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37: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馬克思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要題】理論與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關鍵詞】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中圖分類號：K0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691(2003)06-0115-03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目前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系統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系統論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質或精神，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世界是系統的世界，我們所涉及的對象，都可以作為一個系統而加以討論和研究，找出其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揭示一般規律，從而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認為，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貫穿著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因此，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進行系統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們從系統論的角度審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便不難發現，馬克思在探討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規律過程中，是把“世界歷史”看作一個系統來分析和研究的。“世界歷史”理論集中表現出了系統的整體性、相關性和動態性。
1.“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是說，對世界歷史必須給予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把握，立足于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馬克思不僅從某一側面、某一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了審視，而且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體的、全面的考察。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出現，并不僅僅意味著各個國家、民族經濟聯系的加強，而實質上反映了16世紀以來尤其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整體范圍內出現的以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動力所引起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和新的文明的創立。世界歷史從其形成的時候起，所顯示的意義是社會生活的整體變革。世界歷史固然是由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但世界歷史并不僅僅標志著一場“技術革命”、“工業革命”，而是包含社會生活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是“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1](P281)。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世界性，就連人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歷史作用的結果，“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P86)。世界歷史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世界歷史的形成便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一個相聯相依的系統。因此，必須從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出發，才能真正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2.“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是說，如果把世界歷史從整體上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那么，構成它的子系統便是民族和國家。系統的相關性集中體現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重點探討了不同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間的沖突。馬克思在談到世界歷史條件下的文明關系時，講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幾年學者們經常引用的那段話：“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P276-277)。這里，馬克思從“三個從屬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系統內基本要素之間的相關性特征，真實地反映了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真實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關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為增殖資本而拼命擴展的結果。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P276)。應當說，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這種文明間的關系及其產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著，而且有著繼續強化的趨勢。
3.“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是說，世界歷史從整體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時每刻都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靜止的、不變的事物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確提出，在人類歷史上，“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變化的東西”[3](P37)。他在另一個地方，把世界歷史的動態性描述如下：“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4](P417)現代科學還告訴我們，對于動態事物的認識，必須從時空相關性和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入手才能夠實現。由于整體就是部分與部分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的，因此，事物只能從整體上才能夠被理解，也只有從整體的角度才能得到對事物的真實認識。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世界歷史的實際過程為依據，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時空表現及其有序性給予了深刻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是一個特定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通過不同的世界歷史階段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出來。作為特定動態過程的社會發展規律在世界歷史時代的范圍內必然表現為世界歷史過程發展的有序性或階段性。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式”或“三階段式”問題有著熱烈的討論，但是，一個共同的認識就在于普遍承認世界歷史過程和發展過程的有序性或階段性。而這種有序性或階段性恰恰是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的展現。
二、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發展圖式
在世界歷史時代，逐漸形成了一個全球緊密相聯與相依的整體。世界歷史整體是一個遠離平衡態的巨大系統，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屬性。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而對于世界歷史系統內在而言，雖然存在著諸多的內在矛盾，但是，在馬克思所闡述的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中，世界歷史系統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東西方文明間的矛盾和沖突。東西方文明間的矛盾和沖突展現給我們的是世界歷史系統中各個基本要素(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為世界歷史系統發展的內在的基本動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歷史具有了豐富多彩的、千姿百態的發展過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歷史走在一條逐漸進步、不斷優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類不斷趨向一種理想的未來圖景。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提出，開創了唯物主義解釋“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先河，揭示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動并通過不同文明間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沖突實現的。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是在生產力普遍發展的基礎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P89)。隨著近代以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2](P86)。在這里，馬克思揭示出，世界歷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物質生產力的不均衡發展，由于物質生產力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推動著“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是先進生產力戰勝落后生產力、文明戰勝愚昧的過程，世界歷史的發展就是在生產力的推動下，先進文明不斷擴張的復雜過程。因此，世界歷史的形成，無論對于生產力優先發展的西方民族，還是對于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東方民族，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西方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歐洲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東西方文明發展的不平衡。