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1 17:08:5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初等教育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作為中等教育類期刊編輯，我們首先要胸懷國家、胸懷教育。中學各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必須體現國家意志，具體到我國，就是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黨的十報告提出要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師德水平和業務能力，增強教師教書育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中等教育類期刊的受眾主要是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個人的道德修養、專業能力是影響國家中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學老師自身的提高又有賴于他們自覺、不斷地學習。就期刊特點而言，中等教育類期刊與專業書籍相比較，出版周期短，刊載論文數量大、內容新穎、發行與影響面廣，能及時反映國內外中等教育教學方面的新成果、新水平、新動向；中等教育類期刊內容廣泛、角度多樣，可涵蓋教育熱點、教學實踐研究、教研情況、中考高考研究、教師學生的生活智慧等等內容；中等教育類期刊還可刊登文獻述評、會議情況、書評等，這些資訊對于一線教師來說有很大的價值，便于他們及時了解課程改革的新動向、學科方面的新成果。中等教育類期刊具有連續出版的特性，不僅有利于信息的傳遞，而且它們所積累的大量文獻，歷史地、系統地記錄了某一學科或某一研究對象的發展過程。期刊每期都有目錄，卷末或年末編有各種索引，有的期刊還出版多卷或多年的累積索引，便于文獻情報檢索。許多一線教師多年堅持訂閱、收藏相關學科的期刊，甚至自己裝訂成冊。對于期刊的閱讀、積累，大大提高了教師自身的綜合素養，也建立了與期刊深厚的感情。中等教育類期刊的特點決定了期刊編輯必須能夠站得高看得遠，要了解國家關于教育的規劃與政策，了解世界范圍內教育方面的新理念、新觀點，只有站得高，才能捕捉到最美的風光并與讀者分享。
二、引導與選擇
中等教育類期刊的作者與讀者具有特定性，所以對于期刊內容的選擇與引導也應有自身特點。在堅持出版物內容明確的思想政治方向、嚴肅的學術性原則的前提下，我們應從工作實踐出發確定符合中等教育類期刊的一些行為規范，做到“以質取勝”“以誠待人”。中等教育類期刊的作者主要包括高校及一些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各省市教研員、一線教師等。其中，一線教師的比例最大。中學老師責任重大，工作繁忙，很難有時間靜下心來整理自己的教研成果。同時，又非常需要通過閱讀專業的期刊來了解最新的教育教學信息，了解同行的優秀成果，以此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基于這樣的情形，期刊編輯在期刊的內容選擇、方向引領方面就必須花大力氣。筆者認為，堅持導向性、思想性、知識性、實用性等原則，是做好內容選擇與方向引領，使期刊能夠“以質取勝”的重要前提。在選題策劃方面，編輯應將教育與學科教學緊密結合起來，在體現國家意志的前提下，了解相關學科的發展趨勢，吸收新觀念、新成果，融入策劃創意中，實現期刊的導向作用。有了好的選題，我們在選擇稿件方面應堅持優選原則，踐行在原則面前人人平等。在期刊出版過程中，我們會接觸到大量的作者。對待來自不同背景的作者，與之交流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編輯本著“以誠待人”的這一原則是最基本的，應當持這一態度，努力地“發掘和尋找具有一流水準的作者，并和他們成為朋友”。中學老師工作壓力大，用于教學研究的時間很少，寫文章的動力多是為了評職稱。在這種背景下，老師很難靜下心來梳理自己積累的東西。許多老師急著要用文章參加評選的時候，才確定選題寫文章，選題的時候往往是注目于一些當下流行的新理念、新方法，寫的時候也很難抓住重點，往往會面面俱到地寫一大堆空話，這樣就很難寫出自己真正的心得，很難寫出編輯心目中期待的文章。因此，對待一線教師的投稿一定要有耐心，要用編輯的“火眼金睛”看到他們文章中出現的亮點并引導其進行取舍。筆者在工作中非常珍惜與一線老師進行交流的機會，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教研成果，幫助他們修改文章，通過與老師交流還可以了解到許多相關的信息并融入辦刊實踐中。
三、加工與潤色
一、研究對象和方法
1.研究對象
初等教育中的體育游戲教學。
2.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內容的需要，收集有關初等教育中體育游戲方面文獻資料，并閱讀相關的書籍、文件，了解本研究的發展情況，為本研究提供理論和方法依據。
二、結果與分析
1.初等教育中學生的基本特征
（1）小學生的身心特征。小學生的身體各器官、系統都生長發育得很快，他們精力旺盛、活潑好動，模仿能力比較強，但是在學習活動中開始時勁頭很足，卻往往虎頭蛇尾，不能持久地堅持。
（2）初中生的身心特征。初中學生正值十四五歲，心理學上稱這一時期為“少年期”，是介于童年期（小學）和青年期（高中）之間的過渡期。此時的初中學生正處于少年發育期，亦叫做青春早期，這個階段他們身心迅速發育。
2.初等教育中體育游戲教學現狀和存在問題
體育教師對體育教學中運用體育游戲來提高教學質量還是比較重視的，學生的身體素質、集體榮譽感、思想道德、學習興趣等方面都因此獲得很大的提高。就學生而言，非常喜歡在體育教學中教師運用體育游戲進行教學，并且相當多的同學喜歡參與到體育游戲中并會主動地協同教師組織游戲，并且希望一節課中出現好幾個體育游戲[1]。然而，有些教師不太重視去更新體育游戲方面的知識，由此造成了游戲教材形式上的單調，使得游戲缺乏趣味性，學生對體育游戲不能表現出應有的熱情，這樣體育游戲教學效果顯然大打折扣。
3.體育游戲教學的利
在體育游戲教學中，通過練習形式的變換、情境的創設，一方面可激發學生對練習的興趣，促進教學任務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又可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達到提高素質、增強體質的效果[2]。在體育課中，教師下達教學任務后，每個學生的目標就成為合作小組的目標，于是每個小組的每個成員為了小組的利益，相互協作，相互幫助，共同完成任務。為了完成某一個游戲任務，每個小組成員都承擔著互補且有內在關聯的角色，以使得小組責任具體化。如“搶物過獨木橋”，游戲方法是學生抱起眼前的排球（一次抱球數不限），在平衡木上通過，把球運到指定圈內，1分鐘內看哪一組放在圈內的球最多。這個游戲中有策劃人，有聯絡員，有小裁判，還有檢查者、觀察員等，上述這些角色對于高質量的合作學習來講十分重要[3]。
4.體育游戲教學的弊
體育游戲是一種教學手段，因此在運用的過程中，它必須蘊涵一定的教育價值，承載一定的教育功能。游戲的教育價值也不知不覺流失掉了，這樣的體育游戲不僅起不到應有的教育教學效果，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師生關系，淡化體育教學的價值。在組織體育游戲的過程中，體育教師不僅僅是組織者，更是游戲的監督者。在上課之前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選擇適合他們身心發展的游戲，因為游戲中，不同學生的身體所能承受的生理負荷也是不一樣的。
三、結論與建議
體育游戲在體育教學中科學靈活地運用，能夠使學生在娛樂中學習技術，在游戲中鍛煉身體，是發展學生基本素質的較好手段。體育游戲運用不當、監督不力，容易導致學生身心負荷過重，發生運動性傷病和意外事故。
一、學科研究從一維走向多維
在比較教育的學科研究方面，不管是從研究的目的、對象，還是從研究的方法和領域來講，其主題的變化基本上遵循從一維到多維的變革歷程。
