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0 14:55:4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以股權交易為核心的融資方式——上市和并購融資上市是文化企業在證券市場上以發行股票出賣股權的方式向投資者籌集資金，并購指企業間的兼并和收購。上市與并購都是以股權為基礎的融資模式。文化創意企業上市融資能夠使得“無形財產”權利人更加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這在歐美文化產業發達國家的運用已較為廣泛。國外大型文化傳媒企業，大多是上市公司，如新聞集團、沃特迪士尼、維亞康姆、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等。由政府資助的公共媒體英國廣播公司、日本NHK電視臺等，也都是上市公司。一直以出版傳媒為主，發展較為穩健保守的貝塔斯曼也在尋求上市。但主板市場對發行人的營業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價值等方面的要求標準較高，上市企業需有較大資金規模以及穩定的盈利能力，多為大型成熟企業。文化企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很難符合主板市場上市條件。為服務于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很多國家積極探討在主板市場之外設置專供中小企業融資的小型資本市場，即創業板或二板市場。如美國納斯達克小型資本市場、英國另項投資市場、新加坡第二板市場、吉隆坡證交所第二交易部等，都是為了滿足中小企業上市融資的需要而開設的創業板市場。上市企業還通過股權兼并、收購、托管或股權置換等資本運作方式進行融資。文化巨鱷新聞集團在已持有英國天空電視臺（BskyB）39.1%股份的基礎上，于2010年以78億英鎊（約合125億美元）收購剩余股份，全資擁有BSkyB。此前，新聞集團就通過股市收購，成功買入美國道瓊斯公司，將《華爾街日報》、道瓊斯通訊社以及知名投資刊物《巴倫》雜志納入旗下。文化企業的股權變化，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化領域內，很多域外資本介入進來。美國的十大財團，洛克菲勒財團、摩根財團等，不少與文化產業有關，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三大商業廣播公司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于1985年被通用電氣公司（GE）收購，而這家涉及飛機發動機、發電設備到金融服務、電視節目制作的多元化公司，又是由美國老牌財團摩根財團控股的。電子產品制造商日本索尼公司先后收購了美國的哥倫比亞、米高梅、百代音樂等影視企業，變成了這些美國文化企業的“資金庫”，索尼對于公司的具體制作環節很少干預。股權即投資所擁有的權利，企業不需要上市也可發生兼并、收購等股權變動。非上市公司貝塔斯曼集團就曾收購英國圖書俱樂部有限公司（BookClubAssociates），后因公司經營策略的改變及BCA實難盈利，貝塔斯曼又將其賣給了工業股份公司Aurelius集團。
（二）政府財政給予大力支持——文化產業專項基金為保障文化產業投融資，發達國家設立了很多由政府出資并管理的投資基金及融資擔保基金。日本政府創立了各種基金會。1991年3月成立了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出資的“藝術文化振興基金”，用于向包括藝術家及藝術團體的創作活動、地方文化公演及藝術品展示等活動提供資金援助。日本文化廳設立了文化產業專項基金，專門用于支持地方文化產業的振興事業及在海外舉辦電影節、藝術展覽、與海外聯合制作文化藝術作品、交流文化遺產和建立海外文化藝術宣傳中心等。此外，日本還成立了“東京多媒體基金Ⅰ”、“東京多媒體基金Ⅱ”、“《怪盜佐蘿莉》項目”、“動畫片基金”等專項基金，專門用于動漫、游戲、音像等文化產業項目的開發。〔5〕2013年，日本成立了官民合資的“酷日本”海外開拓支援機構，對致力于日本動漫、時尚、游戲等文化產業的中小企業海外拓展業務提供資金支持。該機構目前募集了375億日元，其中政府出資300億日元，其它為民間資金。〔6〕韓國政府先后設立了各種文化產業專項基金，如文藝振興基金、文化產業振興基金、信息化促進基金、廣播發展基金、電影振興基金、出版基金等；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發起了“文化產業專門投資組合”，對文化企業實施有目的、有重點的資金支持。韓國政府連年增加文化創意產業財政預算。2013年，樸槿惠在其當選后的首次施政演講中更是表示，將投入占總預算規模1.5%（5.3萬億韓元）的資金扶持相關文化產業發展。英國的做法最“創意”。它采取了國家彩票基金投資文化創意產業的模式，以法規的形式將國家每年彩票總收入的28%用于資助文化、藝術、體育和慈善事業。2012年，英國文化媒體與體育部部長艾德•韋澤（EdVaizey）表示，以目前彩票業的發展狀況來看，未來5年內，彩票可以向英國文化產業提供超過2億英鎊的資助。英國對文化產業實行“政府陪同資助”政策：企業決定投資某一文化創意產業，政府將給予配套資助。企業首次投資時，政府按照1：1的比例配套資助；再次投資時，政府將對超出前次出資額的部分實行1：2比例資助。這種方式激勵了企業投資文化產業的積極性。美國多層次的文化產業投資體制中，聯邦政府投資也是重要的部分。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博物館學會對文化藝術團體給予資助，州和市鎮政府及聯邦政府的具體部門也提供一定資助。如紐約市政府設立的文化事物部，是紐約最大的非營利性文化投資機構，在2006年財政年度里，該部為紐約文化機構下撥了1.31億美元，惠及600多個藝術文化團體。其中約2000萬美元用于項目資助，其余的用于機構補貼和投資基金。〔7〕各國政府還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補貼、低息貸款等方式對文化企業實行財政支持。
（三）創新融資方式——基金、信托融資及其他新型融資方式各類具有較強專業人員儲備和豐富投資經驗的專業性機構，如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創投企業、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基金、再擔保基金等，活躍在國際金融市場。為文化企業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企業通過發行企業證券、債券、票據、轉讓股權等，獲得資本市場的支持。以金融業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為例，美國富達、富蘭克林坦伯頓、先鋒、貝萊德安碩、太平洋投資管理是美國排名前十的基金機構，美國北方信托、紐約銀行家信托公司等是專業的信托公司。美國很多商業銀行也兼營信托或基金業務，如大通、運通、梅隆、黑石、貝爾斯登等，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譽。各國為了促進電影、音樂、漫畫、動漫、游戲等文化產業的發展，紛紛將知識產權列入信托對象。知識產權擁有者可以將知識產權或者其相關權益賣給一個合法的獨立實體，由該獨立實體根據知識產權未來可能產生的收入流在資本市場發行證券融資。世界范圍內最早的一例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是音樂版權證券化。英國著名搖滾歌手DavidBowie將其在1990年以前錄制的25張唱片的預期版權（包括300首歌曲的錄制權和版權）許可使用費證券化，于1997年發行了BowieBonds，為其籌集了5500萬美元。〔8〕該筆交易開啟了藝術家、作家等版權所有者進行類似證券化的興趣。2001年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theRoyalBankofScotland）將英國蠶蛹音樂發行集團（ChrysalisGroupPLCUK）所擁有的音樂作品版權證券化，募集資金規模高達6000萬英鎊。金融界創新不斷，為文化企業帶來活力。以電影為例。1995年，美國電影界將證券市場“組合投資”的理念引入電影投資，認為如果一個投資組合中包括20至25部風格不同的電影，即可回避投資風險并保證一定比例的回報，保險資金和退休資金蜂擁而至。由于電影回報和宏觀經濟、股市的關聯性較小，對基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華爾街的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也加入到電影投資的大軍中。僅2005至2006年，GunHillRoad分別向索尼和環球提供7.5億美元和5.15億美元，MagicFilms投資給迪斯尼5.05億美元，而華納兄弟和福克斯分別獲得來自LegendaryPictures和DuneCapital的5億和3.25億美元資金，MelroseInvestment投資3億美元給派拉蒙。〔9〕世界領先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美林出具研究報告稱，在適當的財務杠桿結構下，類似基金的平均回報率超過20％。電影投資基金的募集通常以高收益債、低收益債和優先股等不同品種的金融產品吸引風險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資者而完成。
二、文化金融中介服務體系專業度高，知識產權評估、管理、保險、交易等服務完善
與傳統產業的房產、土地等實物資產抵押不同，文化產業可用于抵押的是其核心財富知識產權這導致文化金融風險高。為了解決知識產權難評估、高風險的特點，發達國家創設了文化與金融之外的第三方機構，包括知識產權資產評估公司、資產管理公司、融資擔保公司以及知識產權金融交易所、律師事務所等在內的中介服務機構，提供知識產權評估、管理、保險、交易的服務。
（一）建立專業的知識產權評估與管理機構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是一項復雜多變的擔保交易活動，金融機構在投資前的知識產權評估與合同擬訂、投資后的著作權管理等方面都缺乏專業的技術與經驗。為此，發達國家已建立了相對獨立、完備的文化創意評估與管理機制。1995年，日本住友銀行推出了基于知識產權為擔保抵押品的新興融資項目。為規避風險，住友銀行與日本動漫巨頭BV株式會社共同出資，設立多媒體金融公司，由這一公司對擬作為融資擔保的知識產權進行評估，以評估為依據進行擔保及融資。2006年7月，日本政策投資銀行與美國高登兄弟集團（GordonBrothersGroup）合作建立了高登兄弟日本公司，專職負責相關擔保資產的評估和管理工作，包括對于知識產權的評估、篩選以及貸后的管理工作。這一模式被日本金融機構廣為借鑒。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就是知識產權評估機構，在工作定位和業務指導方面，中小企業管理局并不主動積極為知識產權權利人提供擔保，而更傾向于為借貸雙方提供如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貸后知識產權管理等的相關服務，為雙方解決知識產權擔保融資過程中的風險管理問題。知識產權評估與管理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以版權評估為例，需要采集、分析與處理的數據包括：版權作品作者和版權權利人、版權評估對象包含的財產權利種類、形式以及權利限制、版權作品創作的成本因素、所實施的版權保護措施以及可能需要的成本費用、版權剩余法定保護期限以及剩余經濟壽命、版權作品發表后的社會影響、發表狀況等、版權收益方式、預期收益額等。知識產權的評估與管理程序，從韓國科技信用擔保基金（KoreaTechnologyCreditGuaranteeFund，簡稱KOTEC）的運作中可見一斑。KOTEC為知識產權型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技術評估、技術和管理支持等業務，并開設了專業的技術評估中心。KOTEC在收到評估委托之后，組織由行業專家、法律、技術等方面專業人員組成的項目評估組，對申請人的技術和市場能力進行評估。對擔保金額的確定主要基于完成申請人的技術項目所需的資金，而非基于以往的經營業績。KOTEC還設計了一個信用評級系統，從AAA到D共10個等級，技術評估中心根據評估結論為申請者頒發技術評估證書。KOTEC鼓勵銀行和風險投資公司對證書持有人提供貸款或投資，如果基于證書提供了貸款或投資而遭受損失，KOTEC還會就一定比例的損失給與補償。〔10〕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主要是由得到認可的企業價值評估協會的評估師來擔當。在美國，這些協會組織包括國際企業價值評估分析師協會（IACVA）、美國評估師協會（ASA）、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美國企業價值評估師協會（IBA）等。此外，還有一部分知識產權專業律師、注冊經理人協會的成員與一些經濟咨詢公司等參與了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服務。各國也都設立了本國的企業價值評估協會，如加拿大企業價值評估師協會（CICBV）、澳大利亞評估師協會（AIQS）、德國公共測量師協會（BDVI）、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協會（RICS）等，為本國企業價值包括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服務。
