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07 2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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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從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資企業“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國內地企業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合作，境外中資企業已超過1.7萬家。“十一五”時期，隨著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和“走出去”戰略加快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取得跨越式發展。規模和速度快速增長，業務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年均增長均超過30%（見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3220億美元。去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34億美元，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354億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務部表示未來五年，中國對外投資合作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多元化，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在全球范圍內運用生產要素的能力繼續增強，一批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初具規模，對外直接投資2015年達到1500億美元。
（二）投資領域聚集度高、投資區域廣泛 從投資額來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第三產業投資占到76.5%，第二產業投資額僅為22.7%，第一產業投資不足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而且可以看出這樣的行業投資結構幾年來變化不大。
注：數據來源于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注：根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整理得來
從國家看，香港依舊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區，流量達385.05億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業則涵蓋上述主要海外投資行業。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盧森堡、澳大利亞、瑞典、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從地區看，對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資增長速度依舊很快，2010年對非洲的投資增長幅度較大，較2009年增長40%。而亞洲、拉丁美洲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地區，大洋洲和歐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區。而從國內看，地方對外投資活躍，浙江、遼寧、山東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區增幅較大。
數據來源：商務部經濟合作司。
（三）投資主體多元化 中國對外投資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實力的名企，這其中大型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在內擔當了海外投資的先行者和主力軍（見表4）。而近年來，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也在不斷增多。在江蘇、遼寧等一些地區，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占據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領域，民營企業也已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與不斷高漲的海外投資熱情相對應的是，許多民營企業面臨融資難、信息不透明等難題。外部環境的多變性增加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難度和風險，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受到的約束過多也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風險 由于中國的社會體制的特殊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總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國，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也容易帶有色眼鏡，經常以安全為由干預我國企業的正常商業投資行為。當前在非洲、拉美、亞洲等我國企業已進行境外投資的地區均存在政治動亂風險，東道國參與的任何戰爭或者在東道國內發生的革命、顛覆、、罷工、內亂、破壞和恐怖活動以及地方武裝的沖擊等事件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東道國政策、法律不連續也會限制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發展空間和利潤。最近幾年，在拉美地區，從委內瑞拉到玻利維亞，再到厄瓜多爾，拉丁美洲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國有化運動不斷涌現，這些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與法律風險。
（二）缺乏健全的投資風險防范體系 我國海外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盡合理，財務預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資決策不科學，財務報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內部審計制度不健全；民營企業決策易粗糙草率；國有企業主要是決策程序、考核激勵、監督是否健全適當、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虧損5.5億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虧損146.32億港元的案例，充分說明我國有些企業的內部運營管理存在問題。另一方面，政府未發揮應有作用，我國尚無有效的投資風險預警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第三，風險防范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立法層次低，形式散亂，工作上缺乏系統性。
（三）文化差異風險 文化差異風險是一不可忽視的風險，因為各國總是要存在著語言上的差異、上的差異、民俗習慣上的差異等文化差異，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它是歷史的沉淀，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如果海外投資企業不注重文化差異，一意孤行，就會“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異的泥潭中，很難實施經營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國都有，教訓非常深刻。
其實文化風險也包括企業道德風險，某些企業采取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社會責任意識差，其后果是引起東道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不滿，最終引發風險造成損失。而這種損失是整個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形象都受損，無形損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幾點差異外，還存在許多的企業經營風險，比如市場變動、財務風險、營運風險、人事風險、技術風險、法律訴訟等，還有企業國際化人才矛盾日漸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對稱問題等各方面風險。其中任何一種風險都有可能使企業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一）加強政府宏觀引導與調控 具體有：
