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9-15 15:44:4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法學論文研究方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音樂；聲樂教學；情感
一直以來，聲樂教學總是圍繞著解決開喉嚨、呼吸、喉頭等技術問題來進行。傳統教學中過于強調肌肉運動的技術能力，忽視了人的情緒性格等因素，造成技術的不全面，使專業的學習較為艱難。聲樂學生整天努力練習的不是如何進步，而是忙于解決各種聲音的毛病。許多聲樂前輩和老師說。學習聲樂就是建立好的“歌唱樂器”，就是“發聲機器”的訓練過程。然而這種單一的將發聲技能作為聲樂教學的全部的教學方法，是不能真正達到聲樂教學效果的。聲樂是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它需要一個整體協調的狀態，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狀態、心理穩定等方面，僅僅練習發聲技術不但學不好技術，還會影響歌唱的美感。實際上聲樂就是正確的說話，歌唱最終是表達感情的。歌唱的內容是歌曲的音樂情感和音調，其他的練習都是輔的。而且每個人對聲樂技術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而教師最終的責任就是幫助學生穩定狀態，建立起學生個人的演唱技術狀態。優秀的教師是不拘于某種教學模式的，而是通過合適的教學方法達到教學目的。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筆者得知以音樂中心，通過表現音樂形象來調整發聲技術的聲樂教學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
聲樂是音樂、詩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結合的藝術。好的演唱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發聲技巧、豐富的情感體驗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之上。因此，作為教師必須從“重技輕藝”的誤區中走出來，使自己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史學修養、語言修養、美學修養和音樂理論修養，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音樂是聲樂藝術中的重要內容，教師應從培養學生音樂內心聽覺與音樂意象人手，在聲樂教學實踐中，通過長期刻苦的音樂藝術訓練，融入練習者的創造性，并依靠練習者的情感、經歷、修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斷促進聲樂藝術的表現。技與藝，即聲與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連的兩個部分。發聲、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達構成歌唱的整體，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聲是以人身的整體作為樂器從事歌唱的，絕非只靠嗓子、氣息或共鳴就能單獨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參與的一種表演藝術，歌唱應成為諸種因素融匯于一個整體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藝術。換言之，只有聲情并茂，技藝結合，才能使歌唱達到感人的境界，產生沁人肺腑的藝術效果。聲與情辯證統一，相輔相成。不論是專業歌唱者還是業余愛好者，在平時的訓練中，要加強整體歌唱的意識，使歌唱發聲與情感表達同時進行，使聲、字、情成為一體，養成用心靈歌唱的習慣。由于每個人的生理條件不同，嗓音也有差異，在聲樂教學中整體訓練尤為重要，它不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體訓練、歌唱語言處理，歌唱心理的訓練等，更重要的還是歌唱的魂——音樂的訓練。從開始練聲起，就要同音樂結合起來，即練聲也要有良好的樂感。音程、音階的練習中，一方面是肌肉、音準、氣息、共鳴等方面的技術練習，同時它們又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要給它們以音樂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練聲一開始，要求每個歌唱者把音程、音階、練聲樂句也唱得悅耳、動聽。以上我們可以領悟到，在歌唱發聲的過程中，呼吸、共鳴、吐字、表現缺一不可，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整體歌唱”的含義。
二、有內涵的練聲
歌唱發聲練習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將歌曲演唱中對聲音所需求的各種技術環節，通過有規律、有步驟的發聲練習，逐步提高歌唱發聲的生理機能，調節各歌唱器官的協作運動，養成良好的歌唱狀態，使歌唱發聲的技術成為歌唱表現的有力手段，為達到聲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務。發聲練多因為沒有歌詞的原因，被認為是沒有情感內容的，屬于純粹技術練習，如單個音素、音節的發音練習，擴展音域的練習，提煉音質的練習等等。其實不然。即使是單個長音，假使我們用不同的情緒來表達，也將出現多種聲音音色、音質的表達方式。在歌唱中“聲和情”永遠都是緊密聯系的。例如：我們在心情愉快時發出的聲音是甜潤、溫暖的，而板著臉孔則會發出冰冷、干澀的聲音，即便符合練習要領，聲音效果也是差強人意的。發音正確基本方法的掌握，是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達意，而不是單純地追求聲音。愉快、溫暖的發音應是歌唱時的最基本聲音色調，它可以使聲音柔和悅耳，聲隨情走，充分做到有聲有情，情托聲，聲含情。
在聲樂教學中，練聲過程是整體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如何讓學生從枯燥的練聲技能中擺脫出來，就需要運用音樂的魅力，發揮練聲曲的作用。在練聲前，首先要求學生在思想上作好準備，借助發聲練習曲調的旋律，訴說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發內心的情懷。例如：5432｜1——這一短小的練聲曲，可以引導學生想象這個練聲曲的旋律是對“彩虹”的描繪，提示學生用聲音來描繪彩虹的形狀，以及用“雨后見彩虹”的欣喜心情來進行發聲練習。如此，簡單枯燥的練聲曲就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學生會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終達到練聲目的。同時，在發聲練習過程中，結合字聲練習(帶詞練習)要求根據詞意思維有想象、有意境、有畫面、語氣有表現、聲音有樂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圓、以情帶聲、聲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過渡。
三、“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藝術，更是人類心靈對世界感應的產物，是以歌唱聲音為物質材料的人類精神喚醒及生命升華的展開形式，它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展開其價值，充分體現了人類情感表現的自我創造與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華。在歌唱的諸多環節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導作用，是聲音的靈魂。匈牙利音樂教育家柯達伊指出：“藝術的精髓并不是技術而是心靈，一旦心靈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表達，便能創造出完整的音樂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魯索認為“歌唱是一種樂趣，而不是為了追求一種效果而作的技術掙扎。”他在歌唱時聽從心靈的支配，超越技術對他的影響，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導師。北京曲藝界也有著“說書一股勁，唱曲一段情”的藝諺，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內在情感統領、調動聲音，以顯示情真意切、優美動人的雙重藝術魅力。因此，筆者認為在聲樂教學中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達和歌唱的藝術表現上，會給課程的整個過程帶來一個良好的開端。
歌唱前讓學生充滿激情地朗誦歌詞，醞釀感情，根據歌詞的內容與情緒決定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字的噴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動、富有感染力的語氣。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生把握歌唱內容所要求的總體形象，在腦海里形成“內心形象”，從內心視覺、聽覺上感受音高、節奏、發音及內容表達的理想效果，引導學生感受音樂，表達情感，積極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帶聲”的歌唱。它就好像講故事時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這種忘掉技術、注重表達歌詞內容的歌唱才能打動觀眾。例如在《節日歡歌》歌唱訓練中，啟發學生懷著激動興奮的情緒，表現節日中歡快的氣氛。學生在跳躍生動的音樂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運用光彩明亮、流暢生動的高位置聲音來演唱，無須過多的聲樂術語做解釋。同樣在教授歌曲《黃水謠》時，首先讓學生了解音樂的背景，以及音樂所要表現的三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力圖讓學生從音樂中感受三種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單從聲音技巧來訓練、要求學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充分發揮了音樂的作用，讓學生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們從復雜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來，從中真正感受到所帶來的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體現了歌唱的本質。
科學研究方法在對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學方法具有客觀性，是以事實為研究依據的，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真實可靠；其次，科學方法具有實證性，依靠可以由實踐檢驗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可得出一樣的結論；再次，科學方法具有規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驟都是有序、清晰和結構化的。最后，科學方法還具有概括性，因為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適用的范圍更加廣泛。所以，在我們日常的管理活動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還應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我們的研究更加系統、嚴謹更具有說服力。
2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回顧
管理科學的發展按照時間的劃分可歸為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泰勒、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核心內容就是科學管理思想，以及管理過程和職能分析、組織理論等；第二階段就是20世紀的30到50年代以梅奧為代表的行為關系學說，后來發展到行為科學理論；隨后，20世紀60年代管理科學進入現代管理科學階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論叢林”階段，這其中包括了決策理論、系統理論、管理科學及權變理論等。
管理科學發展的過程反映了管理科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古典管理側重于對物、財及管理組織過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業工程研究方法及經濟學方法為研究基礎的；人際關系學說行為科學則是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而現代管理階段則移植了數學、計算機技術學、統計學等諸多科學的方法論，形成了“管理叢林理論”，而在叢林理論中的各個學派都或多或少地運用了科學的方法。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發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論的發展是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緊密相聯。可以說是這些因素決定著管理理論的發展和變化。現代的管理科學是在實踐中進步，在實踐中發展，并闡釋實踐，引導實踐的。
3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
談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管理科學與其他科學的差異與聯系，這就需要我們為管理科學進行學科定位，通過課程學習我們了解到管理科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但又同社會科學研究有所差異，其核心差異就是對人的研究方面。社會科學關心的是人類活動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類活動本身的意義。管理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有組織的活動及其形成的系統。它是對管理活動規律的提煉和概括，是關于對有組織活動的管理的系統化、專門化的理論知識體系。
管理科學是在對多種不同性質學科的理論兼容并蓄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逐步發展起來的，是不同學科理論及方法系統集成的結果。一般地說，管理科學的成長要綜合運用數學、系統科學、經濟學、心理學。這四個學科構成管理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近年來，迅猛發展的計算機科學與信息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組織結構的變革、管理手段的創新以及經營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學的未來發展仍要依賴多個不同學科的交叉綜合運用，依靠相關學科的支撐。
由于管理科學是一門應用性科學，其研究必須緊緊圍繞實際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由現象而本質，由具體而一般，抽象出科學問題并形成研究目標。憑空想象、閉門造車式的研究毫無科學價值。同時，在管理科學研究中還應注意規范研究方法，多運用實證的、實驗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學性不強的思辨的、歸納的、定性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價值。
4《理解現代經濟學》對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錢穎一教授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中試圖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解釋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工具性作用，并通過介紹現代經濟學近年來的一些新發展來澄清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該文從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人手，引入了被當今社會認可為主流的并代表一種研究經濟行為的方法框架——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這三方面的理論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論。首先是由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基于經濟學家的三項基本假設即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和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其次是運用多個理論作為“參照系”，使之能夠成為人們能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利用各種圖像及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幫助分析繁雜的經濟行為。
