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7 16:41: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西方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2.面向規劃學科需求的城市社會學教學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與城市認同——市民創造城市:城市社會學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西方城市社會學理論的一種視角
5.城市空間結構分化的社會學解析:經典與啟示
6.城市社會空間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會學空間理論的中國意義
7.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主要理論述評
8.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女性主義視角
9.試論城市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
10.城市社會學的興起與困境——兼議城市在當代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地位
11.淺談城市規劃層面的城市社會學研究
12.城市社會學研究前沿:場景理論述評
13.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城市社會學
14.城市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
15.新城市社會學:1970年代以來西方城市社會學的范式轉變
16.城市社會學教材建設中的問題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會學思想及其當代回響
18.城市社會學的產生與理論發展
19.農民工居住形態的城市社會學解讀
20.城市文化研究與城市社會學的想象力
21.群體性“冷漠行為”的社會結構成因分析:一種城市社會學的視角
22.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
23.何謂“空間”——一種來自城市社會學學科的思考
24.社區、空間與城市社會學——再議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25.城市人的社會特性——源自城市社會學的理解和認識
26.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空間轉向
27.當代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生態學視角
28.反思性延續:認知視角下的城市社會學思想流派
29.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30.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為例
31.關于城市社會學界定的辨析與整合
32.城市社會學視閾下城市規劃理論的演進
33.世紀之交的城市社會學新前沿
34.試析人類生態學范式與新城市社會學范式之不同
35.論城市社會學對電視研究的空間拓展
36.新城市社會學視域下我國當代城市空間生產的特征
37.在社會學和城市學雙重視野中發展城市社會學——兼論在新的城市社會學框架中的城市社會發展與預測研究
38.新城市社會學對我國地域政策的啟示
39.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形態與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會學視角
40.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女性主義視角
41.新城市社會學的主要理論
42.日本城市社會學的歷史發展
43.關于城市社會學界定的辨析與整合
44.城市社會學實踐教學環節的創新性探討
45.城市社會學視角下的傳統建筑文化保護與開發——以閩侯縣南嶼鎮為例
46.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會學淺析
48.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
49.當代大學《城市社會學》課程組織與教學改革探討
50.城市商業步行街區建設的社會學研究
51.城市社會學主導下的舊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會學的早期發展
53.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城市社會學原理》簡介
54.有關城市社會學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會學的領域及理論流派
56.社會學滲透下的城市規劃泛論——兼論現階段的中國城市規劃
57.城市道路交通環境的社會學分析
58.基于城市社會學角度重構舊城改造的和諧對策探析
59.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城市生態系統的特點、結構和功能(一)
60.從城市社會學視角看我國城市傳統古建筑現狀——以南昌老城區傳統古建筑為例
61.對照教學法進行城市社會學教學的模式研究
62."社會空間視角":當代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新視角
63.教育與城市互動關系新探——《教育與城市空間生產——基于對城市社會學空間研究的拓展》評析
64.城市社會學帶有傾向性的理論問題——介紹《城市社會學》一書
65.從城市社會學角度重構舊城改造的和諧對策
66.新城市社會學
67.我國城市白領群體生活方式的社會學研究
68.集體消費理論對城市社會學經驗的再認識
69.新的城市社會學
70.城市社會學與城市化
71.城市空間社會學:溯源與拓展
72.新城市社會學下我國當代藝術社區的邏輯探尋
73.城市社會學
74.北京學——從城市文化生態學到城市社會學
75.社會主義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
76.足智多謀的城市:夢想與憂思——國際城市社會學與區域發展協會2013年學術會議紀要
77.解讀《新周刊》的城市社會學
78.城市社會學研究對象與相鄰學科關系
79.論城市規劃的社會學轉向
80.近年我國城市社會學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會學研究概況
82.必須重視城市社會學的研究
83.要重視社會學在城市建設上的作用——《新城市社會學》讀后感
84.城市的形式與內涵——關于《城市社會學》的課程教學研究
85.對城市旅游景點無障礙環境問題的社會學思考——以成都市為例
86.社會學視角下的國內外城市空間研究述評
87.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解構”與“結構”——新城市社會學的視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間分析
89.閱讀城市的社會學視角——評《巴黎社會學》
90.評《城市社會學》
91.芝加哥城市社會學與實證研究的發展
92.當代日本城市社會學探析
93.城市社會學與城市化
94.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發展學術研討會暨城市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籌)成立大會綜述
95.城市社會學與城市規劃
96.唐長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會學分析
97.研究城市社會 讓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紹鄭也夫的《城市社會學》
98.城市社會學視角下城市居住空間重構初探——以沈陽為例
關鍵詞：社區，消解，存在，認同感
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使存在者顯示其為存在者的本源性東西，因而與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優先地位。哲學對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問存在是什么，而是追問存在者的存在的意義。社區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之物，我們所要追問的是社區在當今存在的意義，它究竟是一種積極的存在，還是如眾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種沒有價值的即將消解的存在？答案是無須質疑的，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社區是一種散發著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將從社區消失論和發現論兩大理論談起，分析社區在當今被“再發現”的契機。
一、社區概念的發展
“社區”一詞，淵源久遠。“社區”這個概念最早源于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書。該書后來由美國學者查爾斯·羅密斯翻譯成英文，書名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體與社會》）。中文的“社區”一詞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轉譯而來。滕尼斯在書中以正在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轉變的德國為背景，論述了從傳統鄉村社會轉向現代城市社會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化，構建了“社區”和“社會”這兩個社會學概念。在他看來，社區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賴和社會粘著為特征的社會共同體組織；而社會則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獨立和社會連接為特征的社會結合體組織。滕尼斯把社區看成是傳統鄉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會當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
社區概念提出之初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直到一戰之后，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化導致了人們社會關系的疏遠和淡漠，這時人們才開始關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區”概念。由此開始社區一詞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得以廣泛應用，其涵義也發生了許多變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區突出的是一種共同體的特質，并不強調地域特征。之后社區概念在增加了區位含義之后成為專門的地域性社會研究工具。由于社區本身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加上不同學者在研究視角和方法論上的差異，迄今尚難找到一個普遍認同的社區定義，有學者粗略統計對其定義就有140多種。美國學者桑德斯曾據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將對國外社區概念的理解分為四種類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居住地方。②人類生態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空間單位。③人類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生活方式。④社會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社會互動(桑德斯，1982年)[1]。簡單而言，社區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無論其定義怎樣變化，在現代社區的基本要素至少應包括地域、人群、社會關系、認同感。