（1）完善政策促進體系。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和監管。健全對外投資合作領域法律法規，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創新，推動對外投資合作便利化，利用各類政策杠桿加強對企業和項目的監管，規范市場經營秩序。完善外匯管理和服務，拓寬企業和項目融資渠道，完善融資擔保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充分發揮政策性和商業性保險的保障作用。提高相關部門辦事效率，注重服務引導，便利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2）健全服務保障體系。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完善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更新各類國別產業指導性文件，發展與對外投資合作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加強行業商（協）會組織建設，有序發展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提升服務能力和水平，強化行業自律規章制度建設，進一步規范企業境外經營秩序。
（3）構建風險防控體系。應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安全權益保護體系，健全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設有國家風險與研究分析機構，由具有顯著社會背景的部門負責組織并提供“國家風險報告”。要完善境外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強安全信息收集評估，強化對外投資合作金融風險管理。
（二）加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觀念。與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經驗還不夠豐富，存在很多問題。投資速度雖然快，覆蓋面廣，但缺乏拔尖企業較少，在高端技術上的競爭力還不夠強。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時間里，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有5年為負。截止2011年底，中國海外凈資產高達到1.77萬億美元，但2011年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為負268億美元。所以中國企業首先要轉變觀念，在跨國發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認為買到了技術品牌就買到了核心競爭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須靠中國企業自身克服困難，加大研發力度，改善經營，修煉好“內功”。
（2）強化風險防控管理。首先，企業應三思而后行，投資前要進行完備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資分析評估，不可盲目跟風。其次，要加強海外投資企業的財務監督并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對海外投資的重要信息進行監測，及時對各種風險的變化做出反映；確定恰當的預警指標體系從而形成預警機制中的識別系統，并對各種信息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借助財務指標的變化，判斷是否出現警兆，參照事先設立的警度評價指標，分析并尋找警源，從而進行預控。
同時，應建立海外投資企業的績效監測體系，對海外投資的安全進行監控，審計并評價其績效，測度其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還應建立健全企業風險轉移機制，深化與國家部門、駐外使領館和地方主管機構的溝通聯系，充分利用外交資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強化內部控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否從容地應對各種風險，從根本上取決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強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穩健地處理各方關系和利益，在共贏的前提條件下走得更長遠更健康。因此，企業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正確區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職責界面，使其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要強化企業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尤其是央企，要嚴格實施問責制，以防重大決策失誤導致國有資產受損。要加強企業內部控制，采用預算控制、會計系統控制、電子信息技術控制等科學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時發現、分析并化解企業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遇到的風險，預防為主，查處為輔。
（三）重視文化交流與溝通 從某種角度講，文化風險是企業最不好解決的風險，它帶來的損失最不好估量。因為文化是一種思想的、意識領域的沉淀，代表著群體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一定要重視與國外政府、機構、其他群體和企業內部中的外國員工之間的文化上的交流與溝通。
在對外直接投資前要對東道國的文化進行調研，識別文化差異，企業管理盡量做到“本土化”，將生產、管理、營銷、人事等經營的各個方面融入到異國的經濟中去，尤其要尊重東道國的民俗禮儀。不要妄想把本國的精英文化理念強加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那樣只會適得其反，要做到企業文化和當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斷摸索形成適合企業自身的獨特的帶有異國風情的企業文化，助推企業前進的步伐。
（四）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 人力資源是企業的核心資源，這一點毋庸置疑。而我國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國際化經營能力的人才，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任重道遠。要企業要結合實際做好“人才儲備”，建立健全人才成長通道，完善人才引進、選拔、用人機制。由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涉外性，要不斷推進“人才國際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充分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這樣才能改善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狀況和局面。
總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業的積極、科學的努力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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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天輝：《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對策研究》，東北財經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
[論文摘要]日本對外投資的每一步都帶有明顯的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印跡，即規避國際貿易摩擦是日本對外投資的重要誘因。日本通過對外投資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比較有效地應對了國際貿易摩擦。當然，對外投資在日本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既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也引發了另外一些問題。
