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19 13:26: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貧困大學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在課題組前期的調研和資料收集過程中，發現廣東各地方本科院校基本上沒有針對貧困大學生就業的數據資料統計和分析，貧困生就業率被湮沒在各高校整體就業率中。為了了解廣東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就業狀況，課題組于2014年5-6月對包括肇慶學院、嘉應學院、韶關學院、茂名學院、惠州學院等五所廣東地方本科院校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貧困生對國家和地方就業政策的了解程度、擇業心態、就業壓力、就業期望值、求職過程中的制約因素以及離校前的簽約率等方面。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調查與研究，能客觀真實的反映當前廣東地方高校貧困生就業的現實情況及問題所在，為有針對性的提出促進地方高校貧困大學生就業對策提供基礎和方向。課題組先在肇慶學院以開放調查的方式編制了大量有關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就業的焦點問題，進行分析整理后將問題編制成問卷進行調查。課題組以廣東具有代表性的五所地方本科院校為調查對象，共向貧困生發放問卷500份，全部為廣東生源，回收有效問卷448份，有效率為90%。本次調查所選取的高校所處地理位置皆不在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聚集了大量貧困大學生，調查涉及了不同專業、性別的學生，結果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調查數據經過科學的處理和分析，使得結果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當前廣東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就業意識明確、就業壓力較強；就業期望值較高、就業方向單一；就業率尚可但就業質量不高；實際就業方向較為單一、就業競爭力嚴重缺乏。
（一）就業意識明確、就業壓力較強
在本次調查中，就貧困生的就業意識設置了“一定要找到滿意的工作才簽約”、“先就業后擇業”、“只要有工作就簽約”三個選項，其中有93.4%的貧困生選擇“先就業后擇業”、有5.8%的貧困生選擇“一定要找到滿意的工作才簽約”，選擇“只要有工作就簽約”的僅占0.8%。由此可見，近幾年高校在對畢業生求職時“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觀培養方面成效顯著，貧困生的就業意識明確。在問及貧困生“有無感受到就業壓力”、“就業壓力強度如何”時，選擇“有較強的就業壓力”的比例達到78.4%，選擇“基本上沒有就業壓力”的僅為5.3%，由此可見，貧困生的就業壓力較強。調查中還發現，貧困生的就業壓力來源按照強度依次為：學校名氣不大，與重點高校畢業生相比缺乏優勢；家在農村，經濟條件差，沒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經濟實力；所學專業與社會需要脫節；自身競爭力不夠；社會大環境不理想。由此可見，地方院校貧困生把就業壓力大主要歸因為外在原因，而較少從自身內部尋找原因。在“如何應對就業壓力”的問題上，參照羅錫莉2008年編制的大學生就業壓力量表，設置了“正面認識”、“心態調節”、“積極搜集就業信息”、“自我增值”、“妥協”、“尋求支持”、“注意轉移”、“尋求幫助”、“發泄與回避”9個選項。貧困生采取的壓力應對方式由多到少依次為：積極搜集就業信息、尋求支持、尋求幫助、自我增值、妥協、發泄與回避、心態調節。由此可見，在面對強大的就業壓力時，貧困生雖然大多能調節自身的心態，主動迎接挑戰，尋求幫助。但對于那些多次求職碰壁的貧困生來說，壓力應對方式則轉為發泄與回避等消極方式，應成為重點關注對象。
（二）就業期望值較高、就業地域選擇較單一
本次調查從“期望的薪資待遇”、“期望的工作地域”、“期望的工作性質”幾個方面對貧困生的就業期望值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分析。在問及“你比較滿意的薪資水平”時，有2000—2500元、2500—3000元、3000--3500元、3500元以上四個選項，其中16.8%的學生選擇2000—2500元，35.7%選擇2500—3000元，選擇后兩項的人數為47.5%。上述調查數據，與安少華在《珠江三角洲地方高校大學生就業特點調查報告》中“32%的畢業生期望第一份工作薪酬是3001—4000元，47.6%的畢業生選擇4001元以上”的調查數據對比，可以看出廣東地方高校貧困生雖然背負著經濟上的壓力，承受著與珠江三角洲發達地區高校相比更為不利的就業環境，但是對薪酬的要求仍然較高。在問及“畢業后理想的就業地域”時，設置了“珠三角大城市”、“珠三角二線城市”、“珠三角之外的小城市”、“家鄉”、“廣東省外”幾個選項。選擇“珠三角大城市”的為8.3%，“珠三角二線城市”的為26.4%，選擇“珠三角之外的小城市”和“家鄉”的分別為31.3%和34%，選擇“廣東省外”的為0。從上述調查數據可以看出，貧困生并沒有像媒體中報道的趨之若鶩向往大城市的高薪和繁華生活，愿意回家鄉就業的比例較大，這是可喜和值得欣慰的地方，這不但有利于貧困生順利就業，也有利于彌補基層人才資源匱乏的窘境。但也需要廣大基層不斷制定和完善吸引大學生回鄉就業的各項政策和制度，保障大學生回鄉就業后的正當權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使大學生人盡其才。另外，從上述數據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東人的鄉土觀念和家族觀念非常濃厚，就業方向較為單一，不愿去廣東之外的其他地方就業，這顯然不利于人才資源的相互流動，無形中也進一步加大了就業的壓力和難度。在問及“你期望從事的工作性質”時，設置了“事業單位公務員”、“企業職員”、“醫生、教師等技術性工作”、“自由職業者”幾個方面，選擇“事業單位公務員”的占21.7%，選擇“企業職員”的占35.2%，選擇“醫生、教師等技術性工作”的占42.3%，選擇“自由職業者”的僅為0.8%。可見，貧困生求職時在選擇“事業單位公務員”的比例方面要比相關研究資料關于畢業生求職選擇公務員的比例要略低，這其中的原因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從調查中還可看出，貧困生選擇“醫生、教師等技術性工作”的比例非常高，主要原因是上述五所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大多為師范專業，因為師范專業學費相對便宜，還能有相應的補貼政策，因而成為貧困生的首選。選擇“自由職業者”的比例非常小，這是因為，一方面在廣大的農村和貧困地區，傳統觀念非常濃厚，認為只有在單位工作才有保障，自由職業者還沒有被傳統觀念接受。另一方面，貧困生不求高薪、但求穩定的心理使得他們仍然愿意選擇有固定收入和穩定職位的工作，很少有自主創業或開辟新天地的打算。
（三）就業率尚可、就業質量不高
據《廣東省2014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白皮書》顯示，2014年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已達95.86%，與上年同期就業率(94.65%)相比略有上升。在本次調查的五所地方本科院校中，近年來畢業生就業率基本都保持在95%以上，但是占全體畢業生總數約25%的貧困大學生就業率卻缺乏科學詳細的統計和分析，湮沒在整體就業率中。為了調查了解貧困大學生就業率，本次調查專門選擇在6月進行，在問及“是否已經簽約”或“是否已經找到工作”時，有78.6%的貧困生表示已經簽約或已經找到工作，這個數據雖然低于整體就業率，但對本身處于就業劣勢的貧困生來說已經非常喜人。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發現在這些高就業率背后，隱藏著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期望的薪資待遇和實際簽約時的薪資待遇有一定的差距。調查“實際簽約時的薪水”時，2000-2500元的薪水是78.9%的貧困生簽約時用人單位開出的實際工資水平，與上文貧困生期望薪資待遇相比差距過大。第二，就業率存在一定的“水分”。在本次調查過程中就“具體找到的工作”在校園對貧困生進行了隨機采訪，在隨機接受采訪的約30名貧困生中，有至少5人表示畢業后的工作是做保險業務，替某個產品做銷售、肯德基、麥當勞打工等沒有勞動協議、沒有固定薪水、缺乏勞動保護的工作。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同學表示簽訂的所謂就業協議實際是學校為了提高就業率，給學生下達的硬性指標，存在一定的造假行為。第三，工作環境及發展前景堪憂。部分貧困生出于畢業后急于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的考慮，一心想盡快就業，對就業地域、就業環境、工作發展前景等大多沒有仔細考慮，只要用人單位開出差不多的薪資水平，貧困生基本上會立刻簽約。在調查中，在問及“擇業時首要考慮的因素”時，76%的貧困生選擇“薪資待遇”，僅有23%的同學表示“會考慮工作環境和發展前途”。這雖然有利于提高所屬高校的整體就業率，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貧困生的家庭經濟條件，但對于貧困生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四）實際就業方向較為單一、就業競爭力嚴重缺乏
