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8 15:51: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意識形態工作安排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主要工作
一是強化政治擔當，責任落實到位。切實做到了抓意識形態工作的履職自覺，始終把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重要政治責任，與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一崗雙責”結合起來，切實做到一手抓崗位工作，一手抓意識形態工作。今年3月，黨工委分別與村（社區）、各科室簽訂了《2019年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書》，將目標責任層層分解到基層及科室，明確到個人，確保意識形態工作落實落細。
二是堅持理論學習，制定學習計劃。按照“黨管人才”的原則，街道黨工委充分發揮牽頭抓總的作用，年初制定了中心組學習計劃、干部職工的集中培訓計劃，按照每月的主題通過印制學習資料、組織討論學習、微信（短信）推送學習知識點等方式，逐月實施，確保每月中心組集中學習不少于1次、全體黨員干部學習不少于1次。全年，中心組學習18次，全體黨員干部集中學習12次。
三是實行綜合考核，加強督查力度。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了班子成員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領導干部“一崗雙責”述職及年度綜合目標考核。做到7月、12月分別向黨工委匯報意識形態工作情況。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宣傳思想文化考核的指標，對部門和村社區進行年度考核。同時，宣傳辦加強日常督查，對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堅持獎懲逗硬。全年未發現1起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四是嚴格審批流程，全程追蹤把控。為確保轄區各類集會活動的安全性、合法性，堅持執行“四審”制度。“一審”即活動組織機構針對活動內容、設施是否安全合法進行自審，并據實填寫《XX街道開展意識形態活動申報表》進行事前申報；“二審”即承辦機構對活動進行確認審核；“三審”即活動舉辦地所在村、社區對活動進行復審，并確定專人負責跟蹤了解活動全程情況；“四審”即宣傳辦對活動進行最終審核批準，并留存法人資料、組織者身份信息等活動相關資料。今年以來，共審批各類集會活動X場次。
五是完善陣地建設，鞏固主流思想輿論。街道建立了機關、村（社區）的QQ群、微信群及會議場所等陣地臺賬（街道轄區現有重點集會場所X處）。網絡輿情收集、回復方面，由宣傳辦進行值班巡查；實地場所則落實了聯絡員，及時掌握集會聚會信息，一旦出現任何問題，能第一時間找到責任人，第一時間予以處置。同時，實施信息審核制度，堅持一般信息由部室負責人、分管領導審核后可，重要信息還需交由街道主要領導審核，以確保信息源的安全性。全年微信審核了X條,信息審核了X條。
六是輿情隊伍穩定，堅持敏感信息周報。今年，各村（社區）的輿情信息員隊伍比較穩定，堅持意識形態周報制度，按要求每周五均上報涉意識形態工作情況。
二、存在的問題
激勵黨員干部自學方面，效果還不夠理想。多數時候工作例會即是學習會，學習傳達中央、市委、區委的決策部署和指示精神與日常工作安排放在了一起。激勵干部主動學習的方式方法不夠多樣化，學習效果不夠理想。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積極適應新形勢，創新學習方式。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展示和預約參觀系統，結合重要節點及日常的主題黨日活動，開展主題教育；利用“學習強國”平臺，鼓勵黨員積極自學，拓寬學習平臺，提高學習效果。
隨著高校辦學越來越融入國際化和社會化，大學的任務早已不止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滲透、多種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織交鋒、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的矛盾和利益沖突、網絡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引導；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張力與合力。為此，高校可構建“防、管、控、導”四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確保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話語權、知情權和主導權，以提高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防――爭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
高校的青年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階段，對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好奇心的驅使會讓他們極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開放特征，會讓學生接觸到形形的各類人員。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已經步入了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信息時代，網絡和新媒體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廣泛，學生接收到的各類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因此，大學生所接觸的環境，無論是現實環境還是虛擬環境，都需要進行過濾和凈化，就像保護未成年人的“凈網”行動一樣，要盡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護屏障，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必須爭取主動，預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識培養
當前，部分高校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范認識還不到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重視只停留在表面和口頭上，沒有層層落實在行動上。學校要加強全校師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針對學生，要把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新生始業教育，讓學生剛進校門就樹立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對西方錯誤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和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等提高警惕；結合時事形勢，經常開展專題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知識講座，使學生對傳播錯誤觀點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強判斷力和鑒別力；通過課堂、網絡、移動通信等多種途徑進行提醒，通過互加微信朋友圈轉發警示案例，防止學生卷入社會矛盾或被錯誤思想利誘參與非法活動；建立與家長互動溝通的渠道，了解學生的思想，對傾向性、苗頭性的不良思想問題及時采取措施。針對教職工，要加強新教師入職培訓，將意識形態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培訓內容，使新教師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將意識形態教育作為教研活動的一項研討內容，針對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對策；將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工作職責或考核內容，增強教職工主動承擔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來人員
大學校園中，外來人員進出校門的情況往往較多，意圖不軌人員混入其中往往帶有隱蔽性，難以識別，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雖然高校一般都設有門衛，一些高校也實行外來車輛、外來人員入校登記制度，但仍有漏洞。學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強保衛人員的培訓，強化校園進出物品的檢查，并邀請國安、公安人員傳授經驗和技巧，提高對不法分子的辨別能力，對高校中曾發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組織活動等影響意識形態工作的案例進行梳理，摸清其特點和規律，使保衛人員和學生安全員對類似情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根據本校實際安裝多功能門禁系統和識別系統，減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時加強校園巡邏，及時發現和制止不法活動，增強防衛針對性。
（三）注重講學內容審核
高校崇尚學術自由，一些人認為學術報告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影響不大，往往對報告、講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審核，對報告人的講課內容未進行嚴格把關。學校可組織各類報告、講座，請在學生當中威信較高的主講人作為學術知名專家，其言行將直接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不經意的幾句話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學術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對一些所謂的“學術專家”打著學術研究旗號極不負責的言行必須遏制，對于這些情形，教師也要正確引導學生，以免被這些思想影響。為此，要拉緊意識形態安全這根弦，一方面，要對校內舉行的各類論壇、講座、報告等進行嚴格把關，建立政治審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場堅定的師生參與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間可建立聯盟，建立講座、報告“白名單”和“黑名單”信息庫，建立信息共享和通報制度，防止因講座、報告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不良影響。
