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14 20:34: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投資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農業產出的統計指標通常是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包括了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和農林牧副漁業5個方面。吳玉鳴和吳麗萍等在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相關研究中均采用大農業口徑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表示農業總產出。陜西省農業生產主要以種植業為主，2004年之前漁業產值很小，副業沒有，水利建設投資除了防洪、發電、水保及生態建設等公共服務外，其余主要用于農業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鑒Lin經典的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用農業總產值表示農業產出水平。對于農業勞動投入的衡量，應采用從事于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實際的工作時間，但是，農業勞動力的實際勞動時間沒有準確數據，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也沒有詳細的統計。為便于計算，本研究用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人數乘以農業總產值占第一產業總產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勞動力人數代替農業勞動投入。對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種面積和耕地面積2個指標衡量，常用耕地指經常進行耕種并能正常收獲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臨時開發的零星土地；而農作物播種面積指實際播種或移植有農作物的面積，不僅包括種植在耕地上的，還包括種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種面積。張元紅和石慧等在其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使用農作物播種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農業上的水利建設投資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選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為合適。農業固定資本用農用機械總動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觀上數據缺失問題，本研究沒有加入畜力和農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資本。水利建設投資數據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設投資完成額來替代水利投資。
2水利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檢驗
陜西省農業總產值與水利建設投資大體上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對于時間序列樣本數據，直接使用OLS進行估計容易產生虛假回歸現象，因此，“偽回歸”問題不得不考慮。通過對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陜西省水利建設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業經濟增長，但具體影響程度和水利投資的實際作用還需要運用實證模型進一步量化研究。
3結論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勞動、土地、固定資本和水利資本及其滯后期變量的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對陜西省1982—2011年連續2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陜西省農業總產值、農業勞動力人數、年末常用耕地面積、農業機械總動力和水利建設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2）水利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在資金投入后第3年體現出來，第5年達到最大，第6年開始下降。由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見效慢，大型水利投資工程項目建設工期長，所占總投資的比重大，用于見效快的配套和小型水利設施項目投資所占比重較小，以及資金審批程序復雜等原因，使得水利投資表現出較強的滯后效應。
本文作者：周小琳吳翔工作單位：東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序列平穩性檢驗經濟時間序列通常是不平穩的，根據不平穩的時間序列直接建立回歸模型有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雖然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但方程并不能夠反映經濟變量之間的真實關系。所以在具體建模前首先要進行序列是否平穩的單位根檢驗。如果變量序列是平穩的，可以直接建模。如果序列不平穩，則需對序列進行差分，直到序列平穩為止。本文采用eviews6.0軟件來實現對變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由表1可知，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ADF檢驗值在各個顯著性水平下均接受了原假設，這三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后，LnRGDP、LnRCONS和LnRINV在各顯著性水平上均拒絕了原假設，說明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一階差分序列為平穩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均是一階單整過程，可進一步進行協整分析。協整檢驗盡管變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都是非平穩的，但通過時間趨勢圖可以看出三個序列有共同的增長趨勢，且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初步判斷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檢驗方法主要包括E-G兩步法和Johansen檢驗法，由于E-G兩步法只適用于對兩個變量序列進行協整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元模型的Johansen檢驗法，具體檢驗結果如表2。跡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沒有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最多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證明吉林省經濟增長與投資和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一個協整關系，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如下：(1)協整方程(1)的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方程的DW值為1.76，接近于2，說明方程序列相關性不顯著；擬合優度為0.99，說明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很強，方程擬合效果良好。從長期來看，每提高1單位居民消費水平，能使我省GDP增加0.89個單位；每增加一單位投資，能使我省GDP增加0.25個單位。