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社會的縮影，因此社會整體背景的變遷必然會對社區及其運行產生各種影響。論文寫作，認同感。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著重就城市化對城市社區的影響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社區消失論和社區發現論。論文寫作，認同感。
二、社區消失論[2][3]
這種社區消失論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爾凱姆、齊美爾和韋伯等古典社會學者對19世紀產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社會意義的研究。其基本觀點是：在前工業社會，普遍存在小規模的、相互熟識的、同質性較強的人群，由于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趨于一致，容易認同某種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的影響，促使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抱負的差異，社會認同感將削弱，其結果是使社區的存在失去應有的基礎。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那種較為密切的、充滿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會關系是社區概念的核心。
可以說，從社會學開始關注現代城市社區起，貫穿其間的一個主調就是認為社區作為地域性人類生活共同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終結。許多社會學的城市社區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這一點。如芝加哥學派(帕克)認為，除了某些種族聚居區，居民與地方的聯系變得越來越松弛，他們雖住在同一地方，卻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識。美國社會學家斯騰指出，隨著一體化的大眾社會的到來，作為地域性共同體的社區變得難以界定，不同區域居民的價值觀、規范、行為的差異已減少到相當程度。而英國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更是指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確無誤的重要意義。在全球時代，共同體是沒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經和地點脫鉤。人們不應該在增強已經喪失的社區感上做文章，因為，他們并不能阻止社區的喪失。
總之，在這些持相似觀點的學者看來，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社區作為一個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時，維持社會團結和公共道德的傳統機制也失去了社會的政治意義。
三、社區發現論[2][4]
60年代以來，對沃斯理論的批判性評價已成為許多研究的共同傾向。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劉易斯、甘斯、費謝爾、斯塔塞等。如果說，認為社區必將走向衰敗確實是自社會學研究開始關注城市社會生活以來的主調的話，那么，同樣確實的是，這一主調一直都伴隨著對它提出挑戰和質疑的聲音。論文寫作，認同感。
劉易斯提出，許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著自己的小圈子，在這些圈子內人與人之間仍保留著親密的關系；圈外的陌生人對他們的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并沒什么影響，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國學者霍加特通過對利茲市一個工人聚居區的實證調查研究，從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會同一性、社區居住的連續性三個方面論證說明了現代都市中類似于傳統鄰里社區的存在。
古斯菲爾德認為在現代都市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地域性限制雖然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區這種地域姓的共同體依然是人們生活中存在的許多重要的共同體中的一個。甘斯等人也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都存在著具有內聚性和認同感的“都市村莊”。更近的則如帕喬恩，他通過對英國格拉斯哥市760個被訪對象的調查研究，斷定了城市中有意義的、有相對明確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鄰里社區的繼續存在。
大量證據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會變遷并沒有導致城市社區的衰敗或消失，它的現實存在是無須置疑的。“社區”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從“消解”到“再發現”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的人類，是從“社區”邁向“社會”即社區社會化發展趨勢的話，那么21世紀的人類則是從“社會”回到“社區”即社會社區化發展的趨勢。
四、社區在我國的發展機遇[3][5][6]
從這兩大觀點的爭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中社區是一種夾縫中的存在。社區作為一種地域性生活共同體，社會一體化和生活個體化的雙重趨勢都在極大地擠壓著它；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確到社區的現實存在是無需質疑的，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在我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給社區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濟轉軌帶來的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傳統“單位體制”的解體使社區建設成為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城市中的單位社會逐漸萎縮，“單位辦社會”模式漸漸被“社會辦社會”模式所取代。我國城市社會的社會支撐體系的支撐點也由“單位”落實到“社區”。這些變化促進了社區的發展，以人們的生活和居住空間為核心的社區逐漸上升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
第二，隨著土地使用權進入流通領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國城市社區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來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區的居民的“社會同一性”也將越來越高。當居民自己擁有住房以后，一般會與居住地保持較為長久、穩定的聯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擁有者要比租房者對所在的社區有更高的認同感和滿意度。論文寫作，認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區人們也必然會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共同利益，這種利害一致性將導致他們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動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這種認同感、凝聚力，這種共同的社區意識，才能逐步地發展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共同體。
第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類型的多元化，農村勞動力被釋放出來涌入城市，形成大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大規模的城市舊區改造、新區建設等導致了城市社會公共事務劇增。這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而社區作為城市“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論文寫作，認同感。無論對本地人還是對外來打工者，社區都是人們較為穩定的生活、棲居的地方，成為人們聯系最多的場所，社區在客觀上就具備了作為城市管理主體的條件。這樣，城市管理客觀上要求“權利下沉”，而社區又可以作為“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
第四，社會轉型背景下，人們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經濟使人們的文化需求也多樣化了，滿足文化需求成為都市發展中的一大問題，這就要求社區為他們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繁榮社區文化，讓社區文化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來影響人們，填補他們在轉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鎮小康型生活方式的來臨，使居民對于居住環境和社會服務有了更高的期待。人們的社會需求從單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閑、娛樂、康復等綜合需求發展，從低層次向低、中、高多層次發展，社會服務的對象則由特殊群體向全體居民發展。這些都為社區建設，尤其是社區文化建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論文寫作，認同感。
綜上，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了：社區在當今是一種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適應時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區是從國外引進來的概念，所以伴隨而來的將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程玉申.中國城市社區發展研究[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程玉申，周敏.國外有關城市社區的研究述評[J]. 社會學研究，1998,(4).