而在管理學中也能找到這樣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學的“視角”，管理學的視角應該就是觀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學理論問題的角度，錢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過經濟學家的基本假設，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管理學不是沒有視角，但是，迄今為止，管理學確實還沒有象經濟學這樣的一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視角，所以當今的管理學還沒有嚴密的理論體系。
接下來是“參照系”，管理學的參照系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社會、心理和工程學等相關學科在管理中應用之成果，故必須研究各準則之間的權衡問題。根據西蒙的觀點，科學可以分為兩類：實用科學與理論科學。實用科學采用的是“如果一則一”的科學命題；而理論科學采用的是純描述性的與驗證條件等價的倫理命題。科學命題關注能得到驗證的事實而理論命題強調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為一門科學，顯然應加強實證研究的建設。形成以問題為導向，也即由假設檢驗、建模分析、實驗模擬、對策建議等構成的體現科學命題的管理學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準則”這兩個基本命題為前提的“管理人”決策模式。他指出，在實際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準則”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人們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滿意的準則”行事。西蒙還強調“刺激一反應”的行為模式和與此相關的決策程序化的重要意義。在運用經驗加以慎重處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條件下這種“刺激—反應”的行為模式能夠顯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錢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國時的教授問過他受過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受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的區別是什么?在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就談到了。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他們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具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同樣，受過管理學系統教育的人頭腦中也應當有幾個參照系，比如，在分析組織結構時我們就應當以韋伯的官僚行政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職能時就應當拿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決策問題時，就應當想到西蒙。只有這樣，分析管理問題時才會有一致性。
最后我們來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現代經濟學的文章中談到的是經濟學中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并被經濟學家證明是極其有用的。同樣，管理學也有許多研究工具，對于管理學來說管理學研究的是經濟組織的管理如何使組織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價值的體現問題，這就需要對經濟學的很多理論作為管理學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本身就是管理學的研究工具。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許多決策支持系統，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問題的有用工具。數學和統計學甚至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突變論等在研究管理學時確實有用，管理學前輩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場附加值與經濟附加值、平衡記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們也是研究管理學的有力工具。
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借助數學模型分析會使推理更加嚴密精確，理論研究中運用數學可以減少爭論，而實證研究中運用具有一般性系統性容易被學術界所認可。在管理中數學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泰勒管理學派的管理科學學派就認為所謂管理就是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表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合乎邏輯的程序，求解出最優的方案以實現企業的目標。管理者通過數學模型的應用使得本來難以辨別優劣的備選方案變得明晰“直觀”了，諸方案因被量化而變得可比了。管理科學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定性是認識的起點，定量是認識的深化。數學無疑會為管理科學的定量分析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作為一種抽象的工具，數學模型有助于人們對一個復雜過程的理解，可以幫助管理者合理的決策。但它畢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的簡化與抽象，任何一種抽象都不得不舍棄對象本身的豐富性。在建立數學模型時，必須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設，他們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模型的運用就是對某些假設的檢驗。檢驗的正面結果表明這些假設有道理；檢驗的負面結果卻表明必須加以修改。有這種感性認識的逐步積累，我們就可以取得理性認識獲得一定的科學知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管理學要成長為一門科學離不開數學這一有益的工具，在對待管理學與數學的關系時，我們必須明白，數學僅僅是管理學不斷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單憑數學是不夠的，作為一門研究人們的管理行為的學科，它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人，它需要那些關于人的學科的支持。
5結語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是我們研究生階段深化系統的學習與研究必須掌握的方法。為了使研究更客觀更具體更具有說服力，我們就需要對我們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實證研究手法，使我們的研究結論更具客觀性及規范性。同時還應注重，理論分析框架——“視角”“參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運用，使我們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管理學問題，解釋和理解管理學的行為和現象。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下簡稱森）等學者那里，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杰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于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于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于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里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于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注：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于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杰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于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圣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并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采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于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于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于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于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于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復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后果，對于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圣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范疇而涉足于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后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范式道德行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頁。）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系。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于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么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么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范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致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注：劉偉等：《沖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里，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3頁。）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系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系、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并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于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積極探索了經濟倫理的貫通，深刻揭示和論證了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經濟學的貧困和倫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經濟與倫理相輔相成的創造性勞動。森指出，經濟學和倫理學相得益彰、工具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學關注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經濟學研究就不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追求有關。經濟學跟倫理學的這種關聯，規定了對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一般而言，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分為以下三大類：
（1）驗證型實驗，主要是對已有或公認的結論進行論證和驗明。（2）創新型實驗，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論知識體系指導下開展的創新型實驗，目標是通過不斷的實驗得出有創新意義的結論和思想。（3）仿真模擬型實驗，此類實驗主要針對一些財政行為，如政法財政管理、預算編制、政府會計和納稅遵從等，通過在實驗室仿真模擬實際操作流程進行實驗。研究人員在做這三大類實驗研究時，主要通過在可控的實驗環境下，針對實驗目的，通過控制某些條件（假設）來改變實驗的環境或規則，并觀察實驗對象的行為，分析實驗的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行為財政學研究中取得的結論，并提供政策決策的依據。因而，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了真實地表現或模擬財稅環境，如何篩選、操縱和控制眾多的財稅行為的影響因素。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兩種設計實驗影響因素的方法：一是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僅設置單一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在該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二是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設置多個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并分析多個影響因素發生變化時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以及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在實際的實驗過程中，根據實驗條件和實驗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會選擇不同的實驗方法。
