和實以及反補貼應訴能力的提高，對華“雙反”調查將逐步回落。
四、《中國加入WTO以來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
相互依賴、相互受益的經貿合作模式決定了中美兩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在總體上保持互惠互利的經貿關系，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也將保持穩定的、開放的格局。但無論如何，巨額貿易順差在政治上仍然是相當敏感的，并常常被聯系到國家競爭力這類有煽動性的概念上。美國受到影響的利益集團、國會和政府，都十分關注這一問題，并進而在上述諸多貿易政策議題上對中國采取日益強硬的立場。
五、美對華現行貿易政策
（一）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
（二）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
（三）貿易制裁與貿易補救措施：特別301條款；“非市場經濟國家條款”； 特保條款與保障措施；“337條款”
（四）歧視性政策
六、結束語
上述研究成果說明，美對華貿易政策，在中國加入WTO前后，發生了很大變化?，F在美對華貿易政策基本上都是保護性和歧視性的，并手段多樣。在幾年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強硬，至少不會放軟，將對中國經濟產生絕對性影響。
參考文獻：
[1]盧榮忠，孫忠.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的特點、原因及其影響[J].國際經貿研究，1995.
摘要：閩臺地緣相近，新能源資源結構相似，發展新能源的訴求一致，兩地的新能源合作可帶來能源共同發展的雙贏局面。閩臺新能源合作既有些有利條件也存在阻礙因素，所以要遵循一定的構建原則，使閩臺在新能源合作的措施上先行先試。
關鍵詞：閩臺；新能源；合作
一、引言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血液，保證能源安全已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閩臺兩地都是常規化能源極為匱乏的地區，隨著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加大，兩地對外的能源依存度進一步加大，環境容量的制約問題也開始顯現。相反，由于閩臺地緣相近，兩地在太陽能、風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儲量上都極為豐富，兩地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緣、血緣、文緣、商緣、法緣等“五緣”優勢和緊密的經貿關系，建立起新能源開發建設領域的區域能源合作，實現閩臺地區的能源安全，以推動經濟的持續性發展。
二、閩臺新能源開發狀況
海峽西岸的福建地區是常規能源缺乏的地區，受基礎儲量的限制，常規能源生產增加的潛力有限，這使得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開始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臺灣地區能源基礎儲量更是匱乏，其能源供應幾乎全部依賴于外部進口，20世紀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發生后，臺灣地區開始實行能源發展的多元化政策，積極鼓勵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一）閩臺新能源資源儲量分布
由于閩臺地理位置相似，兩地在新能源資源的儲量及結構上極為相近。其中，在風能資源方面，受臺灣海峽的影響，閩臺地區是我國風能資源的最佳風能區，其中福建現有經濟可開發量就達200萬千瓦[1]；太陽能資源方面，福建南部、臺灣西南部是我國的資源儲量中等類型地區，具有利用太陽能的良好條件[2]。在未來具有開發前景的能源中，作為沿海地區，海洋能更是兩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性新能源，其中福建在以探明可開發的海洋能中的潮汐能電站280萬千瓦以上的就有79座，總裝機容量1.033萬千萬瓦，開發潛力巨大[3]。
（二）福建地區新能源開發狀況
在支持新能源發展的政策指引下，福建的新能源產業得到了較快程度地發展。其中核能利用項目福清核電和寧德核電已經全面啟動；“十五”期間的福建新能源戰略重點項目——平潭長江澳風電項目一、二期已并網發電、三期已動工，根據規劃，“十一五”期間，福建將大力發展風力發電，到2010年全省風電裝機容量將達到60萬千瓦，風電裝機比例爭取達到2%[4]；生物質能利用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農業廢棄物利用方面如農村沼氣工程、生物液體燃料等，在生物質能的發電方面也已起步，如利用城市垃圾進行發電的福州紅廟嶺垃圾焚燒發電廠，就取得了較好的綜合經濟效益。
（三）臺灣地區新能源開發狀況
在臺灣的現有能源結構中，除核能外的其它新能源所占比例較低。在核能發展方面，臺灣的核科技實力總體不強，但在個別領域如核電安全營運與管理、放射性廢物處理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其中2004年臺灣核能發電379.39億千瓦時，占地區發電總量的20.93%，占能源供應總量的7.30%[5]；在風能利用方面，臺灣計劃至2010年將風能發電裝機容量升至30萬千瓦；太陽能熱利用之太陽能熱水器的普及率也已達4%，海洋能和地熱能的應用技術也在積極的研發之中。根據臺灣“經濟部能源局”的規劃，至2010年，臺灣的可再生性新能源將占能源供應比例的10%[6]。
三、閩臺新能源合作現狀
由于閩臺特殊的“五緣”關系，閩臺在經濟的合作方面一直較為緊密。其中福建充分發揮其對臺優勢，率先開展對臺小額貿易，率先設立臺商投資區和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這有力地推進了閩臺的經貿合作。目前，福建省已成為對臺工作平臺和渠道最為密集的地區，吸收臺資項目、利用臺資金額以及與臺灣的貿易額都位居大陸各省市前列，閩臺農業合作更是位居大陸第一[7]。但在能源合作特別是新能源合作領域，兩地的合作卻并未起步。