[3]王小章.何謂社區與社區何為[J]. 浙江學刊，2002,(2).
[4]夏建中.現代西方城市社區研究的主要理論與方法[J].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
[5]馬西恒.社區建設：理論的分立與實踐的貫通[J]. 天府新論，2002,(4).
[6]高鵬翔.對社會轉型背景下社區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J]. 重慶工學院學報，2001，15,(3).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著，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1.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成就與挑戰
2.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3.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
4.網絡:旅游系統研究的新經濟社會學轉向
5.新制度經濟學企業信息范式:困境與出路——基于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批判
6.新經濟社會學市場網絡觀綜述
7.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緣起、應用與前景
8.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金融市場的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議題
10.網絡、制度和文化: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三個基本視角
1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12.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探微
13.新經濟社會學的中國研究
14.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15.經濟社會學的演變及其與中國研究的關聯
16.經濟社會學百年歷程簡述
17.經濟社會學視野:“少數民族貧困”的研究方法與重心建構
18.經濟社會學的貢獻與發展邏輯
19.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研究
20.從波蘭尼到格蘭諾維特:“社會人”對“經濟人”假設的反撥與超越——兼議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21.單位制度及其偏好——經濟社會學視域下的傳統單位制國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兒教師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23.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研究——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的結構分析
24.馬克·格蘭諾維特對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評介
25.西方經濟社會學“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變及其新動向
26.論凡勃倫的經濟社會學思想
27.市民社會、社區與信任構建——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尋訪新經濟社會學
29.內部勞動市場中的互惠行為與技能外溢效應——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30.試論經濟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同經濟學的基本關系
31.市場場域: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研究的新轉向
3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研究綜述
33.海外華人對華投資的一個經濟社會學解讀——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結合的視角
34.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建構性分析——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
35.企業預算管理:經濟社會學理論思考
36.社區經濟社會學的建構——對《江村經濟》的再探討
37.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分析
38.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論、理論和政策
39.關于經濟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思考
40.論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假設
41.從經濟行動到經濟秩序:韋伯經濟社會學思想研究
42.新經濟社會學是否應該拋棄文化——“文化嵌入”的層次性
43.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研究
4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三農問題
45.從擴張走向反思——對經濟社會學理性主義傳統的一個綜述
46.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淵源、理論及意義
47.“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
48.理論分析與中國經濟:韋伯經濟社會學實用指南
49.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綜述
50.突破邊緣化的理論選擇——經濟學擴張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回應
51.產業集群研究的新視角: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述評
52.基于網絡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3.格蘭諾維特關于經濟社會學的若干理論簡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日程》解讀
5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評價
55.嵌入性、社會網絡與產業集群——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6.經濟社會學體系化問題芻議
57.經濟社會學視域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機理及治理研究
58.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59.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
61.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方向
62.探析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
63.新經濟社會學應該忽視非人類行動者嗎
64.經濟社會學及其消費理論研究:危機與重建
65.淺議當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66.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的公共衛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為例
67.中國私人銀行服務需求的經濟社會學解釋——基于信任機制視角
68.失地農民經濟貧困與社區建設——以經濟社會學理論為分析視角
69.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模式演進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70.保障問題的經濟社會學思考
71.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比較
72.經濟社會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73.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設計思考——基于國際經驗和新經濟社會學視角
74.信任:當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
75.理性、制度與社會網絡——傳統經濟學反思下的新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述評
76.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新型農村合作社營銷問題研究
77.市場是什么?——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的市場研究:派別理論比較研究及啟示
78.當代歐洲經濟社會學:現狀與研究主題
79.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產業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會資本、嵌入和腐敗網絡——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腐敗問題研究
82.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經濟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學思想探微
84.“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一個批判性述評
85.經濟社會學視野下家族企業成長研究
86.經濟社會學在當代的建構
87.新經濟社會學視閾下集群型企業家行為效應研究
