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7 16:42: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政治心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是影響政治穩定，削弱公民對政治系統的信任與服從，對國家政治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3］二是影響政治參與，經濟利益分化會擴大人們之間、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容易引發心理失衡和弱勢群體的相對剝離感，誘發參與危機;［2］三是影響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論而言，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應是農民政治心理變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與此有關的現實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紀90年代，有些觀點如“過度的經濟利益分化會影響農民政治心理”［3］，雖已基本達成共識，且到今天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但這些觀點都是質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對比性分析，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契機。隨著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劇，農村各利益群體政治心理的變化加快、異質性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及政治價值觀出現了較大的差異。［4］因此，要調適農民的政治心理、改造農民的政治行為，必須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的利益分化，減輕農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仇富”和“仇官”心態。為了深入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是否會對農民政治心理產生以及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進行了以問卷與訪談為主的實證調查。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3—7月分別在貴州省遵義縣與雷山縣、江蘇省張家港市三個地方的村莊所作的“村民社會資本、政治信任與鄉村治理績效”的正式調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蘇張家港市，貴州省貴陽市、遵義縣、息烽縣等地所做的補充調查。之所以選擇江蘇省的發達村莊和貴州省的欠發達村莊進行調查，是因為這兩個地區及其村莊分別是中國最發達的東部地區和最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巨大差距與其說是經濟差距，倒不如說是人文環境、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差距。為了使調查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強烈對比，調查時選取了這兩個省份。為此，正式調查時先對村委會成員進行了深入的訪談。在綜合村里的人口結構、政治面貌、貧富分化、學歷水平以及家庭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層隨機抽取了樣本家庭。為了避免同質性，從所抽中的每戶家庭中抽取一個成年人，他們構成了正式調查對象的最終樣本。正式調查時，三村各發放問卷110份。其中，遵義LL村最終回收有效問卷92份，江蘇YS村回收有效問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問卷43份①，合計235份。補充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3份，其中，江蘇YS村45份，貴州LL村28份。正式調查和補充調查的樣本量合計308份，其中，貴州省163份，江蘇省145份，調查樣本的背景變量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調查樣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漢族遠遠高于少數民族，學歷以初中及其以上為主，政治面貌以群眾為主，年齡以18～40歲的為主。上述數據表明，調查抽取的樣本是時下農村社會建設中的中堅力量。
二、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現實圖景:基于江蘇和貴州的對比分析
在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國家權力體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個體，人們的行為大都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集體行動成了個體行動的代名詞。因此，那時的個體大多數時候是國家權力體系的附庸，還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主體差異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義日益明顯與經濟主體日益分化的當下，主體的差異性也隨之產生。利益主體的差異性預示著當代社會中各階層的利益分化比較明顯。在當代中國，這種利益分化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層次如城鄉、地區、行業等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職工和階層之間。［5］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問題越來越突出，但相關的定量研究卻屈指可數，主要可從農村階層分化的研究中窺知一二。對于農村階層分化的標準，學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以職業的差別作為衡量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陸學藝指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民已經分化為八個職業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階層?！保?］這些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為分層的主要標準，將不同收入的農民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三是以社會資源的擁有情況來分層。這種類型的劃分以毛丹和任強為代表，他們認為，在中國農村，社會資源分層比職業分層更有包容性和適用性，這里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人脈資源，但經濟資源是主要的資源。據此，他們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以下四類:上層(精英階層)、中上層(人階層)、中下層(普通村民)以及下層(弱勢群體)。［7］從上述分層依據不難看出，職業分層與收入分層有很大的關聯，職業分層甚至是以收入分層為基礎的，資源分層又以經濟資源為主。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劃分農民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還是收入水平和財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農民階層分化的重要指標，主要以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為衡量標準。財富存量是反映農民財產積累情況的指標，財富存量包括動產、不動產及貨幣儲蓄。由于農村市場發育不成熟，農民的財富積累情況應主要以現金存款、住房情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來衡量。這其中，最易于測量的是農民經濟收入狀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因此，本文以這兩個指標作為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據。首先看農民的收入狀況。由于農民的收入難以直接測量和統計，為了讓農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實數據，我們將農民的收入分為“農作物種植收入、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經商收入、政府補貼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項收入之和與家庭戶籍人數的比值。調查顯示，貴州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為5061元，江蘇農民的為20988.9元，初步統計，江蘇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貴州農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為分檔依據，分別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為農民人均年收入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據發現，江蘇和貴州農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較明顯，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卻大相徑庭。其中，貴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的2.8、3.1和3.8倍。與之相反，江蘇“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則呈倒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減少，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農民的5.9、6.2、124.5倍。可見，無論是江蘇農民，還是貴州農民，農村農民的經濟利益分化均是比較明顯的。