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8 11:36:4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博士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關鍵詞：廣播電視；市場經濟；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廣電系統在體制上正經歷著一場巨大變革，特別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隨著有線、無線臺的合并，地市臺的職能轉變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團化正是廣電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我國的廣播電視又是特殊的產業，必須正確處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產業屬性的關系，既不能因為它的特殊性而不強調它的產業發展，也不能因為它的產業發展而忽視它的特殊性。
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廣播電視是黨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傳思想文化陣地，正確處理好廣播電視事業與黨委、政府的關系，是廣播電視事業改革成敗的關鍵，是廣播電視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廣播電視事業由黨委宣傳部領導，政府有關部門實行行業管理。黨委宣傳部的領導體現在管集團的輿論導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門主要是對集團實行社會化的行業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為廣播電視的發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務，以促進廣播電視行政部門的職能轉變，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務還包括將廣播電視的發展與我國廣電體制改革、戰略改組以及廣播電視立法結合起來。
只要有階級，無論是什么國家，廣播電視都帶有政治屬性，講求社會效益，強調宣傳管理。就連自我標榜最自由化的美國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戰爭，美國軍方加緊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大量提供對己有利的宣傳材料，限制對己不利的新聞報道。3月31日，兩名美國記者被控違反報道規定而遭到封殺。我國廣電業既有一般行業屬性，又有意識形態特殊性；既是大眾傳媒，又是黨的宣傳思想陣地，事關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負有重要社會責任。我們不僅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以宣傳工作為中心，以正確的輿論導向為前提，以做好黨和政府的喉舌為己任，同時也必須充分認識和重視其產業屬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就沒有聽眾觀眾，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的任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廣播影視事業在發展速度，擴張規模上，要做到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同步，與世界傳媒業相匹敵，必須突破原有的思想認識、思維方法、工作模式、運行機制，確立跨越式發展的新思路，特別是要把宣傳功能和產業功能進一步開發起來。
加強宣傳管理與產業經營并無矛盾，只有加強宣傳管理，產業經營才更規范；只有加快產業經營才能發展壯大宣傳規模，加強宣傳力度。
當社會信息化環境趨于成熟和企業內部組織規模膨脹的時候，最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在信息產業化進程中，媒介的資本運營問題。“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行政力量始終是一頭獨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對廣電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表現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行政力量的強大力量整合資源，推進改革的進程。”行政整合還包括完善激勵機制，整合人才資源；推動理論創新，整合智力資源；推動技術挖潛，整合設備資源；增強傳播實效，整合宣傳資源；實施項目制，整合節目資源；強化資本運營，整合社會資源。必須指出，行政整合雖然是中國電視業改革進程中一個階段內的必然結果，但不是最終方向。