（一）海峽兩岸的新能源合作
在能源領域，海峽兩岸已展開過常規能源的實質性合作。1995年，大陸中海油公司和臺灣“中油公司”決定在臺灣海峽中線的珠江口臺南盆地與潮汕凹陷區域展開聯合勘探作業；2002年，臺灣“中油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正式簽署協議，雙方合作在臺灣海峽中線合作探油，揭開兩岸公營企業合作的序幕；同年，臺灣“中油公司”開始為大陸石油天然氣公司代煉原油，代煉的產品經第三地運回大陸，成為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新模式[8]。但在新能源方面，兩岸目前的合作主要還是停留在交流的層次上，在開發建設方面并未展開。
（二）閩臺地區的新能源合作
在新能源的開發建設方面，雖然閩臺有著共同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愿望，但閩臺還未展開過任何實質性的合作。目前兩地在新能源的合作模式上僅停留在交流的層面，即兩地的學者和業者通過研討的方式就能源建設、能源節約等能源相關問題展開交流，作為一種初級形態的合作機制，它對尋求能源合作問題上的突破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在轉變成現實的合作上還需要一定的過程。
四、閩臺新能源合作不利因素分析
鑒于能源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海峽兩岸仍存在嚴重的政治對立情況下，閩臺的新能源合作可能會受到比其它行業合作更多的政治層面的干擾，市場經濟的驅動力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同時，新能源投資開發體制的不完善也有可能會成為阻礙兩地合作的因素。（一）能源領域易受政治影響
隨著臺灣當局“”動作的加大，海峽兩岸的政治對立進一步加劇。對于影響著地區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等各個方面的能源來說，能源領域的合作更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在缺乏政治基礎條件下的能源合作很難形成制度性的合作，合作的穩定性會受到較大的影響。對于閩臺的區域內能源合作，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宏觀層面的政治環境的影響。
（二）能源投資受到臺灣當局的限制
在具有應用前景的新能源中，其應用領域主要集中在發電方面，根據臺灣“經濟部”1991年的“禁止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基礎建設項目”，電力能源的發電、輸電及配電領域均列在內[9]。同時，由于新能源的開發主要在于技術的創新和產業化的推廣，新能源產業極具成為未來經濟支柱的潛力，臺灣當局現行的所謂“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即一方面對臺商投資大陸的規模、領域、技術層次作限制；另一方面把大陸企業拒之門外，不許入臺投資對新能源的深度合作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三）新能源開發市場機制尚未建立
為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完善的市場機制必不可少，市場的進出自由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現有的能源市場投資主體中，目前主要是一些行業壟斷性企業如大陸五大發電集團、臺灣電力公司等，民營資本由于投資機制上的原因不易進入該投資領域。這在限制新能源發揮其潛力的同時，也限制了新能源投資領域合作主體的多樣性，從而限制了閩臺在新能源合作上的靈活性。
（四）新能源現階段缺乏市場競爭力
按照現行的財務經濟評價體系，在新能源的外部經濟性得不到補償的情況下，受技術水平和資源本身特點的限制，新能源的經濟指標明顯遜色于現有的常規能源，在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力量必將使其退出市場競爭。為此，各國都制定了支持本國新能源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其中尤以經濟激勵措施應用的較為頻繁。而我國現行的“競價上網”的電價制度明顯不利于新能源的開發建設。
五、閩臺新能源合作有利條件
隨著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構想的正式實施，閩臺的經貿發展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戰略機遇。它對于閩臺實現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合作是一個歷史的契機。同時，新能源本身的經濟特點也有利于閩臺展開該領域的合作。
（一）新能源具有供應的非剛性
對于新能源而言，其絕大部分都屬于可再生性能源或資源儲量極為豐富的能源，在技術開發成熟的前提下，其供應具有非剛性的特點，如核聚變能、海洋能。因此，對于新能源合作雙方而言，其不存在合作的負經濟性問題，即合作只會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度，至少合作不會對雙方能源發展造成損害，這是閩臺新能源展開合作的最有利條件。
（二）閩臺新能源合作具有政策保障
在兩岸的經貿交流中，大陸對臺商投資一直采取鼓勵、支持的態度，臺商在大陸除享受外商投資的所有政策優惠外，還享受著“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區別對待政策”。其中在能源投資領域，按照《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能夠節約能源的新設備、新材料，屬于綜合利用資源和再生資源以及防治環境污染的新技術、新設備的，都列入了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臺灣同胞還可以合作勘探開發大陸的自然資源。這些都為閩臺的新能源合作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三）閩臺新能源開發具有互補性
