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9-20 03:39:2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外匯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全面推開，貿易投資便利化大勢所趨
2012年8月貨物貿易外匯管制度改革全國推廣實施，施行近20年的核銷制度全面退出歷史舞臺，2013年資本項目便利化、外債管理、服務貿易等一系列改革進入快車道。改革步入深水區，進一步放松管制，大幅減少審批簡化業務流程，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成為大勢所趨。
（二）法規清理系統整合理念轉變，基層外匯管理轉型持續深化
伴隨改革深入，各項法規清理工作有序展開，如貨物貿易改革共廢止了116件與貿易外匯管理有關的規范性文件；服務貿易改革廢止了52個文件（含3個與外部委聯合發文）；簡化外債直接投資管理，取消了35項行政審批。改革后，為了實現實時監測、有效核查、精準打擊，國家外匯局總局穩步推進大規模系統整合。新的外匯監管模式，使得對基層監管人員的綜合監測分析能力要求不斷提高，轉型迫在眉睫。為應對新形勢下的外匯管理挑戰，基層外匯局一系列人員培訓、結構調整正在逐步展開，通過配備更加專業化的隊伍和不斷的培訓，基層外匯管理轉型持續深化。
二、基層外匯管理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防風險的慣性思維加大了理念轉型難度
由于我國在改革初期外匯儲備緊缺，國內市場經濟十分脆弱，為保障國民經濟安全穩定運行，外匯管理長期以來形成了重流出、輕流入；重事前、輕事后的傳統管理思維模式。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巨大變化，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已經不能適應。傳統的外匯管理理念以“有罪假設”、“正面清單”為主，新的外匯管理理念則轉變為“無罪假設”、“負面清單”，管理理念的巨大變化，基層外匯管理人員，尤其是長期堅守在外匯管理一線崗位的工作人員，由于思維慣性，容易出現理念一時難以轉變的問題，增加了新的理念轉型難度。
（二）機構及人員配備與快速增長的業務規模不匹配
外匯管理改革在便利企業的同時，大幅度增加了對基層外匯局的非現場工作量，隨著外匯業務快速增長，機構設置及人員結構同外匯業務規模快速增長不匹配日益明顯。以寧夏為例，寧夏涉外經濟總量雖然不大，但近年來發展比較快，伴隨著“寧夏內陸開放型試驗區”、“銀川市綜合保稅區”建設全面推進，對外開放程度將進一步擴大，外匯收支對地方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強。目前，外匯管理處從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工作的專職人員僅6人，肩負18個崗位的工作，面臨日常柜臺業務、非現場監測分析和現場核查、銀行窗口指導、進行各類理論調研、指導轄內分支機構工作等多重任務。機構及人員配備與快速增長的業務規模不匹配，為基層外匯管理轉型帶來壓力。
（三）現行的外匯監測模式不完全適應日益復雜的市場環境
經過多年努力，國家外匯管理局已經逐步整合各類業務系統，基本上實現了對跨境資金的有效監測。但目前，個別業務系統數據還沒有實現完全整合，各個業務系統相對獨立，難以實現對涉匯主體跨境收支數據進行全面的分析、甄別。可以說，系統整合及數據利用問題已經成為突破外匯管理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涉外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外匯領域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涉外主體在國內跨地域資金非對稱流動，對現有“屬地監管”模式已經形成挑戰。各基層外匯局只負責對轄區內發生的外匯業務實施監管，難以完整地把握監管對象整體業務運作狀況，亟需外匯領域實現跨部門、跨地區合作監管。
三、建議思考
“五個轉變”以打破舊有管理模式為出發點，著眼新形勢下我國跨境資金監管形勢，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改革，對基層外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基層外匯管理部門要抓住各種機遇，努力學習，下大功夫，徹底更新理念，增強政策敏感度，提高發現問題的敏銳性，以適應新形勢下外匯管理的需要。
（一）加快機構設置轉型
“五個轉變”對外匯管理職能進行了重新整合，以監測分析為核心，核查分類為手段。以往一崗多責、博而不專的崗位設置，已經難以滿足的要求。再造外匯業務管理流程，推進監管流程精細化，形成較為科學的機構設置，是實現“五個轉變”改革目標，提升監管效能的正確方向。具體來講，當前涉外主體外匯業務越來越豐富，資金呈現多渠道流動，既涉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經常項目業務，又有投資、外債等資本項目業務。因而，基層外匯管理局應逐步推進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整合，形成綜合業務、非現場監測和現場核查分類的監管流程，打造專業化的外匯管理團隊。對于中心支局及縣支局來說，流程再造尤為重要，既解決了人力資源短缺，又實現了干部隊伍轉型。只有這樣才能有望做到外匯管理“專、精、深”，提高打擊異常資金跨境流動的準確性。
（二）加快監管模式轉型
舊的管理模式主要依靠事前管理、行為管理和其它部門的前置管理。新的管理模式取消了多項前置審批，企業不再需要拿著前置審批的批件辦理對外支付或者收匯，極大地便利了涉外主體。隨著外匯局各項改革的有序推進，對跨境資金收付主體的監管逐漸轉變為事前便利、事后監管；從對逐筆交易的具體監管轉變為對交易主體的總量監管。這一巨大變化要求基層外匯局加快監管模式轉型，通過加強監測、分析、核查實現資金流入流出的均衡管理。同時，積極嘗試搭建橫向的地區協作聯動監管機制，強化信息共享與監管合作，全面掌握異常涉外主體的業務運作情況，及時發現違規線索，實施精準打擊，切實提升“主體監管”效率與效果。
（三）加快人員技術轉型
近年來，外匯管理局積極貫徹“五個轉變”改革思想，以主體監管為主線，以事后核查為原則，對過去分散的多條線的業務系統進行改造整合，初步建立起統一高效的跨境資金數據采集、監測、分析和預警系統，實現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實時統計監測與核查。要求基層外匯管理工作者不能再停留在辦理基礎業務、簡單依靠系統力量查看數據的水平上，而必須認識到監測與核查是未來外匯管理方式轉變后工作的兩大抓手，監測分析質量決定“五個轉變”能否更快實現。因此，基層人員技術轉型是關鍵，應盡快適應外匯管理轉型要求，由程序性操作向主動分析轉變，由單一監測型向復合分析型轉變。努力提升非現場監測分析技能與現場核查能力，從宏觀、中觀、微觀等不同層面分析外匯收支情況，深入挖掘數據之間的內在聯系，提高對數據變化的敏感性，加強對數據的管理利用。同時，改進核查方法與思路，探索提高核查效率的方式方法，有效實現監測分析結論向現場核查成果的轉化。
（四）加快監管角色轉型
（一）跨境電子商務與傳統對外貿易的主要區別。作為一項依托電子信息技術的新興產業，跨境電子商務在發展理念、業務模式、交易流程、物流方式及結算方式等方面，與傳統國際貿易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是電子商務交易具有虛擬性和無紙化特征。跨境電子商務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傳統的國際貿易流程數字化，訂購、交易、支付等整個交易過程都是通過電子信息平臺進行的，交易的電子化程度越來越高。二是電子商務交易直接面對消費者，且以快遞物流為主。傳統貿易是進口企業和出口企業間的交易，而跨境電子商務更多是電商和消費者或消費者與消費者間的交易。正是基于這樣的改變，使得跨境電子商務具有單件包裹出境單價低、頻率高和落地點分散等特點，一般海關通關規則和要求很難滿足這種零散海量報關的需求。三是第三方支付機構充當電子商務結算中介。與傳統貿易結算方式有很大不同，在跨境電子商務交易中，境內外交易雙方互不見面，第三方支付機構參與其中，架起了交易雙方互信共贏的橋梁。
（二）跨境電子商務在外匯管理層面需要界定的問題。正是基于與傳統貿易商差異，電子商務在外匯管理政策層面存在三個突出問題需要予以明確界定：一是電子商務交易貿易性質的歸屬管理問題。從電子商務交易形式上看，跨境電子商務交易在本質上屬于服務貿易范疇，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將其歸入GATS規則，按服務貿易分類進行統計和管理。而對于僅僅通過電子商務方式完成定購、簽約、交易等，但要通過傳統的運輸方式將貨物運送達購買人的，則將被歸入貨物貿易范疇，屬于GATT規則的管理范疇。由于我國尚未出臺《服務貿易外匯管理辦法》及跨境電子商務外匯管理法規，導致有關方面對跨境電子商務涉及到的外匯交易歸屬管理范疇的把握存在模糊。二是跨境電子商務支付機構相關外匯業務資格問題。跨境電子商務及其支付業務借助電子信息技術突破時空限制，將商務交易延伸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使交易資訊和資金鏈條匯集成大數據平臺。交易主體一旦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或出現信用危機、違規經營、信息泄、露系統故障等問題，則會引發交易主體外匯資金風險。因此，對跨境電子商務及其支付機構進行外匯市場準入管理十分重要與迫切。三是跨境電子商業支付機構外匯管理與監管職責問題。如何對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提供的跨境外匯收支服務進行有效的管理與準確的職能定位，急需外匯管理部門在法規中加以明確，從而使其在制度框架下規范運行。
二、跨境電子商務支付發展給外匯管理帶來的挑戰
隨著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針對傳統國際貿易的業務特點而設計的現行貿易外匯管理政策，已經難以適應電子商務在交易形態和支付方式方面給外匯管理帶來的新要求、新挑戰。
（一）交易的虛擬性和無紙化帶來單證審核困難。在跨境電子商務中，雙方交易信息和契約要素均以電子形式予以記錄和傳遞，而電子單證很容易被修改而不留任何線索和痕跡，導致傳統的單證審核方式難以跟不上新的形勢變化。而虛擬特性更為突出的虛擬游戲物品等交易產品，其交易的真實性和可測性則更是難以把握。目前，除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利用跨境電子商務平臺進行交易也日益活躍。按照現行外匯管理規定，電子通訊、信息服務、無形資產等服務貿易項下售付匯業務，需要提供主管部門的批件或資質證明。如果按照傳統服務貿易那樣向外匯指定銀行提交貿易紙質單證，則難做到相應配套，同時也無法體現出跨境電子商務的優勢，即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性和便捷性。
（二）跨境電子商務支付國際收支申報存在困難。一方面，通過電子支付平臺，境內外電商的銀行賬戶并不直接發生跨境資金流動，且支付平成實質交易資金清算常需要7至10天，因此由交易主體辦理對外收付款申報的規定較難實施。另一方，不同的交易方式下對國際收支申報主體也產生不同的影響。如，購匯支付方式實際購匯人為交易主體，應由交易主體進行國際收支申報，但實施起來較為困難；線下統一購匯支付方式實際購匯人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可以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主體進行國際收支申報，但此種申報方式難以體現每筆交易資金實質，增加了外匯審查和監管難度。貨物貿易外匯改革后，外匯管理部門通過貿易外匯監測系統，全面采集企業貨物進出口和貿易外匯收支逐筆數據，定期比對、評估貨物流與資金流總體匹配情況。與傳統貨物貿易相比，跨境電子商務的物流方式以快遞為主，難以取得海關報關單據等合法憑證，同時也難以獲得與資金流相匹配的貨物流數據，進而增加了外匯監管工作的復雜性和工作量。