至于江蘇和貴州農民利益分化呈現不同特點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收入來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當然，家庭勞動力的多少也是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這一點，訪談時多位農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調查時貴州GP鄉某工作人員提到:“形成農村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的多少、家庭勞動力的有無和強弱。一個家庭有四至五個勞動力，另一個家庭無勞動力或勞動力弱智，勞動力無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維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給的低保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而四五個勞動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開生活開支，一個家庭每月的存款可達萬元，兩到三年這個家庭就變化大了，兩層房屋有了，車子有了，衣著各種高檔的東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這就是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收入來源和家庭勞動力多少確實有密切的關系，勞動力越多的家庭收入來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為主，勞動力越少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以傳統種養殖為主。這一點，我們的問卷調查可以證實。如表3所示。江蘇農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蘇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經商收入，二者合計占95．2%。而貴州農民的收入來源卻是收入較低的傳統種養殖收入，占45．4%，是江蘇農民的9.5倍;貴州以經商為主的農民比例僅有11．8%。再看農民的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本文調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費品，就賦值為1，如果沒有就賦值為0，家庭耐用品的擁有程度就等于這16種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擁有程度越高。為此，應以0.25為分檔依據，家庭耐用消費品分為低擁有、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四種類型。調查顯示，貴州農民以低擁有為主，比例高達65.4%，是江蘇農民的19.2倍，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的農民比例依次遞減，其中高擁有的農民比例為0。與之相反，江蘇農民的上述比例則逐次遞增，高擁有的農民比例達46.6%，接近一半。仔細分析發現，貴州農民擁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費品分別是電話、電視和洗衣機，分別占92.5%、83.5%和64.7%，而擁有健身器材、空調、汽車、攝像機、照相機等奢侈耐用消費品的比例幾乎為0。江蘇農民電話、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擁有率幾乎為100%，電腦、熱水器和空調的擁有率均在80%以上，擁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為14.9%，對貴州農民零擁有的汽車、照相機和攝像機，江蘇農民擁有的比例則分別為36.8%、52.9%和19.5%。數據和調查均表明:第一，江蘇和貴州農村內部存在明顯的經濟利益分化。在村莊內部，農業勞動者階層往往處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們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人數眾多;農民工階層處于金字塔的中間，他們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以長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為主;村務管理者階層和自主經營者階層處于金字塔的塔尖，他們是農村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是農民中的權力擁有者和財富集中者，他們人數雖少，卻壟斷著農村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和人脈資源，這些資源的差異是農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蘇和貴州農民在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程度上也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間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進一步補充。
三、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近年來，人們對農民政治心理變遷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實行以來的當代社會，農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閉、單維走向獨立、自主、開放和多維，農民的政治態度由冷漠、情緒化走向理性，農民的政治意識由村民意識、臣民意識走向公民意識，農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競爭、權利、法治、效能等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盡管如此，農民的迷信和政治懷舊心理，政治參與的功利心理、盲從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賴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權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為如此，農民政治心理制約著我國現代民主政治生活，對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在參政主體、參政形式、參政時間、參政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等方面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表明農民政治心理的變遷對民主政治進程的作用不可小視，發展基層民主政治必須將農民培育為具有責任意識的現代公民。囿于指標的限制，下面擬從三個方面分析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1．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響
利益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密切相關。正如羅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簡單地界定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關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著我期望你會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馬克•E．沃倫也曾指出:“當一個人信任時，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間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締結雙方或多方信任關系的核心與關鍵。有調查表明，農村利益分化是形成農民政治信任階層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農民階層對政府和政治系統的價值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現實利益是否得到應有尊重，而農村精英階層對政府的信任感則表現得較為復雜:一方面由于受益于體制性權力，而對國家和政府產生信任和依賴;另一方面卻因為利益沖突，而對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產生質疑和不安?！保?1］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響農民政府信任階層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為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標，農民的收入分化會對政府的整體信任心理產生什么影響呢?考慮到我們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農民政府信任的層級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此處就將政府信任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對待，即下述分析時選取的是“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程度”的單項選擇題而非其它。為此，調查時，我們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分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檔，并分別賦值“1～5”分。為了更有效地表達，對政府信任數據的處理策略是:將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為“低信任”，將3分以上的界定為“高信任”，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可知，整體而言，大部分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處于高信任狀態，比例高達88.1%，是低信任農民的7.4倍。具體來說:第一，中高收入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達94.9%;第二，農民的收入越高，對政府持高信任狀態的比例就越高?？梢?，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即農民的收入狀況越高，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為了進一步檢驗農民的收入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的關聯，以農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為自變量，以處理后的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情況為因變量，進行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盡管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但這種相關并不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顯著性水平為0.218，大于0.05。盡管如此，從Exp(B)值即發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對政府高信任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說，高收入農民對高信任政府的發生比越高。