在現階段，新能源未能實行有效的大規模開發主要在于其開發技術的不成熟、開發需要的資金規模過大、在開發利用的條件上存在較高的要求等多方面的限制，閩臺在新能源的開發上具有優勢互補性：福建可以利用大陸在新能源技術研發上的人才優勢，臺灣具有新能源開發上的產業化運作優勢，這其中包括了資金的投入、管理水平和商業化運作等各個方面。
（四）閩臺具有良好的經貿合作基礎
福建與臺灣隔海相望，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充分發揮閩臺之間這種特殊淵源關系，大力推進閩臺經貿合作，形成了經濟合作互補互利、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目前，臺灣已成為福建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市場，同時也是境外資金的第二大來源。截止2006年底，閩臺貿易總額458.09億美元，其中福建對臺出口60.92億美元，自臺進口397.17億美元；福建累計批準臺資項目8930個，合同臺資178.12億美元，實際到資117.13億美元[10]。
（五）閩臺具有新能源合作的地緣優勢
在能源的開發上，能源的輸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也是未來建立兩岸能源共同市場以提高能源安全度和利用效率的內在要求。閩臺地處臺灣海峽兩岸，臺灣本島距離福建最近距離只有162海里，兩地的地緣優勢為新能源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國家“十一五”規劃把海峽西岸納入到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范疇，對于發揮閩臺地區特殊的地緣優勢，促進新能源開發合作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
六、閩臺新能源合作體系的構建原則
在現有的閩臺經貿關系中，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兩地在經貿的合作上存在著一定的曲折和波動，為了實現在現有條件上最大程度的合作，閩臺在新能源合作體系的構建方面可以按照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現實性與戰略性相結合的原則循序漸進進行。
（一）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原則
在閩臺新能源合作體系的構建上，首先應從建立微觀層面的合作方面切入，即按照市場經濟運行原則，以新能源市場作為基點，通過微觀經濟主體即能源開發企業之間的合作達到利益上“雙贏”目的，這可以避免新能源合作一開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從而有序地推進該領域合作的深入開展；在微觀合作深入以后，通過經濟的力量推動宏觀層面合作的建立，即管理機構的參與，以制度化實現合作的穩定性。
（二）現實性與戰略性相結合原則
鑒于目前臺灣當局在政治上的“”意識，海峽兩岸在政治上短期內恐難有大的突破。在政治推動下的新能源合作有困難的情況下，可在遵循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先擱置合作中的政治分歧因素，合作中采取政治與經濟暫時分離的原則，近期通過靈活、務實的方式實現閩臺在新能源開發的合作；在兩岸的政治分歧減少和經濟一體化程度得到提高的前提下，遠期構建閩臺新能源的全方位合作。
七、閩臺新能源合作體系的構建措施
在閩臺新能源的合作上，由于兩岸目前尚未有合作的先例，兩地的合作需摸索著前進。在閩臺新能源合作雙向開發有困難的情況下，福建可以利用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先行先試，探索閩臺新能源合作平臺的構建問題，以推動合作的突破與深入。
（一）先行先試，實施新能源合作特殊政策試點
隨著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支持海峽西岸”提到解決的層面來考量，福建的獨特優勢進一步凸顯。為了發揮福建的這種獨特優勢，在目前兩岸能源合作渠道并不暢通的情況下，福建應積極爭取國家把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海峽兩岸新能源合作的試點地區，給予兩地能源合作更多的政策支持，實行新能源合作政策的先行先試，在條件成熟時，按照WTO所認同的授權原則，在海峽西岸經濟區政策試驗的基礎上，由中央政府特派或授權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與臺灣有關方面商談制度性一體化下的能源合作，為兩地能源合作提供更有效地制度保障[10]。同時，福建也可給予最大的地方政策扶持，以促進合作盡快進入軌道。
（二）循序漸進，建立以微觀促宏觀的漸進合作
在海峽兩岸的經濟交往中，臺灣當局雖然會考慮經貿發展對臺灣的政治影響問題，但大陸經貿政策也會受兩岸經貿發展的客觀現實制約，即每項經貿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往往是對在技術與行政上無法有效阻止既成的事實進行追認[12]。因此，在新能源的合作方面，可以先實行以企業為主體的合作，在企業的合作全面深入以后，通過經濟的力量決定政策的走向，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最終實現官方層次的合作。
（三）實行人才合作，建立新能源信息咨詢平臺
信息咨詢的功能主要是通過提供信息和智力服務，為企業決策提供準確、完善的輔助信息。為了提高閩臺新能源合作上的效率，有必要最大限度的整合雙方在本領域的人才優勢，建立起新能源信息咨詢平臺。通過信息咨詢平臺，可以在新能源的投資方向、雙方資源的整合、投資的融資等方面實現最大程度的優化，從而促進新能源合作一開始就向科學化發展，并進而降低合作雙方的投資成本與風險，合作的效率與效益相應也就得到了提高。
（四）加快技術研發，建立技術開發領域的合作
在現階段，新能源的發展較為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能源的技術發展還不成熟，這直接導致了新能源產業經濟指標的不佳，從而影響了新能源發展的市場競爭力。技術的創新需要伴隨一定的人力和資金投入，福建可以通過創建海峽西岸新能源技術創新園的方式，充分利用臺灣的資金和產業化優勢和大陸的人才優勢，通過最大程度的比較優勢整合，實現新能源開發技術的創新，從而為閩臺新能源的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礎。