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貿易結構;貿易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經濟飛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的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活動。它是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方式之一。資本國際流動不僅彌補和緩解了東道國的投資缺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帶動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發展的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江蘇是個經濟大省,積極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蘇省累計實有外商投資企業38554戶,投資總額為4159.30億美元,注冊資本為2203.10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3.45%、17.9%、16.9%。江蘇省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仍好于全國其他省市和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超過廣東省,躍居全國第一。在外資流入不斷增長的同時,江蘇外貿出口從1985年的15.8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億美元,增長了近150倍。顯然二者發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出口貿易發展的具體影響有多大?造成這種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通過分析,得出相應結論,找出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關系實證分析
2.1FDI對江蘇省進出口總量影響
外資企業1995年進出口金額為67.28億美元,2008年為3035.6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總額達到3922.7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1749.6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74%。數據顯示,總體來說,總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
表1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江蘇省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充
2.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所需變量及分析指標。
根據進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為以下具體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進口額(IM)、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選用1999年至2008年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3.0。
(2)FDI與進口出口量相關性實證分析。
FDI為當年江蘇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FDIC為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因為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FDI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江蘇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運用FDI-2,FDIC兩個變量,EX為當年江蘇對海外的出口額,IM為江蘇當年從海外的進口額。
根據表2所列數據,運用SPSS軟件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額的相關性。
表2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額情況 (單位:億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進口額(IM)。
從輸出結果表3中,每個變量都有三行數據:第一行為該變量與相應列上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第二行為相關系數檢驗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為參與計算的觀察值個數。從表第二行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江蘇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具有某種線性相關性,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比前兩年的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的相關性更強,簡單相關系數達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性又超過了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50,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口的相關性超過了當年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27,且在顯著性水平為0.01時,都通過了統計檢驗,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首先說明了江蘇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江蘇的進出口都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看到FDIC,FDI-2與進出口的相關系數更大的現象,這說明了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時滯性的特點。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當年的出口促進作用大于進口。
表3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口量、出口量的相關系數
表4中所列數據為1999-2008年江蘇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情況。我們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由于時滯性強,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相關性比較大,因而為了改進研究結果,除了選用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以外,還選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作為研究對象,以FDI-1來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的相關系數。其次以出口為例,選取FDI-1與EXM,EXP,EX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對直接投資額與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出口總額作回歸分析,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制成品出口額(EXM),出口總額(EX)為被解釋變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為解釋變量。
表4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對外貿易結構(單位:億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資中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上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均呈現較大的相關性,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有著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這反映了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江蘇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表5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相關系數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個方程FDI-1的系數的T值都比較大,在顯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檢驗的臨界值,表明系數都很顯著,可以用來解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初級產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總出口就提高0.674倍。這表明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改善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對初級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機器和設備。可見,相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更能促進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江蘇省對外貿易結構有顯著的改善和優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總結與建議