（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從單向的借鑒走向對話與交流
在比較教育的萌芽階段，比較教育研究沒有明確的目的，有關外國教育情況的介紹大多散布在政治家、旅行家的著作或游記中，嚴格意義上講，他們對異域教育情況的描述與介紹往往是出于好奇，而關于比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相當樸素而不明確的。
只有到了朱利安創立比較教育的階段，因時代的需要和各民族國家競爭的需要，各國政府具有對當時教育進行改革的強烈愿望，從而紛紛派遣官員到他國進行考察，以尋求能使本國教育得以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因此，在這段時間里，比較教育的研究才具有明確的目的性。但這種目的是拿來主義，是完全對他國成功教育經驗和模式的一種直接照搬，而這種模式基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方才有所改變，從單一的借鑒走向雙向的對話、討論與交流。
在1932年，英國人創辦了《教育年鑒》，當時人們希望它能提供一個討論聯合王國、英聯邦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教育問題的論壇。而成立于1929年的國際教育局后來在1969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下屬機構，則是教育交流論壇超出單個國家走向世界的開端。194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立則是制度化的教育交流論壇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因此，可以說在這段時期，比較教育研究的目的已經從單一的借鑒轉向了雙向的對話與交流。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從單一國走向多國、從多國走向區域、從區域走向世界
雖然比較教育在朱利安創立時并不是基于單一國家的研究，但他并沒有開展過真正意義上的關于比較教育某一或某些對象國的研究，而只是提出了比較教育研究的理想模式。在他的模式當中，在當時看來，是把整個歐洲都納入了研究范圍的。而在今天看來，恰好就是歐盟教育發展的最初模型。
隨著經濟發展的區域化以及政治或文化的區域化，比較教育的研究也不再是單個的國家為分析單位，而是把某一共同體作為比較教育分析與研究的對象，因而使比較教育的研究逐漸從多個國家的研究走向區域的研究。區域研究既可以是以經濟或政治單位組成的聯合體，也可以使包含若干國家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圈。但不論如何，他們都是以綜合、全面地研究和把握某一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教育的整個體系為研究目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尤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規劃局、國際教育局、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以及世界比較教育理事會等一些國際性的組織開展了一系列的國際性會議交流活動，在世界范圍內發表了許多比較教育方面的詳盡資料，從而激起了世界各國人們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強烈興趣，也促使比較教育研究對象進一步延伸，由區域研究走向了世界范圍內的研究。[2]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從簡單的描述到因素分析、從因素分析到實證研究、從實證研究到方法多元
比較教育從其產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其研究的主要方法都是對他國教育的情況做現象上的描述，然后進行經驗的分析與總結，從而得到本國教育發展的一些啟示。而經英國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美國比較教育學家康德爾以及英國比較教育學家漢斯對比較教育方法論進行的系統研究，使比較教育的發展從對他國教育借鑒的關注轉向了對比較教育學科研究方法的關注，也促使比較教育研究的方法從簡單的描述轉向對影響教育發展的各因素的分析，這段時期也被喻為比較教育研究的因素分析時代。
針對因素分析的一些不足，再加上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在社會科學中的盛行，一些比較教育學家開始用實證主義的分析研究方法來研究比較教育。從而一方面使比較教育研究的領域深入到教育的內部，另一方面也使比較教育的研究方法轉向了實證主義。
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和分化，到20世紀60、70年代，許多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也借鑒了諸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比較教育的研究方法從此也走向了多元化發展的階段。徐輝和王正青的研究也基本證實了這一點。他們通過對在美國《比較教育雜志》上所發表的論文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在近十年間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分為文獻法、調查法、理論分析、比較法、人物志和訪談法六種。但文獻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調查法、理論分析和比較法也是《評論》中常用的方法。不同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成為當前比較教育研究的一大特色，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逐漸凸顯出來。定性與定量研究呈均衡態勢，兩者的結合更能體現未來的發展趨勢。[3]
（四）在研究領域方面，從教育制度到教育思想、從正規教育到整個大教育
比較教育最初的研究領域無疑是對教育制度的研究，這在當前的比較教育研究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在朱利安的設想中，比較教育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對整個歐洲的教育制度進行研究，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詢，從而找到一種普遍適用的教育制度，并使教育成為一門近似實證的科學。
在此之后的庫森、賀拉斯曼及巴納德等人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一方面保持著把對他國教育制度的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領域，但同時也涉及了有關他國教育家的思想研究與借鑒。這種主要對正規教育制度及教育思想給予關注的比較教育研究狀況在其研究史上持續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中期尤其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局等相關國際組織的建立與開展旨在促進世界教育發展的多項活動以后，比較教育研究的領域逐漸從對正規教育制度的關注向非正規的整個大教育領域拓展?？梢哉f比較教育的研究領域不僅早已超出了一般教育所關注的所有領域，而且同時還關注了普通教育研究沒有涉及的領域。