可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吉林省經濟增長與投資和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具有協整關系，但它們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如果有因果關系，究竟是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帶來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來了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需要進一步進行驗證。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進行分析，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由表3可知，最優滯后期為1年，LnRGDP和LnRCONS之間互相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LnRGDP和LnRCONS均是LnRINV的格蘭杰原因，而LnRINV不是LnRGDP和LnRCONS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經濟增長也沒有顯著的促進消費水平的提升。經濟增長、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都能顯著的促使投資規模的擴大，而投資規模的擴大并沒有顯著的帶來經濟增長和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經濟增長和投資、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并且從長期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然而，近年來吉林省盲目地擴大投資規模，僅2010年一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高達9621.77億元，而當年的GDP總額僅為8577.06億元，投資規模高出GDP12個百分點。投資的高速增長帶動了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揚，但由于需求率遠低于投資率，下游消費品價格增長速度小于原材料價格的增長速度。這一方面導致下游產業和部門生產經營利潤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導致上游產業產品無法轉移價格而經營不順，造成整個產業鏈系統的惡性循環。可見，近年來吉林省有限的GDP大部分都用來進行修橋、鋪路、房地產開發等投資，過度的投資不但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高投資還導致通貨膨脹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降低，抑制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只有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促使投資和消費回歸合理的比例，才能促進吉林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消費率的下降使得吉林省居民消費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偏離了長期均衡的狀態，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改善投資和消費的比率，使得經濟重新恢復到長期均衡狀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約吉林省消費水平提高的首要和主要因素，擴大消費就必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健全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工資增長速度要趕超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并抑制通貨膨脹，以確保工資增幅超過物價增幅。同時，擴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鎮低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助水平，普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縮減住房、醫療和教育支出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完善市場機制，縮小收入差距水平由于吉林省勞動力報酬遠遠低于資本的報酬，勞動和資本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而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遠大于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收入差距的擴大嚴重抑制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為從根本上縮小收入差距水平，應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剔除過多的非市場性因素，減少這些因素給中小企業帶來的各種成本，使得中小企業在提高自身盈利的情況下有足夠的利潤來為勞動者提高收入水平，進而縮小貧富差距，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發展信貸消費目前，大部分居民的消費觀念已經從傳統的無債消費、滯后消費轉變為適度的負債消費和適當的超前消費，適時完善信貸市場，優化信貸結構，加大信貸對住房消費、汽車消費、家電消費等領域的金融扶持力度，有助于推動消費增長，提升消費結構。降低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適度的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最為直接、有效的力量，然而把當年全部的GDP都用來重新投資，必將遭遇巨大的產能過剩，并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無法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加劇未來的經濟放緩。縮減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已經刻不容緩。政府應該淘汰落后和過剩的產能，提高對高新技術產品的投資；降低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提高對教育，醫療、體育文化等領域的投資；降低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投資，提高對中小企業和服務行業等領域的投資。
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主要有投資管理能力、產業組織效率、產業創新能力及產業政策。整個指標設置中盡可能采用量化指標并力求反映行業競爭力發展趨勢，注重結果性指標與過程中指標結合。投資管理能力是反映結果的指標，相對于其他財富管理行業，市場分額是最有價值的衡量指標，直接反映了競爭力的結果，從美國的數據看，證券投資投資基金所占的市場份額最高，在指標中采用了主流的三個指標即股票基金、債券基金與貨幣基金的市場份額；產業組織效率主要采用衡量產業結構、行為與績效，產業利潤率反映行業績效，集中度主要反映產業結構；考慮基金業創新發展的實際與展望，未來創新集中反映在包含各類互聯網理財的產品創新與銷售渠道的創新，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在產品創新方面主要采用幾個大基金公司產品研發人員占比衡量，而渠道創新則采用網上銷售基金占比衡量；反映證券基金產業政策未來方向上，參考美國經驗主要是401政策推動機構投資者壯大，因此量化角度采用機構投資者投資額/A股總市值占比，其次是基金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采用海外投資額/A股總市值（QFII）占比。不同指標的量化值上限取值主要參考美國證券投資基金業成熟階段的數據。競爭力本身具有模糊性質，因此評價準則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很難完全量化。因此評價準則一般不可能通過解析表達式的形式給出，只能通過模糊語言直接對系統的等級進行評判。評價等級的劃分可依據經驗和實際情況合理規定。由于競爭力變量的變動范圍為[0,1]，如果將競爭力等級劃分為n級，則每個區間的長度為1/n,競爭力等級區間為。
2基于層次分析法AHP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各權重的確定