產業經營的目的是在市場中追求利潤最大化。“市場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夠以交換來滿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潛在顧客組成。”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有時候會出現短期利潤與長期戰略發生沖突的現象。每當遇到這種沖突時，有眼光的企業家通常以選擇后者為上策。比如一批虛假醫療廣告的投放可能會在短期中獲取豐厚的利潤，但當這些虛假廣告被廣大患者識穿時，就會嚴重影響到媒體的社會形象。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特別重視追求長遠利益，它把企業的長遠利益與日常報道結合起來，無處不體現出著眼大處的遠瞻風范。由于我國的政策規定不準國外的資本、民間的資本甚至行業。廣電作為一種特殊的行業，可以稱為壟斷行業廣播電視是獨家經營的，廣告是壟斷的，播出是壟斷的。視頻業務是有線電視網的強項，還有政府政策上的壟斷保護，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證，掌握著壟斷性的行業資源。電視網絡成了廣電安身立命的根本。通過有線電視網絡播節目、播廣告，通過有線電視網絡開展數字電視、視頻點播、互動電視、立體電視等，這些都屬于“壟斷性”項目。隨著國外傳媒的“入侵”，隨著做強做大的要求，還必須積極應對競爭。壟斷是相對的，競爭是絕對的。比如，行業內臺與臺之間，頻道與頻道之間搶收視率就是競爭；行業外增值業務中的寬帶上網、IP電話、數據傳輸等的開展就是競爭。
注重品牌是廣播電視走向成功的做法。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買下20世紀Fox，并將其他資源納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經成為著名的新聞臺標識。品牌必須與相關資源有效配置，才能產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為了吸引一流人才，發揮他們的名人效應，CNN可謂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廣播電視事業屬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門，節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縮性很大。可見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順內部運行機制，在廣播電視內進行以實施成本核算、強化成本管理為突破口的改革尤為迫切。這一舉措，會極大地提高電視生產力，調動和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當然，這就需要對廣電的上十萬個原始數據資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廣播電視成本管理數據庫。現在不少電臺、電視臺開始以成本核算來采制節目，講求經濟效益。
伴隨著廣告業的飛速發展，廣告經營也逐漸占據了傳媒產業的主導地位，而廣告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興旺，因而經濟發達的省市的廣告收入遠遠高于經濟發展落后的省市，如果當地經濟發展有所波動，廣電產業的主業務必定殃及池魚。隨著境外傳媒的“落地”，電視廣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興的第四媒體的強勁沖擊，導致電視媒體的廣告經營發展緩慢。經濟上過分依賴廣告收入，就會導致產業結構的單一化。要把廣播電視事業做強做大，眼光只放在廣告一個目標肯定是不夠的，必須加緊在增值業務上做文章，開發新興產業，重視高新產業。所謂增值業務，是指有線電視公司利用富裕的網絡帶寬資源，開展電視信號轉播以外的業務，目前以寬帶上網的技術條件最為成熟，成為有線電視公司增值業務的主要內容。
目前，我國已成立的廣電集團宜采用專業化的經營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目標。核心競爭力是做強做大的一個核心因素，核心競爭力強調的一是組織，擁有與眾不同的特殊的資源整合；二是能幫助組織實現持續的競爭優勢；三是它具有價值性、延展性和別人很難復制的特點。
媒體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我國在幾十年的廣播電視節目制作中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他們在節目的采制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隨著產業化的發展，廣播電視事業更需要一批懂業務、會經營、擅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既精通廣電業務又深諳傳媒經營管理的高級人才。由于傳媒經濟發展迅速，競爭加劇，業界既需要專業人才，更急需復合型的高級管理人才。
【關鍵詞】新傳播語境 市級黨報 新聞評論 受眾
在傳播語境、背景、渠道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以獨到、深刻的思想觀點,為受眾提供有價值的見識和判斷,給人們以解釋、啟迪、思考,牢牢把握對新聞事件的解釋權,成為報紙等傳統媒體發揮自身優勢、構建權威話語權、應對新媒體挑戰的利器。基于這樣的認識,許多市級黨報對新聞評論的認識與重視被提到一個新的層面:評論的話題設置更加開放、多元,評論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延展。為受眾提供一種理性、客觀、專業的以及為主流價值和公共價值所認同的思考方式,成為市級黨報提高輿論引導力和增強自身影響力的有效路徑。從散布在不同版面上的政經、社會、文化、教育、體育、娛樂等的時評專欄,到設置專門的評論專版,新聞評論在市級黨報上占據了越來越多的版面空間。
一、市級黨報新聞評論面臨的挑戰
新聞評論一直被看作是報紙的旗幟和靈魂,是主流媒體權威性的最直接體現。一個時期的宣傳思想和宣傳步驟,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新聞事件面前,我們應該關注什么、忽略什么,應該反對什么、贊同什么,應該破什么、立什么,新聞評論都起著非常關鍵的引導作用。“評論往往是整個報紙宣傳的綱,抓好了評論工作這一環,就可以把全部報道工作貫串帶動起來。”與各級黨報一樣,這也是市級黨報始終高度重視“社論”、“本報評論員文章”等“大言論”的原因所在。
