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9-11 00:44: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直接投資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20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日新月異，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環境日益穩定，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起來。
一、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
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200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達到18333.24億美元，遠遠高于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7年發達國家的流入量達到12476.3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32%，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幾乎占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4997.47億美元，具體來看，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
FDI有兩種進入方式：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科技進步加快和各國經濟自由化加強，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存量和流量規模日趨龐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總價值達到1.1萬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超過五分之四。一般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較容易受跨國并購的影響，因此，這段時期跨國并購比新建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國的企業購并投資件數4500多起，在發達國家方面，美國是首位的跨國企業并購投資對象國。而在發展中國家方面，中國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則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國企業并購投資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私有化進程的延緩或終結。
2005年跨國并購的交易額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額增至7160億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國并購達到第一次高峰時的水平。這樣高水平的并購盡管是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結果，但也確實受到全球證券市場復蘇的推動。
2006年，并購仍在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綠地投資也有所增長，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長，利潤再投資已成為內向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大約占2006年全世界外資流入總量的30%，單在發展中國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國并購交易的金額達到1.637萬億美元，比2000年創記錄的水平增長了21%。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2007年全球跨國并購沒有產生明顯影響。
三、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
1、中國應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相當豐富，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增加跨國并購，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年在世界范圍內，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中國要進一步發展本國經濟，就要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采取并購的方式可以利用別人原有的銷售渠道，與新建相比，節約成本。
2、培養跨國管理人才。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1]李東陽,對外直接投資的實現途徑及其選擇[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2,(06).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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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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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于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東道國而言，必須辯證地看待其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這種投資可以對東道國加大資本形成、擴大就業、增加出口以及提高技術水平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也可能產生使東道國國際收支惡化、市場結構趨于不合理和削弱東道自的消極作用。
所以，東道國必須結合自身的情況，采取適當的政策趨利避害。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紛紛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資鼓勵措施。但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投資鼓勵措施的定義、分類和經濟分析
投資鼓勵措施是指某一政府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出于鼓勵特定企業或企業類型進行一定的投資行為的目的，向后者提供的可以度量的經濟好處，其中包括旨在增加某一外國直接投資的回報率或減少外國直接投資的成本和風險的有關措施。雖然大部分投資鼓勵措施有某種補貼成分，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如壟斷經營權-雖然會為有關政府帶來一些經濟成本，但不會引致直接的財政成本。投資鼓勵措施還不包括廣義的基礎設施、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法律法規、企業經營的調控和財政制度、有關利潤匯出及國民待遇等非歧視性政策。
根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大會（UNCTAD）的研究，投資鼓勵措施一般可以分為財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類型。
財政措施的總體目標是減輕外國投資者的稅收負擔。根據減征的依據的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分為針對利潤、銷售額、和增加值的措施，針對資本投資的措施，針對進出口的措施，等等。
