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28 09:02:4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國經濟轉型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經濟轉型生態風險現代性市場經濟風險治理
[論文摘要]當前,中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時期。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人們對科技無節制地運用、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不完備性,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結構出現紊亂,生態功能不斷減弱,引發了生態風險。為了有效地治理生態風險,我們必須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態風險意識;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有效地應對生態風險;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使全人類能共享生態發展成果。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兩種類型。“外部風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一般來說,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總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生態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價值”,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類存在物與人一樣,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要充分認識到自然界非人類存在物在整個生態系中的重要價值,人類與自然物之間具有密切的生態關聯性。為此,我們要努力將這種平等原則轉化為具體行動,善待自然,珍愛生態。同時,還要認識到,隨著生態風險的不斷擴張,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問題,既關系到當代人的利益,也會影響下代人的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當代人之間、代際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責任共擔,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共同發展。
張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理事,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服務經濟、談判等。
主要著作:《科技興貿戰略:外貿跨世紀發展的必然選擇》(論文)、《新經濟和國際經濟貿易》、《知識經濟和國際經濟貿易》等。
摘要 服務經濟是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新的產業革命,是從技術到產業組織、經營管理、商業模式、運行體制、發展方式的全方位變革,是一次深刻、全面的經濟革命。當前,世界經濟全面向服務經濟轉型。隨著全球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引領創新的主導力量。中國經濟要崛起于這一輪的全球化,關鍵是要在尚未定勢的全球服務經濟中占據一席之地。發展服務經濟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戰略抉擇。
關鍵詞 服務經濟 產業革命 經濟全球化 發展現狀 基本模式
隨著全球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3/5,服務業占發達國家經濟比重超過70%、占發展中國家經濟比重約為60%;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國際投資總額的比重超過2/3;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1/5。更重要的是,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引領創新的主導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輪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兩次經濟危機僅是這大變革、大調整中的波瀾。中國經濟要崛起于這一輪的全球化,關鍵是要在尚未定勢的全球服務經濟中占據一席之地。發展服務經濟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戰略抉擇。
全球服務經濟發展現狀與特征
服務經濟是從產業角度對經濟發展階段和特征的把握,指的是基于服務業的經濟發展形態。它在歷史邏輯上區別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在事實范圍上包括生產業、生活業和公共服務;在基本內容上主要包括服務產業和服務貿易。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74)曾提出經濟發展的三階段理論,即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三個階段。后工業社會生產與消費都不再以物質產品為主,而是以服務為主,是一個“服務社會”。①對于全球經濟經歷的這場結構性變革,維克托·R·富克斯(Victor R. Fuchs,1968)在其著作《服務經濟學》中稱之為“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并認為服務經濟在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出現。世界服務經濟時代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征:
【論文關鍵詞】企業辦社會 企業社會責任 國有企業 鄉鎮企業
