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8 15:01:4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雙邊貿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FDI 貿易引力模型 貿易創造型投資 貿易替代型投資
一、引言
FDI對貿易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替代性和互補性。Mundell(1957)最初證明了要素流動與國際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資本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促使商品價格趨于均等化，在此條件下，即使關稅被撤銷也不會發生商品貿易，從而FDI替代了商品貿易活動。然而，Svensson(1984)的論文在考慮國家間的技術差異，引入產品稅、壟斷市場結構、外部規模經濟等因素之后，最終得出結論是FDI的增長將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關于FDI如何影響中國貿易的實證研究直等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楊迤（2000）對1980至1997年間FDI與我國進出口的關系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證明FDI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工業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姚遠（2007）將全國各省根據區域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發現FDI對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而對進口貿易主要體現為替代效應；進一步比較，他發現東部地區的效應最為顯著，中部地區其次，而西部地區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間10個投資國或地區（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對浙江省的實際FDI累計額和雙邊貿易額的面板數據，試圖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浙江省FDI的貿易效應是負相關的替代效應呢，還是正相關的促進效應；二是利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來分析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FDI對浙江省與投資國之間雙邊貿易的影響的區別。
二、計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變量的選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為貿易引力模型，它是國際經濟學解釋雙邊貿易影響因素最重要的實證方法。貿易引力模型以萬有引力定律為指導，認為兩國或地區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這兩國或地區的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兩國間的貿易成本成反比，貿易成本以兩國或地區間的空間距離來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貿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為：
式中，表示國（或地區，下同）與j國（或地區，下同）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分別表示國與j國的國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國與j國之間的空間距離，為常數，為參數。為便于實證分析，將原模型轉化為線性的對數形式并添加隨機干擾項得到：
本文著力分析浙江省FDI對雙邊貿易量的影響，從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為解釋變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別表示投資國和年份。各變量的解釋如下：
本文選取浙江省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進出口總額作為衡量雙邊貿易規模的變量，用表示；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規模，浙江省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各投資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選取浙江省省會杭州市與投資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來體現，用表示；由于投資效應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而FDI流量（當期投資額）對雙邊貿易影響的時滯性不便估量，同時FDI存量（累計額）卻不僅能反映出對雙邊貿易的短期影響，也能反映出長期影響，因此本文選取當年的實際FDI存量，即FDI累計額作為指標，用表示。
2.數據來源
2008年，對浙江省進行FDI的最具規模的13個國家或地區依次為：中國香港（47.61%）、維爾京群島（17.11%）、美國（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國臺灣（1.76%）、韓國（1.4%）、意大利（0.96%）、德國（0.9%）、英國（0.88%）、法國（0.8%）、澳大利亞（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維爾京群島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國公司在這注冊避稅向外投資，無法得知其實際來源國，新加坡、德國這兩國與浙江省歷年的雙邊貿易數據缺乏，因此在實證分析中剔除這3個來源地，選取上述剩余10個國家或地區作為樣本。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的數據從1992年開始才有公布，其中來自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外資數據從1995年才有統計，為保持數據的統一，本文選取1995-2008年作為樣本數據區間。浙江省的GDP、浙江省與這10個投資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以及10個投資國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額的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實際FDI累計額以1995年為基年進行統計，各投資國的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網頁，杭州市距各投資國首都的直線距離由軟件Google Earth測量得出。進出口貿易額、FDI值、GDP值單位均統一為億美元，距離單位用公里表示。
3.實證模型識別
用于處理面板數據的模型有三種――混合估計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當數據中所包含的個體成員是所研究總體的所有單位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是一個合理的模型；當樣本個體成員是隨機抽自一個大的總體，且以樣本結果來分析總體時，則應該選用隨機效應模型。本文只選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個貿易伙伴國，因此從理論上講，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更合適。
對模型進行識別，主要用到兩種方法――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其中，似然比檢驗一般用來區分混合估計模型和個體固定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則用來區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由似然比檢驗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時有，故拒絕原假設，即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估計模型；由Hausman檢驗得其值H=0.214472，而，此時有，故接受原假設，即個體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因此，綜合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確定選用個體隨機效應模型。
三、實證研究結果
1.FDI與雙邊貿易的關系
運用Eviews6.0，根據所建立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其中表示個體成員i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其估計值分別是：
中國香港：0.507、中國臺灣：-0.324、日本：-0.117、韓國：-0.001、英國：-0.278、法國：-0.442、意大利：0.061、美國：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亞：0.328。
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1.015個單位；投資國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0.689個單位；兩地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減少0.566個單位。模型中主要檢測的FDI這一解釋變量的符號為正，說明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具體表現為投資國FDI累計額每增加1個單位，就會帶來0.084個單位的雙邊貿易增加的效應。
從截面隨機效應的看，中國香港、意大利、美國、澳大利亞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正方向，中國臺灣、韓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負方向，而且偏離程度各不相同，說明模型中解釋變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對浙江省與各投資國的雙邊貿易影響存在著地區的差異。
2.國別差異分析
為研究各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無地區差異，即 的系數不變，不同橫截面和時間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變系數模型。考慮到多個截面存在異方差問題，采用似不相關回歸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異方差性，回歸結果如下：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投資具有正的貿易效應的國家（或地區）依次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按效應從大到小排），投資具有負的貿易效應的國家為英國和法國。美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最強，每1單位的投資就能帶來0.277個單位的雙邊貿易；英國和法國的投資對雙邊貿易起著替代而非促進的作用，每1單位的英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011個單位；每1單位的法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157個單位。
四、結論及分析
通過實證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對外貿易總效應，而且還探究了FDI對外貿易效應的國別差異。得出的結論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增長。從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累計額的邊際貿易傾向為0.084，這說明主要投資國對浙江省的投資促進了雙邊貿易額的增加，也說明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流入浙江省的FDI與浙江省的對外貿易總體上是一種互補關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資的進程中，政策越來越自由、規范和合理，投資的障礙也逐步在減少，因此吸引的FDI越來越多，同時也就促進了浙江省對外貿易發展。
第二，10個主要投資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有顯著的差異。從變系數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國別差異。貿易創造型FDI的8個經濟體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個經濟體均處于環太平洋地區，與浙江省進行直接的貿易對話較為方便。
美國對浙江省的投資貿易創造效應最為明顯，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這三個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其次。這說明它們在浙江省建廠投資生產，不是以此來打開市場，擴大產品的銷路，更多的是利用當地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最終產品回銷國內或世界其他地方。歷年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為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由此也可體現它們的投資對雙邊貿易的貢獻力度。
香港對浙江省的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相對不太明顯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廣東，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相當的情況下，香港首選廣東作為它的出口加工平臺，而非浙江。因此，盡管香港對浙江省的FDI歷年來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來的雙邊貿易額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為54.97億美元，在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僅位列第7位。
貿易替代型投資的2個經濟體為英國、法國這兩個歐洲國家，與中國（浙江省）相距甚遠，貿易的運輸成本相對較高，因此它們不會選擇浙江省作為一個簡單的產品出口加工的平臺；他們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屬于市場尋求型投資，其目的是以浙江省為基點，進入中國國內市場，減少產品直接貿易過程中的運輸成本，從而形成了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
意大利雖然地處歐洲大陸，但與英法這兩個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它對浙江省的投資所帶來的貿易效應為正，每1單位的投資能增加雙邊貿易0.092個單位。究其原因是因為意大利經濟模式和浙江經濟模式相似程度極高，互動程度也極高，如產業結構相似，均以生產紡織、服裝、工藝品和皮革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聚集在一個個專業化的產業區內，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紡織產業、浙江寧波的服裝業等。兩地經濟若干的交集決定了它們的合作競爭關系，體現在投資對雙邊貿易的效應為促進效應。
參考文獻：
[1] 楊迤：FDI對中國進出口影響的相關分析[J]. 世界經濟，2000（2）：44-49
[2] 奚君羊 劉衛江： FDI的貿易效應實證分析[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1，3（6）：3-116