金融措施是指東道國政府直接向投資的跨國公司提供資金以資助新投資或某種經營活動，其目的是降低投資或經營的成本。最常見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贈款、補貼貸款、政府參股、優惠保險等。
其他措施是指難以歸入財政類和金融類的措施，目的也是增加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當地投資的回報。其主要形式有補貼專用基礎設施、補貼服務、市場傾斜、使用外匯上的優惠待遇，等等。
可以看出，東道國政府決定向跨國公司的投資提供鼓勵措施時可以有多種選擇。究竟選擇何種形式取決于東道國政府的需要及其與跨國公司的談判結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勵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則與措施的類型以及實施、管理的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投資鼓勵措施是通過減少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成本、增加其收益這一機理達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的。至于這些措施能否達到其目的（即東道國所得收益是否大于其采取這些措施的成本），在什么條件下能夠達到其目的，更多地是一個實踐問題，經濟理論尚未做出一個系統、完整的說明。
迄今，對投資鼓勵措施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投資的外在效益說”。外國直接投資會給進行投資的跨國公司帶來發揮優勢、降低成本、擴大市場、獲得規模效益等好處。如果這些收益為投資的跨國公司完全內化，即完全由其所得，這些收益就會包括在投資的回報當中，東道國政府就沒有必要采取任何鼓勵投資的措施。跨國公司在沒有投資鼓勵措施的情況的投資水平就是最優的。
除此之外，外國直接投資還有可能對接受其投資的東道國的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譬如：促進東道國的資本形成、擴大就業、增加出口、提高技術水平等，最終起到加快東道國經濟增長、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這些效應往往不能被投資的跨國公司所內化，也就不能在其投資的回報中有所反映。
因此，它們被稱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外部效益”。不少經濟學家都非常重視投資的外部效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如羅默認為，一個企業的資本積累將給進行投資的公司以外的公司也帶來好處，尤其是在技術進步方面。其根據是60年代的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的速度取決于投資率。這樣，在投資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由于市場無法使外部效益在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中反映出來，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社會回報率和經濟回報（即跨國公司自身的投資回報率）之間便形成了一個落差。
斯科特對10個國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現，投資占產出的比例是高素質勞動力隊伍擴大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他的測算，美國和英國的投資社會回報率比其經濟回報率高出約7個百分點。這一落差的三分之一為政府稅收所至，其余部分可以歸因于投資的外部效益。回報率落差的存在可能會導致投資不足，也就是投資（包括外國直接投資）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這時東道國政府采取投資鼓勵措施，以彌補回報率上的落差，是為了鼓勵投資超出自發水平，達到社會最優水平。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如果東道國政府為了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向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提供了減免公司所得稅的優惠待遇，其在財政收入上將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財政學的角度來看，公司所得稅有為持股人代繳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在公司稅得到減免后，如果是國內企業，其持股人為國內居民，減免的公司稅在一定程度上會以持股人個人所得稅的形式收繳上來；但如果是跨國公司，減免的東道國公司稅則以持股人個人所得稅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轉移給了跨國公司的母國。只有在外國直接投資的外部效益足夠大的情況下，東道國政府才會愿意降低公司所得稅率，放棄這筆收入。
對外國直接投資鼓勵措施另一種常見的解釋是“幼稚工業說”。其基本要義與國際貿易理論中支持保護措施的幼稚工業說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國某一產業發展的初期，由于生產規模小，技術也不十分成熟，生產的成本較高，該國在這一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能夠引入外國資本，并以此帶動技術和管理技能的引進以及東道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產量的增加、技術的成熟與進步，東道國該行業生產的平均成本下降，該國從而獲得在這一產業的比較優勢。然而，由于存在著缺陷或失效的現象，完全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
譬如，由于資本市場的缺陷，企業可能面臨著在籌資方面受到的限制。這與個人在籌資方面受到的限制是同樣道理。一個人在年輕時無法以其未來收入為基礎進行借貸，會導致其現期消費不足。同理，由于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可能因無法判斷企業某一投資項目是否能夠盈利而對投資于該項目望而卻步，于是出現投資不足。
信息的不對稱性還會在其他兩個層次上導致投資不足。
首先，由于企業的局外人在開始階段對企業的資質不甚了解，企業的管理人員為了吸引投資者，可能會采取增發紅利的辦法。這樣一來，企業進行新投資的成本增加了，導致投資低于投資者充分掌握信息時的水平。
第二，企業只有在新投資能夠給現有持股人帶來正凈現值（即投資的回報大于投資和償債開支之和）的情況下才會籌資進行新投資。由于債權人和持股人相比在獲得補償上具有優先權，如果對投資的未來收益沒有把握，持股人一般不會愿意讓籌資超過僅夠支付投資開支的水平。
幼稚工業說認為，投資鼓勵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糾正市場的上述缺陷，使投資能夠反映某一項目在長期內降低成本的潛力。根據這一理論，臨時性的投資鼓勵措施對處于初始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條件是采取的措施必須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特別是要以那些規模較小、正在成長或/且有一定風險的投資為對象，而且還必須具備直接為企業提供資金的能力。降低稅率或臨時性免稅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優惠效果。如果邊際稅率已經處于較低的水平，降低稅率就起不到多少鼓勵投資的作用。如果沒有虧損補償，無論是降低稅率還是臨時性免稅，其對投資的鼓勵作用則可能是零。對于面臨籌資困難的企業而言，雖然減稅在將來可以帶來一定的好處，但畢竟遠水解不了近渴。與此相比，可以返還的投資抵稅措施則有效的多。
如跨國公司的母國實行公司海外納稅沖抵國內稅制度，東道國政府采取的對外國直接投資減免稅措施的有效性會大打折扣，也許只會起到將稅收轉移給母國政府的作用。但如果減免稅是臨時性的，由于在此期間投資尚未盈利，向母國的稅收轉移因此而推后，對投資仍可起到一定的鼓勵作用，東道國采取這些措施還是劃算的。