在本次調查中發現，廣東地方高校貧困生實際就業方向較為單一、大多去往生源所在地，去珠三角城市發展的比例較小。在問及“實際就業的地域范圍”時，有“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大城市”、“佛山、珠海等較大城市”、“其他地級市”、“家鄉所在縣城”等幾個選項。有84%的貧困大學生實際回家鄉就業，只有12%的貧困生實際去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就業。這固然與珠三角生活成本高、工作壓力大，貧困生自身缺乏家庭經濟支持較難在大城市站穩腳跟有關，客觀上也有利的補充了廣東偏遠縣市人才資源匱乏的窘境。但是，貧困生大多來自廣東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鄉村和縣市，受制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限制，貧困生返鄉后雖有改善家鄉面貌的強烈愿望，但卻缺乏自身才能和抱負施展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支持，大多難以進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機構和部門，為家鄉建設出力的抱負大多難以實現。相比珠三角較為寬松的就業環境和較為公平的人才競爭機制，貧困生的長遠發展也因此受到極大影響。即使少數貧困生畢業后去往珠三角地區發展，但因長期經濟貧困帶來的性格過于拘謹、不善人際交往技巧、社會生活閱歷較淺、就業核心技能培養不足等問題而嚴重影響其在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的競爭力。
三、建議和結論
通過上述調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廣東作為全國經濟發達省份，大量廣東地方本科院校的貧困生就業壓力尚且較大，薪資待遇也不盡如人意。不難推測，全國大量的地方院校貧困生就業問題會更加嚴峻。針對廣東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的就業現狀，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一）正視廣東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就業面臨的困境，把握優勢，轉化劣勢
廣東地方本科院校貧困生就業雖然面臨著眾多的壓力和挑戰，就業困難的情況也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有效的解決，但與全國更多的不發達地區相比，在就業環境、就業政策、就業支持力度等方面顯然具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貧困生的就業工作，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幫助貧困生就業的各項政策制度，不斷加大對貧困生的支持和幫扶力度，要在支持貧困生就業方面給全國樹立榜樣，帶個好頭。另外，各地方本科院校也要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將劣勢轉化為優勢。第一，把區域劣勢轉化為區域優勢。廣東地方本科院校大都在珠三角核心經濟圈之外的二線城市，就經濟發達程度來說，存在明顯的區域劣勢。但是與發達的珠三角城市相比，這些二線城市交通出行便利、人居環境適宜、生活成本較低、工作壓力較小。各高校應當通過大力宣傳和教育，幫助貧困生轉變就業觀念，積極投身廣東二線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大潮，在地方建功立業。第二，把經濟劣勢轉化為素質優勢。據相關調查資料顯示，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要求雖然根據崗位需要會有所不同，但他們普遍最看重的素質從高到低依次排列為：責任感、團隊協作精神、進取心、靈活應變能力、表達能力、獨立性、自信心、承受壓力能力、待人接物能力等。據多個省、市人才交流中心負責人介紹，當前招聘企業在選材用人上更加注重個人綜合能力、發展潛力、吃苦精神等因素，惟學歷、職稱的選材辦法已逐步被“人適其崗、人盡其才”的觀念所替代。貧困生雖然經濟上貧困，但他們吃苦耐勞，勤奮踏實，誠實善良，在求職時要盡量突出這些綜合素質，把經濟劣勢轉化為素質優勢。
(二)建立貧困生專業調整、半工半讀、提前畢業制度，提升就業競爭力
近年來，伴隨著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畢業生就業供需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企業用人結構在改變，高端性崗位減少，基礎性崗位增多。另一方面受經濟轉型升級影響，粵東西北地區崗位需求增多，珠三角地區崗位需求減少。傳統制造業面臨成本上漲、競爭加劇、出口萎縮等諸多困難，需要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升級。除此之外，能源、水利、交通、電子商務、現代服務業等高新技術產業人才需求不斷增加。針對社會對人才要求的變化，各高校要不斷調整自己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計劃，優化培養方案，使得所培養的人才能夠不斷跟上社會對各類型專門人才的需求，打破貧困生扎堆擠師范專業的局面。貧困大學生既有經濟上的“硬貧困”，也有能力上的“軟貧困”。各高校應通過學費減免、輔修雙學位、跨專業選課等方式鼓勵貧困生學習現代科學技術，掌握現代服務業、現代高新技術產業的知識技能，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面，掌握多種就業技能，拓寬就業渠道。各地方本科院校應針對貧困生在校期間的學業情況實行靈活的學分制、提前畢業制度等。如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等校實施的新生入學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重新調整專業的做法，西南交通大學（寬口徑靈活專業方向）等改革都取得成功。針對家庭條件特別困難的貧困生允許他們求學期間邊工作、邊學習，只要在規定的時間內修滿學分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學位。對于那些成績優秀的貧困生，允許他們只要修完相應的學分，通過專業實習和論文答辯即可提前畢業參加工作。除此之外，各高校還應對本校貧困生實行包括心理輔導、就業技能培訓、口才訓練、禮儀培訓、人際溝通等方面的專門的輔導，幫助貧困生更好的適應激烈的社會競爭。
（三）建立貧困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機制和貧困生就業狀況跟蹤、監測機制
在本次調查中，各地方本科院校都有《社會需求與培養質量年度報告》，但是卻都沒有專門針對貧困生的就業質量年度報告，更加沒有關于貧困生的就業狀況跟蹤、監測機制。由于缺乏科學的分析與統計，也難以形成有效的針對貧困生的就業援助、就業幫扶、就業技能培訓等專項工作，使得貧困生在就業時競爭力嚴重缺乏，通過上大學改變家庭命運的希望成為泡影，甚至因學致貧。因此，廣東各地方本科院校必須切實轉變觀念，除了做好整體就業率統計工作之外，還應專門進行調查分析和統計，撰寫貧困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建立貧困生就業跟蹤及監測機制，為貧困生在校期間提供就業指導、就業培訓工作提供依據。同時還要做好人才需求預測，加強就業市場和社會需求調查，形成本校“行業—專業—就業人才需求”預測報告，為學生接觸社會、了解職場，開展專業社會實踐活動提供有利平臺。
（四）建立貧困生的普惠性長效助學機制
針對助學貸款和助學金只能解決貧困生入學時的短期困難這一現實，各地方高校應建立針對困難生長期發展的長效性助學機制，包括為困難生提供就業指導、就業技能培訓、實習補助，咨詢服務等各種助學形式，切實解決貧困生的能力貧困。各高校還應建立貧困生在校期間的學習檔案，詳細掌握貧困生的求職意愿、特長優勢，有針對性的向畢業生生源所在地企業推薦優秀人才，不斷搭建企業與貧困生互通交流的信息平臺。如廣東揭陽成立大學生發展基金會，除了按月給貧困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外，還不斷創新扶持貧困大學生成才的方法，如與揭陽市青企協簽訂假期實習協議，100多家企業將提供社會實踐平臺，給貧困大學生授“魚”又授“漁”。團揭陽市委還聯合揭陽市大學生發展基金會與揭陽市青年企業家協會簽訂大學生實習協議書，架起受資助大學生和數百家企業之間溝通的橋梁，多渠道為受資助大學生提供勤工助學和崗位實踐的平臺，讓大學生不斷提升就業創業能力，更好地回報家鄉，回饋社會。除此之外，各高校還應通過“三支一扶”工作引導和鼓勵貧困生踴躍到基層開展階段，了解基層人才需求狀況，從而有針對性的彌補自己的知識薄弱點，更好的為廣東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全面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五）貧困生家庭也要不斷加大對子女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問題；對策
一、引言
隨著教育改革日程的提出，我國高等院校助學體制的問題日漸引發社會關注，大學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的進程當中，大學門檻的降低，以及人民大眾多余大學教育的渴求，使大學生群體急劇增加，由此而使得越來越多的貧困家庭大學生得以進入高職院校求學深造，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必須引起重視。高職院校的貧困大學生的數量隨著高校擴招而迅速增加，這種人數的增長實際上是個社會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勢必影響高校的正常發展，也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針對貧困大學生的問題，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來內容比較完善、方式比較靈活的資助體系，包括以學校獎勵為主的獎學金，以財政支持為主的助學金，以社會支持為主的助學貸款等等。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資助體系日益出現弊端，并引發社會對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的質疑。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關系到能否讓貧困大學生順利完成大學學業，也關系到保障社會穩定，維系社會公平的作用。因此，本文將深入分析當前高職院校在貧困大學生資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力圖找到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幫助提高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工作水平。