【論文摘要】企業社會責任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悄然興起于世界各地，近年來在中國也是一個熱門話題，令人聯想到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曾經有過的國有企業辦社會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鄉鎮企業辦社會的模式。文章對這兩種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進行了介紹和比較，并得出針對經濟轉型期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一些啟示。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之風越吹越猛。當這股西風伴隨著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號角吹進中國，并在中國漸成趨勢之時，很多中國本土的企業才剛剛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企業剝離辦社會的切膚之痛。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完成企業剝離社會功能的舊歷史任務，另一方面又要面臨著全球化背景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時代要求，倍感壓力。中石化就是這些企業的典型代表，在探索中重新定位企業的社會角色。在從2004年開始的國家剝離重點大企業辦社會職能的計劃中，中石化是重點試點企業。而同時，在中國蓬勃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中石化又是開路先鋒。同樣在2004年，在由中國石化、清華大學和BP集團聯合主辦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壇”上，中國石化副董事長王基銘作了“中國石化恪守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演講，代表企業做出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膽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企業對自己社會角色的變化和重新定位都能像中石化這么積極面對并應付自如。在經歷了企業辦社會之累和剝離企業社會功能之痛的中國，社會責任對很多企業來說有杯弓蛇影之嫌。這就注定了，在中國開展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必然會有濃重的中國特色和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路徑。
一、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
(一)國有企業辦社會
“企業辦社會”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之外，承擔很多理應由社會負擔的職能，如辦中小學校、公檢法、醫療衛生以及一些社區服務機構等，這些存在于企業之內的非經營性職能就被稱為“企業辦社會”。
國有企業辦社會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客觀必然的產物。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企業大都崇尚“大而全”、“小也全”的經營模式。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國際上東西方兩大陣營處于冷戰之中，中國出于“備戰備荒”的考慮，興建了很多的三線企業，地處偏僻的山區，遠離城市，人們“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的問題都需要企業來解決。還有許多工礦企業也是平地而起，社會職能因企業需要而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剛剛開始時，社會事業發展不配套、功能不到位，政府社會保障服務不健全。社會應企業而生，社會與企業同建，很多企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一開始就承擔了許多社會功能。每個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職工的生活后勤都由企業負責。為了解決職工后顧之憂，企業必須肩負起社保、醫療、衛生、教育等各項社會職能，“低工資，高福利”是國有企業統一的經營模式。在國有企業改制之前，企業有自己的食堂、學校、醫院的情況很普遍，“社會辦的除火葬廠外企業都在辦”。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承擔著大量社會職能的企業不是獨立的經濟個體，而像是國家的一個行政單位，是社會的一個縮影。一方面，企業所有的利潤都上繳國家，盈虧都與企業無關；另一方面，企業又要代替國家對職工的生活做出安置，這實際上是企業與政府職能的一種錯位。以社會職能為主的非經營性資本占用企業大量資金，造成企業機構龐雜、人浮于事、生產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力。據研究人員的粗略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非生產性資產占到國有企業總資產的35％一40％。從湘潭鋼鐵集團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企業辦社會給企業帶來的沉重的社會性負擔。湘潭鋼鐵集團年產330萬噸鋼，銷售收入106億元人民幣，但是2004年其退休人員的補差工資和內退工資約6000萬人民幣、教育附加費2000多萬人民幣、自辦教育3000多萬人民幣，醫療費用2000多萬人民幣、城建費用4000多萬人民幣，各種社會性負擔總共高達2億人民幣。便是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在2005年全國國有企業自辦的中小學還有1．1萬多所，自辦的醫院6100多所。國有企業每年繳納城市建設費和教育附加費約500億元，同時每年用于辦社會的資金支出達456億元。
企業辦社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中國工業企業建設初期階段的客觀條件下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也起到了創造企業經營條件、穩定職工隊伍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企業辦社會形成的這些非經營性資產卻成了企業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中成為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分離具有社會功能的非經營性資產目的是為了讓企業輕裝上陣，建立現代化新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二)鄉鎮企業辦社會