層次分析法（AHP）是系統工程中對非定量事件一種評價分析方法。它首先將復雜問題層次化。根據問題和要達到的目標，將問題分解為不同的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間的相互關聯以及隸屬關系將因素按不同層次聚集組合，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分析結構模型。根據系統的特點和基本原則，對各層的因素進行對比分析，引入1~9比率標度方法構造出判斷矩陣，用求解判斷矩陣最大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的方法得到各因索的相對權重。基于AHP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可按以以下步驟進行（:1）構建風險評價指標體系；（2）兩兩比較結構要索，構造出所有的權重判斷矩陣；（3）解權重判斷矩陣，得出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檢驗每一個矩陣的一致性。若不滿足一致性條件，則要修改判斷矩陣，直到滿足為止。計算出最底層指標的組合權重。
2.1確定綜合評估體系按照AHP計算方法的要求建立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即層次結構模型。通常該模型由目標層(最高層)、準則層(中間層)和指標層三個層次組成。本文將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分為準則層和指標層兩個層次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圖所示。
2.2以A層為例確定其指標體系的權重（1）A層次權重確定對應圖評價體系，逐一構造判斷矩陣，求出權重系數。下面以A層為例確定其A層因素對最高層O層的權重，其它各層應用同樣的原理即可求出相應下層對上一層的權重。
2.3組合權重的計算在計算了各級指標對上一級指標的權重以后，即可從最上一級開始，自上而下的求出各級指標關于評價目標的組合權重。最終經過總體一致性檢驗的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各指標權重如表5所示。
3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評價
將2013年數據歸一化處理后,根據歸一化的上下限及權重綜合計算中國基金業競爭力量化處理后的結果為0.63，這表明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競爭力的總體水平較好，但較好層次中較差的水平，差距主要來自于產業創新與市場開放度不足上。
4結論
從投資存量上看中國在亞洲的海外直接投資就占據了我國海外投資總額的75%，達到了1855.4億美元，主要的投資國家和地區是中國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韓國等；我國對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近幾年增長迅速，2009年投資存量達305.9億美元，而如今發展態勢更為強烈，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13%。我國海外投資的地域相對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對其他各大洲的直接投資所占比例較小，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國對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加拿大、德國和英國的直接投資都在10億美元以上。
2海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都在穩步增長，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59878.3億元，而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47.8億美元，到了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40506.9億元，增長了1.1倍，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457.6億美元，增長了4.5倍。近幾年從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來看兩者基本保持一致。雖然我國的GDP與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同步增長，但經濟增長的速度卻總是要高于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這種不平衡表明雖然中國海外投資能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海外投資的發展尚不成熟，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2.1技術交流第一，中國海外直接投資便于國外先進的技術、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繞開原有的一些障礙流入我國，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形式進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中，這種效應更加明顯。以收購、兼并等現代化企業發展模式的推廣，能夠使得海外企業組織機構的部分經營交接權掌握在我國手中，而國外企業為了保持自身企業的持續化發展或壯大經營規模同樣也會把一部分核心管理技術、生產先進工藝等交由我國企業進行專研與學習；另外，海外企業為了使得自身盡快度過兼并、收購的過渡與交接時期產生的負面經濟影響，勢必會留有一些其自身企業的原有職工，這樣我國企業就能在其中與對方企業進行溝通、交流新的管理技術、管理模式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逐步融合并協調發展。同時，以這種兼并、收購的融合機制實行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國企業也繞過了不少彎路直接流入國內，并被國內市場的諸多企業組織機構所消化，推動市場競爭，促進國家經濟進一步作出突破。
2.2優化資源配置隨著我國海外投資發展形勢在國際范圍內的進軍與擴張，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國資源補給供不應求的被動局面，并優化了資源使用、供給等的結構配置，以此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我國雖然國土資源豐富，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快速增長，以犧牲自然資源、環境等付出的代價也有目共睹，更令我國難以消化。一方面，供給與持續開發量明顯不足，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要想獲得深層次的能源開發，所付出的人力流、物資流、信息流等也會更大，即難度提升。而隨著海外投資發展形勢的擴張，在能源結構優化配置方面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輔助作用總體來說有兩方面。其一，海外投資，我國投資企業可以利用國外的能源、資源等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開發與利用，從而能夠降低能源性商品在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價格沖刷，并于此能夠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現狀的市場供應渠道。其二，海外投資在我國能源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較大，能夠使得我國能源開發建設的可持續化發展戰略進一步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投資的貿易結構。
2.3促進了對外貿易發展我國自加入世貿組織后，就已經全面貫徹了市場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說，這不僅使得我國走向了國際貿易市場，拓寬國際市場商品貿易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投資企業管理體系結構，加速了部分國內商品出口擴張程度的提升，從而對我國經濟發展能夠起到較好的推波助瀾的鞏固作用。