論文摘要：隨著中美雙邊貿易額的不斷增大，美中貿易逆差已成為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焦點之一。通過對近30年來美中雙邊貿易數據的分析，并在結合維農(Raymond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相似性比較分析，得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結論。另外，這種結構性的逆差對中方也是不利的，但會隨著中方的經濟發展而逐漸縮小，甚至消除。如果雙方加以不適當的人為干預，不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還會損害雙方的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政策建議。
1、前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在2004年成為了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占我國對外貿易的14.8％，僅次于歐盟(15.5％)。1997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根據美國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06年，我國取代墨西哥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由此可見，中美雙邊貿易已經成為兩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美中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億美元，短短的30年時間增長了146倍之多。近幾年來，美中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根據美國官方統計，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2009年貿易逆差達到2268.3億美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一直為逆差，1993年開始轉變為順差，2009年底順差為1960.7億美元。
由于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導致美中經貿關系引發許多問題，如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配額問題等。本文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從兩國貿易逆差總量、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對美中貿易逆差進行分析。
2、中美貿易額及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產品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如果要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否是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假設條件所規定的結構性的，那么就不僅要討論中美間雙邊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還要深入探討中美貿易產品的結構性差異，只有結合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才能說明美中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貿易額的總量分析
為了更真實客觀的反映數據的可信性，本文分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方貿易順差數據和美國官方公布的美方貿易逆差數據，雖然雙方的加總并不是平衡數據，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哪方的統計存在誤差，只是統計范圍的差別，比如對直接外資投資企業進出口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則，本文整理了美中雙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間的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見圖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中美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雙邊貿易額以每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到2006年美國成為中國的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美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2)盡管中美雙方的統計口徑存在上億美元的差距，但是縱觀美中貿易26年間的差額變化，總體趨勢是不可爭議的，即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緩；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擴大也呈逐年減小趨勢。
2.2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對中美兩國的歷年貿易總額進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還應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商品結構進行仔細分析。本文選取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根據中國從美國的分類商品進出口值，我們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分類商品值。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5-2006年進行分析。數據的選取標準采用SITC一位數，本文將兩國出口商品按1位數的SITC代碼分為農產品(0＋1＋2)、初級產品(3＋4)、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對資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本文將0-9類商品劃分為農產品、初級產品、相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圖2形象地顯示了美中貿易在這四類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圖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間，中國的農產品一直處于逆差狀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從1996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雖然2001年出現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長迅速；而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處于緩慢上升的順差狀態，但是其比重卻占了美中逆差額的絕大部分；初級產品相對處于較低貿易額平緩發展的狀態。
2.3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分析美中貿易逆差的性質。
經濟學家維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他認為某種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完成一次循環，需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國由于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不同，貿易的形式、范圍和數量都有所區別。如圖3所示，t0-t1時期是產品的研發期，t1-t2時期是貿易的初始階段，貿易主要發生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這兩個時期共同構成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的初始期；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化，在t2-t3時期擴展至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進口需求旺盛，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海外市場，在t3時期，次發達國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成為凈出口國，在t4時期，首要發達國家由于競爭激烈，研發、管理、營銷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逐漸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這三個時期就是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長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產品已實現了標準化，并普及到廣大的市場匯總，參與國際貿易各國廠商的生產基本達到了最佳規模點，勞動力紅利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在t5時期由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這一轉變即意味著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熟期的到來。
通過對比筆者發現，根據產品周期理論繪制的圖3中代表中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3曲線和代表美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1曲線，與根據中美貿易實際發生量繪制的圖2.1種的中國順差額和美國貿易逆差額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額主要來自相對勞動密集型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線上的“驚人的相似性”轉變為實際貿易狀況符合產品周期理論的指導。
綜上，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額是結構性的，是美中兩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圖2.3中標出的t5時期即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前后的時期，是中國經歷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卓有成效的積蓄性發展所達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中國向美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一定的穩定性。結合產品周期理論，本文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并且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貿易逆差將會經歷一個峰值，隨后逐漸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額的擴大趨勢正在逐步放緩。但是，由產品周期理論(圖2.3L2)可知，即使中國發展到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能夠實現零順差的地步，即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美國仍會面對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這些問題不是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外匯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所能克服的。這種貿易逆差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發生自由國際貿易時所必然產生的。
另外，美中貿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經濟潛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這種貿易順差對中方來說也是不利的。
綜上，我國應該繼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改革，建設創新性社會，加大創新投入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實現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變。這一轉變需要長期的、漸進式的進行，因此，本文建議尊重國際貿易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人為的給雙邊貿易加以負面限制，這樣對雙邊貿易各國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1]高筠燕，姚益龍，產品周期理論的重溫與思考，世界經濟文匯，1991，(01)
[2]李坤望，張伯偉，國際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強，唐磊，中美貿易結構的穩定性分析：基于產品周期理論的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09，(6)
［關鍵詞］微觀層面 質量差異 異質性
一、引言
本文就論文選題的理論依據及現實依據進行說明。第一節是對經典貿易理論及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綜述，交代論文選題目的理論背景，闡述選題的理論意義；第二節通過對研究對象總體情況的分析，介紹論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二、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興起
傳統貿易理論，將國際貿易產生歸結于國家間的差異性。傳統貿易模型都是以國家層面上的差異性為出發點，并假設了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其中古典貿易理論從絕對比較優勢、相對比較優勢出發，要素稟賦理論從兩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差異性出發，兩種理論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與國之間發生貿易的原因。但是隨著更多的經驗事實的發生，傳統貿易理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挑戰。比如依照傳統貿易理論預測，發達國家應與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間貿易更為活躍。但從國際貿易的實際發展來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大量增加，并且發達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相近，且在產業內貿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產品。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這些經濟現象。