3.1總結
由于長三角經濟帶造成的磁場效應,再加上江蘇良好的投資環境,來江蘇投資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臺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歐美發達國家在江蘇的投資逐步擴大。
外資在江蘇以制造業為切入口,向商業、證券、保險銀行等服務業和多領域滲透的步伐明顯加快。
FDI在江蘇省三大區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長,是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對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動效應,也有長期的供給創造和溢出效應,但長期效應小于短期效應。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區域分布來逐步消除江蘇省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3.2相關建議
(1)應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努力營造地區聚集效應。
首先,要重視投資的硬環境建設。江蘇在投資硬環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昆山地區開發區先后投入30多億元用于交通、通訊、供水、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資軟環境上,應特別強調樹立服務意識,實行“親商”政策,始終使外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有利于FDI發展的外資來源國家和地區的集聚效應。最后,蘇中、蘇北地區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蘇中、蘇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包括加強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和實行,發展為FDI服務的配套產業,增強為FDI服務的意識。
(2)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引導外資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資的具體行業上,制造業投資比重仍然較大,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以及化學、紡織、機械、冶金等產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江蘇省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往第一、三產業延伸。對于第二產業,關鍵是要注意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實現長遠發展。因此,在引資政策制定上,應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鼓勵,積極引導外資進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門,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
(3)加強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
中國過去多年引進外資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失效,多數外商愿意轉讓的標準化技術不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導致低水平建設的重復,而重化工業賴以升級的先進技術,外商要么不予轉讓,要么作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占技術秘密,把中方人員嚴格地隔離出來。因此,對江蘇內資企業來說難以通過這種利用外資方式達到學習目的,只能造成國內產業發育、壯大的市場基礎喪失。而對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由于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內資企業要取得技術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其自身的研發能力。進而,即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資企業采用更高的技術水平,擴大其技術溢出效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研發合作,加大內外資企業人員之間的流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指導,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
(4)促進自主品牌成長。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競爭能力上。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通過延伸產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終產品和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實現“以質取勝”,創自己的品牌。政府應把保護知識產權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創新的載體建設,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的全國專利技術產業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臺有關地方措施,優化專利市場環境,采取各種方式,讓專利的擁有者與需求對接,促進專利技術的轉化和實施。對外貿易要進一步推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優先發展和扶持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重點扶持具有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以質取
勝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質量;實施出口品牌戰略,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加快形成品牌優勢,最終提高外貿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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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04-03
1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 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 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 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1.5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 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3 結束語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中國企業只要充分認清國際競爭特點，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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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新趨勢 對策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概述