2.4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海外投資在海外的全面打響，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就業率與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加速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各項技術水準的提高，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建設進程工作的有利開展，從而使得我國國有經濟提高能夠再次做出突破。也就是說，我國投資企業走向國際后，除了促進了各項管理技術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項產業的生產投資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一方面，隨著國內原裝材料、生產設備的對外出口程度增加，加速了勞動就業率以及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我國隨著近年內需建設力度的大幅度提升，并與國外先進生產工藝、技術等的交流與學習，也大幅度促進了更多的國內投資者把目光對準海外市場，從而加速了自身企業結構的整合與調整。為此，企業就要招兵買馬，吸收綜合素質型人才，掌握先進技術。而海外投資正好提供了我國不可多得的契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才就業率、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的提升，使得我國企業發展在本質上有所提升，最終能夠獲得質的飛躍。
3結語
內容摘要：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給我國企業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企業可以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企業競爭力的增強離不開核心競爭力的構建，本文依據核心競爭力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結合我國企業的現狀，針對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走出去”戰略核心競爭力比較優勢
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同時也是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有利機遇，實現企業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成長，是當今許多企業面臨的問題。
1企業跨國發展的理論依據
隨著國際分工的加深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以全球化為顯著特征的新時期。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全球范圍內國際直接投資活動規模的日益擴大。長期以來，指導國際分工的基本理論是比較優勢理論，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國際分工是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所決定的，各國應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來選擇國際分工的定位。核心競爭力理論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要。
（一）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我國企業選擇正確的“走出去”的市場、行業和項目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圖和俄林提出的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理論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國的供給條件、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生產要素難以在國際間流動。
隨著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壁壘的減少與降低，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比較優勢理論的許多假設條件已經改變，經濟全球化包括自由貿易的全球化、投資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國所擁有的資源不僅包括本地資源，還包括外來資源，這時一國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已不像過去那么突出。經過投資和新技術的采用，自然資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經過人力投資，以及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還可以克服勞動力數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資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已不具有壟斷優勢，僅以比較優勢來確定對外發展戰略，雖然能獲得暫時的利益，但不能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長遠發展角度來看，比較優勢并不是最有利的。競爭優勢才是國際競爭中的關鍵因素，重要的是獲得具有競爭力的比較優勢，也就是核心競爭力。
（二）核心競爭力理論
核心競爭力的原義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在研發、設計、制造、營銷、服務等環節上明顯優于并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能夠滿足客戶價值需要的獨特能力。
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傳統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必然具有競爭優勢。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存在區別，它們主要表現在：比較優勢是靜態競爭力，難以改變，競爭優勢是動態競爭力，可以改變，擁有了比較優勢并不等于擁有了現實競爭力，擁有競爭優勢才真正擁有現實競爭力。比較優勢是由土地、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等基本生產要素決定，是一種低層次競爭力。競爭優勢雖與基本生產要素有關，但更多是與機制、政府質量、管理水平、人力資本、產品品牌、技術創新等高級要素有關，在更高層次上決定了競爭力。比較優勢主要強調地區之間產業分工與產業互補，競爭優勢主要強調地區產業競爭和產業替代。發揮比較優勢強調各地區產業發展應“揚長避短”，增強競爭優勢更強調各地區產業發展的“優勝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較優勢理論可能陷入比較優勢的陷阱。不可否認，企業要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去發展，但是在“走出去”發展中僅強調比較優勢，而忽略核心競爭力的定位與培育，從而實現比較優勢的轉變，就會囿于現有的市場和產業，難以向歐美等技術要求高，附加值也較高的市場發展，難以實現由一般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的轉變。
以核心競爭力指導企業“走出去”發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業核心競爭力。其次，分析培育獲得該核心競爭力所應具有的比較優勢及其他條件。第三，分析現有的比較優勢，以及轉化為培育核心競爭力所需比較優勢需要開展的工作與條件。最后，逐步實現這些工作，獲得這些條件。僅以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則其思路為：分析所具有的比較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對外合作。兩者的區別在于以核心競爭力理論為指導不單純是現有比較優勢的發揮，更重要的是通過企業的努力，實現比較優勢的轉化，進而確立企業所需的核心競爭力，由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2企業跨國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把核心競爭力的建立和培育作為企業經營發展的戰略。培育核心技術戰略，包括先進的經驗和技術。確定企業建立核心競爭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個局部環節領先，還是整個過程效果的領先，就目前國際企業和國內企業現狀來看，應當建立某個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走出去”發展戰略的重要一點是產品技術水平高、產品更新換代快，尤其是高科技產品，如果不能發揮核心技術優勢，被市場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產品差異化及成本領先戰略。產品差異化是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提高自己相對于其他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預期價值的一種經營戰略，產品差異化最明顯的方法就是修正產品或服務的客觀特性，突出產品特色。在保持現有特色的同時，進一步創新，發展新的有價值的、不同于同類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以減少競爭的威脅，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當然，在實施產品差異化的同時，還必須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領先戰略。