2．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選舉心理的影響
選舉參與是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根據參與的態度，可將其分為“積極參與和消極參與”;根據參與的心理，可將其分為“主動參與和被動參與”。一般而言，積極參與意味著主動參與，消極參與意味著被動參與。至于影響選舉參與的因素，利益則起著關鍵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選舉背后有復雜的變數，其中，利益和體制最應引起重視”［12］。于建嶸也指出:“在因鄉村選舉而進行的利益博弈中，處于不同結構位置的國家利益、社區利益、個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過“習慣”來表達，進而影響甚至決定鄉村選舉的結果?！保?3］可以說，“利益是村民參與選舉的決定性動機，利益關系影響著村民參加選舉的形態，利益相關度則決定著村民參加選舉的程度?！保?4］正因為利益對農民的選舉參與如此重要，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影響表現為:農民是積極參與選舉還是消極參與，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為此，我們做了相應的調查。調查顯示，整體而言，農民參與村干部選舉時的心理都比較消極和被動，比例高達63%，是積極參與選舉農民總數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農民積極參與選舉的比例最低，僅為19.1%，僅為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44.5%。仔細分析發現，農民的收入分層對其積極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并不呈正相關關系，而是呈“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結構，即低收入農民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村干部選舉的比例最高，達40%以上。這說明，收入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是不穩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比例高于中間收入群體。
3．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
在經濟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作為一種整合社會經濟利益的有效機制，參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們的參與熱情若不能得到及時釋放和有效滿足，必將大大增強其挫敗感，進而引發“參與危機”，誘發社會動蕩。［15］因此，通過量化的方法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囿于調查內容和篇幅的限制，此處主要探討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心理。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仍然有積極心理和消極心理之分。整體而言，農民是傾向于比較消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百分比為56.3%，比積極參與的農民比例高12.6%。具體而言，農民的收入情況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農民的收入越高越傾向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其中，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分別比低收入農民、中低收入農民、中高收入農民高14%、24%、35.9%。這表明，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呈正比。那么，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為此，進行了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農民的家庭收入與其對社會組織的參與情況在0.001的水平上呈顯著性;從NagelkerkeR2系數來看，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影響達11.8%;從發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詳見表9)。也就是說，農民的收入情況是影響其參與公共事務的顯著因素。
四、結論與建議
另一方面，提高高校大學生的心理素質不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應該是心理學的一部分。在傳統的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因為學生的心理問題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導致大部分學生對自己內心的意識和心理緘口不言，不愿意與教師交流，致使教師無法獲得充分的信息，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無法順利開展。同時，教師要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這是一種心理學的活動，教師利用傳統的教育方式也無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背景下，教師應該在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利用心理學理論來收集真實的信息，并通過心理學方法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學素質。具體地說，教師應該具備一定的心理學理論知識，能夠在與學生交流的過程中，通過觀察學生的神色、語氣、細節動作等等發現學生心理方面存在問題，引導學生更主動的傾訴心理存在的負面意識。在此基礎上，教師需要充分利用心理學方法對學生進行心理素質教育，切實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這就需要高校對在職教師進行系統科學的培訓，要提高教師的能力和素質，使其具備較強的心理學理論知識，能夠利用心理學方法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基礎上，教師應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靈活運用心理學方法和手段，通過專業的技能和方法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同時，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輔導員的培訓。高校輔導員是針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的主要力量，是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和心理素質的直接工作者。只有不斷提高輔導員的素質和能力，使其擁有較強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才能真實地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發展與建設。
2組織學生積極參與實踐活動
另一方面，教師應該將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上升為實踐教學，要通過實踐教學活動有效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意識，并讓學生保持健康積極的心態、保持樂觀，并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具體地說，當代大學生中有不少學生存在孤僻、自閉、自卑等負面意識，這是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問題，是學生心理素質較弱的有力表現。教師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組織學生積極參與到實踐活動中，能夠讓學生在團體活動中釋放壓力，讓學生在積極的交流互動中獲得友誼，逐步解決上述心理問題。例如，教師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學的時間組織學生參與拓展訓練。拓展訓練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對學生心理素質的提升有不俗的功效。同時，在拓展訓練中，學生就需要以團隊為單位進行訓練，這就使學生能夠進行充分的互動和交流，在提高學生團隊合作意識與團隊合作能力的基礎上讓學生獲得友誼，并在充分交流中逐步克服自卑、自閉等負面的心理問題。換言之，教師就是為學生提供了一種交際的方式，利用課堂教學的形式促使學生參與到其中，使學生能夠逐步走出自卑、自閉的陰影，使學生可以變得更加積極、樂趣，保持健康的心態，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
3結束語