88.論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
89.西方經濟社會學關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發展及應用
91.論韋伯經濟社會學與德奧經濟學派的方法論關系
92.嵌入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基于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社會領域統戰問題研究
93.農民工問題演變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預設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95.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束縛:關于我國職業體育產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6.論沃勒斯坦與熊彼特經濟發展史研究的異同——一種以馬克思為思想背景的經濟社會學歷史分析視角的比較
97.“用工荒”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8.淺談新經濟社會學的復興與發展
99.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對我國輕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分析
100.選秀媒體信任危機的經濟社會學解讀——以《中國好聲音》為例
10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我國環境污染轉移問題分析
102.試論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因素——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03.關聯取向的經濟社會學家以及如此轉向的意義
104.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
105.經濟社會學理論下的企業預算管理思考
106.構建省會經濟圈中的經濟社會學
107.邁向“社會學帝國主義”的一條努力路徑——對教授《江村經濟》意義的再認識
108.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企業性質分析
109.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0.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述評
111.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對策析論——一種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考量
112.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3.交易秩序建構中的激勵與控制——評《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
114.高級成衣發展的經濟社會學研究
115.企業技術創新的線性范式與網絡范式: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116.經濟行為與社會建構——科學發展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運作機制分析——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118.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119.經濟行動的社會建構——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行動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經濟社會學的古典轉向——讀汪和建《經濟與社會:新綜合的視野》
121.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條件及其學科建設
12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績效研究——基于社會資本、核心資源的中介效應
123.新制度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分析
124.我國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125.市場經濟環境下職校誠信教育缺失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126.從新經濟社會學社會網絡視角看跨國公司社會責任
論文摘要：全球環境總體日趨惡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破壞日益加劇，環境社會學應運而生。本文試圖對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和不同時期西方社會學理論對環境問題的論述和貢獻進行梳理，希望運用環境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知識更好地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服務，同時推進環境社會學的新發展。
1 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定位
在學術地平線上出現一個新的學科并非偶然，環境社會學便是社會改革和變化的社會運動所帶來的知識界和政治上發酵的產物。“環境社會學”最早是克勞斯納在他1971年出版的《論環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隨后，社會學家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關于農業殺蟲劑的生態危害的暢銷書《寂靜的春天》便是催化劑。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當時面臨“生態危機”，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關于世界趨勢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并一度成為當代環境保護的理論基礎。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人類環境宣言》。社會學家卡頓深受其影響，開始理性思考人口過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匯集成了一本深具影響的書《過度成長—革命性社會變遷之生態基礎》。[1]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韓國分別建立了環境社會學。1992年，最早的日本環境社會學家之一飯島申子協助成立了日本環境社會學學會（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環境社會學期刊》。在韓國，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有了環境社會學課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環境社會學研討會上成立了一個研究網絡—亞太環境連線，主旨在解決亞太地區的社會與環境問題。[2]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環境總體形勢不斷惡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破壞日益加劇，對經濟社會﹑生態系統﹑人類健康乃至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環境社會學開始引起了社會學者的關注。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環境社會學是關于環境與社會之關系的一門新的分支學科，是環境科學與社會學交叉滲透的產物。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將對環境問題的解決以及協調環境與社會的發展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人們開始認識到了環境問題的實質是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環境問題是環境—社會系統發展失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國學者有意識引進西方環境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進入21世紀，社會學者開始自覺運用環境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解決我國遇到的環境問題，推進了我國的環境社會學的發展。
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環境社會學肩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為政府環境保護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咨詢服務，為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出謀劃策，同時還將有效地參與社會現代化的規劃﹑實施和檢驗工作。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市環境保護發展的客觀要求，向人們提供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社會活動和社會行為的指導方案，如環境公眾參與﹑環境教育的實施﹑環境文化的構建等。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地位便由此應運而生。
2 環境社會學的理論視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耗竭﹑酸雨﹑水資源狀況惡化﹑土壤資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機﹑生物多樣性減少﹑毒害物質污染與越境轉移等環境問題頻頻出現的今天，中西學者開始把目光紛紛投向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我國學者也開始發掘“天人合一”所蘊含的生態意蘊。產生環境問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道德和倫理也是產生環境問題的因素之一。