（五）挖掘能源效益，建立資源開發領域的合作
在開發技術取得突破后，下一步即為開發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新能源資源。對于新能源資源的開發來說，其存在著初始投資規模大，資源出力不穩定等特點，資源開發的風險較大，為此，閩臺可以通過共同參股成立新能源風險投資公司，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機制下實現在新能源資源開發領域的合作。近期內，優先發展現有技術水平下福建境內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新能源資源并逐步推至祖國大陸的其它地區，遠期開發臺灣地區及至共同進入國際新能源開發市場。
（六）深化能源合作，建立閩臺能源共同市場試點區
在閩臺的新能源合作中，為了最大程度利用雙方的新能源發展比較優勢，實現兩地新能源共同發展，最終實現能源供應對經濟發展要求的支撐，在合作達到一定廣度和深度后，兩地可以通過建立區域能源共同市場的方式，實現能源使用的最優化配置。在建立閩臺能源共同市場過程中，牽涉到閩臺能源資源的輸送、能源價格的改革、能源政策的制定、能源合作機制的建立等多個方面，這需要在合作的過程中進行探索、建立并完善。
關鍵詞：上海合作組織 經濟波動 協動性
冷戰后中亞地區經貿安全合作成為全球熱點的大背景下，上海合作組織（SCO）2001年6月15日正式成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等運行模式基礎上，上海合作組織在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越來越重視該地區的社會經濟合作與發展并逐見成效，經濟貿易整合日趨加速，貿易往來日益加深。因此，有必要對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十年來推動區域經濟合作與一體化舉措的成效進行認真評估和政策審視。
一、經濟波動協動性相關研究綜述
國際經濟波動協動性是指國家之間產出波動的同步性、經濟周期的類同性。經濟組織成員國之間經濟協動性是政策協調的經濟基礎。Mitchell（1927）以及之后的大量研究（如David K. Backus，1993）發現，世界經濟周期是客觀存在的，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運動的內生形態。各種沖擊的綜合作用和特定國家或地區經濟周期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跨國傳導生成了世界經濟周期。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NOEM）作為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新古典綜合（NNS）框架的一個成功范例，整合了真實經濟周期（RBC）理論和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兩方面的理論資源。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開創性論文奠定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后經King和Rebelo（2000）等的發展，逐漸形成對現實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現象富有解釋力的較為完整的理論。陳昆亭、周炎、龔六堂（2004）提出“發達經濟間存在近似的共動性關系；發展中經濟以領導型經濟為首，存在滯后的共動反應；小經濟以大經濟為依載體，具有滯后的共動性；周邊經濟多有共動性反應”。
傳統理論認為，國際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會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進一步加強，目前處于高度相關的狀態（Doyle and Faust，2005），但是另一些學者（D.Harding and A.Pagan，2006）在實證檢驗中發現各國經濟總量的相關系數雖然大多是正面的，但是工業國產出同步性較低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更低于人們的預期。
世界經濟周期的生成機制和傳導機制緊密相連，傳導機制在很大方面就是生成機制。經濟波動的同周期性主要是源于經濟波動的國際傳導。貿易密度理論（Baxter，1995，2005）已經確認了國際貿易和金融這樣兩條最主要的傳導渠道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認為各國經濟波動同步性與貿易有著密切的正向聯系，主要是由于對他國的進口依賴，還有價格沖擊、需求沖擊（Ariel Burstein，2008）以及其他與貿易相關的沖擊等。
二、經濟周期協動性的測度
（一）HP濾波法
時間序列數據經濟周期研究一般采用趨勢剔除得到周期成分。趨勢剔除的具體方法有很多種，黃梅波、呂朝鳳（2010）進行比較分析后指出，“即使對于曾經遭受過自然條件沖擊和技術革新的國家而言，生產函數法、HP濾波法、潛在增長率法在趨勢上也具有同步性”。HP（Hodrick、Prescott，1990，1997）濾波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線性回歸法強行將變量的趨勢假定為一條直線等缺點。本文用EViews7軟件對以2000年為基準的實際GDP數據進行趨勢項和周期波動項分解（平滑因子λ取100）。結果顯示，俄羅斯與中亞四國的趨勢相關性（0.96）高于中國（0.87），獨聯體效應明顯。
上合組織六個成員國依其經濟規模，大、中、小三組基本分明（阿布來提·依明，2010）。一般情況下，小國經濟波動較大且由大國經濟波動引致，SCO成員也不例外。組織內經濟大國俄羅斯和中國表現出“反周期”特征，中亞四個成員基本同步波動。究其原因，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作為能源出口國，其經濟波動主要反映國際能源市場走勢。各國經濟波動與趨勢組內標準化數據，參見圖1。