對投資鼓勵措施的第二種解釋是“政府政策連續性說”。具有永久性，即以長期經營為目的是直接投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資一旦做出，往往就無法或至少很難逆轉。因此，投資發生地政府有關政策是否具有連續性對投資的經營狀況至關重要。如果政府有遠見，就會在設計未來稅收政策時考慮其對現期投資的影響。但是，本屆政府一般來說無法決定未來政府將采取何種稅收政策。即使是同屆政府，其稅收政策是否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也難有絕對的保證。在投資進行了一段時間、資本量已有相對積累后，特別是在投資成本已經收回、投資回報幾近“尋租”后，政府可能會改變稅收政策，轉而采取較高的稅率。
由于迄今為止尚未找到一種現政府約束未來政府稅收行為的機制，如果所有有關決策人均能正確地預期到未來政府將采取的稅收政策，那么會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均衡。在這種均衡狀態下，所有人在做決定時都考慮到了政府稅收政策不連貫的可能性。其結果是：和人們預期政府的政策將是連貫的時候相比，政府征收的稅率將提高，投資者的投資將有所減少。這種理性預期均衡的存在對于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原因有兩個：
第一，外國直接投資往往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外國投資者對東道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往往不能與當地投資者同日而語。
由此引起的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政府未來政策的不確定往往構成了其投資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東道國政府采取投資鼓勵措施可以對此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
除了上述幾種對投資鼓勵措施的解釋之外，一些國家的政府在采取這些措施時可能還有以下兩個考慮：
一是補償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預措施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例如，東道國政府之所以通過對外資企業進口設備、原材料、中間產品實行進口稅減免來吸引外資，可能是因為其實施的某項政策人為地壓低了外國投資的回報率。解決這一問題最理想的辦法是取消造成扭曲的政策，從根源上消除采取鼓勵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受其政策目標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采取彌補性的鼓勵措施可能成為東道國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次佳方案。
二是鼓勵跨國公司承擔某種東道國政府自己無力承擔的公共成本。
以上說明的是對東道國政府采取鼓勵措施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做出的種種解釋，也就是投資鼓勵措施可以給東道國帶來的各種好處。然而，凡事都有兩個方面，投資鼓勵措施也不例外。如果運用不當，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正如世界銀行指出的：一個政策極度扭曲的經濟體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給其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福利的改善，而是凈損失。
譬如，如果按國際價格計算外國直接投資創造的增加值為負，或其以匯出利潤的方式減少了東道國的資源，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只能是“悲慘的增長”。
除了可能會導致本章前所述及的向跨國公司的母國轉移稅收的情況外，鼓勵措施往往用于補償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預措施給外國投資者造成的損失是這些措施可能導致悲慘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因為，依靠減免稅等措施來抵銷當地成分要求、持股限額等限制條件的消極影響、維持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會降低外國直接投資的效益。
就一國政府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的優惠幅度、該國經濟中存在的其他扭曲現象及其整體經濟的效率（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而言，在不考慮其他扭曲現象時，鼓勵措施的優惠幅度越大，經濟效益就越低；在不考慮鼓勵措施時，經濟中的扭曲越嚴重，經濟效益就越低，在同時考慮鼓勵措施和經濟中的其他扭曲的情況下，雖然經濟的總效益在一段區間內可能略有升高（反映出鼓勵措施對經濟中存在的其他扭曲可能有一定的彌補作用），但其總的趨勢是隨其他變量的增加而降低。
這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上述3個變量相互之間的關系。世界銀行所作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實際利率為負時，投資者沒有必要考慮資本的效益。由于擁有、維持富裕生產能力的成本為零，生產能力可能大大超出近期生產計劃的需要，企業也沒有必要采用加班、輪班等提高設利用率的措施。也就是說，實際生產能力大于有效生產能力。如果外國直接投資是以合資企業形式出現的，或通過向東道國金融機構借貸使用了東道國的儲蓄，外國直接投資的效益與在東道國國內籌資進行的投資一樣不可避免地要比在利率處于市場均衡狀態下要低。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越多，其優惠幅度越大，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越多，給東道國造成的資源浪費也就越大。
再如，如果東道國對某一行業實行高保護，外國投資者（尋求市場型）在進入該國市場后可以獲取超額利潤，那么，外國投資者做出的投資決定和由此導致的資源配置都可能就不是最優的，東道國在此情況下的福利水平一般比不實行這種高保護時要低。
綜上所述，東道國從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中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東道國政府采取鼓勵措施的本意是彌補市場存在的缺陷或經濟中存在的扭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并從這種投資中受益。然而，東道國并非總能如愿以償，有時其采取的鼓勵措施還會導致新的扭曲。
此外，還有采取鼓勵措施本身帶來的成本。這樣，在采取某一投資鼓勵措施之前，必須要綜合考慮其成本和收益。只有在總收益大于總成本的情況下，采取這項措施在經濟上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會得不償失。
二、投資鼓勵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不同區域的調查結果證實，投資鼓勵措施在外國直接投資者區位選擇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譬如，在50年代對247家美國跨國公司所作的一項調查中，只有十分之一接受調查的公司將東道國政府提供稅收優惠列為進行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之一。與此相對照，分別有57%、39%、26%的公司認為貨幣的可兌換性、政治穩定、市場規模及資源供應狀況是進行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又如，在60年代對205個跨國公司在67個國家所作的365項投資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影響投資者決策的最重要的非政策性因素是面對關稅和匯兌壁壘維持市場份額或向新的市場擴張。在諸種政策因素中，接受調查的公司認為政治、經濟和金融形勢的穩定最為重要東道國法律法規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和組織鼓勵較少限制、給予外資企業非歧視待遇以及東道國政府重視發展經濟也被認為對投資決策的影響較大。