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其形成的過程中，通過開拓世界市場，推動著各民族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市場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區域走向全球。“大工業發達的國家也影響著或多或少非工業的國家，因為非工業國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斗爭中。”[2](P88)“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2](P115)這就是說，人類歷史一開始并不是世界歷史，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以自給自足的孤立的經濟單位構成的封閉型的社會形態。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才得以形成，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圖建立世界市場；大工業的建立，交通工具的發達，對東印度和中國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場得以形成。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2](P234)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在開創世界歷史中的作用給予了公正的評價，認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由此我們可以說，世界歷史的形成歸根到底是由于各個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源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導致的不平衡狀態，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結果。
收稿日期：2003-05-28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摘要題】經濟理論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關鍵詞】/競爭理論/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世界市場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筆者試圖從經濟學視角出發，分析當代世界經濟的國際競爭問題，并提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具體策略。
一、馬克思的競爭理論
競爭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部分，而是貫穿并服從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平均利潤理論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其經濟理論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討論與分析了競爭問題，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競爭理論。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競爭的本質是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他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看作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疇的觀點，第一個把競爭當作歷史范疇加以考察，揭示了隱藏在競爭背后的經濟關系本質。馬克思認為，競爭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交換雙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質利益和要求，要實現這種利益就必然產生競爭。他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現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關系本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競爭中是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251），“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352）。因此，競爭是一個歷史范疇，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生產者之間爭奪經濟利益的斗爭。
2.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決定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而決定競爭雙方的勝敗。馬克思考察了在競爭中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實現的影響，并且把這一變化過程看作是規律性的、長期的必然趨勢，從而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競爭的動態性質。他指出：“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201）。這個相同的市場價值是由在競爭的作用下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且受勞動生產力高低的影響。“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53）。這里，馬克思是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把競爭與其他相關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競爭的性質和功能，從而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動態分析方法。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生產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利，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參數。其中，總是有少數資本家率先進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其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于是，其他資本家也不甘落后，競起摹仿，使這種創新的收益得到擴散，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于對新的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會導致新一輪的創新，而后又是創新的擴散，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消失了，但相對剩余價值卻增加了。如此循環往復，就使競爭過程表現為一個周期性的動態過程。
恩格斯曾從一般意義上把競爭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概括為競爭規律。他指出，“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613）。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揭示了競爭的作用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即通過競爭導致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而形成商品市場上供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運動。這種運動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一個生產領域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領域，使社會勞動重新趨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分配。通過競爭調節供與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競爭的作用，使供與求的平衡不斷被打破，從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
3.資本主義的三種基本競爭形式。馬克思認為，競爭是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而價值規律的要求包括三個層次，競爭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種：
（1）生產領域的競爭。在生產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各個資本家的個別勞動時間量不一樣的，為了解決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同一部門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形成商品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單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競爭，其目的在于縮短個別勞動時間，降低社會價值，獲得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
（2）流通領域的競爭。在流通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其內在價值量進行交換。但在不同的供求狀況下，價格和價值在每個個別場合往往是不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才能解決，商品價格才能以它的價值為基礎，商品價值才能轉換為生產價格，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實現。
（3）分配領域的競爭。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但資本家內部如何瓜分剩余價值是通過競爭規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潤率規律決定的。就資本的性質和目的而言，任何單個資本在客觀上都要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種內在客觀要求是通過內部之間的競爭使利潤趨向平均化來實現的。由于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利潤率，通過不同部門的資本家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為特征的激烈競爭，轉化為平均利潤率。這時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可見，利潤平均化過程也就是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資本家激烈競爭的過程。