（二）建立融資擔保與保險機構文化金融是高風險行業，而保險或擔保的本質屬性就是提供全面的風險管理和風險保障，這是二者的契合點。保險業或擔保機構能為文化企業提供保障，改善其外部融資條件。很多發達國家政府為解決文化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業的融資難問題，設立了政府融資擔保機構或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機構的風險。1983年，法國文化部與財政部共同發起成立了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專門為電影及文化產業提供貸款擔保，擔保對象主要是中小型文化企業。融資局的融資擔保額一般占信貸總額的50%，這樣一來，即便企業破產，銀行的損失也只占一半。美國知識產權創新金融服務公司，是美國政府聯合民間力量成立的信用擔保機構，以提供直接資助或全額擔保的方式，評定企業的知識產權處分價值，為其知識產權融資活動提供信用保證。2013年，為推廣新加坡作為交易和管理樞紐，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項融資計劃，允許企業以知識產權為抵押品，政府為其擔保融資。日本知識產權的融資擔保業務，由承擔政府政策性任務的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承辦。在文化金融發育程度高的國家，保險為文化產業提供多環節、全流通的風險管理服務。拿資金需求最旺盛的影視業來說，在產品制作前期，為保障影視劇制作完成，投資商一般要求生產企業購買履約保障保險，在作品制作的中期要提供演員的人身保險等，在制作后期也有相應的保險，在流通環節還有知識產權保護和出口信用保險。〔11〕版權質押中，在完成版權評估確定投資之后，投資人最關心的問題，是版權作品能否制作完成并順利發行。于是，“完工擔保”的險種應運而生。保險公司事先對版權產品的方方面面進行嚴格評估，當確定風險在可控范圍之內才會承保，決定承保后，保險公司向銀行、基金或個人投資者擔保，以確保文化企業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在影視業發達地區，如果沒有完工擔保的話，制片人或電影公司幾乎不可能從銀行拿到貸款項目。在美國，較為知名的提供“完工擔保”的機構有國際電影擔保公司（InternationalFilmGuarantor，簡稱IFG）和CineFinance公司，電影完片國際公司（CinemaCompletionsInternational）和世界電影完片公司（WorldwideFilmCompletion）等。
伴隨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不斷涌現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金融、經濟恐慌，不可避免引發了新的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安全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界爭論的熱門話題。
從廣義來看，金融安全是指一國具有抵御來自國際金融危機侵擾，保持國內投融資秩序正常、保持金融體系穩定以及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穩定發展的能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如何防止金融風險乃至防止整個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引發動蕩并導致國民財富的大量損失是金融安全的主要內容。
在全球化過程中金融風險有普遍增大的趨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但是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風險更大。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的實力薄弱，經濟金融制度及結構的缺陷較多，對開放進程的準備和力量積蓄都不充分，因此，難以適應全球化引發的沖擊，風險的承受能力不足。這是70年代金融全球化以來金融危機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爆發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進一步金融開放面臨的風險
（一）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存在風險
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一國對外經濟部門自由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開放資本賬戶將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潛在風險：首先，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存在沖突的風險。其次，增加債務償還風險。資本賬戶開放后，資本流入結構中的間接投資、短期資本和私人資本所占的重將大大增加，將增大債務償還的風險。
（二）中國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缺陷，不適應金融全球化條件下對金融監管的要求
90年代以來，我國涉外金融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外國金融機構來華設立分支機構日益增加，這些變化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現行監管法律體系不健全；監管的市場化、國際化步伐不適應銀行業發展的需要；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偏低等，所以風險和隱患依然存在。
（三）國內金融機構缺乏競爭力，外資金融機構的引進對國內金融機構形成沖擊
我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素質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在當今全球性互動的巨大變革背景下，我國銀行業已不由自主地被拋入了不變不行的激烈競爭之中。然而，必須冷靜地看到，在如何及早完成銀行體系再造、提高競爭力、加快金融創新等方面，我國銀行在許多方面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三、我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
(一)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
應盡快促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從而有效防止國際游資的沖擊；同時，能夠密切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系，即利率變動會通過國內資金供求、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及遠期外匯供求等方面的變化來影響匯率，使人民幣匯率機制趨于完善。
(二)加強金融監管，控制金融風險
金融監管是實現金融體系穩定運行和宏觀金融調控的重要保證，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必要手段。所謂金融監管是通過立法和管理條例對金融機構的業務、資金的價格、市場準入(出)以及分支機構設置等方面實施限制，旨在保證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已于2001年12月加入WTO，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勢在必行，而在開放市場的同時會不可避免地引進風險。因此，在健全金融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成為規避風險最有效的手段。
1．增加金融運行的透明度，強化信息披露。透明度要解決的是游戲規則和某些必須披露信息的公開化問題:一是擔負經濟調控和管理職能的政府，特別是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做到及時公布重大政策變動，并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在政策動作上應該協調一致；二是各類金融機構的會計財務規則基本符合國際慣例，并向監管當局報告真實的數據。
2．建立風險預警體系。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防范金融風險的安全指標體系。金融全球化風險是一種宏觀金融風險，必須由中央政府統一設計指標體系和設立專門機構，進行風險監測和評估，由金融監管當局結合國內金融穩健性情況統一擬訂反應對策。最重要的是，要保證信息暢通和反應機制的靈敏性，能夠對外部重大沖擊和風險因素做出快捷的回應。
3．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天生存在著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一旦個別經營不善的銀行出現擠兌現象，健康的銀行也可能會受到沖擊。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抑制擠兌，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目前正是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最佳時機: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降低了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成本和風險；中國銀行業監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創造了前提條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取得顯著成效，銀行不良資產的大規模政策性集中處置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正在建立中。
(三)積極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的重組與再造，培育在金融全球化環境中的競爭優勢
1．積極培育符合國際水準的大銀行。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對銀行體系的重組要有前瞻性發展眼光。為此，必須按照符合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銀行業健康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思路，重新構造我國商業銀行，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銀行體系。
2．積極推進商業銀行經營國際化進程。經營國際化是金融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銀行所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對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國內銀行必須在遵循國際標準的前提下，對自身的發展戰略、管理體制、產品和服務、技術與人才等進行全方位、大幅度、深層次的再造和升級，實現高層次的經營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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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波克，徐蓉.金融全球化與風險防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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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文化；創意環境；創意文化