從這些早期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所作的調查看，與投資鼓勵措施相比，其他一些政策性和非政策性因素對投資流向和區位格局的影響要大的多。
在此以后所作的一些調查的結果又反復證明了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
如30家集團在80年代中期所作的調查發現，在19個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因素中，東道國政府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只排在第7位。在同期對30家跨國公司的74項投資所作的另一項調查中，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是關于資源、生產成本和市場的經濟及長期戰略性考慮。東道國是否采取了投資鼓勵措施在其中的影響微乎其微，這些措施的存在只不過是“錦上添花”-即使原本已有吸引力的東道國更具吸引力而已。聯合國貿發大會和歐盟委員會在1996年聯合對16家跨國公司在亞洲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所作的調查也再次證實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諸項調查的結果顯示，東道國的市場特征是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最重要的因素。對于從事出口導向型離岸生產的投資來說，相對生產成本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對于嚴重依賴資源的投資項目來說，鄰近資源的供應地則至關重要。東道國的政治形勢、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運輸成本、法律環境以及有關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開辦企業、國民待遇等制度都對外國投資者對投資地點的選擇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對于單個東道國而言，其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絕對作用不大。在實踐中，很難確定鼓勵措施的邊際引資量，即因東道國政府采取的特定的投資鼓勵措施而增加那部分外國直接投資。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國投資者往往只要滿足某些條件就可以享受鼓勵措施的優惠待遇，這些措施的惠及對象即有在沒有鼓勵措施的情況下就不再投資的投資者，也包括了無論有無鼓勵措施都會前來投資的跨國公司。
從各項調查的資料來看，有相當數量的投資者屬于后者。他們之所以到某一個東道國去投資，是為其總體投資環境或特定的條件所吸引，有無鼓勵措施無關緊要。也就是說，東道國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在很多情況下并沒有帶來新的投資，只是等于向跨國公司作了一筆轉移支付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鼓勵出口措施相比，各種鼓勵外國投資者向東道國轉讓先進技術的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
譬如，一些國家試圖以減免稅、對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和土地使用費提供補貼的辦法來吸引跨國公司的研究開發設施，促使高科技企業在某一地點形成群體。還有一些東道國政府采取政府采購和補貼科研經費等手段來鼓勵跨國公司轉讓技術。但是，有研究表明，東道國提供的稅收減免和資金補貼對高技術企業的區位選擇并無多大影響；能否獲得充足的廉價而又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對于高技術企業的投資者來說要重要的多，（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說各國吸引高技術企業政策在90年代以前是以提供稅收優惠和硬件設施為主要內容的話，進入90年代以來，其重心已轉向提高教育水平、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提供有利的經濟環境。
當然，投資鼓勵措施也并非毫無用處。
例如，如果有若干個投資地點可供選擇且其在投資環境等條件方面不相上下，如果投資項目具有明顯的成本取向且流動性較強，鼓勵措施也能起到“一兩撥千斤的效果”。其效果對于低工資國家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來說尤其顯著。
韓國在70年代實行過允許出口企業以優惠價格獲取原材料、信貸資金和外匯的政策。臺灣曾為企業的出口提供返還投入品進口稅的優惠。不少國家和地區還開辦了出口加工區，以為出口企業提供便利、促進其發展。這些措施均有力的推動了跨國公司在有關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以及這些國家出口貿易的增長。
結論：外國直接投資在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投資鼓勵措施是許多國家賴以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進行投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數量和優惠程度近十幾年來呈逐漸升級之勢。這里面固然有各有關國家自身的原因，但是相互之間通過提供更多、更大的優惠以爭奪有限的外國資本起到了關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西安市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穩定的正向均衡關系,但由于西安市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存在諸如引資結構不合理,引資主體、方式和來源單一,投資成本過高和市場及配套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因此,西安市在進一步引進外資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積極改善投資環境
(一)拓寬基礎設施融資渠道
無論國際上還是我國國內,在外資流入多的地方,基礎設施都是較完善的。相應的,結構合理、配套完善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現代化的大規模生產經營活動對于能源、交通、通訊、醫療等基礎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我市應繼續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同時要加強現有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和維護管理。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對資金的需求量大,期限長,回收慢,僅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付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考慮讓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國際上常用的BOT,TOT的融資方式,可以進一步緩解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制約”,減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壓力。
(二)注重營造投資軟環境