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慢慢放下了企業辦社會的包袱，但卻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另一種新的企業辦社會的現象。當國有企業艱難地分離著自己的非經營性資產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迅速成長起來的一些鄉鎮企業卻主動地投資于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承擔一些公共職能。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大型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其中一些鄉鎮企業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之后，憑借著雄厚的集體經濟實力，開始興建公共設施，建立健全的村民保障生活體系，“‘辦子弟學校’、‘造職工宿舍’、‘給保底工資’、‘授予終身員工’等曾被視為有損企業競爭力的做法，開始悄悄地‘復辟”，這與國有企業分離社會功能的潮流形成了鮮明對比。
鄉鎮企業辦社會比較有名的是浙江橫店集團。自1993年起，橫店集團在當地投入了近20億元進行城市建設和旅游景點建設，建起了體育館、電影院、游泳池、煤氣儲備站、僅橋梁就建了35座；辦了全國第一個鄉鎮企業大學和亞洲最大的電影拍攝基地。‘另一個新型農村山東榮成的西霞口不但為村民建立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貧有所濟”的生活保障體系，還先后投資近千萬元，建起了老年宮、婦女之家、文化廣場等公共設施。
這些鄉鎮企業“造城”，大舉進行社區建設讓人們看到“企業辦社會”的輪回，為什么在國有企業卸下社會職能包袱的同時，這些鄉鎮企業卻自愿選擇去承擔這些社區建設的重擔呢?在對這兩種不同時期出現的“企業辦社會”現象進行比較之后，可以發現他們還是有著根本不同。
(三)兩種企業辦社會的區別
國有企業辦社會與鄉鎮企業辦社會雖然都是有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但兩者之間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對它們的比較也引發了我們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思考。
首先，兩者出現的背景不同。國有企業辦社會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中央在財政上統收統支，企業經營不計盈虧，中央政府對企業和社區往往同時興辦。國有企業辦社會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起到了解決職工生活困難、免除職工后顧之憂的作用。鄉鎮企業辦社會是在經濟體制轉型期出現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后，在鄉村開始的社區公共產品的建設。
其次，國有企業辦社會是分派給國有企業的任務，即使企業的經濟目標不能實現也必須完成；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是在首先實現了經濟責任后再自愿地有選擇地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全面開展社會職能的建設是政府指令也是歷史環境所迫；而鄉鎮企業的社區建設是自愿的，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是現階段對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
再者，國有企業辦社會的受益者只有本企業職工和家屬。尤其是像中石化這樣壟斷性國企，企業辦社會成為企業福利的一部分，所以這些企業甚至不愿對社會功能進行剝離；而鄉鎮企業辦社會卻往往造福一方，例如橫店集團在20年來直接投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就達20多億元，使橫店基本具備了一個小城鎮的框架，橫店集團的發展也吸收了當地及周圍鄉村70％以上的勞動力。橫店影視城帶動了當地旅游和其他第三產業的發展，正成為橫店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二、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啟示
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一方面企業被要求與社會職能相分離，減少社會職能帶來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企業被要求與社會責任相結合，將外部性帶來的社會成本內部化。這兩件看似矛盾的事情同時發生在中國，給～些面臨新時代企業社會責任要求的中國企業帶來很大的困惑。中國企業歷經了國有企業辦社會、國有企業脫離非營業性資產再到鄉鎮企業辦社會這樣的過程，企業社會責任似乎是“新瓶裝舊酒”了。但是，在厘正國有企業辦社會之謬的過程中，以及在對國有企業辦社會和鄉鎮企業辦社會的比較中，我們可以更加接近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并得到一些有助于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中國成功的啟示。
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獨立體，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效益的實現是首要目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一定要以經濟責任為基礎和前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國有企業辦社會，企業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責任，結果企業沒有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又做不好自己不該做的事，導致社會職能成了企業發展的桎梏，甚至成為企業生存的拖累。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成功的關鍵也在于企業實現了經濟目標，有了經濟基礎和實力來參與社區建設。