當阿里巴巴收購雅虎時，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就明確指出：“有一樣東西是不能討價還價的，就是企業文化、使命感和價值觀。”
一、企業文化是時代的要求
關于企業文化的定義，國內外的學者有諸多不同的表述。據統計，國內外關于企業文化的定義大概有180多種，也就是說，幾乎每個管理學家都有企業文化的定義。筆者比較傾向于我國著名學者魏杰在《企業文化塑造：企業生命常青藤》中對企業文化的定義：“所謂企業文化就是企業信奉并付諸于實踐的價值理念，也就是說，企業信奉和倡導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的價值理念。”據此我們可以看出，企業文化現象都是以人為載體的現象，而不是以物質為中心的現象，由一個企業的全體成員共同接受，普遍享用，而不是企業某些人特有，并且是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
IBM咨詢公司對世界500強企業的調查表明，企業出類拔萃的關鍵在于具有優秀的企業文化，它們令人矚目的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和管理創新根植于其優秀而獨特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它們位列世界500強而聞名于世的根本原因。
大凡來北京旅游的朋友都喜歡去嘗嘗全聚德烤鴨，在北京前門那的一家店，也是全聚德的起源店。一走進這家店的大廳，你就會有種穿越的感覺——好像回到了清朝。大廳里面有面老墻，老墻后面就是老鋪，老式的八仙桌子，青色的地磚，木制的閣樓，還有老式的留聲機、黑漆的柜臺。服務員也是像清朝時的小二一樣，青衣小帽的伙計熱情地吆喝著，服務的方式也是老式的跑堂服務，這種懷舊的獨特文化風貌就盡收眼底。這種獨特的文化氛圍所帶來的感受并不是美味佳肴所能替代的。
再者，一個公司要想長久地發展，進行擴張，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企業文化和所要到達地方的文化恰當地融合起來。英特爾公司在中國發展時，就與中國的學校進行合作，到2011年，英特爾的未來教育項目在中國培訓的教師總數就已經達到了170萬名，資助國內高校的聯合研究項目100多個，并且幫助建成了100所國內高校實驗室。此外，英特爾還積極地參與到了中國式的文化活動當中。在中國推進建設新農村的活動中，英特爾的董事會主席克瑞格·貝瑞特博士就親自到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姚家村進行考察。英特爾公司能在中國取得這么大的成績，和它積極地融入中國式文化這種大的氛圍之中的做法是很有關系的。
二、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發展
文化不是空談，不是幾句口號或者貼在墻上的標語，而是要去落地，去把它向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做。
聯想公司在創立之初確定了企業的核心文化是“企業利益第一”，后來演變為“主人文化”，這種文化就是指在一個企業最危急的時刻，會有主人站出來領導著全體同仁殺出困境，走向安全的道路，奔向目標。聯想的主人是誰，是柳傳志，是聯想的高管，是聯想的每一位員工。聯想把這種主人文化徹底地融想的每一位員工身上，在危機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愿意、都敢于站出來為公司付出，正是這種獨特的文化精神力量帶動了聯想的逆境重生，再一次發展。
聯想的文化發展演變，是把自身的企業文化很好地傳承了下來，這種傳承是創新性的傳承，是對于最初的“企業利益第一”的文化的更高層次的理解和運用。試想一下，如果每一個人都把公司看做自己的公司，那么他們付出的努力是不是會更加多。再者，中國人看重權力，希望做“老大”，有很重的權力情節，那么聯想公司的企業文化就依據這一點進行了創新，有了獨特的“主人文化”，讓每一個人感覺自己都是老大，自己對于公司都有很重要的責任，這也造就了聯想的成功。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縱觀企業發展史，沒有哪一家企業是完全依靠自身的擴張而得以成長，也沒有哪一家企業不是靠兼并而得以發展的。”企業家的精神可以說是企業文化的源泉，那么企業員工或者子公司就是這個源泉產生后會進行的分流。對于這些分流應該怎么辦呢？我想大自然都已經給了我們啟示了。我們來看長江，長江的主干是非常龐大的，途經了、青海、云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江蘇、上海等省份，而其分流也很多，比如岷江、嘉陵江、沱江、烏江、湘江、漢江、贛江等，而且有的分流還匯成了大的湖泊，形成了“一干多支”的局面。那么在企業文化方面也可以建立這種“一主多元”的企業文化格局。
三、營造創意環境，孕育創意文化
文化對于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那么如何能夠讓自身的企業文化更加有創意，更加獨特，更加吸引人呢？這就是圍繞著文化來講很直白的一點。文化對于企業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要想使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重要的方面離不開文化對于企業員工的影響。而要讓自己的企業文化更加有創意，這就需要一個有創意的環境去孕育你所需要的這種文化。
那么，怎樣才能把環境打造得更有創意一些？筆者認為，要想使一個環境能夠孕育更多的創意，這個環境至少要擁有三個要素：一是才能；二是科技；三是寬容。好的創意環境一定要足夠寬容，能夠容納那些有才能的人。
企業家應該相信每個員工都可以有創意，而且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不斷思考和不斷嘗試找到創意。那么，怎樣才能使一個人變得更加具有創造力呢？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要相信自己有創造力。每個人都要認為自己一點兒也不比所謂的天才差。如果你認為自己做不到，你就永遠做不到；如果你認為自己做得到，你才會集中才力想辦法去超水平發揮。人人都有創造力，不要限制自己，這點非常重要。
（二）要學會使用創意的三個要素。當任何人有想法出來的時候，我們都要肯定他，同時要包容他，任何改變都可能會帶來困擾，不要因為暫時不當就抹殺創造力。臺灣地區每提出一千件專利申請，最后能夠變成產品的只有三件。當時無法用到的創意，不代表未來不能用。所以，任何一個創意都應該受到肯定和包容。
（三）體驗生活。我們經常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以需要認真體驗生活，主動實踐。從某個角度你所看到的東西是某一個樣子，但換個角度，或者在另外一種情境下，其結果就會與原先截然不同。
（四）要時刻保持高昂的熱情。永遠都要抱有這樣一個想法：怎么樣可以讓它變得更好？怎么樣可以變得不一樣？讓這股積極的工作熱情堅持下去。
（五）把自己變成T型人才。T就是talent，是才能的意思，而T這個字母看起來又是兩邊均衡的。未來社會所需要的是橫跨雙領域甚至多領域的人才。我們每個人需要擁有多項專長，如果某一方面的專長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就需要運用另一份專長，說不定就能順利解決問題。（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魏杰.企業文化塑造：企業生命常青藤. [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摘要】銀監會出臺的《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極大地降低了新設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本文著重對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利弊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金融機構準入政策農村銀行業
2006年12月20日，銀監會出臺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這一政策，極大地降低了新設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其目的在于打破農村金融壟斷地位，推動成立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增加農村金融服務活力，解決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覆蓋率低、農村金融供給不足、農村銀行業效率低、服務手段落后、農村地區信貸資金投放缺少寬松政策環境和信用基礎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建立完整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最大限度地吸引資金流入農村市場，逐步形成多元化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有效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金融供給不足問題，可謂是一件大好事。好事能否辦好？亟需加快解決目前成立“村鎮銀行”中面臨的一些問題。
一、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增大是農村金融改革首要前提
我國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總量巨大。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新增資金需求總量為15萬億元。按照過去農村投入資金中財政資金、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的經驗比例，即使考慮到公共財政加大對新農村建設投入的情況，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需要由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
與此同時，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需求正趨多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涉及多領域、多層次、多類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農戶的小額信貸需求，也有產業集群化龍頭企業的大規模資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貸款服務需求，更有各類銀行卡等支付結算和理財等服務需求。這些在客觀上要求農村金融服務品種更加豐富、手段更加多樣、方式更加便捷，而現有的農村金融服務顯然還存在不足，而這也為眾多金融機構進入農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放寬準入政策呈現四特點
銀監會的《意見》，將率先在6省（區）適當調整和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該政策的核心內容可用以下四句話概括：
（一）低門檻、嚴監管。《意見》中，五類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注冊資本、營運資金、投資人資格和入股比例、業務準入條件和范圍、高級管理人員準入資格、機構審批、公司治理等方面均享受到了調整放寬的優惠待遇。在監管方面，對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則實施審慎監管，其監管指標與商業銀行的標準一致，并且根據其資本充足狀況和資產質量狀況，將適時采取差別監管措施。當資本充足率低于8%時，將采取限期提高資本充足率，限制開辦部分業務，限期重組，直至采取接管、撤銷或破產等措施。
（二）先試點、后推開。由于銀行業市場準入制度調整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意見》提出按照“先試點、后推開；先中西部、后內地；先努力解決服務空白問題、后解決競爭不充分問題”的原則和步驟，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再完善辦法、穩步推開。首批試點選擇了四川、青海、甘肅、內蒙古、吉林、湖北等6省（區）的農村地區。