4.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和資本積聚，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了市場供求矛盾，從而形成更大規模、更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687），這“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686），是“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831）。這一過程不斷進行，最后由于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對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31-832）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而資本主義積累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5.世界市場的競爭推動了世界市場商品的供求變化并引起商品國際價格的波動，促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商品超越國家的地域范圍進入世界市場時，其價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國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不同國家由于其經濟技術水平、勞動強度以及勞動生產率不同，商品的國別價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614）但是，決定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的情況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就是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這個平均單位是通過競爭來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通過這個計量單位，可以將每個國家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還原為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614）它構成商品的國際價值。商品國際價值在世界市場上的貨幣表現就是國際市場價格，國際市場價格的基礎是國際價值，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根據商品的國際價值來進行，這是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和變動的基本規律。但這并不是說，在每一次交換時，國際市場價格都是和國際價值相一致的。因為國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都是變化不定的，這種價格上的不一致，通過競爭，反過來又會影響世界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使它們逐漸趨于平衡，從而使國際價格接近國際價值。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的作用也是通過競爭來強制實現的。
二、馬克思競爭理論的意義及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以資本主義競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競爭的本質、形式和結果；既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競爭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對競爭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兩者的高度統一。因此，馬克思的競爭理論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問題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理論基礎。
1.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又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競爭的發展。早在16世紀，隨著歐洲一些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并力圖把其產品向國外推銷，世界市場即開始萌芽。到了17世紀中葉，商業和航運的快速發展，使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廉價的原料來源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國瓜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的斗爭漸趨激烈。而17世紀后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則采用機器生產，實行最廣泛的分工，使大工業得以盡快發展。技術進步、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極大地拓展了市場范圍。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趨勢，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在不斷地強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可以說，正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推動了國際市場競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國際分工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基礎，反過來，國際競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從深度上講，正是國際競爭的激烈使國際分工日益細密，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從廣度上講，國際競爭使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遍及全球，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把每一個國家都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國絕不能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而只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展自我，依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馬克思指出，只有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89）。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首先，在企業層次上，要不斷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適應能力和組織能力；通過科技進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績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在不斷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中開發設計出具有創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價格的產品；并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其次，在國家層次上，建設與競爭相關的基礎設施，培育企業生存、應變和發展的環境；積極促進市場開放和高新技術引入，使企業始終感到外在的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提高生產率，最終縮短與世界最具創新和競爭能力企業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強國家新優勢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和規劃政策；由政府出面對國內各個部門和組織的競爭力進行系統整合，即根據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用系統的觀點與方法，以網絡與數據庫為手段，把權力、資金和知識在產學研一體化的基礎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
2.從競爭理論的觀點來看，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仍然是體現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本質又是經濟利益關系，是世界各國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進行擴張形成的一種國際利益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2），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關系表現出來”。因此，各個國家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都不會囿于國家邊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現他們在國內無法實現的經濟利益。比較優勢原則的本質是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來建立產業和配置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用本國花費勞動較少的產品交換到本國需要勞動較多或即使花費較多勞動也一時生產不出來的產品，這樣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以及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使不變資本更加便宜，從而節約了用于不變資本的成本費用，提高了剩余利益。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國也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競爭。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仍然是勞動資源豐富而資本和技術有一定積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繼續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并向具有較好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傾斜。
3.根據馬克思的競爭理論，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及技術進步的程度在競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在競爭中，為了追逐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總是要千方百計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資本的內沖動和經常的趨勢”。（355）“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354-355）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在國際市場上產品和服務的競爭，但這種競爭的背后是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因此，中國應對國際競爭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培養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隊伍和各類學科領頭人。我國在人才資源配置機制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人才激勵不完善，管理和專業人才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高效率與高收入相關性差，高素質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為此，應當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疏通人才流動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費現象。同時，啟動吸引專業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優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國內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和學術帶頭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應，實現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環，達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目的。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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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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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關 鍵 詞】馬克思/社會有機體/構成內容/意義