（三）銀行直接對跨境電子商務交易進行真實性審核困難。跨境電子商務的無紙化、虛擬性導致外匯管理部門對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真實性、支付資金的合法性難以審核，增大了跨境資金異常流動和反洗錢監管的難度。特別是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介入，原本銀行了如指掌的交易流程被割裂為難以看出關聯的繁雜交易。由于缺乏對交易雙方的資訊了解，外匯指定銀行無法直接進行貿易真實性審核。如在境外收單業務中，客戶的支付指令由支付機構掌握，銀行按照支付機構的指令，將資金由客戶賬戶劃入人民幣備付金賬戶，通過銀行購匯入外匯備付金賬戶，再將資金由外匯備付金賬戶匯入目標賬戶。即便發生在同系統，銀行也很難確定各項電子交易的因果關系。
（四）跨境電子商務支付外匯備付金賬戶管理困難。隨著跨境電子商務及支付機構的發展，機構外匯備付金管理問題日益突顯，而我國當前對外匯備付金管理沒有相關的明確規定。如，外匯備付金是歸屬經常項目范疇還是資本項目范疇沒有明確；外匯備付金賬戶開立、收支范圍、收支數據如何報送沒有明確；同一機構本外幣備付金是否可以軋差結算等無統一管理標準，易使外匯備付金游離于外匯監管體系外。等等，這些都需要通過出臺相關規定予以解決。
三、適應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外匯管理政策改進
（一）堅持便利化和防風險相結合，完善跨境電子商務支付機構外匯管理政策。跨境電子商務與其支付機構不但為進出口貿易企業提供了網上交易及支付的便利途徑，又通過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信用中介功能，降低了國內企業進入國際新興市場的信用風險，有利于加快推進我國貿易便利化進程。但是，在我國對外匯資金跨境流動實行較嚴格監管的背景下，跨境第三方支付從多個方面突破了現有的監管體系，產生資金流動的新風險。對此，應積極應對，努力平衡嚴控風險與促進發展的雙重需求，在充分肯定跨境第三方支付發展積極意義的同時，出臺支持政策和鼓勵措施，保障跨境電子商務和支付機構平穩有序發展。同時，加強前沿研究，找準風險點，制定具有針對性、可行性、操作性的監管措施，有效防范跨境電子商務給國家經濟安全管理帶來的風險。
（二）堅持先試點后推廣的原則，鼓勵和支持跨境第三方支付行業加快發展。制定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跨境電子商務支付機構加快發展。一方面，允許具有一定規模、風險控制措施完備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展跨境電子商務外匯支付業務試點，由其對具有真實貿易背景的跨境電子商務交易提供結售匯或收結匯服務。積極做好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輔導工作，指導第三方支付機構在外匯監管框架內建立健全各項內控制度，并根據第三方支付機構業務開展情況不斷進行優化調整，完善規章制度和操作流程，為跨境電子支付行業全面推廣打好基礎。另一方面，堅持以業務監管為基本原則，加強對跨境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根據業務類型所涉及的資金跨境流動方式實行有針對性的差異化監管，第三方支付業務范圍由小額貨物貿易和部分交易價格明確的服務貿易，逐步擴大到大額或價格波動較大的貨物和服務貿易。
（三）制定第三方支付業務管理規范，將跨境電子商務外匯收支納入經常項目。跨境電子商務是將傳統的國際貿易流程電子化，改變的僅僅是實現手段而不是內容實質，其交易的主要內容仍為商品和服務。因此，應堅持傳統國際貿易管理原則，按照真實性、便利性和均衡管理原則對其進行管理，確保交易的合法合規。應研究制定具體外匯業務管理規定，明確跨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辦理資格和范圍，以及與合作銀行之間的職責分工。一是明確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要求。明確其應對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真實性負責，建立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交易記錄保存制度、風險控制制度和內部監督制度。二是明確對合作銀行的監管要求。跨境電子商務合作銀行應對第三方支付機構代收付環節進行審核，代交易主體對跨境電子支付交易進行逐筆申報。加強對銀行和支付機構的非現場核查及現場檢查。參照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模式，全面采集第三方支付機構訂單、物流數據和國際收支申報逐筆數據，按照交易項目將其分別納入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外匯監測系統進行管理，進而在此基礎上實施總量核查和非現場監管。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說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從1990年我國外匯儲備突破百億美元大關，至2006年已突破10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量十幾年來增幅大，變動頻繁。在外匯儲備的總量管理中，由于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實際上，外匯儲備是多個部門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的結果，即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剩余變量。
國際經驗表明，目前并不存在一種適用于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最佳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外匯儲備管理政策的確定是依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金融環境、金融市場發展狀況、宏觀經濟政策、外匯儲備管理目標等多種因素的。所以我國在進行總量管理時，要在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形成機制、影響因素及外匯儲備變動帶來的影響的基礎上，來確立我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協調外匯儲備管理與其它政策之間的關系，追求整體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二、我國外匯儲備的利用渠道及其合理行分析
對于目前我國超額的外匯儲備(比由模型測算的適度規模高出32O0多億美元)，如能合理利用與管理，不僅能發揮外匯儲備的基本作用與功能，還能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反之，高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高的機會成本，會給我國經濟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為實現國家外匯儲備管理的安全性要求，必須考慮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問題。一個大國在多極化的國際經濟體系中貨幣不獨立，只能依附于他國貨幣，他就永遠擺脫不掉被動的局面，充其量只能根據他國貨幣匯率的變動被動地調整自己的外匯儲備結構。在目前我國主要儲備貨幣匯率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每一次匯率變動都意味著給我國外匯儲備帶來很大的風險。因此，政府應進一步推動外匯體制改革，完善金融調控體系，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創造條件。
三、我國外匯儲備合理化利用和管理的策略
針對我國的高額外匯儲備及目前外匯儲備管理面臨的新挑戰，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利用和管理。
1、合理利用過量的外匯儲備，創造最佳經濟效益
基于我國外匯儲備數額龐大，應該在保證其安全性、保值性的同時，也注重其流動性和贏利性。在我國目前外匯儲備較為充裕的情況下，可爭取創造更高的收益。這一點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第一，制定更加積極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戰略，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有競爭力的國內企業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拓展海外市場，在經濟全球化中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這樣一來，政府、企業和其他私營機構可相互合作、相互協調，實現互補優勢。另外，也可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深化經貿往來與合作創造更多的機遇。
第二，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國外去投資發展。在國家外匯儲備日益增大，外匯管理的任務日益繁重，難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不如將部分現匯以資產形式流動起來，全面發揮外匯儲備資產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三，有能力的企業投資國外資源性產品，如石油、礦產等，以緩沖我國經濟發展對資源的巨大需求缺口，并為我國的相關企業提供穩定的資源性產品的進口來源。
2、減持美元，調整外匯儲備結構
在我國超過10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占絕大比重。但是，近五年來，美元對日元、英鎊、歐元等西方主要貨幣一直處于波動狀態，其中出現過幾次較大幅度的貶值。每一次美元貶值，都給我國外匯儲備儲備資產帶來巨大損失。因此在確定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時，應采取多樣化策略，按照我國進口付匯和償還外債付匯的幣種結構來安排儲備貨幣幣種的構成。另外，減持美元并適當增加歐元等幣種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性風險。
另外，同時，也密切關注貨幣匯率的變化，根據軟硬貨幣的相對變化及時調整，以便實現國家外匯資產的保值，更好地發揮外匯儲備在促進我國國內經濟發展和穩定宏觀經濟方面的積極作用。
3、加強和完善資本項目管理，積極推動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面對全球性的低利率趨勢，同時，為防止國際投機資本進入造成外匯儲備虛增，金融風險加大的情況，當前央行需要制定適當的存貸款利率，降低本外幣利差;協調各有關部門增強匯率彈性，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降低人民幣升值預期，從而消除投機空間，使投機資本轉移出去，有助于減少資本賬戶順差和促進國際收支均衡發展。
積極研究推動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措施，包括QDII的實施、社保基金與保險公司資金的直接海外投資。此項管理辦法在國內資本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有組織的資本流出渠道，有助于在較短的時期內緩解甚至扭轉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現狀，并且能釋放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