（四）注重網絡信息防護
網絡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雖然給高校的電子辦公、管理服務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種有害信息的泛濫，也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園網，網絡端口是校內網與校外網互聯的大門，高校要通過技術防護手段，嚴把網絡傳播信息的入口關。如可加強校園網信息的安全監控，對于以互聯網為主要途徑且必須經過校園網絡端口傳播的一些明顯帶有抨擊、肢解、遮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息，學校可通過設置關鍵字、鏈接舉報和自動記錄等方式，對此類不良信息開啟自動過濾功能，并定期通過一定的關鍵字掃描網絡信息，及時發現和消除不良信息，凈化學生所接觸到的校園網絡，盡可能保護學生的思想，使其遠離不良信息的侵蝕和蠱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的話語權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決定行動。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聽之任之，不僅需要引導，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管理。
（一）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高校教師是教育教學的核心力量，不僅承擔著為全社會培養專門人才的職責，更要為學生啟迪智慧，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人格的影響者，更是思想的啟迪者和示范者。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高素質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有為師者應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教師的根本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發展目標是一名教師最基本的素質。為此，高校應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情況作為衡量師德師風的首要條件，將思想政治工作納入教師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形成規矩寫入大學章程和師德規范，對教師中出現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情況實行一票否決制。
（二）加強學術規范管理
高校倡導學術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學術研究的途徑傳播錯誤思想。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觀點或是明顯帶有誤讀、曲解觀點的研究，應慎重對待，防止大面積傳播，在批判基礎上加以引導，并盡可能減少其影響。要遵循“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講授有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將尚未定論、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學術課題作為教學內容，防止學生參與政治敏感問題的課題研究，保護學生不受偏離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要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嚴厲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引導學生在良好的學風下成長。
（三）加強重點人群跟蹤
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思想觀點，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發端，如果不引起重視，任其傳播不及時制止，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高校應在苗頭信息剛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時就要給予特別關注，要在平時工作中多途徑了解教職工中有無偏激思想和言論，發現問題時要有針對性地及時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對師生當中經常出現不良情緒、心理健康呈現不良趨勢、負面思想和表現突出的人員進行重點關注和跟蹤，通過多種形式給予關懷，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出現苗頭性問題及時介入；對學習困難、生活困難的學生，采取結對幫扶等措施助其進步，避免引發其他負面的思想問題、心理問題和情緒；對思維活躍、思想成熟度處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師，特別是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較大的教師給予更多關心，多提供針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平臺和空間，使青年教師引導學生感受更多正能量，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氛圍。
（四）加強媒體陣地建設
當今社會，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傳統媒體的作用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絡和新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前大學生已成為一支數量龐大的“網絡力量”，他們更樂于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發表意見，大學里處處可見“低頭族”。于是新媒體必然會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體為我所用。[3] 當前高校已經開始重視網站、微博、微信等媒體建設，并將新媒體平臺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但吸引力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高校對傳統媒體陣地要繼續堅守，繼續抓好校刊、校報、宣傳欄、廣播、電視臺和其他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向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輿論陣地延伸。如加強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統籌管理，進行網站建設整體規劃，建立統一管理的校內網站群系統和微博、微信官方平臺；加強網站和新媒體的內容審核和建站審批，豐富正面引導的傳播內容，通過網站、QQ群等傳遞正能量；積極開發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和中國夢教育的新媒體應用，開發在線微課教育，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在網絡信息時代努力提升互聯網和新媒體陣地的話語權。
三、控――把握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知情權
及時掌握校園動態，對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掌握動態信息或是問題處理不及時，某些事態極可能擴大影響，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須主動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把控意識形態的動態和變化，監控和及時處理不良事態的發展，保持校園的穩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動態
全面了解師生的思想動態可以讓高校領導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學校一方面要加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寢室和其他學生學習生活場所調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門與師生面談的接待日活動，也可召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師生座談會，通過交流及時了解和掌握師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師生真正關心的事，在哪些問題上存在不滿，及時處理一些矛盾和問題，避免不良情緒積聚而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進行層層發動，逐級落實責任，在各個層面經常性開展思想動態研判活動，通過討論會等方式多方聽取意見，多渠道了解師生思想實際，以前瞻性的角度對當前的狀況和下一步的趨勢進行科學預判，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二）全面監控輿情動態
在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信息傳遞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特別是一些虛假信息真假難辨，廣泛傳播會帶來嚴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對網絡和媒體輿情進行監控，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信息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通過校園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眾號和新聞發言人及時師生所關心事件的權威信息，杜絕影響穩定的各種猜測流言的傳播和蔓延；可廣泛發動黨員和學生干部，留意校園網、外部互聯網和新媒體當中的輿論動態，織密輿情監控網，及時在各個層面溝通匯報，掌握最新情況；可組建網絡評論員隊伍，邀請專家對他們加強輿論引導能力的針對性培訓，在突發輿情危機時參與討論，發表評論，進行正面引導，盡可能消減負面信息的影響，避免事態擴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員隊伍