高職高專教育是一個生態系統，高職高專院校與系統環境之間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協調的共生關系，每個高職高專院校都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通過融合、競爭與合作，形成了整個高職高專教育系統，進而構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統。高職高專院校無論是在內部構成要素，還是與外部環境交織互動中，都處于一個內容復雜、影響因素多元的生態系統中。每個子系統通過不斷調整來增強其對系統環境的適應程度?？梢詫⒏呗毟邔Ｔ盒Ｉ鷳B系統理解為：一定時空條件下，高職高專院校與存在關聯的要素之間、以及與所處環境因子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復雜系統。核心競爭力本質上是指組織通過內部不斷整合、調整與創新，使組織獲得競爭對手不易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等資源，從而獲得某種比較優勢，占據行業的優勢地位。如果將高職高專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其勞動力“產品”就是掌握某種專業技能和本領的學生。可以認為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是高職高專院校在長期的發展和成長過程中，通過內部不斷整合、改革以及創新獲得教育資源，使高職高專院校在發展中處于競爭優勢。從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一般認為生態系統中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資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對整體系統環境的適應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競爭力就越強。
二、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影響因素分析
（一）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占有資源和環境空間的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校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在高職高專院校發展中，不同地區的高職高專院校占有的資源和環境空間不同，生源層次和生源質量也不同，這既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滿足社會需求的市場性一面，同時也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非市場性的一面。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體現了高職高專院?！皯B”的屬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的寬度反映了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構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表現為教學能力、科研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在現代高職高專教育生態系統中，這類生態因子包含的主要內容是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滿足社會其他需求的能力，獲得各類教育資源的能力以及樹立高職高專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養的層次、質量，科研的水平、獎勵，學術及社會聲譽等。
（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處于某一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適應其所處資源空間的能力，由其協調內部資源的能力決定，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態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協調能力強，能充分適應環境并充分利用其所處的外部資源環境空間，則該高職高專院校的生態位適應能力越強。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院校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描述的是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態”與“勢”的協調，強調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要素的相互協調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戰略管理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主要內容是領導者戰略預見、決策和優化配置戰略資源的能力、外部資源的整合運營能力等因素。
（三）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具有通過拓展其生態位來保持和提高競爭能力的動力。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就是實際生態位對其基礎生態位的趨適作用強度。實際生態位離基礎生態位的距離越遠,趨適作用越強，進化動量越大。進化的空間越大，生態位構建變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職高專院校的進化動量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呈負相關，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越大，說明其“勢”能越低，其進化能力越低?？衫酶呗毟邔Ｔ盒Ｉ鷳B位構成中的學習創新能力的進化動量及其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負相關性，來表示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皠荨钡膶傩浴Ｖ饕M織結構形態、教學創新教育的條件、學習型組織的狀況等。
三、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
（一）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析
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觀的核心競爭力內涵，高職的核心競爭力存在于高職高專院校所涉及的各個層次，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和動態性的特點。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的高低取決于其生態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資源環境空間的大小、其內部生態系統對其所處生態位的資源和環境的適應能力強弱，以及其生態位進化的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包括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3個能力維度。教學能力主要表現為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教師的人數，所以選取了當年的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人數；高職科研能力維度的主要表現為數和課題立項數，相應分別選取了當年數和項目立項數2個指標；社會服務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為學校聲譽，選取當年社會聲譽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指標包括戰略管理、資源整合這2個能力維度。戰略管理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校級領導班子的整體狀況、最高決策層的領導風范和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三類指標，分別選取了相應指標。資源整合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教師資源整合狀況、物資資源整合狀況兩類指標，分別選取相應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指標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將學習創新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的基礎條件等指標。
（二）指標分類及處理
1．顯示性指標與分析性指標將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成顯示性指標和分析性指標，顯示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狀況，分析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內在要素，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顯性指標主要有：教職工人數、高級職稱教師人數、數、課題立項數等指標，直接表現了高職高專院校在辦學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標有：學校聲譽、領導班子狀況及領導風范、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基礎條件等，直接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生存發展戰略中的各種運作能力，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發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標的處理在指標體系中，除了定量指標。還有定性指標。對于指標體系中的定性指標，由專家采用10分法評定，將定性指標定量化。
四、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實證研究