從我國比較教育的產生與興起來看，其學科的研究主題也基本遵循這樣的發展道路。從1901年羅振玉、王國維創辦《教育世界》以后，在前后的7年間所發表的約2000篇文章中，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體現出前期主要是以日本的國家教育規制、學說以及實踐為主要研究主題，而后期則主要以德國、美國、英國、法國、俄國、瑞典、丹麥、挪威以及意大利等國的教育學說、制度和實踐為主要研究主題。[4]同時，在該時期以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我國除引進赫爾巴特及其學派的教育思想以外，洛克、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斯賓塞以及尼采的教育思想也相繼被引進。[5]
二、應用研究從主流教育到緊跟時展的主題
在應用領域，比較教育研究的主題一方面關注世界各國的主流教育，即學校教育；另一方面，緊跟時代的步伐，結合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思想的發展變化而在不同時期體現出不同的研究主題。
（一）在教育制度的比較研究方面，從關注宏觀教育制度到關注教育內部的微觀要素
雖然朱利安沒有開展過真正應用領域的比較教育研究，但從他編制比較教育問卷系列的情況來看，他所關注的比較教育研究的主題是正規的主流的學校教育。他說，我們可以因三種公共學校而先認可三大問卷系列，即基礎學?；虺醯纫约捌胀▽W校、中等和古典學校、高等和科學學校，我們為公開處理，要繼而提出三個另外的系列：師范學校、為女子教育而設的學校、公共學校。[6]到庫森和賀拉斯曼的時候，其關注的主要領域仍然是歐洲各國的正規的學校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其中，庫森通過對普魯士初等教育的考察，從而提出了應該寫入法國初等教育法的七個論點：每個村鎮建立一個學校；每個縣建立一所初等師范學校，培養本縣小學教師；模仿德國的市民學校，建立介于初、中等學校之間的、培養工商業人才的高級小學；依照普魯士的模式，行政管理結構應為分權制；宗教和教士在初等教育中應該擔負部分責任；大學在初等教育管理方面的作用應重新界定；應由法律來規定和管理教學自由和私立學校。[7]同時，他也對普魯士的中等教育進行了考察和研究。而賀拉斯曼則主要關注歐洲的師范教育，并對德國的教學法給以了特別的關注。
就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情況來看，在堅持對宏觀教育制度進行比較研究的情況下，其研究的主題更多地開始關注教育內部的微觀要素。根據徐輝和王正青的研究，從美國《比較教育評論雜志》在19982007年間所發表的學術論文情況來看，其研究主題也有相類似的變革趨勢：
1.重視宏觀教育制度研究，關注各國教育改革與發展。
2.微觀教育實踐領域的研究日益升溫。
（二）從關注教育整體本身到關注教育與社會之關系，而且緊跟時代主題
在比較教育研究之初，毫無疑問，朱利安的比較教育研究是直接指向教育整體的，即將教育本身作為比較教育研究的重要或唯一主題。
而到比較教育的分析時代，就不僅僅是關注教育本身了，而更多的研究是指向教育之外的社會因素，即薩德勒所講的校外的事情。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比較教育的研究主題從關注教育整體到關注教育與社會之關系的轉變。該時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康德爾、漢斯以及施耐德。他們的研究主題均是把教育與決定其教育發展的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作為比較教育研究的重點。
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等組織的成立以后，比較教育研究主題的這種轉向更加明顯，這僅從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的各屆大會主題就可以看出。
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第一屆大會的主題是教師培訓和援助發展中國家（1970渥太華）；第二屆大會的主題是中學效率的高低（1974日內瓦）；第三屆大會的主題是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的統一性（1977倫敦）；第四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的傳統與教育的改革（1980漢城、東京）；第五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中的從屬性與相互依賴性（1984巴黎）；第六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危機與變革（1987里約熱內盧）；第七屆大會的主題是發展、溝通與語言（1989加拿大蒙特利爾）；第八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民主與發展（1992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第九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的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1996悉尼）；第十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平等與變革（1998南非開普敦）；第十一屆大會的主題是新世紀與新范式：推動教育進入二十一世紀（2001韓國國立教育大學）；第十二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與社會公正（2004古巴哈瓦那）；第十三屆大會的主題是共同生活：教育與跨文化對話（2007波黑薩拉熱窩）；第十四屆大會的主題是教育和社會的跨界、重復跨界和新的可能性（2010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從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的這些大會主題中，不難看出比較教育的研究主題一方面是圍繞教育與社會之關系而展開，另一方面則緊跟整個國際形勢發展的時代主題。
（三）進入21世紀，對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予以特別的關注
全球化是比較教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化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你是否喜歡，它都以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向人們走來，而比較教育研究更是對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發展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其中， 2001年北美比較教育年會的主題就是全球的共鳴與抵抗：對教育政策、實踐及變遷的積極抉擇、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第十一屆大會的主題也是新世紀與新范式：推動教育進入二十一世紀，而2004年中國教育學會比較教育分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的主題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教育改革則體現得更加明顯。這些主題都突出體現了國際比較教育學界關注的研究課題：[8]即多重涵義的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各種關系問題，全球化的理論及現實對新世紀全球各國教育理論及實踐方方面面的影響，新世紀比較教育學界自身的特點、地位、作用與發展問題，各國全民的、全球的、終生學習的理論、政策、制度、實踐。