意識形態工作除了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外，也要關注發生在師生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其他情況，這類信息往往需要通過各個層面的信息員來收集。一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從小事開始發生，小問題不引起重視，往往會由小變大，擴大影響。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獲取的覆蓋面，可在各個專業、各個班級、各個寢室、各個學生組織和社團組織當中，廣布“眼線”，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員隊伍，協助意識形態安全工作，通過信息員及時掌握和了解師生當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有效發現和處置隱患問題和突發事件。
四、導――發揮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導權
（一）增強思政課改革的靈活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仍然是當前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兩課”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育的主力軍。在課堂上傳遞及其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引導大學生確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最直接的途徑。但理論教學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創新，沒有將理論結合實際，也沒有從身邊的事物切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對學生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不夠重視，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滿堂灌”式的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思政課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領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政課教師的業務培訓，提升教學能力，推行課堂教學創新，將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網上自學與課堂教學有機結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借助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學生的互動；開設一些結合時勢的講座、專題報告，幫助大學生及時了解和解讀當今熱點時事，引導大學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對形勢發展和焦點問題進行審視和判斷；改革思政課考評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優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式，構建以行為養成為核心的學習生涯考評體系；將中國夢教育納入思政課內容，組織多形式、接地氣、符合學生接受特點的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根據不同專業（群）特點定制思政課學習輔導書，結合專業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針對性。
（二）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大學生認識現實社會、培養優秀品格、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結合社會實踐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體驗感，相比理論教育更貼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形式往往較為單一，對經費的支持也比較有限，常常會讓人覺得“為實踐而實踐”，而沒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開展社會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實踐活動的安排有較大的隨意性，實踐過程也缺乏監督考核機制，社會實踐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為此，高校應積極拓展普適性的思政實踐教學基地，將課堂實踐與校內外實踐相結合，根據目的意義設置學生社會實踐體驗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標，增強社會實踐考核的針對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體驗，感悟生活，通過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創業活動、企業調研、職業規劃、熱點討論、體會分享、演講賽、辯論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教育途徑，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三）增強自我教育的生動性
在校大學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應當充分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目前高校學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樹典型的正面教育為主，形式單一，激勵作用和影響范圍有限。此外，高校通過學生組織進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學生自我教育的載體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創新形式載體，使學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開展。如可組建“學生講師團”，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學生骨干，組建宣講隊伍，通過思政課教師的引導和省市講師團專家的培訓，使學生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中國夢教育的主人翁和踐行者，擴大“學生講師團”巡回宣講的覆蓋面，用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感想體會等來教育同齡人，增強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產生自我教育的共鳴效果。
關鍵詞：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7-0074-02
美國學者安東尼?奧羅姆說：“國家建設的核心是確立和維持一套共同信仰。”[1]而國家共同信仰的確立和維持主要是通過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來實現的。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其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狀況關系到黨的事業和國家的未來發展。大學生正處于價值觀確立的關鍵時期，加強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標。當代大學生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方面既存在一般共性，也存在特殊差異性。本文試圖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進行差異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教育對策。
認同是個體的一種帶有肯定性的心理判斷。在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是指社會成員對黨和國家所倡導的以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覺接受和遵從。通過調查和訪談等實證研究并結合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在性別、年級、專業及干群身份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一）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性別差異
研究表明，男女大學生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具體表現為，一是從總體認同程度來看，特別是基于認知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程度，女生高于男生。這與女生強于接受性有關，與男生相比，她們更加善于消化、理解理論知識和接受既定結論。二是從認同深度來看，男生往往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識更為深層，但也更容易產生偏頗。相比于女生，男生思維往往具有更強的發散性，同時也更具批判性。面對主流意識形態價值理念與社會實踐的反差，他們更易于產生質疑，并常伴隨著強烈的外在表現。女生在此方面往往表現得較為平和，但認同深度往往不及男生。三是從認同內容來看，男生對于國際國內形勢與國家發展等問題，如世界格局、國際戰略、反腐倡廉、社會改革等議題總體上更為關注和敏感，而女生對于倫理道德、文化價值觀等方面內容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四是從不同方式的認同影響來看，總體來看，男生由于更擅長邏輯思維，對于透徹的理論邏輯和理性分析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而女生更擅長形象思維，對感性方式的教育影響具有較高的認同度。