西安市實行的“一廳式”和“一票式”辦公,以及投資服務中心和投資商及企業投訴服務中心的成立,是西安市整頓投資環境、強化政府服務職能的重要舉措。應增強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提高行政效率、規范行政行為,建立結構合理、管理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行政審批管理制度。切實保障客商的合法權益,避免“重招商輕管理,重承諾輕兌現,重宣傳輕服務”的現象。
二、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拓展引進外資方式
(一)應優化利用外資結構
西安應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現代農業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注重由工業領域的利用外資向服務貿易領域的轉變,積極推進商業零售試點、旅游、外貿、金融、保險等領域的利用外資。要以農業產業化、基礎設施、會展旅游等項目為重點,引進一批對全市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大、有利于促進就業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項目。例如果業深加工、畜牧業深加工等現代農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項目,旅游開發項目等。此外應加強西安市與港澳臺地區優勢互補,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貿、物流和信息中心,西安市的科技優勢、旅游資源優勢和人力資源優勢突出。2002年,“西部大開發西安投資發展協調委員會”和2005年國內首家香港西安商會的成立,為西安擴大與外合作搭建了發展平臺。
(二)拓展引資方式
西安應深入實施“以商引商、以外引外”的招商新模式,充分利用港澳臺地區以及外資項目商的各種優勢,擴展平臺。通過實施委托招商,以外引外,實現借力引資。不僅可以降低招商成本,還能提高招商引資的速度和效果,以最低的投入,實現最佳的引資實效。可以在港澳臺地區設立招商聯絡點,市政府還可以委托港澳臺地區、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的外商、華僑以及商會作為招商顧問或者招商代表。著力引進一批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旗艦型項目,逐步實現“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的轉變。強化產業、園區、企業專題推介,建立健全考核監督機制,提高項目簽約的成功率和外資到賬率。
三、建設引資帶和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一)建設引資帶,形成梯度引資網絡
西安市目前有4個國家級開發區,1個國家級出口加工區和諸多產業園區,旅游度假區等,在此基礎上應確立不同層次的引資帶和引資區域,形成點、線、面相互交錯的引資網絡,實行錯位競爭和重點支持戰略相結合的外資政策。
首先,形成南北兩條引資帶。南面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引資亮點,拓展曲江旅游度假區、交大國家大學科技園、韋曲航天科技產業開發區和郭杜教育科技產業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中心,進而帶動長安區,形成南面的一條引資帶。這里高校眾多,應以高科技和人才為比較優勢吸引技術含量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北面以西安經濟開發區及其內屬的國家級出口加工區為增長亮點,輻射周邊的區縣,擴大引資規模和范圍,使經濟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得到拓展。向北延伸到未央湖旅游開發區、未央工業園、閻良國家航空技術產業基地和高陵西安涇河工業園。從這五個引資點聯結成北面的引資區域,目前西安市從北郊張家堡到南郊韋曲的二號地鐵線已全面動工,更有助于加強北面與南面的經濟聯系,形成南北的一條引資帶,與東西面形成產業和資源的優勢互補。
其次,從南北引資帶分別逐步向東西實行傳遞機制。西面的工業區僅有戶縣西安灃京工業園,相對于南、北郊較少,應加快“西咸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打造“大西安”,實現“規劃同籌”“交通同網”“信息同享”“市場同體”“產業同步”“科教同興”“旅游同線”“環境同治”。東面相對比較落后,應該積極發展浐河經濟開發區和灞橋科技產業園,加快打造西安浐灞生態區的進程,應以吸引外資和內資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其融資不足問題。在政策上應該有所傾斜,除了稅收優惠政策,還應該創造引資“直通車”的方式,在經營管理機制和審批機制上給予優先,通過財政優惠和其他優惠政策并進的方式吸引外資。在此基礎上以引資帶為線,以各經濟開發區為點,在全市形成一個分層次、梯度推進的引資網絡。
(二)建設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現有的大部分經濟開發區建設沒有形成為外商投資配套的產業鏈,也沒有形成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而現代工業產業鏈的構成,包括原材料加工、銷售、服務等多個環節,一個企業不可能包攬所有項目,必須依靠整個產業集群來共同完成。產業鏈和集聚效應可以降低信息和原料成本,并且通過增強企業間的優勢互補降低了經營成本,它的穩定性和短期內難以復制的特點有效的鞏固了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當前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根據之一便是這種由一些相關聯的公司、專業化的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等相關機構在某一地域或某一產業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所形成的集聚效應。因此,西安市應當充分發揮各個經濟開發區的作用,根據各自的特點和發展規劃,制定不同的引資戰略,優化產業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重復定位,促進開發區產業集群的形成。同時,以各開發區為中心,以其產業集群定位為目標,制定周邊區縣的產業配套計劃,培養為外商直接投資配套的產業鏈,優化投資環境。
四、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
西安市應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推動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的重要舉措之一。況且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相對較弱,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也比較弱,合并和被兼并是提升國有企業技術最有效的方式。西安市在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的過程中,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一)完善外資并購的法規建設并進行管理
國外對外資并購問題有著一套完備的、能夠對跨國并購進行有效規制的法律體系。國外的外資并購法律以反壟斷為最高準則,并且大多數國家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實行的是同一法律體系。但是我國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采用的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國的外資并購法律,也可考慮借鑒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經驗,制定單獨的法律體系,加強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規制和管理。該法律體系應包括反壟斷法、跨國并購審查法、公司法、社會保障法、破產法等。
(二)建立公開的信息平臺,使外資并購透明化