把人類社會比喻為“有機體”自古就有，但是比較專門而有價值的探討則始于法國的圣西門、孔德，特別是英國的斯賓塞。圣西門初步提出了社會有機體的思想，他的弟子們則明確提到“社會是一種有機的整體”，并要求分析“社會這個統一整體的各個器官”。作為圣西門秘書的孔德把社會與生物學中的“個體有機論”作比較，認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種族或階級是社會的組織，社區或城市是社會的器官。后來，英國的斯賓塞把社會有機體同生物有機體的同與異作了比較分析，他依照生物有機體三個器官系統把社會有機體劃分成生產物質資料的支持系統、在分工基礎上加強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聯系的分配系統，以國家為首保證各個部門服從于整體的調節系統，并相應提出擔任生產營養職能的是工人階級，擔任分配與交換職能的是商業階級，擔任調節生產的是工業資本家。斯賓塞認為，社會有機體又不同于生物有機體而是一種“超有機體”，生物有機體的各個部分緊密相連并完全從屬于整體，社會超有機體的各部分的活動比較分散與自由，因而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整體，但又是一個可自我調節的系統。他提出了社會靜力學的命題，并用靜止狀態的觀點來解釋社會有機體，認為其間的完善調節與平衡狀態是社會的理想狀況。
一、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與上述斯賓塞等人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有相似之點，但又有其重大的本質的區別。
斯賓塞等人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以自然科學的原理來解釋社會，具有反神學、反教權的積極意義，其關于社會有機體的相關結構的描述、自我調節的功能和自由松散的整體等思想包含著合理的內容，但其關于三個不同階級擔負不同社會職能的推論在理論上是牽強附會的，用社會靜力學來期望社會出現一個平衡的理想狀況也是背離社會自身發展規律的，這種社會有機體理論明顯地帶有為資本主義社會機體各部分的現存狀況與永恒合理性辯護的意味。
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有趣的過程。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意識形態”這一概念不僅在書名中明確使用，而且被廣為論述，不過他們此時的重點是通過聯系精神生活條件同法與國家等政治生活條件，特別是同所有制的關系等經濟生活條件來考察社會，這種由上而下地考察，實質上已經形成了社會形態的思想，盡管“社會形態”這個概念直到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才正式提出，但是社會形態的思想始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無疑的，而且“社會形態”這個概念顯然大于即包含“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為了進一步剖析社會形態，又深入到社會經濟形態中去，力求揭示社會形態更替中的本質原因，他在此不僅制定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而且提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說明“社會經濟形態”這個概念是對“社會形態”的具體展開，因而仍包含在“社會形態”這個概念之中。需要指明的是，馬克思在研究社會形態、社會經濟形態、社會意識形態的同時，社會有機體的思想就貫穿始終，而且一旦提升出社會有機體的概念，那么它就大于即包含著前面三個概念。
馬克思最初是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社會有機體”這個概念的，他在批判蒲魯東時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馬克思在為《資本論》第一版寫的序言中又指出：“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馬克思關于社會有機體的這兩處論述十分清晰地告訴我們，社會有機體包括“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和“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關系”，因而社會有機體是一個囊括全部社會生活領域的跨層次性的、整體性的范疇。概而言之，所謂社會有機體是指由人和全部社會生活條件、要素構成并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活動和發展著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是從實踐出發來解釋社會，由此只有用“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觀點，才能真正揭示對社會具有高度綜合性的社會有機體的構成內容。
首先，社會有機體有兩個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個是人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必然要同自然環境發生有機聯系。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由此被納入人的生產實踐范圍的自然環境是社會有機體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另一個是人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必然要同時進行人自身的生產，一定的人口因素是社會有機體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其二，社會有機體有一個基礎性的有機構成部分。這就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或社會經濟形態，這是社會有機體中承下啟上決定其他部分的最重要的有機構成部分。其三，社會有機體有一個上層性的有機構成部分。這里包括最上層的由人的精神生產的實踐創造的社會意識，還包括由人變革社會的實踐創造的具有中介性質的社會制度體系或政治法律及設施。
在掌握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時，從總體上了解它由哪些內容構成是重要的，但不要機械地把社會有機體理解為全部社會生活條件簡單相加的結晶體，因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社會有機體各組成部分之間是一個有機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動著的大系統，特別是要懂得社會有機體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精神的實踐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全面實踐關系中構筑起來的，是一個具有自組織性、發散性、開放性、再生性的活動和發展著的有機整體。這是理解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并區分其與以往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的本質之所在。
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從實踐出發概述了社會有機體活動的和發展著的圖式。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當代中國；失業問題
中圖分類號：F241 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1―0044―0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了9％，但就業率并未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學者們從不同側面來說明我國失業問題，但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十分復雜，需要系統的理論來解讀。
一、馬克思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建立在科學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其主要內容是：第一，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來源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第二種形式是相對剩余價值，它表現為工人勞動力的發展，就工作日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就人口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人口的減少。”即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通過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使生產相同剩余價值的勞動力數量下降，必要勞動人口減少，使形成的過剩人口成為產業后備軍。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失業人口產生的條件在于資本量及資本結構的變化。因為相對過剩人口是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出現的，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由此引起對勞動需求的減少。“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時，“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并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第三，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失業，還與資本家通過在內涵方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有關。因為當單個工人能夠較以前提供更多的勞動，則可變資本增大時，資本家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現有工人來推動更多的勞動。哪怕是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也只會使就業人數減少得更多。“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離，此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減少，更為迅速。”第四，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有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停滯的形式，而長期失業者往往與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調整有密切關系。處于長期失業的勞動力“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第五，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術進步形成機器排擠工人及其補償的問題。他認為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使用機器，主要是為了節約勞動成本，獲得最大的資本增值。“通過機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特別是由于被機器排擠的工人，如果還受本身的技能制約，則社會總體的失業率還進一步地升高。同時馬克思并不同意“排擠工人的機器，會同時游離出相應地資本，從而可以如數雇用被排擠的工人”的觀點，并認為，可變資本減少，社會對生活資料的需求下降，長期下去會形成生產生活資料的工人失業。這樣，“機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第六，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對擴大就業或減少失業有重要作用，因為分工能增加生產力。“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應的作用，又有負面效應的作用。例如，正面效應表現在“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須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數增加”。而負面效應表現在它可以使工人長期處于技能單一，不能充分發揮才能，最后導致能力弱化，失業后難以再就業的境況。“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的專業”。這里，馬克思揭示了不穩定的工作與失業后不易再就業的矛盾。第七，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是受資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并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資本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