新貿易理論則重點對發達國家之間方興未艾的產業內貿易現象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國家要素稟賦的差異之外，規模經濟也是國際貿易起因和貿易來源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新貿易理論以產業層面為分析出發點，引入了產業組織理論和規模報酬遞增假設。新貿易理論雖然通過引入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所產生的產業內異質性，解決了新古典貿易理論中企業規模不確定的問題。但是在新貿易模型中，企業都是同質的，即每個國家都是由多個將多樣性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業”組成的經濟體。這個假設顯然與經驗現象相悖，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出口，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而且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生產效率或規模的差異。因此源起“企業同質性”的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是，為何同一行業內，只有部分企業進行著國際貿易，而另一部分企業只服務于國內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產業內企業異質性理論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貿易理論中的“企業同質性"假設與經驗現象相悖。
基于微觀層面的經驗文獻進一步發現，貿易自由化導致了產業內資源的重新配置效應，如迫使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或關閉、導致市場份額向較高生產率的企業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這些經驗事實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相當普遍。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在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無法解釋的情況下產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過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服務國外市場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并應用實證研究發現運輸成本，工廠層面的固定成本，企業層面的固定成本，關稅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選擇服務國外市場方式。Melitz(2003)將壟斷競爭模型與企業異質性假設結合起來，完整論證了企業的異質性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選擇是否出口的臨界生產成本（即生產效率水平）條件，從而在理論上解釋了為何行業內只存在一小部分企業進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將異質性企業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FDI）相結合，考慮企業建立海外分公司的決策，即企業是以出口還是FDI的方式服務國外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創立，他們將隨機生產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國李嘉圖模型中。
在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以Melitz的異質性企業理論最具代表性，它成為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基石。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從微觀層面―企業出發，探討企業層面的出口貿易決策行為。它不僅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無法解釋的經驗事實，彌補了貿易理論所存在的空白，更是開拓了貿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
三、企業異質性模型
企業異質性模型認為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對國際貿易中異質性企業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多位學者對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業選擇從事出口，而且與非出口企業相比，出口企業的生產率較高且規模也較大。各企業生產效率及規模的差異成為企業異質性。異質性企業是如何進行自我選擇從事國際貿易的，貿易對企業的生產和利潤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異質性企業模型探討的問題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壟斷競爭動態產業模型為基礎，并在Krugman（1980）貿易模型的壟斷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下，嵌入企業生產率的差異，建立了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每個企業面臨著出口的固定成本。每個企業也都面臨著內生的生產率水平。企業在了解其生產率狀況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策。貿易能夠促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謀求更高利潤，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損失只能繼續為本土市場生產甚至退出市場。同時貿易進一步使得資源重新配置，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占據更高市場
份額 。
Melitz將異質性企業引入不變替代彈性（CES）偏好的壟斷競爭模型，發現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結果。例如，一個產業部門的貿易開放度提高將會抬高工資和其他要素價格，生產成本的上升使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被迫退出市場。除生產成本外，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還能夠承擔開辟海外市場的固定成本并開始出口。生產率居于中游的企業將繼續為本土市場服務。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使資源重新進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從而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因為貿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產業的總體生產率由于資源的重新配置獲得了提高，這種社會福利是傳統貿易理論沒有發現并解釋過的貿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盡管建立在微觀結構上，卻有助于從宏觀層面上理解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一個亮點在于它清楚且有說服力的解釋了為什么一些產品根本沒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能夠很好的解釋貿易中的零值問題，卻無法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即平均單位價值隨著距離明顯增加的事實，且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預測卻與該事實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
出口產品平均單位價值（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常被用來衡量產品質量。認為企業同時以質量和價格為基礎競爭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經濟學中由來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將質量作為影響貿易方向的決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論中：單位資本收入相近的國家由于在生產、消費模式上的相似，而使這些國家間的雙邊貿易更
活躍 。
在解釋質量和國家貿易模式時，主流文獻多采用引力方程對雙邊貿易流進行建模，解釋雙邊貿易流的構成（如出口產品種類、數量及平均單位價值）因貿易伙伴的特征（距離、市場規模）變化而產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預測：國家間距離越遠，雙邊貿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發現，平均單位價值與距離呈正相關關系。
為了更準確的理解進口國特征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并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將質量差異納入到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形成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或QHFT模型）。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重要創新是引入了一個嚴格為正的質量-成本彈性，并假定各企業在邊際生產成本和產品質量上都是異質的。在同樣的產品中，高邊際成本使產品具有高質量和高價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業根據自身生產成本及產品質量對是否進入出口市場進行自我選擇。在他們的理論中，當時，成本的增加使質量產生不均勻的提高，從而高成本高質量的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成為出口市場上的一員。而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則只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其產品。隨著貿易成本上升或進口市場規模縮小，進入出口市場的質量門檻被提高了，市場對企業的選擇更強烈了。因此，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均隨距離增加而提高，隨市場規模擴大而降低。當時，傳導機制則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選擇進入出口市場，距離增加和進口市場規模縮小使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下降 。總的來說，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場規模，距離和單位價格的關系如表1所示：
自從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開以來，許多“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被開發出來或正處于開發階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變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數的假設，并放寬Melitz-Ottaviano中壟斷競爭的條件，允許非對稱的商品種類及產品質量與成本間的正相關關系。作者將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影響分為兩種機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論模型只有一種機制，沒有細分）：選擇效應與價格區別效應。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質量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正向作用；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效益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負向作用。而對價格區別效應而言，無論與1的關系如何，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均呈負向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Melitz模型與質量異質企業貿易模型的區別在于：Melitz（2003）模型將生產成本作為衡量企業異質性的標準，而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同時將質量和生產成本作為衡量標準，在該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壞事。Melitz（2003）模型擴展到多個非對稱國家后能夠很好的解釋出口零值，但是無法解釋價格的空間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間模式新的內涵在于價格與距離之間的關系。由于高質量意味著強的競爭能力，邊際成本界值隨距離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預測的下降。
以微觀層面的企業為研究對象，并結合質量差異的企業質量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出現為研究質量對雙邊貿易流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依據，而Hallak and Schott(2008)開發出的度量商品質量方法則提供了方法論依據，為接下來就中國工業制成品質量及其貿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參考文獻：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3]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J] Econometrica, 70,1741-1779.
[4]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Schott, 2008,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807 (February)
[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6]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pp. 1695-1725
[論文摘要]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特別是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中美貿易平衡問題顯然已成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焦點。對此，該文分析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關應對策略。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2]張璐,劉增濤.中美貿易摩擦分析及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2007,(7).