二、現行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現行的資助體系的類別
1、獎學金。
我國傳統的獎學金包括，國家提供的優秀大學生國家獎學、國家勵志獎學金，學校提供的以專業成績的優秀為考核依據的專業獎學金，以及一些大型企業專門為特定學校的特定專業所提供的專業獎學金，但是獎學金考核鑒定標準往往以品學兼優的學生為對象，真正的貧困生能獲得該類獎學金的人數并不多。貧困大學生一般來自己比較偏遠貧困、經濟落后的地區，在進入大學之前，所獲得教學資源十分有限，況且很多貧困大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還要不斷地勤工儉學，導致貧困大學生用在學習上的時間要少于平均水平。因此，獎學金雖然對貧困大學生有較強的吸引力，但很多貧困大學生成績卻并不樂觀，所以，獎學金并不能形成有針對性的資助方式。
2、助學金
助學金分為國家助學金和企業助學金。國家助學金是以國家財政為基礎，專門針對貧困大學生設置的一項助學基金。企業助學金是一些社會責任感較強的企業資助貧困大學生的助學基金。根據《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我國進一步提高了國家助學金的扶持力度。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到資助貧困大學生的過程中來，但覆蓋的學校及貧困大學生的人數依然十分有限。
3、勤工儉學
勤工儉學是指利用學習之余的時間參加社會實踐，是貧困的大學生維持生計的一種方式。對于貧困大學生而言，勤工儉學的優勢在于，一方面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相應的報酬，一方面在獲得報酬的同時還能參與社會實踐，提升自身的社會生存能力，早點適應社會環境，相對于助學金的輸血方式而言，更是一種造血。勤工儉學作用扶持貧困大學生的一種方式，目前已經普遍的受到社會的認可及支持。
4、助學貸款
助學貸款是各級金融機構相應黨和政府號召，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活力的情況下，利用金融扶持的方式完善我國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的一種重要手段。助學貸款以金融機構為主體，在政府部門的宏觀指導下，政府、銀行、學校共同協作，專門扶持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的銀行有條件免息貸款。針對貧困大學生的特殊情況，借款學生無須擔保，只要承諾按期還款，就可以向銀行申請到貸款。現行的助學貸款分為兩種：高校助學貸款和生源地貸款。湖南高校助學貸款由高校經辦，金融機構發放；生源地信用貸款則由縣（市、區）資助機構經辦，由國家開發銀行發放。
（二）現行資助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1、助學評選機制僵化
目前高職院校已經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助學體系，但此種助學體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首先，在資助過程中需要大多經過班級民主評議，通過投票的方式決定將助學金的分發。這種形式的評選導致平時人際關系不太好以及成績較差的貧困大學生少有機會獲得助學金的機會；其二，有的高職院校的在助學金評比過程中，完全忽視了評選的作用，助學金分發決定權在班級輔導員或者某些領導的手中，這樣，缺乏有效地監督機制，不能將國家的政策根本的落實下來，甚至有的輔導員收受學生賄賂，但助學金名額留給行賄的學生，助長了歪風邪氣；其三，在助學金的評選過程中，需要貧困大學生上臺陳述自己的家庭困難，有的貧困大學生受到自尊心的驅使，寧愿放棄評選的機會。
2、難以形成科學的貧困生鑒定標準
貧困大學生的鑒定十分困難。目前通用的做法就是讓貧困大學生回原籍開村級、鄉（鎮）級、縣級的三級貧困生證明，學校依據貧困生證明作為自主貧困大學生的依據。這種方式確實節省了校方地鑒定成本，但是這種方式的弊端在于，縣級以下民政部門在開出貧困生證明時，很少會細究該生的家庭確切情況，導致大量的非貧困生取得貧困生證明，并在班級民主評選過程中占用了貧困生的名額，而真正的貧困生并不能享受到國家的優惠政策。
3、助學力量有限
大眾化的大學教育導致大學人數急劇膨脹，貧困大學生的基數也急劇增加。目前，我國的教育投入相對增多，但是在人數增多的情況下，國家在對貧困大學生的扶持力度方面并不樂觀，造成了貧困大學生助學金額的相對匱乏。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占據了獎學金的大部分江山，高職院校的貧困大學生在獎學金的競爭上處于先天的弱勢地位，而助學金的覆蓋面及力度相對較小。
4、部分貧苦大學生依賴資助的思想嚴重
一部分高職院校的貧困大學生，缺乏生活的自主性，過度依賴資助，不能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這一部分大學生雖然家庭貧困，但由于在過去的學習和生活中，他們不用從事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不會分擔家庭的負擔，因此，將國家對其的扶持視為理所當然，不懂得自身的造血，這樣的結果就是雖然他們最終完成了大學學業，也因為缺乏自力更生以及社會的適應性，而不能在進入社會后獲得良好的發展機會。這會社會的穩定買下了隱患。
三、解決高職院校大學生資助體系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完善資助機制
為提高助學工作的成效，有必要建立健全相關的工作機制。
首先，完善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評選的透明度，讓真正的貧困生享受到國家的優惠政策。一方面建立相關的監督機制，讓不誠信的大學生無法獲得評選資格，使在助學金評選過程中的腐敗得以消除。 一方面，進行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使某些大學生自覺認識到錯誤。其次，造血勝于輸血，在不斷完善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的過程中，還要加大工作力度，提供更多優質的勤工儉學的崗位，使一部分大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相應的資助，而不是完全依賴政府的扶持。
（二）形成科學完備的貧困生鑒定標準
高職院校的貧困大學生的鑒定其實并不困難。第一，各個地區要建立統一的貧困生鑒定標準，根據標準確定該生是否屬于貧困生的范疇。但也不能僅僅依據該標準，而應該結合實際情況，靈活確定，但靈活的范圍不能太大，靈活范圍或者空間不應該掌握在某一個人的手中。第二，高職院校和縣級以下民政不分要相互協調、分工合作、相互制約，不能互相推諉鑒定貧困大學生的任務。例如，民政部門不能隨便開具貧困生證明，必須會同其他部門，調查該生家庭的實際情況。另外，高校也不能僅僅依據貧困生證明而分發助學金，而應該實際調查該生在學校的消費情況，做出準確合理的判斷。
（三）拓展助學渠道
有必要通過拓展助學渠道的方式，增加貧困助學的力度，從而將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的資助面進一步擴大，幫助到更多地貧困大學生。首先，國家財政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投入，畢竟目前在這一方面投入略顯不足；其次，提高企業助學的比例。有責任感的企業眾多，之所以企業在助學上的投入較少，一是因為我國目前缺乏相關法律，規范企業助學行為，企業助學資金缺乏規范的財務審計，這讓企業擔心助學基金無法流入到貧困大學生手中。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高職教育與企業脫節比較嚴重，有的企業擔心自己的投入并不會獲得相應的回報。
四、結論
我國在面向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著力解決資助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只有在資助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助學體系和機制，才能最終建立起公平、公正、充滿活力的資助制度，使高職院校的貧困大學生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這對于穩定大局具有重要的意義。
基金項目：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立項課題“完善貧困高職大學生資助體系的研究”（課題編號：SZ1122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盧若艷.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的困境和思考[J].福建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
[2] 劉華.高校貧困生的概念及其認定標準研究[J].社會發展，2008，（12）：78-82.
