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8 11:37: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哲學與科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學術論文的語言表達應該力求做到語句通順達意，句子結構完整，詞語搭配正確，標點符號使用恰當。要盡量避免使用過于口語化的語言，正文中盡量減少中英文交替使用的現象。我本人在審稿過程發現語言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句子結構不完整，句子缺主語的現象最為突出;
(2)詞語搭配不當，如“新課程改革倡導教師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中的“倡導”應為“要求”。
(3)語言的口語化現象突出，如“想在一個單一的任務型活動設計中體現任務型的教學途徑的整體思路是不大可能的”，“學生能夠學會質疑，體現學習的主體性，這是好事”。
(4)重要信息與次重要信息的位置顛倒，如“高三英語教學的目標是高考，這是教師們普遍的看法”。
現在不僅商業和公務員要讀在職碩士，廣大電視工作者也要晉升，要讀碩士。特別是2018年之后，都認識到了理論在指導實踐中的作用并親自投身到理論研究中來，這是令人非常鼓舞的。理論的充實和提高會帶動實踐的躍進，它預示著四川省廣播電視節目的質量在不久的將來會上一個新臺階。
我們通常見到論文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學術論文或叫科學論文;另一類是議論文。學術論文是論證某一新論點或某一新的總論點極其分論點得以成立的證實性論文;議論文是那些談自己的觀感、意見、主張甚至奇想的陳述、闡釋性論文，我們在報上看到的政論、時評以及《古文觀止》所收集的那些論文就屬于這一類。這兩種論文的區別如下：
學術論文更強調一個“新”字，相同或相似于以前已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就毫無價值;議論文雖然也講究一個“新”，但有時可重復議論。例如，某年如發生洪水泛濫，中央和各省市的報刊都要發表一些強調保持水土，提倡可持續發展之類的議論文章，過了若干年如又遇特大洪水泛濫，全國各類報刊又會而且應當發表一系列同一內容的議論文，以增強社會教育效果。
學術論文強調論據的確鑿、充分、可靠、典型、有力，尤其要強調用第一手材料;而議論文雖然也用論據，但不特別苛求。甚至有的議論文是作者靠思辯的邏輯論證來闡明自己的觀點的。
學術論文的論證及格式講究規范，而議論文卻不拘一格。
由于沒有把學術論文或科學論文與普通議論文區別開來，對學術論文的了解不夠，有的同志就自覺不自覺的寫成了普通議論文，因而呈現出三個相應的缺點：一是缺乏新意，有的甚至炒陳飯，談一些人們早已熟悉的觀點;二是比較空泛，論據不足，又不典型，沒有說服力;三是論文的格式不規范。
所以，我們在寫廣播電視學術論文時要提醒自己：不要寫成普通議論文了，要按學術論文的規范來寫。
學術規范來寫學術論文，首先在確定選題上就很講究。如寫普通議論文，其題目常常是自己隨意定的，而寫學術論文，其題目的確定就不那么隨便了。在確定題目之前還要做幾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把握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
據我了解，我們廣播電視學術論文的作者在確定論文題目之前大多數沒有做過這一工作，或沒有認真地全面地了解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這是不符合學術研究規范的。
為什么一定要先做這一工作呢?前面我們說了;如已有人研究了并寫了文章;那就看一看這些文章的結論正不正確?你贊不贊同?如不贊同，你可寫批駁性文章;如贊同，再看一看這些文章的視角、立場、切入點、論據、論證邏輯等等是否有問題，如有，你可寫商榷性文章。總之，你在了解、把握廣播電視研究動態的基礎上所確定的題目才不會與已發表過的論文在題目、觀點上重復，才有新意，才有學術價值。
2012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第四屆全國認知科學會議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啟真酒店隆重召開。會議由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雜志社、科學中國人雜志社聯合主辦，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承辦。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以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等多所國內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70余人參加了本次會議。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主任黃華新教授主持開幕式。開幕式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唐孝威教授、清華大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中心主任、認知科學研究基地主任蔡曙山教授以及《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張剛社長分別致辭。