（二）同步化指數
從現有研究文獻看，通常以兩國之間實際經濟活動剔除趨勢后的雙邊相關性來衡量經濟周期協動性。本文借鑒Cerqueira、Martins（2009）的同步化指數方法，計算SCO成員國之間的實際經濟周期協動性情況。指數值越大，兩國之間經濟周期協動性程度越高。同步化指數計算公式：
其中，CIij，t表示t時期國家i和國家j之間實際經濟同步化指數，g、μ和σ分別為i、j國家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及其均值和標準差。數據顯示，獨聯體國家因為上世紀90年代初獨立初期制度體制缺失、社會動蕩甚至內戰，經歷了較為嚴重的經濟衰退和不穩定，后又在1999年和2009年因危機及影響經歷較大波動，中國則平穩高速增長。中國和其余五國同步化指數（參見圖2）顯示，波動差異總體上趨于縮小。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應用HP濾波、同步化指數等方法對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1992—2010年的經濟周期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本地區經濟周期協動性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具有可行性。SCO運行后，包括我國在內的成員國經濟波動趨于緩和，經濟增長的平穩性提高。
上海合作組織除了維護地區安全外，還對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有著突出的貢獻。作為組織內最具實力的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其政策對上合組織的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中俄兩國政策上有很多相同的訴求，正是這些政策訴求決定著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于2010年1月1日起成立關稅同盟。在此背景下，俄羅斯應該更積極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促進上海合作組織的一體化進程。只有通過政府主導的制度建設和基礎建設，民間貿易和投資才會跟進和繁榮，區域經濟合作才能培養出更高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合作模式。在此，充分發揮新疆向西開放的橋頭堡作用，這有利于中國西部開發，也必將給亞歐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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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11年上半年國際經濟環境的初步分析報告
一、上半年國際經濟環境的主要特點
（一）全球經濟和通脹“北冷南熱”
（二）主權債務危機舊疾復發
（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
（四）世界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五）各國間宏觀政策分歧增大
（六）突發事件頻發影響復蘇進程
今年以來，西亞北非政局動蕩、日本地核危機爆發、“基地”組織頭目更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被捕和歐洲大腸桿菌疫情蔓延等突發事件的到來，從不同層面對世界經濟運行產生了重大沖擊和影響。主要表現是：西亞北非政局動蕩與日本地核危機導致全球能源開發與利用格局發生變化，加劇了金融和商品市場波動；IMF總裁被捕和德國疫情阻滯了IMF和歐盟對主權債務危機的處理進程，惡化了德國與歐盟小國間的經貿關系；拉登死后美國軍事戰略重心出現從西亞向東南亞轉移的跡象，導致全球對東南亞經濟增長會否受到影響產生憂慮。此外，各國自然災害持續多發重發等問題，也為國際經濟環境增添了新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
二、下半年國際經濟環境展望
“一大不確定性”是，美國宏觀政策取向的不確定性。一是關于美國債務規模調整的問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警告稱，如果美國國會未能在8月2日前提高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美國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將被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如果美國政府無法支付8月15日到期的票面利息，美國信用評級將被列入“有限違約”等級。為避免國家信譽受損，美國遲早要調高債務規模。但是，如果過度調高債務上限，會增加美國國債的外銷壓力，引起美元貶值和通脹加劇。如果調整不到位，又不足以應付美國政府開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二是美國寬松貨幣政策的前景問題。盡管在美聯儲6月份議息結果中“第三輪量化寬松”暫時不在計劃內，但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經濟疲弱的深化可能改變美聯儲的想法”，這讓各界對美國會否變相實施新的量化寬松政策爭議很大，同時也加重了美元和大宗商品走勢的不確定性。
下半年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我國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主要是：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增大我國內輸入型通脹壓力，歐債危機延續導致我國購入歐債的收益變化，美日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擴大外需與人民幣升值同時造成壓力。