外資并購國有企業過程的暗箱操作,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原因。現階段我國在國有企業轉讓方面還無法做到信息公開和交易透明,這會直接影響到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效率。要建立完全公開的信息平臺,促使國有產權交易透明化,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完全公開的網絡信息平臺,及時全面的披露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相關信息,包括國有企業的基本情況(資產負債、經營狀況等)和產權交易信息。可以使公眾及時地了解到相關國企產權交易的信息。這不僅為外資并購提供了便利,也使并購過程處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可以有效避免各種不合法、不規范的交易發生,使國有資產增值保值。
(三)完善和發展中介機構
跨國并購涉及的問題很多而且復雜,包括資產、財務、政策、法律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并購活動都是由中介機構組織參與完成的,而西安市現在缺少高水平的中介機構。因此,應加快培育外資并購的中介機構及高素質的從業人員,提高外資并購的成功率。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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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晉平。仍將平穩增長2005年-2006年中國利用外資現狀及走勢[J]國際貿易,2005,12:27～31
每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離不開技術支持，只能從勞動密集型或者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發展，才能有效轉變產業結構，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在注入過程中，通過技術轉移和溢出效應促使東道國的生產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的轉變和優化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產業結構的升級，就能促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對東道國在其經濟增長上的影響并不全是正面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不但有時候沒有實現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國的經濟倒退、引發經濟泡沫，更加大了東道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不合理布局將導致東道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而形成的東道國技術溢出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在引入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產業之間的平衡發展，避免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東道國呈現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態，重要原因在于產業布局的不規范、不合理性導致的。(2)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壟斷阻礙東道國研發水平的提高。很多跨國企業在進入比其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時，對生產技術進行行業壟斷，會直接影響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投入國家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技術水平的懸殊會越來越明顯。
2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形式分析
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受跨國公司的外資進入影響越來越深遠。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通過上兩條思路可以進行如下的概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影響方式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形式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東道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外資企業所具備的技術水平高、管理經驗先進的優勢，隨著對東道國的外資投入，滲透到東道國，緩解東道國優勢行業壟斷、劣勢行業只能淘汰的現狀，使得產業結構優化、資源合理整合。二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從表面上看僅僅有資本的流動功能，但是在資本輸出的過程中管理經驗、產品技術、銷售技巧、網絡覆蓋等都隨之輸出。并能大大提高東道國的產業技術水平。而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一種相對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現。
3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效應分析
3.1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的影響東道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控制約束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力度；第二是東道國自身的技術吸收能力制約著模仿學習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企業便會對在東道國進行的技術研發實行壟斷或技術控制。
3.2競爭效應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東道國生產本地化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在與其它國家競爭的過程中，在壓力之下，東道國的企業就會采用模仿學習手段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競爭效應和模仿學習效應之間就會逐向趨同，從而競爭效應就能提高東道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當然除了這些主要數量指標以外，當前的全球化趨勢與19世紀在金本位制下所達到的經濟一體化（全球化）也有質的區別。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這場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地區更多，更廣泛，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領域更多，更深入，層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業的全球化過程，跨國公司的發展所達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習慣于用公司一體化的概念來概括這一過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據相互聯系的緊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體化分成若干層次，我們這里不去仔細分析它們的區別。