（一）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通過在實驗環境中，經過每次實驗檢驗某一種或某一類影響因子對考察目標的影響情況。其優勢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實驗環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單一影響因素從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實驗參與者僅需要面對一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這使研究者易于觀察該影響因素對實驗參與者的影響。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會制度對于稅收遵從的影響時，就選擇將實驗中的初始資本、稅率、處罰率等影響因素都設為固定值，從而觀察社會制度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Cumming et al（2006）在實驗中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他為參與者給定了收入、稅率，但是卻設計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過觀察參與者對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應，便能夠得到稽查率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社會規范所包含的影響因素眾多，社會規范在一定的財稅環境下，對財稅政策的當事人具有一定的影響。Bobek ＆Ro－berts（2007）則主要通過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將眾多社會規范的子類分別設定為固定值或參照樣本，考察了社會規范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的研究中，由于個人申報的主觀性相對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時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來模擬個人申報的思想活動狀態和最終的納稅決策。在實驗中僅設計單一影響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實驗難度，但由于實驗環境過于簡化，與現實納稅遵從環境并不符合，會導致實驗結果的精度較低。隨著心理學和統計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更傾向于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
（二）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當研究者需要實驗環境盡可能接近現實世界中的財稅情形時，往往需要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研究人員采取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為了考察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對此所做出的反應。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來說，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具有更好的適應性，我們可以通過不斷調整各影響因素來對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組織進行的研究偷逃稅問題的實驗中，就采用了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此后，在進一步檢驗稽查率與納稅遵從行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過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檢驗了當納稅人高估檢查概率時的納稅行為以及政府服務在個人的納稅遵從決策中的影響，他們發現，由于一些實驗者高估了實際較低的檢查概率，所以導致所支付的實際稅額高于預期效用理論預測出的理論數額。在行為財政學的各種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慮了各種多因素影響方面，并將各類影響因素考慮到稅收實驗的設計中。在現實的財稅環境中，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的稅收自然也成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點。由于納稅申報的主觀性相對有彈性，故研究者也將心理學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的研究范疇中。Caroline et al（2001）選擇了若干樣本，從心理學角度去考察稅收遵從的問題，利用實驗數據實證得出了關于稅收遵從的各類動因。而幾乎在同一時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將心理學作為起點，從逃稅避稅的影響因素出發，用問卷調查法討論了社會對避稅、逃稅在道德標準和合法性方面的認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了這項研究，他們調查了友好勸說中性別的不同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他們創造性地采用了一個2（男性和女性）×2（友好勸說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實驗。首先，他們要求友好一組的參與者寫出并且讀出他們理應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兩組參與者說出他們的收入和所得稅情況。在這樣的實驗下，結果顯示出了性別和友好勸說以及性別的相互影響在申報所得中的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勸說組中女性申報的個人所得要明顯高于該組的男性申報的個人所得。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情緒，這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日益得到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研究稅收遵從的學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對過程公平與稅收遵從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緒在過程公平中有著重要作用的結論。Cebula（2004）將美國1975－1997年間的實際數據作為基礎數據進行綜合分析之后認為，公眾對所得稅偷逃稅程度與政府不滿情緒的強烈程度正相關。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將稅收遵從看作是一種心理稅收的契約，在這個前提下考察了在懲罰或獎勵的刺激下情緒與忠誠的相互作用。在這類研究中，情緒雖然已經被視作影響稅收遵從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對決策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情緒始終從未作為單個因素，而且情緒在遵從決策中處于怎樣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詳細描述，而且在以情緒為主題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現對稅收遵從的研究。除去情緒和公平感，納稅人具有自然人及社會人所具有的很多屬性，其中包括自然屬性———年齡、性別及其他生理差異，也包括社會人所具有的社會知識、法律知識、納稅認知、稅收道德、稽查率、價值取向、大眾的認可以及稅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經把這些因素作為影響納稅遵從的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時研究其余影響因素，通過在實驗室對自愿者測試了道德推理、風險偏好和稽查率、價值取向、稅制公平與否、周圍納稅人所施加的影響對稅收遵從的影響，在獲得一手實驗數據后通過協方差分析得出結論，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稅收遵從決策或行為。由于宏觀的稅收申報數據不易獲得，行為財政學的研究通常采用問卷調查或實驗室方法。在此基礎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論的稅收遵從模型中創新地使用了一種權重函數形式，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們比較了期望效用理論模型同該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為了獲得同樣的稅收遵從度所需要的罰款力度，該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前景理論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貼近實際情況，從而能夠較好地解釋人們為什么會納稅這樣一個問題。同樣，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使用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的納稅遵從實際情況數據檢驗了這三個國家中社會風尚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運用因子分析識別出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風尚結構，并發現納稅人自身及其親近人群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公認的正確行為這兩種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遵從行為。他們的研究認為，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人選擇納稅遵從的動因以及為什么實際納稅遵從度要高于經濟學模型中的預測水平。從此可見，多個影響因素能夠最大程度地模擬真實的財政行為，從而達到研究目的。在遵從動因、稽查率和遵從水平都成為了研究的焦點后，也有學者將稅收公平感與其他因素綜合考慮后來考察稅收遵從水平。Hanke et al（2010）在進行納稅遵從影響因素的實驗分析時，也設計了多個影響因素，在實驗中參與者需要依據不同的稅率、稽查率、罰款率以及公平性來做出納稅決策。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情況，都會選擇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在研究影響因素對于個人納稅遵從的作用時，有的學者僅僅設計單個影響因素的實驗，而大部分學者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財稅現實，往往采取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式，這樣能夠使實驗盡可能地模擬真實的納稅狀況。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通過不斷調整一些實驗要素來進行比對與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也有較大作用。
二、實驗對象
在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中，實驗對象的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同的實驗對象或者同一實驗對象在不同時期的實驗結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實驗對象的選擇方面要有嚴格的限定。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不僅會簡化實驗，而且能夠幫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驗結果。就學者們關于行為財政學的研究情況而言，在個體研究對象方面，本文將研究者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分為兩類，即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一）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要考察財政行為當事人（包括組織機構納稅者和自然人納稅者）和財稅規則制定執行者的行為。當研究各類當事人決策過程和行為模式時，很多研究者使用了無納稅經驗的參試人員。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個人納稅遵從的研究中，出于對實驗成本與實驗可控性的考慮，以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稅收工程軟件（稅收征管及稽查軟件），讓參試人員模擬稅務部門工作人員，對企業、個人的稅收申報、核查等進行實驗。與針對企業的稅收實驗相結合，研究人員可以設計大型實驗。比如將被測試者分成企業與政府兩個組，利用某一大型企業的實際財務數據，分別由兩個組的被測試者進行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對參試人員的認知進行引導，而代表政府的被測試對象則可根據稅法的要求檢驗規避是否合法。通過稅收實務的實驗，能夠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觀測財政行為當事人（包含政府決策者及納稅者）的行為模式和決策過程。Friedland（1978）首次開展了關于偷逃稅的模擬實驗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由于當時條件所限樣本量受到了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預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設計實驗時，也選擇了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就個體決策實驗的精確性而言，在校學生能夠與校外人員達到同樣的實驗效果。在研究財政學中的個體道德與行為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時，也有學者在實驗中同時引進有納稅經驗和無納稅經驗的人作為實驗研究對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稅收道德的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時，首先將對64名無納稅經驗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將實驗結果篩選比對，作為比較組（參照組），之后再對1500名有納稅人經驗者進行調查統計，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為與稅收遵從行為。實驗對象以前是否做過類似實驗也應當作為選取實驗對象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參與人第一次參與稅收實驗時，研究人員往往能夠得到更加貼近現實的實驗結果。Park et al（2003）通過實驗方法來分析韓國的稅收遵從影響因素。該學者選取了一批未做過類似實驗的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將實驗參與人分為5個小組，每個小組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實驗。McGee（2008）則為了分析比較文化差異對納稅遵從的影響，分別在美國和香港選取了一批本科學生來進行納稅遵從實驗。將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具有能夠降低實驗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許多研究者選擇將無納稅經驗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但是當實驗需要參與者具有對實際納稅情況的切實了解和體會時，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為合適的實驗對象。因此在一些實驗中，研究者選擇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作為實驗對象。