環境倫理的奠基者利奧波德提出了“大地倫理”的概念，他主張把倫理學的道德規范從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擴展到調節人與自然（大地）之間的關系，把道德權利﹑良心﹑義務擴大到動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實體。[3]
環境問題的實質就是人的自身的問題，包括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三個問題，其中最根本的還是人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價值觀問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蘊含的倫理道德意蘊，要求人們尊重自然﹑愛護自然，樹立正確的生態意識，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蘊含的生態意義非常豐富，其最鮮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們確立人與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觀，并在實踐中采取遵循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的方法論，解決環境問題。[4]
2.2 環境建構主義理論
上世紀60年代是綠色意識的精英啟蒙階段，1962年卡森發表的《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就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鐘。70年代是公眾綠色意識的動員和形成階段，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交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對正處于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的西方世界發出了關于“人類困境”的天才預言。80年代綠色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標志著人類已進入維護共同家園的全球時代。
建構主義認為，環境問題是不同群體表達自身意見的一個共同符號，對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理解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總是通過特定的﹑具體的社會過程，經由社會不同群體的認知與協商而形成的，解決特定環境問題的關鍵是利用科學知識﹑大眾傳媒﹑組織工具以及公眾行動成功地構建環境問題，并使之為其他人所接受，進入決策議程，最終轉變為政策實踐。[5]
2.3 結構功能主義理論
結構功能主義非常強調共同價值觀與信仰對于社會運行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它認為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價值觀的扭曲，特別是工業社會，過度役使自然環境與資源，導致環境狀況惡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質主義與貪婪的本質，過于強調物質消費以及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西方文化與環境之間有密切的關聯。社會系統是在對于環境的不斷適應中進化的，但它忽略了社會系統內部強制與緊張的一面。此外，一些環境主義者認為，結構功能主義關于解決環境問題的樂觀看法有可能模糊人們的環保意識。[6]
2.4 社會沖突理論
社會沖突論強調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權力的精英影響著社會事件，環境問題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環境威脅，全球環境為經濟正是全球財富與權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是促進資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續發展理論
1987年，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了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發展”。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在人類生產﹑生活中要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綜合效益（經濟﹑環境﹑社會效益）的關系，不能單獨地考慮經濟效益。
2.6 風險社會理論
風險社會理論著眼于人類進步的負面性，尤其是工業和科技對自然和人類自身的危害。貝克指出，在“風險社會”中，現代風險—特別是環境風險﹑核技術風險﹑化學污染風險等等—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將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氣或水受到大面積污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進步是建立在知識與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的，溫室效應﹑酸雨﹑大氣污染大都是人類高度發達的科技“制造”出來的。
3 結語
環境社會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提供了學理支撐，同樣地，我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豐富實踐，也將促進我國環境社會學的大發展。
參考文獻：
[1][2]約翰·漢尼根：《環境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代主義的產生體現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在后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福柯的本土方法對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如電力系統），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的分散性。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則），科學家基于數據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實是指主觀現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實。所謂現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的說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現，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的余地。布魯爾的強綱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據是在邏輯和時間優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2.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生聯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傾向。后現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代主義一邊。可是，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都強調對現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繼承現代主義但又超越現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現、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關鍵詞：艾米莉?勃朗特 《呼嘯山莊》 詩歌 研究
艾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卒于1848年，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創作出193首詩歌作品，她只創作出一部長篇小說《呼嘯山莊》，其成為英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的佳作。艾米莉被認為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偉大的天才型女作家，曾被贊譽為19世紀英國22位最杰出的詩人之一，代表作有《老禁欲主義》、《囚徒》、《紀念品》等。在西方，艾米莉文學研究已經成為著名顯學，當代文學研究家對艾米莉作品有著不同聲音的探討，多種角度的研究均得到學界的關注，其中包括結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批評主義、新歷史主義、神話原型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等層面。在國內也同樣掀起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熱潮，本文以近三十年國內學者研究艾米莉文學狀況為視角，深入概括和分析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的內容和特色，找出存在的問題，提出后續研究需要注重的事宜。
一、近三十年艾米莉在中國的研究狀況
上世紀80年代起國內開始系統化研究艾米莉文學，根據本人的資料搜集和統計，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論文中，最早出現與艾米莉文學有關的研究是在1980年1月份，截止2008年10月份，一共收錄359篇艾米莉文學研究論文。