企業應以適當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企業不是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而是要搞清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國有企業辦社會就是對企業應如何承擔社會責任認識不清，結果就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一邊在勉為其難地大力興辦“社會”，一邊卻連生產合格產品這樣最基本的責任也擔當不起的局面。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企業的行為不應超過自身的邊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是同理，否則會回到“企業辦社會”的老路上來。剝離“企業辦社會”就是重新明確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劃清企業邊界。中石化和中石油這樣的央企，一方面要剝離社會職能，另一方面又要加大力度承擔社會責任，其實是不矛盾的。這些壟斷企業理應更合理地承擔大范圍的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承擔對本單位職工的社會責任。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是按市場化的思路來辦社會，和企業的特色結合起來，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承擔社會責任的模式。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以企業和社會實現雙贏為目標。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起步階段之后，國有企業辦社會成為企業實現經濟責任的沉重包袱，國有企業辦社會因為妨礙了企業經濟效益的實現而被叫停。而鄉鎮企業辦社會之所以存在還被叫好就是因為它沒有以自己的經濟效益為代價，正如橫店集團的董事局主席徐文榮所說“我們企業辦社會不是純粹的公益性了，而是要讓這里產生出效益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同樣也是只有在企業和社會雙贏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長期規劃的一部分。
三、結論
國有企業辦社會的歷史教訓和鄉鎮企業辦社會的現實榜樣，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決策肯定會有影響，有過“企業辦社會”歷史的中國也會有中國特色的對待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
[關鍵詞]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走勢 內需 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039；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7-0091-06
一、引言
2008年8月前，由于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依然保持著較好的增長勢頭，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次貸危機對中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還缺乏足夠的、統一的認識。不少樂觀人士認為中國將幸免于難，更有甚者放言全球危機下中國的經濟形勢將“風景這邊獨好”。很多人仍將危機定位于局限于金融領域的危機。然而時至今日，隨著危機向實體經濟的延伸，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這次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明顯升級到一場全球性經濟動蕩和衰退的世界經濟危機。
隨著事態的發展，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激烈的經濟刺激和拯救計劃。我國政策當局也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108個基點的利率下調、引導匯率適度貶值、增加出口退稅以及研議中的稅制改革，這些政策“組合拳”的密集推出，幾乎囊括了政府可動用的所有政策手段，而且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這些拯救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世界經濟前景如何?中國能否率先走出危機陰影?這些無疑是當前最重要的經濟問題。
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者和權威的研究機構相繼發表了悲觀的評價和預測，其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格林斯潘就曾斷言：本輪經濟危機將是百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格林斯潘表態的一反常態，相信他一定已經有了充分的理據。其實具有經濟學洞察力和經濟史觀的學者經過認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都會發現，目前的宏觀形勢真正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階段。下面我們就此提出幾個判斷、一些對策以及幾點評論，并給出基于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符合學理的分析。
二、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
席卷全球的此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它極大地傷害了一直以來被視作世界經濟發展火車頭的美國的經濟，從其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耐用品訂單數、失業人數、房地產成交量等主要宏觀指標已經達到了十多年來最差的數字，而這還只是開始。難以計數的金融機構壞賬已經逐漸顯現、隨之而來的金融機構倒閉、大幅度裁員已初露端倪。虛擬經濟泡沫的破滅將進一步地影響實體經濟，使得已經疲弱的消費與投資受到嚴重的影響，如此惡性循環，危機將日益顯示它的破壞力。從已獲得及預估的經濟增長數據來看(見圖1)，世界主要經濟體無一幸免于這場災難，因而這場危機理應被定位為全球性危機。 br>
剝離那些顯而易見的表象，索洛(Solow)增長模型則為我們探尋危機的根源提供了的線索。增長理論告訴我們，實際產出在長期而言唯一的增長根源就在于(廣義的)技術進步，即：在經濟達到穩態(steady state)時，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