隨著新聞評論多種社會功能逐步被認識,報紙新聞評論的功能得到了有效拓展。通過大眾媒介建立社會的公共交流平臺,使彼此有一個認識和互相了解的場合,增進對異質文化及社會訴求的寬容和理解,是報紙等大眾媒介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報紙的新聞評論必須做到客觀公正,觀點鮮明,不失偏頗;其所提供的觀點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專業水準。比如,環境、氣候等專業領域分析預測等具有前瞻性觀點的新聞評論。對相同問題不同維度的分析研判所產生的觀點,可能截然相反,卻有利于人們對問題的整體把握。這些評論雖然得到編輯部的認可卻并非都代表編輯部的觀點,其更多的是體現評論者看問題的視角和認知水平。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來,網絡、3G等新技術手段日益普及并不斷推陳出新。如今,市級黨報讀者的訴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單一對方針政策的需求,發展到對知識性、信息性內容的需求;從過去對本地新聞的依賴性需求,發展到對全國、全球信息交流溝通的需求;從對現在發生的新聞事實本身的需求,發展到了對新聞發生成因、未來發展趨勢信息的需求。正因如此,報紙新聞評論也必須細化、專業化。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今天的報紙新聞評論許多屬于專業性評論,即專門評論一個特定的領域或題材,如球評、股評、國際評論甚至美術評論等。由于專業人才缺乏,做深、做強專業性新聞評論,對于市級黨報來說有很大的困難。
從實際情況看,市級黨報的新聞評論目前正處于一種尷尬的困境,其一,評論同質化,主要是作者與題材寫法的同質化,很多報紙的評論作者長久以來似乎就那么幾個人承包,甚至一稿多投多發,在題材寫法上,很多評論已經被公式化,八股化。其二,一些報紙評論的嚴肅性在泛娛樂化的調子下正在被消解……凡此種種,都很難讓市級黨報的新聞評論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廣度,難以真正體現權威性。面對新傳播語境帶來的這些新問題,作為市級黨報的新聞評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求積極的應對策略。
二、增強以受眾為本的新型社會功能
事實上,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社情輿情日趨復雜,作為基層黨報,市級黨報在有效發揮新聞評論的作用方面大有可為。
1、有效設置議題 回應民生關切
關注民生,促進科學發展,是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著眼點和落腳點。民生問題關系人們的切身利益。人民群眾關心、黨和政府關注,應該是市級黨報新聞評論設置議題的著力點。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利益的調整過程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時期,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不斷面臨新的考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市級黨報在新聞評論方面更需要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更需要聚焦熱點,關注難點,消弭冰點,尤其要關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回應社會關切,而不應該簡單回避矛盾。這就需要市級黨報通過運用新聞評論這種形式,強化分析引導,有效引導輿論并有效發揮輿論的監督的功能。
同時,由于新聞評論具有顯著的說理性與針對性,且在報紙的多個版面中往往具有較高的閱讀率,因此,報紙新聞評論的輿論監督功能也不可小視。如《南方都市報》,其在不同類型的評論欄目中,經常設置一些具有監督性質、對政府決策或重大社會事件表達觀點或提出建議的文章。可見,新傳播語境中的報紙新聞評論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著積極的關注,以其反映及時、影響廣泛的特性發揮著輿論監督的重要功能。其實,報紙正是通過新聞評論來樹立其權威性,可依賴性。
2、協助解讀 提供觀點 服務大眾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政府、企業、家庭以及個人的社會決策需求不斷上升,人們要求新聞媒體對政策、信息進行深入解讀,給受眾提供多角度、多層面的觀照與參考的要求也愈發強烈。不僅如此,新時期公眾的社會參與意識逐漸增強,發表言論、交流思想的積極性和整體水平更有所提高。也正是這種從曾經以媒體為主,到今天以媒體與公眾意見交流為主的主體性變化,決定了新時期的報紙新聞評論還有著面向廣大百姓的協助解讀功能。
除此之外,報紙新聞評論還擔負著為廣大受眾提供觀點的功能。面對形形的社會現象,新聞評論以理性的力量說服人們,為人們提供鑒別是非、善惡、美丑的思想準則,使人們透過事件本身對其復雜的內涵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對其暴露的問題有著更敏銳的感知,對其內在的意義和價值有著更準確的判斷,并最終做出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