但概括地講，全球范圍內公司一體化網絡的建立，使得從R&D到生產再到銷售的整個價值增值鏈的各個環節，被按照最有利的區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圍的國際分工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企業內部的分工，再加上相關企業的戰略聯盟，又大大擴大了企業（公司）一體化的外延。企業的國際化、一體化的這種趨勢，已經使世界市場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真正象微觀經濟學中所描繪的那種純凈的市場機制所涵蓋的交易的范圍越來越小。世界市場已經由跨國公司這一只只“看得見的手”給組織起來了，變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于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產品出現了。這種產品，由于它的價值增值鏈占據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區位，所以在它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全球的集合優勢，而不單純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
這個事實所產生的影響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理論的影響。這種情況對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特別是以要素稟賦論為核心的經典貿易理論提出了挑戰。這樣一種全球化商品在國際間的流動，很難用反映一國區位優勢的要素稟賦論來解釋。如果做實證分析的話，你會發現這種理論對當今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釋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終商品的出口國或許只具有加工組裝方面的優勢。
第二、對企業的經營實踐的影響。全球化商品的出現，使那些沒有進行跨國經營的企業被推到絕對被動的境地。只局限在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進行發展，它的產品充其量只能具備這個國家的區位優勢（具有國家特征的優勢）所賦予的競爭力。如何與集全球優勢于一身的那種全球化商品相競爭，是可想而知的。過去人們所關心的是企業具備了哪些優勢才能開展跨國經營，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跨國經營本身就是企業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那么這些企業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個辦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對外封閉、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尋求發展，這條路顯然不合潮流。
另一條出路恐怕只有在開放條件下去尋找。既然國際生產已經形成越來越密集的全球一體化的網絡，那么如何在這樣的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找到自己的位置，變成國際生產一體化網絡中的一部分，找到這樣的位置再謀求發展，才是企業的生存之道。舉例來說，我們說中國的汽車行業在短期內難以在整車的出口上有所作為，但是可以選擇發展零部件生產。但是這顯然有個前提，就是要先將自己納入世界汽車行業國際一體化的網絡中去，否則你自己生產出來的零部件是為誰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規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發展合資合作乃至于與跨國企業的戰略聯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問題，而更是生存競爭的需要。為了得到政府給合資企業的優惠政策而去尋求合資合作，與上述這個主流不合拍。
第三、關于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民族經濟的概念也要進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們上面提到的真正實現了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它們的國籍的觀念已經淡化，盡管我們還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學柳劍平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那樣：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社會中經濟聯系和交往活動的“完全行為能力”主體，其個體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實現“個體利益”的市場規則并不完全服從于國家實現“整體利益”的博弈規則。西方早有一種說法，判斷一個企業的歸屬問題不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說，企業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從更廣的意義上，所有與企業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們的歸屬問題也是重要的。美國的跨國公司來中國經營，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國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還是美國的？這也是個問題。當然跨國公司與其母國的關系問題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在這里不做詳細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也將成為全球化的。這種競爭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每個政府在它所管轄的領土范圍內通過提供一整套制度來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環境。這種服務的提供是通過“準市場化”的機制來實現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國民待遇”的原則下，以稅收作為代價來購買這種制度，以獲得在這個領土范圍內發展的機會。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機會，不是給予某些企業一定的優惠政策所能比擬的。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間競爭的一個特點。
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直接的目標：一是稅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國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財富的創造過程具體是由什么人在組織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只要財富為這個領土范圍內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當然根據這兩個目標，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產業。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勵的是某個產業的發展，那么為此而制定的優惠政策應該惠及所有有意投資于這個產業的投資者，而不僅僅是外商或者內資。既然要扶持的是一個產業，而不是哪一類的投資者，那么所有投資于這個行業的投資者，無論是外商還是內資，也不論是國內的國有經濟成分還是非國有經濟成分，都應該享受同樣的待遇。這樣做有兩點好處：一是可以創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二是可以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加快重點產業的發展。這里有一個基本點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個新興產業，而不是哪一類人，哪一類投資者。