會議共收到論文60余篇，內容涵蓋心理學、邏輯學、語言學、哲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等眾多學術領域。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馮志偉研究員與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王惠臨研究員分別作了題為“關注認知語言學”以及“人類認知的個體性、群體性和民族性”的報告，從認知語言學和普通語義學角度對語言的現象做了多層次、全方位地介紹和分析。杭州師范大學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翁旭初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張學新教授分別作了題為“漢字加工的神經基礎”以及“拼義符號：中文特有的概念表達方式”的報告，從神經科學、心理學的角度對漢字加工的機制以及拼義符號的現象作了深刻、具體的實驗研究。清華大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中心蔡曙山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周北海教授以及南京大學哲學系潘天群教授從邏輯學與心理學、邏輯與語言、邏輯與文化的角度對認知科學的相關問題作了新的詮釋。蔡曙山教授強調了概念、判斷、推理、論證在邏輯領域以及認知科學中的重要性。周北海教授認為要實現自然語言理解的兩大轉變，從機器的理解轉向人的理解，從對自然語言技術層面的分析思考轉向綜合性的思考。潘天群教授以有趣的實驗例證說明文化背景在協調博弈中的作用。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哲學系張小燕教授從哲學的角度鮮活生動地講述了中西思維到偏向。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李恒威教授和廖備水副教授分別探討了哲學的純粹意識狀態問題以及論辯系統的動態性。大會上，學者們的報告涉及認知科學的前沿和熱點問題，體現了報告人對認知科學的總體把握和深入思考，報告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烈討論。
大會閉幕式由清華大學心理學蔡曙山教授主持，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黃華新教授對大會作了簡單小結。他指出，本次大會總體上體現了三個關鍵詞：意圖、意義、意思。首先，大會的舉辦實現了加強認知科學跨學科學術交流的基本意圖。第二，大會的召開具有推動認知科學多學科交叉、協同研究的重要意義。最后，本次會議是有意思的，與會代表務實求真、平心論道，會議既嚴肅又活潑，討論熱烈，氛圍和諧。
經過與會專家學者緊張、高效的討論，大會取得了預期成果。首先，學術報告具有比較高的水準和質量。許多學者的報告是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們探討了認知科學的前沿問題，他們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發現，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廣泛興趣。其次，從會議形式上看，大會既安排了全體會議的學術報告，又進行了分組報告。分組報告的形式為學者們提供了更多交流和溝通的機會。第三，從與會人員構成來看，更多的年輕學者開始關注和參與認知科學研究，許多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也在會上做了發言，并積極參與了相關討論。第四，會議成果的發表。大會結束后，部分學術成果將由國內學術期刊《科學中國人》發表；編輯出版認知科學論文集的工作也將正式啟動。
本文從畢業論文寫作對于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提高教師自身研究能力的重要性出發，分析了畢業論文寫作和指導中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主張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寫作應以研究問題為導向，討論了畢業論文寫作如何運用經濟學研究的發現和證實的兩個過程，特別強調了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設計的八個問題或規則。
怎么樣才能實現使學生具有正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創新的能力呢？除了學生從教師的課堂教授過程中領會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和學校、以及學院安排的實踐活動外，畢業論文或科研創新項目的設計與寫作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在本科各專業培養目標和培養要求之后，都附有要求學生完成畢業論文寫作，作為對培養學生科研能力的要求。這兩年教育部和學校也都提供資助設立大學生科研創新項目，這也是培養大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措施。