（二）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年級差異
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存在年級差異。一是從理論認知程度來看，一、二年級理論認知程度偏高，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掌握程度明顯高于三、四年級。這應當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主要安排在這一階段有關，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效果。二是從理論接受態度來看，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來看，大一學生最為認真，隨年級提高大體呈反向趨勢。大一新生剛走出高中校園，原有的應試備考學習習慣仍然有所延續。課堂上能夠比較認真地接受來自教師的思想理論教育，課堂抬頭率、參與度都相對較好。而大二、大三學生的表現明顯不如大一學生。大四學生面臨就業壓力，更呈現出功利化取向，如形勢政策課的出勤率受到較大影響。三是從認同程度來看，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呈現出隨年齡增長而逐步加深的趨向。大一學生的書本理論認同掌握較好，但由于社會經驗還比較少，所接受理論還未經歷與現實的對接，因而往往浮于表面。而隨著年級上升，大學生社會認知程度逐步提升，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程度會相應加深，當然往往也會伴隨認同反復現象。
（三）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專業差異
通過對政治、歷史、中文、思想政治、外語、物理、數學、交通運輸、工業工程、電氣工程等不同類別專業學生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狀況存在明顯的專業類別差異。總體來看，文科諸如政治、歷史、中文等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程度明顯高于理工科大學生。其中，思想政治專業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度最高。這一結果可以歸結于接觸效應，即文科大學生總體上會更多接觸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教育影響。同時，文科大學生往往在相關專業課程學習中會涉及更多的社會歷史內容，并有更多的機會來發展自身分析社會問題的辯證思維能力，這會使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解更加深入。而相比之下，理工科大學生在這方面有所欠缺。當然，這也與文科大學生中女生比例相對較高存在著一定關系。
（四）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干群”差異
通過對學生干部與普通學生的對比研究，發現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方面存在明顯的干群差異，學生干部的認同程度明顯高于普通學生。這種結果的影響因素大體上包括：一是學生干部的整體素質較高。學生黨員和學生干部都是大學校園中的精英分子，他們在學習成績和政治思想諸方面表現往往更為突出，正因如此，他們能夠成為學生干部而在學生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二是學生干部具有更多的社會實踐經歷。他們通過組織和參加校內外社會實踐活動，諸如黨團活動、志愿者活動、義工活動、迎接新生、演講比賽等，在實踐中深化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三是學生干部基于自身優越感而更具有正能量。學生干部屬于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往往對國家和社會各種現象的評價比較傾向于積極和樂觀，更加易于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教育影響。
基于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差異性及原因分析，筆者認為，應采取如下對策來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不斷增強教育針對性。
第一，基于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性別差異采取更加有效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教育方式。要深入挖掘性別差異對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效果的影響，從而發揮認同優勢，彌補認同不足。一般來說，和男生相比，女生情感更加細膩，更容易和他人形成情感連接，有更強烈的共情體驗和同情心，因此，對于女生及女生占比高的班級可更多地采用感性為主的教育方法。在進行國際國內形勢等宏觀理論教育時，應注意加入感性情節因素，使得女生更易于融入其中進而認同相關理論。針對男生思維邏輯性和發散性較強的特點，對于男生以及男生為主的班級，要注意授課的理論邏輯力量和宏闊視野。針對男生的認同外顯特點，應關注男生的認同反應，及時發現學生中存在的認同沖突與認同危機，因勢利導，進行針對性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要照顧到男女生的認同特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情理交融地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針對不同年級大學生的認同特點采取多種教育形式，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研究表明，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過程包括理性認知、情感共鳴、思想轉化、心理調適和沉淀固化五個階段[2]。大學生要達到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層認同，理性認知是基礎，但不能停留于理性認知。能否形成情感共鳴、進行思想轉化、實現心理調適，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沉淀固化都非常重要。而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來說，任何教育途徑和手段都無法一次性地完成全部任務。因此，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要循序漸進地進行，對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應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大學低年級即一、二年級階段是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基礎階段。應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作用，強化主流意識的理性認知，適時地推動其情感共鳴，為思想轉化奠定重要基礎。在大學高年級即三、四年級階段，思想政治教育應緊密跟進，時刻把握學生的思想脈搏，關心他們的思想動向，及時發現學生的思想困惑。在此基礎上，以專題講座、輔導談心、學術討論、形勢與政策教育等各種形式來進一步增進其理性認知，激發其情感共鳴，促進其思想轉化和心理調適，不斷釋疑解惑，推動主流意識形態沉淀固化，從而不斷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深度和穩定性。
第三，豐富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教育途徑，挖掘隱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潛移默化地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研究表明，一般來說，主流意識形態教育作為一種外在刺激因素，增加其呈現頻次，會提升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程度。也就是說，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更多接觸對增進認同具有提升作用。因此，要提升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程度，必須通過多種途徑多管齊下地進行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使其貫穿于大學生學習生活的各領域和全過程。當然，教育方法的選擇十分重要。前蘇聯著名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孩子們愈少感到落在他們身上的教育設想，教育效果就愈大，一旦他明白了你專門找他談話是為了教育他――他的心靈，便會整個封閉起來。”[3]因此，主流意識形態教育要避免簡單重復，重視隱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潤物細無聲中潛移默化地對學生產生積極影響。
第四，注重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實踐環節，使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在實踐中加以夯實。理論來源于實踐，但對于大學生來說，主流意識形態更多地停留在理論層面。拉近理論與實踐的距離，加強理論與實踐的銜接，讓學生在實踐中體會理論，是增進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關鍵所在。在某種程度上，學生干部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程度高也說明了這一點。高校要高度重視學生社會實踐，并將之做到實處，通過校內社團活動及各種文體活動來增加學生的實踐體驗，并通過參考觀察、社會調研、志愿服務等多種方式使學生走出校門，初涉社會，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接，讓大學生在各種社會實踐中更好地體悟理論。在此過程中，學生往往會產生理論與實踐反差的心理沖突，此時，思想政治工作者應做好跟蹤指導，及時進行思想疏導，使學生思想從“山窮水盡疑無路”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斷增進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程度。