而在2001年北美比較教育年會所散發的會議宣傳小冊子中，主辦者明確指出了會議所確定的主題，旨在激勵批判地反思與探討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在什么樣的目標上、為了誰的目的、怎樣形成了教育及知識系統。這一反思與探討從我們知道什么、能貢獻什么出發，著重考慮國際與比較教育能為教育關系的理論建設、更富有啟發性的教育政策的形成與實施、國際理解及最終的全球和平與社會公正做出怎樣的貢獻。[9]
還有，從世界比較教育論壇（北京師范大學創辦）的歷次主題以及香港比較教育學會2010年年會的主題來看，也體現了比較教育研究對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問題的密切關注。世界比較教育論壇從第一屆到第四屆的主題分別是：全球化與教育改革（2002）、教育全球化：政府、市場與社會（2005）、教育全球化：和諧、差異和共生（2008）、全球教育改革：公平質量發展（2011），而香港比較教育學會2010年年會主題也是區域化中的全球化：認同、理解與互動。
根據楊麗茹、張德偉的研究，比較教育的研究主題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經歷著以下的轉變：研究價值與宗旨從技術的志趣轉向實踐志趣，并最終轉向到解放的志趣，即教育問題的深度研究；研究方法論從描述性研究轉向規范性研究；從評價性研究轉向解釋性研究；從分析性研究轉向批判性研究；研究議題的轉向是從國別教育轉向國際教育，從國際教育轉向全球教育。[10]
三、比較教育研究主題的未來走向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比較教育的研究一方面面臨著挑戰，另一方面，還必須尋求其發展的方向。其中，所面臨的挑戰是：邊界的消解與比較教育研究的草根化；文化生成同質化趨勢與比較教育研究的可比性泛化比較；教育研究的時空拓展與方法的綜合化。而在新媒體時代的發展方向在于：學科價值是堅守教育的民族性，在多元角逐中相融共生；其宗旨是拓展比較教育研究的視野，尋求教育文化的優化；其方法論追求選取適應研究對象的方法，促進比較教育學科的發展。基于此，探討新媒體時代條件下比較教育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領域、方法體系等基本問題將是推動比較教育學發展的重要途徑。[11]
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比較教育研究主題將是向跨界對話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跨界對話是比較教育的永恒主題。另一方面，從無界、立界到跨界是比較教育理論建設的方向。不管怎樣，比較教育要想擺脫內部混亂無序的局面，獲得應有的學術地位，既要劃定學科邊界，使其獲得清晰的內涵和外延，又要在立界的基礎上跨越邊界，從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融合中獲得創新和發展的新路徑。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比較教育更需要跨越教育和社會內外各種有形無形的邊界，為實現邊界內外的平等對話，達成真正的理解做出貢獻。[12]
總之，從比較教育學科發展的總體情況來講，其研究主題的變革主要表現在以上所講的方面。但我國比較教育的研究因自身的特殊性，其主題的變革也體現出自身的變革特點。
從我國比較教育研究的情況來看，比較教育研究主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及其以后，其關注的主題一方面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也因我國教育的實際需要而做出調整。根據延建林對1980-1999年間在《外國教育研究》、《比較教育研究》、《外國教育資料》三本國內比較教育研究核心期刊上發表的4 199篇學術論文所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現中國比較教育研究主題在20 世紀 80、90 年生了如下變化：就區域研究而言，已經邁出多元化的步伐，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比較教育的研究視野；就問題研究而言，80 年代較多關注基礎教育，90年代則較多涉及高等教育；對于自身學科建設的關注也逐漸增強。具體來講就是：
1.研究對象國基本上是以美國、蘇聯/俄羅斯、日本等發達國家為軸心的，但已經開始邁出多元化的步伐，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受到關注。
2.關于教育實踐活動、教育思想理論的研究在我國比較教育研究中占據主導。90年代以來，學者們開始更多地關心本學科自身的建設。
3.整體上講，教育中校外的內容比校內的內容較多地受到我國比較教育研究人員的重視。不過，在不同教育層次上，學者們對二者的關注有所差別：基礎教育研究較多注意校內的，高等教育較多注意校外的。
4.基礎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是比較教育研究的主要對象，其中，80年代關于基礎教育研究的文章占優勢，90年代關于高等教育的文章則較顯突出。
5.從80年代到 90年代，在我國比較教育研究中，盡管涉及非正規教育的文章略有上升，但仍不占主導。
關鍵詞 師范生 教育法律素養 教育法律
中圖分類號：G652 文獻標識碼：A
Survey and Research on Normal Students'
Literacy Situation of Education Law
LI Jing， GAO R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Abstract Education legal literacy is one of professionalism teachers should have， and is also one of professionalism normal students must have. Legal literac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growth of normal students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norm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weak literacy education laws， resulting i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law school of their education is not enough emphasis on literacy training.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relevant degree course，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teaching legal knowledge， the creation of good educ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normal students' self-improve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velop leg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normal students.