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是外包戰略。外包是指企業整合利用其外部最優秀的專業化資源，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發揮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增強企業對環境的迅速應變能力的一種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屬于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業務包出去。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來臨，企業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資源去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敏捷組織、組合式組織和虛擬組織的相繼出現都是為適應市場的需求而產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彌補企業發展核心能力時的資源不足問題。
政府出臺并完善對企業的融資支持措施。在當今的國際市場上，私人投資增長幅度加大，政府出資項目逐步減少，對企業提供融資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并以此為基礎，參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向產業鏈的上游發展，以提高自己的勞動附加值，在國際市場上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時，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加強行業組織建設，強化協調職能，使企業發揮所長，實現共贏。
加大技術創新鼓勵力度并鼓勵管理創新。從本質上看，企業的競爭是科技創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競爭，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對國際市場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企業必須強化研發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擁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專利，增強核心競爭力。
總之，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依托“走出去”發展戰略，企業只有憑借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生產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產品從而占領國際國內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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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華麗轉身”。
首先，整體經濟從依靠出口拉動轉變為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其次，產業的優化與升級成為迫在眉睫的議題。傳統的過剩產能需要調整，傳統的產業需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革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培育，節能減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都可能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引擎。再者，區域的協調發展再度提上國家戰略的高度，相繼出臺的區域振興規劃反映了宏觀政策的這一取向。對于資本市場而言，我們看到的則是區域板塊、戰略性新興產業板塊的相繼登場和估值中樞的不斷抬升。
經濟轉型帶給資本市場的不僅僅是一個投資話題。目前，代表傳統周期性行業的大盤股和代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小盤股的估值差異達到歷史高點。隨著A股市場的調整，投資者又該如何看待這條投資主線呢？經濟轉型之年更應著眼長遠，把目光轉向3—5年后的中國。那時，我國將經歷怎樣的劇變？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要素價格，進而影響上市公司利潤，并傳導到市場估值？超級秘書網
首先，老齡化將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國的“人口紅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這就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抬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初級加工產業將走向衰退.而醫療保健、技術密集型產業、自動化／半自動化產業將逐步興起。
其次，節能減排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是今后相當長時間的一項挑戰。為實現我國2020年單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標，發展節能照明、智能電網、建筑新材料、廢棄物處理等產業，將是今后產業政策的重點之一。
第三，資源瓶頸仍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應對資源瓶頸，發展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在內的新能源，推動煤電一體化建設，改變我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實施資源稅改革，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政策。
第四，進一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是我國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路網建設、特別是高鐵的建設都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干中學；知識外溢；技術進步