畢業論文寫作或科研創新項目工作，不是寫教科書，不是寫文獻綜述，而是一項科學研究活動，是發現和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北京高校非工科類專業畢業論文(設計)質量評價方案(試行)》對畢業論文提出三個評價基元。第一評價基元，是評價選題質量，要求選題體現本學科專業特點和教學計劃中對知識能力結構的基本要求，選題要能夠解決本專業的某個理論、方法或應用研究中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第二評價基元，是評價綜合運用知識、文獻、研究方法和手段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評價基元，是評價論文或設計項目在解決問題等方面的理論價值或實際價值。《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評分標準》對畢業論選題提出了科學性、創新性、應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對科學方法的運用提出了論證充分、論據確鑿和邏輯性的要求，對論文的寫作和文獻引用等也都提出了符合現行科學論文標準的要求。
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畢業后在各種崗位上會面臨接受領導和客戶交給的工作委托，撰寫調研報告、寫計劃書和專題研究報告等。所有這些委托都向我們培養的學生提出發現問題及其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加以實施的挑戰。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基本的科學素養，是高等學校應當給予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訓練或科研創新項目活動就是這種重要的給予之一。因此，畢業論文的寫作或科研創新項目的活動，是直接嘗試用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發現問題及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好機會，更是直接嘗試鍛煉和展現自己科學素養能力的極好機會。
學生畢業論文或科研創新項目的活動也是反映學校教學和科研管理水平和教師能力的重要指標。我們在檢查教師對畢業論文的評語中可以看到，一些教師對學生的選題判斷有誤，把寫教科書的選題、寫文獻綜述的選題、把超出自己專業能力的選題，都作為合格甚至優秀的選題批準開題，甚至成績也評為優秀；一些評語不能判斷畢業論文在立論、分析、寫作和文獻評論等方面的問題，評語抽象籠統，優缺點缺位等等。這種現象不僅在本科生畢業論文的指導中存在，在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指導中也是存在的，有時甚至還很嚴重。這些都反映了教師本身有待于改進畢業論文的指導工作，管理層有待改善對論文評閱環節的控制。當我們的學生在畢業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完成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挑戰時，實際上也折射了我們在指導學生培養畢業論文寫作能力和整體管理能力上的缺陷。教師閱讀和評論學生的畢業論文除了是培養目標所要求的職業責任所必需之外，還有兩個有利于教師的“利己主義”理由：一是，檢查和鍛煉、提高我們自己發現問題及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評閱學生論文中所得到提高的這些能力，不僅有助于教師之間的學術批評與討論，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完成校外其他部門委托的各種評閱工作。二是，學生選題的多樣性、資料和證明的方式多樣性也為指導教師提供了豐富的知識，指導和評閱學生的論文實際也是我們從學生那里獲得新知識的過程和好機會。
經濟學本質上是門應用性的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問題可以是理論性的，也可以是應用性的。“問題”是指矛盾、差距或毛病，諸如目標與現實的矛盾或差距，績效與標準或目標的差距，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與差距，傳統理論與新觀點的矛盾，以及情況的突然變化等等。以研究問題為導向的方法論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Economic research methodology)的核心，經濟學研究方法論是關于組織、計劃、設計和實施研究問題的基本原則的方法論。經濟學畢業論文或研究項目的進行，實際上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運用。
一、引言
漢藏科技翻譯一般平鋪直敘、較少使用修辭手段，因而讀起來給人一種表面的印象是莊重乃至壓抑，這是科技文章本身的文體特點所決定的。但倘若在科技文章的撰寫與翻譯過程中，能對語言進行恰如其分的潤飾，講究詞法、句法及篇章的粘連，則定會增加其可續性。這里涉及到美學取向的問題。