四、結語
本文通過論述有關外匯儲備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討論了影響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主要問題，即根據我國的經濟狀況，分析適合我國國情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最后根據上述目標提出一些建議。本文說明了在當前形勢下，政策重點應當是穩定外匯儲備量，與加強外匯儲備管理兩者并舉，不斷降低外匯儲備的負面影響，縮小機會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差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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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榮茂、惠莉《影響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因素的研究》上海金融2005/03
[摘要]：外匯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儲備則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它關系到各國調節國際收支與穩定匯率的能力，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標志之一，因而一直受到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普遍關注。
影響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因素
本文依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海關總署的年進出口數據，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數據，經筆者整理得出了1984－2005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及各個擬影響因素的有關統計資料，并建立表1。其中：FR是當年外匯儲備量，IOP是進出口貿易差額，GDP為我國國民生產總值，DEB是國家外債余額，FE是年均匯價。
選擇擬影響因素。本文的選擇依據是國際收支差額理論、外匯市場匯率理論和基礎的外匯儲備決定理論。從供給角度分析，影響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是國際收支和貨幣供應量；從需求角度分析，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匯率保持穩定的堅實后盾，而且外匯儲備也是一國對外支付和償債能力的保證。同時，外匯儲備與GDP密切相關，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一國綜合國力的象征。
確定模型的數學形式和影響因素范圍。根據理論界的研究和官方的政策可知，外匯儲備與其相關因素是線性關系，因此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FRt=C(1)＋C(2)*DEBt＋C(3)*FEt＋C(4)*GDtP＋C(5)*IOPt＋μt
其中：C(1)是常數虛擬變量，包括許多難以量化的因素的影響，C(2)、C(3)、C(4)、C(5)是解釋變量對于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μ是隨機誤差項。
參數估計及模型實證檢驗。本模型使用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從1984－2005年，利用Eviws3.1軟件進行回歸分析：第一步先將所有解釋變量引入模型進行線性擬合，然后進行t檢驗，剔除未通過t檢驗的變量，再進行線性擬合，這個過程反復進行，直到回歸方程中沒有未通過t檢驗的變量存在為止。
第一步的回歸結果為：
FRt=979.3121041＋1.238462543*DEBt－5.155597631*FEt＋0.04159675974*GDPt＋0.05693191985*IOPt
但是變量IOP沒有通過α=0.05的t檢驗，因此被剔除出模型。
第二步的回歸結果為：
FRt=974.5150252＋1.237556549*DEB－5.160974772*FE＋0.04190290907*GDP
考慮在模型中加入一個DEB的滯后變量。
第三步的回歸結果：
FRt=579.426783＋2.918567053*DEBt－2.99704786*DEBt－1－3.820115785*FEt＋0.05152616435*GDPt
模型中加入了DEB的滯后影響因素后，但Durbin－Watsonstat的數值達到標準，比較理想，但常數項的t值沒有通過檢驗。第四步的回歸結果可以表述為：FRt=3.738268151*DEBt－3.792214102*DEBt－1－2.754640282*FEt＋0.04692028987*GDPt
模型中剔出了常數C，這一步模型得以擬合。即外債余額及其滯后一期、國家匯率變動、國民生產總值直接影響到一國的外匯儲備的大小，其影響系數分別為：
3.738268151、3.792214102、
（2.807721）（－3.610380）
2.754640282、0.04692028987
（－4.352413）（2.663384）
模型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影響我國外匯儲備量增長的決定因素
從模型中可知，國家外債余額及其前一年的外債余額是影響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原因。通常一國外債規模越大，短期外債越多，還本付息的壓力就越大，為維持清償力，需要的國際儲備就越多。隨著國際資本的迅猛流入，我國外債余額也急劇膨脹，并成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
自1984年以來，我國外債規模不斷擴大，到2005年底，外債余額折合2810.5億美元，比2004年年末增加525.5億美元，增長了20%。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短期外債快速增多、投機性外匯資本的流入，對外匯儲備增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外債的增加，必然導致外匯儲備相應地增加。但是負債與持有外匯儲備都需要成本，因此需要權衡他們各自所發揮的作用與持有的成本。
（二）影響我國外匯儲備需求量的重要因素
自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是有管理的，這意味著在必要時中央銀行可以入市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適當干預，進行逆市場操作。
近幾年來，面對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加大，我國又一次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被迫在外匯市場上購買因進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所帶來的外匯（其中主要以美元為主），導致了我國外匯儲備的被動增加。
（三）外匯儲備與我國GDP的回歸關系
外匯儲備體現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國家信用的保證，但是外匯儲備并不是多多益善，過多的外匯儲備未必能增加外商投資者的信心，在資源相對短缺情況下反而是一種浪費。
外匯儲備增加表示相應的資源被外國使用，這意味著我國放棄了相應量的投資和消費，所以外匯儲備增加越多，付出的機會成本就越大，也就越不利于國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福利的改善。
（四）影響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進出口貿易額
進出口貿易差額的變化與外匯儲備具有很高的相關性，從而間接影響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進口規模的大小，直接影響占用的外匯資金數量。一國占用的外匯資金越多，發生逆差的可能性及數額往往就越大，因此需要保持較多的外匯儲備。
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差額為1019.0億美元，比2004年末增加了2.2倍之多，這也是致使我國外匯儲備在2005年高漲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如何合理的管理外匯儲備是目前研究的重點，但對于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問題，尚未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可以進行衡量。因此就需要政府和國家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對儲備進行合理的規劃和管理，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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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借鑒
中圖分類號:F830.92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30-03
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7月14日統計顯示,到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15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中國外匯儲備自2006年2月底就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據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6月底日本外匯儲備達8648.8億美元。因此我國941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仍為世界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自1996年末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就一直處于迅速增長的趨勢(見表1)。外匯儲備充裕,有利于增強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貨幣的信心,也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巨額的外匯儲備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構建更為市場化的儲備管理體制。本文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儲備體系的簡要介紹和比較,給出了中國應如何改善其外匯管理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新加坡、挪威: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和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1.新加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控股(Temasek)+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新加坡實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淡馬錫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3億新元。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為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2.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