（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一類則是校外實際納稅人。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主要是基于實驗成本的考慮以及實驗對樣本量的要求。選擇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考慮到在保持較低成本的基礎上，使實驗參與者與實際納稅人行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就將一批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每個實驗對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資本、流動資金。他在實驗中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學生和有過工作經驗的研究生，作者發現，與以在校本科學生相比，有過納稅經驗的學生明顯更加在意稅后收益，而且避稅的傾向也更加突出，實驗所得的結果也更貼近實際納稅行為。與選擇有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參試人員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員選擇將校外的實際納稅人作為實驗研究的對象。這主要是由于，盡管選擇有納稅經驗的在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既能節約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無納稅經驗的缺陷，但這樣的選擇依舊存在選擇實驗對象的范圍較窄，樣本容量較小等問題。因此，有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選擇將校外納稅人作為研究對象。Slemrod et al（2001）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中就選取了填寫過1994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申報表的一些居民作為實驗對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調查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時，選取了4500位租賃房產物主作為實驗對象。另外，還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實驗中也都選擇有經驗的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選擇真實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這些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有直接的接觸，是現實納稅過程的直接參與人，他們的行為更加具有可參考性。但這樣選擇實驗對象同時存在著高成本、不易操作等問題，因此采用MBA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實是對兩者的中和，能夠實現優缺點的互補，提高實驗精度。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中，大規模的實驗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大規模的實驗，指實驗參試者數量眾多、人員結構復雜的實驗。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Wenzel ＆Taylor（2004）對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所進行的調查，實驗涉及的參試人員超過千名，最后的統計數據為1306名澳大利亞現籍公民，其中人員涉及面廣，包括社會各階層、各年齡層次和各層次學歷教育的公民，此種具有大規模參試人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模擬更為廣闊的財政稅收環境，并以此研究納稅人形成道德的過程。通過大規模調查，Wenzel ＆Taylor證實了基于自我分類理論的假設，即稅收道德促進稅收遵從的關鍵是納稅人是否將社會道德內化并指導日常行為。實驗對象數量的龐大也體現在財稅學者們的跨國調查和實驗中，跨國調查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橫向比較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納稅人的行為特征。Belkaoui（2004）橫向對比了30多個國家的稅收遵從度，通過實際大規模的調查發現，國際間稅收遵從度與證券市場重要性程度、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競爭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實驗條件
實驗條件對于實驗結果的精確與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就實驗內部條件而言，在實驗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以及精確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使實驗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計算，對實驗結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實驗過程中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則能夠促進實驗條件的改善，實現資源共享，并提高實驗的精確性。
（一）內部條件
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的內部條件，主要是指實驗室的高性能計算機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擬計算方法，這些條件對實驗精度有很大的影響。在Fried－land（1978）最初進行的稅收實驗研究中，由于受當時研究條件的限制，其實驗只是在工作室發放問卷完成的，并不能實現很好的模擬控制。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合理的計算機軟件，在實驗結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并且采用先進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節約實驗時間并提高實驗精度。Riedl et al（2001）將納稅遵從實驗的場所選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CREED實驗室，實驗室中的數十臺計算機能夠實現聯網，充分保證實驗過程將受到較好的模擬控制。但是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沒有作為考慮因素，實驗允許參與者可以進行交流，這顯然會影響到他人對于實驗的判斷和決策。Alm（2006）設計的稅收實驗中采用了計算機軟件來決定隨機稽查率，并通過電子屏展示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與Alm的實驗類似，有的實驗中會在電子屏告知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干擾參與者對于其他人的判斷，參與者會自行與其他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然后在下一階段不斷修改。這也干擾了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會影響到實驗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發現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開展稅收遵從實驗是在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實驗室進行的，他認為參與者在實驗中應當是完全封閉的，于是在實驗室設立了許多小隔間，而且不透露其他參與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夠實現個人空間的私密化。
（二）外部條件
實驗室的內部條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應當忽視外部資源的利用。與其他機構等外部資源的合作自然也會為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提供研究條件。有些學者會與其他學者或研究院進行合作，完善實驗條件，Borck et al（2002）的稅收實驗就是在實驗過程中與Fischbacher展開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設計的一個計算機軟件來運行實驗程序。最終得到非常理想的實驗結果。與此相比，有的學者則會通過與一些大型的稅務咨詢公司進行合作實驗，提升實驗的專業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稅收實驗就是在H＆R公司的60個辦公室中進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國最大的稅收公司，擁有全球頂級的稅收咨詢系統，這一點為進行稅收實驗提供了非常好的實驗基礎。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強調與其他大學實驗室的交流與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實驗中，有兩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有6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學的普通實驗室，由于不同等級實驗室的實驗條件存在較大區別，所以結果明顯發現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中取得的實驗成果精度更高。實驗精度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實驗研究的結果與目的，在環境較好的、有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進行實驗，往往能夠很好地完成實驗步驟，達成實驗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實驗室中是否存在干擾因素也是考察實驗條件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實驗允許實驗參與者之間開展交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干擾其他實驗參與者在實驗中的決策。因此，在設計稅收遵從實驗時，應盡量實現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盡量確保參與人獨立進行實驗。
四、實驗步驟
學者們在進行稅收遵從實驗時基本上采取兩種方式來進行：（1）將實驗分為若干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改變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稅率、稽查率和處罰率等等，從而在每個實驗階段觀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響。（2）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每個實驗都在一定的稅收環境下進行，最后再進行獨立實驗間的對比分析。根據實驗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來設計實驗步驟。
（一）分階段實驗
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影響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影響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Coleman（1996）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將一批MBA學生分為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內部的成員將被分配至不同的稅收環境來進行稅收決策，通過對每個小組的考察，來分析比較不同初始資金對納稅人決策的影響。他將稅收遵從實驗分為以下四個部分：首先進行稽查的預先通知，這主要是測驗當納稅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會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費者服務，第三是加入納稅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設計表格M－1，這是為了檢驗納稅人發生填報錯誤的概率或不遵從增加的幾率。Lei et al（2002）為了研究資本利得稅的納稅遵從度，在實驗中每個部分都設計有12個交易期，每個交易期都持續4分鐘，在每個交易期結束時單位財產都將被賦予一定的紅利。Kleven et al（2010）則將實驗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報月份進行；另一部分則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進行。這些實驗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實驗階段，通過設計不同的影響因素，考察人們的財稅行為和決策過程。研究者會在行為財政學實驗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理論和納稅人的認知情況，人為地對被測試者釋放不同的信息，從而證得行為財政學中納稅遵從方面的不同結論。Dhami et al（2007）從理論的角度結合行為財政學的實驗方法，在累積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解釋了預繳稅款謎題，認為預繳稅款能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損失函數并不是線性的，比起可能獲得的退稅收益，納稅人對損失的感受更為突出。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將被測試人員分組并將實驗步驟分為若干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釋放不同的財稅信息給被測試者。其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實驗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Holler在將被測試人員分為不同的認知階段后，發現將納稅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傳達給納稅者，可以提高稅收遵從度。分階段實驗具有比較好的可控性，易于觀察不同影響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程度，但是設計合理的實驗階段非常重要，實驗階段太少可能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精度，實驗階段太多則會使實驗過于復雜，因此，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應當根據不同的實驗目的選擇匹配的實驗階段。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因此，也有學者選擇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二）獨立分組實驗
將實驗劃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很好地解決分階段實驗的慣性效應問題，因為實驗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擾的問題，由此能夠更準確地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實驗研究方法來研究預繳現象，他就采用了將實驗分為若干獨立實驗的方法，將來自于6個國家的674個實驗對象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了10個獨立的實驗。實驗根據國別不同來進行分組，最后進行小組間的對比分析，通過對實驗進行組間控制，實驗結果與前景理論的預測相一致，即處于補繳狀況的納稅者表現出更多的不遵從現象。Kerschbamer（1998）在進行稅收實驗研究時，將實驗參與人分為兩個獨立實驗，實驗中根據參與者的年齡、初始成本來進行實驗分布，同時在這兩個獨立實驗中稅收環境也有較大差異（稅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約5個百分點）。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調查了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人對于稽查率增加的反應，作者將1714名實驗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為9個小組進行獨立實驗，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低收入低稽查率實驗小組，高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禮品交換中的贈予稅時，在實驗研究中將實驗對象分為公司和工人兩個獨立實驗小組，最后進行實驗小組的對比分析，這樣的獨立實驗主要是期望能夠分析針對不同的納稅對象，調整稅收環境是否會造成不同的實驗結果。不同的分組與相對的獨立組間控制，可以使得實驗發起者對實驗對象的不同認知方面進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亞納稅人的申報行為及其態度時Ni－emirowski et al（2003）調查了，通過將參試人員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組，并通過分組對參試人員進行同方向的認知引導（例如從基于稅收的價值、信念、態度和法務知識方面引導），其研究證實了納稅人不同信念、對納稅的認知度和對法務知識的了解程度與實際的稅收遵從決策之間的關聯，從其關聯可以得出可靠的結論：對某些避稅行為的容忍和不遵從的意圖是稅收決策的兩個關鍵因素。