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18 世紀德國啟蒙思想家和美學家鮑姆加登的《美學》出版，標志著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問世，而使美學成為博大精深體系的則是康德、黑格爾創立的德國古典美學。美學得到了較大發展并很快被引入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文藝理論等學科，最近又成為研究語言和翻譯的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為語言學和翻譯學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一般認為文學翻譯運用的是形象思維方式，語言要求豐富生動、形象具體，因而在遣詞造句方面倍加斟酌，以期下筆如神，達到“煽情”的目的，而科技文章則要求客觀準確地反映事物，因而要求使用的語言明白而簡練，要盡量避免使用修辭語或辭格。這也是基本得到認可的文學翻譯與科技翻譯在遣詞造句方面的分野。然而，這種對科技文章語言運用問題的理解不能不說是片面的。Alastair Fonler在他的《文學的種類》一書中指出，如果科學論文僅以傳遞信息為目的，那么當科學內容被認為過時的時候，該論文也就走向了墳墓。因此他提倡科技工作者在撰寫論文時不僅要考慮其科學價值，同時也要考慮非科學的因素，即科技論文不但要有科學價值，而且要有文學欣賞價值。事實上，科技文章也并非就是語言刻板、表述正經，無文采可言。科技文章讀多了，我們就會發現。邏輯掩飾不了形象，縝密也不會扼殺生動。
二、漢藏科技翻譯的美學體現
翻譯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美化的過程，譯者猶如美的使者，把一種美詮釋為另一種美。美感就是譯者的直覺，是譯者藝術氣息的揮灑。美感之與他們，猶如靈魂之與肉體，依附于它，卻又漂浮不定，漢藏科技翻譯工作者的翻譯若能達此境界，實在是難能可貴。人們一般認為語言表達精確為美，以整齊為美，以和諧為美，一得體為美，原文或譯文概莫能外，這是人們在長期的語言實踐中達成的審美共識，容不得半點懷疑。相對漢藏科技翻譯而言，其美感主要體現在：
(一)精確性
科技文章在用詞方面要求準確，盡量避免混淆不清和一詞多義。詞匯多以一般包括概念多義和關聯多以兩個部分。概念意義是詞義的核心，它直接明確地表示指稱對象。科技術語是記載科技概念的特殊詞語，除概念意義外，一般無其他附加意義。術語的恰當使用既可增加內容的精確性，又可提高形式上的簡潔度，以簡潔為語言形式表達精確內容，由此烘托出書卷的權威奇峰。許多科技詞匯的翻譯本身就具有精確且形象生動的特點，如激光、雷達翻譯為“skul vod”、“reg brd”很明顯，這些術語的翻譯體現了漢藏科技翻譯中的精確性。
(二)整齊性
科技文章的客觀性、準確性和嚴密性要求采用合理的句子結構。一般來說，當一句話里包含兩個以上的不同概念，而他們又不是同等重要時，須采用主從結構。反之，當一個句子有兩個意義對等、起相同語法功能的并列成分時，采用并列結構。如：直線運動‘“drng thik vkul skyod”、大氣壓譯“rlung khhs chen mo”。
(三)簡約性
科技文章中有一個重要的句法現象，那就是名詞化結構的廣泛運用。名詞化使句子變為名詞短語，這種轉換在原文中主要有兩大作用：一是可以較少使用人稱主語，從而體現科技概念的客觀性，二是可以避免結構臃腫。
(四)有序性
一般來說，科技文章修辭的規律性較之于文學作品要強。但不同的科技文體，其修辭技巧和手段又存在著一些顯性或隱性的差異。原文中的修辭功能主要包括陳述功能、描述功能、指令功能、定義功能和分類功能。不管科技文體如何繁多，其修辭功能大多可以納入以上五大范疇。相對于任何一特定的語篇來說，其信息分布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呈現出一種有序美。
(五)整體性
科技文章論理準確、邏輯嚴密，語段的語法粘著手段得到全面應用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語段大致可定義為“句子組合”。語法粘著手段一般分為三大類：即邏輯紐帶、照應關系以及詞匯紐帶。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有意識地運用這些手段，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對原文形式正確的理解，另方面也可以使譯文邏輯清楚、條理分明、渾然一體。科技文章有一個很重要的語義層次，那就是概念段，這比在其他文體中的體現得更為明顯。概念段可以是一個自然段，也可以是幾個自然段;概念段必須有一個主題，主題可以由有個句子表示，也可以由一個短語或一個從句表示，有時還要從幾個句子的某些部分中提煉出來。因此，首先應確立它的主題，然后考慮主題應分布在什么位置。確定要寫的主題和內容之后，就要運用鏈接標志，使行文稱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美對于漢藏兩種語言的要求各不一樣。
三、結論