回顧1992年以來全球的經濟景氣，無非有如下幾點原因：首先，計算機技術在生產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如數控機床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其次，發達國家資本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力相結合，利用了剩余生產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體系。而后者又以網絡IT技術為承載平臺。最后，美、日長期以來的低利率政策(尤以為拯救網絡泡沫破滅而采取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最為直接)和寬松的金融監管政策，客觀上助長了投機資金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的過度活躍，從而形成了經濟的雙重泡沫。必須認識到，新技術自1998年以來已經沒有飛躍的進展，而其它經濟增長要素也基本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于是，在全球沒有出現新的增長點以前，無法想象會有一輪新的經濟景氣。虛擬經濟的泡沫也在預期逆轉的情況下，瞬間破滅，并對實體經濟進一步產生負面影響。我們據此概括出十幾年來這樣的一幅世界經濟全景：
“在計算機技術與全球化因素的影響下，世界經濟出現十余年的持續增長。持續的經濟景氣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并演化為盲目樂觀。盲目樂觀在低利率和寬松監管環境下使得大家更樂于接受和炒作金融市場上的高風險創新，這進一步推進了經濟的表面繁榮，引發了泡沫。
當增長源泉逐漸枯竭時，沒有實體部門支撐的虛擬經濟泡沫遲早必然破滅；并且經濟景氣時間越長，人們越樂觀，泡沫的積累就越大，泡沫破滅的爆發就越猛烈，危害就越強。于是金融危機進而經濟危機出現。”
我們可以證明，由于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舊有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因此，它的出現是世界經濟周期發展的必然。那么，各國應對危機自救的經濟刺激計劃或政策，是否會迅速見效使得經濟走出低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危機可以視為經濟周期中低谷的一種極端爆發形式；如果襞平經濟周期的政策真的能夠迅速、徹底地解決問題，那么就不會再存在經濟周期了。而現實剛好相反。再考慮到增長源泉枯竭的問題，我們認為：在找到新的足以支撐世界經濟的增長點以前，本輪危機很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世界經濟不大可能在短期走出低谷。
三、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種認識是，這場次貸風暴直接影響美國、其次是日本、再次是歐洲，而對中國的影響并不大。這種看法未免太樂觀了。次貸對我們的影響使得我們持有的大量美元資產大幅縮水，從已有的數據來源上看，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的構成是――3700多億美元美國兩房債券，7400億美元美國國債，2000億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億美元短期債務，2000多億美元次級債，1000多億美元現金或歐元資產，共計1.9萬多億美元。現在去掉2000多億美元美國次級債與很難保證的3700多億兩房債券，中國外匯儲備以未平倉價格計算只有1.4萬億美元左右。加之美元不斷貶值，它代表的實際財富價值更是在不斷流失。
間接的影響有兩個方面。(1)由于美國和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每況愈下，美元不斷貶值，出口需求日益疲弱。這對我國的出口企業來說是致命打擊，已經有相當的中小型出口企業的日常經營出現了困難。這對主要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我國沿海省份的影響尤其顯著，并直接導致了大量農民工的下崗失業，潛伏了大量的社會隱患。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停滯甚至萎縮，對所有其他外向型經濟體的影響是一致的，中國不可能是例外。(2)逐漸顯現的全球流動性緊張會加劇中國資本市場的困難，減少可獲得的FDI。已有一些外資機構開始變賣、減持在華資產。這方面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
據此，我們可以推測，隨著危機的深入，中國經濟受外來的不利影響會越來越嚴重。那種希望中國經濟可以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論調，只會是美好
的愿望。
四、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局：外因與內因
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顧2008年中國經濟的走勢，從年初開始中國經濟就已經顯示出后繼乏力的態勢。2月份GPI創出8.7％的漲幅新高以后，通貨膨脹成為了首要矛盾。在采取了一系列市場和非市場的措施以后，5月份以來連續4個月出現了CPI的回落，直至8月份令人意外地達到了4.9％。然而PPI卻一路走高，8月份已經達到了10.1％。創出了12年來的新高，展現出與CPI倒掛的態勢(圖2所展示的消費物價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對比關系可以基本反映上述狀況)。從理論上來說，PPI的上漲必然會傳導到CPI上來，然而之所以會出現二者倒掛的情況，一方面是政府的價格干預使得定價機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國內絕大多數商品供過于求的形勢也限制了PPI對CPI的推動。PPI與CPI不斷加大的差距直接蠶食企業利潤，許多中小型企業因高企的成本而陷入嚴重的困難，倒閉破產也越來越多。
從表1、表2的數據可以說明我們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的外部原因：次貸危機導致預期美元貶值，熱錢流入并內生地增加了我國貨幣供給；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增加了企業運營的成本。表1和表2提供了更加詳實的證據。