中國正在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著眼于區域，人民幣最終將可能成為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與東盟10國（以下簡稱“10+新3”）這一區域的貨幣錨。由于日本、韓國不能加入其中，因此這將使原來的中、日、韓和東盟10國的合作框架（以下簡稱“10+3”）被弱化。與此同時，由于東盟國家追求匯率對美元的穩定，將延緩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推遲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并可能使得中國與歐、美的關系更為緊張。在此過程中，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將有利于減少對中國相關政策的指責，并有利于改善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關系。當然，亦不可操之過急。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首先是人民幣的區域化。目前，在缺乏金融基礎設施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初始階段的目標，中國并不指望人民幣成為全球性的交易媒介，而只是希望人民幣成為區域內的關鍵貨幣。這個區域范圍主要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東盟10國。與人民幣在全世界國際化的要求相比，人民幣區域化對金融基礎設施的要求相對較低，同時對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要求也較低。而且，對于加強與這一區域經濟體的緊密聯系，中國也有著很強的需要。
但人民幣成為“10+新3”區域的駐錨貨幣，似乎還是不太讓人信服。這一區域的經濟體，在發展程度、金融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事實上，對于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泰國和中國這9個東亞經濟體的經驗研究表明，在面臨供給、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方面，無論是這9個經濟體，或者是其任何一個子集合，均不滿足組成貨幣聯盟的條件。而且，中國對地區外的貿易依賴性很強，其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占比超過1/3。
盡管如此，中國仍將可能在事實上建立起人民幣區。這是因為：首先，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在迅速上升，其增速遠高于中國對歐美的貿易。其次，中國大陸也已在2010年與東盟啟動了自由貿易區，同時大陸與臺灣之間也在2010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這些協議的生效將進一步強力推動這一區域內的貿易增長。最后，中國在這一區域具有重要的戰略利益，而且也已經在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合作中成為具有領導權的國家。因此，中國有條件在這一區域建立起事實上的人民幣區。
從東盟的角度來看，條件也是具備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東盟5國是按照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權重來管理本幣匯率的。由于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迅速增長，以及這一趨勢的維持，人民幣在這些國家貨幣當中的份額將必然進一步提升。在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維持穩定的背景下，人民幣在東盟貨幣參考權重中的提升，也將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匯率實現持續穩定。即便這些國家并不嚴格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由于前述原因，市場預期也將使然，從而使東盟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雙邊波幅收窄。對于中國臺灣來說，情況也是類似的。
摘要:中韓雙邊貿易額穩定增長,但中國在農產品貿易領域卻始終保持順差,韓國一直是中國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市場。通過分析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結構和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結構,結果表明韓國在農業生產技術上具有優勢,而中國在勞動力資源方面具有優勢。
關鍵詞:中韓農產品貿易;市場結構;外貿依存度
中韓兩國地理位置相鄰,文化相似性強,相互交往歷史悠久。自1992年8月兩國建交以來,經貿關系迅猛發展[1],韓國已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在雙邊貿易中,有兩個顯著的特征值得關注:一是貿易規模高速增長。二是中國始終處于逆差狀態,這一不平衡狀態自中韓建交后就存在,在發展中非但沒有改變,而且在近年來呈現顯著擴大的態勢。①。然而,在農產品貿易領域中國卻始終保持順差狀態,韓國一直是中國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市場。在近10年的多數年份中,韓國是中國的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市場,兩國間的農產品貿易關系逐步增強[2]。
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益加深,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沖擊不斷顯現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韓兩國農產品貿易,擴大中國農產品對韓出口,對增加農民收入、穩定農業生產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農產品的范圍定義為“WTO農業協議規定的農產品+水產品”,并且采用HS4位數編碼,將農產品精確到225個類別,從中韓兩國農業現狀、兩國農產品貿易結構、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結構等方面深入全面的分析中韓兩國農產品貿易。
一、中韓兩國農產品貿易概況
中國和韓國雖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顯著的差距,且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別[3],但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具有相似的文化習俗和消費偏好,同時兩國都將農業經濟擺在了很重要的位置。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兩國農產品貿易除出現三次波動外,總體呈溫和增長趨勢[4]。中國從韓國進口的農產品占從世界農產品進口的比重最低,而韓國恰恰相反,韓國從中國進口的農產品占從世界進口的比重最高,中國對韓國出口的農產品占對世界出口的比重近年來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區間內。相對于韓國出口至中國的農產品占對世界出口的比重而言,中國要略高于韓國,但差距正在逐漸縮小,這表明中國作為韓國的農產品出口市場顯得越來越重要,且各自在對方農產品出口市場中的地位逐漸趨同。中國對韓農產品貿易總額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與韓國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變化趨勢相同,但韓國要高于中國。從比重上看,中韓農產品貿易對韓國而言顯得更為重要。
二、中韓兩國農產品貿易結構
中韓互為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近年來兩國間農產品貿易額不斷增長。支撐兩國間農產品貿易不斷增長的農產品主要類別是什么,這些農產品又具有何種屬性,這是分析中韓兩國農產品雙邊貿易結構的核心內容。
1.主要類別。2007年中國出口至韓國的農產品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玉米”(1005)、“凍魚”(0303)、“制作或保藏的甲殼軟體動物等水生無脊椎動物”(1605)、“小麥及混合麥”(1001)、“活鮮冷凍干鹽腌漬的軟體及水生無脊椎動物等”(0307)、“活魚”(0301)、“非醋方法制作或保藏的其他未冷凍蔬菜”(2005)、“冷凍蔬菜”(0710)、“用其他方法制作的未列名果品及食用植物”(2008)、“制作或保藏的魚;鱘魚子醬及魚卵制的代用品”(1604)。2003-2007年間,(1005)、(0303)、(0307)和(0301)這四種產品一直穩居對韓出口前10的位置。
2007年中國從韓國進口農產品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活鮮冷凍干鹽腌漬的軟體及水生無脊椎動物等”(0307)、“固體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學純蔗糖”(1701)、“凍魚”(0303)、“鮮或干的其他堅果”(0802)、“其他處未列名的食品”(2106)、“濃度<80%的未改性乙醇;蒸餾酒等酒精飲料”(2208)、“鮮、冷、凍魚片及其他魚肉”(0304)、“調味汁及其制品;混合調味品;芥子粉等”(2103)、“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質的水”(2202)、“種植用的種子、果實及孢子”(1209)。2003-2007年間,產品(0307)、(1701)、(0303)和(0802)一直占據進口前4名。而產品(0307)、(1701)、(0303)、(0802)和(2106)五年來穩居進口前10的位置。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出口到韓國的主要農產品的貿易量較為穩定,所有產品的變異系數均小于100,其中貿易量最為穩定的是“活鮮冷凍干鹽腌漬的軟體及水生無脊椎動物等”(0307)。2003-2007年中國從韓國進口的主要農產品的貿易量也非常穩定,所有產品的變異系數也均小于100,其中變異系數最小的是“鮮或干的其他堅果”(0802)。因此,中韓兩國間主要貿易農產品的品種較為穩定,而且品種的波動幅度較小。
2.基本屬性。本文借鑒盧鋒等(2001)對農產品的分類,將農產品按照其“屬性”分成6個子類,分別是:大宗農產品;畜產品;水產品;蔬菜水果等園藝類產品;飲料及煙草;其他農產品[5]。從兩國農產品貿易的屬性來看,2003-2006年間中韓兩國進出口的主要農產品種類比較穩定。在出口排名前50的農產品中,出口產品種類最多的是“其他”,之后依次是“大宗農產品”、“園藝類產品”、“水產品”、“飲料及煙草”、“畜產品”;在進口排名前50的農產品中,進口產品種類最多的是“園藝類產品”,之后依次是“大宗農產品”、“其他”、“水產品”、“畜產品”、“飲料及煙草”。2007年中韓兩國進出口產品的波動較大,在出口產品中“其他”類產品比上一年減少了7項,排在了出口的第二位;在進口產品中,“其他”類產品比上一年增加了7項,排在了進口第一的位置。可以看出,“大宗農產品”和“其他”類產品是中韓兩國相互進出口最多的農產品種類。
三、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結構
中國一直是韓國重要的農產品進口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中韓農產品貿易對韓國更為重要。中國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到底處于何種地位,主要競爭對手是哪些,了解這些問題對于擴大中國農產品的對韓出口具有重要作用。
1.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總體情況。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巴西、日本、俄羅斯、新西蘭、加拿大、阿根廷和越南依次是2007年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排名前10位的國家。從時間序列上看,2003-2007年間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相對穩定,上述國家是韓國主要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從該表還可以看出,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排名前4位的國家基本沒有變化,除2005年和2007年中國由第二升至第一外,其他年份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排名前4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和巴西。由此可見,美國、澳大利亞和巴西是中國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
2.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市場份額。2003-2007年間中國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所占份額維持在20%左右,美國和中國差不多。從這五年的平均值看,中國為21.70%,美國為21.85%,美國略高于中國。2007年澳大利亞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的比重為9.58%,約是中國和美國的一半份額。巴西是韓國農產品第四大進口國,所占份額雖然不高,但比較穩定,2003-2007年間的份額在4.38%-5.80%之間波動。從2003-2007年間各國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所占份額變化情況來看,中國和美國均呈現微弱的負增長狀態,而澳大利亞和巴西均為正增長,其中澳大利亞的年均增長率達到7.75%,巴西為1.57%。可以得出,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上,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澳大利亞和巴西所占份額雖然不高,但卻不容忽視。
四、結論
總體而言,中韓兩國耕地資源稀缺,韓國在農業生產技術上具有優勢,而中國在勞動力資源方面具有優勢,這是中韓兩國農產品雙邊貿易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中韓自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農產品貿易雖然出現三次較大的波動,但并沒有改變總體呈溫和增長的發展趨勢,也沒有改變中國對韓國農產品貿易一直處于順差狀態的基本格局。從比重上看,中韓農產品貿易對韓國而言顯得更為重要。近年來中韓兩國間主要貿易農產品的品種較為穩定,而且品種的波動幅度較小。從兩國農產品貿易屬性看,“大宗農產品”和“其他”類產品是中韓兩國相互進出口最多的農產品種類。近年來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相對穩定,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和巴西是韓國最重要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巴西是中國在韓國農產品進口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
參考文獻:
[1]崔渶敦,王要武.中韓貿易的現存問題研究[J].商業研究,2008(3):118-122.
[2]商務部外貿司.農產品出口“十一五”發展規劃[R].北京:商務部,2006.
[3]田維明.中日韓農產品貿易現狀和前景展望[J].農業經濟問題,2007(5):4-11.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失衡；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
根據傳統彈性理論，本幣升值有利于進出，而抑制出口。近幾年來，人民幣一直在升值，貿易順差反而繼續擴大。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貿易收支究竟有多大的改善作用值得商榷。
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迅速發展，貿易額持續快速增加。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的擴大為兩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中美貿易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美國常指責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從而造成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因而多次要求人民幣升值。但是，匯改以后，中美貿易失衡的狀況并未得到改善。面對貿易差額繼續擴大的窘境，美國仍然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那么，人民幣幣值的變化與中美貿易之間究竟有沒有相關性？人民幣被低估是否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因素？這些問題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正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獻綜述，評述了國內外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實證分析，選取了2005年匯改以來的月度數據，驗證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美貿易之間的相關性。第三部分根據實證分析結論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 文獻綜述