（三）增機構、廣覆蓋。《意見》允許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投資、收購、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其主要包括三類新設機構和兩類現有機構。三類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信用合作組織和專營貸款業務的全資子公司。兩類現有機構，一是支持各類資本參股、收購、重組農村信用社，將農村信用社代辦站改造為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二是支持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增設分支機構。農村地區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尤其是新設立的機構，其金融服務必須能夠覆蓋機構所轄區域的鄉（鎮）或行政村。
（四）拓功能、強服務。《意見》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成本可算、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積極創新符合當地客戶合理需求的金融創新產品和服務，逐步將目前在城市開發、開辦的標準化的保險、、租賃、保管、擔保、個人理財、信息咨詢、銀行卡等產品與服務推廣到農村，充分利用商業化網絡銷售政策性金融產品，滿足農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需求。
三、“低門檻”政策將促進我國農村金融體系重構
《意見》中“低門檻”準入政策的推出，將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近年來，由于大量商業性金融機構撤離農村，形成了農村金融的農信社“一社獨大”格局，其壟斷地位不斷強化。由于缺乏競爭，農信社在貸款利率定價方面完全處于“強勢”地位：針對農戶的貸款利率偏高，放寬利率限制后部分農信社的貸款利率一浮到頂，農民承受的利率壓力比較大。
1.農信社的壟斷地位將被打破。新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進入，不僅有利于增加農村金融供給，有效緩解農民貸款難的問題，而且還有利于打破農信社在農村大部分地區“一社獨大”的壟斷格局，加大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度，從整體上提高農村金融業的經營效率。
2.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勢必加大對農村地區的金融投資。準入門檻放寬之后，各個機構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在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業務中更好地找準定位，從客觀上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農業發展銀行可以完善其政策性金融職能，拓寬業務范圍和服務領域。
3.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將進入農村金融市場。放寬準入后，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經行政許可可以開辦各類銀行業務；隨著這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進入及其業務的展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農民貸款難的狀況有望得到改善。
4.民間金融等農村非正式金融將得到引導和規范。一方面，具有一定規模和管理制度的農村非正式金融組織，在降低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之后將被合法化；另一方面，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的非正式金融將被限制和取締。
四、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1.資金投向難以保證。成立“村鎮銀行”的目的是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由于《意見》中沒有明確規定農村新金融機構吸收的存款應全部投向農村，這很可能導致新成立的“村鎮銀行”將資金投向利潤更大的城市地區。對于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是否放寬或放寬到何種程度等問題也沒有明確規定。
2.支付結算等問題需加以明確。由于“村鎮銀行”規模較小，數量較多，如何將其納入支付結算體系，結算渠道是直接納入當地人民銀行還是通過其他金融機構，需要進一步探討并加以明確規定。同時，需要解決“村鎮銀行”金融穩定的問題。由于央行履行著金融穩定職能，承擔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在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對于這些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一旦出現支付危機，基層央行何時介入、以何種方式介入以化解金融危機，需要進一步明確。
3.規模過小經營成本相對較高。《意見》規定，在縣（市）設立的村鎮銀行、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在鄉（鎮）新設立的信用合作組織、在行政村新設立的信用合作組織，其注冊資本分別為不低于人民幣300萬元、100萬元、30萬元、10萬元。經營機構的小型化、分散化，在應對儲戶提現和其他日常運營問題上，所需的高流動性資產（如現金）與總資產的比例相對較高，形成活期存款、各種匯兌頭寸較少，資金成本相對較高。
二、建立全球銀行間的網絡系統
在經濟全球化并高度繁榮的今天，多學科、多領域的整合服務正在滿足社會各界的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可以使本國商業銀行與國外同行建立聯盟，利用對方的金融專家和計算機系統，實現客戶網絡制的發展。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個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額迅猛增加，傳統的通訊交換方式已不能滿足業務發展的需求，大量的數據需要及時、可靠地在各銀行間傳遞，而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就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在現代國際金融市場上衍生出一種新的數據交換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縮寫，意為電子數據交換。這種方式是現代電子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的產物，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迅捷、準確的計算機網絡為客戶辦理國際結算業務，每一筆業務的延續時間不超過三十秒，節約了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費用，實現了銀行為客戶提供優質、快速服務的宗旨。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金融市場上，EDI迅速成為商業銀行吸引客戶、增加中間業務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進和推動著商業銀行的現代化進程。正是EDI這種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成為溝通不同行業經濟活動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正日益發展成為最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交易手段之一。從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陸續宣布，所有的商戶首選交易方式為EDI，不采用EDI的商戶將不予或推遲辦理，EDI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嶄露頭角，成為日后國際化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
三、創建銀行內部通信網絡
西方商業銀行管理改革的主導是“以人為中心”觀念的確立。人是經營管理的主題，行為科研究已在西方國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業管理發生一場深刻變革，在商業銀行界突出體現在從以物為中心的管理轉向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銀行的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銀行有了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才能贏得廣大客戶的信任，有了高素質的銀行管理者，才有高數量的客戶群。對于商業銀行來說，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系一直是個重要的問題。因此，銀行創建內部網不僅發展了內部通信，加強了上下級的關系，而且也加強了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這樣做起碼可以減少組織內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頁夾的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置入一個具有強大搜索功能的電子通道；同時也可以提高員工的素質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銀行也處于激劇動蕩的合并時期。它開發的內部網，名為CHANNELONE，有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即電子郵件、論壇（一對多、多對多、多對一）、銀行規則與其它組織信息數據庫以及工作流系統。很顯然，內部網改進了銀行內部的通信。SPARBANKEN銀行內部網/INTERNET解決方案經理LUSTIG認為，通過改進員工訪問信息的條件，將會改進銀行向客戶提供的服務質量。“迄今為止，我們將30-35％的時間用于直接客戶服務，其余的時間則用于處理業務部門的任務，”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改變上述做法，將執行兩種任務的時間比改為80:20，即80％的時間用于開展有效的用戶服務，用于處理業務部門日常事務的時間僅占20％。”
「關鍵詞國際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跨國銀行、監管
國際金融一體化（InternationalFinancialIntegration）和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是當今國際金融領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就。盡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曾受到一些非議，但二者作為國際金融領域今后的主流發展趨勢，是得到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銀行從業者和經濟學家認同的。在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中，跨國銀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也給跨國銀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金融自由化放寬限制競爭的規則，充分發揮跨國銀行的“覓利”功能；金融一體化則擴大了跨國銀行的經營空間，使其能在全球范圍內調度資金，經營各種業務，不受國界的限制。但金融一體化、自由化是一柄“雙刃劍”，在使跨國銀行獲得上述好處的同時，它也破壞了既有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增加了跨國銀行的經營風險，給目前的跨國銀行監管體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對跨國銀行業的“雙刃劍”效應