關鍵詞：新資助政策體系；高校貧困生；教育援助；學習適應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引入高校市場化機制和教育擴招的背景下，為應對高校貧困生群體引發的各種問題，相關部門經過長期努力，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基本建立起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體，“獎、貸、助、補、減”有機結合的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2007年新的資助政策體系實施之后，全國每年用于助學的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以及學校安排的助學經費達到500億元，每年約有400萬大學生和1600萬中職學生獲得國家資助。[1][2]國家的巨額資助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緩解了高校貧困生上學難的狀況。但如此大規模的投入對貧困大學生的教育援助效果如何？比如對其心理狀況和行為表現的影響如何，是否能有助于他們融入高校的學習生活環境，使其安心求學并取得良好的學業成績，其道德素質和政治品德呈現何種面貌，等等。這些都是評估國家資助政策最終績效的重要依據和標準。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對新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教育援助效果進行探討。
一、從零散到系統：評估模型的構建
關于新資助政策體系的教育援助效果評估問題，既有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有益和必要的探索與積累，主要側重于以下兩個方面：評估指標的構建和評估方法的探討。在評估指標的構建上，學者們呈現出了多元化和零散的特征，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異的評估指標和指標構建方法。比如，胡小坤側重于從主體角度進行指標建構，認為教育資助的評估應著重考慮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高校貧困生及其家長、專業機構和人員和大眾傳媒等主體[3]；姜旭萍等則認為評估指標的構建應重在資助政策的實際效果上，并具體提出了政治效果、經濟效果、文化效果和教育效果四個維度[4]；凌峰等人的論述最具系統性，提出了從影響力、執行力、運行困境和生活質量四個維度構建評估指標的方法[5]，從而將新資助政策體系的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有機統一起來。而關于評估方法的探討，學者們的觀點較為一致，大致有定量評估（如投入金額、受益人數、受益比例等）、定性評估（主要側重于價值觀方面的評估）、成本—收益評估（對被資助者的投入與其貢獻值的比較）和前后對比評估等幾種方法。[6]
綜合來看，既有的眾多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兩點不足：其一，教育援助效果評估指標零散而缺乏系統性，各有偏重與不足，這直接導致有效評估模型的構建難以前進；其二，雖然學者們對各類評估方法作了較為充分的探討，但幾乎都僅僅局限于思辨式的泛泛而論，少有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成果出現，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既往評估指標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初步構建切實可行的系統評估模型，進而以實證調查數據為支撐，力求彌補上述缺陷。
本文認為，教育援助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包括經濟援助、思想政治援助、學業援助和心理健康教育援助等方面。教育援助的最終目標正在于將它們整合起來，使貧困大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各項學習任務，塑造良好的人格和品格，實現高校人才培養規格的各項要求。長期以來，教育工作者們孜孜不倦的探索這項系統工程的科學合理的體系和機制，而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的建立則為我們對高校貧困生實施教育援助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徑。不可否認，對高校貧困生的經濟資助是新資助政策體系實施的核心環節。但新資助政策體系卻又不僅僅著眼于經濟資助，它還關注貧困生的思想品格塑造、心理健康教育、學習狀況改善和環境協調適應等多方面的需求。基于這種考慮，我們認為一個合理有效的系統評估模型，不僅應保證較高的效度要求，即要與高校貧困生的發展狀況緊密相關，從而能切實反映出教育援助的最終效果；而且還必須具備相當的兼容性和全面性，即能夠囊括貧困生學習、生活、心理和品格等各方面的基本信息。
進而，我們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找到了“學習適應性”這一概念，將其作為本文建立教育援助效果系統評估模型的基點。學習適應性是指“個體超越學習情境中的障礙的傾向”或“個體克服困難取得較好學習效果的傾向”，也即對學習的適應能力，包括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心理因素、學習環境四個維度。[7]也有學者將其分為學習動機、學習能力、學習環境、教學模式和身心適應五個維度。[8]學習適應性既能表現出大學生的主體性特征，即有效利用環境資源滿足自身需要的自主性；又突出了主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性，即整合內外部信息和資源，調整身心狀態，促成自身的和諧發展。對大學生群體而言，學習適應性狀況是其學習、生活、心理和行為狀況的顯示器，因而可以作為國家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教育援助效果的集中反映。基于這種認識，本文以學習適應性為核心指標初步構建了教育援助效果的評估模型，它包括學習態度、學習能力、心理狀況和環境適應四個維度，如圖1所示。本模型的優點在于，一方面緊緊圍繞教育援助效果的核心部分進行評估模型構建，從而既保證了評估的效度，又免除了貪大求全、不切實際的弊端；另一方面，較之以往的評估指標可操作性程度更高。
二、研究假設
以學習適應性為核心指標考察新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的教育援助效果的做法，本次研究尚屬首例，研究者在期刊網上尚未檢索到相關研究成果。這一方面可歸因為系統評估模型遲遲難以建立，另一方面也由于現有的評估指標缺乏可操作性。所幸的是，學者們關于大學生學習適應性的研究起步較早并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大學生學習適應性的概念界定、測量工具探討、發展特點描述和主要影響因素這四個方面。[9]這些研究成果是本文提出研究假設和建立研究工具的重要起點。
根據楊改、葛明貴等人的研究結論，家庭環境尤其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是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性的重要影響因素。[10][11]王瑞榮則進一步指出，許多貧困生由于不能正確認識貧富問題，不能客觀、科學地評價自我價值，形成了錯誤的自我認識而造成失落、自卑、孤僻、封閉、冷漠、緊張、敏感多疑、敢為性低等一系列不良情緒，甚至發展為人格偏執和抑郁病癥。[12]此外，貧困生由于心理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在對大學中人際關系的適應和自我調適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礙。李明睿的研究發現，貧困生在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敵對性、精神病性等方面得分較高。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影響到貧困生的拼搏進取精神、社會適應能力、良好道德品質的形成和個性心理品質的完善，也直接影響到他們在學校及崗位上能力的發揮。[13]李昕等人的研究則表明，不同的家庭經濟狀況對大學生人際關系有顯著影響，貧困家庭的學生表現出較強的社交回避傾向，這主要由于物質條件的匱乏而產生的自卑心理所致。[14]而王永杰等人的研究結論則明確指出，大學生的環境適應能力與家庭環境尤其是父母職業和家庭經濟狀況密切相關。[15]據此，我們有充分理由作出如下推斷，即高校貧困生相對于普通家庭學生而言，在學習動機、壓力感知、心理健康水平和環境適應能力等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勢，并最終表現為其學習適應性相對較差的狀況。
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以上研究成果同樣也意味著，經濟保障在大學生學習適應性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此而言，既然經濟資助是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實施的教育援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那么接受新資助政策體系的貧困生在減輕經濟壓力和負擔的同時，其學習適應性狀況應當有可預期的改善，這正是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建立和實施的初衷和歸宿。
根據以上探討，我們提出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設：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實施會對高校貧困生產生積極的教育援助效果，即能夠改善其學習適應性狀況。進而論之，我們提出了如下兩條具體假設：
假設1：總體而言，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即貧困生）相對于普通家庭學生（主要以家庭經濟條件為區分標準）來說，在學習適應性狀況上存在一定劣勢。
假設2：在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中，接受了新資助政策體系幫助的學生相對于尚未接受的學生來說，其學習適應性狀況更好。
為證實假設，并同時探明新資助政策體系在改善高校貧困生學習適應性方面的具體作用機制，我們進而展開了實證調查。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一）樣本構成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以隨機抽樣與整群抽樣相結合的方式獲取某綜合大學工科學院二、三、四年級在校本科生樣本共300人，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99份。所有問卷數據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樣本具體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結合大學本科生教學實際情況，經充分討論后編制了調查問卷。本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調查對象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級、家庭收入水平等；第二部分在吸收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本次研究的需要自行編制了大學生學習適應性量表；第三部分為調查對象受助情況和資助評價。其中學習適應性量表包括學習態度、學習能力、心理狀況和環境適應四個維度，每個維度設5個項目，共計20個項目。采用五點計分法，設有正向計分和反向計分，分值越高代表學習適應性越好。經過兩次問卷試測和修正，利用SPSS16.0進行量表信度和效度檢測，結果得到量表的克倫巴赫Cronbachs’α系數為0.722，問卷各因素的α系數依次為0.517、0.753、0.762、0.537，四個因素共解釋了總方差的46.79%。量表各因素之間以及與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如表2所示。可見，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和結構效度較為理想。
四、研究發現
由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未受資助的學生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即貧困生）的學習適應性得分明顯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學生，這與假設1基本相符。同時，與未獲資助的貧困生相比，受助貧困生的學習適應性得分顯著高于前者，并明顯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學生，則假設2亦得到證實。由此可以說，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性狀況與其家庭經濟狀況密切相關，教育援助在改善高校貧困生學習適應性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了進一步確定影響未受資助學生中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學生學習適應性差異的具體因素，以及影響受助與未受助貧困生學習適應性差異的具體因素，我們對前者進行了方差分析，對后者進行了獨立樣本的t檢驗。結果表明，在未受資助的學生之中，導致貧困生學習適應性得分明顯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學生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心理狀況（F=9.578，p