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orgesBank,以下簡稱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IM)十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NBMP/MOD)體制。挪威也實行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戰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凈出口國,隨著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長,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財政部對石油基金的管理負責,但石油基金的管理運作被委托給挪威央行。就財政部而言,其責任主要在于制定長期投資策略,確定投資基準,風險控制,評估管理者以及向議會報告基金管理情況。而挪威央行則是按照投資要求具體進行石油基金的投資操作,以獲取盡可能高的回報。
成立于1998年的NBIM,是挪威央行下屬的資本管理公司,它的成立奠定了今天挪威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架構。它不介入一般的銀行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2000年NBIM進行了小規模的指數和加強指數投資。從2001年起,一些組合已經開始投資于股票,2003年開始,又投資于沒有政府擔保的債券,從而使基金資產組合更加多元化,投資的持有期限較以前也有所延長。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其職能類似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儲備管理司。
除上述國家外,韓國也建立了財政部+韓國銀行+韓國投資集團(KoreaInvestmentCorp.)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二、美國、日本:雙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和日本采取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
1.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負責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兩者共同協作,以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開始相互協調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具體的干預操作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財政部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而美聯儲掌握著另一半。
美國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theExchangeStabilizationFund)來管理外匯儲備。其管理過程是:1.早在1934年,美國《黃金儲備法》即規定財政部對ESF的資產有完全的支配權。目前ESF由三種資產構成,包括美元資產、外匯資產和特別提款權,其中外匯部分由紐約聯儲銀行,主要用于在紐約外匯市場上投資于外國中央銀行的存款和政府債券。2.ESF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與美聯儲進行貨幣的互換操作從而獲得更多的可用的美元資產。此時,ESF在即期向美聯儲出售外匯,并在遠期按照市場價格買回外匯。3.ESF所有的操作都要經過美國財政部的許可,因為財政部負責制定和完善美國的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政策,包括外匯市場的干預政策。此外,美國《外匯穩定基金法》要求財政部每年向總統和國會就有關ESF的操作做報告,其中還包括財政部審計署對ESF的審計報告。
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來管理外匯儲備,并與美國財政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其管理過程是:1.美聯儲通過紐約聯儲銀行的聯儲公開市場賬戶經理(theManageroftheSystemOpenMarketAccount)作為美國財政部和FOMC的人,主要在紐約外匯市場上進行外匯儲備的交易。2.美聯儲對外匯市場干預操作的范圍和方式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而變化。這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聯儲更多的是關注黃金市場上美元能否維持平價,而不是外匯市場。第二階段是1971年之后,浮動匯率制度開始形成,美聯儲開始積極干預外匯市場,當時的主要手段是和其它國家央行的貨幣互換方式。第三階段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美聯儲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很少使用貨幣互換,而是采取直接購買美元或外匯的方式進行。
2.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
日本財務省在外匯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根據日本《外匯及對外貿易法》的規定,財務相為了維持日元匯率的穩定,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而日本銀行根據《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相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在外匯管理體系中居于執行者的角色。一旦開始進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通過大量賣出日元、買進外匯的操作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又構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如有必要,日本銀行也可向外國央行提出委托介入的請求,但介入所需金額、外匯對象、介入手段等都仍由財務大臣決定。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除了美國和日本采取雙層次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也采取同樣的管理體系,如英國、香港等。
三、中國: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央行依據《中央銀行法》,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儲備管理,實際上是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在儲備管理體系中財政部沒有發揮主導作用,也沒有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因此屬于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各主要經濟體的實踐表明,存在由財政部決策、央行執行的雙層儲備管理體系;和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并且建立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目前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當然會帶來靈活性,但也會帶來弊端。一是使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無法避免,央行從2002年開始發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目前央行票據占外匯儲備的比重已從2003年的19%上升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近90%,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二是巨大的儲備規模決定了其運用必須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單純從央行角度進行相關決策,缺乏達到和實施上述戰略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四、各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對我國的借鑒
1.采取積極的儲備管理戰略
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存在本質的不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并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中國外匯儲備數量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情況下,更應該學習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在世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的一般金融資產性質越來越明顯,增值已成為了一項義務,我國目前經營的原則應當迅速由“零風險、低收益”向“低風險、中收益”轉移。拓寬投資領域,改革投資機制。外匯儲備具有同一般金融資產性質相同的一面,在增值投資方面,我國應當積極研究儲備資產的增值盈利方式,在投資領域中,不止局限于存款、債券,還可以選取一部分資產,運用國際通行的投資基準、資產組合管理、風險管理模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增加儲備資產的盈利能力。
2.建立統一的儲備管理體制