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內涵和關系：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通過剩余價值特別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迫使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大量的產業后備軍。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排擠出大量的失業工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社會分工、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單個工人內涵的剝削，資本結構的變化都是造成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形成失業的原因、造成失業的手段、失業的表現形式以及失業的社會后果。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盡管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但這只是描述在計劃體制下，工人勞動效率低，未能發揮出勞動力應有作用的狀態。根據國際勞動組織關于失業、就業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國對失業的界定和統計口徑，特別是根據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失業內涵，這種“隱性失業”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失業。改革開放后，我國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大量失業現象難以用一般的理論來解讀，這也是學者們觀點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國失業問題多年來未能解決的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是科學而完整的理論，如果用馬克思失業理論來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必須要克服下列困難：第一，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否對當代中國失業問題有現實意義；第二，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內容，是否符合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
不可否認，馬克思的失業理論創立于100多年以前，而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形勢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這個時差障礙成為其解讀中國當代失業問題的困難之一。筆者盡管不同意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過時了”的觀點，也不贊成有的學者要用“建設的”取代“革命的”的觀點，但要用馬克思失業理論解讀中國當代的失業問題，的確必須要說明其具有現實性。
此外，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種必然的社會結果。當代中國的失業，是否也是根源于資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現狀，是否仍然受社會分工、產業結構變化、技術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呢?如是，則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其
理論指導作用將極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有以下內容：
第一，認為技術進步促成的機器使用和勞動分工對勞動者技能造成損害及約束，從而限制了就業的數量，增加了失業的可能性。因為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家通過管理，會盡量降低雇傭勞動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過程中，以大機器的使用為代表的技術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它的應用不光促進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還造成了對工人潛能的束縛。“機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資本故意挫傷了，而不是發展了”“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里，發展最迅速的大量職業部門是與科學技術關系最少的那些部門，機器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而是為了減少從屬于它的工人的數目。”即機器的使用，目的是為了減少成本，不是為了工人。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的相關內容是類似的。
第二，認為工資高低會影響失業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只要按照邊際收益產品來支付工資，就能保證充分就業，即不會出現失業。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研究失業問題的視角不同，且使用的經濟范疇也不同。
第三，認為消費需求對失業狀況有重大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謝爾曼認為，消費不足與投資過度將起到雙重作用，使生產成本上漲及價格下降，從而造成危機導致失業。按照另一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的模型，低工資反而無助于高就業。因為由收入分配決定的低工資往往使得消費增加。Marclavoie認為，高工資產生失業的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在現有的有效勞動需求條件下，工資下降使工人的消費需求不足時，需要依靠來自利潤的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才能維持總的有效需求。但無論是資本家的自主花費或政府花費，都將最終伴隨工人工資的降低，使得“失業的最終解決還需要降低工資”。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也得到相應的結果。Rowthorn及Glyn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在1979―1985年期間，一些人均消費大幅度出現負增長的國家，如西班牙、荷蘭、德國等，失業率也很高。
第四，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這是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的重要觀點。宏觀經濟生產函數表明，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正相關。當然，降低失業率的主要途徑有賴于經濟增長。另一著名的理論是奧肯定律，這個定律表明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著重分析了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高低及消費需求對失業的影響，指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從現實性看，這些理論較之馬克思失業理論更符合當代時空條件。然而，其內容在解讀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時，有著較大的缺陷。其一，這個理論本身與西方國家實際情況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的可信度差。其二，這個理論所描述的事實與趨勢，與當代中國失業的現狀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可信度進一步減弱。例如，在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科技進步盡管達到空前的地步，勞動分工也進一步細化，并形成了長達40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但這種繁榮并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國中蘭開夏大學的高級講師密爾沃特2000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上升。英國1960年的失業率還不到2％，以后不斷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來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業率不到5.4％，1997年超過了12％。日本1960年失業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達到了3％的歷史高峰。德國1960--1966年基本上無失業，但以后失業率不斷上升，1995年達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國1980年的失業率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業率為4.1％，1997年升至12.5％。荷蘭在1970年，失業率僅為1.8％，1997年則達到6％。澳大利亞1960年失業率僅1.2％，1997年達到8，5％。在經合組織(OECD)20多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美國和愛爾蘭情況稍好，失業率時高時低，但總體水平仍較高。如美國在1982年和1983年，失業率超過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失業率還將持續走高。本人認為在2009年將達到7％左右。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而就業增長率除了1990年達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遠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的水平。就業增長彈性雖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從長期看，仍然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425％，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5％，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414個百分點；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1.9％，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0.26個百分點；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6％，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9％，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122個百分點；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0.1％，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O.9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6個百分點。2006年，GDP增長10.7％，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2個百分點。數據顯示，1991年以來至今，我國GDP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大幅度降低，奧肯定律在中國出現嚴重不相符合的情況。