跨國銀行無疑是國際金融一體化與自由化浪潮的積極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蓬勃興起的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很大程度歸因于跨國銀行業的不懈努力和強大壓力。政治學家一再宣稱，銀行監管機構已形同虛設，淪為銀行業的代言人；許多經濟學家以所謂的“需求理論”來分析跨國銀行監管的意義，他們認為銀行監管作為制度供給方，是銀行業發展需求的產物，因而銀行業不斷向全球各地擴展業務的需求將決定銀行監管的弱化和放寬。2世貿組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和1997年達成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均加劇了這一趨勢。跨國銀行因此贏得了良好的發展氛圍和發展機遇，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但在跨國銀行業空前繁榮的“泡沫”下，充滿危機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醞釀，并和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了世紀末的一場金融災難——亞洲金融危機。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洶涌的背景下，跨國銀行業機遇與挑戰并存，利潤與風險同在，具體而言，這種“雙刃劍”效應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跨國銀行利率風險的增加。利率風險是因市場利率劇烈波動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風險。在金融自由化盛行之前，利率風險的發生機率極小，這是因為金融監管當局幾乎對所有的金融業務實行分業經營并對存款利率設置上限（ceiling），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利率的上漲，減少了利率風險。但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金融領域放寬管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封頂制度，同時金融分業經營的界限也被突破，銀行跨營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情形比比皆是，金融領域內的競爭日趨白熱化。3其結果是：利率封頂藩籬的撤除和金融分業經營管制的放松，使各銀行間形成利率競爭，競相以高利率吸收社會閑散資金，而為了支付高利息成本并獲得高利潤，銀行往往將資金投入高收益的金融創新項目，但隨即而來的往往是高風險，如此便形成了高成本——高收益——高風險的惡性循環。4
（二）金融管制自由化使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減少了對外資銀行的經營限制，固然有利于資金資源的國際配置，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但也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受到潛在的威脅。跨國銀行對外擴張的動因追逐高額利潤，與發展中國家引入外資提高本國金融服務水平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的。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跨國銀行往往憑借其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設法逃避東道國的監管，發展法律所未規范的業務。而東道國監管當局由于監管技術落后，監管信息閉塞，難以對跨國銀行實行有效監管，因而出現所謂“監管落空”的局面，這樣就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出現了隱患，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隱患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拉美及東南亞等處爆發的金融危機均與跨國銀行的規避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跨國銀行的金融創新活動使銀行“表外業務”5劇增，增加了跨國銀行的衍生性金融風險。表外業務劇增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銀行為了滿足監管部門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必須拓展額外的財源；二是由于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傳統的銀行業務，是金融業競爭激烈，跨國銀行利潤率下降。于是跨國銀行為了維持其股本與資產的報酬率，必須發掘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新業務，這樣既可以避免資本要求，又能獲得豐厚的傭金收入。目前較為普遍的表外業務有貸款承諾、商業信用證、備用信用證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其中尤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最為迅猛。截止1994年底，跨國銀行在全世界的OTC衍生交易（場外交易）余額已高達12萬億美元。由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桿作用，即交納少額保證金即可以從事數倍于保證金數額的業務操作，收益高風險亦大，若操作不當極有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后果。近幾年震驚世界的幾起金融破產、虧損案件，如1994年加州橘郡基金破產、1995年巴林銀行倒閉、大和銀行虧損事件等，均因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致。
（四）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管制自由化掀起了跨國銀行的并購浪潮，對傳統的銀行監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銀行業的兼并加強了跨國銀行業的集中程度，銀行業的集中固然一方面可以從規模和總量上提高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但另一方面這種超級銀行也容易因風險管理不當而積重難返，因為這些超級銀行涉及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一旦釀成風波，對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體系都將造成破壞性的影響，這就是銀行業所說的“太大了以至不能破產”（toobigtofail）；其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浪潮是全球金融競爭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經過并購后重新組合的大型銀行擁有壟斷優勢，但其面臨的來自其它大銀行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與此同時，在大銀行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小跨國銀行將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再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在推動銀行規模擴大的同時，也逐漸淡化了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的界限，跨國銀行兼營證券、保險業，固然有利于銀行實施全能化和多樣化經營，實現所謂“金融超市”（financialsupermarket）的藍圖，但同時也使跨國銀行的風險來源增多，風險的預測力和評估效果下降，風險的破壞力劇增，此外，由于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存在著利益沖突，跨國銀行跨營他業實際上也打破了證券、保險業固有的競爭秩序。
（五）國際金融一體化將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場連為一體，為跨國銀行節省了交易成本，加之銀行業務電子化、網絡化以及現代通訊手段在銀行業務中的應用，使跨國銀行的經營效率大大提高，但各國金融市場的聯系越密切，它們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全球支付與清算系統中，一旦某家銀行出現問題不能及時清算，必然會造成“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理論界有學者將這種波及效應稱為“系統性風險”。近年來，美國大陸伊利諾斯銀行、英國巴林銀行、日本大和銀行的危機都曾造成類似的鏈式反應，引起跨國銀行界的極大恐慌。
二、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失
上述“雙刃劍”效應只是折射出跨國銀行業的“市場失靈”現象，如果金融監管當局能因應全球金融一體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及時改弦更張，更新監管措施，以“看得見的手”調控失靈的金融市場，仍然可以實現跨國銀行業的安全、穩健、高效運營。但是，由于金融監管總是滯后于被監管者的金融創新，加上金融監管當局創新監管的意識淡薄，導致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頻頻出現“落空”局面。一般認為，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依其監管的范圍和方式可大別為三類：國別監管、國際監管和銀行內部監管。筆者便從三種監管模式著手，研判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陋。
（一）國別監管的“各自為政”難以應對跨國銀行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國別監管系指在一國范圍內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主要體現為一國監管當局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在金融國際化趨勢產生之前，國別監管曾是對跨國銀行唯一的監管方式，在國際金融一體化浪潮高漲的今天，國別監管仍是許多國家對跨國銀行實施監管的主要方式。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跨國銀行的發展得益于其擁有的三大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6所有權優勢主要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出現，包括對經營技術的壟斷、產業組織的規模效應、豐富的人才資源、以優惠條件獲取資金來源的渠道等，所有權優勢可以降低銀行的融資成本，使銀行獲得可靠的資金來源，并形成規模經濟。市場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銀行可通過其控制的內部市場（海外分支機構）獲得資金、技術、信息、管理方式和經驗等，以降低交易成本，獲得競爭優勢。區位優勢因素不僅包括要素稟賦，而且還包括文化、法律、政策及制度環境等多種因素，跨國銀行可通過區位條件優越的國家經營業務而獲得利益。跨國銀行的三大優勢使其擁有得天獨厚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給單一國家的金融監管增加了難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銀行業的動蕩不安說明了單一的國別監管以難以應對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沖擊。