世界銀行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知識促進發展》認為，知識已超越資本和勞動，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和本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發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為資本和勞動，而首先在于“知識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資又是知識、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載體，是知識外溢、干中學和規模經濟等多種效應的集中體現，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提高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力。本文基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事實的理解與思考，運用經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模型，實際測算并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Arrow）在1962年發表的《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中提出，在生產過程中邊干邊學積累的經驗也是一種要素投入。阿羅用生產經驗作為要素投入則旨在說明：只要生產繼續，生產經驗可以無限增長，資本收益就不會消失，這樣經濟的無限發展就會得到物質保障。20世紀80年代中期，羅默（Romer，1986）繼承了阿羅的研究思想，用技術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把知識作為一個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術變革或創新是知識積累的產物，知識積累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動力。其模型基本結論是：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率，投資又會導致知識的積累；知識的增加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種正反饋中，經濟系統中出現了一個良性循環，從而保證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因此，一國經濟要保持長期增長，不斷增加資本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必須是充分的。羅默的貢獻在于從知識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來說明為什么以知識作為要素投入的生產函數會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他認為一國知識存量越大，各專業知識之間交流與溝通越便利；而新知識、新技術出現越快，知識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先發國家所以形成“先發優勢”，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發國家可以從先發國家先進技術“外部擴散”中獲取巨大收益，從而形成“后發優勢”。
干中學和知識外溢觀念的引入為內生增長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形成了內生增長理論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國內總資本的一部分對本國經濟總量有重要影響。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質量上區別于國內資本，它比國內資本有更高的效率，隱含更多的技術。正因為如此，外商直接投資被公認為發展中國家知識和技術增長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傳遞生產知識和管理技術，使得其具有一個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資的顯著特點，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認為是外商直接投資給東道國帶來的主要好處。然而技術進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只占經濟增長的很小部分。這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資本差異造成的。發展中國家R＆D投資受發達國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為發達國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出口非技術密集型產品。差異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消除。發達國家通過R＆D，不斷創新并積累知識與技術，不斷應用并擴散知識與技術，已形成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獲得了先發優勢和先發利益；而發達國家的新知識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另外，外資企業技術稟賦的優越性，可以迫使本國企業投資于學習和創新，以保持其在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反過來，本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又迫使外資企業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因此，外商直接投資隱含的技能和技術提高了本國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力，加速了經濟增長。
從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來看，應該承認外商直接投資是帶來經濟增長的潛在因素，然而，其潛能的發揮需要一個合適的經濟環境。發達國家積累的技術知識無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筆可供利用的巨大資源。然而，除非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資本引進、技術消化和管理適應等因素），否則，它們不可能利用這筆財富。因此，缺乏合適的環境可能導致相反的結果，甚至阻礙經濟增長。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檢驗模型
內生增長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即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力推動的結果。該理論重視對知識外溢、邊干邊學、人力資本積累、研究與開發等問題的研究，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傳統方式包含勞動力、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三個要素的生產函數。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以兩種身份進入生產函數，一方面作為國內資本總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產生內生技術進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資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和新技術納入生產函數，在此抓住了與外商直接投資有關的外部性、干中學和外溢效果。將生產函數寫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國內生產總值，K表示國內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t表示時間趨勢。A（FDK）是擴大勞動的由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決定的內生技術進步，假設它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一階齊次函數。如果A（FDK）和L給定，則一個國家面臨資本遞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國鼓勵外資流入，就可以從外資中得到技術外溢的好處，從而提高本國的生產率。
如果生產函數和技術水平指標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經濟增長率的表達式可以寫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別表示人均經濟增長率、人均資本增長率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基于資本存量測度問題的困難，前人在進行實證分析時采用了避免資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資在GDP中的份額代替資本存量增長率。這樣就可以用國內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與GDP的比率分別代替國內資本和外商投資存量的增長率，可以將增長方程簡化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I/Y表示總投資率。
三、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利用外資概況