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是多目標多層次的。這種多層次、多目標的儲備管理,除了需要統一的戰略設計,也要處理好體制上的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可以有效保證外匯儲備管理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特別是參與積極管理的GIC和淡馬錫,在新加坡政府首腦的直接掌控之下,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非常有利于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特別是與未來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門手中。各個部門都有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彼此之間目前的政策協調也并不順暢。甚至在同一部門內部,尚有事權劃分不清的問題。因此,要將這些部門統一在共同的使命之下,并使有關部門進行良好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則體制內部的矛盾,將極大阻礙管理目標的實現。
一、國際外匯儲備管理目標
（一）戰略目標
1.將外匯儲備作為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工具。一國貨幣當局為了本國的利益通過動用外匯儲備來干預外匯市場，使本國貨幣匯率穩定在政府所希望的水平上。特別是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往往需要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調控外匯市場來維護匯率的穩定。
2.維護國際收支的平衡。在一國由于政治、經濟及自然等因素而造成的偶發性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動用儲備來加以彌補；如果一國國際收支發生結構性不平衡需要采用調整產業結構、改善投資環境等較長時期后方能見效的政策措施來平衡國際收支時，也可以動用儲備資產加以緩解，一定程度上可減輕因調整而給國內經濟帶來的沖擊。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特別是經常項目出現順差時，通過增加儲備資產總額，發揮“蓄水池”的調節作用。
3.支持國內貨幣，作為本國貨幣償付的保障。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很少國家使用外匯儲備（或黃金儲備）作為本國貨幣的償付保障。但香港貨幣局制度，使用美元作為港幣保障。
4.保證本國的國際信譽地位。充足的外匯儲備存量是維持本國正常開展對外經濟往來的物質基礎。擁有雄厚的儲備，將增強國外貿易商和投資商與本國開展經濟往來的信心，有利于吸收利用國外投資，有利于對外支付，有利于定期償還債務。良好的外匯儲備可以提高該國的國際信譽。外匯儲備存量的變化也是國際有關資信評估機構確定一國信用等級的重要指標。
5.持有外匯儲備作為投資基金，主要為了獲取資本收益。有極少數國家，如石油出口國將此作為持有外匯儲備的戰略目標，通過科學管理外匯儲備實現保值增值，分散國家資產，降低未來對油氣收入的依賴。
（二）操作目標
IMF在2001年9月20日公布外匯儲備管理領域的指導性文件《外匯儲備管理指南》認為，科學有效的外匯儲備管理，應當（1）能夠滿足指定一系列目標的、可及時獲取的外匯儲備的充足性；（2）確保流動性、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得到審慎的控制；（3）在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通過中長期投資獲取合理的收益。
參考IMF的標準，從國際實踐中可見，適度規模內外匯儲備的管理，應該注重安全性和流動性。在安全性和流動性得到保障后，可以適當考慮儲備的收益性。
二、國際外匯儲備管理模式與運營投資分析
（一）各國外匯管理模式
根據外匯儲備管理戰略目標及操作目標，一般認為國家對外匯儲備的管理大體有兩類：一是傳統的管理模式，即持有的外匯儲備分布在高流動性，安全等級最高的資產上，來實現本國的戰略目標。二是積極的管理模式，在兼顧外匯儲備的流動性與安全性目標的前提下，追求外匯儲備的收益性。
1.歐盟、日本（還有美國）等儲備貨幣國家都奉行相對傳統的外匯儲備資產管理政策，側重于利用儲備資產干預外匯市場。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儲備貨幣國家大多奉行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小幅波動無需干預，儲備貨幣國家經濟發達，國家信譽很高，一般不持有高額的外匯儲備來于預外匯市場（日本除外）。而且不會為了穩定匯率而影響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的調控作用。
例外的是，日本持有較高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日本政府擔心日元升值影響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采用拋售日元購進美元的方式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導致美元等外匯持有量大幅增長。
2.新興市場國家與石油出口國家一般奉行較為積極的外匯管理模式。
新加坡、等經濟體屬于小型的高度開放經濟體，對外經濟部門占GDP比重相當大，所以把政策重點放在匯率的穩定上，因此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由于外匯儲備持有成本較高，近年來，這些國家對外匯儲備都采取了較為積極管理的模式。
挪威等石油出口國家與新加坡等經濟體類似，通過石油貿易持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在挪威，外匯儲備還承擔社會福利職能，因此對外匯儲備收益性要求也較高。
（二）外匯儲備的運營模式
各國外匯儲備管理采取不同的運營模式，一般分為兩種：
1.由政府機構成立相對獨立的投資實體。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是財政部主導下的GIC+Temasek+MAS“三駕馬車”的模式。外匯儲備中積極管理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而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消極管理的部分，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
2.向市場機構分包，這種模式一般是結合第一種模式實施。如挪威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將國家石油基金的20%委托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運作。
（三）外匯儲備的投資對象
國際上對外匯儲備的管理趨于積極。而對于外匯儲備的投資，無論是幣種選擇還是金融投資工具選擇，近年來確有變化。這從另一側面進一步印證了國際上外匯儲備管理風格的積極化。
從美國國債投資情況和全部國家國際儲備（黃金除外）的增長情況對比可以看出，近年來，外匯儲備增長大大快于美國國債市場。二者差距無論從絕對量還是相對比例走勢來看，都顯示美國國債作為外匯儲備的投放場所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也說明了各國注意對外匯儲備在金融工具投資選擇上的多樣化。
如果進一步研究美國金融市場的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各國貨幣當局只將接近一半的外匯儲備投資到美國國債，而在存款、大額存單、回購、商業票據、政府機構債券、公司債券甚至股票上，有大量的投資。
在期限上，長期金融工具的投資比例竟然高達64.8%.值得注意的是，股票作為長期工具，投資規模比公司債券還大，在長期資產中的比例超過25%.
三、國際外匯儲備管理對中國的啟示
（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目標
從各個國家實踐經驗可以看出，非儲備貨幣國家為了干預外匯市場、穩定匯率、保證國家信譽等戰略目標，一般傾向于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石油出口國家通過出口貿易積累了較多的外匯儲備。但外匯儲備持有成本較高，因此在近些年的實踐中，這些高儲備國家在確保外匯儲備安全性、流動性同時，也開始重視外匯儲備的收益性。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約相當于全球國家外匯儲備總量的四分之一，而我國GDP僅占全球的5%.此外，我國當前的外匯儲備余額能滿足16個月的進口需求，是外債3.24倍。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趨勢沒有逆轉的跡象，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匯儲備繼續增長的局面還將持續。
盡管外匯儲備增長迅速，但我國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尚不完善，金融體系也較為脆弱，尚不具備開放資本項目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持有較高的外匯儲備來調節匯率，保證國家經濟金融體制穩定，推動對外貿易，的穩定增長仍是我國現實的政策選擇。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收益相對固定的金融債券，據估算，扣除通貨膨脹率和對沖成本后，實際收益率僅為0.7-1.7%，而同期國內資本平均回報率約在10%左右。可見，我國在外匯儲備滿足安全性、流動性目標之后，提高收益性已成為重要課題。
（二）我國外匯管理體制
我國未來的外匯儲備管理基本組織架構將主要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由中央銀行保留大部分外匯儲備，以滿足對外匯儲備的交易性需求和預防性需求，應付國際收支逆差、進行貨幣政策操作、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二是由外匯儲備管理實體管理和運作部分外匯儲備用于投資，追求盡可能高的收益。
這種組織架構的基本特征是進行專業化分工，將外匯儲備按匯率管理功能和投資功能劃分為兩個層次，進行分層次管理。多層次、多目標的儲備管理，需要處理好體制上的諸多問題。如管理權分解統一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可有效保證外匯儲備管理在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這樣，確保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從而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因此，要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形成統一、分層的管理體制，順利實現外匯儲備的科學分層管理，并將決策機制、操作程序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進行規范。
（三）我國外匯儲備投資建議
1.調整外匯儲備結構。
第一，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歐元已取代美元成為國際債券市場上的主導貨幣，自2005年以來歐元債券的市場份額連續兩年超過美元債券。2006年未償付歐元計價債券占全球市場的45%，而美元債券只占37%.增加歐元等幣種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是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必然選擇。
第二，美元資產內部結構的調整。將部分美國政府債券儲備轉換為美國抵押債券、企業債券以及股票，由于后者的收益率大大高于美國政府債券，通過提高收益來對沖美元貶值的損失。
2.擴大外匯儲備的投資范圍，但要注重防范投資風險。
綜合目前我國一些專家學者的主張，不少人建議將部分外匯儲備運用于戰略性領域，如購買石油、黃金、礦產、高科技設備和技術，或參股相關國外公司。這些建議尚需進一步論證。
一方面上述部分投資資產變現能力較差，已經不算是外匯儲備，因此要注意流動性風險。另一方面根據歷史經驗，特別是日本政府與民間1980年資美國資產的教訓，還需考量資產價格波動的風險。