（二）跨國銀行的監管方興未艾，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完善。1974年西德赫斯塔特銀行與美國富蘭克林銀行相繼倒閉所引發的國際性震動是發起跨國銀行監管的肇因。1975年2月，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主持下，以十國集團為核心的央行行長成立了“銀行業監管實施委員會”（The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isoryPractices），即所謂的巴塞爾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75年2月了《對國外銀行機構監督的原則》，簡稱《巴塞爾協議》。該協議的宗旨是制定國際合作監督的原則，按照股權原則確立分行、多數股子銀行、少數股子銀行的定義監督銀行的流動性、清償性、外匯活動及其儲備。《巴塞爾協議》的誕生，被理論界認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標志著一種全新的監管方式——跨國銀行國際監管的產生。
但經過幾年的實踐，匆忙出臺的《巴塞爾協議》逐漸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集中體現在跨國銀行的監管缺乏統一標準，各監管當局的責任分工不明確上。以1982年意大利安布魯西亞銀行破產為契機，巴塞爾委員會于1983年對原《巴塞爾協議》作了修訂，在繼續強調任何海外銀行都不能逃避監管的基礎上，創設了“并表監督法”，強調各國監管當局之間應進行積極的合作，并對母國和東道國監管的權責作了較為詳盡的劃分集中體現在對分行、子行、合資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和外匯頭寸方面進行合作監管和合理分工。8但修訂后的《巴塞爾協議》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協議》回避了最后貸款人問題，監管責任與最后貸款人責任是否應當保持同一，在《協議》中未有體現，各國分歧很大；第二，國際監管并無可供實際操作的標準，《協議》只是提出抽象的監督原則和職責分配，而對監管的主要內容如流動性、清償能力、外匯活動與頭寸等，都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準，使國際監管形同虛設；第三，并表監督法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該方法要求母國和總行對海外機構的一切風險承擔責任，因而實際上鼓勵了東道國為吸引外資而放松對跨國銀行的管制，此外，跨國銀行只要在自己的全球網絡內部巧妙調撥和運用資金，即可規避并表監管，從事投機活動，使并表監管的目的完全落空。
（三）傳統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對銀行內部監管并不重視，各跨國銀行對內控機制的建設各行其是，缺乏科學、統一的風險測量標準。傳統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立足于運用法令、政策或慣例的力量，從外部劃定整齊劃一的監管措施來防范和控制銀行體系的風險。其風險防范的重點是信用風險，并主要通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來達到這一目的。但隨著以金融衍生品為代表的表外業務的迅猛發展，銀行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也發生了變化。由于銀行持有衍生商品頭寸的期限較短，因此由利率、匯率或其它價格發生不利變化所引起的市場風險要比信用風險更為突出。而防范市場風險的最佳途徑就是在銀行內部設立第一道屏障——內部風險預防和控制機制（以下簡稱內控機制）
在傳統銀行監管方式下，各跨國銀行對內控機制的認識尚處于自發階段，由于缺乏權威部門頒發的統一風險評估標準，各銀行或是無所適從，或是各行其是，風險監控不利導致表外業務風險擴張的案例不勝枚舉。1995年2月，著名的巴林銀行（BarlingsPLC）由于交易員超過授權額度，蓄意隱匿交易，造成日經225指數期貨虧損10億美圓，巴林銀行資不抵債，被迫清盤。有些專家指出，像此類風險，從外部監管角度是難以查知和實施有效監管的，若有一個較為完善的內控機制，巴林銀行是完全可以糾正交易員的違規行為，抑制風險的蔓延的。但是巴林銀行的內控機制流于形式，其交易員身兼交易與稽核二職，根本不能有效實施監督稽核職能，最終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后果。9因此，內控機制的建設須與外部監管并舉，在某些領域甚至可以發揮外部監管所無法達到的效果。但銀行監管當局長期存在的“以我為主”的監管作風，無疑阻礙了跨國銀行內控系統的建立和完善。
三、跨國銀行監管的發展趨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際銀行業的動蕩不安使各國監管當局深刻認識到更新跨國銀行監管措施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作用，于是主要國家金融監管機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試圖改變各自為政的監管方式，探求對跨國銀行實施綜合性監管的新思路。
（一）跨國銀行市場準入條件的趨同。
發展中國家在跨國銀行準入條件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涇渭分歧，這種分歧，實際上是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在根本利益上的沖突。發達國家強調競爭機會均等，即應保證跨國銀行和東道國銀行獲得均等的競爭機會，并以嚴格的互惠標準（鏡像互惠）為籌碼，要求發展中國家大幅降低準入條件。發展中國家出于保護本國金融業的目的，對準入問題采取審慎的態度，以“最惠國待遇”為準入的基本原則，規定嚴格的準入條件，迫使跨國銀行知難而返。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有力地推動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方面，跨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和盈利機會的吸引下，紛紛向這些國家拓展業務，甚至通過“院外集團”（LobbyingGroup）游說本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迫使其開放金融市場；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體制相對滯后的矛盾愈來愈突出，也迫切需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加上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開放金融市場的問題終于擺上了發展中國家的議事日程。
經過長期的談判與磋商，烏拉圭回合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議》發達國家認可了銀行準入在多邊體制中適用最惠國待遇的原則，發展中國家亦同意按照談判所確定的具體承諾，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GATS作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自主張的折衷，反映了國際上對跨國銀行準入條件趨同的傾向，即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認識到應考慮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逐步自由化的原則，有選擇有步驟地放寬跨國銀行的準入條件。
（二）普遍重視對跨國銀行的合并監管。
長期以來，跨國銀行為開拓市場而進行的金融創新和監管者為防范風險而進行的監管活動，形成了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演進的博弈過程。跨國銀行為逃避各國金融法規的管制，規避利率、匯率風險，大規模地開展金融創新尤其是表外業務。與此同時，跨國銀行為實現其全球戰略，不斷地掀起銀行業的兼并浪潮。銀行業的兼并在推動銀行規模擴大的同時，也逐漸淡化了銀行業與保險、證券等行業的界限。跨國銀行的上述活動加大了單一國家監管的難度，造成了“監管落空”的局面，對國際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造成了威脅。
由于《巴塞爾協議》的執行問題重重，為統一金融監管當局對合并監管問題的認識，1992年7月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監管國際性銀行集團及其跨國分支機構最低標準的建議》（以下簡稱《巴塞爾建議》），其主要內容包括：跨國銀行應處于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合并監管之下；跨國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應征得母國及東道國監管當局的雙重認可；母國監管當局有獲取跨國分支機構信息的權利；如果東道國監管當局認為上述條件未被滿足，則可嚴格控制或禁止這類銀行設立分支機構。1997年初，巴塞爾委員會又了《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以下簡稱《核心原則》），其中23條到25條專門強調對跨國銀行的合并監管。《核心原則》確定母國監管者的責任是必須實施全球性并表監管，對銀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業務進行充分的監測，并要求其遵守審慎經營的各項原則。東道國監管當局的責任是必須要求外國銀行按照東道國國內機構同樣遵循的高標準從事當地業務，即對跨國銀行實行國民待遇。此外，《核心原則》還強調母國和東道國監管者必須建立聯系，共享信息，以杜絕跨國銀行的內部交易。
（三）由單一的信用風險監管走向全面性風險管理，市場風險正逐步引起各國監管當局的重視。
信用風險（CreditRisk）是指交易對象未能履行債務的風險，早期曾是銀行業的主要風險。但是隨著銀行國際化的增強和國際金融業務的不斷拓展，尤其是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為代表的表外業務蓬勃興起，單一信用風險的監督機制開始顯得捉襟見肘，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系統性風險等各種風險實行全面管理，已成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一個重要趨勢。其中，對信用風險的監管已成為國際銀行業風險監控的重點。
1996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在認真聽取了市場參與者和成員國央行的意見后，正式公布了《測定市場風險的巴塞爾補充協議》，《補充協議》對市場風險作了明確的界定：市場風險即由于金融商品價格的變化而引起的對持有這些金融商品敞口頭寸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構可能造成損失的風險。《補充協議》還制定了全球統一的估測跨國銀行市場風險的定量標準，即“風險額”概念（RiskValue）。風險額是一個統計學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可信度內，在未來某個時間段由于所持有的金融商品市場價格的潛在變化所可能引起損失的最大值。《補充協議》還根據不同的金融市場交易規定不同的風險權數或資本要求比例，以引導跨國銀行從事低風險的金融交易，從而達到降低市場風險的目的。總體而言，《補充協議》對跨國銀行市場風險的監管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特別是引入了“風險額”作為銀行使用內部模型計算市場風險的直接工具，進一步促進了國際金融風險管理技術的發展，這對于防范金融風險尤其是跨國銀行表外業務的市場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四）在監管方式上，強調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
為了實施“有效的銀行監管”，《核心原則》對傳統的金融監管方式作了進一步改進和規范，明確提出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安排。《核心原則》指出，持續性監管手段應包括某種形式的現場和非現場稽核，監管者必須具備在單一和并表基礎上收集、審查和分析各家銀行的審計報告和統計報告的能力。《核心原則》對傳統的以非現場稽核為主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提出了質疑，認為單純依靠非現場檢查難以反映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應將監管人員關注而報表反映不出的問題付諸及時的現場檢查或利用外部審計對監管信息進行核實。為充分實施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銀行監管者（包括母國和東道國監管者）必須與銀行管理層保持經常性的接觸，全面了解該機構的經營狀況。