吸引外商投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中國利用外資大體分為三類，即對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等。外資在中國的發展也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1985年為起步階段，每年實際利用外資在20億-50億美元之間，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為穩定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外資流入明顯加快，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7%.1992年以后是外資大規模增長階段，年平均實際利用額達到408.6億美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達30%，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迅速，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開放的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又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吸引外資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態勢，據外經貿部統計，截至2002年9月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414796個，合同外資金額8136.6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347.8億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國設立了企業。中國不僅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資國，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引資國。外資的大幅度增長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大規模地利用外資從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作為重要的投資資金來源促進了生產要素存量的增長，提高了我國經濟的潛在供給能力。二是與外商直接投資相伴隨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直接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三是利用外資在促進技術進步的同時，也帶動了我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等經濟結構的提升，加速了我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四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推動了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全球500強幾乎壟斷了全世界大約80%以上的高新技術，是當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擁有者，吸引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積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符合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提高我國技術和裝備水平，促進一些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的發展，而且也推動著這些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
關鍵詞: 國際投資與貿易,環境法律問題,環保標準,綠色壁壘
1 引言
環境、資源和人口問題是當代人類面臨的三大社會問題。就投資與貿易領域的發展趨勢而言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 ，環境指標都正在變成一個影響產品競爭力和進入市場的重要因素 ，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 （GATT）也非常關注環境問題 ，將烏拉圭回合后的下一個回合確定為討論環境與貿易關系的“綠色回合”。因此 ，有必要對環境與國際投資、貿易的關系及有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2 環境與國際經濟貿易的關系
2 1 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猶如一把“雙刃劍”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積極、有利的影響在于 ：（1）、通過技術貿易帶動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結構調整和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 ；（2）要求取消補貼 ，可以減少那些有害于環境的經濟活動的數量。消極、不利的影響在于 ：（1）、通過促進經濟發展而刺激土地、礦產、森林、水等資源以及能源的消耗 ，形成新的環境壓力 ；（2）、在現行條件下 ，自由貿易制度同樣存在忽視環境損失的“市場失靈”問題。
2 2 環保標準對產品競爭力和國際資本流向的影響
各國生產力發展階段 ，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重要程度、環保資金和技術水平等的差異 ，決定了各國環保標準的參差不齊。而環保標準對產品的生產成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都會產生影響。可以說 ，各國間環保標準的不一致 ，會使那些投資于環境管理嚴格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受到削弱 ，從而使工業遷移到那些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 ，甚至出現“生態殖民”。而在發達國家 ，產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國的政府對來自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征收“污染傾銷稅”、“綠色關稅”等 ，以消除因環保標準的差異給產品競爭力帶來的不同影響。
2 3 環境標準與非關銳貿易壁壘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邊貿易中的關稅壁壘的情況下 ，具有合法身份的環境保護逐漸成為一種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武器。從烏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規定看 ，關稅水平進一步降低 ，傳統非關稅壁壘的活動余地明顯減少 ，“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區域措施將被限制使用。因此 ，今后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將更多地使用環境保護名義 ，通過設定種種環境等方面的障礙即“綠色壁壘” ，抵制外國商品的進口 ，形成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3 國際條約和公約有關環境與貿易的規定
3 1 國際環境條約、公約中的貿易條款
為了控制跨國界的污染轉移 ，保護候鳥、魚、海洋動物以及瀕危物種 ，控制危險產品和物質的危害 ，保護全球生態環境 ，許多國際環境條約、公約規定了貿易條款 ，把貿易措施作為保護環境的一個重要手段。
（1 ）、規定許可證基礎上的進出口。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定 ：如果確認為是瀕臨滅亡物種的貿易 ，應全面禁止 ；對于有可能面臨滅亡威脅的物種 ，除非這些物種的貿易受到嚴格控制 ，應該在科學和管理當局批準承認的出口許可證的基礎上準許出口 ，同時規定進口國只能在出口國政府頒發許可證的前提下才允許進口。
（2 ）、禁止或限制進出口。如《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控制危險物品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等 ，不僅要求締約國限制或禁止與其它締約國之間的貿易 ，還要求限制或禁止與其它非締約國間的貿易。