漢藏科技翻譯中的美不是奔涌的文思、華麗的詞藻、跌巖起伏的情節、幽默詼諧的語言、多變的修辭手段，而是準確地使用科技術語，熟練地應用科技句法，縝密合理地鏈接篇章，使科技文體在漢藏翻譯中得以充分體現。科學僅僅有理性精神還不夠，有了想象力的襯托它才能飛得更高、更遠、更具創新力。“雅”在科技翻譯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要把握漢藏科技翻譯的藝術欣賞價值，這就要求翻譯人員培養自己的審美能力。除了堅實的科技專業知識以外，翻譯人員一定要注重自身漢語和文學修養的培養和提高，充分發揮文學之培養創新思維能力這一潛移默化的特殊功能，將漢藏科技翻譯的研究視野和質量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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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結構調整30年:歷程與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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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弦理論家是“優美已足夠”的大力倡導者。由于弦理論據稱是“唯一”能夠統一四種基本力的理論，因此他們認為它必定是真理，即便它依賴于我們無法觀測到的額外維度。一些宇宙學家也開始放棄對用實驗驗證基本假設的堅持，這些研究領域包括多重宇宙（包含無數的宇宙）、量子現實的多重世界解釋（觀測行為會使得現實出現平行的分支）和宇宙大爆炸之前。
這些無法證實的假說和那些直接與現實世界相連且可以通過觀測檢驗的――例如，粒子物理學的標準模型以及暗物質和暗能量的存在――截然不同。如我們所見，理論物理學正在冒險進入數學、物理和哲學之間的真空地帶，無法真正滿足任何要求。
可檢驗性的問題已經潛伏了十多年。在科普書籍和科學論文中，已經有批評弦理論和多重宇宙的聲音。 2014年3月，理論物理學家保羅?斯坦哈特（Paul Steinhardt）在《自然》 雜志中寫道：“暴脹宇宙學理論已不再是科學，因為它是如此靈活，可以與任何觀測結果相調和。”理論家和哲學家理查德?戴維（RichardDawid）和宇宙學家肖恩?卡羅爾（Sean Carroll）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反駁。
我們很贊同戴維、卡羅爾和其他物理學家將這個問題拿出公開討論。但是，他們崇尚的激進步伐還需要仔細地推敲。這場關于物理學靈魂的論戰爆發于科學結果――從氣候變化到進化論――遭到一些政客和宗教原教旨主義者質疑之時。科學家和哲學家之間更深層次的對話必然要包含公眾對科學的信心，以及對基本物理學的本質受到的潛在傷害的關注。
弦理論
弦理論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理論，通過在更高維空間中微小的（一維）弦和（高維）膜來統一現有的物理學。較高的維度都緊緊地卷曲了起來，尺度都太小，即便是未來的粒子對撞機也達不到探測它的能標。
弦理論的某些方面原則上是可以通過實驗來檢驗的。例如，在弦理論中引入了費米子和玻色子間的對稱性――超對稱性――之后，它預言每種粒子都存在一個尚未被發現的伙伴粒子。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伙伴粒子，對在超對稱性可能存在的能量范圍進行了限定。如果這些伙伴粒子繼續不見蹤影的話，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它們是否存在。當然，支持者總是可以聲稱，這些粒子的質能比我們所能探測的質能更高。
戴維認為，弦理論的真實性可以通過對研究過程的哲學和概率論證來確立。他援引貝葉斯的理論，認為如果一個理論“正確”或“可行”的概率在不斷提升，它就可以被認為得到了確認。這一概率的增加可以是純理論性的，因為“沒人能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案”和“該理論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于是他認為弦理論應該被視為是正確的。
在我們看來，這是“射門不成，移動門柱”的做法。和通過觀測證據來佐證科學理論的信念相反，他認為理論發現可以鞏固這一信念。然而，從數學邏輯得出的結論未必適用于現實世界。從宇宙的穩恒態理論到粒子物理學中意圖統一弱電力和強力的SU（ 5 ）大統一理論，實驗已經證明許多優美而簡單的理論是錯誤的。波普爾和其他 20 世紀的哲學家已經否定了不以事實為根據就推斷出真理的做法（歸納法優越論）。
我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理論。我們可能只是還沒有找到它們。或者，這一提法可能就是錯誤的。如果由時空曲率來描述的引力確實有別于統治粒子的強力、弱力和電磁力，那也許就沒有必要建立一個有關四種基本作用力和粒子的統一理論。有著眾多變體的弦理論本身甚至都沒有明確的定義：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張期票，也許會存在這樣一個統一理論。
許多的多重宇宙理論
驅動多重宇宙理論發展的是一個謎題：為什么自然界基本常數――例如，描述粒子間電磁相互作用強度的精細結構常數和與宇宙加速膨脹有關的宇宙學常數――的數值恰好位于能使生命得以存在的小范圍之內。多重宇宙理論認為，還存在數十億個不可觀測的宇宙，在它們中，這些常數可以取一切可能的數值。其中一些會和我們的宇宙一樣適宜生命生存，另一些則不會。