盡管從心理認知學的角度來看，納稅人對稅務知識的了解到深刻認識是復雜及緩慢的過程，但學者們發現，通過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可以進一步將納稅人的認知、納稅決策過程和最終的稅收決定相聯系起來。Creedyet al（2007）所著的關于線性所得稅的相關論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對于不同約束條件下怎樣確定線性所得稅的參數給出了非常詳細講解，為了避免過于復雜的數學推導，他給出了一個近似的算法，簡化了計算過程，從而進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為財政學實驗研究后的計算統計方法。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門的財政預算管理為主。其目的是將公共管理部門進行財政管理的實際操作流程引入到實驗室進行仿真模擬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擬實驗包括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政府采購實務操作模擬實驗。每個實驗還可以根據具體的實驗內容細分為不同的子項目，如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根據政府預算的流程又細分為部門預算編制、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與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三個部分。部門預算編制實驗模擬真實的部門預算編制流程，將被測試者分為財政部門、各個預算單位等角色，使被測試者在實踐中理解和掌握部門預算的基本編制流程。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能夠通過系統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地方稅務局、銀行、國庫的三方核對，有效控制稅金的及時快速繳納。而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以細化的部門預算為基礎，將所有財政收支全部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這三個部分既可單獨作為實驗科目，又可以聯系起來組成一個綜合實驗。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將被測試者分組，賦予各組不同的財政角色，如預算組、國庫組、預算單位組、政府采購組等。在實驗過程中，實驗研究人員可以針對不同的組分配不同的任務，使組內部工作協調起來，并通過業務的串聯，使組和組之間形成業務的協作關系。一次試驗完畢，被測試者可以進行角色互換，使研究人員能夠獲得不同組的全面的財政行為的實驗結果及各類模擬。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實驗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但并不是實驗階段越多越好，實驗階段應根據實驗的目的來匹配。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五、結語
我們主要從實驗方法、實驗對象、實驗條件以及實驗步驟四個方面分析比較了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從這四個方面分別對學者們在個人納稅遵從研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進行了對比。財政學實驗以理論知識為基礎，理論與實驗相結合。行為財政學實驗的突出特點是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之上，才能自由運用模擬軟件、實施大型財政學實驗項目。例如稅務實驗，參加實驗之前參試人員必須要對稅法相應的知識點熟練掌握或對納稅規則有所了解和認知，才能進行稅收規劃、申報等科目的實驗。如果參試人員對于企業所得稅的抵扣條款或個人所得稅都一無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項完整的企業稅收申報或者個人所得稅的申報。研究人員應在實驗之前，反復強調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督促參試人員做好各項知識儲備，才能達到實驗的基本目的。根據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并結合我國目前納稅遵從的現況，我們認為關于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在實驗中選擇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我國正處于稅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時期，分析相關稅收政策的改革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納稅情況，能夠更好地分析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下個人納稅遵從實驗所取得的結果的變化，從而為我國稅制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在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人員長時間地對納稅遵從模式所進行的分析，得出了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將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較為注重社會的評價；基于社會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注重對政治權利的訴求和對自身利益的有效保護，以及由此產生對稅務機關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來，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可以擴展到很多個，同時研究者還需將心理學以及個體差異等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實驗中。
2．合理選擇實驗對象，擴大樣本容量。實驗對象是影響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精度的重要因素，選擇合理的實驗對象，不僅能夠很好地控制實驗成本，提高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也能夠保證實驗結果更加符合實際納稅人行為，使實驗結果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研究人員在對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難免會隨機邀請不同專業背景的實驗人員，差異化安排實驗內容。財政學中的稅收遵從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課，但每個個體所認知的內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淺是有差異的。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和針對這一現象，對不同的參試人員進行考察，根據其不同的認知結構，設計不同的實驗方案，以驗證和考察所需要的行為財政學結論和觀點。比如認知結構不清晰和認知程度不深的參試人員，所了解的財政學或稅收的內容原本就少，在上機實驗環節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綜合性的實驗，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實驗項目。而對財務、會計和財政學了解較專業的參試人員，可以被直接安排參與和稅收相關的實驗，他們的上機實驗就可以增加復雜度或難度，以驗證更為復雜和全面的行為財政學觀點。對于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采用分組形式進行的實驗項目，應將單個學生的考核與小組的考核相結合，以全面考核參試人員的認知過程和決策程序。實驗考核可以將研究實驗問卷的結果與在填寫問卷或在稅收游戲答題時的決策過程想結合，主要根據參試人員的綜合表現或狀態來確定，如參與情況（心理變化、認知后的情緒變化等）、個人能力（如財稅知識的應用能力、對其他人員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等）、實際結果的情況等綜合評判。綜合后的實驗結果評判也從單一的由單向打分制，轉變為多維度的全面評價相結合的方式。
3．內部實驗條件與外部實驗條件有機結合。實驗條件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應當盡量保證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保證參與人不受外界影響的條件下進行實驗。另外，在對實驗結果進行處理時，應當采用更精確的計算方法和處理手段，確保結果的精確性。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財政學的實驗環境非常優越。近年來，通過裝備先進的計算機和網絡設備，實現了從傳統手工操作、沙盤模擬一躍跨入先進的計算機模擬，網絡化管理的CAI環境。如今80％的實驗項目可通過計算機進行模擬和操作，60％的項目在互聯網或局域網環境下進行，傳統的技術實驗也可以由掛圖、教師手把手、面對面的輔導方式，轉向多媒體、電子幻燈、視頻以及電子教室系統實現的通過計算機網絡進行一對一的輔導方式。先進的技術使實驗內容的廣度深度從量到質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驗效果和質量都會有明顯的提高。隨著我國科技的不斷發展，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的行為財政學研究人員可以進一步運用現代化實驗手段，采用多元化的實驗模式。除了采用傳統實驗室方式讓參試人員被動認知和現場指導外，還可以大力采用電子計算機化的實驗手段，一方面，利用多媒體技術、投影技術制作多種財稅認知課件，增強參試人員主觀認知的能動性，利用這種方法可及時補充相關學科最新發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強實驗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網絡輔助實驗平臺，向廣大參試人員提供該實驗的課件、實驗網絡資源、設計實驗及答疑討論區等內容。參試者可以從中下載獲取該實驗對應部分的教學資料、實驗數據等。答疑區可以使參試者克服羞澀，促使其主動、大膽地暴露自己最真實的財稅行為（在討論區還由實驗研究人員擔當主持），由參試者進行自由的討論與交流。
近幾年來，旨在教會學生會學習、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學法指導的研究和實踐已是基礎教育改革的一個熱門課題。這一課題的提出和研究，不僅對當前提高基礎教育質量、實施素質教育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培養未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促進科教興國具有歷史意義。
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的高速發展，數學的應用越來越廣，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不僅如此，數學教育的實踐和歷史還表明，數學作為一種文化，對人的全面素質的提高具有巨大的影響。因此，提高基礎教育中的數學教學質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可目前由于受“應試教育”的影響，數學教學中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和做法時有發生，為此更新數學教學思想、完善數學教學方法就顯得更加迫切。在數學教學中，開展學法指導，正是改革數學教學的一個突破口。
一
對數學教學如何實施數學學習方法的指導，人們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和實驗。首先是通過觀察、調查，歸納總結了中學生數學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如“學習懶散，不肯動腦；不訂計劃，慣性運轉；忽視預習，坐等上課；不會聽課，事倍功半；死記硬背，機械模仿；不懂不問，一知半解；不重基礎，好高騖遠；趕做作業，不會自學；不重總結，輕視復習”［1］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數學學法指導的途徑和方法，如數學全程滲透式（將學法指導滲透于制訂計劃、課前預習、課堂學習、課后復習、獨立作業、學結、課外學習等各個學習環節之中）［2］；建立數學學習常規（課堂常規———情境美，參與高，求卓越，求效率；課后常規———認真讀書，整理筆記，深思熟慮，勇于質疑；作業常規———先復習，后作業，字跡清楚，表述規范，計算正確，填好《作業檢測表》，重做錯題）［3］等等。誠然，這對于端正學習態度、養成學習習慣、提高學業成績、優化學習品質，采勸對癥下藥”的策略，開展對學習常規的指導，無疑會收到較好的效果。但是，數學學習方法的指導，決不能忽視數學所特有的學習方法的指導。可以說，這才是數學學法指導之內核和要害。也就是說，數學學法指導應該著重指導學生學會理解數學知識、學會解決數學問題、學會數學地思維、學會數學交流、學會用數學解決實際問題等。有鑒于此，筆者主要從“數學”、“數學學習”出發，來闡釋數學學習方法，論述數學學法指導。
二
從數學的角度出發，就是要考察數學的特點。關于數學的特點，雖仍有爭議，但傳統或者說比較科學的提法仍是3條：高度的抽象性、邏輯的嚴謹性和應用的廣泛性。
1．數學研究的對象本來是現實的，但由于數學僅從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方面來反映客觀現實，所以數學是逐級抽象的產物。比如三角形形狀的實物模型隨處可見，多種多樣，名目繁多，但數學中的“三角形”卻是一種抽象的思維形式（概念），撇開了人們常見的各種三角形形狀實物的諸多性質（如天然屬性、物理性質等）。因此，學習數學首當其沖的是要學習抽象。而抽象又離不開概括，也離不開比較和分類，可以說比較、分類、概括是抽象的基礎和前提。比如，要從已經過抽象得出的物體運動速度v＝v0＋at、產品的成本m＝m0＋at、金屬加熱引起的長度變化l＝l0＋at中再次抽象出一次函數f（x）＝ax＋b，顯然要經過比較（它們的異同）和概括（它們的共同特征）。根據數學高度抽象性的特點，數學學法指導要強調比較、分類、概括、抽象等思維方法的指導。
2．數學結論的可靠性有其嚴格的要求，觀察和實驗不能作為論證的依據和方法，而是要經過邏輯推理（表現為證明或計算），方能得以承認。比如，“三角形內角和為180°”這個結論，通過測量的方法是不能確立的，唯有在歐氏幾何體系中經過數學證明才能肯定其正確性（確定性）。在數學中，只有通過邏輯證明和符合邏輯的計算而得到的結論，才是可靠的。事實上，任何數學研究都離不開證明和計算，證明和計算是極其主要的數學活動，而通常所說的“數學思想方法往往是數學中證明和計算的方法。探求數學問題的解法也就是尋找相應的證明或計算的具體方法。從這一點上來說，證明或計算是任何一種數學思想方法的組成部分，又是任何一種數學思想方法的目標和表述形式”［4］。又由于證明和計算主要依靠的是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所以根據數學邏輯的嚴謹性特點，數學學法指導要重視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的指導。
3．由于任何客觀對象都有其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因而從理論上說以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數學可以應用于客觀世界的一切領域，即可謂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變、生物之謎、日用之繁，無處不用數學。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不但首先要提出問題，并用明確的語言加以表述，而且要建立數學模型，還要對數學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論證，對數學結果進行檢驗和評價。也就是說，數學之應用，它不僅表現為一種工具，一種語言，而且是一種方法，是一種思維模式。根據數學應用的廣泛性特點，數學學法指導還要指導學生建立和操作數學模型，以及進行檢驗和評價。
三
從數學學習的角度出發，就是要通過對數學學習過程的考察，引申出數學學法指導的內容和策略。關于數學學習的過程，比較新穎的觀點是：“在原有行為結構與認知結構的基礎上，或是將環境對象納入其間（同化），或是因環境作用而引起原有結構的改變（順應），于是形成新的行為結構與認知結構，如此不斷往復，直到達成相對的適應性平衡”［5］。通過對這一認識的分析和理解，就數學學法指導而言，可概括出以下3點：
1．行為結構既是學習新知的目的和結果，又是學習新知的基礎，因而在數學教學中亦需注重外部行為結構形成的指導。由于這種外部行為主要包括外部實物操作和外部符號（主要是語言）活動，所以在數學學法指導中，一要重視學具的操作（可要求學生盡可能多地制作學具，操作學具）；二要重視學生的言語表達（給學生盡可能多地提供言語交流的機會，可以是教師與學生間的交流，也可以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