3.外匯儲備投資要配合國家經濟金融政策。
第一，支持國內企業對外發展，特別是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進程。
我國可以充分利用現有政策性銀行的平臺，加大對國內企業向外投資、貿易的支持力度，也可適當通過指定外匯儲備存放的方式支持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進程。
第二，配合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投資主要集中于紐約、倫敦、法蘭克福、香港等成熟的國際金融市場。我國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就需要一個發達的離岸金融市場，而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可成為這個市場發展的助力。
論文摘要：截止2007年一季度，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2000億美元了，如何管理我國巨額外匯儲備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文首先澄清了對外匯儲備的認識，討論了外匯儲備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外匯儲備管理的原則，最后從合理外匯儲備管理和超額外匯儲備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認為當前應增加外匯資產中的黃金儲備和物質儲備，建立外匯投資公司進行多元化投資，并考慮進行能力儲備。
一、對外匯儲備的認識
目前針對如何管理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許多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從各個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對外匯儲備的正確理解，導致一些建議不可行，或相互矛盾。因此，在討論外匯儲備管理之前有必要正確認識外匯儲備的內涵。
外匯是央行的一種資產，其對應的負債主要是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的存款，這意味著外匯的增加同時導致了國內人民幣的增加，所以外匯是不能直接用于國內消費和投資的，因為這相當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能會導致通脹。
外匯是我國對國外的一種債權（主要指貿易順差產生的，不是借外債），外匯相當于國外發行的“債券”，國外用這種“債券”換回了我們的產品、服務，當然我們可以用這些“債券”在將來從國外買回產品和服務，但是如果“債券”貶值了，我們買回來的少了，就受損失了，如果“債券”升值了，買回的多了，我們就盈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的國際貨幣體系，持有外匯意味著要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
擁有外匯相當于為國外的鑄幣稅作貢獻。鑄幣稅實質上是對貨幣發行并保持貨幣信用的一種補償，擁有他國的貨幣數量越多，對該國鑄幣稅的貢獻就越大。目前，美元是最主要的外匯資產，因此美國是從鑄幣稅中獲益最多的國家。
外匯儲備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至關重要。外匯儲備是保障一國匯率體制穩定、國際貿易平衡、國際清償支付的必要措施。外匯的增加主要由貿易順差、借債、直接投資等組成。我國匯率體制實質是有浮動的固定匯率，央行對外匯資產統一管理，企業進口、對外投資、歸還國外債務、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都需要兌換外匯，因此必須保證一個基本的儲備量，否則會產生支付危機。
二、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外匯儲備對穩定一國的貨幣匯率體系，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非常重要，但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額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和問題。
巨額的外匯儲備可能面臨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目前我國外匯的主要資產是美元資產，在美元貶值時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會大大縮水。由于資產金額巨大，進行幣種調節的空間也很有限。近兩年來，美元對各種主要貨幣貶值20%左右，由此產生的損失數百億美元。
外匯儲備的增加會擠壓貨幣政策的空間。外匯占款的增多要相應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須通過回籠現金，或提高利率等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這樣卻增大了本幣升值壓力；相反，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帶來的本幣升值壓力，須通過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這樣又強化了通貨膨脹。因此央行貨幣政策的內外目標產生沖突。
高外匯儲備顯示出在外匯市場上，就是外匯供給大于需求，容易造成本幣升值預期。本幣升值往往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利于就業和經濟增長；同時本幣升值導致本幣資產價值高揚，易形成資產泡沫化；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美日歐等主要貿易伙伴以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作為主要證據，對人民幣值施壓；國際投機者將此作為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合理的依據，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反過來又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高額的外匯儲備需要付出巨額的機會成本。即如果貨幣當局不持有儲備，就可以把這些儲備資產用來進口商品和勞務，增加生產的實際資源，從而增加就業和國民收入，而持有儲備則放棄了這種利益。另外，我國是急需資金的國家，而把外匯以較低的利率借貸給美國和其他國家使用，沒有充分發揮這部分資金的潛力。
三、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原則
外匯儲備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及國際貿易體系下的產物，為了降低匯率風險，減少來自外界的沖擊，促進本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外匯儲備管理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保持多元化的貨幣儲備，以分散匯率變動的風險。按照“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原則，外匯幣種應該多元化。可以按照下列原則（1）根據進口商品、勞務或其他支付的需要，確定幣種數量、期限結構以及各種貨幣資產在儲備中的比例；（2）選擇儲備貨幣資產形式時，既要考慮它的收益率，同時必需考慮它的流動性、靈活性和安全性；（3）密切注意貨幣匯率的變化，及時或不定期的調整各種貨幣的比例。
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例如出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于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增強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畢竟其本質是將本國資金放在海外，持有它是要付出代價和風險的，因此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對于維持我國宏觀經濟穩定至關重要。
富余外匯儲備投資渠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考慮外匯的運用。對于富余的外匯儲備，一些國家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前提下，進行多元化的投資。如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儲備重要的戰略資源等。多元化投資較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財政部通過全資控股淡馬錫，運用政府注入的資本在全球投資，其股東年平均回報率達到18%。日本由于本國資源缺乏，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換成了戰略物質儲備，目前日本是石油儲備最為充足的國家之一。
四、對于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政策建議
外匯儲備管理應該有兩層含義，一是關于合理規模內的外匯儲備管理；二是超過外匯儲備需要以上的外匯資產運用。對于前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匯率穩定，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后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外匯資金的使用效率，實現外匯資產的增值、保值。相應的，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來管理我國的外匯儲備。
1.合理外匯儲備的管理
重視儲備的安全存放保管。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大多是美元、歐元債券和主要西方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動蕩，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潛在沖突可能波及到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這就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從安全出發，如何選擇存放保管外匯儲備資產。
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外匯儲備下限和上限以及外匯儲備的區間。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對外開放程度、國際收支狀況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發展目標，制定階段性的儲備調整規劃。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夏斌教授的建議，我國保持7000億多元的外匯儲備是比較合適的。