一些物理學家認為，多重宇宙是許多離奇巧合的最佳解釋。例如，宇宙學常數難以解釋的微小數值，它比量子場論的預言小了120個數量級。 多重宇宙的概念圖
2014 年年初，作為多重宇宙和多重世界假說的倡導者，卡羅爾反駁了波普爾的證偽標準，將其稱為“鈍刀”。他提出兩個其他的要求：一個科學理論應該是“確定性”的和“實證性”的。卡羅爾說，“確定性”指的是這個理論“就現實如何運轉有清晰和明確的表述”。對于“實證性”，他同意傳統的定義，即應該通過解釋測量數據的能力來判斷一個理論是成功還是失敗。
他認為，不可及的宇宙會對我們的宇宙產生“戲劇性的效果”，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觀測到的宇宙學常數是如此之小。但在多重宇宙理論中，這一解釋可以不顧天文學家的觀測結果。宇宙學參數所有可能的組合會存在于某個地方，而這個理論本身也有許多可調的參數。其他理論，例如單模引力和修正了的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宇宙學常數很小。
有些人已經提出了更易于檢驗的多重宇宙理論。如果測量發現宇宙具有負的空間曲率，那就可以否定物理學家倫納德? 薩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提出的版本。不過，這一發現對其他眾多的多重宇宙理論來說并不能說明什么。從根本上說，多重宇宙的解釋依賴于弦理論，而弦理論本身還未經證實，它還依賴于某種機制，能在不同的宇宙中實現不同的物理學。在我們看來，這絕不堅實，更遑論可以檢驗。
物理學家休?埃弗雷特（Hugh Everett）提出的對量子現實的多重世界解釋是最終的量子多重宇宙，在其中，量子概率會影響到宏觀世界。根據埃弗雷特的觀點，在密閉的箱子里通過隨機放射性衰變放毒，每一只薛定諤的貓，其是生是死在自己的宇宙中是真實發生的。每當你做出選擇，即使是再平常不過的選擇，比如說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會在量子真空中誕生出新的宇宙，以適應其他的行為。
數十億個宇宙、星系和我們每個人的“副本”，無法相互建立通信，我們也無法對其進行檢驗。但是，如果在每一個多重宇宙中都有一個我的“副本”， 并且可能有無窮多個，那么哪一個才是我現在正在經歷的真正的“我”？是否存在一個優先于其他的“自我副本”？如果有一個我的“副本”青睞多重宇宙理論而其他的“副本”則反之，那么“我”又該如何知曉現實的真正本質呢？
我們認為，宇宙學家應該注意數學家希爾伯特的警告：雖然數學上確實需要無窮維度的向量來實現完備的函數系，它并不存在于物理宇宙中。
通過檢驗
我們同意理論物理學家薩賓?霍森費爾德的觀點：后實證科學就是一個矛盾。量子力學和相對論之所以是正確的理論，是因為它們做出了預言并在實驗檢驗中存活了下來。然而，從托勒密的地心說到開爾文的原子“旋渦論”，再到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的宇宙穩恒態理論，大量的歷史教訓提醒我們，在沒有充足數據的情況下，即便是優美且令人信服的想法也會把科學家引入錯誤的方向。
過分宣揚某些理論意義的后果是沉重的――科學方法會變得岌岌可危。我們認為，宣稱一個理論是如此之好，它的存在便取代了對數據和檢驗的需要，這一做法有誤導學生和公眾的風險，比如該如何做科學研究？同時還有可能為偽科學家大開便利之門。
怎么辦？物理學家、哲學家和其他科學家應該在當今物理學的框架下制定一個與其相適應的對科學方法的釋義。在我們看來，這個議題可以歸結為澄清一個問題：什么樣的潛在觀測或實驗證據能夠令你相信某個理論是錯誤的并使得你放棄它？如果沒有，那它就不是一個科學理論。
這必須在正式的哲學術語下來描述。作為最初的步驟，未來應該召開一個會議，有關可檢驗性辯論的雙方都必須參加。
論文摘要:探討中國自由主義詩學主要研究對象、內容及方法，可以看出詩學研究將對自由主義文學中審美研究弱化現象起著糾編的作用。
自由主義詩學的提出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上，且是對當今自由主義文學研究受到質疑、尋求走出研究“困境”的一種重新思考。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中興”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海外現代文學研究成果開始影響到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一批長期被忽視、被批判、被貶低的現代作家如、周作人、林語堂、徐志摩、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被大陸學界“重新發現”，既往文學史結論受到質疑，進而帶動起人們對文學史中名聲不佳的現代評論派、新月派、論語派、京派等的關注與研究，“自由主義文學”是人們對這些作家與文學流派的總體稱謂。近20年來有關“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既有綜合性的思潮研究，如劉川鄂等對“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梳理，更多的是對自由主義作家群或流派的研究，或對、周作人、梁實秋、宗白華、朱光潛、沈從文、劉西渭等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家的理論研究。