五、研究結論
經過以上分析探討，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1. 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性與其家庭經濟狀況密切相關：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學生在學習適應性上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貧困生與中、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相比，其學習適應性表現出明顯劣勢，主要體現在心理狀況和環境適應兩個方面。
2. 新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實施的教育援助對其學習適應性產生了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受助貧困生學習適應性得分明顯高于未獲資助的貧困生。這主要是由于教育資助大大提高了前者在學習態度和環境適應兩方面的得分。
3. 家庭經濟狀況對大學生學習適應性的影響仍然極為顯著。因此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貧困生實施教育援助是消除家庭社會遺傳的影響、促進貧困生更好的融入大學學習和生活并獲得全面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亦表明，新教育資助體系的建立和落實對高校貧困生學習適應性狀況的改善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說明在現階段對高校貧困生的教育援助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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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貧困生大學生的心理特點有其獨特性，通過對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卡特爾16PF測量結果的對比分析，歸納出貧困大學生的人格特點。根據人格理論分析了貧困生人格的成因：生活狀態落后．見識有限；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成熟動機強烈，提出相應的教育管理對策。
論文關鍵詞：貧困大學生；心理特點；教育管理對策
貧困大學生是近年來為社會廣為關注的一個弱勢群體，由于家庭貧困，他們來自學習、生活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心理壓力較大，其心理疾病發生率遠遠高于普通學生．從而出現了因經濟貧困導致的“心理貧困”的“雙困生”。由于心理能量不足，貧困生容易產生認知、情緒、意志行動等心理過程的一系列不良反應．從而導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學習生活效率降低、社會功能受損等負性變化，嚴重影響了其學業的順利完成和人格的健康發展。近年來，國家和學校已經建立了一整套的貧困生資助體系，在經濟上給予了貧困生很大的幫助，但在我們工作中仍能感受到貧困生精神狀態的低落。因此針對貧困生的特點，不僅要提供必要的經濟幫助，而且要研究貧困生的心理特點，對其進行精神扶貧，幫助貧困學生擺脫精神壓力。
一、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特點調查分析
（一)調查對象及方法
筆者從九江市四所本、專科院校各個年級的學生中按照隨機抽樣原則抽取400名貧困生(月個人消費總額低于九江市居民最低生活標準)和40O名非貧困生，利用卡特爾16種人格測驗量表fl6PF1進行統一測試．發放問卷各400份，回收問卷貧困生368份和非貧困生392份，問卷有效性分別為92％和98％。數據統計采用W_IZ心理測驗與統計軟件和SPSS軟件包。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貧困生與非貧困生人格因素比較貧困生與非貧困生16PF值
從圖l中的數據比較可以看出．貧困生在有恒性(G)、憂慮性(O)、獨立性(Q2)、自律性(Q3)四個方面分值高于非貧困生，而在聰慧性(B)、穩定性(C)、興奮性(F)、敢為性(H)、世故性(N)、實驗性(Q1)六個方面分值貧困生低于非貧困生。通過統計分析。貧困生與非貧困生在聰慧性(B)和敢為性(H)兩個方面差異顯著．其顯著性小于0．05，而在興奮性(F)方面顯著性明顯，其值小于0．01．表明貧困生較樸實，做事審慎、保守，甚至有退縮傾向。
2．貧困生與非貧困生次級人格因素。比較卡特爾教授在研究人的l6種個性因素的基礎上，認為有4個次元素可以進一步診斷人格特點根據卡特爾的次級人格因素分數的計算公式．利用圖1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出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的次級人格因素從圖2中的數據比較可以看出貧困生在內向與外向方面與非貧困生差距明顯，其顯著性差異小于0．05，表現在貧困生相對較內向，在人際交往中不主動，甚至缺少自信。
二、貧困大學生心理特點的成因
社會心理學理論表明．生活在同一社會群體或相似的生活環境中的人會形成相似的人格特點筆者采用訪談法結合人格理論分析貧困大學生的成長環境及特點，歸納出影響其人格特點形成的幾點因素：
(一)生活狀態落后．見識有限
本研究貧困生群體中有3O5名來自于農村．其中164名來自于邊遠山區．這些地區信息不暢通．消息相對比較閉塞．人們生活狀態相對比較落后．導致貧困生從小見識少，對有些新科技不了解，沒掌握：另外，這些地區的中小學教育相對落后．學生的知識面較窄所以進入大學后，貧困生在聰慧性方面與非貧困生有一定差距。同時，由于這種差距的存在．也導致了部分貧困生產生了一定的自卑心理．興奮狀態較低
(二)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
本研究貧困生群體中有313名來自于多子女家庭，其中195名同學表示父母由于家庭壓力較大．沒有給他們足夠的關愛和關注．致使他們從小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并且不自信。為了免受傷害．他們在人際交往中往往采取逃避的方式封閉自己，不能主動與人交往，偏內向，極易產生自輕、自賤、自畏等自我意識的偏離，行為上也往往表現為退縮：還有65名同學表示習慣于用不平衡的心態面對一切，他們在交往中不能善待自己、寬容別人，叛逆的行為既傷害同學間的感情．又挫傷本人的自尊心．形成人際危機：另外．經濟上的拮據也往往限制了貧困生參與校園文化活動的機會．客觀上強化了他們自我封閉的性格
(三)成就動機強烈
在訪談中有310名貧困生表示．由于從小家境貧寒．使他們更早體會了生活的艱辛．更早產生了為父母分憂的想法．并有強烈的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動力，也就是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因此，在高校里，貧困生在自立、自律、有恒性方面要好于一般同學，他們更能吃苦，更有韌勁。
三、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管理對策
（一)重視貧困生的思想教育
“扶貧先扶志”，在努力加大對貧困生經濟扶助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對他們進行多方面的思想教育．以便形成教育合力在充分了解掌握貧困生心理、行為特征的基礎上．要對他們的“心理貧困”問題予以特別關注如筆者在此研究其間。吸收家庭經濟困難學生112名。參與成立本校以貧困生為主體的“自強社”．“自強社”在為貧困生提供經濟資助的同時，也通過社員們的自助、助人、服務社會等模式．將他們的個人需求與崇高的社會責任感聯系起來．把當前的困難與遠大的奮斗目標聯系起來，教育他們正確看待和認識貧困．樹立戰勝困難的信心．勇于面對現實。培養他們積極向上、奮發進取的精神，能夠成熟的為自己定位，進一步增強自信心。
（二)加強對貧困生心理健康狀況的關注幫助學生了解和分析自我心理健康狀況，客觀、勇敢地面對現實，恰當、全面地接受自我，既看到自己的外在劣勢．又看到自己的內在長處筆者對學生進校后的心理健康檔案進行篩查，并對其中有自卑感、自我封閉、自暴自棄等心理傾向的貧困生進行約談，予以特別關注，讓貧困生感覺到他們是備受關心的在學校層面通過點面結合方式，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引導，如采用專題講座、主題班會、小型討論會等形式．進行心理知識教育和典型案例教育．指導他們學會自我調適．幫助他們樹立信心，戰勝自我。為了使貧困生打開心扉。筆者組織貧困生開展一些以他們自身為主角的活動，如“受助者助人”、“愛心傳遞”等，資助比自己更困難的人，為社會福利院、敬老院的困難群體服務等。通過這些活動．使貧困生從內心融入社會群體．逐步消除孤獨感．并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中奉獻才華，升華自我。
(三)開展人際交往和溝通方面的訓練
筆者針對貧困生人際關系能力不高、樂群性分值低、較自閉等心理特點，嘗試開展了一些人際交往和溝通方面的團體訓練如在“肯定性團體訓練”中．要求貧困生合理分析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差距．尋找消極的自我意識．然后運用自我辯質訓練向消極的自我意識挑戰．最后通過角色扮演法及各種社交技巧的訓練．變通方式．實現認知重建一位同學在參加完“信任之旅”活動后表示．能信任別人是溫暖幸福的．被人信任是自豪的．給別人一份信任．給自己一種責任．人與人之間相處就會更融洽可見．貧困生在團體訓練中能增強與人交往的能力和技巧．并體會到了集體的溫暖和關愛．進而提高了興奮性．增強了信心．學會了與他人積極相處．提高了處理問題的能力．培養了積極樂觀的心態
(四)幫助貧困生從實踐活動中增強自尊和自信
從自身實踐中增強自尊和自信．不僅在學習方面努力，而且要積極參加勤工助學活動．勤工助學的意義不只在于能從一定程度上改善經濟條件．更重要的是使貧困生通過實際行動來克服困難．從而增強自尊和自信筆者研究其問．嘗試在學校勤工助學群體中組織開展“十佳服務標兵”、“意志堅強好青年”、“逆境中的英才”等評選活動，使貧困生認識到，真正的貧困是缺乏知識、缺乏信息和獲取信息的手段．懂得擁有知識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就是財富，自身具有的如堅韌、勤奮、吃苦耐勞等品德都是自己獨有的美德：認識到在人才濟濟的大學校園里．不要盲目通過追求成績來滿足自尊的需要．學習能力的獲得、創造力的發展以及健康人格等都是學有所成的體現
【關鍵詞】 自我同一性；個人評價；貧困大學生；相關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4.014
中圖分類號：B84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9)004-0291-04
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是指人格發展的連續性、成熟性和統合感［1］。基于前人的研究，Marcia以自我同一性形成過程中探索和承諾的行為特征為定義標準，劃分出四種自我同一性狀態：⑴彌散型同一性（identity diffusion），指沒有固定的承諾和不主動尋求形成承諾，處于沒有目的與價值的彷徨迷惑之中，是最不成熟、最低級的同一性狀態；⑵排他型同一性（identity foreclosure），指沒有經歷過探索就對一定的目標、價值觀和生活信念形成承諾，而且這些承諾往往反映了權威人物的要求；⑶延緩型同一性（identity moratorium），指正在經歷同一性危機，個體積極思考各種選擇的可能性，并積極探索自我的目的、價值信念，但尚未形成最終的承諾；⑷成就型同一性（identity achievement），指已經經歷了探索，總體上解決了同一性危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心理狀態與承諾，這是一種最成熟、最高級的同一性狀態［2］。
近年來，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發展狀態得到了關注。王樹青等研究發現，處于延緩狀態的大學生占67.5%，其他的三種狀態各占10%左右，自我同一性的發展與父母教養權威性、同一性風格、親子溝通都都存在相關關系［3-4］；李文道的研究則發現，處于延緩狀態的大學生占40%左右［5］。然而，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為空白。面對貧困，他們有些更加自信，而有些則顯得很自卑。對個人評價的這種差異，自我同一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自我同一性作為對自我的深刻而全面的認識，它既包括對自我的價值觀、生活目標等精神層面的認識，也包括對自我所處的環境，對自身的經歷的認識，并以此對自我做出合適的評價，促進自我的發展。由此本文假設，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與個人評價密切相關。