從目前國內外理論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有關匯率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通常分為兩類：中性論和非中性論。中性論，即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匯率的變動對一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趨于零；非中性論指匯率變化對貿易收支有正的影響，或負的影響。①
（一）國外研究
國外很多學者對此問題做過研究，主要有兩類觀點：
1.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美中貿易
BaaK Saang Joon（2008）②選取1986―2006年的季度數據，用協整向量回歸模型檢驗中美雙邊實際匯率對兩國貿易的影響。研究表明，人民幣貶值時，中國對美出口提高，即美中貿易收支改善。Krugman和Baldwin(1987) ③、Heikie與Hooper(1987)④及Moffett（1989）⑤分別對美元實際匯率與美國的貿易收支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匯率貶值有利于改善一國貿易收支。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⑥ 認為，匯率在中美貿易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幣升值有助于中美貿易狀況的改善。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⑦認為，人民幣升值10%會使中國出口額下降1%，對進口貿易的影響并不明顯。這樣會使中國貿易順差減少，甚至出現逆差，從而改善美國的貿易收支。Chou.W.L.(2000)⑧發現，匯率波動對中國總出口有長期負影響。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波動會對中國外貿產生阻礙作用，也意味著對美國外貿有利。Menzie D.Chinn(2004)⑨通過對美國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美國大量的貿易逆差，特別是對華貿易赤字需要通過匯率和收入的綜合調節才能得到緩解。Pingfan Hong，Rob Vos和Keping Yao(2008)⑩通過吸收理論、彈性理論等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認為中國應通過人民幣升值、刺激本國消費來改善目前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狀況。Zhenhui Xu(2008)也認為，長期內美國的貿易失衡需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盡管這個影響在短期內不明顯。
2.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失衡關系并不顯著
Rahman & Mustafa(1996)對美國1973―1992年季度數據研究發現，美元實際有效匯率與其貿易收支之間沒有系統的長期影響關系。Stephen Jeffrey(2006)從理論和實證角度說明人民幣升值難解美國貿易失衡。 Guangzhong Li，Jan P. Voon 和Jimmy Ran(2006)提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將會被人民幣實際匯率矯正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所抵消。
（二）國內研究
中國入世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也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1.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有顯著影響
許少強和馬丹（2005）采用Johansen檢驗對1994―2003年的季度數據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和中美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能夠緩解中美貿易順差，且實際匯率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因素，因而提高人民幣匯率可縮小中美貿易順差。盧向前、戴國強（2005）運用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1994―2003年的數據，證實人民幣實際匯率對中國進出口存在顯著影響。李海菠（2003），宋兆晗、卜建明、楊曉森（2008），曹瑜（2008）分別選取不同時期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都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指出實際匯率的變動可改善美中貿易。
2.二者關系不顯著
沈國兵（2004），任兆璋、寧忠忠（2004）分別對不同時期中美貿易關系進行計量分析，都認為中美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沒有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也不能解決美中貿易逆差的問題。謝建國、陳漓高（2002）分析了1978―2000年的數據，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對中國貿易收支的改善沒有顯著影響。曹陽、李劍武（2006），用AR-GARCH模型分析了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影響并不顯著。王細芳、葉全良（2008）對2005年8月至2008年2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二者不存在因果關系。葉永剛（2006）也發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二者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王中華（2007）運用協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實際匯率和需求等因素對中美、中日雙邊貿易收支的影響。他認為，實際匯率并不是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并指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真正影響中美雙邊貿易的因素是美國的需求。鐘永紅（2007）選取2001―2007年的季度數據，討論了實際匯率和收入等因素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短期還是長期，人民幣實際匯率并非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因素，而美國的國內需求才是罪魁禍首。因而人民幣升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中貿易逆差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根據彈性理論，本幣貶值會減少進口，刺激出口，從而減少逆差，改善貿易收支；而本幣升值會惡化貿易收支。無論是根據美方數據,還是中方數據,中美貿易逆差持續增加都是不爭的事實,那么中美貿易逆差擴大是否與人民幣幣值有必然聯系？本部分通過建立模型，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中美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檢驗二者的相關性。
（一）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個月度數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源自國際清算銀行, 匯率指數上升（下降）意味著人民幣升值（貶值）。中美貿易差額TB取自中國海關統計。考慮到其他可能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因素，本文又添加了諸多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A。外商直接投資額FDI源自和訊網。由于國際上只有季度和年度GDP，故此處用工業生產指數Industrial Production替代月度GDP。美國工業生產指數IPA源自美聯儲（以2007年為基期）。中國因為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故通過各月工業增加值來計算，同樣以2007為基期，得到各月工業生產指數IPC。
為降低異方差問題造成的影響，本文對相關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即主要討論LNTB、LNREER、LNFDI、LNIPA、LNIPC等五組變量序列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二）單位根（ADF）檢驗
由于宏觀經濟的時間序列往往都是不平穩的，若直接進行回歸估計，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在正式回歸估計之前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ADF檢驗。即xi=θ0+θ1t+(ρ-1)xt-1+ΣφiΔxt-i+εt。其中，表示一階差分，θ0表示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εt表示隨機誤差項。滯后階段根據AIC和SC準則進行選擇。原假設：H0：ρ=1；備擇假設：H1：ρ
雖然上述數列未通過ADF檢驗，但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若能通過檢驗，依然可以運用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框架進行協整檢驗，從而得到回歸結果。表2是對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的ADF檢驗結果。
根據表2得出：各變量的一階非平穩序列檢驗的ADF統計量均小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這五個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滯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所以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
（三）協整檢驗
協整理論用于描述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的長期均衡關系。對于非平穩序列，只有當它們存在協整關系時，才能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通過ADF檢驗，證實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美貿易差額、FDI及中美兩國的工業生產指數各時間序列都為一階單整。那么就可以進行協整檢驗以得到回歸結果。
1. E-G協整檢驗
設定中美貿易收支的方程為
LNTB=α+β1*LNREER+β2*LNFDI +β3*LNIPA +β4*LNIPC+ε。其中β1、β2、β3、β4分別表示中美貿易收支對各種因素的彈性。
協整分析一般用E-G兩步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兩種方法。本文采用E-G兩步法：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對因變量和自變量進行回歸，然后再把回歸得到的參數進行單位根檢驗。若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回歸方程的設定就是合理的，說明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首先對各變量進行OLS回歸，得到的回歸方程為：
LNTB=-5.029635-0.311991*LNREER-0.171339*LNFDI+1.998521*LNIPA+0.630654
(-1.096837) (-0.565038)(-1.974597)(3.368937)
*LNIPC
(5.916940)
R2=0.509978 D.W.=1.235412 F-statistic=15.87108
結果顯示：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t=1.296），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t值都不顯著，而其他幾個因素的t統計量都是顯著的。這說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而其他幾個因素對中美貿易收支都有顯著影響。其中，FDI增加1%，中美貿易順差減少0.171339%；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增加1%，中美貿易收支增加1.998521%；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增加1%，中美貿易收支增加0.630654%。
第二步，檢驗殘差的單整性：與上述ADF檢驗步驟類似，對殘差序列et進行ADF檢驗。經試驗發現，ADF檢驗式中時間趨勢項和截距項均不顯著，因此應用模型1的形式進行檢驗，結果如下表：
從該表的檢驗結果來看，在1%顯著性水平下，可拒絕原假設，即殘差序列是平穩的。這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LNREER與中美貿易順差LNTB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2.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序列LNTB、LNREER、LNFDI、LNIPC和LNIPA均是I(1)，而對它們進行協整回歸后得到的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此，序列LNTB、LNREER、 LNFDI、LNIPC、LNIPA之間存在（1，1）階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以穩定的時間序列et作為誤差修正項，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誤差修正項ECMt-1為：
et =λ*[LNTBt+θ1*LNREERt-1+θ2*LNFDIt-1
+θ3*LNIPAt-1+θ4*LNIPCt-1]
用直接估計法來估計ECM模型，估計式為：
DLNTBt=β1*DLNREERt+β2*DLNREERt-1
+β3*DLNFDIt+β4*DLNFDIt-1+β5*DLNIPAt+β6
*DLNIPAt-1+β7*DLNIPCt+β8vDLNIPCt-1+λ
*LNTBt+α1*LNREERt-1+α2*LNFDIt-1
+α3*LNIPAt-1+α4*LNIPCt-1
同樣，對此模型進行估計，得到：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
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
*DLNFDIt-1+0.506698*DLNIPAt-0.922723
*DLNIPAt-1+0.156257*DLNIPCt+0.708610*
DLNIPCt-1-0.543386*LNTBt-0.520638*LNREERt-1
-0.223588*LNFDIt-1+0.829341*LNIPAt-1
+0.472616*LNIPCt-1
R2=0.629978.