2．認知結構同樣既是學習新知的目的和結果，也是學習新知的基礎，故而數學教學要加強數學認知結構形成的指導。所謂數學認知結構，是指學生頭腦中的知識結構按自己的理解深度、廣度，結合自己的感覺、知覺、記憶、思維等認知特點，組合成的一個具有內部規律的整體結構。因此，對于學生形成數學認知結構的指導，關鍵在于不斷地提高所呈現的數學知識和經驗的結構化程度。在數學學法指導中，須注意如下幾點：①加強數學知識間聯系的教學。無論是新知識的引入和理解，還是鞏固和應用，尤其是知識的復習和整理，都要從知識間的聯系出發。②重視數學思想的挖掘和滲透。由于數學思想是對數學的本質的認識，因而數學思想是數學知識結構建立的基礎。常見的數學思想有：符號思想、對應思想、數形結合思想、歸納思想、公理化思想、模型化思想等等。③注重數學方法的明晰教學。數學方法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是建立數學知識結構的橋梁。常見的數學方法有：化歸法、構造法、參數法、變換法、換元法、配方法、反證法、數學歸納法等。
近幾年來，旨在教會學生會學習、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學法指導的研究和實踐已是基礎教育改革的一個熱門課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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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原有行為結構與認知結構的基礎上，無論是通過同化，還是通過順應來獲得新知，必須是在一種學習機制的作用下方能實現。而這種學習機
制主要就是對學習新知過程的監控和調節，即所謂的元學習。實質上，能否會學，關鍵就在于這種學習是否建立起來。于是，元學習的指導又成為數學方法指導的重要內容。為此，在數學學法指導中，需要注意：①要傳授程序性知識和情境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即是對數學活動方式的概括，如遇到一個數學證明題該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再干什么，就是所謂的程序性知識。情境性知識即是對具體數學理論或技能的應用背景和條件的概括，如掌握換元法的具體步驟，獲得換元技能，懂得在什么條件下應用換元法更有效，就是一種情境性知識。②盡可能讓學生了解影響數學學習（數學認知）的各種因素。比如，學習材料的呈現方式是文字的、字母的，還是圖形的；學習任務是計算、證明，還是解決問題，等等。這些學習材料和學習任務方面的因素，都對數學學習產生影響。③要充分揭示數學思維的過程。比如，揭示知識的形成過程、思路的產生過程、嘗試探索過程和偏差糾正過程。④幫助學生進行自我診斷，明確其自身數學學習的特征。比如：有的學生擅長代數，而認知幾何較差；有的學生記憶力較強而理解力較弱；還有的學生口頭表達不如書面表達等。⑤指導學生對學習活動進行評價。如評價問題理解的正確性、學習計劃的可行性、解題程序的簡捷性、解題方法的有效性等諸多方面。⑥幫助學生形成自我監控的意識。如監控認知方向意識、認知過程意識和調節認知策略意識等等。
四
根據數學內容的性質，數學教學一般可分為概念教學、命題（主要有定理、公式、法則、性質）教學、例題教學、習題教學、總結與復習等5類。相應地，數學學法指導的實施亦需分別落實到這5類教學之中。這里僅就例題教學中如何實施數學學法指導談談自己的認識。
1．根據學生的學情安排例題。如前所述，學習新知必須建立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從內容上講，這個基礎既包括知識基礎，又包括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還包括學習興趣、認知意識，乃至學習態度等有關學習動力系統方面的準備。因此，無論是選配例題，還是安排例題，都要考慮到學生的學習情況，尤其是要考慮激發學生認知興趣和認知需求的原則（稱之為動機原則）。在例題選配和安排中，可采取增、刪、調的策略，力求既突出重點，又符合學生的學情。所謂增，即根據學生的認知缺陷增補鋪墊性例題，或者為突破某個難點增加過渡性例題。所謂刪，即根據學生情況，刪去比較簡單的例題或要求過高的難題。所謂調，即根據學生的實際水平，將后面的例題調至前面先教，或者將前面的例題調到后面后教。
2．根據學習目標和任務精選例題。例題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莫過于理解知識，應用知識，鞏固知識；莫過于訓練數學技能，培養數學能力，發展數學觀念。為發揮例題的這些基本作用，就要根據學習目標和任務選配例題。具體的策略是：增、刪、并。這里的增，即為突出某個知識點、某項數學技能、某種數學能力等重點內容而增補強化性例題，或者根據聯系社會發展的需要，增加補充性例題。這里的刪，即指刪去那些作用不大或者過時的例題。所謂并，即為突出某項內容把單元內前后的幾個例題合并為一個例題，或者為突出知識間的聯系打破單元界限而把不同內容的例題綜合在一起。
3．根據解題的心理過程設計例題教學程序。按照波利亞的解題理論，一般把解題過程分為弄清問題、擬定計劃、實現計劃、回顧等4個階段。這是針對解題過程本身而言的。但就解題教學來說，還應當增加一個步驟，也是首要環節，即要使學生“進入問題情境”，讓學生產生一種認知的需要。對于“進入問題情境”環節，要求教師用簡短的語言，在承上啟下中，提出學習目標，明確學習任務，激起認知沖突。而對其余4個環節，教師的行為可按波利亞的“怎樣解題表”中的要求去構思。一般教師和學生都能夠注意做到做好前3個環節，卻容易忽視“回顧”環節。
嚴格說來，回顧環節對解題能力的提高，對例題教學目的的實現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回顧環節來講，除波利亞提出的幾條以外，更為主要的是對解題方法的概括和反思，并使其能遷移到其它問題的解決之中。
[關鍵詞]教學方法;工商管理教學;創新
現代工商管理教學正在逐步形成“以學為主”取代“以教為主”的教學設計模式。要保證整個教學活動進程的前后呼應、連貫完整和各教學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及相互配合,作為核心內容與落腳點的工商管理教學方法的設計是影響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有效的教學方法能較好地發揮教學理論具體化和教學活動概括化的作用,它集中地反映了教學設計者的教育思想和主張。最優的教學方法具有動態性、系統性和適用性,是在特定的教學背景下達成特定的教學目標的系統體系。筆者通過教學實踐中的摸索和總結,結合教育科學理論、思想和方法,歸納出以下幾種方法可供工商管理教學借鑒與運用。
11支架式教學方法
這種教學方法來源于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最鄰近發展區”理論。維果斯基認為,在學生智力活動中,對于所要解決的問題和原有能力之間可能存在差異,通過教學,學生在教師幫助下可以消除這種差異,這個差異就是“最鄰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方法正是從維果斯基的思想出發,借用建筑行業中使用的“腳手架”作為概念框架的形象化比喻,其實質是利用概念框架作為學習過程中的腳手架。這種框架中的概念是為幫助學生對問題的進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也就是說,該框架應按照學生智力的“最鄰近發展區”來建立。因而可通過這種腳手架的支撐作用(或曰“支架作用”),不停頓地把學生的智力從一個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真正做到使教學走在發展的前面。為此,事先要把復雜的學習任務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學習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支架式教學方法由以下幾個步驟組成:
(1)搭腳手架:圍繞當前的學習主題,按“最鄰近發展區”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2)進入情境:將學生引入一定的問題情境(概念框架中的某個層次)。(3)獨立探索:讓學生獨立探索。探索內容包括:確定與當前所學概念有關的各種屬性,并將這些屬性按其重要程度順序排列。探索開始時,要先由教師啟發引導(如演示或介紹理解類似概念的過程),然后讓學生自己去分析。探索過程中教師要適當提示,幫助學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起初的引導、幫助可以多一些,以后逐漸減少,越來越多地放手讓學生自己探索。
最后要爭取做到無需教師引導,學生自己能在概念框架中繼續攀升。
以“管理學原理”課程中“管理職能”部分的教學為例,圍繞“管理職能分析”這一主題,在學生對計劃、組織、領導、控制職能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搭建起系統性的概念框架,包括各種職能的基本含義、涉及的工作范圍、在管理過程中的體現等。然后給學生設定一個問題情境,給予學生充分的獨立探索的空間,按照教師設定的“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架構,拿出各自基于合理分析和充分論證的方案。最后,在教師的引導下,經過充分討論后,教師幫助學生選出相對合理的最佳過程。
21拋錨式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實事件或真實問題的基礎上。確定這類真實事件或問題的過程被形象地比喻為“拋錨”,因為一旦這類事件或問題被確定了,整個教學內容和教學進程也就被確定了(就像輪船被錨固定一樣)。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想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即達到對該知識所反映事物的性質、規律及該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聯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辦法是讓學習者到現實世界的真實環境中去感受、去體驗(即通過獲取直接經驗來學習),而不是僅僅聆聽別人(如教師)關于這種經驗的介紹和講解。由于拋錨式教學要以真實事例或問題為基礎(作為“錨”),所以有時也被稱為“實例式教學策略”或“基于問題的教學策略”。拋錨式教學策略由這樣幾個步驟組成:
(1)創設情境:使學習能在和現實情況基本一致或相類似的情境中發生。
(2)確定問題:在上述情境下,選擇出與當前學習主題密切相關的真實性事件或問題作為學習的中心內容(讓學生面臨一個需要立即去解決的現實問題)。選出的事件或問題就是“錨”,這一環節的作用就是“拋錨”。
(3)自主學習:不是由教師直接告訴學生應當如何去解決面臨的問題,而是由教師向學生提供解決該問題的有關線索(如需要收集哪一類資料、從何處獲取有關的信息資源及現實中專家解決類似問題的探索過程等),并要特別注意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包括:①確定學習內容表的能力(學習內容表是指完成與給定問題有關的學習任務所需要的知識點清單);②獲取有關信息與資源的能力(知道從何處獲取及如何去獲取所需的信息與資源);③利用、評價有關信息與資源的能力。
還是以“管理學原理”課程為例,在講到“管理者技能與角色”這一知識點時,如果平鋪直敘地介紹管理者有哪些技能要求和角色定位,學生會感到比較枯燥,而且也難以形成較深刻的印象。如果給出一個案例,描述一個出色的技術人員在被提升為中層管理者時遇到的種種煩惱,讓學生反思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這就是一個“拋錨”的過程。教師并不直接告訴學生應當如何解決面臨的問題,而是提供給學生一些線索,如“收集管理者的層次分類”、“管理者的技能要求”和“角色定位”方面的資料,從教材及各種文獻資料中去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和信息,從而幫助學生確定所需要的知識點清單,進而利用自己認為應當了解的知識并結合案例給出問題的原因分析和解決方案。最終搞清不同層次的管理者應當具備的概念技能、人際關系技能和技術技能是有不同要求的,差別在哪里,角色轉換時產生障礙的本質原因,以及由操作者轉變為管理者應如何把握人際關系方面的角色、決策制定方面的角色和信息中樞方面的角色等。
31隨機進入式教學方法在工商管理教學中,往往存在一些復雜性和多面性的問題,有些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這就需要對同一教學內容,要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下,為不同的教學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現。換句話說,學生可以隨意通過不同途徑、不同方式進入同一教學內容的學習,從而獲得對同一事物或同一問題的多方面的認識與理解,這就是“隨機進入式教學”。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事物內在性質和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這種多次進入,不是像傳統教學那樣,只是為鞏固一般的知識、技能而實施的簡單重復。這里的每次進入都有不同的學習目的,都有不同的問題側重點。因此多次進入的結果,絕不僅僅是對同一知識內容的簡單重復和鞏固,而是使學生獲得對事物全貌的理解與認識上的飛躍。
隨機進入式教學的基本思想是要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識遷移能力(即靈活運用所學知識的能力),以“企業戰略管理”課程中“經營戰略分析”部分為例,簡述這種方法的基本過程:
(1)呈現基本情境:向學生呈現與當前學習主題的基本內容相關的情境,如企業基本情況、外界環境、企業戰略制定過程基本情況等。
(2)隨機進入學習:在給出了基本情境的描述后,可以讓學生從企業的市場效應、內部效應、短期效應、長期效應等角度進行分析評價和自主學習,訓練學生對問題全面、系統的認識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
(3)思維發展訓練:在這種方法的應用中,教師應特別注意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①對學生應加強思維方法的指導,向學生提出問題時,應有利于促進其認知能力的發展而非純知識性提問,如“從短期效應來看,企業主要有哪些考慮?”②要了解學生的思維特點,注意建立學生的思維模式,如教師可通過這樣一些問題來建立學生的思維模式:“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知道這是正確的?”“你對這個問題怎么分析?”“這是為什么?”等等;③注意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如可以問:“還有沒有其他的角度?”“請對A與B做出比較?”“請評價某種觀點”等等。
41啟發式教學方法啟發式教學最早是孔子所創,只有八個字:“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釋;“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可見“,憤”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正在積極思考,急于解決而又尚未搞通時的矛盾心理狀態。這時教師應對學生思考問題的方法適時給予指導,以幫助學生開啟思路,這就是“啟”。
“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已經有所思考,但尚未考慮成熟,處于想說又難以表達的矛盾心理狀態。這時教師應幫助學生弄清事物的本質屬性,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然后用比較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這就是“發”。進一步解釋,就是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始至終處于主動地位,讓學生主動提出問題、思考問題,等到學生處于“憤”的心理狀態,即遇到思維過程中的第一種矛盾而又無法解決時,教師才去點撥一下。然后又讓學生繼續去認真思考,等到學生進入“悱”的心理狀態,即遇到思維過程中的第二種矛盾且無法解決時,教師再點撥一下,從而使學生柳暗花明,豁然開朗。這種方法致力于讓學生主動去發現、去探索,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教師只是從旁邊加以點撥,起指導和促進作用。不難看出,啟發式教學方法帶有深刻的認知心理學基礎,既有利于促進學生的思維、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更有利于對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