本文的被試都來自潮汕地區。潮汕文化在鮮明的特色中蘊含著多元的文化因素，潮汕人既受儒家文化又受重商觀念影響，家族主義與出人頭地觀念特別牢固［6］。在這種特殊的文化生態下成長的貧困大學生，一方面其通過讀書改變貧窮命運的動機、出人頭地的觀念會更強，許多潮汕商人的成功更是一種示范；但另一方面，對于某些貧困生來說，高校的生活與學習競爭中由于家庭環境帶來的失意往往讓他們對自我的認識與定位出現危機。自我同一性在特殊的經濟、文化生態下，對個人的自我評價的影響也會顯得特殊。本文以潮汕貧困大學生為對象，研究其自我同一性狀態與個人評價的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被試為接受“廣東潮人海外聯誼會”資助的潮汕地區貧困大學生。他們以優秀的高考成績被廣州各重點本科錄取，包括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等，但因家境貧寒無法承擔大學的生活費用而通過個人申請及學校推薦接受資助。這些學生的家庭經濟貧困程度都必須經過當地村委和民政局證明認定，如單親家庭，父母雙雙下崗等，潮汕地區三個市的教育局對申請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進行審核和擇優擇需推薦，最后由該會再度審核，每年一次召開助學金頒發大會。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50份，回收有效問卷205份。其中男女生分別占54.1%和45.9%；大一、大二、大三學生分別占28.3%、41.5%、30.2%；年齡19~21歲。
1.2 工具
1.2.1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狀態量表（the Extend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 Identity Status-2，EOM-EIS-2)［1］
該量表共64道題目，分為4個分量表：成就型 (ACH)、延緩型 (MOR)、排他型 (FOR)、彌散型 (DIF)。采用6點計分，1代表非常贊同，6代表非常不贊同。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0.906。
1.2.2個人評價問卷（Personal Evaluation Inventory，PEI）［7］
該問卷用來評定自我評價的一個方面――自信。共54個條目。分為學業表現、體育運動、外表、愛情關系、社會相互作用及同人們交談6分量表，除6個分量表外，還有一些條目是評定總體自信水平和有可能影響自信判斷的心境狀態。采用4級計分，1=非常同意，2=基本同意，3=基本不同意，4=極不同意。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總的Cronbach α系數是0.886，分量表學業表現、體育運動、外表、愛情關系、社會相互作用、同人們交談的α系數分別為0.342、0.880、0.768、0.750、0.718、0.811。
1.3 研究程序
問卷采用團體施測法。利用該團體召開“第三屆頒發助學金大會”上同時對所有被試進行施測，測試前由主試按指導語訓練被試學習使用這一問卷，再正式施測，約30分鐘完成全部問卷并及時回收。
1.4 統計方法
進行ANOVA檢驗、積差相關分析以及典型相關分析。
2結果
2.1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發展的性別差異
表1顯示，女生彌散型得分高于男生。
2.2 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與個人評價的相關分析
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與自我評價的相關性見表2。
2.3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與個人評價的典型相關分析
典型相關分析考察了自我同一性狀態（W）與個人評價（V）兩組變量的關系。典型變量（W,V）的Wiks檢驗的∧＝0.513，P
個人評價與自我同一性的典型相關分析見圖1。典型變量W在社會相互作用上的因素負荷最高，其次是同人們交談、自信水平、體育運動、心境狀態、愛情關系、學業表現、外表。對于自我同一性狀態，典型變量V在彌散、延緩、排他及成就四個維度上，因素負荷分別為：-0.789、-0.436、-0.061及0.808。這表明，自我評價的社會相互作用、同人們交談、自信水平、體育運動、心境狀態、愛情關系、學業表現與自我同一性的彌散、排他及成就都有很強的相關。此外，典型相關變量組解釋了自我評價典型變量W的39.6%，解釋了自我同一性V的36.7%。自我評價典型變量W通過典型變量組可以解釋自我同一性方差的15.9%，而自我同一性典型變量V通過典型變量組可以解釋自我評價方差的14.7%。
3 討論
3.1 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狀態的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潮汕貧困大學生中，女生自我同一性的彌散程度要比男生強，這與國外Archer［8］和Kroger［9］以及國內王樹青等人［3］的研究結果不同，他們的結果都是男女兩性在同一性形成的大多數方面不存在性別差異。然而，國外也有研究發現，青少年晚期的女性在延緩和擴散上的得分高于男性［10］，郭金山研究表明：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狀態存在明顯的性別特征，對于成就型同一性狀態，男生顯著地優于女生，而對于排他型和彌散型同一性狀態女生則比較顯著地多于男生［11］，這與本文女生彌散程度要高于男生的結果一致。具體深究到潮汕貧困大學生這一特殊群體而言，該地區受傳統男尊女卑影響，家庭與社會對男性的期望更高，他們往往背負著振興家族、擺脫貧困的重任，迫使男性要對自我能力、自我責任及將來的努力方向做出思考，而女性在潮汕地區則是被賦予相夫教子，料理家務的角色，這些導致女性的彌散程度相對男性要高。
3.2 潮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與個人評價的關系
對于兩個主要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典型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自我同一性與個人評份有很多重疊部分，這一點從他們之間具有一定水平的共享方差得到證據。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個人評價多維度與彌散型、排他型同一性狀態呈負相關，與成就型同一性呈正相關，這樣的結果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而延緩狀態與個人評價之間不相關的結果，我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延緩狀態作為穩定性最差的一種自我同一性狀態，處于該狀態的貧困大學生與普通大學生一樣正經歷同一性危機。他們積極投入到自我的探索中去，探索各種人生觀、價值觀，嘗試各種不同的選擇，卻還沒有形成最終的人生觀，從而影響了對自我評價的穩定性，這就使得它與個人評價關系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被試都是來自潮汕地區的貧困大學生，相同的文化背景使被試同質性高，他們在儒家文化及重商觀念的影響下家族主義與出人頭地觀念特別牢固，其自我同一性的發展及個人評價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也因此使得該研究推廣到貧困大學生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一個不足之處是學業表現分量表的信度只有0.342，同質性較低。但此次研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我同一性對貧困大學生發展和大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啟示大學、社會教育工作者應關注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與發展，貧困大學生自我同一性應成為心理學、教育學的重要研究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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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經濟困難學生；援助體系；研究
綜觀我國高等院校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理論和實踐，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主要是一種政策性的被動資助，這種資助更多地強調從經濟幫助、物質救濟等層面進行資助，往往重物質資助輕精神資助，重短期輕長期關注，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往往較“貧困”，不能真正的解決心理的危機渡過難關，更重要的是面對就業的現實困境，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表現得更加脆弱、單薄，以及無法應對，所以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加強人文關懷，從資助制度的設立、資助的對象以及資助制度的科學性和實效性探討“以人為本”，以社會、學校、銀行、團體組織為主體，以相關資助政策的制定實施及資源的分配為保障等。
一、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問題及其實質
一般來說，高校經濟困難學生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界定，通常是指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無力支付在校期間學習、生活所必需的教育費用及其他費用或者是支付困難的大學生。普通高校出現經濟困難學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種：一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來自老、少、邊、窮貧困地區農村的學生由于區位因素家庭收入少，經濟困難，來到城市尤其是相對富裕地區上學，學費、生活費用提高，支出增加，導致家庭無力負擔，因而容易造成經濟上的貧困。二是部分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家庭由于失去經濟來源，無力承擔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高額支出，導致部分貧困大學生的產生。三是由于天災人禍等原因出現的困難家庭也產生了部分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四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原因也產生了部分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如單親家庭、殘疾人家庭、農村多子女家庭。
二、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援助的意義
1.資助關系到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切身利益，是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和構建和諧校園的重要措施，一直以來都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進行援助，能夠使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資助政策的指導意義，從而在實際過程中能夠更好的領會政策精神，落實政策，解決資助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2.高校作為大學資助政策的執行方，還不能完全適應國家新的資助政策體系。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進行援助，有利于拓展高校資助管理者的新的思路，開拓新的方法，設計和完善大學生資助體系，為大學生全面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
3.隨著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高校學生逐年增加，資助工作的難度也隨之增大。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比較繁瑣，具有點多、線長、面廣的特點。從事資助工作的人員可能整天投身于事務性的工作，而忽視育人這一根本目標。因此，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進行援助，有利于理清工作思路，更好地培養人才和提高育人成效。
三、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援助的措施