將上式寫成誤差修正模型的形式為：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DLNFDIt-1
+0.506698*DLNIPAt-0.922723*DLNIPAt-1+0.156257
*DLNIPCt+0.708610*DLNIPCt-1-0.543386
*[LNTBt+0.958137*LNREERt-1+0.411472*LNFDIt-1-1.526247*LNIPAt-1-0.869761*LNIPCt-1]
從上式可看出，LNTB關于LNREER的短期彈性為0.456468，LNTB關于LNREER的長期彈性為0.958137；LNTB關于LNFDI的短期彈性為0.046421，長期彈性為0.411472；LNTB關于LNIPA的短期彈性為0.506698，長期彈性為1.526247；LNTB關于LNIPC的短期彈性為0.156257，長期彈性為0.869761。
（四）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分析只是幫助我們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沒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此處要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證明。
從表4分析結果可以看出,LNREER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下都不是LNTB的Granger原因，而且LNTB也不是LNREER的Granger原因。即LNREER與LNTB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
（五）檢驗結果說明
本文采用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數據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他因素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美貿易收支與REER、FDI、中國GDP、美國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會擴大中美貿易順差。
第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即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非中美貿易收支變動的主要原因。
第三， FDI、中美GDP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也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其中，美國的GDP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彈性更大，即美國GDP的增加會使中美貿易收支有更大程度的增加。
三、政策建議
鑒于第二部分的實證檢驗結果，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并不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但實證分析中列舉的其他因素，如美國的GDP對中美貿易收支則有顯著影響。這就屬于美國內部因素，并非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因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此部分貿易逆差是沒有影響的。這就要求美國及其他指責人民幣被低估的人士重新認識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我們更應該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中美貿易失衡不僅是單純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且是世界性的經濟失衡問題。為改善中國對外貿易失衡，我們需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擴大內需
一個經濟體的運行，主要通過需求來拉動。從需求的空間構成看，出口需求屬外部需求，而投資和消費屬內部需求。擴大內需實質就是擴大國內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
一方面，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各國之間的經濟聯動性提高，一個經濟體出現漏洞，就有可能波及整個國際經濟體系。因而，我們必須構筑一道堅實的防火墻，使中國的經濟體系不至于被國際經濟動蕩所動搖甚至摧毀。那么，內需才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經濟體過于龐大，中國的產出需要比本國現有的需求更為廣闊的市場。而國際市場是有限的，并不能全部吸收中國的巨額產出。如果內需過少，過多地出口，勢必會造成國家之間較強的貿易摩擦。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國的出超地位使得中國頻遭各貿易伙伴的責難，貿易糾紛也源源不斷。因此，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和平穩運行，主要還是靠內需。
（二）完善人民幣匯率改革
近些年來，很多國家認為，人民幣被低估是造成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實證檢驗表明，人民幣匯率并非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也無助于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目前我們應該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這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經濟復蘇和穩定發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更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根據全球經濟波動的形勢，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應該是一個更加靈活的、可以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雙向運行機制。因此，人民幣匯率也應該反映市場的實際供求關系。應該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穩定。
（三）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要改善對外貿易結構首先應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不僅要增強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而且更要提高其質量和技術性能上的優勢，逐步減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高新技術產品的依賴程度，提高我國自身制造業的水平，盡快完成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勞動、資源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變，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巨大調整和升級。
與此同時，應該提高對外貿易產品的質量和檔次。雖然我國出口大于進口，但是進口的主要是高新技術產品，而出口的大都是廉價低質的產品。一方面，這種低檔商品不能滿足歐美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求。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低檔商品的市場越來越小。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很快就會消失。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存在很多質量問題，很容易遭受歐美發達國家各種質量認證體系的責難。鑒于這些方面的因素，在加強國內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我們應該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逐步改善以初級產品和制造品為主的貿易結構，逐步樹立中國“貿易強國”的地位。
注釋：
① 周惠：《人民幣匯率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8頁。
② BaaK Saang Joon. The Bilateral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J].China Economic Review, Jun 2008, Vol.19 Issue:117-127.
③Krugman, A.O., and R.Baldwin. The Persistence of U.S. Trade Defici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s Activity, 1987.
④Heikei, W.I.,and P.Hooper. The U.S. Deficit in the 1980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1987, No.304.
⑤Moffet, M.H. The J-curve Revisited: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89,8(3):425-444.
⑥Won W. Koo, Renan Zhuang.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3):362-373.
⑦Jaime Marque, John Schindler. Exchange-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15(5):837-853.
⑧Chou, W. 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61-79.
⑨Menzie D.Chinn. Incomes, Exchange Rate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Once Aga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4 (3):451-469.
⑩Pingfan Hong, Rob Vos, Keping Yao. How China could Contribute to a Benign Global Rebalancing―A Model-based Policy Study. DESA Development Policy Seminar, 2008(5):1-50.
Zhenhui Xu.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Its Trade Balance with the U.S.[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4):714-727.
李露：《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1頁。
彭甚龍：《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貿易失衡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6月。
Guangzhong Li, Jan P. Voon and Jimmy Ran. Risk, Uncertainty and China’s Exports [J].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06(2):158-168.
許少強、馬丹：《人民幣實際匯率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新金融》2005年第2期12-16頁。
盧向前、戴國強：《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31-39頁。
李海菠：《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基于1973―2001年數據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7期62-66頁。
宋兆晗、卜建明、楊曉森：《“J”曲線效應與中美貿易收支》，《上海金融》2008年第1期22-26頁。
曹瑜：《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實際匯率升值兌中美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7期38-46頁。
沈國兵：《美中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的實證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05年第3期56-59頁。
任兆璋、寧忠忠：《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收支實證分析》，《現代財經》2004年第11期。
謝建國、陳漓高，《人民幣匯率與貿易收支：協整研究與沖擊分解》，《世界經濟》2002年9月27-34頁。
曹陽、李劍武：《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8期56-59頁。
王細芳、葉全良：《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關系的實證分析》，《財經視線》2009年第4期81-82頁。
葉永剛等：《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對外貿易收支的關系》，《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王中華：《貿易收支與實際匯率――中美、中日比較研究》，《經濟科學》2007年第3期88-96頁。
鐘永紅：《人民幣匯改對中美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統計觀察》2007年第9期83-84頁。
參考文獻：
[1] BaaK Saang Joon. The Bilateral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19).
[2] Chou W.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
[3] Guangzhong Li, Jan P. Voon and Jimmy Ran. Risk, Uncertainty and China’s Exports [J].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06(2).
[4] Jaime Marque, John Schindler. Exchange-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15(5).
[5] Menzie D.Chinn. Incomes, Exchange Rate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Once Again[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4(3).
[6] Pingfan Hong, Rob Vos, Keping Yao. How China could Contribute to a Benign Global Rebalancing―A Model-based Policy Study[J].DESA Development Policy Seminar, 2008(5).
[7] Won W.Koo, Renan Zhuang.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3).
[8] Zhenhui Xu.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Its Trade Balance with the U.S.[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4).
[9]曹陽，李劍武.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06(8).
[10]曹瑜.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實際匯率升值兌中美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8(7).
[11] 盧向前，戴國強.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J].經濟研究，2005(5).
[12] 彭甚龍.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貿易失衡研究[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3]沈國兵.美中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5(3).
[14]宋兆晗，卜建明，楊曉森.“J”曲線效應與中美貿易收支[J].上海金融，2008(1).
[15]王中華.貿易收支與實際匯率――中美、中日比較研究[J].經濟科學，2007(3).
[16]謝建國，陳漓高.人民幣匯率與貿易收支：協整研究與沖擊分解[J].世界經濟，2002(9).
[17]許少強，馬丹.人民幣實際匯率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J].新金融，2005(2).
[18]葉永剛等.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對外貿易收支的關系[J].金融研究，2006(4).