[內容提要]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的形成，使人們認識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聯性，即兩者既存在互補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國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但是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中國歷年遭受反傾銷狀況
項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我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只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產、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游、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各種產業。特別是服務貿易型的行業投資十分突出，按照投資額計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投資占62%，資源開發型投資占19%，生產加工和農業開發投資占18%.此外，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延伸。在中國跨國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由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外貿公司的投資區域多選擇在原進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東和非洲。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海外投資從以港澳、東南亞地區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遍布154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排前10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墨西哥、贊比亞、俄羅斯和柬埔寨。中國在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都超過了1億美元，約占中方投資總額的67%，其中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額都超過了3億美元，占中方總投資額的29.4%.所有這些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內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復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長期戰略和開拓外國市場的目標需要，也有可能是為了克服已經存在的貿易壁壘，還有可能是為了安置和轉移國內過剩的資源，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統計中還發現，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國，即使在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偏好的國家中，中資企業的總投資額也不足5000萬美元。另一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0年三年內，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分別達到281億、302億和455億美元，但三年內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量增幅不大，分別為5097萬、5149萬和5884萬美元，就是明顯的例證。
怎樣進一步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作用？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除了需要積極地鼓勵與提倡服務業和自然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應當重點抓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較為復雜。首先，由于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生產初級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對帶動我國相關行業的貿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進口該初級產品，經過深加工再出口，則能間接起到貿易創造效應。其次，產品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如機械行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結合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相關技術、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此外，遭受貿易壁壘的行業如紡織品業，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難較大，出口成本提高，為了規避這一壁壘，尋求在海外的市場，爭取參加國際分工，企業往往轉而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對貿易的替代，補充市場的貿易損失。如果在投資中可以使用國內原材料，則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的出口，對貿易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雖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復雜的，既可能產生替代效應，也可能會有創造效應，但經驗性研究表明，作為投資母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替代效應，對外直接投資會改變母國向東道國出口的商品構成，以中間產品出口代替終極產品出口，這也就更說明了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聯性將會不斷發展，我國應該適應這一新的形勢，積極改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競爭優勢，與對外貿易的規模不相適應的狀況，鼓勵企業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制定確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同時，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資立法，利用財政、金融等多種手段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提供優質服務，努力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健康良性的發展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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