三、理論的困惑及實踐的出路：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解讀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把失業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率及消費需求的不足，而這些在馬克思的失業理論中也早有論述，只不過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罷了。如果考慮到兩種理論在“失業”這個經濟范疇的內涵上并無根本沖突和歧義，且考慮到時序的延續性及理論的發展性，也可以認為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受到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影響，或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馬克思失業理論。
然而，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上，兩種理論產生了根本的沖突。馬克思失業理論要求從根源上解決資本無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造成大量失業的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則希望通過經濟增長的途徑達到失業問題的解決。雖然，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通過刺激需求、改變工資率等作為擴大就業的途徑，但實際上他們主張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仍是倡導經濟增長。
馬克思失業理論既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原因、表現形式，又指出了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及引發的社會后果，顯得系統而嚴密。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對失業的原因分析得多，對失業的根源揭示得少；對失業的表現形式論述得多，對失業的社會后果及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論述得少，其系統性不如馬克思失業理論。
通過兩種理論的比較，可以發現，馬克思失業理論與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在解讀中國失業問題的時候
均會出現理論困惑：馬克思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問題，而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失業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盡管形成于當代歷史條件之下，具有現實性，但其理論與當代中國的現實狀況乃至與世界的現實情況嚴重不合。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任何理論都需要有系統性、現實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關鍵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論，如果不能被現實證實或檢驗，即沒有相符性，其理論的指導作用將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業理論不能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理所當然地不能作為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理論依據。
盡管馬克思失業理論誕生于一百多年前，但仍對解讀當代中國失業問題具有根本性、基礎性的現實指導意義，即仍然具有現實性。其一，當代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成長著的社會主義及衰亡著的資本主義階段，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具有共性；其二，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理論與實踐所涉及的商品、貨幣、市場、價格等經濟范疇與馬克思時代相同；其三，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已無法由西方主流失業理論來解讀和解決，理所當然應由馬克思失業理論來解讀和解決。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相關內容，完全與中國現狀相符，即具有很好的相符性。其一，當代中國絕大部分企業在《勞動法》規定的用工時間約束下，仍努力追求最大利潤。從社會整體而言，基本上以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作為主要方式；其二，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是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及以產權改革為主要形式的社會資本結構調整形成的；其三，當代中國已占“半壁河山”的非公企業乃至一些公有制企業，即使在《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內，也能通過定額加大、要求過高的方式，形成對單個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進行擴大的內涵式獲取；其四，當代中國具有的流動形式、潛在形式、停滯形式的相對過剩人口仍然存在；其五，當代中國高新技術的不斷采用、高新技術產業不斷地擴大，使得傳統產業不斷地縮小，從而游離出了大量傳統產業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等過剩人口；其六，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工隨社會的發展更為明細，因而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能要求更高，在不確定的市場條件下，會長期形成大量的難以調整技能結構、因而再就業困難的失業群體；如此等等。馬克思失業理論完整地解讀著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
在“敬天時、法地利”的前提下，賈思瓣還提倡“順自然”與“駱馬首”相結合的農業科技思想，強調既要因時因地安排農業生產，又要巧用心機，了解物性，把握住動植物的生長規律，運用人類智慧與自然規律相結合的運作方式，幫助農作物和牲畜生長、繁衍。而這種農業科技倫理思想具體表現為“循物之性”，即認識動植農作物的品種屬性、生長習性以及發育規律，把握住生態系統內植物與植物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植物與動物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利用這種“物性”來實現農業發展和生態保護協同推進。
首先是植物與植物方面，賈思瓣說“槐子熟時，多收，孽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余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麻熟劉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豎木，以繩攔之。……明年廝地令熟，還于槐下種麻。脅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要術·種槐、柳、揪、梓、梧、柞第五十》)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就是利用大麻和槐苗之間的競爭關系而威脅槐樹的成長，減少人為的過多干涉，最后實現槐樹的挺拔通直，茁壯成長。
在植物與動物方面，賈思瓣強調“凡五谷地畔近道者，多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以遮之。胡麻六畜不食;麻子督，則科大。收此二實，足供美燭之費也。”(《要術·種麻子第九》)把芝麻或雌麻種在道路旁，利用牲畜不吃芝麻的習性保護了土地內的其它農作物，同時因為雌麻被啃后會長出更多的側枝，進而長成“大科叢”(注疏者繆啟愉語:種雌麻收子，要求分枝多以做火“燭”)。
在動物與動物方面，賈思瓣在書中提到“朱公曰:..…求懷子鯉魚……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內鱉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鱉則魚不復去。……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要術·養魚第六十一》)他認為飼養鯉魚既要掌握鯉魚淺水環洲而游，亦可深水棲息的習性，也要恰當地處理好魚鱉的互生關系，在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的基礎上實現漁業的可持續生產。
【關鍵詞】；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
一、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對培育高校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的理論支撐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發展之最高目標，是現實人類總體和每個人充分自由的發展。它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在談到人的能力全面發展時，馬克思常用的表述是“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在談到全面發展的人的能力時，恩格斯說這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人的能力主要指人的勞動力、社會交際能力、管理力、科技研究能力和藝術創造能力等。它是人們具有的表現、實現和確證自己的社會本質的內在力量，是其他能力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二）人的自由個性的充分發展。人的個性發展是人的本質力量發展的集中體現，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內涵。人的個性是人與人的特性方面的差異，如行為特點、愛好、性格、心理、氣質等。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人的獨特性發展。沒有差異就沒有個性，馬克思強調人要“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二是人的自主性發展。馬克思把人的個性叫做“自由個性”，就意味著，只有獨立才能自由，只有自主才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個性。
（三）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作為現實的人的本質，是由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來規定的，并且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馬克思指出：“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只有社會關系的豐富性和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的豐富性都得到實現，人才能有實現全面發展的社會條件。