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艾米莉文學論文呈現出不均衡的狀態，從總體角度分析，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表現為上升的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年均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在兩位數以內，80年代的總研究數量為40篇左右，這表明相關領域的研究處于萌芽狀態。進入上世紀90年代，除了1997年研究數量明顯增多以外，其他年份的平均研究數量仍保持在兩位數以內，90年代的總研究數量為60篇左右，這說明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入前期發展狀態。進入21世紀，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出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其中2000年有20篇，并保持穩步增長的狀態，在2007年研究的數量為50篇，創造歷史新高。到2008年10月份時，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總數量為259篇，這意味著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進入快速發展狀態。
通過上面的介紹，能得到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具有逐步增長、總體增加的特點，經過對比統計分析說明艾米莉文學研究有著階段性發展的規律。進入新世紀后西方評論界領域掀起新一輪的艾米莉文學研究熱潮，在客觀層面上也影響著我國相關領域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國文學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融合西方多元化的批評理論，在新世紀快速推動著我國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發展進程。
以階段性發展為分析視角探討國內近三十年對艾米莉文學研究的概況。
（一）1980年到1989年：起步階段
在上世紀80年代國內評論界主要研究艾米莉代表作《呼嘯山莊》中的內容理解、創作技法、男主人公藝術形象以及綜合論述等層面。隨著國內出現大量《呼嘯山莊》的譯本，其會更好地推進艾米莉文學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最初艾米莉文學研究者還具備翻譯家的身份，也可以將其看做是學術評論家，在譯本作品中著寫的譯序已經成為艾米莉文學的初始研究內容。譬如楊飲借助于社會學階級屬性探討凱瑟琳的婚姻悲劇和希思克利夫的復仇歷程，在某種程度上會引導本譯作讀者的閱讀思路。早期楊靜遠對艾米莉文學進行全面而細致的介紹，方平的研究觀點構成艾米莉文學研究的核心理論，他身兼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兩種身份，擁有淵博的學識。他在《呼嘯山莊》的譯序用“希望在人間”來闡述自己的觀念，分析和介紹原著的主題思想和藝術架構，涵蓋著小說中的兩種愛情模式。
綜上所述，在上世紀80年代，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進程中受到時代環境的限制，既表現在論文研究的數量有限，也體現在研究的內容不夠深刻，大多數研究觀念局限在艾米莉作品中藝術特色的介紹。但正是經歷過起步階段，這才會為后續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
（二）1990年到1999年：推進階段
韓敏中于1992年在《無窮盡的符號游戲――20世紀的
（三）2000年到2008年10月：快速發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呼嘯山莊》翻譯水平和能力的顯著提升，又促使評論界關注艾米莉文學的熱度上升，相關論文的數量呈現出大幅度上升的趨勢。評論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思路也在不斷拓展，這也體現出由觀念認同到爭議的發展歷程，充分表明學術界對艾米莉文學研究不斷深化。
這一時期艾米莉研究的特點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繼續探討作品中的創作主題和創作思想，這也是傳統的研究范疇。譬如有的學者分析愛的主題，有的學者分析故事主人公原型，有的學者將故事中的情節和希臘神話相聯系，展現出神話母題的內涵。很多學者關注小說中的人性主題，并進一步探討小說中的人性關系、人際關系以及雙重人性等，并概括出人性復歸的內涵。
其二，繼續探討艾米莉的創作意圖和創作風格，以作者為視角探討作品的內容。譬如有的學者從作者的生活時代背景角度思考，分析艾米莉的成長經歷和性格，找尋作者和作品之間的共性聯系，探討作者的父母、身世、處境和英國社會的現實狀態，分析作品中的精髓和作者坎坷生活經歷之間的聯系，有的學者以人物形象塑造、創作風格體系以及主題思想發掘等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性格。譬如董春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研究自戀心理狀態，發現作者在童年時期遭受的心理創傷造成其具有自戀性格。
其三，以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品，已經成為熱點研究方式。目前主要探討的是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性格突變以及現實的悲劇等。在上世紀90年代，分析希思克利夫的復仇成為研究重點，其中汪嵐通過系統論方式詳細研究了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胡鴻在2006年《安徽文學》第9期上發表的《本我?自我?超我――中凱瑟琳悲劇命運的解析》分析凱瑟琳的形象，從弗洛伊德精神理論探討造成凱瑟琳悲劇命運的根源。
其四，更多的學者熱衷于探討《呼嘯山莊》的審美理念和藝術特征，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哥特式的文藝風格。學者探討文學主題、意境營造、人物塑造以及情節構思等內容。譬如蒲若茜在2002年第2期的《外國文學評論》發表《與哥特傳統》，他認為小說中充滿著哥特式激情風格。鄧穎玲在2005年第4期的《外語教學》中發表《論艾米莉?勃朗特對哥特傳統的發展》，她認為小說中的哥特式風格可以凸顯出小說所具有的時代現實感。
二、研究中的不足及應重視的問題
歸納總結我國近三十年研究艾米莉文學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其一，三十年的研究取得多種學術成果，也成為世界文學研究的寶貴經驗。研究學者在各類學術期刊中發表大量論文，其中包括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既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作品，也為相關研究提出新的觀念。其二，研究學者從更多層面、更多角度探討作者和作品，遵循世界文學批判方法，用開拓的視野和創新的理念分析，其涵蓋著、結構主義、原型批判主義、女性主義以及社會學等理論。其三，在359篇論文中有350篇論文專門研究《呼嘯山莊》，占研究總數的97.5%。這也表明《呼嘯山莊》具有藝術和思想等多重研究價值和欣賞魅力，這也被稱為是英國文學中“斯芬克斯”之謎。在不斷的研究中，也讓《呼嘯山莊》這部小說持續綻放出新的光彩。
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內研究艾米莉的文學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其一，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不夠全面，出現偏離重心的問題。在359篇論文中，針對艾米莉詩歌的研究只有9篇，占論文總數的2.5%，其余的研究內容均是以小說為主，這也體現出艾米莉詩歌研究的盲點。其二，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時深度還有待發掘，研究的內容也容易出現重復的問題。一些論文還局限于傳統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在選題和視角上出現趨同的現象，鮮有創新性觀點。其三，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難以“中國化”，研究方式主要依賴西方現有的模式，尤其是體現在分析中的批判意識，客觀上影響著研究的效果。其四，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資料有限，也存在著不透明溝通的現象。現在非常缺乏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者的傳記、書信和其他資料。國內的很多研究成果還沒有得到西方學術界的認可，這使得研究的效果出現邊際效應。其五，目前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的學者很少，專業化從事研究的學者更少，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和人才流失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提出如下的解決建議：首先要重視本土化研究艾米莉文學的意識，在批判研究中要凸顯兩個主體存在的思路，有效處理研究的意圖和研究的模式，融入創新性的研究理念。其次，在研究艾米莉文學時要完善作品的編譯力度，拓展學者的研究視野，找尋更加豐富的材料，關注艾米莉詩歌藝術的研究，以此達到多元化促進的研究效果。
三、總結
我國學界研究艾米莉文學已經有三十年的歷程，經歷三個歷史發展時期，進入新世紀，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達到新的，同時也為現階段的后續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在探討的過程中，發現諸多問題值得考量。本文先介紹艾米莉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闡述國內學者研究艾米莉文學的四個內容，在此基礎上分析存在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再根據研究的內容提出兩個解決思路。相信在未來的研究中，國內學者能夠以更加開拓的視野、更具創新意識的思路，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何申英.淺析《呼嘯山莊》中的哈里頓?恩蕭[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4（11）.