應用模糊聚類的，選擇具有典型性的高職高專院校，用數學方法定量確定樣本的親疏關系，從而客觀地劃分類型，對高職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模糊算法比較系統常用的有等價矩陣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軟件采用FCM算法，實現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根據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采集了廣東省具有典型意義的16所高職高專院校，相關數據來源于《廣東教育統計年鑒》、《廣州年鑒》，數根據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進行統計。通過Matlab定量計算，整理后得出廣東省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聚類的結果，如表1所示。從基于生態系統的廣東高職高專院校模糊定位矩陣來看，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和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所院校屬于類型I，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廣東白云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I，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等4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V。從生態位競爭力指標分析，以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類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適應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白云學院為代表的I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強；以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為代表的IV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強。
五、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提升策略
（一）明確辦學理念，提高生態位占有能力
辦學理念體現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觀念和哲學思想，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愿景具有指導意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位占有能力。從模糊聚類的結果來看，具有不同生態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而生態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學理念的差別以及其具有的教學資源。高斯（Gause，1934）認為各生物單位都傾向于占據不同生態位，相互補充而避免直接競爭，通過生態位分離占據有利的資源，實現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據生態學的生態位原理，生態位差異大的高職高專院校，彼此之間的競爭小，占有的教育資源差別大，不同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甚至處于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反之，生態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學資源就越相近，相互競爭就越大。對于因為辦學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學資源相近而導致生態位重疊的高職高專院校（如圖2所示），可以通過生態位分離模型降低競爭強度（如圖3所示）。在模糊聚類中，類型III和類型IV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相對較低。在市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態位占有能力強的高職高專院校會優勝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職高專院校通過明確辦學理念來尋求教育差異化和資源梯度，分離原有生態位，從而具備不同于甚至優于競爭對手的獨特品質，這也就是高職高專院校的特色帶來的核心競爭能力。類型III和類型IV的廣東省高職高專院校需要摒棄單純借鑒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的錯誤做法，而要根據高職高專的教育特點，避免辦學理念趨同，尋求適合自己的教育生態位。
（二）通過資源整合，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與生物生態位最大差別是生物生態位是被動的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是由其主動選擇和積極競爭行為所決定的。高職高專院校需要不斷擴展自身的生態位空間來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見圖4）。高職高專院?？梢酝ㄟ^提高適應度、調整資源梯度和維度來提升生態位，通過教育理念創新、教育教學資源差異化等手段，培養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針對模糊聚類中類型II和類型III的高職院校，需要整合現有的教學資源，提高教學資源的利用率。根據高職高專的教學環境變化適時改變學校的發展戰略，以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三）提倡創新思維，提高生態位進化能力
首先，要變教學目標設計的“片面性”為“全面性”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心理誤區之一，就是做為施教主體的政治教師在教學目標追求上只重視知識的傳授和學生的“考分”，反映出教學目標的“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又表現為：在教學指導思想上同化于社會上的錯誤認識----感到只要認真完成課堂45分鐘，只要讓學生的考試成績理想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好教師”，就是一個“高水平的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備課上只注重于構思知識的講解與傳授；在組織教學上僅敏感于學生知識理解掌握和成績的差異；在對學生的評價觀念上認為成績優秀的就是“好學生”，平時關心學生大多是作業與成績等等。顯然，教師如果只傾注實現這一目標，存在上述教學心態，勢必同思想政治課教學任務相悖，同教育心理學相違，也會同自身教學企盼相反。思想政治課教學大綱提出的教學任務和目標要求是多方向的、深層次的，整體性的。如果只重視理論知識的“講解與說教”“檢查與考試”是非常片面的，顯而易見，這是“折扣”的執行《大綱》，不利于《大綱》的真正落實。從教學過程本身而言，它既是復雜的師生智力活動過程，也是奧妙的師生心理活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完美的課堂教學整體目標，應該促進學生的個性全面和諧發展。前蘇聯著名教學論專家贊科夫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學生不僅要獲得知識，同時要得到一般發展。
限于智力開發顯然是不夠的，特別是對于特殊的具有多重任務的思想政治課更是如此。事實上，政治課教學如果在目標上存在“單一性”“低標準”“小范圍”，就自然地捆住教師的教育思想，限制了教學思路，就會阻礙學生各方面能力和個性心理的發展。為此，思想政治課教學在目標上應注意“全面性”和“高要求”。
政治教師要在每堂課教學中想方設法努力讓學生的知識、能力、覺悟和心理素質水平得到提高；“高要求和全面性”的壓力下促使自己的教學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境界。
其次，要變教學心理氛圍的“逆反性”為“相容性”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心理誤區之二就是存在“逆反心理”。這種逆反心理不僅存在于學生之中，而且在政治教師中也存在。教師的逆反心理主要表現為教師對其職業、專業的不順心；對教材“多變性”的反感；對教材理論與實際“差距”的茫然；對高考教學難度提高的困惑；對政治教師言行特殊要求的潛在壓力等。
學生的逆反心理主要又表現為對一些枯燥教材內容的乏味；對社會存在輕視政治科現象的認同；對為應試而大量背誦的厭倦；對教順簡單古板教學的失落感；對教師言行不合“理論要求”的不滿；對教師教育要求的直接或間接抵觸等等。上述師生逆反心理的存在嚴重阻礙了思想政治課教學成功的取得。為此，變師生對教學的“逆反性”為“相容性”就成為政治教師自我提高的一個客觀要求。一方面教師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教育，克服自身的逆反心理，消除一些不正確的觀念，立志于政治課教學事業，拿出勇氣和信心排除心理障礙，“輕裝”教學。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不斷努力學習錘煉，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實現以精辟的政治理論說服學生；以精湛的教學技藝吸引學生；以良好的師表感染學生，讓學生感到政治課教學可親、可近、可信，有興趣、有作用、有收獲，從而縮短學生與政治教師、學生與政治教材的心理距離，消除學生的抵觸、不順心的心理狀態，更好的保證思想政治課教學順利健康、穩步的發展。
第三，要變教學中師生交往的“單向性”為“多項性”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心理誤區之三就是教學中的“民主”牎“平等”、“和諧”牭氖ι叵瞪形唇ⅲ師生教學的交往相當一部分處于“單向性”、“一言堂”。這種單向性突出的表現為兩大方面：一是課堂教學由教師一灌到底，來不得學生的應有活動；二是教師聽不進學生獨立的、有益的、新穎的思想認識和觀點看法，教師表現出對教材內容理解的絕對權威，教師沒有以平等的心態對待學生。教師在教學中常常只是搞演說、發指令、提要求、查結果的監督人，以教師的“一言”“一行”淹沒了活躍的學生思想和聰明才智。學生成為被動的吸收器。這種教學，學生感到壓抑，教師也十分疲倦，缺乏活力與生機。思想政治課教學也應做到師生交往的“多項性”。政治教師應明確創建民主、平等、和諧的課堂心理氛圍的重要性，放下架子，改進教法，徹底改變“一言堂”的家長式教學，不斷探索出符合師生多頂交流的好方法、好舉措，大膽創新。從心理學角度上講，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實質上是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在認識、情感、意志方面的交流過程。認識上的一致、情感上的共鳴和意志信心方向的相鼓勵就能更好的取得教學上的成功。