與此同時，我國也面臨著一些新的發展機遇。第一，歐債危機為我國通過援助歐洲獲取更大國際影響力和更多經濟利益創造了條件。第二，日本地核危機為我國通過援助日本爭取先進產業、技術與人才的轉移創造了條件。第三，美歐在北非的軍事行動對俄羅斯的傳統地緣利益造成威脅，將促使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主動與我國加強經貿合作。第四，在世界經濟緩慢曲折復蘇進程中，我國企業“走出去”也存在可以利用的機會。
三、把握機遇、應對風險，在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針對我國發展外部環境的新變化和可能的影響，我們要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從變化的形勢中捕捉和用好發展機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防范和化解風險，牢牢掌握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第一，未雨綢繆，做好應對各種風險的預案。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前提下，進一步增強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一方面，要針對國際做好“沙盤推演”，提前準備好各種調控預案，特別是對我不利情況下的宏觀調控預案，比如美國一旦再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后我國宏觀政策的相應調整，以及認真研究反制歐、美、日以債務危機惡化為借口“賴賬”的措施。另一方面，要根據國內地區發展差異大、經濟基礎不平衡的現實，研究制定差別化的調控政策，堅持區別對待，有促有控，促進重點行業和欠發達地區加快結構調整和高質量、高效益地發展。
第二，加強防范，抑制輸入型通脹的沖擊。夏糧再獲好收成，為我國控制全年糧價上漲奠定了良好基礎。但是，其他初級產品國際價格的高企以及全球航運價格的回升仍會對我國物價調控增加難度。為此，我們應沉著應對，綜合施策。建議抓住6月底美國開始釋放原油戰略儲備短期沖擊油價，以及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簽訂合作條約的有利時機，積極擴大石油、糧食和其他戰略性物資的進口；繼續限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搞好煤、電、油、氣、運等生產要素的供需銜接，毫不放松地推進節能減排工作；運用關稅、匯率杠桿，減輕能源資源和重要商品進口企業的稅賦，降低經營成本；強化對市場價格特別是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價格的監管，正確引導社會輿論，避免在外部因素誘使下投機分子借題炒作食鹽等類似事件的發生。
第三，多措并舉，保持國內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在我國國內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下半年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也會對我國金融市場帶來沖擊。為此，一是要穩定市場預期，在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的同時及時出臺有利于股市健康穩定發展的政策措施。二是要加強資本項目管制，特別是防控短期投機資本急速流出和流入導致國內股市、房市的大起大落。三是要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同時嘗試擴大人民幣對美元的日波動區間，降低市場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
[論文摘要] 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特別是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中美貿易平衡問題顯然已成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焦點。對此，該文分析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關應對策略。
1 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 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 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 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 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 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 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 應對策略建議
3.1 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 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 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 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 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 張燕. 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 北方經貿，2007, (5).
[2] 張璐, 劉增濤. 中美貿易摩擦分析及對策[j]. 經濟研究導刊，200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