在這種看視龐大的研究狀態下，一些對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反思開始出現。人們開始質疑“自由主義文藝”、“自由主義文學”、“自由主義作家”等概念的界定。洪子誠曾在《問題與方法》中談到自己的疑惑:“為什么叫做自由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是怎樣形成的?這個概括方式在什么時期、被什么樣的力量所使用，它的含義是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清理。”川在他看來，這個“政治性質”的概念，“現在用得很普遍，而且好像有點擴大化，或者說非常膨脹。在有的文章中，幾乎囊括了激進的左翼文藝之外的所有作家，都包括在‘自由主義’這個概念里了。”他引了吳福輝先生的相關文章，似乎比較認可吳所提出的觀點:真正能夠體現“自由主義文學”特征的，大概是《新月》的詩，京派的小說，“九葉詩人”的作品這一結論。客觀來說，質疑的聲音含有“合理性”:比如，在思潮研究中，研究者對“自由主義思潮”的研究，較多地限于“理論思潮”而未落實于創作思潮;再比如，一些并未成為“流派”或加人“團體”、處于零落狀態的作家創作，可否是“自由主義文學”，并未得到翔實的論證。一些間題要認真追究其實不難回答，但現有研究往往語焉未詳，確實，自由主義文學仿佛一個大筐，只要不是左翼作家，便可以裝進去。
一般而論，不滿于概念界定模糊的人們，往往會采取將標準與尺度縮至最小的方式，以求相應的保險，操作起來固然容易了，但就像將散文強行縮略為“藝術性散文”一樣，往往以犧牲研究對身的精彩、豐富、多元為代價。因，我以為，一定褚度上穩定自由主義文學的范圍，防止“無邊的自崖主義”傾向自有必要，但采取濃縮簡略，或人為翅分割文學史發展中的這一帶著文化與精神特質配品種的流脈，或下結論說“自由主義文學”就是一個僅有20年生命的文學現象等等，都是對復雜值題的簡單化處理。對于一個帶著政治屬性的榴念，確實有著豐富的文本資源，有著經典創作作丈支撐，一度中斷卻又重新出現的品種，應當有更靈活的處理方式。
如何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學”溯源追根，域提出界定的標準，這可另文來談。這里，提出“自由主義詩學”研究，意在對現有研究的不足展開彌補。其不足處體現為:一，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者主要不是用文學去表達其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訴求，而是以文學折射出其濃厚的自由主義文化意味和文化姿態。二，自由主義文學在百年的中國文學中呈現出最為豐富的詩學形態，但這一形態又不是零散和各行其是的，它們有著某種內在的統一精神，這也是既往研究中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目前比較通行的主題學研究思路，即以現代自由主義作家思想理念的闡析，作為解讀、闡釋、理解其文本的主要依據，以思想內容分析替代對文本詩性意義的探索。這種主題學研究，對于那些以文學的情境和意象而不是以科學論文的邏輯規則來構筑文學世界、來探究人類的內面精神、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的詩性文本來說，既忽略了作品本體，也忽略了讀者本體的審美經驗和參與。僅僅用文學與政治、中心與邊緣、永恒與當下、責任與自由等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去解釋現代自由主義作家在特定的歷史政治文化語境下獨特而豐富的詩性想象力，就無法揭示他們對思想自由與文學審美自由的追求二者間的內質關系，當人們頭頭是道地分析自由主義作家表現出的思想觀念時，卻可能對其創作的審美旨趣及其成因一籌莫展。此外，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有意回應當下中國的文化狀態和思想狀態，出現了向外擴張到自由主義思想史研究的傾向，那么它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向內重新返回文學審美的中心，兩翼并舉，才是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全部。因此，自由主義詩學研究具有理論的原創性和研究的可行性，“自由主義詩學”的提出將突破現有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范式。“詩學”的概念向來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詩學專指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廣義的詩學將各種文類包括在內，有的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即把詩學看成是與作品創造和撰寫有關的、而語言在其中既充當工具且還是內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狹隘地看成是僅與詩歌有關的一些審美規則或要求的匯編，這個名詞還是挺合適的。”有的指包括小說、詩歌等文體在內的顯示著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實踐的一種方式，是一種“詩性智慧”。