參考文獻：
[1] 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M].張華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43.
關鍵詞：審計準則；制度經濟學；路徑依賴
中圖分類號：F239文獻標識碼：A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在北京舉行了會計審計準則體系會，了39項企業會計準則和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其中，新制定的審計準則22項，修訂完善的審計準則26項。新的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全部自2007年1月1日起施，標志著我國審計準則體系的正式建立。審計準則的變遷，不僅是一個國際趨同的過程，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有著深層的原因。
一、制度經濟學對審計制度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服從程序、道德和倫理的，用來約束個人行為的規范。它可以視為一種公共產品，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形成制度的供給。制度變遷是指一種制度框架的創新和被打破，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標模式）對另一種制度（起點模式）的替代過程，或者說是一種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產生過程。制度是一種約束機制，它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各個方面。按照這種界定，審計――約束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機制也是一種制度。既然這樣，對審計性質的分析就可以納入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審計市場中，一套既定的審計準則不僅使注冊會計師能更加快速、有效地進行執業，還可對公司管理當局的內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相關建議。審計準則在某種程度可視為注冊會計師的抗辯依據，即審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注冊會計師為自身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從這一意義上看，審計準則可以降低注冊會計師執業的費用和風險。因此，審計準則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審計準則在交易中可以發揮如下作用：
（一）降低審計交易中的信息費用。在審計交易中，有關審計委托人不僅要了解審計主體的聲譽評價、業務能力的評價，還要了解他們遵守協議的意愿。獲取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可稱為信息費用。審計準則可以提供規范審計行為的基本標準，把不同方面的標準聯系起來有助于評價各個審計主體的聲譽，進而幫助委托人簡化決策程序，根據其潛在伙伴以往的行為方式去推斷自己未來最有可能的行為方式，從而產生對未來立場的合理預期。
（二）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約的不完全性，在達成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后仍然面臨著權利的再度界定或進一步界定的問題。審計準則能夠有效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雖然它并不能夠消除這一費用。首先，審計準則確立權利界定的基本原則。其次，審計準則直接確定審計主體權利的行使范圍。再次，審計準則為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爭議提供了解決程序。在充斥著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具備有限理性特征的審計行為主體之間不可能簽訂一個能夠預測契約期內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約。審計準則確定了解決爭議的程序，從而使各方在不終止合同的情況下尋求爭議的合理解決。
（三）降低審計中的監督制裁費用。對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損益計算的審計主體而言，違反制度規則的凈收益必須超過由于這一行動而產生的凈成本。如果他們由于違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們就要把這種制裁帶來的損失納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對聲譽的珍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審計主體即使是在自利要求與審計準則要求不相一致時，也會遵守審計準則，履行與之相關的審計協議，從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監督制裁機會主義行為的費用。
二、審計準則制定和變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制度變遷理論深刻揭示了審計準則的變遷是由其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引發的，明確了只有當通過準則創新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準則創新才會發生，才導致準則的變遷。從制度創新的動力源泉與條件來說，新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是經濟主體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制度變遷總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并不一定會導致制度創新，只有當制度變遷為權力集團帶來的潛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組織操作成本時，才是制度變遷產生的唯一途徑。
制度變遷分為誘導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類型。誘導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它具有漸進性、自發性、自主性的特征，可用成本收益比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釋，創新者作為制度的供給者或生產者只不過是對制度需求的一種自然反應和回應。對于審計準則的變遷來說，誘導性變遷是指審計準則的各需求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現存審計準則不滿意或者對新審計準則產生需求而發生的變遷；或者是指供給主體從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出發，當出現新的獲利機會時而發生的變遷。由于變遷中的原有制度在面臨競爭、威脅其存在和發展時，必須對此有所反應，并能夠回應，因而出現了另一種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強制性變遷指現行審計準則的變更或替代不在于個人獲利機會的發生，而是通過政府命令或法律強制實行。它可以避免誘導性變遷過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同時也可以有效降低變遷成本。在制度制定和變遷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從環境上對審計制度施加著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一）審計制度變遷的意識形態因素分析。意識形態是由互相關聯、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所構成，包括道德和倫理法則。意識形態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市場機制得以有效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人們能遵守一定的意識形態。如果對個人的最大化行為缺乏某種制約，產生了過高的遵從規則的成本，需要花費大量的投資去使人們相信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將是無效率的。可見，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識形態相結合。審計準則是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間博弈的產物。由于各主體對審計環境、審計質量和審計風險等在認識上存在差異，因而，將審計準則的制定與意識形態相結合就非常重要。在制定審計準則時，應考慮各利益方的意識形態。當某些團體認為審計準則有失公平時，必須要付出足夠大的代價以使他們相信準則是恰當的。在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不計較各自利益的差異而采取服從審計準則的行為，正是意識形態在起作用。毫無疑問，意識形態對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特殊的影響。
（二）審計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自我強化。制度經濟學認為，如果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經濟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的循環軌道，迅速優化；反之，則會順著錯誤的路徑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一旦進入鎖定狀態，除非借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選擇新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如果審計準則變遷的路徑選擇正確，審計準則的制定就會沿著預定的方向快速推進，并能極大地調動各利益方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來從事審計準則的修訂，促進審計準則的完善。這反過來又成為推動準則進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雙方呈現出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局面。如果路徑選擇不正確，準則的制定不能給利益相關方帶來收益增加，而只是有利于少數利益集團，那么這種審計準則不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劇了不公平競爭，導致審計市場秩序混亂。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就難以扭轉。毋庸置疑，路徑依賴對審計準則的制定具有極強的制約作用，是影響審計準則制定的關鍵因素。