（五）重視跨國銀行的自我約束，完善銀行風險的內控機制。
「關鍵詞國際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跨國銀行、監管
國際金融一體化(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和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是當今國際金融領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就。盡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曾受到一些非議,但二者作為國際金融領域今后的主流發展趨勢,是得到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銀行從業者和經濟學家認同的。在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中,跨國銀行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也給跨國銀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金融自由化放寬限制競爭的規則,充分發揮跨國銀行的“覓利”功能;金融一體化則擴大了跨國銀行的經營空間,使其能在全球范圍內調度資金,經營各種業務,不受國界的限制。但金融一體化、自由化是一柄“雙刃劍”,在使跨國銀行獲得上述好處的同時,它也破壞了既有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增加了跨國銀行的經營風險,給目前的跨國銀行監管體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一、 全球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對跨國銀行業的“雙刃劍”效應
跨國銀行無疑是國際金融一體化與自由化浪潮的積極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蓬勃興起的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很大程度歸因于跨國銀行業的不懈努力和強大壓力。政治學家一再宣稱,銀行監管機構已形同虛設,淪為銀行業的代言人;許多經濟學家以所謂的“需求理論”來分析跨國銀行監管的意義,他們認為銀行監管作為制度供給方,是銀行業發展需求的產物,因而銀行業不斷向全球各地擴展業務的需求將決定銀行監管的弱化和放寬。2世貿組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和1997年達成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均加劇了這一趨勢。跨國銀行因此贏得了良好的發展氛圍和發展機遇,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但在跨國銀行業空前繁榮的“泡沫”下,充滿危機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醞釀,并和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了世紀末的一場金融災難——亞洲金融危機。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洶涌的背景下,跨國銀行業機遇與挑戰并存,利潤與風險同在,具體而言,這種“雙刃劍”效應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跨國銀行利率風險的增加。利率風險是因市場利率劇烈波動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風險。在金融自由化盛行之前,利率風險的發生機率極小,這是因為金融監管當局幾乎對所有的金融業務實行分業經營并對存款利率設置上限(ceiling),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利率的上漲,減少了利率風險。但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金融領域放寬管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封頂制度,同時金融分業經營的界限也被突破,銀行跨營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情形比比皆是,金融領域內的競爭日趨白熱化。3其結果是:利率封頂藩籬的撤除和金融分業經營管制的放松,使各銀行間形成利率競爭,競相以高利率吸收社會閑散資金,而為了支付高利息成本并獲得高利潤,銀行往往將資金投入高收益的金融創新項目,但隨即而來的往往是高風險,如此便形成了高成本——高收益——高風險的惡性循環。4
(二)金融管制自由化使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減少了對外資銀行的經營限制,固然有利于資金資源的國際配置,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但也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受到潛在的威脅。跨國銀行對外擴張的動因追逐高額利潤,與發展中國家引入外資提高本國金融服務水平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的。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跨國銀行往往憑借其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設法逃避東道國的監管,發展法律所未規范的業務。而東道國監管當局由于監管技術落后,監管信息閉塞,難以對跨國銀行實行有效監管,因而出現所謂“監管落空”的局面,這樣就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出現了隱患,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隱患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拉美及東南亞等處爆發的金融危機均與跨國銀行的規避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跨國銀行的金融創新活動使銀行“表外業務”5劇增,增加了跨國銀行的衍生性金融風險。表外業務劇增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銀行為了滿足監管部門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必須拓展額外的財源;二是由于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傳統的銀行業務,是金融業競爭激烈,跨國銀行利潤率下降。于是跨國銀行為了維持其股本與資產的報酬率,必須發掘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新業務,這樣既可以避免資本要求,又能獲得豐厚的傭金收入。目前較為普遍的表外業務有貸款承諾、商業信用證、備用信用證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其中尤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最為迅猛。截止1994年底,跨國銀行在全世界的OTC衍生交易(場外交易)余額已高達12萬億美元。由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桿作用,即交納少額保證金即可以從事數倍于保證金數額的業務操作,收益高風險亦大,若操作不當極有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后果。近幾年震驚世界的幾起金融破產、虧損案件,如1994年加州橘郡基金破產、1995年巴林銀行倒閉、大和銀行虧損事件等,均因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致。
(四)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管制自由化掀起了跨國銀行的并購浪潮,對傳統的銀行監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銀行業的兼并加強了跨國銀行業的集中程度,銀行業的集中固然一方面可以從規模和總量上提高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但另一方面這種超級銀行也容易因風險管理不當而積重難返,因為這些超級銀行涉及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一旦釀成風波,對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體系都將造成破壞性的影響,這就是銀行業所說的“太大了以至不能破產”(too big to fail );其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浪潮是全球金融競爭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經過并購后重新組合的大型銀行擁有壟斷優勢,但其面臨的來自其它大銀行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與此同時,在大銀行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小跨國銀行將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再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在推動銀行規模擴大的同時,也逐漸淡化了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的界限,跨國銀行兼營證券、保險業,固然有利于銀行實施全能化和多樣化經營,實現所謂“金融超市”(financial supermarket)的藍圖,但同時也使跨國銀行的風險來源增多,風險的預測力和評估效果下降,風險的破壞力劇增,此外,由于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存在著利益沖突,跨國銀行跨營他業實際上也打破了證券、保險業固有的競爭秩序。
(五)國際金融一體化將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場連為一體,為跨國銀行節省了交易成本,加之銀行業務電子化、網絡化以及現代通訊手段在銀行業務中的應用,使跨國銀行的經營效率大大提高,但各國金融市場的聯系越密切,它們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全球支付與清算系統中,一旦某家銀行出現問題不能及時清算,必然會造成“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理論界有學者將這種波及效應稱為“系統性風險”。近年來,美國大陸伊利諾斯銀行、英國巴林銀行、日本大和銀行的危機都曾造成類似的鏈式反應,引起跨國銀行界的極大恐慌。
二、 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失
上述“雙刃劍”效應只是折射出跨國銀行業的“市場失靈”現象,如果金融監管當局能因應全球金融一體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及時改弦更張,更新監管
措施,以“看得見的手”調控失靈的金融市場,仍然可以實現跨國銀行業的安全、穩健、高效運營。但是,由于金融監管總是滯后于被監管者的金融創新,加上金融監管當局創新監管的意識淡薄,導致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頻頻出現“落空”局面。一般認為,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依其監管的范圍和方式可大別為三類:國別監管、國際監管和銀行內部監管。筆者便從三種監管模式著手,研判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陋。