最后，變教學情感的“消極性”為“積極性”思想政治課教學心理誤區之四，就是學生對政治課教學的“冷漠”，缺乏應有的學習愉悅與激情，表現為情感的“消極性”。這種消極性導致了教師上起課來“沒勁”，學生學起課來“乏力”，教學空氣沉悶，學生學習欲望低落，教學效果差。眾所周知，思想政治課自身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許多理論的闡述，本身就較為枯躁，為此，如果不消除學生情感上的“消極性”，實現朝“積極性”轉化，必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思想政治課教學任務的完成和教學目標的實現。事實上，在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中，情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贊科夫說得好，“扎實地掌握知識，與其靠多次地重復，不如說靠理解，靠內部的誘因，靠學生的情緒狀態而達到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但關鍵還在于教師，教師自身對馬列主義的篤信程度，對政治理論傳授熱情的高低，以及對政治課教學技巧的掌握駕馭水平直接牽動著學生的情感。政治教師若能堅信馬列主義、思想的真理性，熱情飽滿地投入課堂，具有嫻熟的藝術教學手段，就會激發學生對學生政治理論的強烈需求，產生對政治課的教學的興趣、愉快、滿意、歡樂等積極的教學情感，這種情感正是思想政治課教學獲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列寧同志也曾指出：“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
首先，思政工作者思想的固化和其本身能力的欠缺是其在工作中存在的最為明顯的不足。由于在前一階段的思政工作中，思政工作者早已習慣統一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導模式，對于新出現應進行的心理素質指導工作有著本能的排斥并對新興事物消極對待。這便使其缺乏充分的重視和積極的對待，如此一來甚至會重新走進思政工作的老路中去，這些都是在心理素質指導工作中所出現的問題。并且受思政工作者本身知識水平所限，對于相關必要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理論的缺失，更促使其在整個工作實施階段缺乏科學性，同時也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次，學生本身存在的認識上的問題也阻礙著該項思政工作的開展。由于中國現階段教育的局限性所在，學生在其整個教育階段幾乎從未接受過心理教育。這導致其對思政工作者的心理素質指導的教育忌諱莫深，仿佛是接受了心理素質教育的援助就是間接的承認自己的“心理有病”。學生的心靈是幼小而敏感的，是應該值得我們思政工作者小心愛護的。最后，缺乏對學生心理素質指導教育作出良好保證的保障機制也是該項思政工作中所面臨的困難。在現實的思政工作中，運行機制并不穩定，人員分工也不明確。這無疑會從一定程度上，抑制學生心理素質指導教育工作的開展。無以規矩，不成方圓。對于思政工作也是這樣，若是沒有明確的計劃、正確的人員分配、穩定的運行機制，即使有再先進的知識、再科學的理念作為指導，都無法保證思政工作的良好運行。然而，思政工作者在這個執行過程中正是由于缺失這些必要的保障機制而導致工作開展的困難，這是無法忽視的現實問題，應該引起廣大思政工作者的重視。
二、對于思政工作中學生心理素質建設的時代新要求
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的時代到處充斥著多元化，思政工作也不應例外，分支發展學生心理素質建設正是彰顯了思政工作的多元化。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中，過去單一的思政工作模式必將成為過去時，其面臨的未來更是充滿著未知的挑戰。多元化不僅為思政工作的發展提供必要先決條件，更為其開展提供堅實的保障。也是是素質教育的新要求，新型的教育模式不僅僅局限于知識教育領域，對學生的心理素質教育也是尤為看重。若是一個人才擁有豐富的學識，卻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質，那么此種教育無疑是失敗的。對于素質教育的探索正逐漸通過思政工作一步步展開，不再執著于單一型的人才，而是努力將其培養成符合時展、具有時代精神的人才，這更是現今素質教育所渴望達到的目的。因此，對于缺乏現實心理輔導的教育體制來說，現行思政工作中學生心理素質的教育開展工作尤為重要。同時，也拓寬了心理素質教育的實際應用，實現了心理學的應用意義。在心理學引入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學者們曾經一度迷茫、失落，究竟心理學的存在有何意義、又有何應用。然而不斷發展的現實應用給了學者們堅定的信心，在未來的思政工作正日益融入心理學的知識內容，并將二者融合發展為一種符合時代新要求的思政工作方式。這不僅是給予心理學知識的肯定，更是促進了思政工作的發展，讓其在現實的工作中，增加新的內容，開拓新的模式。這要求了廣大思政工作者們不僅要在現有的階段上完美的將心理學融合到思政工作中，更是要時刻重視其他知識領域在思政工作中的應用可能并持續努力。
三、結束語
一、高中政治課教學面對的心理問題和政治課心理教育優勢
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曾主張教師要研究學生的本性，并提出“教學要心理化”，這在客觀上推動著教學心理化的發展。政治課教學與心理教育的內容較為接近，從歷史發展來說，心理學原本屬于哲學。教師在高中政治教學中滲透心理教育，會讓政治課教學更容易為學生所接受。我們只有在政治教學中滲透心理教育，走心理化的途徑，才能更好地解決當前高中學生的心理問題，完善其心理品質，才能使政治教學更具吸引力、更有效果。有調查數據表明：當前高中生中存在各種心理問題的學生的比重達21%，而這些心理問題的解決，光靠專職的心理輔導教師的教育是不行的，我們還必須充分利用政治學科教學的優勢，形成思想教育與心理教學有機統一的教育局面；通過挖掘政治課中多方面的心理教育資源，采用必要的心理知識和技能訓練；在政治課教學中滲透心理教育，使學生得到良好的、潛移默化的、有的放矢的教育，從而較好地解決學生存在的心理問題，更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特別是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二、高中政治課教學走心理化的途徑
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說：“教學的藝術不在于傳遞本領，而在于激勵、喚醒與鼓舞。而沒有興奮的情緒，怎么能激勵人，沒有主動性怎么能喚醒沉睡的人，沒有生氣勃勃的精神怎么能鼓舞人呢？”政治教學最重要的是要幫助學生樹立信心，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確立“合適”的學習目標。中學的政治課教學需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是思想品德教育的顯性教學，決定著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的政治方向，這在素質教育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現在日常的政治課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往往覺得上政治課沒意思，課堂上常常出現無精打采，上課看課外書籍、睡大覺等現象。這是政治課教學過于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用時事等生動事例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的典型問題。如果政治課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以心理科學的原理和方法為指導，實踐分層教學、分層評價，讓學生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就能起到增強學生學習政治課內容的動力，使學生樂學、愿學。從高中政治課教學走心理化的途徑上講，主要的有以下途徑：
1.進行有針對性的學法指導。學法指導是學生的學習行為習慣、學習態度和學習方式等多方面的指導。高中政治課教學內容進行預習、復習、學會記筆記等，就能提高學生學習政治課內容的積極性。
2.創設寬松、民主、平等、和諧的班級學習心理環境。政治課教學中教師應鼓勵學生勇于發表意見，給學生有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和舞臺。課堂上教師運用表揚的心理需求原理對學生進行適時激勵，就能強化其學習動機；運用期望激勵，就會使學生精神受到鼓舞，激發起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發揮情感心理效應。列寧說過：“沒有人的感情，便沒有對真理的追求?！碧K霍姆林斯基也指出：“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識的種子就播種在這塊土壤上。”日本著名教育心理學家瀧澤武久用大量實驗結果證明：一旦學生對學習失去情感，思維、記憶等認識機能就會受到壓抑、阻礙。無論何等抽象的思維，沒有情感都不能進行。政治課教學，課程內容本身沒有多少吸引學生的地方，教師就應該讓教學過程成為一個師生情感流動的過程。課堂里有感情的浪花，師生就會精神振奮，獨特的感悟、別有情味的語言就會如泉水叮咚，就會掃除課堂學習中疲沓、厭倦的陰霾，引導學生投入情感、投入精力去學習。運用專情課程、激情課堂、幽默激起學生的喜愛，這是政治課教學心理的三部曲。
三、高中政治課教學心理化對教師素質提出的要求
高水平的政治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備課上不會只注重于構思知識的講解與傳授，在組織教學上不會只敏感于學生知識理解掌握和成績的差異，在對學生的評價觀念上不會只認識成績優秀的就是“好學生”；而是將政治課的教學過程視為是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的過程，以飽滿的熱情投入課堂，運用嫻熟的藝術教學手段于課堂，有意識地應有教育學、心理學的原理于教學活動之中，努力創造良好的心理氛圍，跨越心理誤區教學活動的組織。所以，高中政治教學心理化對教師素質提出的要求主要是：
1.有廣博的知識修養?！皩W高為師”的古訓表現了對教師文化知識的要求。教師學識淵博，知識豐富，教學才能得心應手、引人入勝。作為一名高中政治教師，要想使學生產生激情，合理的設置情境，離不開教師扎實精深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等知識。旁征博引、見多識廣、思維敏捷、口才突出，是一名政治教師應具備的知識和能力素質。
2.有高度的責任感。敬業樂教是教師素質的基礎。政治教師必須確認教書育人是一項崇高而偉大的事業，在任何場合都要體現出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擁有高度的工作熱情，熱愛自己的講授科目，盡到教師的天職。
3.具有良好的師德。具有良好的師德是教師產生熱情的重要前提。師德的核心是師愛，師愛是人類復雜情感中高尚的結晶。熱愛學生是教師的天職，是教師高尚情操的體現。政治教師能否產生熱情、樂于奉獻、熱愛學生，是政治課教學能否心理化的關鍵。