三、制度變遷理論對我國審計準則制定的啟示
我國審計制度的變遷過程是一個由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非均衡的交替往復過程。目前我國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正處于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實現階段，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從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審計職業發展較晚、審計師的職業判斷和理論水平有限等實際情況看，當前執行由國家制定的普遍性較強、條款較為具體明確的審計準則是比較符合現實需要的。介于上文針對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發揮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和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利益分配的差異使得制度的產生成為可能，一套共同遵守的審計準則體系的制定并予以實施，可以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由于一部分利益關系人需求審計準則“潛在利益”的實現，利益誘導因素迫使制度出現變遷，從而要求審計準則被修訂，而誘導性變遷無法實現各利益相關方達成統一共識。通過誘導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動態結合，才能實現審計準則的不斷完善。在這整個過程中，政府由于其自身的權威地位和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地位而起著主導的作用，使得更符合現實的準則得以順利產生及應用。在肯定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下，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對有效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重要的意義。緊密聯系審計工作實際，不斷完善審計準則。針對審計準則中存在的相對于審計實務過于超前和滯后的條款，依據實際執行情況，通過審計實踐不斷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重視意識形態在審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審計準則的制定，意識形態亦有著特殊的作用。在審計準則制定的過程中，統一各利益主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節約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信息費用和減少準則的強制執行成本。為此，開展審計理論研究、統一人們的認識十分重要。注冊會計師協會在正式準則之前，向公眾征求意見稿，既是一定程度上從意識形態領域內展開對審計準則制定的理論宣傳，又是使審計準則的供求雙方在良好的氛圍中進行理性博弈，從而達到制定有效審計準則的目標。
關鍵詞：強制性制度變遷／委托—關系／一致同意原則／制度選擇
一、道路的選擇：意識與經驗
醫療保障從現代社會保險制度的誕生起就存在了，伴隨著“福利經濟學”和“福利國家”理論的興起，它逐漸從疾病、醫藥保險擴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質和服務；實踐上，經濟危機和戰爭創傷使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采取積極的干預政策，公共財政承擔了醫療保險的大部分費用。1942年的貝弗里奇計劃覆蓋了英國全民生活各個方面，并為大多數西歐發達國家效仿，包括戰后的日本。
與此同時，在兩極世界的另一端，以“蘇聯”為首的經合組織也配合計劃經濟建立國家福利型社會保障，國家負責勞動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卻缺乏活力，難以監控。蘇聯的社保體制直接影響了中國，從1932年蘇區的《勞動法》已經得到體現，1951年的《勞動保險條例》覆蓋了疾病、傷殘、死亡、生育和養老各方面，覆蓋了各國有、私營、公司合營企業94%的職工。(孫光德，董克用，2000)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理想國”的美好時光，同在20世紀70年代末，兩個互相隔離的世界都面臨了制度危機。西方直接表現為經濟危機。當時歐共體各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0%，北歐達50%以上；當時經合組織國家外債占GDP比重則從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達80%，歐洲九國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個百分點。
然而作為整體經濟制度的一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安排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以致改革反過來受到了制約。從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由于“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從道德和倫理上判定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現行制度結構是否公平，從而使決策過程簡化；但是，諾斯指出，在個人發展新的意識形態以適應變化了的經驗之前，必須有一個經驗和意識形態不一致的積累過程。西歐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得到當時主導各國政治的社會的支持，“全民福利”不僅成為政治目標，已經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事實，1965年-1975年間，英、法和聯邦德國不僅醫療保險開支達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長幅度達15%左右。經濟危機、失業、人口老齡化，都使社會保障支出飛速增長。然而，深諳意識形態作用的執政黨只能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對保障水平進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員和雇主負擔部分保障金，延長領取疾病補助的等候期(丹麥，荷蘭)。英國保守黨上臺執政后，進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雙份的社會保障、加收疾病補助金的所得稅，似乎更換了政黨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氣。
蘇聯的社會保險制度選擇建立在純粹的意識形態基礎上，以解放無產者為目標，按勞分配，故1917年11月誕生的“國家保險”覆蓋全、內容齊、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孫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勞動貢獻進行分配。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初期，社會保障制度并未考慮經濟承受力，而是作為對革命支持者承諾的兌現，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經濟理性。
可見80年代前，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經過一、二十年的運作，又強化了原制度的意識形態。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來之際，各國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財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時，也不得不進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適應新全球化經濟環境的制度解釋。制度供給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國家，如兩黨制的英國和政策設計合理的瑞典順利實現了過渡。而制度供給不足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以全面崩潰的代價，為改革提供空間。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沒有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經濟政策，在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的環境下，改革徹底失敗。