（四）人的主體性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一再說：“人始終是主體。”主體性是指憑借自己的綜合素質與實踐活動而處于支配地位，成為主人的人所具有的特殊屬性，是人在實踐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目的性、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等。人的主體性的全面發展不但指其特殊屬性的充分發揮，而且指人成為自然界的主體、社會的主體和自我發展的主體。這是人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
（五）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在哲學里人的價值形式主要有：個人對社會的價值、社會對個人的價值和自我價值。三者是辯證統一的。對個人來說，只有對社會有所貢獻，個人才能更好地享受；對于社會來說，只有重視個人的需要，才能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人的全面發展最終要體現在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上。
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與高校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的關系分析
（一）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對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的理論指導意義。在人的素質結構中，思想道德素質是人的核心素質，它決定著人的其它素質的方向和性質，它要求培育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不僅要提升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還要兼顧大學生其它方面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還為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提供反思的視角。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做的效果如何，存在哪些問題，皆可以以“是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標準來衡量。
（二）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意義。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路徑之一，其最終目標是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人文精神培育的目標涉及到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他們的道德意識、道德觀念等。人的全面發展的關鍵點則在于素質的提高。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實踐成果也可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理論。
三、人的全面發展理論視野下高校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實踐路徑
（一）端正思想觀念。傳統教育重傳授知識，輕培養能力。培養理工科大學生的人文精神，要轉變舊觀念，確立新的人才觀、質量觀，把培養人文精神當作培養目標中的重要指標，把能否培養出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理工科大學生，作為衡量學校理工科教學質量、教師教學水平的重要標準。一個學校要把人文精神的培養真正落在實處，就要既形成積極的輿論，又要加以深入研究，以提高水平、加大力度、強化思想和行為的自覺性。
（二）優化校園文化氛圍。校園文化對于陶冶學生性情、提升境界、升華情感和內化人文知識的作用很突出。校園的第二課堂活動具有獨特的教育功能，它能夠優化校園環境，提高學生的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陶冶學生情操，增強學生的集體榮譽感，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還能達到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可以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經常邀請名校的人文學院專家學者或其他大師級人物來校講學，定期開展人文講座，進行深層次的人文知識的探討；利用各種大學生社團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文化生活。
（三）提高課堂教學質量。課堂是培養人文精神的重要陣地。這里既有培養人文精神的課堂觀問題，又有優化課堂教學的問題；既有教學內容問題，又有教學方法問題。教師應該牢固占領課堂這個培育人文精神的陣地。
理論課是我國高等院校學生的必修課，但其教學效果一直不理想，影響因素包括多方面，如教學內容、教材問題、教學方法問題、考試方式等，在這所有因素中，筆者認為，第一線教師隊伍的建設是最關鍵的。作為教學活動的實施者，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起著主導作用，教師的自身素質與教學方法直接影響著理論課的教學效果。教師只有從自身做起，不斷提高自身的素養與教學水平，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理論課教育的目的才會實現。
一、理工科院校理論教育有其自身特點
教育教學理念要求貫徹以學生為本的思想，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做“因材施教”，提高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首先應該深入地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理論課教育教學一定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如果培養學生像工業化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實施馬克思理論教育首先應該了解學生的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與綜合院校學生的共同點 目前無論是理工科院校還是綜合性院校，學生對理論課的認識都存有偏見。理論課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觸到馬克思理論課之前，很多學生已經產生了先人為主的抵觸情緒，把理論課等同于純粹的政治說教或空洞理論的述說，認為這門課程應該是無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加劇的競爭，還有一部分學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從實用的立場出發認為理論課與以后畢業找工作、個人發展關系不大，從開始就沒打算認真對待這門課程，為了在未來的擇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些學生對自己的專業學習抓得較緊，而不注重理論的學習。
2．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應把握的自身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對馬克思理論課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點。長久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文理嚴重分科的教育體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設置以理工科為主，相應地，課程設置也以理工科課程為主。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人文修養，雖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藝術門類中開設選修課，但從總體而言學生對人文科學的接觸是有限的，選修課的設置不能完全滿足學生對人文教育的需求。理論課作為理工科院校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學生會自然而然地會把這門課作為開闊人文視野的窗口，把自己對人文知識的渴望寄托在理論課上，希望通過這些課程了解更多的現實與歷史問題。這樣，學生就會對理論課抱著看似矛盾的態度：希望與失望并存，對馬克思理論課即抵觸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開展人文學科的教學，教學方式有其自身特點。理工科的學生有別于綜合院校的學生，在學習方法上，他們往往不能把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加以區別對待。理工科院校的學生把大部分的學習時間花費在做題目或做實驗上，而做題目或作實驗都要求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久而久之學生在思維方式上就會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會試圖尋求固定答案，用“對”或“錯”、“是”或“非”來評價所遇到的問題。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學生就會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理論課，很多情況下并不是能簡單地用“對”或“錯”來作出評價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重視人文學科區別于其他知識性學科的特點，把理論教育同自然科學的知識教育和技術教育區別對待。教師應該積極對待學生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適時、恰當地引導，把他們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引導出來，培養他們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對開闊學生的思路和對他們未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會受益匪淺的。
二、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學重在提高學生興趣
在我國高校開設理論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學方法，生硬地把馬克思理論課當成“填鴨”式的說教灌輸給學生，這勢必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法調動起來，就會采取缺課、逃課等方式消極對抗，教師只好用點名、缺勤者給予扣分的方式予以處罰。這種教學方式是無法實現理論進學生頭腦目的的，教師只有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了解理工科大學生的興趣所在，才能提高馬克思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通過教學實踐我們得知，幾乎沒有學生喜歡純粹理論性的說教，大多數學生對理論課提出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論聯系現實，二是要求理論結合歷史。
1．課堂中把理論恰當、緊密地和現實聯系在一起會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論聯系“現實”主要指兩方面的現實：社會現實和學生的現實生活。