按照“安全、流動、盈利”的“三性”原則，從中長期考慮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在外匯儲備較快增長的背景下，除國債之外，高信用等級的政府機構債券、公司債券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等，也是我國儲備資產運用的重要方面。考慮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居主導地位，美國金融市場也仍是世界最發達的市場，美國無疑仍是我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重要市場。在資產結構調整時應該基于對主要國際貨幣中長期走勢的戰略研判，資產結構的調整必須是謹慎而漸進的，以防引起國際資產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從而不利于我國的外匯管理。
2.超額外匯儲備資產的管理
可以考慮成立一家專門投資公司作為多余外匯資產的運作主體，來進行商業化、專業化運作。具體說來，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國家投資控股公司”是值得考慮的方案。至于“國家投資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導還是財政部主導，我們認為應該是后者。央行是貨幣政策的責任機構，國有金融財產的管理從職能上來說應該歸屬于財政部。同時也可考慮將部分儲備交國際上的私人投資基金代管。事實上，當前不少國家央行都把部分儲備交給一家或幾家基金代管。這些基金由專家把儲備按不同比例進行資產組合，并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結構。從多年的情況看，這些基金獲取的收益較高。
增加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一是考慮增加黃金在外匯資產中的比重，黃金作為天然的貨幣，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并且可以作為最終的國際結算貨幣。我國外匯資產中黃金比例較低，只占1.5%，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截至2005年1月，黃金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61.1%，意大利為55.8%，法國為55.1%，德國為51.1%，荷蘭為50.5%。此外，中國也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轉為資產儲備。目前我國石油、鐵礦石、錳礦石、鉻鐵礦等進口量大幅增長，利用國外資源的成本在驚人的大幅度上升，我國應將部分外匯儲備轉變為資產儲備，以緩解國際資源價格上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利用外匯儲備進行能力儲備建設。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真正至關重要的不僅是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而且要有強大的使用和控制資源的能力。能力的提高，才能最終解決資源約束。能力儲備的主要手段有：（1）鼓勵“走出去”戰略，扶持和培養我國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掌握著全球化時代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培養中國的跨國公司，對于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鼓勵對海外重要經濟資源開采權的收購。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壯大，我國對海外經濟資源的依賴程度將不斷提高，控制海外資源的開采權，比直接進口資源更加合理。（3）鼓勵對我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出境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入。我國周邊國家蘊涵著豐富的能源儲藏，通過跨境輸油氣管道、鐵路與公路的建設，對于保障資源與能源供給的安全性，加強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具有重要作用。（4）引進和培養海外人才。國家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我國應該制定中長期海外人才培訓規劃，有計劃地將政府官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才、工程技術人員、專業人士（會計、法律、咨詢、建筑等）派往海外進行培訓。同時可以考慮在海外建立研發機構，直接利用海外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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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會計上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成本會計技術手段與方法不斷更新，會計電算化已經或正在取代手工記賬，而且在企業建立內部網（Internet）情況下，實時報告成為可能。二是成本會計的應用范圍不斷拓展，傳統上對成本控制并不關注的行業如醫院、計算機生產廠商、航空公司等都對成本控制投入了越來越多的精力。實際上，不論是銀行、快餐連鎖店、專業組織還是政府機關，成本控制已變得不可或缺。
成本會計的變化源于企業制造環境的變化以及管理理論與方法的創新。而后兩者又起因于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1、大多數產品供過了求，造成市場競爭日趨激烈；2、產品需求多樣化，顧客對產品質量也日益苛求；3、國際間分工合作日趨密切，競爭也趨于殘酷激烈；4、新技術、新工藝的創新蔚然成風。以上外部環境的變化既要求企業的制造環境有別于往昔，也要求對管理理論與方法進行創新。
一、新制造環境對成本會計的沖擊
新制造環境具體包括：
1、彈性制造系統（FMS）：是指使用機器人及電腦控制的材料處置系統，來結合各種獨立的電腦程式機器工具進行生產，它有益于產品制造程序的彈性化。使用FMS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從事多樣化產品的生產，解決對產品多樣化、精致化的需求。
2、電腦輔助設計（CAD）、電腦輔助工程（CAE）及電腦輔助制造（CAM）系統。電腦輔助系統，不但提高了電腦的功能，并且為廠商提供了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使用電腦輔助系統可減少人工成本、節省時間并提高工作效率。
3、制造資源規劃（MRPⅡ）：是指制造業所采用的電腦管理信息系統。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規劃（MRPI）是MRPⅡ的前身。MRPⅡ有助于管理當局進行及時、有效的投資與生產經營決策。
4、電腦整合制造系統（CIM）：是指以電腦為核心，結合FMS、CAD、CAE、CAM等所有新科技的系統，以形成自動化的制造程序，實現工廠無人化管理。
面對企業新制造環境的沖擊，傳統的成本會計技術與方法如果繼續使用，將造成：
（1）產品成本計算不正確。因為在新制造環境下，機器人和電腦輔助生產系統在某些工作上已經取代了人工，人工成本比重從傳統制造環境下的20％—40％降到了現在的不足5％。但制造費用劇增并多樣化，其分攤標準如果只用人工小時已難于正確反映各種產品的成本。
（2）成本控制可能產生及功能行為。傳統成本會計，將預算與實際業績編成差異報告，即將實際發生的成本與標準成本相比較。在新制造環境下，這一控制系統將產生反功能的行為。例如，為獲得有利的效率差異，可能導致企業片面追求大量生產，造成存貨的增加。另外，為獲得有利價格差異，采購部門可能購買低質量的原材料，或進行大宗采購，造成質量問題或材料
庫存積壓等等。
針對傳統成本會計不適應新制造環境的局面，美國會計學者提出了作業成本法（Activity-BasedCasting,ABC），ABC法在美、日和西歐諸國的企業，尤其是競爭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術企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ABC法就是把為生產一種產品所發生的所有作業，如質量檢驗、機器維修和顧客服務等分配到產品成本中的一種成本計算方法。這種方法較傳統成本計算方法更為精細，成本數據更加準確。ABC法將制造費用按作業別歸集到不同的成本庫中，然后分別成本庫采用各自的分配標準來分配制造費用。在作業成本法的基礎上，ABC法又發展為作業基礎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簡單地說，ABM就是以ABC法為基礎，利用作業成本信息，幫助管理人員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資源的作業。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夠促使管理人員重新設計整個價值鏈上的作業活動以節省企業資源。
二、管理理論與方法的創新對成本會計的影響
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新技術、新工藝不斷涌現，管理理論與方法也在不斷創新，大大促進了成本會計學科的發展并豐富了其內容。其中對成本會計系統有影響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適時制（JustInTimeSystem，JIT）。是一種嚴格的需求帶動生產制度，要求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各環節緊密協調配合，原材料、零部隊、產成品保質、保量并適時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銷售）環節；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產品及產成品等各類存貸保持在最低水平，盡可能實現“零存貨”，以降低存貨成本。在存貨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會計人員為簡化存貨計價，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就是當產品完工或銷售時，倒過頭來計算在產品、產成品等生產成本。因為在采用JIT的企業，從收到原材料列產品制成所耗用的時間大幅縮短，而且期末存貨量也變得很小，使得傳統的分批或分步成本法詳細記錄各類存貸的必要性受到懷疑。由成本—效益原則，對少量的存貨做詳盡精確的追溯，無疑得不償失。這樣倒推成本法便應運而生。
2、全面質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TQM是本世紀60年代從傳統質量管理發展起來的，隨著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的變化，TQM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企業競爭的戰略武器，一種由顧客的需要和期望驅動的、持續的改進產品質量的管理哲學。TQM的目標就是公司在生產的各個環節追求產品“零缺陷”，并由顧客最終界定質量。TQM對計量和報告員工業績的會計來講，就是產生了質量會計這一新學科。但由于提高質量所產生的收益難以計量，質量會計發展的重點就放在質量成本的確認、計量和報告上。一般認為質量成本由5大類構成：（1）預防成本；（2）檢驗成本；（3）內部失敗成本；（4）外部失敗成本；（5）外部質量保證成本。另外。在TQM情況下，會計人員績效衡量標準包括了產品的可靠度、服務的及時性等促使管理人員努力提高產品質量的非貨幣性指標。