最后,新聞評論還有服務大眾的功能。進入新時期,媒體面對的是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多元化的受眾,因此,報紙評論不僅要有指導性,注重導向價值,同時還要注重服務價值,從各方面體現其服務性,讓群眾滿意、受益,并得到啟發。
三、整合多方資源 合力互動
1、借力新媒體
報紙評論辦得好壞,與廣大讀者的支持分不開。對于一些重大事件和題材,報紙在運用社論、評論員文章等“大言論”加以論述和宣傳的基礎上,往往需要及時開辟群眾性討論專欄,對其輿論引導效應進行強化和延伸。這不僅有利于各界人士直接參與評說,而且更有利于集中群眾智慧,把評論宣傳搞得有聲有色、深入扎實。
要讓報紙評論的面目和語言鮮活起來,聲音來得更真實更切合民情,強化和延伸“大言論”的效應,需要編輯部與讀者的互動。編輯部一定要摒棄關門辦報和唯名家專家是瞻的錯誤思想,把讀者意識貫穿到日常工作的每個環節。要密切關注讀者的反應和動向,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從中汲取智慧,融入到編輯部的策劃中去。選編稿件時,應從滿足讀者需求和有利于取得良好宣傳效果出發,強化相關評論的輿論引導效應。從媒體競爭來看,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以后,平面媒體特別是市級黨報,不能再關起門來封閉辦報,必須自覺地融入時代潮流,開闊視野,更新觀念,增強國際眼光和戰略思維。
2、建立專家庫
報紙的評論,過去基本上以本報的評論員或資深編輯記者為主體,社外來稿為輔。但隨著評論刊發量的劇增,本報的作者已經難以勝任,因此不得不開門辦報辦刊。以往是報刊的評論員、雜文家為主體,隊伍比較單一,而今的評論與分析的作者有學者型、專家型與型(自由撰稿人或職業撰稿人)。
網絡時代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主流報紙要在評論領域建立優勢,必須建設自己的評論專家庫和評論寫作機制,為受眾提供具有專家水平的時政、財經、法制、文體、國際等分析。一方面,媒體要將自有的評論員培養成為不同行業的研究或評論專家;另一方面,利用平面媒體的影響力,匯集各行各業的專家為媒體供稿,或在媒體發表言論與意見。如,《深圳商報》在應對金融海嘯的報道中,每周組織一次“圓桌會議”,邀請各行業專家或領軍人物圍繞某一個主題展開討論,在“商報眼”的言論專版刊發。這一模式既有行業較高的專業水平,又有獨特的分析角度和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方式,是較好的報紙評論模式。
鑒于此,在新傳播語境中,報紙新聞評論在多元化的背景中與時俱進,在深度與專業性上不斷超越,正確引導輿論,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黨性修養,合理整合社會與新技術資源,必然會為報業在大眾傳媒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在社會效益與市場效益上獲得雙贏。■
發表核心論文每篇字數最好在4500字左右，一般普刊的論文字數要求在3000字左右，核心期刊相對來說論文字數要求較高，發表時間也比較長，自己投稿的話，成功率更是很低，有發表核心期刊的需求，可以咨詢本站編輯，為您提供專業的服務。
如果您是碩士或博士畢業，還是晉升職稱需要發表核心論文或普刊論文，都可以聯系我們。我們和眾多期刊合作，其中服務論文范圍包括：教育論文，經濟論文，醫學論文，科技論文，建筑論文等，您只需要提供詳細的論文和單位評職文件要求，我們會為您仔細分析評職要求，資深編輯老師還可以迅速的提供專業的服務，并及時與您溝通，保障論文成功發表。
選擇我們專業的服務機構—期刊之家網，有以下優勢：
1、審稿快：與雜志社長期合作，通過論文潤色，會大大縮短了投、審、刊的時間；
2、發刊快：凡是在本站編輯部投稿并確定錄用的稿件，可見刊快，并第一時間郵寄樣刊；
3、溝通好：專業老師對你的稿件編輯情況、排刊情況、見刊情況進行及時溝通；
4、有保障：有專業的論文編輯團隊，為您提供修改返修的論文服務；
關鍵詞總儲蓄率部門儲蓄率部門收入占比部門貢獻率
作
者梁東黎,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210093)
低消費率一高儲蓄率一直是困擾我國宏觀經濟的一大難題。對于這一問題,應該上升到福利經濟學的高度來認識。對微觀經濟來說,有著名的帕累托福利標準和其他福利標準。對宏觀經濟來說,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建立兩個福利標準。
一是就業標準。自從凱恩斯關注就業問題以后,各國政府或遲或早把提高就業率(降低失業率)作為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筆者只是把它上升為福利標準而已。就業增加,意味著總產量增加、總收入增加。在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的情況下,各個家庭的收入都會或多或少地增加。當然,如果考慮到人口增長因素,更為準確地說,標準應該是人均產量、人均收入。
二是消費標準。歸根到底,福利是通過消費實現的。消費增加,說明福利水平提高。消費增加受到收入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但是,在收入相等時,消費有可錢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的多少取決于消費率:消費率高,則消費多、福利高;消費率低,則消費少、福利低。更為準確地說,消費標準應該是消費率標準。在收入不變時,提高消費率可以使消費增加、福利提高。在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的情況下,各個家庭的消費都會或多或少地增加。