1.產品安全控制。產品安全控制是提升生物制藥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保障，生物制藥產業的產品安全尤為重要，特別要控制好生產原料和成品的質量，也就是所說的“兩頭控制”原則。第一，生產原料質量控制。生物制藥產業的生產原料主要有微生物、人體、動物、植物、海洋生物等，但原料血漿扔是生物制藥企業的核心生產原料。為了保證原料血漿的質量，實行單采血漿站制度，2008年7月開始執行“原料血漿檢疫期制度”，采用ELISA檢測試劑對檢疫期的血漿進行檢測。企業與單采血漿站簽訂有《原料血漿質量保證責任書》，規定原料采購過程中的相關責任。生物制藥產業應該對每批接收的原料血漿進行核對單采血漿站、運輸溫度、漿站監測報告等方面的驗收檢查，經過初檢后，再按照現行版《中國藥典》的相關規定對蛋白質含量、丙氨酸氨基轉移酶、HBsAg、梅毒、HIV-1/2抗體和HCV抗體進行復檢。質量保證部門每年要進行兩次現場質量審計，以確保原料血漿的質量。第二，藥品質量控制。藥品質量控制是產品安全控制的核心內容。在保證生產設備符合生產要求的情況下，形成分工明確又相互隔離的質量管理組織機構，建立相對完善的質量管理體系，企業的各個科室之間要具備獨立性，能獨立行使質量管理權利，確保藥品安全工作保質保量的完成。生物制藥企業質量控制體系包括諸多因素，企業應通過質量保證部、財務部和行政人事部等部門來實現控制產品質量的目的，引入變更控制、偏差管理、糾正和預防措施管理、質量風險管理、產品質量回顧、投訴與召回等程序來實現藥品質量持續改進的目標。最后，由質量授權人負責成品放行，產品要符合GMP要求后才能放行，各部門人員要嚴格履行自己的義務，確保成品質量。
2.人才培養。在知識經濟時代，生物制藥企業的發展依賴于技術和知識，而人力資源是技術和知識的載體，人是企業的根本，是技術創新和企業管理的主體。所以生物制藥企業的要做到“以人為本”，首先要有選擇的引進和培養人才，結合生物制藥企業特點其需要重點儲備和引進的人才是：第一、能承擔重任的新藥開發帶頭人或科學帶頭人；第二、通曉國外法律、懂得運用知識產權保護本企業，重要的是對生物制藥技術以及國際生物醫藥發展情況都熟悉的人才；第三、兼有生物技術知識和應用開發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第四、精于生物醫藥產品的GMP管理和拓展生物醫藥產品市場的管理人才。其次，實施人才戰略計劃，建立一套系統的激勵機制，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創建有自主創新精神的團隊，實現員工的個人價值，培養有效的人才，挖掘有科研潛力的技術人才和整體規劃人才培養藍圖，使員工利益和企業利益一體化，激發員工為企業奉獻青春和熱血的斗志。此外，生物制藥企業要和具有科學研究院所的高效合作，實行人才定期科研培訓，不斷提高員工的專業水準，在用好現有人才的基礎上，培養新生力量，為企業人力資源的整合提供具有選擇性的人才。
3.知識產權管理。知識產權是對產業核心競爭力起持續保護作用的一把利劍。知識產權管理對生物制藥產業來說意義重大，特別是對專利依賴較強的企業，要有利用專利盈利的意識和策略。對我國生物醫藥行業專利數據庫統計的相關數據進行整理得表1，對表中數據分析可知，我國生物醫藥行業專利總數占國內外生物醫藥專利總數的比例僅為12.29%，占美國生物醫藥專利數的56.15%，這說明我國生物醫藥行業創新動力不足，創新能力有限；通過縱向比較國內外、中國、美國生物醫藥行業醫用材料及醫療器械、生物制品、生化藥品三類的專利數，發現生物制品專利數都是最低的，我國生物制品專利數占美國生物制品專利數的比例為35.32%，與其他兩項相比較低，這不但說明生物制品專利發明比醫用材料及醫療器械、生化藥品困難，也反應了我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國診斷試劑和疫苗的專利發明較少。第一，生物制藥產業要具備發明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通過對行業內研究開發、專利申請情況進行了解，找到創新點，加大生物制品創新的人力財力投入，對于企業已開發的新藥，在獲取本國專利的同時，要具備全球意識，及時申請國際專利，不僅保證在國內的競爭力，也要保證在國際醫藥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二，建立發明人激勵機制，鼓勵員工自主創新。結合員工的條件和背景對其進行分類培養和提升，建立股份激勵機制，對為技術創新或產品創新有重大貢獻的員工，授予其一定比例的股份，實現員工無形資產入股，在增加自有資產數量的同時，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加了產業的人力資本。
4.戰略聯盟構建。產業戰略聯盟是核心競爭力提升的渠道。目前，生物制藥產業中中小型企業偏多，資金數量、企業規模兩極化現象嚴重，技術創新能力有限，大中小企業各具優勢。為了提升我國生物制藥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構建企業戰略聯盟勢在必行。第一，將新產品的研發分為研究階段和技術轉化階段，研究階段包括基礎研究、靶標發現、藥物設計；技術市場化階段包括預臨床研究、一期臨床、二期臨床、三期臨床。第二，將生物制藥產業中的眾多企業分成研究型企業和技術轉化型企業兩類。第三，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具有層次性。在此基礎上，構建戰略聯盟就是把兩類企業進行聯合，接力創新，實現共同盈利的目的。研究型企業發揮產品研究階段的創新優勢，技術轉化型企業對有實力的研究型企業進行并購或重組，使其研究階段的成果能夠繼續開發，技術轉化型企業是實現研、產、銷一體化的主要載體。研究型企業激發技術轉化型企業的研發創新靈感，技術轉化型企業利用自身資金和技術的優勢完成技術市場化階段的研發生產，帶動研究型企業對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形成規模經濟，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實現核心競爭力的提升。生物制藥產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內生驅動機制模型見圖1。
二、生物制藥產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外生驅動因素分析
1.國家宏觀政策。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對生物制藥產業的發展戰略、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科研團隊的研究方向都起著引導性作用，是產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推力。進入21世紀，“十一五”規化制定的《生物制藥企業發展規劃》，把生物技術產業作為政府轉變經濟結構和提升經濟發展速度的重要行業；2010年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生物醫藥產業列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2012年我國出臺的《生物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指出，在2013年~2015年，生物制藥產業產值年均增速達到20%以上；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把市場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政府政策調整意在引導社會資源和資金的重新配置，使更多的資源和資金流入生物制藥行業，為其發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生物制藥產業的生產經營和產品質量受到法律法規如《血液制品管理條例》、《中國藥典》以及GMP認證的嚴格限制。此外，其產品價格大多的是由政府規定，大型跨國企業擁有的產品定價權也是有限的，所以，管理者要具備及時洞悉政策變化對企業戰略影響能力和組織、領導團隊進行與時俱進創新的能力。
2.市場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生活質量和自身健康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特別是近十幾年非典、禽流感、甲流等病毒性疾病的頻發，使人們更加注重對疾病的預防和日常的保健，對生物制藥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加。2009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收入為753億元，201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471564億元，比上年增長9.2%，城鎮居民總收入為23979元，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而2011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總銷售收入為1515億元；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50億，達到519322億元，比2011年增長了7.8%，城鎮居民總收入為2695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2012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總銷售收入為1775.43億元，比2011年增長了17.19%；2013年我國國民收入大概為552050，比2012年增長了7.7%，城鎮居民總收入為2954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2013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總銷售收入大約為2080.63億元。通過對2011年~2013年我國國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生物醫藥產業總銷售收入數據的比較，發現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生物制藥產業的銷售收入在不斷增加。由此可見，市場需求對生物制藥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具有拉動作用。
3.融資渠道。生物制藥產業的風險通常指的是資金融通的風險以及資金結構風險。雖然2007年我國生物制藥企業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一些為醫藥提供融資的基金組織也已經建立，但融資仍然是最大風險：一是風險投資投資缺乏，新藥品研發項目很難得到風投的信賴。二是資本市場融資困難，中小型生物企業不能直接從資本市場上募集資金。三是我國生物制藥企業中小型企業偏多，很難通過固定資產抵押或擔保來獲得銀行的貸款。生物醫藥產業需要政府資金支持，政府應對金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通過稅收、政府購買、優惠政策等措施，引導資金和資源流入生物制藥產業；放低對生物制藥企業的貸款要求，在充分調查其資信狀況后，實行適當的優惠政策，為企業初創和發展期融資提供條件；生物制藥企業應充分發揮戰略聯盟優勢，與大企業或跨國企業聯合，吸引風投，引進外資，建立生物制藥產業基金，上市企業可以增發新股募集資金，戰略聯盟企業間進行資金借貸，謀求共同發展。