1.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經濟援助
經濟援助主要是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以“獎、助、貸、免、減、補”為主的多種形式有機結合的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極大地緩解經濟困難學生的經濟壓力。高校必須在加大資金投入的基礎上，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鼓勵困難學生積極開展自助，同時還要廣泛挖掘社會資源，積極尋求社會捐助。這樣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有效地緩解經濟困難學生的生活壓力。建立健全大學生誠信檔案，增強大學生的誠信意識。逐步建立社會誠信評價體系。在減少銀行的風險和顧慮的同時，提高學生誠信度，降低貸款違約率。
2.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幫扶
心理幫扶主要是高校定期或不定期的對經濟困難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排查。要根據經濟困難學生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咨詢活動，對經濟困難學生應該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在他們求助的時候給予關心鼓勵，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提高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自我調控能力、人際關系協調能力和環境適應能力，堅定他們直面困難的信心。幫助經濟困難學生增強心理素質，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干擾能力。對于出現問題的，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時進行干預、疏導和矯正，幫助他們緩解心理壓力，培養良好的心態。
3.對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就業幫助
就業幫助主要是國家對于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擇業重視不夠，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擇業需求得不到滿足，所以要創造機會并給予機會平等，國家在對經濟困難學生就業幫助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政策性的調整，機制性的完善。國家不斷規范各種措施，為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就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高校應當構筑強大的、快捷的、開放的信息平臺。學校一方面應當完善招聘機制，吸引各種層次的單位進駐校園；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經濟困難學生思想說服的力度，引導經濟困難學生以積極而正確的心態去應聘，最終達到“雙贏”。
總之，通過改進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的措施、合理架構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認定體系、加強資助工作的人文關懷、構建利益平衡機制，切實解決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的實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高等教育向公平的方向發展，緩解高校的矛盾，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以保證資助資源的公平、公正、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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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高校中受資助學生的感恩意識，引起了教育界及社會各方的普遍關注。如何增強學生的感恩意識，加強貧困學生的感恩教育，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也成為各高校關注的熱點。
1 貧困生感恩教育的價值內涵及當前社會氛圍對感恩教育的影響
知恩圖報，投桃報李這種感恩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當代大學生作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和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這種優良的傳統應該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浮躁和功利思想在社會上普遍盛行，這種功利思想對當前在校的大學生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隨著國家教育經費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各種獎勵和資助政策的不斷完善，獎勵和資助標準也在不斷提高。許多受到資助和獎勵的貧困學生，在順利完成學業的同時，把國家和學校對自己的資助和獎勵看做是理所應當的，感恩意識淡漠。這也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大學生感恩意識的普遍關注。
2 構建多層次的感恩教育體系
2.1 開展形式多樣的感恩活動，營造和諧溫馨的感恩氛圍。
感恩，是一條人生基本的準則，是一種人生質量的體現，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礎。通過展板、海報等形式向廣大學生宣傳感恩的內涵與重要性，增強學生重視程度，喚起受資助學生的感恩意識；開展感恩教育班會與講座，加強學生思想教育，教育同學們形成識恩、知恩、報恩和施恩意識，幫助學生確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加強社會責任感；積極開展感恩系列活動，以活動為載體，讓廣大學生從活動中體驗感恩，并立足現實生活，引導同學們從身邊做起、從點滴做起，在生活中實踐感恩。此外，學校以獎助學金發放儀式為依托，也可開展對貧困生的感恩教育。
2.2 從認知和情感兩個層面培養學生的感恩意識。
首先從情感方面來講，一個人的感恩意識并非與生俱來的，需要教育的引導和環境的影響，使感恩者將感恩的意識內化為自身的一種心態和品質，進而外化成一種感恩的行為。其次是從情感層面培養學生的報恩意識。感恩教育是一種情感活動，實施感恩教育要做到以情動情，以情感人，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感。而受資助者的責任感是衡量感恩意識的重要尺度之一。責任與感恩相輔相成，只有肩負責任，才能心存感恩；只有心存感恩，才會懂得回報。
2.3 在感恩教育中注重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要培養學生的責任感，首要條件應使學生具備主體意識。班級、學校是學生學習生活的集體，與學生成長息息相關，學生既是學校管理的客體，也是學校工作的主體。學校和教師應努力改變管理觀念，大力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這對于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有重要意義。讓學生參與學校和班級的管理，采納選用學生提出的有益建議，讓他們來體驗承擔責任的甘苦，培養他們關心集體，主動負責的精神。這樣他們才能對父母的付出、老師的教誨、朋友的關愛予以深切的理解，才能心存感激，懂得感恩。
2.4 在實踐活動中引導學生施恩于行，學會感恩。
要從實踐層面引導學生施恩于行。要挖掘重大節日的感恩內涵，讓學生在思想教育中學會感恩。大凡重大節日的設置，都有懷念和感恩的內涵。學校應充分利用每周一升國旗儀式這個契機，在“三八”婦女節、教師節等節日，讓學生上臺講話，講解感恩的意義，樹立學生感恩的基本意識，號召全體學生用實際行動感謝他人對自己的付出。準備一個專門記載班上同學所做的令人感動的事跡的“感恩記事簿”，只要是有益于人的行為，不論多么微不足道，都寫進“感恩記事簿”里，讓同學們看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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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當今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農村貧困大學生由于社會、經濟資源的缺乏，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際交往技巧方面的影響。心理障礙問題日漸突出。了解他們的心理健康情況，分析引發其心理障礙的原因。并采取相應對策。對于大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和整個社會的進步都有重大意義。
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制造的惡性事件可謂家喻戶曉，社會各界對此事都表現出極大的震撼。但是，悲痛之后，為何不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即將大學畢業，正要開始人生之路的大學生走上這條道路?據有關報道，馬家爵自幼家境貧寒，自小成績優異，是父母眼中的孝子，是家鄉第一代大學生。然而，這也造成了他孤僻，敏感，不善與人打交道的性格。這些問題一直伴隨他到大學，環境的巨大變化更使心智發展不健全的他難以適應，從而引發心理危機。其實，這種種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礙在當代的貧困大學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農村貧困大學生心理障礙現狀描述
在我國，貧困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出現于90年代中期。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已近30 %，特困生比例為10%-15%，貧困生人數將近300萬，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由此看來，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是高校貧困生的主體，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引導其綜合心理素質的發展，對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改善農村落后狀況，以及維護整個社會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一般地講，貧困生心理健康狀況與其他大學生相比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在校大學生中比較嚴重的心理障礙主要表現在人際關系敏感、抑郁、偏執以及逆反等方面，貧困生也具有同樣的特點。但相同之中也有明顯的差異，首先是兩者之間抑郁癥狀差異大，這是貧困生心理間題最為嚴重的方面。其次，貧困生心理異常人數比例偏高。具體表現為以下特點:(一)自卑和消極。自卑是貧困生心理間題較嚴重的方面，并由此而導致自輕、自賤、自我娜視，對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態度和情感體驗，缺乏生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閉;生活困難對他們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挫折，面對挫折，他們往往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從而喪失挑戰困難的勇氣和信心;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消極地對待人生，消極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整個人生帶有濃重的灰色調。(二)心身疾病突出;對自身狀況的客觀認識，使他們懂得只有發奮成才才能徹底改變自身的處境。因此，他們能夠為此而努力，但現實間題又時刻在困擾著他們，這些難以解決的間題使他們長時期處于心理緊張和焦慮的狀態;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無法保證，飲食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能滿足生理的要求。心理上的緊張和焦慮，物質生活暇乏，兩方面的因素使他們的身心受損。貧困生心理間題往往表現為綜合性間題，當多種因索發生作用時，情況就更為復雜和嚴重。(三)人際交往困難。自卑與自尊的矛盾性是貧困生的心理特點。他們因家庭貧困而自卑，但作為一個自我意識已經成熟的個體，又有強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對涉及自己的事情較為敏感，容易形成情緒和情感上的強烈波動。由于這種心理特點，使貧困生在人際交往和群體活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表現出明顯的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四)文化價值觀念沖突。心理學中有一種理論叫“文化自我中心論”，農村貧困大學生的很多習慣，如衛生、生活等都與城市文化規則格格不入; 心理不適應，很多貧困大學生有不平衡心理，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抱怨，對其他同學有所排斥。其實，他們作為大學校園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由經濟貧困引發的各方面的貧困讓他們更難使自身和這個社會相融合，大量的新的社會刺激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威脅越來越大，從而導致心理問題障礙發生率逐年上升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從社會學角度淺析造成當今貧困大學生心理障礙的原因