Key words normal students； education law literacy； education law
1 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1.1 問題的提出
“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教育也日益朝法制化的軌道邁進?！凹訌娊逃ㄖ平ㄔO，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已經成為當今教育發展的重要命題。①然而，在現代社會的教育環境下，像佛山市“女教師體罰小學生面壁磨嘴直至出血”、陜西省的“讓50名學生輪扇耳光”等等這些教師體罰、變相體罰傷害學生，侮辱學生人格、侵犯學生權益的事件卻是屢見不鮮。更有甚者，許多教師對于自己的違法行為一無所知。由此可見，教師的教育法律素質較低，教育法律素養欠缺。
筆者認為，教師職前法律素養教育的缺乏可能是導致教師法律素養不足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為此，筆者對師范生教育法律素養的現狀進行了調查研究，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找到提升師范生教育法律素養的方法。
1.2 概念的界定
所謂教師的教育法律素養，是指教師在從事教育工作中認識、掌握和運用教育法律的能力或素質，其通常是通過教師掌握教育法律知識、具備教育法律意識和教育法律行為表現出來的。也就是說，教師的教育法律素養分為三個方面的內容：教師的教育法律知識、教育法律意識和教育法律行為。②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對象
“師范生教育法律素養現狀”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就讀師范專業院校的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筆者以杭州師范大學為例，選取了小學教育，學前教育，漢語言文學，體育教育四種師范專業大一、大二的師范生進行了調查。
2.2 研究方法
2.2.1 問卷調查法
筆者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在設計問卷前，筆者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和研究，參考部分大學生法律素養的調查問卷，自行設計本問卷。筆者主要從教育法律意識、教育法律知識和教育法律行為三個維度來設計問卷，一共21道題，其中前20個為選擇題，分為單選題和多選題。
2.2.2 訪談法
筆者在教育見習活動中，針對學校里發生的一些日常違法行為，有意識地與周圍師范生進行交流探討，在輕松自在的交流環境中，使得受訪者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從而獲得所需要的信息。在訪談結束后，針對這些信息進行一定的整理，以供論文分析需要。
2.3 研究數據統計
筆者選取了杭州師范大學師范專業的本科學生作為調查樣本共發放了180份問卷，回收了問卷171份，其中有效問卷為149份，有效率為87%，符合樣本數據要求，所得結果可以作為參考。獲取數據后，運用Excel等相關軟件進行統計得出相應的結論。
3 調查結果與分析
根據問卷、訪談結果，結合筆者的思考，得出以下數據分析：
3.1 師范生教育法律意識現狀
3.1.1 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的評價
調查數據顯示，61%的師范生都認為教育法律與學習、工作、生活關系密切，25%認為關系不大，12%的人不清楚教育法律與自己的生活、學習還有工作是否有關系，還有2%的覺得與自己沒有任何關系。可見，師范生的教育法律意識有待提高。
3.1.2 師范生維權救濟意識現狀
在遇到侵權行為時，師范生想到使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權益的人只有13%，且在19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想到使用訴訟救濟，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了與學校協商，把希望寄托在和解上，而忽視了法律武器。
3.2 師范生具有的教育法律知識現狀
3.2.1 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知識的了解情況
數據顯示，32%的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知識一點也不了解，59%的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知識了解一點，而9%的師范生對教育法律不太關心，不曾想更沒有刻意去了解或是學習；“非常了解”比例為零。
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知識的了解主要來源于社會，來源于關注教育違法事件，大三占46%，大二占56%。其次是通過學校法制宣傳，大三24%，大二22%。而出于自身需要積極主動了解的人數大三僅占12%，大二僅占10.29%。同樣，通過學校開設的相關法律課程學習了解的比例也不高，大三僅14%，大二僅12%?？梢?，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知識的了解都非常被動，學校開設的法律課程并沒有真正起到作用。
3.2.2 教育法律知識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所占比重情況
數據顯示，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中，老師把教育法律知識作為一個模塊內容進行專題講解的只有18%。65%的是提及稍許，還有16%的是完全沒有涉及到相關內容。教育法律知識在這門課程中并非主要內容，學生從中所收獲的相關知識也比較匱乏。
3.2.3 師范生對教師權利義務的掌握情況
在“對教師權利的認知”一題的調查中，只有14%的師范生能正確選出所有選項；58%的回答中包含了C選項這個錯誤答案，均認為老師“享有管理學生在校一切日常事務的權利”，其中6名同學只選了C項，說明這部分同學對老師的權利的認識存在嚴重的偏差；剩下28%的同學雖然沒有選擇C選項，但是對教師的權利沒有全面的認知。
在“對教師義務的認知”一題的調查中，65%的師范生答對了題目，選出了所有屬于教師義務的選項；35%的師范生沒有選對。且在這部分同學中，只選擇一個選項的人數最多。
3.2.4 學校、教師與學生法律關系的認知情況
教師與學生是教育法律關系中最重要的主體，明確學校與學生關系的法律性質是妥善處理學生傷害事故、確定學校事故責任的法理基礎。所以，正確理解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法律關系是師范生必須掌握的教育法律知識之一。
師范生認為學校、教師和學生之間是監護關系的人數高達50%以上，尤以大三學生為甚，為57%。根據《教育法》及有關規定，學校、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教育、管理、保護關系。但師范生對學校、教師與學生的法律關系并沒有一個準確和明確的認知，而對這個關系理解的偏差，恰恰是導致很多違法行為出現的根源。
3.2.5 學校事故責任的認定與分擔
學校事故，又稱“學生傷害事故”，是指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后果的事故。③
問卷中的案例事實很清楚：但是只有42%的同學選擇了不需要承擔責任，而45%的認為需要承擔責任，還有13%的人不知道該如何選擇。筆者隨意地挑選了選擇“不需要承擔責任”的被調查者進行訪談，發現有的同學是憑直覺認為不需要承擔責任，有的同學是碰巧猜對。也就是說其實真正清楚這一法律規定，明確這一法律事實的人并不足 42%。
3.3 師范生對教師教育法律行為的認識
3.3.1 師范生對日常教育管理行為的看法
教師“不下課”在中小學里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現象。數據顯示，86%的師范生都反對教師“不下課”的行為，但并不覺得教師“不下課”是違法的。只有13%的師范生覺得這種行為違反了教育法律法規。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和《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的規定，教師課間“不下課”的行為已經違背法律的規定，屬于違法行為。
3.3.2 師范生對懲戒行為的認識
對于罰站、罰跑等懲戒行為，49%的師范生都認為這種行為已侵犯了學生的人身權利； 31%的認為這是常用的管理手段，是正常的；還有20%的認為這種行為不尊重學生，但是沒有違法。“體罰”一詞對于師范生來說并不陌生，筆者通過訪談也了解到大部分師范生也都知道《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都相關法律規定了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雖然他們知道這一法律規定，但是對實際教學管理中的這些懲戒行為的違法性判斷還不是很清晰。