4.行業環境。生物制藥企業面臨的競爭者主要包括：潛在進入者、行業內競爭者、替代品。我國生物制藥行業不僅具有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缺乏龍頭企業，企業分散，距離遠，較高的進入壁壘和進入成本，進入失敗損失不可承擔等特點，政府監管、法律法規嚴格的審核也為新企業的進入設置了高門檻。但是，由于市場上生物產品同質性高，市場覆蓋率重復性大，新企業的進入無疑對其他企業造成威脅。鑒于此，生物制藥產業保持和提升自身競爭優勢的前提是重中之重。微觀企業應結合所處環境和自身優勢來調整發展戰略，分析銷售區域內潛在進入者、行業競爭者和替代品的數量和質量，具備的優勢和劣勢，找準自身的位置，集中力量研發新技術和生產優勢產品，同時，構建戰略聯盟，通過與高等院校和相關企業合作，形成規模經濟，實現區域內研產銷一體化，提升核心競爭力。生物制藥產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外生驅動機制模型見圖2。
三、內生驅動機制與外生驅動機制的交互作用
內生驅動因素是核心競爭力提升的主力，外生驅動因素對核心競爭力提升起引導作用，生物制藥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是內生驅動因素主動適應外生驅動因素變化、內外因素交互作用過程。一方面，國家宏觀政策的利好變動以及對不同產品價格的合理調整會對產業發展戰略產生正面作用，會改變生產結構，進而引發研發技術創新、知識產權管理等內生驅動因素的調整；消費者收入水平、購買模式、消費偏好及人口結構、年齡層次的變化，會通過市場信號傳遞給產業，產業中的企業根據不同產品市場份額的變動來調整生產，生產結構的變化又會使企業戰略、技術等因素發生變動；生物制藥產業對新技術、新工藝的引進，對原有設備的改良，會優化產業價值鏈，形成競爭優勢，這會對同類企業的經營效益產生威脅，同時，也帶來了發展機會，企業要把握機會，對企業發展戰略做出調整。由此可見，宏觀環境的變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是一個動態的相互聯系的系統的變動。另一方面，微觀產業經濟行為又會對宏觀環境產生力的作用。戰略聯盟和研發技術創新的動力是市場需求，新產品會使消費者獲得更大的效用和消費者剩余，會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會增加大企業的資信水平，同時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機會，為國家創造了經濟和社會價值；產品安全控制直接關系到企業的存亡，安全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藥品安全事故的發生會使企業面臨破產，會引發社會動蕩，會使政府政策改變，會影響消費者需求；對知識產權的管理，會對國內外生物制藥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產生影響，會使市場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會使老產品面臨退出市場的威脅，會使行業結構發生變化。內外驅動因素交互作用模型見圖3。
四、結論
【關鍵詞】心理教育；主體意識；個性；情感；合理需要
高等教育的目標是造就適應21世紀的優秀人才，為社會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為達到這個目標，高等學校就必須順應形勢需要，推動教育改革的發展。具體到高校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而言，就是要求我們必須針對當前高校學生思想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些現實的情況，實施人文關懷和人性化教育，尤其是要注重對大學生的心理教育。當今社會競爭日趨激烈，新的客觀事物對大學生的心理也不斷產生影響和沖擊。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應當及時捕捉學生心理變化的新規律，有意識地運用心理學原理去觀察、認識、分析、解決大學生的思想、觀點、立場和行為。
一、啟發學生的主體意識，正確引導學生的思想
主體意識，是指作為認識和實踐活動主體的人對于自身的主體地位、主體能力和主體價值的一種自覺意識，是主體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的觀念表現。學生的主體意識愈強，他們參與自身發展、在學習活動中實現自己的本質力量的自覺性就愈大，從而也就愈能在教育活動中充分發揮主體自身的能動力量，不斷地調整、改造自身的知識結構、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學生的主體意識愈強，他們對自身發展的責任往往也愈大，從而對自身提出的需求也就愈高。當今時代是一個瞬息萬變、信息急劇膨脹、各種思想紛至沓來的特定時代，這對于思維敏捷、思想活躍的大學生來說往往會由此引起深層次的思考，形成諸多“熱點”，在思想上產生飛躍式迷惘，認識出現多元化傾向。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新形勢下的大學生的思想實際出發，不但要有敏銳的目光和扎實的科學理論功底，施以適當的方式方法，還要努力去研究大學生認識的心理過程，從認識心理的規律出發，糾正大學生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加以科學的引導，以實現大學生內心信念的科學轉移。因此，在日常的學生思想工作中，應當注重啟發學生的主體意識，教育大學生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要求指引自己的行為，不斷在實踐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努力發展開放性意識和創造性思維，實現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
二、發展學生的個性，提升學生的信念
個性是一個人的獨特性。個性就其心理特征來說一般包括四方面內容：第一是興趣愛好；第二是氣質；第三是能力及天資；第四是性格。個性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遺傳的基礎上，受到社會環境、后天教育的影響，在社會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和表現出來的。個性對人的發展而言極其重要，因為人總是按照個性的本來面目投入社會并從事形式多樣的事業。而教育的本質即在于促進人的個性的完美，這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性需要，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必定要能體現并注重大學生的個性發展，創造有利于大學生個性發展的環境。作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則應當注重大學生的個性差異與個性發展，引導大學生樹立崇高的人生信仰。信仰和理想是人的精神需要，是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對未來的憧憬、向往和追求，“人活著不是單靠事物，還靠支撐起靈魂的信仰。”當代大學生應該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邊，自覺維護絕大多數人的長遠、根本利益，不斷審視自我、控制私念、改造行為、規劃未來，經得起挫折和失敗，在任何復雜的情況下、在任何艱難的歷程中不動搖信念。只有我們的學生樹立了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我們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三、尊重學生的情感，理解學生的感受
常言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情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情感是心理的動力因素，是以個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滿足和對客觀事物表示愛憎好惡的內心體驗。對于個人和集體而言，情感具有強烈的驅動力、凝聚力。它是打開心扉的鑰匙，是溝通心靈的橋梁，也是德育成功的前提。大學生的情感豐富但又變化不定，他們追求新奇事物，喜歡激動人心的場面，在正確引導下，可以為真理、正義而英勇獻身，做出驚天動地的壯烈行為，也可以由于盲目的狂想，感情沖動干一些蠢事。情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情感執行著信號和調節的機能，操縱著人心靈大門的啟閉，對接受外來的教育影響起著過濾和催化作用。我們常說，思想政治工作要進行“灌輸”。然而人不是容器，也不是被動接受者，人可以拒絕“灌輸”，也可以主動接受“灌輸”。能否灌輸進去，能接受多少灌輸，在教育過程中這和學生在感情上的投入息息相關，如果學生不愿和領導或輔導員老師說心理話，認為說了也不解決問題，心門緊鎖，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難以奏效。因而，做思想政治工作時，應把工作對象當做活生生的具有豐富情感的人來看待，推心置腹，以誠相待，把工作做到“心坎上”，引起對象的情感共鳴，即“動之以情，以情感人”。
四、滿足學生的合理需要，激發學生的熱情
需要是人生的生理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在頭腦中的反映。當人的需要有了可以達到滿足的條件時，就產生一種滿足這種需要的主觀愿望和動機，進而產生為實現這種主觀愿望而進行的行動。因此，需要是人行為的基礎和根源，而動機是人從事某種活動的直接原因。所以，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應切實了解并認真解決大學生的需要，這對轉變學生的思想，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此，必須堅持滿足學生的合理需要的原則，即要求圍繞人的主導需要開展工作，解決問題。要了解學生的需要狀況，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轉第153頁）（上接第142頁）下，合理地滿足其正當需要，把工作做到實處，解決對象的實際問題。對于暫時無法滿足的合理需要，要制訂計劃，創造條件，逐步解決，從需要入手開展工作，就可以使思想工作直接與人的行為動力相聯系，達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實際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項塑造人的重要工作，對人的認識也與對其它事物的認識一樣，要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不同深度進行全方位的分析，不僅要從情感變化、語言流露、行為表現中進行了解，還要善于洞察和分析大學生思想深層的心理活動，認真地學習心理學，掌握不同學生的心理特點，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方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再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1]蔣曄.分層教學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J].崇文教育，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