例如,在“現代廣告學”課程的教學中,在講到“不同種類的廣告媒體”這一部分時,運用啟發式教學法可以讓學生通過主動思考,在應用中挖掘知識點,進而達到掌握該部分知識的目的。首先給出問題讓學生思考:現有10000箱方便面,如何將它變成現金?起初教師要善于發現每位學生發言中的積極因素(哪怕只是萌芽),并及時給予肯定和鼓勵。隨著學生思考的深入,教師要善于發現每位學生暴露出來的對于某個概念(或認識)的模糊或不準確之處,并及時采用適合學生接受的方式予以指出,如從如何利用各種廣告手段加以引導,將學生從毫無邊際的思考中拉到設定的軌道上來。當學生初步了解了各種廣告形式后,會產生初步的想法,這時教師應幫助學生弄清問題的本質,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當學生開始偏離教學內容或糾纏于枝節問題時,要及時加以正確的引導。進一步幫助學生搭起系統性的概念框架,這包括啟發學生應當從哪些方面深入思考,如不同種類的廣告媒體的運作過程、優劣分析、制作過程、成本、適應范圍、傳播方式及在營銷促進中的效率和效果等方面,讓學生自己去分析、思考,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如果學生在自己設定的情境中遇到困惑,教師可以隨時加以點撥,引導學生向著“可行性、社會效果好、變現效率高”的方向推進。最后,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經過充分討論,選出相對合理的最佳方案。這個過程就是幫助學生發揮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獨立分析、思考,主動建構知識框架的過程。學生通過對各種方案的評價,搞清了好在哪里,同時也在對不同廣告媒體的比較中掌握了該部分知識的核心內容。
51協作式教學方法工商管理類的許多課程常常需要在個人自主學習的基礎上,通過小組討論、協商和角色扮演等不同策略,進一步完善和深化對主題的意義建構。這個過程為學習者提供了對同一問題用多種觀點進行觀察比較和分析綜合的機會,這種機會顯然對問題的深化理解、知識的掌握運用和能力的訓練提高大有裨益,而且還能有效地培養對于21世紀新型人才至關重要的合作精神。常用的協作式教學方法有“課堂討論”、“角色扮演”、“競爭”、“協同”和“伙伴”等五種。整個協作學習過程均應由教師組織引導,討論的問題可由教師提出,也可以由學生提出。
(1)課堂討論:這種教學方式可以與啟發式教學方式結合,在自主學習的基礎上開展小組討論、多向交流,以進一步挖掘主題的內涵,促進知識意義的生成。課堂討論中應當注意:①創設能引起爭論的初始問題。②將討論引向深入,并一步步生成后繼問題。③教師要考慮如何站在稍稍超前于學生智力發展的邊界上,引導學生“學會做什么”,切忌直接告訴學生“應該做什么”,即不要代替學生思維。④當討論偏離教學內容或糾纏于枝節問題時,要及時加以正確的引導。⑤對于學生在討論過程中的表現,教師要適時用適合學生接受的方式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切記使用容易挫傷學生自尊心的詞語)。⑥在討論結束前,應由教師(或學生自己)對整個學習過程做出小結。在工商管理課程中,許多案例教學環節往往是這樣進行的。
(2)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有助于學生設身處地去體驗、理解學習的內容和學習主題的要求。
可以采取兩種不同形式的角色扮演:一是師生角色扮演;二是情境角色扮演。在學習“公司治理”課程中“公司兼并與收購”部分時,可以采取師生角色扮演的方式。課前讓學生充分做準備,查閱一些兼并與收購的案例,并對其過程做出整理、分析與評價。這不僅鍛煉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且經過師生角色換位,當學生把某個問題給別人作了詳細講解之后,往往會對該問題有新的體會與理解。學習“管理溝通”課程時,讓學生分別扮演溝通事件中的各方,是運用“情境角色扮演”教學策略的很好實例。
(3)競爭:在工商管理的某些課程中,需要貫穿適當的課堂練習以加深和鞏固所學知識時,可以采取競爭的方式。例如,在“項目管理”課程“網絡圖繪制”的教學中,當學生明白了繪制網絡圖的基本原理和規則后,等于在岸上明白了游泳的方法和要領,是否真正學會游泳還要親自到水里實踐。那么,這就需要由教師先提出相關信息,由學生進行一個繪制網絡圖的課堂練習,學生之間看誰能夠首先達到教學目標的要求。學生在練習繪制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選擇一個不盡完美的方案,讓學生將自己的方案寫在黑板上,讓大家來評價,鼓勵學生提出更好的方案。其他學生可通過對手實力與自己實力的對比,及時調整和修正自己。在這種全神貫注的過程中,可以使學習效果比較顯著。
(4)協同:工商管理的許多專業課程可以借助案例分析。整個案例分析的過程是多個學生共同完成某個學習任務,在共同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發揮各自的認知特點,相互爭論、相互幫助、相互提示或是進行分工合作,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和領悟就在這種溝通與協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
(5)伙伴:在現實生活中,學生們常常與自己熟識的同學一起做作業,當遇到問題時,便相互討論,從別人的思考中得到啟發和幫助。伙伴學習策略與此類似,它可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覺到他并不是孤獨的,而是有伙伴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幫助。由于個人的思考范圍有限,若在學習過程中,能和伙伴相互交流、相互鼓勵,將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文獻實證
文學研究的主要依據是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獻，重點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獻是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沒有文獻的積累，研究是無從談起的。只有在文獻掌握的基礎上提出問題，才能采用適當的方法得出恰當的結論，由此可見在文學研究中文獻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獻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遠或作偽等原因，一手文獻資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虛假的材料，這時首先就應該將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開始研究，否則難以得到客觀合理的結論。比如，《周禮》雖然是儒家經典之一，但其最終成書是在漢代，其中的很多內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學者不經考辨完全以此為據來研究周代禮制，就存在很大問題。再如《尚書》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為經典而為學者尊崇，宋代朱熹雖明確對《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但沒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際，學者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才最終認定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是偽作。在現代學術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二十四詩品》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詩歌史、美學史上的經典文獻，盡管相關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們對其作者和產生時代其實是有疑問的。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認為《二十四詩品》并非司空圖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熱烈討論，因為一旦證實此書是偽書，它的產生時代就會從唐代變成元明時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結論有很多將被推翻，相關的研究史也將改寫。《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提出后，既有贊同者也有反對者，到現在已經20多年的時間，還不時有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就雙方所持證據來說，都難以使對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即它再次強調了文獻的重要性。文獻首先要注重真實可靠，但并不是說凡是偽書就毫無價值。陳寅恪說：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龂龂致辯于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280因此，我們對文獻之真偽不能不顧，但也不要執著于真而對假的材料全部棄之不用。辨別偽書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提到辨偽八法，梁啟超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辨偽十二法：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逸，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是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五、真書原本經過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者全偽或一部分偽；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前人總結的方法對當今的學術研究很有借鑒意義，除了研究方法的啟示，他們嚴謹治學的精神也時刻提醒著當今的學者。
文獻實證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年譜編纂，其學理依據則是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通過年譜來顯示一個人一生的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并把文學作品按照時間編年，就能了解具體作品的創作背景，為作品的解讀建立歷史的根據。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跡不能完全落實，或者由于考訂有誤造成人物事跡錯誤，作品編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運用年譜―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導致穿鑿附會。面對如此問題，學者就應該多聞闕疑，不要強作解人。可這樣說，并不是不追求史實的準確性，而是為了更符合真實。就實際的研究成果來說，采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產生了一批優秀的著作，如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等。與年譜密切相關的作品編年也是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編年的部分，在實際的研究中，更會處處用到。
實證研究的文獻主要是傳世文獻，但隨著考古成果的涌現，地下出土文獻也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針對敦煌文獻的新發現，陳寅恪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熱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獻范圍，學者可借此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經后人篡改，其真實性相對較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照，對于歷史真實的認識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這一研究，其實隱含著危險。這是因為如果過分強調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為秘籍，則有可能導致對舊材料的忽視，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覽而很難有深度。
二、鑒賞批評
文學不同于歷史，文學需要靈心賞悟。文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和鑒賞力，這和文獻實證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稱之為鑒賞批評。古代中國很少有系統嚴密的文學理論作品（《文心雕龍》除外），更多的是對文學作品感悟性的短評，如極具中國特色的詩話詞話等。鐘嶸的《詩品》被譽為百代詩話之祖，其書以三品論人，詩人之間多有源流關系，整體具有系統性，但就其中具體作家的評價來看依然是感悟鑒賞式的，往往通過描述給人一種印象，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論家亦大致如此，王國維《人間詞話》雖引入了西方的哲學、美學觀念，但其形式還是傳統的樣式。在現代學者中，將鑒賞批評這一研究方法運用得最充分的要數錢鐘書的《談藝錄》。《談藝錄》也和傳統詩話一樣，分為若干篇，篇與篇之間基本相互獨立，具體內容是對一些文藝問題的論析，雖然也涉及文獻考證，但數量較少，而且明顯不是重點。此外，將鑒賞批評這一方法表現得最明顯的是鑒賞辭典，如《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此類書對普通讀者而言是很好的詩詞讀本，但此風盛行也產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這種集體成果，一些學者也有詩詞賞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詞賞析》因感受細膩、分析到位，受到學者的一致好評，霍松林《唐宋詩文鑒賞舉隅》也是高質量的著作。
鑒賞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對學者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鑒賞批評不是完全的主觀臆斷，它不僅需要讀者具有深厚的審美積累和審美經驗，而且需要讀者有靈心善感，能夠穿越文字的阻隔與作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此外，讀者還應該具備一定的創作經驗，能夠感知創作的甘苦，知道創作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評判作品的優劣，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古代學者的很多感悟性論斷，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非常準確，這與他們既是文論家也是優秀作家有關。可在現代，由于文體、語體的差異，很多學者已經不具備豐富的創作經驗，以至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藝術審美研究一直是比較欠缺的，當然這已經受到學者的重視。
文獻實證與鑒賞批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廢。優秀的學者都能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從而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聞一多是唐詩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績，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是詩人，對詩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唐詩文獻考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說：他在‘故紙堆內討生活’，第一步還得走正統的道路，就是語史學的和歷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研究唐詩。他本是個詩人，從詩到詩是很近便的路。那時工作的重心在歷史的考據。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詩雜論》《唐詩大系》，其中《唐詩大系》對所選詩人生卒年的考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當然，聞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詩雜論》，從該書內的文章題目就能看出聞一多是把文獻考證和鑒賞批評綜合運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是偏向考證的，《宮體詩的自贖》《孟浩然》等則偏于文藝研究，但也是以文獻考證為基礎的。明確提出把文獻學和文藝學結合起來研究古代文學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與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后記里提到：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明確說：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這一方法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它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校勘、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于考據學方法的研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很好地結合起來……把考據與批評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的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同時還包含著把考據之外的其它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盡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如果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于說明和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程先生還提到了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論分析。鑒賞批評雖然強調審美和感悟，但也離不開理論分析，否則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層面，難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鑒賞批評時既要善于借鑒理論，又不能被理論左右，要從作品研究中總結提煉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套作品。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將文獻與文藝完美結合沒有一定的規定，需要學者靈活應用，其根本目的是解決學術問題。