以上只是外部原因。筆者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1)在次貸危機和成本推動的通脹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出口為導向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維系。(2)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神話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也不再會出現。(3)于是，內部結構性矛盾爆發出來：在人力、資本優勢逐漸喪失，而新的經濟增長點又不能及時出現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必然減緩。形成上述判斷的一個有力佐證是：用各種技術估算的中國各行業TFP指標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持續回落。作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預示著經濟增長的態勢不可能長期維持。因此經濟增長受到阻滯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這種必然在次貸危機背景下出現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五、危機下中國經濟的走勢
近代較嚴重的經濟危機，都嚴重摧毀了生產力。上世紀20-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關聯。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使其一蹶不振，被稱為是“失去的10年”。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東南亞國家多年苦心積累的財富，被席卷一空，多年之后才逐漸恢復。此外，俄羅斯經濟危機、網絡科技泡沫的破裂給投資者的傷害，相信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圖2和圖3中，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持續了10年的時間；期間表現較好的美國經濟出現了高達25％的失業率。
應該認識到，歷史上的一些危機解決模式已經不再有出現的可能，例如我們不能想象再出現一場戰爭。因此如何盡快從危機走向復蘇，在我們人力、資本優勢逐漸喪失的情況下，只取決于我們能否及時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然而從全球的視角來看，電子、網絡科技帶來的這一輪經濟繁榮已經走到了盡頭，現有的經濟增長點已經基本耗盡其潛力。從國內的視角看，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要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要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但是產業調整決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一個長期的也許是痛苦的過程。因此有理由認為我國經濟將經歷較長的一段困難時期。這還是基于我們能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的前提上，如果我們的政策措施處理不當，則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轍，陷入更長時期的經濟蕭條。
六、危機的應對策略
中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這場危機，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也很可能是痛苦的。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來減輕這種痛苦，這可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階段來指定相應對策。從短期來看，理論上我們可以合理采用一些逆經濟周期的政策來減少或者平均化危機過程中不良影響，從而避免一系列問題集中爆發而產生劇烈的經濟震蕩。在這里我們強調要“合理’’地運用，因為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看，經濟政策從來就沒有熨平經濟周期，相反還存在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同時在中長期，我們應該明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結構性問題必須得到改善，而宏觀調控政策是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此時，產業政策的變化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徹底轉變才是我們走出危機的根本途徑。
基于上面的判斷，我們在這里有針對性地提出幾點應對措施來減少(而不是解決)我們即將要面臨的痛苦。
1 短期對策。
短期而言，危機中的市場動蕩不可避免，這種動蕩既是經濟下行的要求也是非理的后果。此時，我們可以選擇合理的貨幣、財政、匯率政策或者政策搭配來緩解這種沖擊。
(1)積極的財政刺激計劃應該平衡短期目標和長遠影響，并具有前瞻性。應做好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準備。支出方向上應對癥下藥，為我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和長遠發展動力的培育留足準備。應對弱勢群體有更多的政策傾斜，以確保危機下的社會安定與和諧。此外，應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減少不必要的對體制改革的沖擊。
(2)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應掌握好分寸，并重視監管。確保放大的貸款真正流向實體經濟領域，而不是吹大資產泡沫。
(3)匯率和貿易政策應以穩定局面為重，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幫助出口企業度過目前的難關。
(4)此外，穩定經濟其他措施，例如工資指數化、保值儲蓄等都值得研究。
2 中期對策。
如前所述，要在中期內盡快走出危機，解決問題的根本在于經濟結構的轉型。
(1)刺激內需的政策要以消費需求為重點。上文我們已經論證，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舊增長模式不可能再在危機環境中持續下去的，那么為了保持經濟有一定的增長以緩解其它社會問題的手段只剩下了刺激內需。從最近的數據上看，2007年消費占GDP的比重還不足40％，這十分畸形，但也提供了刺激消費的政策空間。中國的市場容量是其它經濟體難以企及的，這也是我們重振經濟最重要的基礎。但它也是老大難問題。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提高消費只能是理論上的可能。
(2)完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監管機制和調控機制，預防泡沫的產生。