4 研究結論
通過以上對調查數據整理和分析，筆者認為，當前師范生的教育法律素養比較薄弱，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4.1 知法，不能悟法——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缺乏的系統、完整、全面的認識
一定的教育法律知識是提高法律素養的前提，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律知識作保證，提高法律素養只能成為一句空話。目前師范生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教育法律的基本常識，并不是完全的法盲，但是，這些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是遠遠不夠的。
從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廣大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的認識還處于迷茫陌生的階段，對教育法律只停留在對教育基本法的認識上，沒有一個完整、深刻的了解和認知。知法是守法和用法的前提，只有對教育法律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有較強的教育法律意識，才能更好的掌握教育法律知識，注重教育法律行為，運用教育法律武器。
4.2 明法，不能守法——師范生無意識違法行為較為突出
師范生并不是完全沒有教育法律意識，大部分師范生都認為自己能嚴格遵守教育法律法規，盡量不出現違法行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對存在于教學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師范生在潛意識里都能做出一定的認識和判斷。這說明，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們或多或少掌握一定的教育法律知識，明白教育法律的法治性和權威性。然而，當遇到實際問題時，他們又會不自覺地做出違法行為，如害怕學生受傷，出于安全考慮就不讓學生下課，或者是用罰站，罰跑這種變相體罰的懲戒措施懲戒學生等等。
擁有一定教育法律意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并不意味著就具有了相應的法律素養。素養的形成是個持續不斷內化的過程，只有經過個人不斷的內化和融合，并且對思想意識、思維方式、處事原則、行為習慣等方面真正產生影響，才能上升為素養。④師范生明法，卻不能嚴守法律法規，杜絕違法行為，正是因為他們的教育法律知識沒有得到充實、教育法律意識沒有得到形成，以至于教育法律素養得不到提升。
4.3 懂法，不會用法——師范生用法意識薄弱，護法精神不足
具備良好的教育法律素養不僅要具有敏銳的法律意識和豐富的法律知識，更重要的是要能付諸于實際行動中。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師范生都能認識到教育法律與自己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密切相關，這表明師范生已經意識到了教育法律的重要性。但是，當遇到事情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師范生想到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的卻非常少。這就說明，師范生的用法意識非常薄弱，他們不會利用教育法律這一強有力的武器來保護自己。同時，也沒能堅決勇敢地與違法行為作斗爭，維護法律權威性的護法意識，護法精神也不夠，體現出了教育法制觀念的淡薄。或許是受中國傳統的“以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思想的影響，所以大家認為協商是解決問題最好的途徑。但是在現實的社會里，我們會發現，很多事情僅僅靠協商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以和為貴”的思想不但會助長一些教育侵權行為的頻發發生，甚至日益惡化，而且還會阻礙教育的法制化進程，不利于教育事業乃至社會的穩定發展。
筆者認為導致師范生法制素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幾點：（1）師范院校法制教育力度不夠。師范院校對于提高師范生的整體素質、保障教育質量等具有先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但在對師范生法律素養的培養方面，師范院校卻同其他高校一樣，都強行劃一地只開設一門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來應付“法制教育”，這對從事教師職業來說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這種“法制教育”是在教師忙于趕進度、學生疲于應付的過程中完成的，其效果是不能高估的。⑤正是由于師范院校對教育法律學習的組織工作不到位，才使得廣大師范生對教育法律的學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不全面，甚至還可能是錯誤的。這也是導致師范生教育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素養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2）教育法律課程的改進速度滯后。調查結果顯示，大二、大三教育法律素養的程度差異性不大。原因是學校教育法律課程的標準、教學的內容、教學模式都是一成不變的，教師在每一輪課程教學結束后，沒有進行很好的總結，改進，從而使得師范生的教育法律素養并沒有隨社會的進步而得到提升。
5 結束語
教育法律素養對教師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對于師范生來說，更是一項必備的職業素養。
（1）教師的教育法律素養是現代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是合法實施學校教育管理和保障師生合法權益的重要條件。⑥師范生作為未來的人民教師，具備較高的教育法律素養，有助于教育法律在今后教育活動中行動的切實落實，也有助于促進教育機制的法制化進程。
（2）教師的教育法律素養還具有示范作用，能夠影響學生法律素養的養成。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教師是學生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教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學生 的模仿對象，有助于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增強和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
（3）法律是一種制裁的手段，也是一種有力的自我保護的武器。師范生法律素養的提升，可以使其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對待學生管理班級時，擁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從而避免做出違法行為。同時，在面對自身問題上，也能夠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本論文為教育部重點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初等教育師資培養模式研究”（11JJD880033）；杭州市社科規劃課題“基于初等教育視閾下師范生法律素養的培養”（B13JY06）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 孫戰民，陳鵬.淺談從認知到行動：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的概念、意義和結構[J].當代教育論壇（綜合版），2010（2）：72-73.
②⑥張濤.論教師教育法律素養的重要性及現實意義[J].福建論壇，2008.8：79-82.
③ 申素平.教育法學原理、規范與運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3.
④ 張新.淺談師范大學教育法律素養的培養和提高[J].中國成人教育，2007.7：101-102.
⑤ 董愛玲.淺談中小學教師的法律素養及其培養[J].教育探索，2008（8）（總第206期）：104-106.
參考文獻
[1] 李葉欣.教師教育法律意識的缺失與教育法律素養的提高[J].教學與管理，2012（11）.
[2] 張周光.論教師與學生的法律關系[J].寧波教育學院學報，2002（2）.