(1)學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關注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學生幾乎整天沉迷于題海中，對外面世界和現實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少，但是大學生主體是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學生會強烈地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這樣，教師就需要了解學生的熱點難點問題，把現實中學生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理論結合起來，并作出恰當的評述，特別是為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提供方法論的指導。經驗證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如果能夠這樣做，學生是需要的、歡迎的。(2)學生希望通過理論學習來解決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及他們的未來相關甚密的問題。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價值觀普遍迷失的時期，學生自身存在的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對學習生活和人生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理論課教師如果能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而不是去講空話敷衍了事，學生就不會再說這是一門“沒有用”的課程了。事實表明，當代大學生對理論不存在天然的隔閡，關鍵在我們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課堂中把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很受學生歡迎 所有重大理論觀點、重要論斷的產生都要其歷史脈絡，理論也有自身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它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相對匱乏，教師應該充實進理論發展史的有關內容，使學生知曉思維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了解理論的發展，把哲學課的講授放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予以把握，這樣呈現給學生的就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活生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另外，教師還應進一步做到史論結合，引導學生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對史實作出分析，對理論形成的歷史作出評價，這樣不但會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會提高他們對理論本身的興趣。
3．要做到聯系現實和理論并結合史實必然要訴諸于案例 教學目前我國教育界對案例教學法的運用還沒有形成統一、一致的觀點，反對案例教學法的觀點認為案例教學法會導致理論庸俗化、會淡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性。盡管對案例教學法的使用存在著異議，但是案例教學法在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學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師如果一味地給學生灌輸純粹的理論，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感到頭痛的，倒不如通過生動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還可以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師運用案例教學法并不是為了迎合學生、取悅學生，而是通過案例教學法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思考。事實上，能否恰當地運用案例、從案例人手解析理論恰恰是一個教師教學能力與自身素質的體現。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師開展案例教學的實效性
一名優秀的教師，其基本素質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教師只有從考察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總結教學的經驗和技巧，提高教學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學的實效性。案例教學法要求教師既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又要具備堅實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背景。
1．教師應該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 理論課是一門全校公共課，其工作特點決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復性。同樣一節課要在不同的班級講，在不同的學年輪番講，這種授課形式容易使教師產生惰性，把講課完全當成了一種重復性的簡單勞動，有的教師講了一輩子理論課，對每一屆學生所講的內容幾乎是大同小異，甚至快退休了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1)教師應該關注現實的社會問題，把學生關心、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即時變成案例，成為當時馬克恩主義理論課教學內容，這是克服當前大學生馬克思理論教育脫離學生思想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教師應對現實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做出反應，編選資料及時運用于當前教學。這樣的教學目標本身就對教師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需要教師努力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去支撐高水平的教學，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學理論去講解，才能說服學生、打動學生，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理論進學生頭腦的目的。(2)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培養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關懷，有針對性的選編案例。在我國，在專才教育體制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自身的發展乃至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單純科學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學生形成唯科學主義的信念，而隨著科技深深介入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科學本身在這個時代的正當性問題已經成為人們不得不反思的問題。教師應該聯系理論恰當引入案例，引導學生全方位地開展關于科學的反思和理解，使學生更為深入地思考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課堂上，我們節選英國bbc紀錄片《愛因斯坦三部曲》給學生放映，并針對片中內容提出問題引發學生討論。通過討論進一步引發學生的深入思考，使他們切身體會一個偉大科學家的人文關懷，正如愛因斯坦本人在對加州理工學院的講話中所說的：“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于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2．教師應該拓展人文社科知識 在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教學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學。從教學方式上看，文科專業課教學要求“專”而“細”，而理論課教學適宜“泛”而“博”。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更好地運用案例教學法，教師應該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了解各種社會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學術前沿和學術動態發展情況，在理論層面上應該盡可能地“廣”，這樣在教學中才會有“底氣”，才能夠提出思想深刻、內容生動的案例。為此，要求教師在知識儲備上應該具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歷史，就無法洞悉思想的本質，就提不出有說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當代各種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種學術思想，不能對各種思潮作出評介，就只能是就“書本”，講“書本”，把理論作為單純的知識傳授。以哲學為例，首先教師應熟悉哲學史的相關內容，把馬克思哲學具體原理和哲學史結合起來講解。比如講唯物辯證法，可以從介紹哲學史上關于辯證法理論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臘的芝諾悖論、智者學派的二難推理“半費之訟”、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等。通過對哲學史的回顧，不但會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會引發他們課外進一步學習的興趣。另外，教師還應加強西方哲學的修養，了解當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思潮，加強和西方哲學的“對話”。在講授哲學時，可以適當介紹一些西方哲學家的基本思想，提取與哲學相關的理論甚至對立的觀點引發學生的思考，這對豐富學生的人文知識，啟發學生智慧是有幫助的。有人視對立的理論如洪水猛獸，唯恐對立觀點的介紹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叛逆。實際上這樣的憂慮大可不必，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并非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介紹不同的觀點，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進一步深化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只要教師能夠作出恰當的引導，西方理論的介紹不但不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反感，反而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是有益的。
3．教師應該加強自身的自然科學知識素養 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師，除了拓展自己的社會科學視野外，還應該加強自然科學知識素養。面對受專業知識訓練的理工科大學生，教師如果能夠把自然科學的知識融人案例教學中，如大家所關注的科學史或者科學思想發展邏輯行程和歷史行程中的相關內容選編為案便。這樣不但會加深學生對理論本身的理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他們學習本專業的科學理論也是有益的。
選取科學史中的材料作為案例，需要針對不同專業學生，適當調整授課內容。大多數理論課教師都有這樣的體會，對同樣一節課的內容，不同專業學生的反應差別很大。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背景是不同的，教師應該針對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對授課內容作適當調整，選取不同的案例，增強與學生專業學習的結合。比如在講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關系問題的時候，對生物系的學生，以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發現生物進化論作為案例；對化學系的學生，以弗萊明偶然發現青霉素、倫琴偶然發現x射線為案例；對數學系的學生，以牛頓與萊布尼茨同時發現微積分案例。在教學實踐中對于上述教學方式，各系學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取得了較好教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