(一)國別監管的“各自為政”難以應對跨國銀行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國別監管系指在一國范圍內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主要體現為一國監管當局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在金融國際化趨勢產生之前,國別監管曾是對跨國銀行唯一的監管方式,在國際金融一體化浪潮高漲的今天,國別監管仍是許多國家對跨國銀行實施監管的主要方式。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跨國銀行的發展得益于其擁有的三大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6所有權優勢主要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出現,包括對經營技術的壟斷、產業組織的規模效應、豐富的人才資源、以優惠條件獲取資金來源的渠道等,所有權優勢可以降低銀行的融資成本,使銀行獲得可靠的資金來源,并形成規模經濟。市場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銀行可通過其控制的內部市場(海外分支機構)獲得資金、技術、信息、管理方式和經驗等,以降低交易成本,獲得競爭優勢。區位優勢因素不僅包括要素稟賦,而且還包括文化、法律、政策及制度環境等多種因素,跨國銀行可通過區位條件優越的國家經營業務而獲得利益。跨國銀行的三大優勢使其擁有得天獨厚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給單一國家的金融監管增加了難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銀行業的動蕩不安說明了單一的國別監管以難以應對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沖擊。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應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點。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它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發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則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些規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術通道。當達的電子計算機技術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將突破國界在全球鋪開，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的同質性進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競爭的需要，同時亦為規避限制性法規和風險，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率先出現金融創新活動。這既包括制度的創新，又包括工具的創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創新、股權衍生工具的創新等等。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一方面融資證券化趨勢大大加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金融資本規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目前，在全球市場中出入的國際投機資本大約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總和的20％。應該說，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一國的金融動蕩。
(二)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二元效應。
金融全球化在對各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中，同時具有正負兩種效應。出于研究的需要，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它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影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體現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引入外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發展比較落后，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矛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發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發達國家金融運作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建立較早，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借鑒之機。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間的競爭程度，迫使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運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效應主要表現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民族金融業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業處于弱勢地位，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較差。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勢必給其民族金融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遭受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風險提供了條件。金融全球化雖然有利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是，出于逐利的動機，國際游資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利率、匯率管制放開后產生的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套利和套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過去20年中，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籌集到的大筆資金被過度投入股市和樓市進行炒作。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也乘虛而入。在巨量資金的支撐下，證券、房地產市場逐漸脫離了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變為泡沫經濟。第四，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監管和調控帶來嚴峻挑戰。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展迅速，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既給發展中國家金融監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二、中國金融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和二元效應有助于我們形成它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為了將問題引向深入，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業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法。當前，中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金融業整體缺乏競爭力。
從銀行業看，主要表現為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嚴重不足，收益急劇下滑。銀行的資產質量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按國家規定，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不得超過15％。而我國銀行的不良債權已大大超過了這一比例。到1995年，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重即達22．3％，與當年商業銀行的總準備率21％相當。另據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的資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距此標準相去甚遠，截至1997年6月，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3．12％。雖然1998年發行了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但依然離所需甚遠。銀行資產質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經營效益急劇下滑。1996年，國有四大銀行凈資產利潤率只有5．5％，這一指標不但低于國內其他非國有銀行，更遠低于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而正是銀行不良貸款及低收益率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
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看，證券業的競爭力問題較為典型。這主要表現為證券業規模偏小，實力有限。眾所周知，證券業展開競爭和抗御風險是要以必要的規模和實力作為保證的。目前，證券經營機構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規模普遍偏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各自資產總額都在10000億元以上，合計10萬億元。而在證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約為3500億元，規模最大的申銀萬國證券資產僅有300億元左右。如果再與外國投資銀行相比，中國證券的實力就相差更遠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資本市場和證券業的對外開放，隨著跨國大型投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以國內現有證券經營機構的實力，是無法與其比肩相爭的，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創新乏陳。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很落后，且存在兩大問題：其一，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還不是真正的企業，金融創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創新中，各領域進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產品、服務的創新步履緩慢；在業務創新中，負債類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在資產類業務中，真正能夠保證受益、轉移風險的金融創新寥寥無幾。顯然，金融創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導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國金融機構的創新競爭力。
(三)中國金融業的監管存在突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