關鍵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11-0004-08 收稿日期：2011-04-19
舊的貿易理論包括古典貿易理論(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H-O理論)，它們分別以技術差異和要素稟賦作為貿易基礎，解釋了產業間貿易。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Krugman(1979，1980)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以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產品差異化和偏好多樣化為前提，以內部規模經濟作為貿易基礎，解釋了二戰之后興起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Helpman andKrugman(1985)將舊的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進行了綜合，同時，解釋了產業間貿易與產業內貿易。
無論是舊的貿易理論還是新貿易理論都以代表性廠商作為前提假設，該假設保證了所有廠商具有對稱性，便于求解國際貿易的一般均衡。然而，大量的經驗研究對這一假設提出了挑戰，于是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應運而生。Baldwin and Robert-Nieoud(2004)將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 Iradetheory)歸結為新新貿易理論的一個分支。該理論以Melitz(2003)為代表，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和固定進人成本，試圖解釋在同一行業內，不同生產率的企業在利潤最大化時的不同選擇，并分析了開放經濟(產業內貿易)和貿易自由化的影響。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個分支以Antras(2003)為代表，研究在契約不完全的前提下，企業如何選擇自身的產業組織形式，即跨同公司的內生邊界問題。
目前，針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文獻綜述主要有Baldwin(2005)、Bernard eIal(2007)以及Melitz(2008)。筆者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文獻綜述。
一、理論模型誕生之前的經驗研究
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模型誕生之前的經驗研究主要有Bernard and Jensen(1995，1999a，1999b，2001，2002)、Bernard and Wagner(1998)、Clerides et al(2000)、Aw et al(2000)、Pavcnik(2002)、Eaton et al(2004)、Robertsand Tybout(1997)、Tybout(2001)、Van Biesebroeck(2005)等。它們提出了舊的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一些企業層面的貿易現象，參考Bernard et al(2007)、Melitz(2008)、Wanger(2005)的綜述，筆者將這些現象概括如下：
第一、從事出口的企業很少，少數出口企業創造了一國絕大部分的出口金額，而且出口企業的出口額占其生產總額的比重很低，其生產的大部分產品用于同內銷售。如美國，2000年在550萬家制造業企業中僅有4％的企業選擇出口.而且排名前10位出口企業的出口金額之和占美國出口總額的96％。
第二、相對于非出口企業而言，出口企業生產率更高、規模更大(不論是產H{還是雇傭工人的數量)、支付的T資也高。許多文獻檢驗了企業生產率與出口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表明：一方面，制造業企業存在一種事前的自選擇效應(ex-ante self-selection effect)，即只有那些生產率足夠高的企業才會選擇出口(并且兼顧內銷)，生產率低的企業只從事內銷。另一方面，少數針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經驗研究表明出口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其作用機制可能是“干巾學”效應(1earninghy doing or learning hy exporting)。此外，企業從事生產和出口都須付出進入成本，這對企業的出口選擇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第三、貿易會造成再分配效應(reallocationeffect)。隨著貿易壁壘的降低和貿易自由化的推進，高生產率的出口企業能更好地在行業中生存和發展，而非出口企業特別是那些生產率很低的企業則容易停產倒閉或退出行業，全行業的平均生產率會隨之而提高。這種現象與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優勝劣汰機制十分相似。
總之，上述經驗研究表明在同一個行業內，企業在生產率和規模上存在異質性，而且不同企業的生產、銷售和出口決策不同。這是此前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企業層面的貿易現象，于是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二、理論模型的誕生
上述經驗事實催生了一系列理論模型，Melitz(2003)、Melilz and Otlaviano(2008)、Bernardef al(2003)、Jean(2002)、Asplund and Nocke(2006)都是這一領域的開篇之作。其中前三者的影響最為廣泛。
(一)M e Iitz(2003)與MeIitzandOttaviano(2008)
Melitz(2003)在Krugman(1979，1980)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在企業生產技術異質性方面，Melitz參考了Hopenhayn(1992)的建模方式，在消費者偏好方面則參考了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CES效用函數。
Melitz的模型有兩個核心假設：第一、異質性假設：企業的生產率具有異質性，企業的邊際成本由一個外生的概率分布隨機決定，為了求出理論模型的解析解通常假設該分布為帕累托分布。第二、沉沒成本假設：企業進人一個行業首先必須付出進入成本或者說沉沒成本(stink entry cost)，進入行業之后才得知自己的生產率水平，如果企業選擇出口，還需進一步支付出口的固定成本，以及“冰山”運輸成本(iceberg transportation cost)。另外，企業在每一期都有可能受到隨機的、負面的技術沖擊，使其出現虧損而退出行業。
主要結論：由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企業對未來利潤的預期改變，使更多企業進入某一行業，由于要素市場價格上升(Melitz，2003)或產品市場的加成率下降(Melitz and Ottaviano，2008)，市場競爭加劇，優勝劣汰的過程體現為自選擇效應與再分配效應：生產率最低的企業人不敷出、退出行業；生產率居中的企業只從事內銷；生產率最高的企業
既從事內銷又從事出口，而且資源會從生產率低的企業流向生產率高的企業，實現優化配置，但一國企業總數減少。因此，只有生產率足夠高的企業才會從事出口，因為只有這樣的企業才能支付高額的進入成本，并實現盈利，而且利潤的高低與企業的生產率水平成正比。
此外，貿易使一國總體福利提高，有兩個來源：首先，外國廠商的進入使消費者滿足了偏好多樣化。其次，上述優勝劣汰的過程使行業的進入門檻提高，一國總體生產率提高。
(二)Berna rd et aI(2003)
Bernard et al(2003)則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礎上，引入了Bertrand寡頭壟斷和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并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由Fr 6 ehet分布隨機決定，而且廠商的加成率會隨著消費者需求的價格彈性改變而調整。校準和模擬(calibration andsimulation)的結果表明，該理論模型亦能較好地解釋前文所述的經驗現象。
(三)Jean(2002)與AspI und and Nocke(2006)
這兩篇文獻的建模思想與Melitz(2003)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結論也大致相同，只是在企業異質性的建模方面有所不同。Jean(2002)假設不同企業的邊際成本采用離散的方式，由低到高進行單調遞增的序數排列。Asplund and Nocke(2006)則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服從馬爾科夫過程(Markov process)。
三、理論模型的拓展與經驗研究的檢驗
理論模型誕生之后，學界從兩個方面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進行了完善。首先是理論模型的拓展：Melitz的建模思想被廣泛應用到以異質性企業作為微觀基礎的各種理論模型。其次是經驗研究：學者們利用各國制造業企業的數據進行了校準模擬和計量檢驗。以下將介紹該理論在11個方面上的拓展以及相關的經驗研究。
(一)非對稱國家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Falveyet al(2004，2006)將Melitz的模型拓展為非對稱國家的情形(asymmetric countries)，結果表明在各國市場規模不同且存在國別技術差異的前提下，對于技術水平更高的國家而言，貿易開放所帶來的優勝劣汰過程將更加顯著，低生產率的企業淘汰率更高，幸存下來的企業平均生產率和平均利潤也會更高。
(二)異質性企業與對外直接投資這一研究方向涉及異質性企業的組織形式或者說內生邊界問題，是新新貿易理論兩個分支的交叉點，筆者將其具體分為三個領域：
1.Helpman et al(2004)在Melitz(2003)的基礎上引入了異質性企業的水平FDI(horizontal FDI)，結論表明一國由封閉經濟轉向開放經濟，生產率最高的企業會選擇水平FDI和內銷，生產率次之的企業會選擇出口和內銷，生產率再次之的企業只從事內銷，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被淘汰。此外，一系列針對制造業企業的經驗研究對該理論模型提供了佐證，如Head and Ries(2003)、Girma et al(2005)以及Yeaple(2009)。
2.Antras and Helpman(2004，2008)研究了異質性企業在契約不完全的條件下所面臨的企業組織形式的選擇。假設企業需要兩種生產要素：來自母公司的技術支持以及中間投入品，結論表明：對于第一類要素密集型的行業，根據生產率由高到低，異質性企業會分別選擇垂直FDI(intra-firm trade)、國際外包(arm's length trade)、國內一體化和國內外包；對于第二類要素密集型的部門而言，所有企業都會選擇外包，生產率高的企業選擇國際外包，生產率低的企業則選擇國內外包。此后，Kohler and Smolka(2009)和Yeaple(2006)不僅對該理論模型提供了經驗支持，還指出國際外包多出現于資本密集型行業，垂直FDI則多出現于企業異質性顯著的行業。
3.Nocke and Yeaple(2007，2008)分析了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兩種方式：綠地投資(Greenfield FDI)與跨國并購(cross-borderacquisitions)，結論表明只要各同存在生產成本上的差異，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選擇綠地投資，牛產率低的企業則選擇跨國并購。
(三)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與H-O理論、新貿易理論的綜合Bernard et al(2007)結合了H-O理論、新貿易理論和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構造了一個既包含要素稟賦差異又包含異質性企業壟斷競爭的大綜合模型，既可以解釋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又可以解釋企業層面的貿易現象。該模型表明：H-O理論的核心結論依然成立，而且貿易開放后，一國根據其資源稟賦所確定的比較優勢行業會吸引更多的廠商進入，導致該行業競爭加劇。隨著企業優勝劣汰，該同總體生產率提高、進入行業的門檻提高，而且比較優勢行業相對于比較劣勢行業而言，其門檻提高得更多：