［摘要］當前幼兒園“小學化”傾向仍然盛行，致使幼兒園課程改革舉步維艱，陷入“囚徒困境”。無論從社會評價來看，還是從幼兒的小學適應表現來看，繼續實行小學化是當前幼兒園效用博弈的納什均衡點。建立以幼兒為本、反映本地特色的評價標準與手段，推行“選擇性激勵”評價制度有助于改變當前幼兒園之間的博弈結構，促使幼兒園真正實行課程改革。
［關鍵詞］博弈論；囚徒困境；幼兒園課程改革；小學化。
一、博弈論與“囚徒困境”。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領域中的重要理論，主要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博弈是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個團隊或其他組織，面對一定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的規則約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時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對各自允許選擇的行為或策略進行選擇并加以實施，并從中各自取得相應結果或收益的過程。[1]博弈研究的對象是“理性的”行動者或參與者如何選擇策略或如何做出行動的決定。理性的人是對現實的人的基本假設，即假定參與者會努力使自己的目標最大化。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一個經典模型：兩個共同作案偷竊的小偷被帶進警察局單獨關押，如果一方與警方合作，招認并供出自己與對方以前所做違法之事，而對方不招認，招認方將不受重刑，無罪釋放，另一方則會被判重刑10年；如果雙方都與警方合作，共同招認，各判刑5年；若雙方均不承認有罪，警察又找不到其他證明他們以前違法的證據，則只能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懲戒，各判刑3個月。在此假設前提下，這兩個小偷如何做出選擇呢？顯然，其中一方的任何選擇都要考慮另一方的選擇，兩個囚徒之間由此構成了博弈。在此囚徒困境中，由于雙方都不知道對方會做何選擇，所以存在一個惟一的均衡點，即兩個囚犯均選擇“招認”，這對雙方來說是所獲刑期最少且相對穩定的均衡結果。
均衡（equilibrium）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所謂博弈均衡，就是得到穩定的博弈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幽默地說過：你可以將一只鸚鵡訓練成為經濟學家，他所需要學習的只有兩個詞：供給和需求。博弈論專家坎多瑞（Kandori）引申說：要成為現代經濟學家，這只鸚鵡必須再多學一個詞———“納什均衡”。[2]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博弈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在此納什均衡點上，每一個理性的參與者都不會有單獨改變策略的沖動?！扒敉嚼Ь场辈┺哪Ｐ驮诶碚撋虾芎玫胤从沉瞬┺膯栴}的根本特征，能夠解釋多種社會現象的內在根源。本文即擬用此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剖析當前幼兒園課程改革面臨的“囚徒困境”，并探討擺脫困境的最優策略。
二、當前幼兒園課程改革面臨的“囚徒困境”。
自2001年教育部頒布實施《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和《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以來，幼兒園課程改革逐步從“文本式理論”轉向“行動式實踐”。國家對幼兒園教育進行了宏觀指導，規定了幼兒園教育總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和實施原則，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實施指導意見，鼓勵和支持幼兒園開發園本課程。[3]到目前為止，幼兒園課程改革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與制約，改革仍舉步維艱，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小學化”的傾向依舊盛行。
幼兒教育“小學化”指幼兒園將小學的辦學理念、管理模式、課程資源、教育規范、教學方法、評價方式等滲透或運用于幼兒教育實踐中，使之常規化、教學化、狀態化，進而普遍化、趨勢化的教育現象。[4]幼兒教育“小學化”采取揠苗助長的做法，具有嚴重的危害性，不僅會扼殺幼兒天性，嚴重損害幼兒身心健康，而且與社會要求和小學教育脫節，會對幼兒一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幼兒園課程改革正是以此為靶標，提出“實施素質教育，為幼兒一生的發展打好基礎”的核心理念。然而，現實生活中“小學化”統領的“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裝舊酒”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這與當前幼兒園課程改革仍處于探索實踐中，在以行為目標為導向的量化評價中，接受新理念教育的幼兒不能很好地適應小學的具體科目學習，特別在一些小學招收新生時的“入學測試”中不能取得優異的成績有關，這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來說，與他們希望孩子一入學便“鶴立雞群”的心理預期也是背道而馳的。這使得家長成為幼兒教育“小學化”最有力和最頑固的支持者。
（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
由于幼兒園課程改革所倡導的教學方式、理念與教師以往根深蒂固的教學行為、教學信條有很大的差異，教師若采用新的方式，需付出更多的精力與時間，更為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教師會因教學態度、任務、行為的不協調而面臨生存狀態的焦慮，而幼兒園課程改革可能帶來的新利益還是一個未知數。這使得幼兒園和教師最自然的選擇必然是“轟轟烈烈的課程改革，扎扎實實的應試教育”。
“小學化”正是應試教育的“先鋒”，應試教育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從來都沒有消停過，“小學化”傾向自然不可能在幼兒園課程改革中被順利清除。
因此，幼兒園和教師、家長均會對幼兒園課程改革進行敷衍，不斷回到“小學化”這一博弈的納什均衡點?！皯笆健钡慕逃龖{借人們對它的“前理解”，以“檸檬商品”的身份粉墨登場，忽視了幼兒教育的生成品性，然而幼兒園課程改革畢竟是國家和社會所期望的，由此幼兒園課程改革陷入了博弈的“囚徒困境”。
（三）幼兒園課程改革的“囚徒困境”。