根據《國際統計年鑒》,按2005—2007(2008)年的均值來說,人均收入為2000—2700美元的四個國家的消費率:斯里蘭卡(2423美元)為84.0%,烏克蘭(2318美元)為78.6%,泰國(2640美元)為66.4%,中國(2275美元)為49.00/0。若人均收入相等,則消費率的差別就反映了消費額的差別。上述四個國家,人均收人大體一致,但消費率的差別導致消費額差別很大:斯里蘭卡的消費額為2035美元,烏克蘭為1822美元,泰國為1753美元,中國為1115美元。兩相比較,斯里蘭卡的人均收入為中國的1.065倍,而消費額卻為中國的1.825倍;烏克蘭的人均收入低于泰國,消費額卻高于泰國。
學術界對我國低消費率一高儲蓄率現象進行了比較廣泛的研究。由于兩者是鏡像,既可以研究前者,也可以研究后者。范劍平和向書堅在1999年就研究了消費率問題,認為它產生于二元社會結構。…之后,研究者大都把消費率偏低歸結為居民所得份額偏低、收人中形成的消費比例偏低[2j、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實際稅率提高等因素[3‘。再往后,何新華和曹永福j4]、李揚和殷劍鋒[51.分別利用資金流量表研究高儲蓄率問題。資金流量表提供了三大部門——住戶部門、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消費、儲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使上述研究者得以拓寬視線,從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人手研究高儲蓄率問題,從而使對該問題的認識水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如下筆者仍利用資金流量表提供的材料,借鑒經濟增長理論中分解各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思路,擬對我國高儲蓄率形成的部門貢獻進行分析。我國儲蓄的基本情況
我們通過三張表看一看我國儲蓄的基本情況。
由表l可見,從1992年至2007年,我國儲蓄額逐年增長,但增長率呈“U”型變化,即從1992年至1999年,里下降趨勢;從1999年至2007年,呈上升趨勢;2004年的儲蓄增長率陡增,可能其中有緣于統計方法的調整。觀察各部門儲蓄額變化的基本趨勢,如果拿2007年和1992年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住戶部門的儲蓄額15年提高了849倍,年均增長56.6%;政府部門提高了16.00倍,年均增長106.7%:企業部門提高了14.66倍,年均增長97.7%。在這15年中,政府部門的儲蓄額增長得最快,企業部門略低于政府部門,住戶部門最慢。部門儲蓄占比變化的基本情況是:住戶部門的儲蓄占比趨于下降,共下降了23%,年均下降1.5%;政府部門的儲蓄占比趨于提高,共提高了40%,(經濟論文)年均提高2.7%;企業部門的儲蓄占比也趨于提高,共提高了24qo,年均提高1.6%。
社會儲蓄率是指全社會總儲蓄與全社會可支配收入之比。部門總儲蓄率是指部門儲蓄與全社會可支配收入之比,三部門總儲蓄率之和等于社會儲蓄率。由表2可見,從1992年至2007年,我國的社會儲蓄率趨于提高。與此對應,社會的消費率趨于下降。從各部門總儲蓄率的變化情況看,住戶部門的總儲蓄率較為穩定,略有下降: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的總儲蓄率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仍拿2007年和1992年相比,政府部門的總儲蓄率提高了75%,年均提高5%;企業部門的總儲蓄率提高了60%.年均提高4%。
表3中的部門儲蓄率和表2中的部門總儲蓄率不同,雖然只有一字之差,部門總儲蓄率是部門儲蓄占全社會可支配收入之比,而部門儲蓄率是部門儲蓄占部門可支配收入之比。二者之間的數量關系是:部門總儲蓄率等于部門儲蓄率與部門收入占比(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全社會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乘積。由表3可見,住戶部門的部門儲蓄率呈現出先下降、后提高的“U”型變化,總的趨勢是略有提高,2007年比1992年提高了l6%年均提高I.l%。住戶部門的收人占比幾乎是直線下降,共下降了I5%,年均下降1.00/0。政府部門的部門儲蓄率和收入占比均趨于提高,其中,部門儲蓄率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5%;收入占比共提高了26%,年均提高1.8%。企業部門的儲蓄率恒為100%。這是因為根據定義,儲蓄是未用于消費的收入,而企業作為“部門”是不消費的,所以.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恒等于儲蓄。而企業部門的收入占比提高幅度較大,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6%。儲蓄率形成的部門貢獻
(一)1992年儲蓄率及其部門貢獻
全社會儲蓄率等于各部門總儲蓄率的代數和,也等于各部門的部門儲蓄率的加權平均數,權數就是各部門的收入占比。通過這種數量關系我們就可以研究.從部門結構的角度看,全社會儲蓄率的形成及其變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這種研究。第一是研究各部門的總儲蓄率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各部門的貢獻可以用各部門的總儲蓄率占全社會儲蓄率的比值來測度,也可以用各部門的儲蓄與全社會的儲蓄的比值測度。第二是研究各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本身的形成及其變化。比如研究在住戶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中,部門儲蓄率起多大的作用?部門收入占比起多大的作用?