【關鍵詞】管理會計；研究主題；理論基礎
一、引言
管理會計誕生于19世紀西方紡織、鋼鐵等重型制造企業中。二戰后，管理會計正式成為哈佛商學院的一門專業學科，并得到學術界的公認。幾十年來，西方管理會計研究伴隨著眾多企業的生存與競爭不斷地突破自我和創新，研究內容不斷增加，研究方法日趨多樣，理論基礎也不斷擴展。可以說，這門學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經比較成熟。
我國的管理會計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引進西方管理會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早期的中國管理會計研究還沒有自己的體系和重點。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管理會計研究逐漸與實務相結合，并經過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取得了許多豐富的成果。時至今日，與國外相比我國管理會計研究還存在哪些差距?如何能夠使中國的管理會計研究走向世界?我們以相關文獻為依據，從研究主題、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等方面來分析管理會計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關鍵性問題，為中國管理會計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議。
二、管理會計研究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一)管理會計的研究背景與研究主題管理會計研究起源于西方傳統的制造性企業，其研究的歷史也是伴隨著產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發展起來的。早期的研究關注于制造性環境中的問題，如改進生產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但是，隨著制造性的企業逐漸意識到越來越多的利潤來自于非制造性環節時(例如產品的設計階段、售后服務階段等等)，而且這些非制造性生產環節逐漸成為北美經濟的主流，?管理會計的研究背景逐漸向制造前與制造后活動∞、服務行業②和政府部門@等領域擴展。人們對于非制造環境的關注，帶來了基于價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統的科學設計與應用的研究，而價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成本核算與成本管理的科學性，因此又有了ABC與ABM的研究。而近年來企業戰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們又意識到許多管理工具具有戰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記分卡。這便帶來了戰略管理會計的研究風潮。而當管理會計逐漸突破單一組織和一國的邊界，集團與跨國公司變得越來越重要時，對于價值鏈管理(包括供應鏈、專利與特許使用權安排、外部采購、有效的客戶反應系統以及競爭者分析等等)、轉移定價等主題的研究便成為了關注的焦點。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研究背景對于研究的主題或者說研究的內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管理會計的研究方法管理會計研究方法的運用要與研究問題的本身以及當時的外在環境相適應，正確地運用管理會計研究方法是提高會計理論研究水平的保證①。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經驗研究。正是管理會計研究的務實性才使得基于企業的實彤案例研究一直以來成為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要方法。我國管理會計的系統研究實際上是從上世紀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開始的，起初主要是翻譯和介紹類的規范性研究，還沒有深入到企業實地進行研究，而那時西方已經開始盛行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幾年，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幾乎成為了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要方法②。再看我國的管理會計研究，目前經驗研究還不占主流，即使是經驗研究，大多也屬于實彤案例研究，問卷調查的比重相當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與國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國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論框架或者理論模型③，而國內多數案例研究還局限于講述一個故事。盡管案例研究具有許多優點，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廣闊的環境中檢驗理論，就應該采用大樣本的研究，而對于管理會計研究所需的內部數據，問卷調查便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問卷凋查有兩個很重要的技術：抽樣技術和問卷設計技術。國內現有的問卷凋查與國外<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雙月刊)2008年第5期成熟的問卷調查還存在極大的差距，成功的問卷設計一定是基于理論基礎，再結合前人的研究設計進行調整和完善而成的。但是從我國現有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研究并不是驗證某種理論，而只是說明一種現象，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問題就直接設計什么問題，而對于研究問題的計量還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和科學性④。
另一個研究的差距就是實驗研究。實驗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的本質內容設計實驗，控制某些環境因素的變化，使得實驗環境比現實相對簡單，通過對可重復的實驗現象進行觀察，從中發現規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會計研究中，實驗法常常用于預算、激勵機制和轉移定價等問題。總的說來，實驗研究相比經驗研究有更多的困難，它除了需要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金融學等專業知識外，還需要心理學的理論指導。同時，它要求大量的實驗參與者，以及實驗經費和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環境。這種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許多在現實環境中無法得到的數據，從而在理論的檢驗上就有了更加廣闊的范圍和比較獨特的視角，能夠捕捉到更為主觀的影響因素。因此，在理論基礎上與心理學和行為學的結合更加地緊密。
(三)管理會計的理論基礎在理論基礎方面，西方管理會計的經驗研究一般采用經濟學、組織行為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經濟學(如信息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對于財務會計、管理會計以及審計學的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管理科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管理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的綜合叉學科，其基礎是數學、經濟學和行為科‰管理會計與企業管理密切結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學成為其主要理論之一。而近些年，以權變理論為代表的社會學以及組織行為學、心理學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體現出來。權變理論對管理會計的研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不存在廣泛適用于所有環境所有組織的會計系統。應該明確會計系統的具體特征與某種確定的環境相聯系，并且是恰當匹配的。OJ而組織行為學與會計學相結合形成了一門新的科學行為會計學，它通過應用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來檢驗會計信息、過程和人的(包括組織的)行為的交互作用。Ho而心理學的研究體現在諸如個人對于管理控制系統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結果的公平性)以及對于組織的信任和忠誠度等等，而這些因素對于組織的業績都有相應的影響。
總之，這些理論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和比較的，只能通過結合它們所研究的背景、主題以及研究方法來論證其研究價值。而實際上，越是高水平的管理會計研究，越是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和理論基礎方面做到了較好的契合。
三、中外管理會計研究的現狀分析
(一)管理會計論文的標準為證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們選擇了兩本雜志各自代表國內外研究的水平和發展方向。據統計，國內的《會計研究》是權威期刊中發表管理會計研究比例最高的雜志，而且《會計研究》也是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會計專業期刊。舊1國外對管理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早，而且有自己專門的管理會計期刊《管理會計研究》
(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該雜志在國際上有較高的聲望。所以，我們選擇這兩本雜志作為我們研究的樣本，樣本的時間從1996至2006年共11年。