由于幼兒園課程改革博弈的主體有很多，為方便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詮釋幼兒園課程改革的處境，本文將選取典型的幼兒園之間的博弈來分析，先設立如下假設條件：一是某地區存在教育資源完全相同的兩所幼兒園A和B，兩所幼兒園都很理性，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決策的依據，且都面臨著是否推進幼兒園課程改革的選擇；二是當地一流的初等教育學校稀缺；三是這些小學招收幼兒均以入學成績為參考；四是幼兒園課程改革可為幼兒的素質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礎；五是幼兒在小學的適應表現與其日后的中考、高考成績成正比。
1.社會評價決定幼兒園課程改革難以走出“囚徒困境”。
如果明確幼兒園的最終目的是提升幼兒的綜合素質，為幼兒一生的發展打好基礎，而幼兒園課程改革確實有助于幼兒綜合素質的提高，同時由于幼兒園的領導是教育主管部門任命的，幼兒園服從上級要求也切實推行了課程改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評價（家長、教育主管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群體對該園幼兒入小學的表現打分）將決定幼兒園的效用。如表1所示，若A、B兩園都推行課程改革，均將獲得10個單位的效用；反之都仍舊“小學化”，均將獲得5個單位的效用。兩個效用的差距說明推進課改比“小學化”更能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若A、B兩園的選擇不同，那么選擇課改的幼兒園雖然提高了幼兒的綜合素質，但其幼兒的入學成績或在小學的適應表現相比依舊實行“小學化”的幼兒園的幼兒就有可能大打折扣，此時社會評價實行課程改革的幼兒園的效用就會比兩校同時進行“小學化”的時候還要低一些，因而該園只能獲得3個單位的效用，而依舊實行“小學化”的幼兒園相比之下會獲得額外的效用，共計12個單位。
表1從社會評價看A、B兩園的效用博弈。
可見，在上述博弈中存在著“囚徒困境”的難題。A、B兩園都在努力達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本來兩園都推行幼兒園課程改革是一種符合帕累托效用的最優資源配置方式，但是這種決策不滿足納什均衡的要求，致使獲得5個單位的效用成為這一“囚徒困境”博弈的均衡結果，即在社會評價的壓力之下兩園最終都會選擇依舊推行“小學化”。
2.幼兒在小學的適應表現決定了幼兒園課程改革的均衡結果。
在生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增強幼兒園的影響力、擴大生源和樹立品牌是幼兒園的基本效用，這都將取決于該園幼兒在小學的適應表現。如表2所示，若A、B兩園的選擇不同，進行課改的只能獲得2個單位的效用，而“小學化”的效用則是8個單位，這種情況實際反映了如果A（B）嚴格推進課程改革，而B（A）卻依舊按照“小學化”的模式運作，那么后者幼兒的小學表現將大大高于前者，其效用也將高于前者；若A、B兩園都不推進課改，或表面揚新課改之名，行應試之實，則兩者均獲5個單位的效用；若兩園都推進課改，幼兒的適應表現和效用水平均將低于兩園同時推進“小學化”時的情況，都只能獲得3個單位的效用，但由于兩者獲得的效用水平相同，因此幼兒園課改并未改變兩園的相對效用水平，其結果仍是1：1?？梢?，這一博弈的均衡解就是A、B兩園同時選擇“小學化”，各獲得5個單位的效用。這也就是說，A、B兩園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都將選擇“小學化”而非課程改革。
表2從幼兒的小學適應表現看A、B兩園的效用博弈。
三、幼兒園課程改革走出“囚徒困境”的最優策略。
目前幼兒園課程改革陷入的“囚徒困境”是由我國幼兒教育體制下的博弈均衡決定的，其博弈結構規定了如下收益：若幼兒適應小學、入學成績好，幼兒園就能獲得榮譽，得到更多的辦學資源和經費；對教師就意味著獎金的提升；符合家長“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要求，與家長希望孩子日后進入好的初中、高中和大學的期望成正比。擺脫這種困境的惟一方法由此是改變目前幼兒教育的博弈結構，從原點推翻“囚徒困境”成立的條件，使其博弈的納什均衡點能夠設為課程改革而不再是“小學化”，為此我們有必要充分利用幼兒園教育評價的積極作用。
（一）以幼兒為本，推行多樣化的評價手段。
中國應試教育考試制度決定了幼兒教育“小學化”的長期存在，再加上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需要改革的實際是應試教育影響下的博弈規則，重構一個有利于幼兒全面發展的博弈均衡。目前，我國不少省份都制定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有助于推進幼兒園課程改革的評價標準與手段。例如，上海市一直在推進幼兒園新課改，與上海城市發展的定位相適應，符合國家教育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和《上海學前教育綱要》的基本精神，較好地解決了將中國國情、地方特色和世界先進理念相結合的問題。在以兒童發展為導向、強調以兒童的經驗為切入點編制課程、實現課程“園本化”的基礎上，他們將教師的專業發展作為課改理念要點，其中教師專業發展評價又是課改操作的重點。為促使教師與新課程同成長，他們引入了“診斷性個案評價”“教師檔案袋評價”與“教師自我評價”等多種評價方式，使教師與幼兒園更加注重幼兒問題解決能力、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這是走出幼兒園“小學化”的囚徒困境的可行途徑，有利于改變課改困境的博弈結構。
（二）建立多元化的“選擇性激勵”評價制度。
作為一種非合作博弈，幼兒園課改博弈結構的改變還需要第三方即政府的介入。政府是制度的決定者與執行者。制度在協調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時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助于減少不確定性，更好地預測博弈的納什均衡點。在此，可借鑒曼瑟爾·奧爾森設計的“選擇性激勵”（selective incentives）理論。
曼瑟爾·奧爾森認為，激勵之所以是有選擇性的，是因為對集團的每一個成員要區別對待，實現賞罰分明。這樣既可以通過懲罰那些沒有承擔集團行動成本的人來進行強制，也可以通過獎勵那些為集體利益工作的人來進行誘導?！爸贫燃睢笔强沙掷m發展的必要條件，實施“監督”和“分級制裁”是必須的，其目的是使準自愿遵從者確信其他人也遵從規則。[5]在克服“小學化”傾向過程中，政府可運用“選擇性激勵”評價制度（如資源的優先配置使用、榮譽、加分和獎金等）獎勵那些積極進行課改的幼兒園和個人，也可制定幼兒園新課程評估制度、督導制度等使個人行為與集體利益相一致的規章制度，對違背者予以懲罰，對積極遵守者予以獎勵，以此改變幼兒園課程改革的博弈結構，使幼兒園課程改革成為新的納什均衡點，最終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致。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博弈論視野中的素質教育。遼寧大學學報，2007（，9）。
[2]潘天群。博弈生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21.
[3]朱家雄。幼兒園課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