3、戰略管理（StrategicManagement）所謂戰略管理，就是著眼于對企業發展有長期性、根本性影響的問題進行決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確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標。戰略管理思想對成本會計系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戰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atManagement）的提出。戰略成本管理就是運用成本數據和信息，來發展及確認能促進公司競爭優勢的最優戰略。戰略成本管理所包括的范圍，目前還沒有定論，一般包括3個方面：（1）價值鏈分析；（2）市場定位；（3）成本動因分析。每一方面都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
4、基準管理（Benchmarkingmanagement）和持續改進（ContinuousImprovement）。管理方法的新趨勢就是基準與持續改進的結合。所謂基準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內部最優的業績標準來衡量自身的生產活動；持續改進意味著管理人員不是一次性地確定基準，而是持續不斷改進提高的過程。日本豐田公司是貫徹基準管理與持續改進的典型。基準和持續改進被稱為“永無終點”的比賽。基準管理與持續改進對成本會計系統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管理人員和會計師們認識到降低成本要向本行業最好的公司學習，以同質產品的最低成本作為基準，了解自身與最優者的差距，并分析其原因，進而實行企業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以增強競爭力。
5、限制理論（TheotyofCongtraints，TOC）。根據TOC，每個公司至少有一個瓶頸制約著它的發展，否則無論公司定下什么目標都會實現（如，利潤最大化）。企業限制因素通常可分為資源、市場、政策、原材料和后勤5類。限制理論把企業看成一系列鏈狀相連的過程，如果薄弱的聯結處得到了加強，那么整個鏈也就得到了加強，但是如果加強了其它的聯結處，整個鏈就不會得到加強。限制理論對成本會計系統的影響是，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認識到，在有些情況下，不能一味強調降低成本和費用，要有逆向思維，要在企業的薄弱環節加大投入量，“為了省錢而花錢”。如果企業待解決的瓶頸是更新設備，引進新型設備會發生一筆較大的支出，但在今后設備使用期間，因設備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產出加上設備維修費用降低的綜合效益，可能抵補支出而有余，就總體而言，效益可有所增加，這也是“成本—效益”原則的另一種詮釋。
6、目標管理（ObjectiveManagement）。按目標進行管理，要求一個企業在一定時期內應當確定總的奮斗目標，如利潤總額、資全利潤率等，并據以指導、組織、動員員工為完成企業總目標而努力。圍繞這個總目標，企業各部門、各環節乃至每個人都應當制訂自己的奮斗目標，如銷售量目標、成本目標、技術目標等，并制定實現目標的措施，以保證總目標的完成。實行目標管理可以提高企業管理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目標管理對成本會計系統的影響就是目標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我國的目標戰術管理，已初步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
以上6種管理理論與方法我國都已不同程度地應用。但總體來說，我國的企業管理還比較落后，各種管理理論與方法落實到成本會計系統上，除目標成本、質量成本還差強人意外，像倒推成本法、戰略成本管理等幾乎無人問津。成本會計系統作為企業管理信息系統的一部分，根深才能葉茂，只有管理搞好了，成本會計才能得以革新與發展。
三、我們的對策
面對現代成本會計的發展趨勢，即作業成本法與作業基礎管理的興起，戰略成本管理方興未艾，以及目標成本的推廣應用等等，我國的成本會計工作如何順應國際國內市場環境以及企業生產環境的變化，結合國情，引進、吸收、消化各種新的管理理論與方法，并總結我國自己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深思。筆者認為，我們應采取的對策是：
1、加強成本理論的研究，提高我國成本會計水平
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體系，理論研究者必須沖破傳統會計觀的束縛，解放思想，勇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應本著創新精神、務實態度和嚴謹作風，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同實際工作者密切合作，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廣泛開展案例分析，從理論高度提煉成功經驗，同時，理論研究應針對我國成本會計實際問題致力于將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在此基礎上，講究實效，建立成本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的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充分發揮成本理論研究對成本會計實踐的指導作用。
2、成本會計工作者應更新觀念，樹立成本效益（CostBenefit）、成本回避（CostAvoidance）思想。充分發揮成本會計的職能作用
長期以來，我們在評價企業成本工作績效時，往往把成本升降作為唯一標準。這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成本只表現一定時期內所發生的各種勞動耗費，至于這種耗費效益如何，卻不是產品成本指標本身所能反映出來的。所以，成本工作績效考核應通過投入與產出關系進行評價：一是產出的投入越少越好，二是投入的產出越多越好，三是投入增長慢于產出增長為好，四是投入減少快于產出減少為好，五是投入下降，產出上升為好。在實踐中片面強調降低成本，勢必挫傷企業為未來增效而支出某些短期看來高昂但卻必要的費用的積極性，從而影響企業技術革新和產品更新換代。過去由于我們未能正確理解成本效益思想，導致有些企業在競爭中往往注重采用低成本戰略，而忽視采用差異化戰略。因為企業投產新型差異化產品，從短期看往往開支較大，但實際上這些新型差異化產品可以擴大市場占有率，從而得到更高的成本效益。所以，為未來增效而正視樹立成本效益思想，有利于企業競爭戰略的制定。
成本回避的核心是要求早期避免成本的發生，使挖掘降低成本潛力向預防性方向發展。我國傳統降低成本的方法，從范圍上看局限于生產領域；從內容上看局限于制造成本；從時效上看局限于事中和事后成本控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降低成本的方法已經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成本回避將降低成本視野重點轉移到產品開發、設計階段以及采購、制造、銷售和使用階段；從內容上著，擴大到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產者成本（開發設計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營銷成本）和消費者成本（使用成本、維護保養成本、廢棄處置成本）；從時效上看要求防患于未然，進行事前成本控制。總之，成本回避立足于早期回避可以避免發生的成本。我國成本會計的改革應構思成本回避的具體方法，并力求在實踐中應用。
現代成本會計的7個主要職能是成本預測、成本決策、成本計劃、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成本決策是成本會計的重要環節，在成本會計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同成本會計其他職能是密切聯系的，成本預測是成本決策的前提，成本決策是成本計劃的依據，成本控制是實現成本決策既定目標的保證，成本核算是成本決策預期目標是否實現的最后檢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是實現成本決策目標的有效手段。毋庸置疑，現代成本會計職能歸根到底是一種行為職能。在行為科學逐漸受到重視的今日，企業應把激勵貫徹始終，其核心是創造一種適當的激勵環境，充分調動每個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群策群力，發揮成本會計職能作用，共同致力于整體目標的實現。
3、推進成本會計電算化
利用以計算機技術為中心的信息管理手段已成為現代成本會計的一種必然發展趨勢。企業成本會計工作以電子計算機為手段，大大加快了信息反饋速度，增強了業務處理能力，對于及時、準確地進行成本預測、決策和核算，有效地實施成本控制，全面地考核、分析成本，都有重要意義。實踐證明，實現成本會計電算化是當務之急，是實行新的成本會計方法的技術前提。但是，當前會計電算化應用中還存在以下的問題：一是簡單地停留在模仿替代手工核算階段，只能進行事后反映，無法進行科學決策、預測和事中控制。一是企業管理信息系統中。采購、營銷、人事、財會等子系統互相分割，尚未形成有機聯系的整個企業管理信息系統；三是會計信息系統提供的一般只是財務會計信息，不能充分反映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需求的信息。因此，為了推動會計電算化深入發展，必須加快會計電算化從核算型向管理型轉變，將會計信息系統有機地融入企業整個管理信息系統，通過電算化的應用，為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持。
4、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經驗和方法，博采眾長，為我所用
西方成本會計是一門歷史悠久的生機勃勃的學科。特別是隨著適時制、戰略管理、基準管理、限制理論、行為科學、運籌學、系統工程和電子計算機等各種科學技術成就在成本會計中的廣泛應用，形成了新型的著重管理的經營型成本會計。例如適合我國當前多數企業實際需要的標準成本會計，責任成本會計、目標成本計算、質量成本會計、成本決策、成本預測和近十幾年孕育的適時制與倒推成本法、作業成本法與作業管理、成本企劃、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會計以及戰略成本管理等。對此，我們應結合國情和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認真研究。有些方法可以直接引進，有些方法應加以改革和完善，有些方法只能在少數具備條件的企業采用，或局部吸收其方法。總之，為了完善發展我國的成本會計，借鑒西方成本會計理論與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種學習要有創新，而創新只能與我國國情相結合，從而探索并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成本會計體系。
5、總結完善和推廣我國行之有效的成本會計方法
我國企業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成本會計經驗，如編制成本計劃階段的項目測算法，成本指標歸口分級管理，包括班組經濟核算在內的廠內經濟核算制，實際上都是強調“以人為本”，充分調動廣大職工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積極性、創造性，至今仍不失為現代成本會計的有效方法、邯鋼“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的經驗，以及濰坊亞星集團有限公司實行的“購銷比價管理”，把企業管理成本的重點從以內部生產為中心，延伸到對銷全過程的控制。這些都是值得總結和學習的。總之，近十幾年來我國企業管理成本新鮮經驗層出不窮，為發展成本管理、豐富成本會計內容作出了很大貢獻，值得會計學術界深入學習，認真總結，將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加以總結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