對大量的“藝術形式”進行整合性研究僅是第一步，其接著要完成的任務是進一步發現某些共同存在的詩學類型、詩學范疇及詩學規則，剖示自由主義詩學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進而展現現代自由主義作家的主體精神、審美趣味、人生哲學、文學理想。我們不能否認，自由主義詩學面對的是20世紀中國最具有文學情懷和人文精神的作家，以及大量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主題的文學作品。自由主義詩學關心的不僅是作品，更是作家通過文本所展示的全部精神世界。現代自由主義作家從未以文學充當自由主義思想或理念的傳聲筒，而是以文本形式的原創性、多樣性、個體性去體現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以文學關涉個體乃至國家的精神教養的原則去展示一己的生活態度和人生價值追求，無論在創作方法、還是在審美體式、藝術風格上都呈現出充沛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體現出最為自由和最具解放性的詩意。因此，自由主義詩學研究可能成為發現現代中國自由思想者和自由主義文學者們的“詩性智慧”，接近、進人自由主義作家復雜的思維空間與精神空間的一條充滿魅力的通道，亦有助于進一步探討中國現代詩學與傳統詩學、與西方詩學的關系。
從研究方法上看，文學研究強調同中辨異，異中見同，然而現有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中，文類、流派的研究各自獨立，同中辨異者多，而異中見同者少。要使自由主義詩學研究有效進行，必須解決方法論上的難題。
具體而言，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詩學在體系上，應包括對詩學的思維方式與表現型態、詩學觀念、詩學風格等的研究。首先，藝術形式的分析不僅僅是語言修辭文體風格的問題，而是哲學化了的詩學理論體系。只要我們稍加留意，就能發現，自由主義詩學視野下的鄉土與都市、審丑與審美，智性與感性、幽默與諷刺、動態與靜態、現代與古典、時間與空間、歷史及現實與未來等等，都隱含于種種“有意味的形式”中，昭示著自由主義作家的詩性思維和獨特的認知方式，凝聚著他們無限豐富、充滿矛盾、富于詩性魅力的全部精神世界。由于這一世界是作家在特有文化歷史政治語境中的精神反應方式，因此是有序的，是可以通過意象、意境、抒情方式、文本結構等來分析、歸類的。比如，討論現代詩學對知性的認同與追求，光談30，40年代的自由主義詩歌并不夠，情與理的平衡、玄學的思辨、機智悖論與辯證性、晦澀的風格等同樣存在于廢名、何其芳、錢鐘書等的小說或散文中。再比如，文本的矛盾性、動態性和審丑詩學不僅是現代詩歌的追求，同時也是小說詩學的內容，而且，在審丑的同時，還共存著和諧的靜態的審美的詩學追求，尤其體現于現代散文及現代抒情小說中。還有更多作家則將傳統的意象、意境與西方的現代意象與意境等詩學元素，融合為一，化人各種文體的寫作中。這些自由主義詩學的思維方式與表現型態的分類與闡釋，應當成為研究的重點。
其次，在大量文本綜合解讀的基礎上，將進一步厘清和探討自由主義詩學體系的源頭及構造。現代自由主義詩學理論相當豐富，盡管其中不乏矛盾和領頑之處，但在“自由主義”原則下，隱含著某些規律和必然性，潛隱地存在著一些共同的話語規則。自由主義思想觀念在19世紀初由域外引人，自由主義詩學與西方詩學話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西方自由主義詩學的影響下，尊重文學本身的獨立地位和價值，強調文學的非功利性，“純文學”“純詩”“言志”觀的倡導幾乎在小說、詩歌、散文等領域同時展開，顯示了自由主義詩學反撥幾千年“載道”觀念，將純粹與審美作為文學本質屬性的基本立場和原則。與此同時，對中國文化傳統與審美文學傳統的返顧，又使其詩學體系中包容了對中國詩學傳統的繼承與改造。可以說，自由主義詩學是中國現代詩學中最具學理色彩的話語體系，也是最能體現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話語體系，它的基本立場，是將純粹和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因此，諸如“浪漫”“古典”“性靈”“閑適”“趣味”“頹廢”“晦澀”等文學概念的討論，其本質都是對文學自由獨立圖景的浪漫想象。這樣一個意義和價值系統，提供給后人不斷闡釋的空間。
過去一百年的自由主義文學具有多元、自由和開放的精神，文學的實驗性、創造性、個體性相當強。但是在異彩紛呈的藝術風貌深層，同樣隱約可見某些相對穩定的詩學范疇。即以“意境”“意象”等詩學范疇來看，不同文類、不同流派、不同作家的某些文本均可歸結在一起研究，并可進一步衍生出現代主義、古典主義、象征主義等次類型。立足于文本這一原點，對類型與次類型進行深人研究，最終能夠更清晰地把握自由主義文學家了門的審美取向與藝術追求。這種研究思路，是從自由主義文學活潑生動的藝術本體出發，而不是以作家的文論或創作經驗總結為導引按圖索驥，對作品進行僵硬呆板的圖解。因此，在研究中，不僅要揭示自由主義詩學一些概念范疇的產生和演變，還要在對大量文本進行考古學式考察和具體闡發中，發現這些詩學理念本身的相通、變異與傳承，將那些負載著自由知識分子審美趣味和人生旨趣的話語還原為一種活生生的精神存在。而最具有創新意義的，是1949年后尤其是最近30年的一些作家應當納人“自由主義詩學”的研究視野中，探討在20世紀文學中的流與變，如汪曾棋、張中行、王小波等具有代表性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