3 2 關貿總協定 （GATT）中的環境條款
GATT第20條允許國家采取“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以及在與國內生產和消費的措施相結合的情況下 ，采取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 ；烏拉圭回合《貿易技術壁壘協議》規定 ：“任何國家可在其認為適當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護環境 ，只要這些措施不致成為在具有同等條件的國家之間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視 ，或成為對國際貿易產生隱蔽限制的一種手段。”但在實際上 ，該規定為發達國家的“綠色壁壘”提供了“依據”。
4 環境問題對我國外經貿發展的影響
4 1 環保標準差異對我國引進外資的影響
在投資方面 ，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環保標準已相當嚴格 ，在這些國家或地區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產業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而這種轉嫁污染的行為又使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更趨惡化 ，國家經濟利益受到損害 ，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響。我國在利用外資過程中也存在上述現象 ，而目前在對外商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過程中缺乏對環境因素的適當考慮 ，對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也沒有得到嚴格的實施。
4 2 綠色貿易壁壘及其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 ，以一系列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國內法律法規為根據 ，以保護人體健康、環境與資源為表面目的 ，涉及與保護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有關的各種產品 ，因而具有合法性、隱蔽性、廣泛性等特點。就實施效果而言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環保標準和相應的限制措施絕大多數對來自環保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不利。
從目前國際貿易的實踐看 ，常見的綠色非關稅壁壘主要有下述幾種形式 ：（1）單邊主義 ，即一國對其內部及外部的商務活動單方面制定法律、標準 ，并加以實施。 （2）境外裁決權 ，即某一項法案 ，它有權對發生在本國之外的活動加以裁決。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金槍魚-海豚事件。 （3）國家環境管制法律法規 ，即根據GATT第20條的規定 ，國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與健康”的環境措施。 （4）多邊環境措施 ，即有些國家利用國家間締結的環境條約、公約的某些條款建立新的非關稅貿易壁壘。
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市場是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東南亞、韓國 ，以及我國的臺灣省等發達或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 ，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產口進口標準 ，大都包含我國產品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嚴格的標準 ，如防污標準、噪聲標準、電磁輻射標準等。如果這些國家、地區憑借自身在環保方面的優勢將貿易與環境緊密掛鉤 ，將使我國在產品出口范圍、出口速度上遭受打擊。在產品結構方面 ，綠色產品在國際貿易商品結構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而初級產品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 ，這對以初級產口出口為主的我國顯然不利。面對這一國際性趨勢 ，我國必須大力發展環保產業 ，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 ，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就對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而言 ，由于綠色壁壘的制定涉及從產品生產、銷售到報廢處理的各個環節 ，制造商、出口商為了達到進口國的環境標準 ，必須增加有關環境保護的檢驗、測試、認證、鑒定等手續及其相關費用 ，從而使企業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 ，影響到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5 對策和建議
5 1 完善環境法律和強化環境執法
應當進一步完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 ，特別是制定和完善環保產業專項法規 ，促進環保產業和環保技術的發展 ，并強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外商投資項目中的實施力度 ，防止發達國家通過污染轉嫁對我國進行“生態侵略”。
5 2 利用雙邊或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非歧視原則 ，抵制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如果發達國家或地區根據其環保標準對我國產品在當地的銷售采取歧視性做法 ，我國一方面可以根據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所確認的相互給予非歧視待遇和國民待遇的規定和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公約中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照顧的規定 ，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辯 ，力爭通過磋商、談判解決此類貿易糾紛 ，同時也可以向有關國際組織提出申訴 ；另一方面可依據《對外貿易法》的有關規定采取必要的反報復措施 ，維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合法權益。
5 3 盡早推廣實施ISO 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并從法律上完善有關制度
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ISO 14000系列國際標準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該標準以改善全球環境、促進國際貿易為目標 ，涉及從原材料的開發生產到產品制造、使用及報廢處理的所有環節和活動。對于任何不符合該標準的產品 ，任何國家都可以拒絕進口。因此 ，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出口產品環保標準的要求 ，我國應制定和實施與ISO 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配套的國內法律法規以及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標志法律法規 ，通過立法程序把ISO 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轉化為國家標準 ，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實施。
5 4 加強國際立法合作
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現在和將來環境與貿易所進行的討論和談判 ，表明我國在環境與貿易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為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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