各國的經驗表明，一國的經濟實力是完善醫療體系的必要條件，對貧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把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廣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問題；而“意識形態剛性”又阻礙了一些國家，尤其是制度穩定的發達國家為改進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國醫療制度改革(以下簡稱“醫改”)的失敗，在越過了最初的經濟實力障礙之后(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實力已經增長了10倍)，也面臨著意識形態剛性問題。改革初期中國農村從集體制向家庭農作制的順利變遷，使“市場”一詞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改革者來說，將局部有效的意識形態擴大到改革的困難領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問題在于，如果說，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社會科學知識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還情有可原；那么當政府親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團膨脹到影響社會安定(如藥品市場腐敗等)，當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權減弱到不足以減少社會不平等程度，當權者的權威也將受到威脅。此時，為追求“權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現代化、決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選擇。
二、強制性制度變遷：市場規則的誤用
根據制度變遷的形式分，有強制性和誘致性變遷。但由習慣取代規則的操作成本相對于政治家主導的“突破式”規則變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規則的邊際上總有習慣在起協調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執行成本越高，邊際越大。“正是制度在邊際上的連續演變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見的規則的變化”。(汪丁丁，1999)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開放后面臨國際壓力下采取的主動式改革，包括醫療改革。但從一些官方資料看，在正規制度無法滿足民間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時，首先起到補充作用的是民間自發的供給。由于醫療設施分布的不平衡，農村大多數基本醫療服務是由“赤腳醫生”提供的。1980年9月，衛生部頒布了《關于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把個體開業行醫并納人政府管理體系，報告說，“隨著城鄉經濟放寬政策，興旺發展，各地廣開門路安排閑散人員就業，許多地方又陸續出現了個體開業行醫人員”，“同時，各地反映和群眾來訪中要求個體開業的也日漸增多”。事實上，農業經濟制度增加了農民收入，相應的也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但政府卻“減少了對合作醫療體系的財政支持”。“赤腳醫生”數量減少，間接享受醫療保障的農民下降了50%。(HsiaoWC，1984)許多“赤腳醫生”要么繼續接受教育，要么開設了私人營業，農民不得不承擔幾乎所有基本醫療保障費用。據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統計，各種開業人員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3100人。當時，政府出臺措施“允許和保護”實際上已成為重要非政府醫療供給來源的“個體開業醫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1980)，源自競爭性非正式制度的壓力，也是對制度“邊際演變”的認可和利用。但這一內生制度演變在80年代的整個制度改革浪潮中沒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構建過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場經濟原則，包括競爭、優勝劣汰和貨幣交換法則，放任法制意識和環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場提供本應屆于非市場的公共產品。
強制性制度變遷既由政府主導，其變遷模式和方向有賴于統治者對強制推行一種新制度安排的預計邊際收益與預計邊際費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來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林毅夫，1989)他會在意識形態教育方面進行投資，以使選民確信他的權威合法性，降低統治系統的費用。另一方面，統治者偏好函數會隨國民財富增加而變化，從國民財富最大化，轉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國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借助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滲透到社會組織的各個層面，1979年出臺的、被看作最早的醫療改革政策：《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啟動了“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的強制性變遷路徑。此后20年，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經驗，在城鎮中建立起統籌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在農村中試行合作醫療模式，啟動了機構民營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規則層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醫療保障中政府、個人、企業三方的責任。經歷了10年探索，1988年《關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標志著“醫改”正式明確了市場化方向，規定了：
第一，關于激勵的規則：
1)推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衛生部門對醫療機構的管理權只限于合同內。
2)下放醫療機構合同職責外的業務收入分配權。
3)鼓勵醫療機構差異定價。
4)對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醫療服務企業減免稅
第二，關于懲罰的規則
由衛生管理部門(為討論問題方便，視為中央人)實施監督。但作為急于取得改革成效的一方，也是提供制度激勵的一方，很難成為稱職的監督者。更明確地說，在實行類似于“財政包干”的醫療服務放開后，中央人通過向醫療服務機構(下游人)索取固定剩余額，向其出讓剩余索取權后，便沒有意愿監督他。
認真抓好鎮黨委理論中心組理論學習，建立領導干部帶頭學，帶頭講制度，強化鎮黨委中心組理論學習、督查、旁聽、考評等制度，圍繞全黨的大局和各項中心工作，從部署要求，制定計劃，安排輔導，總結經驗，檢查考評五個環節入手，推動領導干部在學習宣傳貫徹中當好表率。采取舉辦培訓班、觀看電教片等形式繼續抓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文選》、十七大精神的學習，把宣傳思想貫徹不斷引向深入，**年擬辦各類培訓班9期。
二、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氛圍
要跳出“就宣傳抓宣傳”的舊模式，學會用非意識形態手段來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圍繞鎮黨委、政府中心工作，精心組織策劃，結合省、市、區、鎮經濟、農村工作會議，將上一年的成果，新一年的任務宣傳好，以深入貫徹《公民道德實施綱要》為主線，繼續深化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活動，廣泛開展“樹立榮辱觀、爭當好公民”和“共鑄誠信”、“送溫暖、獻愛心”等主題道德實踐活動，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路規范，以“三大創建”為龍頭、積極開展和諧農村、和諧家庭等群眾性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學習貫徹十七大主題宣傳活動，大力營造和諧發展穩定氛圍。
三、全面推進宣傳文化陣地建設
重點抓好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科學文化普及工程，衛生健康工程和全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四項工程”，采取“互動聯動”、“共建帶創”等形式，使**年村俱樂部在全鎮覆蓋面達×××以上，充分發揮農村“三校”、“四校”的作用，對接農民需求，加強實用科技知識，實用勞動技能培訓，擬于明年4月份開始廣泛開展“創綠色家園”活動和深化“整治村鎮衛生、優化人居環境”主題活動。
一、政治社會化價值取向的內涵
政治社會化就是在政治社會中，社會成員通過學習政治文化，形成自我政治價值，培養一定政治情感和政治態度，具有一定政治參與能力的過程，即是由“自然人”走向“政治人”的過程。政治社會化具有訓練個人、維系既有的政治文化和維系政治體系穩定等方面的功能。在此進程中，它存在著主導力量的發揮的問題，而這種發揮就涉及政治社會化的價值取向問題。所謂價值取向，是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關系時所持的基本價值立場、價值態度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價值傾向和所選并實現的某種可能性。政治社會化的價值取向就是政治社會化主體在培養其社會成員習得特定政治文化、形成社會所需要的個體社會政治價值觀所持有的傾向性或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傾向性就是指而言就是意識形態傾向。由于政治社會化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在個體方面，主體讓其社會成員接受教育和其他途徑獲得政治態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使之變為政治人。在政治體系層面，又要塑造其成員政治心理意識，對其成員進行政治教化，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向社會個體宣傳和推介本體系的政治價值取向和應有的行為模式，力爭使更多的個體對這一體系產生認同感，從內心中確證現存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對主體力量而言，政治社會化的價值取向就是以維護政治體系的存續為目的，實現社會成員對既定政治體系的政治認同。
二、影響政治社會化價值取向確立的因素分析
1、國家性質是判斷政治社會化價值取向的首要前提