筆者主要關心儲蓄率變化大的趨勢,所以,只需要對1992年和2007年進行計算并比較就可以了。根據表2,可知:1992年全社會儲蓄率等于各部門總儲蓄率的代數和,即0.420=0.226+0.061+0.133。各部門總儲蓄率等于各部門儲蓄率與收入占比的乘積:住戶部門總儲蓄率=0.226=0.333x67.7%;政府部門總儲蓄率=0.061=0.324×19.O%;企業部門總儲蓄率=0.133=l.OOOx13.30/0。然后可得各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住戶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226/0.420=53.8%;政府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061/0.420=14.5%;企業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133/0.420=31.7%。
(二)2007年儲蓄率及其部門貢獻+2007年全社會儲蓄率等于各部門總儲蓄率的代數和,即0.509=0.218+0.107+0.184。各部門總儲蓄率等于各部門儲蓄率與收入占比的乘積:住戶部門總儲蓄率=0.218:0.379x57.5%:政府部門總儲蓄率=0.107=0.442x24.1%:企業部門總儲蓄率=0.184=l.OOOx18.4%。然后可得各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住戶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218/0.509=42.8%;政府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107/0.509=21.0%:企業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0.184/0.509=36.l%.
(三)儲蓄率及其部門貢獻的變化
其一,全社會儲蓄率以較大幅度由1992年的0.420提高至2007年的0.509,15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4%。其二,住戶部門總儲蓄率僅有微小下降,從0.226降至0.218,15年下降了3.5%。這種情況表明:對全社會儲蓄率以較大幅度提高而言,住戶部門不僅不負任何推動的“責任”,反而起了限制其提高的作用。住戶部門儲蓄率雖然提高了13.8%,但收入占比卻下降了15.1%,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從而導致住戶部門總儲蓄率僅有微小下降。雖然如此,但該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卻大幅度下降,由53.8%下降至42.8%.下降了11個百分點,這是因為全社會儲蓄率以較大幅度提高。其三,政府部門總儲蓄率由1992年的0.061大幅度提高至2007年的0.107,15年提高了75.40/0,年均提高50/0。這是政府部門的部門儲蓄率和政府收入占比兩方面共同提高的結果。政府部門的部門儲蓄率15年提高了36.4%.年均提高2.4%;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26.8%,年均提高1.8%。在政府部門總儲蓄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礎上,政府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也大幅度提高,由1992年的14.5%提高至2007年的21.0%,15年提高了44.8%,年均提高3%。其四,企業部門總儲蓄率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15年提高了38.3%,年均提高2.6%。由于企業部門的部門儲蓄率恒等于1,所以企業部門總儲蓄率提高完全是由于企業部門收入占比的提高。和總儲蓄率的變化一樣,企業部門收入占比也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與此對應,企業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率由31.7%提高至36.1%I5年共提高了13.9%。
影響部門儲蓄率貢獻的因素
(一)住戶部門
由于筆者主要進行部門結構的分析,所以可以假定全社會儲蓄率給定。在這一條件下,影響住戶部門對全社會儲蓄率的貢獻的主要因素是住戶部門總儲蓄率,它又進一步分解為:住戶部門的部門儲蓄率和部門收入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