為了挑選出管理會計的論文，首先要確定管理會計的研究主題。根據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類，我們將管理會計研究分為管理控制系統、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會計理論體系、資本預算和投資決策以及戰略管理會計幾個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統又包括激勵機制、預算、業績評價、轉移定價與綜合控制系統。在選擇管理會計的論文時，基于管理會計要為企業創造價值這一基本原則，我們挑選出符合上述內容的論文，對于財務會計也會涉及的問題(如薪酬機制)，要看其應用的理論與視角是否屬于管理會計①。如果研究涉及的是會計的確認、計量和報告職能(現在也包括披露)，我們不視其為管理會計的論文。
(二)研究主題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題的分布根據論文的具體內容，我們將管理會計研究樣本分為七個領域(見表2)：管理控制系統、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會計理論體系、資本預算和投資決策以及戰略管理會計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會計的新興領域，在我國主要指環境管理會計；在國外主要指行為管理會計。考慮到我國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的介紹戰略管理會<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雙月刊)2008年第5期計的論文，我們將戰略管理會計單獨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我們將研究背景劃分為三類。
盡管大多數的管理會計研究適合于制造性的行業環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廣和通用的①，不限于任何一個企業或行業的研究屬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這類背景一般比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論文表明研究結論是針對企業或某個行業的，我們則將其劃分為企業背景。這些企業主要包括制造性企業，還有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機構以及壟斷性企業。最后一類是醫院、政府和公共事業部門等非盈利組織。可以看出，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在國內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國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以企業界為背景的研究主題非常廣闊，而非盈利組織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則更為關注管理會計理論體系的研究。
JMAR中非盈利組織背景的比例幾乎是《會計研究》的兩倍。并且，《會計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較低，而JMAR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是針對所有組織的(45篇)，這將是未來我國管理會計學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點是，管理控制系統不管在什么樣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點，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統在管理會計中的重要性。另外，我們還發現，戰略管理會計研究在國內占有相當的比重，這與JMAR極為不同。
(三)理論基礎西方對組織行為學、心理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的應用比例明顯超越我國；而我國只有在戰略管理理論上占有優勢，而在組織行為學與社會學方面尤為欠缺，大多數采用行為學的國內論文只是從規范的角度進行論述，實際上在國外的研究中，行為學研究大多是與問卷調查或實驗研究相結合，提出有關行為學或心理學的變量并建立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因此，盡管也是應用了同一的理論，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結論的價值還是存在較大的差距。另外，根據相關研究，我國管理會計的經驗研究有38．89％缺乏理論基礎，是國外17．98％的兩倍還多，與本文的數據結果基本一致(見表3)。這使我們感到與世界學術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術方法的應用。在國內其他類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論基礎，規范性和介紹性的研究過多；而JMAR其他類中的研究則有相應的理論基礎，并且多采用經驗研究方法。JMAR對于綜合理論的應用比例也高于《會計研究》。(四)研究方法現代哲學按照他們以理性或經驗為知識的來源或規則而被劃分為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
根據方法論的不同，現代管理會計的研究方法可分為兩大類：
1．經驗研究方法(廣義經驗研究，包括經驗實證)。經驗研究是尋求對客觀現象解釋和預測的某些具體研究方法的總稱，包括檔案法、問卷調查法、實驗法和實地調查法等等。經驗研究區別于規范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它關注實務如何進行的，而不是關注實務應該如何進行；不采用價值判斷的方法，而是采取價值中立的立場，并且側重于對命題進行證偽。
2．非經驗研究方法(包括理論研究)。指除了經驗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規范研究、最優化等等。其中，規范研究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圍繞經濟政策行為的經濟后果進行邏輯推理，提出政策建議和制定行為標準。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發展，國外還出現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幾乎無不例外地基于理論和生產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它是建立在嚴格的理論假設和模型推導基礎之上的，是連接理論與實證的橋梁。
我們把非經驗研究分為分析性研究與其他(包括規范研究等)。因此，我們將研究方法劃分為經驗研究與非經驗研究(見表4)。而經驗研究又可以劃分為：問卷調查、檔案研究、實彤案例研究、實驗研究以及綜合方法(見表5)。統計結果證明了我們前述的分析，在國內的管理會計研究中，非經驗研究占有絕對的優勢，而國外管理會計采用的卻是以經驗研究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實驗研究方法，還沒有出現在《會計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卻相當的高。另外，國外與國內在研究方法上的發展階段的確存在差距，國外已經以不再以案例研究為主，相反國內還處在實地／案例研究的階段，這一階段對于國內管理會計的發展極為必要，也使我們更加期待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得到應有的重視。四、我國管理會計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議
(一)培植良好的企業文化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管理會計研究之所以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還缺少優質的企業。優質的企業不僅僅具有良好的業績，更重要的是擁有先進的企業文化與管理理念，包括先進的管理思想、員工公認的價值觀、嚴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勵機制。這些因素極大地影響了管理會計對企業實踐的指導作用，進而也影響了研究的范圍和水平。例如在國外，作業成本核算與管理已經相當普遍，作業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樣本，而在國內，目前大多數企業并沒有采用作業成本法，只能作實彤案例研究。因此，應更加注重企業文化的建設，通過培育更多的優質企業，為未來管理會計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間。
(二)成立管理會計師協會由于我國缺乏一個將學術界與實務界都包括在內的管理會計職業組織，學術界與實務界溝通的機會很少，學術界難有機會深入到企業中開展調查研究，因而對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應用管理會計的情況缺乏了解；而實務界對學術界發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論性太強，與企業現實情況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①。因此，我們應該著手建立中國管理會計師協會，推動中國的管理會計理論研究和實務應用的發展。成立管理會計師協會不僅能夠促進管理會計在企業實踐中的運用和發展，而且也能夠加強管理會計師的社會地位。
(三)加強與國外學者的交流與合作西方對于管理會計的研究目前依然處于領先，他們具有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對綜合理論的應用能力。對國內管理會計學界而言，走出去之前應該先引進來，通過加大與國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學者交流和溝通的機會，了解和掌握國外管理會計研究的最新動態，不斷將新的理論和方法與中國的實務相結合，才能使國際學術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國的管理會計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過邀請海外學者講授博士研究生專業課程、舉辦國際管理會計研討會以及共同進行課題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