人類自身的各種社會政治關系說到底就是利益關系，政治關系和政治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社會勞動生活的利益關系的產物，一切政治活動無不圍繞著利益的爭奪展開。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其他方面的利益糾葛，都需要制度性安排進行調節。國家是對利益關系進行調節的制度性安排，其有序地發揮調節機制的作用依靠社會政治活動進行，即在一定利益關系主導下，形成一定政治意識和政治傾向，通過相應的政治活動進行政治表達，實現利益訴求。所以，訴求利益必然會對國家產生影響。統治力量會在給予其社會成員通過相應途徑進行利益表達的同時，為確保社會政治體系的穩定，統治力量也相應地對其成員進行政治教育，告訴他們的利益訴求必須在社會政治體系的可承受度以內，不能危及政治體系本身。無論是什么類型的國家，都會教化其民眾認同其統治的合法性，而這種教化本身即是具有傾向性的、都是從維護有利于其統治進行的，是由國家屬性決定的。
2、先賢學說是影響政治社會化價值取向的思想源泉
在社會交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是發生聯系和相互作用的，人的生活內在地存在著秩序和規則。人一旦結成政治社會。為維護政治社會的存續，統治主體首要考慮的價值不會是自由、正義等，而是秩序等。人們在討論自由、正義等問題時，亦是基于秩序這個前提，即自由、正義總是在一定秩序框架內才會彰顯其意義。縱觀人類歷史，對追求理想的秩序是古往今來的賢者所追求的目標。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霍布斯的《利維坦》，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到《聯邦黨人文集》中展現出來的分權制衡學說，反映了西方賢哲對理想秩序的追求；同樣，古代中國的先賢也都存在這種愿望，老聃言“小國寡民”、孔子講“有道之世”、孟子講“仁政”、朱熹講“王道”而康有為講“大同”思想均表達了歷代中國先賢對理想秩序的追求。先賢們的思想學說，毫無疑問地會被后世發掘其合理性，成為論證其行為的歷史合法性依據。
3、政治文化內在決定政治社會化的價值取向
從政治文化來看，政治文化會內在規定性決定了政治社會化的價值傾向，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政治文化是在政治體系中的團體、個體等，在長期的社會歷史傳統影響下形成的特定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模式。它包含了主體對所處政治體系、政治活動過程等政治現象，以及主體在政治體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一種傾向和價值態度。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這種價值態度涵蓋了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評價等方面的內容。政治認知是人們對一定政治體系的認識和理解。由于人在政治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是不一致的，因而人們對政治體系存在多樣性的認識。但政治體系本身也會根據自身的需要，對人們進行政治教育，將政治體系總體狀況灌輸到人們的觀念意識中，以形成對個體所在的政治體系的總體認識。由此可見，作為政治現象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評價都是具有傾向性的，主體當然會將這種傾向性帶到政治社會化進程中，影響政治社會化的結果，確保個體接受的政治教育是主體力量所需要。從歷史發展看，它是在一定歷史與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相互作用的結果。
4、意識形態是影響政治社會化價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隨著建筑施工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職工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越來越強烈，同時受市場競爭的影響和外界經濟的誘惑，職工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面對這一新情況、新問題，宣傳思想工作作為建設和諧企業的重要手段和職工日常行為的導向，有著長久的生命力。
一、對存在問題的再認識
建筑企業不同層面的思想十分活躍，意識形態領域不確定因素存在，職工從不同角度密切關注企業發展動向和涉及企業政策趨向的情況比以往增多。概括起來講，主要有以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
1、意識形態領域有潛在不和諧因素。社會大背景下，思想文化領域面臨著種種復雜情況，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噪音”、“雜音”時有出現，一些背離的思想意識潛藏。對建筑企業來講，現階段既是“發展黃金期”，又是“機遇和挑戰并存期”，穩定顯得極為重要。在不同層面，對企業能否走上科學發展這一軌道，在思想領域有不同的認識，沒有完全達到統一，有的還在觀望。
2、理論和實踐脫節，釋疑解惑能力有待提高。在大多數企業，普遍存在理論和實踐嚴重脫節的事實情況。在形式上，為了保證學習任務的完成，不惜制定各種制度和措施；在內容上，各種安排滿滿當當，唯恐漏掉一塊；但在最關鍵的實踐上，更多停留在“理論時時講，實踐不見影”的層面，務虛太多，看不到實踐效果。
3、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存在一些盲區。主要表現在：一是不在崗職工，從不參與企業組織的相關學習和各類活動，對企業發展置若罔聞；二是一線職工，特別是作業班組，一心只想“干好活，拿到錢”，對于傳播怎么樣的思想文化概不關心；三是離退休職工，這個群體最關心的是切身利益問題和各項政策的落實情況，并不在意企業用什么方式來推動企業經濟發展；四是勞務作業人員，一方面并不了解企業思想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自認為不會永久性地隸屬于某一企業，走一步算一步。這些領域在企業具有特殊性，覆蓋這四大盲區是新時期宣傳思想工作的當務之急。
4、宣傳力量有限，大宣傳格局有待形成。當前，建筑企業工程項目點多面廣，宣傳力量分散，陣地和隊伍缺乏有機的統一和統籌發展；宣傳力度不夠，通常情況下，各單位各部門各自為政，宣傳工作“孤立化”、“隨意化”等現象突出，未能形成大宣傳、大教育、大服務的格局；宣傳合力不強，宣傳思想陣線多為單一的黨群組織，沒有規范的管理制度和穩定的經費來源，這些因素制約著宣傳思想工作向其他領域的滲透。
二、做好宣傳思想工作的著力點
在建筑企業出現轉型的新形勢、新階段，宣傳思想工作任重道遠。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局面，必須堅持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整合和引領多樣化的思想，深入學習、廣泛宣傳，充分發揮建筑企業宣傳思想工作的喉舌作用，加強宣傳輿論陣地的管理，不為錯誤的思想觀念提供傳播渠道，確保先進的思想文化牢牢占據主流地位，緊密聯系實際，努力開創宣傳思想工作新局面。
1、宣傳思想工作要形成合力。以領導班子中心組學習為載體，進一步用黨的思想理論武裝干部群眾，讓主流意識形態占據職工的思想，不斷夯實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大力開展形勢任務教育，緊緊圍繞建筑企業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有針對性地開展宣傳輔導和解疑釋惑工作，大力營造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惜團結、倍加維護穩定的良好氛圍。
2、宣傳思想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只有從服務職工、服務群眾出發，把職工群眾的利益和要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宣傳思想工作才能真正達到教化、引導、激勵的目的。宣傳干部應隨時掌握輿情民意，知道職工群眾當前在想什么、怨什么、盼什么，有什么苗頭性的思想和傾向需要引起注意，有什么困難和問題需要解決，當前的主流民意是什么，職工群眾對企業發展有哪些希望和建議。突出職工群眾的主體地位，堅持平等的態度、民主的作風，帶著情感去做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努力做到入情入理，潛移默化。
3、宣傳思想工作要確保實效。企業黨委宣傳部是代表黨負責宣傳思想工作的職能部門，應牽頭協調各方，并在實踐中形成整體合力，達到最佳宣傳效果。通過探索機制，進一步建章立制，建立分類實施和分層培訓機制，大力開展宣傳隊伍培訓工作，著力抓好基層宣傳員的普及性培訓。積極探索有效的宣傳干部隊伍運行、管理機制，建立規章制度，制定獎勵、考核措施，調動宣傳干部隊伍的積極性，確保宣傳思想工作深入、持久、健康、有效開展。
4、宣傳思想工作要順應時展和形勢變化。宣傳思想工作的生命力來源于緊跟時代步伐，只有緊密結合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推進宣傳思想工作的改革創新，才能從與時俱進的角度來認識宣傳思想工作，用持續發展的眼光來審視宣傳思想工作，以改革創新的精神來推動宣傳思想工作；只有緊緊圍繞企業確定的奮斗目標，結合企業工作實際，才能跟上時代的要求，與時代同頻共振；只有深刻認識“三貼近”對于提高宣傳思想工作創新能力的極端重要性，才能準確把握職工思想活動的特點和規律，做到生動活潑、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可親可信；只有充分運用報刊、網絡、電視等新聞媒體，積極發揮科技成果的作用，才能推動各種思想文化傳播方式的互相融合；只有樹立科學的管理思想，積極探索宣傳思想工作的規律，運用科學管理方式，才能實現管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
三、建立宣傳思想工作的長效機制
在建筑企業大發展的新形勢下，迫切需要對重大思想認識和現實問題作出有力的回應；迫切需要理論和政策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迫切需要正確把握宣傳思想工作的方向。
一是必須堅持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政治原則和工作制度，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保證。作為企業宣傳部門來說，把握政治原則，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首要的一條就是牢牢把握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應高度重視企業宣傳人才的培養、教育和管理，把思想政治堅定、理論修養好、組織領導能力強、熟悉意識形態工作的優秀干部及時充實到宣傳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