國際投資爭端是指在私人海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各類主體就與之相關的各種事項產生分歧而引起的各種爭端（劉莉，2010）。就爭端的主體而言，可分為三類：國家間的投資爭端；不同國籍私人間的投資爭端；外資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間的投資爭端。其中，第三類投資爭端較為特殊，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一類爭端。其特點：首先，爭端主體地位不平等，一方為國際法主體―國家；另一方為國內法主體――私人投資者，因為傳統的國際法并不認可將個人或企業納為國際法的主體范圍內。這就使該類爭端很難用傳統的爭端解決辦法來解決，且容易因為相關國家行使外交保護而引起國家間的爭端（黃進，2010）。其次，引起爭端的原因較復雜，如政治原因、法律原因等。
當今主要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之分析
（一）NAFTA爭端解決機制
NAFTA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個區域性的爭端解決規則，其設置有國家-國家程序和投資者-國家程序。其特點：一是其對投資者的保護“是目前為止對投資者權利提供最高保護標準的投資條約，號稱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法案’”（王鵬，2009）。無論在提起爭端的適用條件還是對“投資”、“投資者”的定義解釋來看，都最大力度地將外國投資者發生的爭議可訴諸該機制；且對東道國政府規定了很高標準的義務，無疑易損害東道國的公共利益。二是突破了傳統國際法主體范圍的界定，即個人可作為獨立的主體訴諸于該機制。
NAFTA爭端解決機制雖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較為廣闊的爭議解決空間，但其因未平衡好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利益而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此外，專家組做出的裁決只具有建議性質，其能否得到有效執行性也令人擔憂。
（二）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
ICSID成立于1965年，其宗旨主要是為公正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的投資爭端提供便利。其特點：一是明確了管轄權行使的條件，較為公正地定義“投資”“法律爭端”等關鍵詞；二是“中心”的排他管轄，規定只要訴諸“中心”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其他爭端解決機構或提起外交保護；三是確定了仲裁的法律適用。
總體而言，ICSID不僅能公正地解決糾紛又兼顧了投資者和東道國的利益，且有效避免東道國和投資者間的爭端政治化。但其裁決缺乏一致性，效率低的缺陷也同時存在。
（三）《多邊投資協定》（MAI）中的爭端解決機制
MAI的制定，是全球投資領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反映了構建統一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迫切性。但由于制定者利益的分歧，該協議最后無法實施。其特點：一是設置國家-國家程序和投資者-國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投資者保護上存在的真空。二是確定了多種仲裁規則供投資者選擇。如東道國為MAI成員國，其適用的法律首選ICSID仲裁規則；如東道國不為MAI成員國，可選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或國際商會仲裁規則（夏蘭，2005）。
MAI的制定由發達國家發起，因此在協議中體現投資者利益較多，且其規則主要借鑒一些雙邊投資協定和NAFTA爭端解決規則，并無創新之處。從MAI的失敗可看出，一個多邊性的投資協定如果僅體現一方的利益是行不通的。
（四）WTO爭端解決機制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在GATT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該機制因具有較強的司法性而備受關注。其特點是：一是爭端的強制管轄權，如爭端雙方經協商如仍不能解決爭端，只要爭端一方提出請求，即可設專家組（專家組的成立有一個限制，即除非在該會上 DSB 以共識決定不設立專家組，當在實踐中幾乎不會存在）。二是常設上訴機關的設置，使該爭端解決機制具有較強的司法色彩，為爭端的公正、公平解決提供保障；三是有效的交叉報復程序，平衡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利益。
WTO爭端解決機制被國際社會譽為“世貿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它有著嚴格的程序規則、明確的法律責任及可實施的執行機制，因此，也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成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然而，該爭端解決機制也未將個人納為爭端的主體。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面臨的新挑戰
（一）爭端主體的范圍擴大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企業和個人，特別是跨國企業對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明顯。以我國為例， 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在這新增對外投資中，僅對非金融企業的直接投資就高達901.9億美元（劉德炳，2014）。而當今國際社會，只有少數幾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將企業和個人納為爭端訴訟的主體，如NAFTA爭端解決機制及ICSID。許多傳統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都沒有將企業和個人納入機制調整的范圍。因此，一旦企業或個人與東道國發生爭端，卻不能得到有效救濟，無疑對國際投資的發展產生消極作用。
（二）忽視東道國利益的傾向顯著化
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希望更多地引進外資，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東道國在簽訂投資條約時往往作出讓步，當東道國為維護公共利益的行為違反投資條約時，常常要付出很大代價。然而目前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較為忽視東道國的利益，卻在較大程度上偏向投資者的利益，如NAFTA因為其對投資者的高標準保護被稱為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法案”而飽受爭議；MAI試圖繼續維持NAFTA的“高標準”也是其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三）缺乏全面、協調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截至2013年底，國際投資協定制度的總數達到了4196項條約，目前還有許多新的國際投資協議正在進行談判。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與企業司司長詹曉寧表示，這數千項國際投資協議，再加上多種爭端解決機制，使得當今的國際投資協議制度已逐漸接近這樣的局面：其龐大和復雜程度令政府和投資者都難以應對；然而它仍不足以涵蓋所有可能出現的雙邊投資關系。這使得由此而產生的投資爭議更為復雜與多樣化，而現今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不僅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且缺乏協調還可能產生管轄權重疊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直接影響國際投資爭端的良好解決，也不利于國際投資的長遠發展。
應然發展：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構建
（一）建立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必要性
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相應地，在國際投資領域建立統一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雖然無論從全球范圍來說還是從區域范圍來看，都存在著解決投資爭端的機制，同時在縱橫龐雜的投資協定中也規定有爭端解決的條款，但是，面對著國際投資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挑戰，這些解決機制明顯地顯現出不足。且當前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的法律體系是松散且缺乏協調的，管轄權沖突問題也時常出現。因此，建立全球性的、統一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是時展的必然。