三、文史互證
中國古代學術文史不分家，進入現代以后，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學科門類逐漸細化，文學和歷史被分為兩科，學者的知識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歷史學者不懂文學，文學研究者不通歷史，這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不便，阻礙了學術的發展。回顧中國學術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學者往往文史貫通，有意識地打破學科界限進行綜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為文史互證。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我國高校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結合當前高校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現狀,提出加強高校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的建議。
會計職業道德是會計人員做好會計工作的基礎和前提,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途徑,是整個會計行業生存發展的根本。但是,近年來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屢見不鮮,會計人員素質也在不斷下降。有調查顯示,目前會計犯罪呈現高學歷、年輕化的趨勢,這與會計學歷教育中缺乏職業道德教育有直接關系,因此對會計專業學生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高校會計專業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會計專業學生綜合素質。一個人的知識和才能能否造福人類,往往取決于他的人格定位和道德水平。由于會計工作的特殊性,社會對會計人才的職業道德水平有特殊的要求,一名合格的會計人才首先要具備良好的會計職業道德。會計專業學生是未來會計事業的建設者,是會計法規未來的貫徹執行者,這就要求學生必須德才兼備,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所以培養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會計人才是高校會計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高校必須順應這一時代要求,大力加強會計職業道德教育,從戰略的高度去培養既具嫻熟專業技能,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高素質會計人才,只有這樣,培養出來的會計人才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社會經濟的需要。
(二)有利于引導學生樹立誠信為本的職業理念。每年高校為社會培養大量的會計人員,會計專業學生已是會計隊伍的最主要來源。所以,在高校會計專業開展職業道德教育,將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內化為會計職業道德品質,最容易獲得實質性的效果,從而使會計學生在未來的工作中遵守職業道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國著名會計大師楊紀琬說過:做人是做會計的根本,所以會計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殊性決定了更應強調對專業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使其具有完善的人格與深厚的道德修養,并以此作為出發點,提高學生主動探索知識的能力和樹立“誠信為本”的職業道德理念,為他們將來進入工作崗位,形成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念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有利于加強會計學生畢業后的自我保護意識。我國現階段大量企業肆意造假,多數經濟案件都有會計人員牽涉其中,從而使會計成為“高風險”的職業。高校會計專業學生是我國會計人員最主要的來源,加強高校會計職業道德教育,從學生時期就使他們熟練掌握相關的行為規范,培養良好職業道德意識,實現自我監督和自律,是會計學生在以后工作中實現自我保護的最佳途徑。加強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育,一方面能夠使學生正確認識會計工作的重要性,產生熱愛會計事業的責任感;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引導學生盡職盡責、忠于職守,正確處理奉獻與索取、集體與個人的關系。這樣,當經濟利益與道德規范發生沖突時,才能夠抵制住外在物質利益的引誘。總之,高校學習時期是會計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教育最合適的啟蒙教育階段,這一時期最容易使這種職業道德內化為個體道德,從而使會計學生在工作中面臨職業道德挑戰時,能夠對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起到最大限度的保護作用。
(四)有利于會計隊伍的健康發展。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在經濟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量的利益相關者對會計信息具有強烈的需求,所以會計信息的真實性直接影響著經營者、投資人、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決策,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秩序。由于會計人員承擔了重大的社會責任,所以在會計教學中必須把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納入專業會計教學體系,使學生的職業責任感在學校期間就能夠得到培養,在畢業后能夠以高尚的道德、積極的態度、正確的方法從事會計工作,從而從根本上促進會計隊伍的健康發展。
二、高校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育現狀
(一)會計專業缺乏職業道德培養目標。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本要素知識化,社會對會計人才的需求已不僅限于具備會計專業知識與能力,更看重的是個人的綜合素質。國家教委提出,高校會計專業的教育目標是:“培養能在各類企事業單位、會計事務所、經濟管理部門、學校、研究機構從事會計實際工作和本專業教學、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備的高級專門人才”。這是全國會計人才培養的整體目標。然而,目前我國高校會計專業培養目標以及具體培養計劃都將會計理論及實務能力作為重點,而忽略了道德教育。專業課程設置主要針對學生的智力培養,將基礎會計、中級財務會計、高級會計、審計學、財務管理、成本會計等課程列為專業必修課,而涉及培養學生德育方面的課程,如會計法、會計倫理等卻很少有學校開設,即使開設也列為學時很少的選修課。總體上看,我國會計教育仍側重于專業技術素質教育,而忽視職業道德和人格素質培養,忽視對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和對各種能力的培養。
(二)對會計職業道德教育認識不夠。雖然絕大多數高校會計專業教師是兢兢業業的,他們愛崗敬業,努力鉆研,給國家和社會培養了一大批會計優秀人才。但我國會計專業教師主要是基礎課程教師和專業課程教師,而很少有專門對會計專業學生進行會計法規、職業道德教育的教師。由于高校會計專業教師不重視會計職業道德教育,認為那是政治課老師的事情,與自身無關。所以,講授基礎課和專業課的教師主要從事理論的研究,缺少實際業務的經驗,很難從深層次來理解和把握會計職業道德在實物操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針對會計專業學生的各種考試,如注冊會計師考試、會計職稱考試、會計電算化考試等都主要是考查學生所具備的會計專業知識,而較少涉及有關會計職業道德方面的內容,以致會計專業課教師自然把授課重點放在會計專業知識上而忽視會計職業道德等方面的內容。
(三)教學內容缺乏、教學方法單一。從現有的會計教學體系來看,高校會計學教材很少涉及到職業道德教育,現有的政治思想品德教材又存在內容空洞、形式單一、脫離專業等問題,而專門的配套會計職業道德教育教材更是少之又少,這使實施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缺乏理論依據。另外,有關會計職業道德的課程,如《會計法》、《會計從業道德規范》等課程內容比較枯燥,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會計職業道德教育主要靠教師在會計課的講授中或結合教材內容對學生提出一些職業道德要求,講多講少完全由老師決定,并沒有針對性地向學生進行深層次的會計職業道德教育。這種簡單的授課方式,缺乏對學生的吸引力,產生了學生不愿意學、甚至厭學的情況。
三、加強高校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育的建議
(一)重塑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學目標。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應將素質教育滲透到專業教育之中,普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科學素質、思想道德素質、創新精神和創業、實踐能力。可見,我國當前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高素質人才。高素質人才更注重培養對象的綜合素質,所以現階段高校的培養目標并不是單純的理論知識教育,而更應注重人文素質、品德等教育。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會計專業仍側重于基礎知識教育,而忽視職業道德的培養。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對會計職業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許多涉及會計職業道德的新問題需要解決,加強高校會計專業職業道德教育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高等院校會計專業在為社會培養會計人才時,應將職業道德教育作為會計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
(二)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學習。高校會計專業應把《會計職業道德》課程列為會計專業核心課程,在向學生講授會計職業道德相關內容的過程中,引導學生樹立“誠信為本”的職業理念。由于職業道德的要求需要內化為職業理念,所以高校會計職業道德教育需要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而不可能一蹴而就,通過一兩門課程的學習就能達到效果。基于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教師只有通過平時細微的量的積累,寓會計職業道德教育于各門課程之中,才能培養出綜合的職業道德水平。另外,教師需要以身作則,提高自身的內在職業素質,在講授時才能使學生真正地起到內化的作用。對于學生職業道德的培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包括修訂教學計劃或調整課程設置等,如在講授審計、基礎會計、財務管理、中級財務會計等課程中,結合現場需要可適當增加職業道德內容。也可將案例教學與道德教育相結合,讓學生了解違規會計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在原因,通過討論分析職業道德沖突的解決途徑和方法,從而幫助學生培養職業道德觀念,增強法律意識和提高職業道德水準。超級秘書網
(三)豐富會計職業道德教學內容。由于會計是實踐性較強的學科,需要學生很好地理論聯系實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豐富教學內容,加強對學生進行必要的職業使命感、責任感和道德意識教育。由于現有教學內容的缺乏,需要會計教師及時地將雜志、報紙、網站等所報道的各種案例和新聞作為教學內容,補充教材實踐知識的不足,增強學生識別虛假會計信息的能力,從而起到強化職業道德理念的作用。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不局限于書本知識,形式靈活多樣,通過實際案例感受會計職業道德的重要性,增強學生對會計職業道德精髓的理解,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后不斷地更新和擴展自己的知識面,從而不至于被日新月異的信息社會所淘汰,而且有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人格和理念。
(四)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在當前的會計教學中,我們的專業教師長期從事專業理論教育,對實務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往往知之甚少,基本上是從大學畢業直接走上講臺,實踐知識比較欠缺,從而在職業道德教學中顯得說服力不夠。基于這種不足,高校可以通過聘請法律界、財稅部門、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會計主管等學識豐富的人員以講座、班會的方式來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和職業判斷教育。這些具有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行業名家對會計業界的動態了解的非常清楚,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工作實踐或經驗教訓向學生講述會計行業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未來發展方向,宣傳遵守職業道德的模范,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間接了解我國會計道德現狀,認識到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達到在校期間培養自己良好道德品質的目的,從而使自己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實踐證明,這是一種較好的教學模式,既豐富了課堂教學,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又達到了教育學生的目的,使學生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職業道德對做好會計工作的重要性,從而可以使學生牢固地樹立職業道德觀念。
主要參考文獻:
[1]董麗英.高校會計職業道德教育內容與方法設計[J].財會通訊,20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