在社會學中，社會轉型主要是指社會生活具體結構形式和發展形式的整體性變遷。其具體內容包括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主要是通過發展生產力和確立新的社會經濟秩序來完成的。我國的“社會轉型”期常被用來指社會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過渡的時期，是社會中的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進化過程。尤其是特指對當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時期。2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轉型條件下產生了不同社會階層，逐步形成新的社會分層體制。但從80年代中期至今，農民階層在這個社會大變遷中得到的實惠并不多，相反社會地位更低了。無疑，這個階層和處于社會地位較高的強勢階層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等方面的資源相當暇乏，而這種暇乏將會直接影響到他們下一代子女的成長，以致于他們無法獲得平等的教育權，無法平等地取得就業機會，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無法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
第一，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導致學生難以確立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競爭機制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大學擴招，并且提前進入社會，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往往發現自己許多方面比不上別人，于是就產生了不平衡、不幸福感。他們的心理活動較之以前更為復雜，加上大量的新的社會刺激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威脅越來越大，從而導致過度焦慮發生率逐年上升。據心理學家分析，大學生的心理機制始終處于變化和發展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同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而形成。他們正處在思想、身心定性的年齡階段，許多變化讓他們不知所措，而我們的社會本身目前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巨浪中，在內部與外部環境都不成熟的情況下引發心理困惑的凸現是必然的。這些間題主要是經濟來源無法保障。學業競爭激烈、人際關系緊張、就業壓力太大等因家。尤其是就業問題，大學生畢業實行雙向選擇使得當前就業形勢嚴峻。這里面不僅包含個人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原因。農民處于社會的底層，對他們來說大學是一種潛在的社會地位。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在擇業遇到的困難實質是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在當前社會處于不利地位。并且隨著他們文化層次越高，對自己期望就越高，因此不平衡感越強烈，讓他們變得焦慮重重，急功近利，就越容易走極端。這個時候，他們并不知道應該如何調整心態，而是采取各種自虐或攻擊的做法，這些都能導致大學生產生心理危機。
第二，社會經濟資源的暇乏導致學生“個人資本”暇乏。個人資本包括個人資源和個人能力。個人資源指個人所擁有的網絡關系以及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個人能力則包括個人所具備的知識、才干、技能和資歷等。但對于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來說，唯一可以證明他們能力的便是“學歷資本”，而人際交往、組織、策劃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顯，他們所處的這個農民階層無法提供給他們充足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使得農村貧困大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和其他階層的大學生相比，明顯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因為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在經濟、社會資源上的缺乏使得他們在升學機會的獲取上就開始存在不平等，他們占用大部分的時間、精力花在學習上，卻忽視了綜合能力素質的培養，而能力素質的缺乏反而影響到他們在大學階段在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在校內的差異還不是很明顯的話，那么在就業過程中所表現的不平等則明顯出來。從現實情況看，市場經濟對于人力資本的回報有明顯的體現。因此個人擇業更多的取決于他們的綜合能力素質。許多用人單位逐漸改變了以往單純依靠成績的辦法，提出要復合型人才，把焦點更多的放在個人的綜合素質上面，除了學業成績還有人際交往、語言表達和管理、組織能力等方面。但農村學生在這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勢，除了先天沒有培育之外，還有大學期間的缺乏鍛煉，難免產生自卑消極的心理。
第三，相關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導致學生無法獲得相對平等的教育權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經濟的發展正處在調適期，經濟正逐步回升，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百般“挑剔”，對大學生在知識結構、能力培養、素質鍛煉方面的要求相應提高，加之社會上不良風氣在就業領域的滲透，大學生們愈感四年大學生活并不輕松。對于農村貧困大學生來說，還面臨著另一層面的壓力:由于當前戶籍制度改革還不完善，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消除，兩種利益群體格局即“城市人”和“農村人”依然存在，兩者在就業、低價物質供應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補貼等方面都有差別。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差別也受到這種不平等制度的影響，使得農村學生要付出比城市學生更大的努力。
同時，隨著高校教育體制改革，實行了國家計劃和調節性計劃“并軌”，大學生必須面對交費上大學這種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現實。1993年以來，國家教委先后出臺了(關于高等學校生活困難學生進行資助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對部分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實行資助和學雜費減免，從而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基金、困難補助和學雜費減免(簡稱獎、貸、助、補，減)為主體的多元化的高校困難學生資助體系。然而，我國是個貧困人口較多的國家，貧困地區約占全國國土的60 %以上，在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國家辦高等教育，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據有關部門統計，1990年至1997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學費年均增長在20%以上，但同期國內居民人均收入漲幅不足6 % 0 2000年，全國高校大學學費平均達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我國農村人均收入為2210元。這“制造”了現在近百萬的貧困大學生人群以及其中30%的特困生。這種改革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他們尤其是貧困生心理上的反應和波動。據有些高校調查表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很成問題，而且往往為老師所忽略，一般都以為幫助解決經濟間題就萬事大吉了。對于這些農村貧困大學生來講，自我理想與社會經濟現實的矛盾，由于經濟上不堪重負、囊中羞澀而貶低自己、學生間的相互攀比是造成他們情緒不穩定、心理落差嚴重、心里失衡的主要因素。
第四，相關教育真空導致學生心理素質得不到充分發展。貧困生的人格特質也導致他們抑郁心理的產生。貧困生在人格特質上有如下特點:外表樸實內心自卑;易激怒易沖動;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抱怨;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理想自我與現實沖突嚴重;不善與人交往;攻擊性傾向;缺乏應對挫折方法。盡管社會的急劇變化確實沖擊著大學生的精神家園，但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的根源，有人說沒有失敗的學生只有失敗的教育是頗有道理。大學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識教育，更重要的還有人格教育。馬加爵的悲劇最本質特征就在于“人格扭曲”。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格的完善與知識的完善至少是同等價值的，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更重要，我們更應該加強對大學生的人義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教育。反思這一問題，不難發現我國的教育目標存在嚴重錯位。其一，重才輕德。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直至大學的專才教育，都只重視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培養，而忽視思維開啟、品質引導、人格塑造、理想激發等重要方面，學生難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完善的人格、獨立判斷力、以及相對深思熟慮的價值體系，缺乏一定的道德選擇能力，思維的依賴性和變動性強。其二、我國在教育體系中沒有將心理、人文放在應有地位，缺乏相應的資源和手段。目前來看，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仍是看重學生成績是否優秀，能否，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對大學生的心理輔導還比較薄弱。有些高校由于缺乏專職人員或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心理輔導形式單調，內容僵化，針對性不強，從1982年北師大成立心理測量和咨詢服務中心開始，心理健康教育到現在也不過二十年，雖然發展迅速，但同國外相比差距十分明顯;從從業人員看，美國平均每1500名學生配一名心理健康教師，每年畢業的心理輔導學碩士、博士達1500人以上。相比之下，我國現有心理工作者的總數卻不超過4萬人，況且其中也不都是從事教育工作。在如此懸殊的質與量的差距下，心理健康教育作為一個新生的事物，難以在短期內提高也就不難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