(四)異質性企業的動態模型Ghironi and Mclitz(2005，2007)、Bilbiie etaI(2006，2007a)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的宏觀經濟模型中引入企業乍產率的異質性、沉沒成本和生產時滯(time-to-build lag)，將異質性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作為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微觀基石{f{，闡述了在外生隨機技術沖擊或者政策沖擊下，異質性企業微觀決策的變化將如何引發經濟波動。此外，Bilbiie et al(2007b)則將異質性企業理論與新凱恩斯經濟學。相結合，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模型中引入名義價格黏性和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解釋了經濟波動，并分析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CK)內生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此前的模型都假設企業的異質性是外生的，即企業的生產率由某一概率分布隨機決定。Yeaple(2005)、Namini antiL^pez(2006)、Ederington and McCalman(2008)以及Hanson and Nielsen(2007)則試圖將異質性內生化，使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由利潤最大化時的技術選擇或要素選擇來決定。這類理論模型表明只有那些采用高技術、高水平人力資本的企業才會選擇出口，而且貿易自由化會鼓勵企業采用更高水平的技術、促進技術的傳播和擴散，使一同的平均生產率提高。
(六)生產多種產品的異質性企業與企業的內生產品選擇Bernard et al(2010a)針對美國制造業的經驗研究表明企業的產品種類變化(productswilehing)十分普遍，每五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企業新增產品類型或放棄原有的產品類型，而且生產多
種產品的企業(multi-product firms)要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laeovone andJavorcik(2008)針對墨西哥的經驗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對此，學者們在理論上給出了一些解釋，具體分為兩個領域：
1.企業對產品類型的內生選擇。Bernard el al(2005，2009)解釋了異質性企業的產品選擇機制，結論表明只有生產率足夠高的企業才會選擇同定成本高的產品類型，一旦市場環境發生改變，企業對產品類型的決策也會發生改變。Mayer et al(2010)則表明市場規模和競爭的激烈程度都會影響企業的成本加成定價及其對產品類型的選擇。
2.貿易自由化對企業產品范同的影響。Baldwinand Gu(2006)研究了雙邊關稅下調對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Feenstra and Ma(2007)則表明貿易開放后，少數生產率高的企業得以幸存，而且會增加其所生產的產品種類。Eekel and Neary(20lO)表明全球化給企業帶來了更大的市場需求，使企業在單一產品上的產量增加，但是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會促使企業縮小產品范圍，集中資源生產那些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產品。Bernard et al(2010b)則指出貿易自由化會使企業放棄最不成功的產品類型，而且出口多種產品的企業也會同時擁有多個出口目的地，出口到每個目的地的產品也不止一種。
(七)異質性企業與新經濟地理Baldwin and Okuh0(2006a.2006b)將異質性企業理論與新經濟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相結合，解釋了異質性企業的區位選擇和國際產業集聚現象，模型表明貿易開放后，生產率最高的企業會率先將工廠搬遷到消費者更多、市場更大的國家和地區，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并產生“本地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而且貿易成本下降會加速這一進程，最終使東道國的平均生產率得以提高，母國的平均生產率下降。
(八)異質性企業與內生增長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04，2006)將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和新增長理論相結合，研究了貿易開放對一國內生經濟增長的影響。該模型表明貿易開放對內生增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貿易開放使異質性企業優勝劣汰，進入行業的門檻提高，不利于企業的研發(R&D)，對經濟增長有負面作用；另一方面，貿易促進了技術溢出和知識擴散，有利于經濟增長。因此，貿易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取決于上述兩種影響的凈效應。
(九)異質性企業與引力模型傳統的引力模型分析雙邊貿易量的變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比如貿易伙伴之間的地理距離、各國的收入水平(GDP)等。Chancy(2008)將企業的異質性引入了引力模型，并將雙邊貿易量分解為“集約的邊際”與“擴展的邊際”，分析了貿易壁壘下降對雙邊貿易量的影響，結論表明隨著需求的替代彈性不斷上升，貿易壁壘下降所帶來的貿易自由化對雙邊貿易量的促進作用不斷減弱。
(十)貿易自由化對企業自主創新及行業生產率的影響一些經驗研究表明在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企業不僅決策是否出口，還會考慮技術創新，如：Aw et al(2007)、Bustos(2007)。還有一些經驗研究表明出口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體現出“干中學”效應，如：De Loecker(2006)、L 6pez(2005)。此后，Costantini and Melitz(2007)構建了動態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通過遞歸求解、校準和模擬，為上述兩大經驗現象提供了理論解釋。Long eI al(2009)與Atkeson and Burstein(2010)則在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中引入了企業內生的研發決策，并以此作為微觀基礎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企業自主創新和行業總體生產率的影響。
(十一)貿易自由化與貿易政策的福利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Baldwin and Forslid(2010)對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進行了詳細的福利分析，結果表明不論是可變貿易成本下降還是固定貿易成本的下降。，都可以帶來貿易自由化，并使一國的總體福利提高，而且會出現類似Stolper-Samuelson定理那樣的收人分配效應。J?rgensen and Schr?der(2008)則證明了對于兩個對稱國家的產業內貿易而言，存在一個最優的雙邊從價關稅(optimal bilateral ad valorem tariff)，使各國與世界的福利實現最大化，倘若兩國進行互惠關稅減讓，福利反而會下降。
Egger and Kreickemeier(2009)與Helpman et al(2010)分析了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結論表明：與封閉經濟相比，貿易開放使一國總體福利提高，對于差異化產品的壟斷競爭行業而言，出口企業支付的工資更高，而且隨著資源從低生產率的企業流動到高生產率的企業，企業的平均利潤和工人的平均工資都將上升，但是工薪差距(wagedifferential)會拉大，失業率會上升。
四、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文獻利用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建議，這類文獻包括李春頂(2009a，2009b)、李春頂和王領(2009)。
第二類是經驗研究，利用中國的企業數據來驗證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正確性和適用性，這類文獻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
第一個方向研究中國出口增長的因素分解。首先，錢學鋒(2008)、錢學鋒和熊平(2009)分析了中國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口擴張主要源自集約的貿易邊際，而貿易成本的變動對中國出口增長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擴展的貿易邊際。其次，盛丹等(2011)運用中國工業部門1998～2001年的企業數據，分析了基礎設施對中國企業出口的影響，結果表明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對中國出口增長的影響更多體現在擴展的邊際，而非集約的邊際。再次，施炳展(2010a，2010b)采用1995～2004年的六分位貿易數據將中國的出口增長分解為廣度增長、數量增長與價格增長(三元邊際)，結論表明數量增長是中國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廣度增長與價格增長的貢獻極其有限，而且這一結論對于不同出口目的地、不同出口產品均成立。
第二個研究方向是中國企業的生產率與出口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首先，貿易的事前自選擇效應在中國并不成立：李春頂(2010)、李春頂和尹翔碩(2009)指出中國企業存在“生產率悖論”，他們選取1998～2007年中國30個行業約300萬家工業企業，以近似全要素生產率(approxim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作為企業生產率的衡量指標、以總產值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指標，經驗研究的結果表明：同一行業內，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反而高于出口企業的生產率，生產率越低的企業出口越多，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現象越來越顯著，行業范圍不斷擴大。其次，貿易的事后“干中學”效應在中國也不成立：李春頂(2009e)、李春頂和尹翔碩(2009)、李春頂和趙美英(2010)都表明出口并沒有顯著提高中國企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出口的技術溢出效應在我國并不顯著。再次，施炳展(2010c)采用1992～2004年中同對166個國家的出口數據進行了經驗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存在大量的零出口現象(特別是中高技術產品)，而且該現象的分布受到地理距離、關稅水平、貿易費用、進口國收入水平、產品替代彈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五、現有文獻的不足與未來的研究方向
現有的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有兩點不足：一是理論建模的缺陷，二是對現實的解釋力有待商榷。首先，現有的文獻大都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由某一外生的概率分布隨機所決定，即使一些學者試圖通過企業自主選擇生產技術或要素投入(如人力資本)使異質性內生化，但可供選擇的技術水平或人力資本水平仍然是隨機決定的，上述異質性的假設如同一把雙刃劍，它簡化了模型的分析，卻使企業異質性的來源成了一個謎，因此異質性的內生化問題仍然是未來的研究難點。其次，主流的理論文獻無法解釋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悖論”現象，這也是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其他的研究方向還包括：第一、市場結構問題：可以將現有的壟斷競爭模型拓展為不同廠商在產品質量上相互競爭的情形(也稱為垂直差異化問題)：第二、貿易的二元邊際問題：不僅一國之內各出口企業的二元邊際存在差異，而且在不同國家之間、甚至在出口和進口兩方面也存在著二元邊際的差異。第三、進口企業的異質性問題及其與生產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具體針對中國出口企業在同一行業內的“生產率悖論”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Melitz(2003)的基礎上，從固定成本或進入成本的角度建立理論模型來解釋該現象：對于巾國大部分出口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的中小企業)而言，從事出口的同定成本要比國內市場的進入成本低，這些企業大都只需承擔原料采購和生產成本，無需負擔出口運費、保費和國外市場的營銷成本；若從事內銷則還需付出國內運費、渠道建設、廣告營銷等費用，另外國內市場分割也使得國內市場的進入成本較高。通過求解模型在開放經濟下的一般均衡，可以得知生產率低的企業只從事出口，生產率高的企業從事內銷，因為只有生產率足夠高的企業才有能力支付高額的國內市場進入成本，并實現盈利，這便解釋了“生產率悖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