（二）在WTO爭端解決機制基礎上構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當今最為先進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之一，在國際投資自由化要求下，國際社會應更充分地挖掘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潛力。將國際投資關系納入多邊貿易體制的調整軌道，依托司法性較強的中立機構，遵循完善的程序規則，以嚴格的糾錯制度――上訴審作保障，在規定的期限內和強有力的執行制度下公正地解決爭端，無疑會使其在眾多的投資爭端解決方法中脫穎而出（馬凌，2005）。然而僅僅照搬WTO爭端解決的方式是不足取的，若在其基礎上，吸收其他爭端解決機制優點，倒是一個較好的辦法。具體應從三點著手：
1.設置投資者-國家的爭端解決規則，擴大調整的主體范圍。個人或企業已然成為國際投資的重要參與者，如果仍將其排除在爭端解決機制之外，對作為投資者的個人或企業顯然不公平。而目前的WTO爭端解決機制，卻恰恰缺少這一環節的規則，只設置了國家-國家的爭端解決規則。且僅僅依靠國家-國家規則，不僅投資者利益保護無法保障，更有投資問題政治化、復雜化的危險。因此，設立投資者-國家規則是對投資者利益最基本的保障，是構建投資解決機制不可或缺的內容。
2.調整WTO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強制管轄權原則。投資者-國家規則使投資者可直接訴諸于DSB，該爭端解決機構有當然的管轄權，但如投資者濫用該權利，不僅會給東道國在國際上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影響，而且大量的案件也會給該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帶來沉重的負擔。《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鑒于投資者訴國家的投資爭端案件的龐大，對投資者訴諸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制度應實行限制。因此，在投資者-國家規則中，可設置一個訴諸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前置程序―“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使用。
3.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保護。在當前的投資中，投資的東道國多為發展中國家。而無論是ICSID或MAI，還是WTO，發達國家在其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弱勢地位。然而利益均衡是國際爭端解決機制能否成功構建或長期有效運行的關鍵。因此，在構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時，應兼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如涉及到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公共利益有沖突，公共利益的優先考慮應是該爭端解決機制所必須規定的條款之一。
我國應對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策略
（一）加強國內立法和完善法治，使之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接軌
經濟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國的投資立法與司法更加協調，然而我國的投資立法與司法還有諸多需改進的地方。因此，我國應對現行不合理的法律進行清理和修改，在符合我國利益情況下，增強爭端解決程序的透明度和參與度，提升法治水平，盡可能健全和完善能為外國投資者所信任的投資環境。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海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由于國際投資環境的紛紜變幻，海外投資爭端也層出不窮，這也決定了中國海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必須具有靈活性和多變性，在基本原則不變的情況下，能對一些具體操作事項作出較為靈活的適應性調整。
（三）注重培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領域的專門人才
目前我國的法學育已經取得很大成績，但缺乏在國際投資爭端實務中能得心應手地利用國際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爭端的專門人才。因此，培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領域的實務人才是我國法學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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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并購 發展歷程 障礙分析 戰略規劃
一、我國對外并購的發展歷程
中國跨國公司在其發展壯大過程中，也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
表2-1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階段
資料來源：中國并購交易網.http：//
從表2-1中可看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是也面臨諸多挑戰。據統計，雖然國內成功企業的海外并購熱情日漸高漲，但是我國海外并購的成功率僅為兩到三成，業內專家分析指出，有種種因素制約著跨國并購的進行。
二、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面臨的障礙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是企業“走出去”戰略的深化與質變，標志著企業在逐步實現從漸進式海外投資擴張向跳躍式跨國并購的飛越，但在實踐中也面臨著許多問題。
（一）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干涉。
海外并購是一家企業國際化、市場化繼而本土化的選擇。每一個“化”背后都蘊藏著巨大的風險。政治化是當前海外并購中的一個特殊的問題。近年來我國企業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不斷上升，這使境外同行產生了較強的戒備和競爭心態，在政治上也招致更多的猜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資源和高端技術類并購尤其敏感，由此導致中國海外并購受阻或失敗的例子并不鮮見
（二）政府宏觀管理層面存在的問題。
跨國并購，動輒涉及幾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投入，沒有金融信貸的支持是很難成功的。但就目前中國企業參與跨國并購面臨的處境來看，其在金融信貸方面受到諸多限制，包括受國內貸款額度與特定外匯額度的限制。
（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
1.經濟實力差異決定了中國企業無法成為跨國并購的主宰力量
目前中國大部分由于經濟實力比較弱，規模以及相應的配套設施不完善，企業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同步處理好這些問題。當代跨國并購主體經濟為發達的工業化經濟，其中美國與歐盟兩大經濟實體實際上主宰著全球并購資本流動。
2.缺乏足夠的并購經驗、缺乏高素質的管理人才難以完成并購后的企業整合
目前中國尚未掀起國內企業并購浪潮，企業普遍缺乏整合并購企業的經驗，因此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成功的跨國并購。并購之后難免要進行人員調整和業務重組，難免要涉及裁員。在歐洲，由于勞工法相對成熟，工會等組織健全，因此要實施裁員計劃，所付出的成本非常大。
三、推動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對策建議
（一）宏觀層面。
加強跨國并購中的國際法律環境研究，加速國內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政府要注意研究東道國重點監管和限制的行業，并考慮這些領域里東道國對外商持股量和外匯管制的各項規定；鼓勵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跨國并購。政府應當給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從政策和經濟上鼓勵民營企業積極“走出去”，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自身的發展服務，從而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水平。
（二）微觀層面。
1.提高核心競爭力，爭創國際品牌
中國企業要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創造名牌產品。根據價值鏈理論，在當今國際市場競爭中，一個企業或國家，不可能在整個價值鏈上都具有優勢，市場競爭樸實它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環。因此所謂的價值鏈必然會分解，我國企業要抓住“價值鏈逐步裂解、打開”的機遇，營造創業環境，打造品牌，提升中國制造在價值鏈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