(3)汲取巨額外匯儲備損失的教訓，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通過資本帳戶開放和匯率自由化，使得人民幣成為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這樣不僅可以爭取到國際貨幣體系中“鑄幣稅”的特權，也可以為我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爭取到更多的話事權。
(4)充分利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通過區域性的經濟合作，重新獲得一些組織意義上的全要素生產率進步，以獲得新的增長點。
(5)要改變單純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舊增長模式，科學地、逐步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我們的產品競爭力，通過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將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淘汰出去，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廣東省的“雙轉移”政策已在此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其戰略是正確的。
3 長期對策。
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科技的進步。然而新技術、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發耗費巨大，政府在推動
技術創新的運動中應起重要的引導作用。此外，制度層面的優化和改革，風險創投機制的完善也是有益的補充。基礎性研究對經濟的影響也許在超長期才能顯現，但是著眼于長遠利益，加大對其投人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這些項目的推動，依然需要政府引導、立足制度改革和完善。
七、對當前經濟學界流行觀點的質疑
上述內容是筆者對此次經濟危機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態勢的一些基本看法。通過最近一段時間結合當前形勢對中國經濟轉型的重新思考，下面筆者對當前一些流行觀點提出質疑。
首先，在贊賞改革開放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我們不應忘記改革付出的代價。這種被形象地稱為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法”改革，必然會給經濟發展帶來震蕩，是否可以有逐漸“規范化”的改革模式來取代現有模式呢?這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顯得更有現實意義。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含義及其批評》一文中，筆者已經證明，“摸著石頭過河”具有預期的靜態性、行為的短期性、宏觀經濟的震蕩性的特征，這種改革方式本身急需改革。
其次，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在于新生產技術的應用，因此，筆者有這樣一個觀點，盡管目前美國遭受的危機影響最大，但是憑借其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儲備、領先優勢和優越的創新機制仍然有可能先于其它國家走上復興的道路，繼續充當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因此，那些對此次危機可能改變世界格局的論調似乎不切實際。
最后，我們已經論證，我國以高投資拉動的粗放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將不可維系。因此，目前國家和地方以投資拉動內需的政策值得商榷。也許出于社會穩定等非經濟目的的需要，這種做法尚可以討論。但從經濟學上看，在目前我國投資占GDP比重已經超過40％的情況下，高投資的長期效應一定不盡人意。具體說來，從近期出臺的4萬億財政刺激方案來看，資金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對短期內穩定經濟增長速度、吸納就業會起到不錯的效果，但是對由此可能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所防備。按照經驗來看，政府投資的大量上馬，必然會對社會私人投資帶來擠出效應，并且在權責不明、監管缺位的情勢下，很可能會重演盲目、一窩蜂、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老路，還會帶來一系列的尋租問題。而4萬億的投資支出可能還不足以確保“保八”任務的完成。據估算，地方財政還將配套3萬億左右投資，而這個數字只有一成至三成的來源有保障。其余還要依靠銀行貸款。如果投資的效益、質量得不到保障，可以預計的是我們財政辛苦掙來的家底必將不保，而且銀行系統必然會受到嚴重的沖擊。這就為我們的長遠發展埋下了隱患。此外，我們遺憾地發現，與民生問題緊密聯系的醫療、教育、住房改革所需要的資金投入沒有在這次方案中得到足夠的重視。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卻是中國經濟轉型、擴大內需這些中、長期發展問題得以解決的關鍵。因此，在這個刺激方案的操作上，財政政策依然顯得“短視”，市場經濟方向的理念甚至可能有所倒退。
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央指出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五大重點和我們的一些建議和批評是不謀而合的，但我們還應更加重視長期增長因素及其相關制度建設。過分擔憂和恐慌是沒有必要的，踏實和前瞻性的科學決策、合理的政策方案設計才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應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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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軌跡中，有兩個地方對我特別重要，一個是我的家鄉——山西，另外一個是我年輕時的求學之地——俄羅斯。這兩個地方在我看來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前者依賴煤炭，后者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前者驅動著中國經濟完成了60多年的工業化成長，后者正驅動著試圖完成能源轉型的歐洲；前者煤炭企業的LOGO可以滲透進屬地城市的各個角落、甚至是幼兒園和養老院，后者天然氣公司可以滲透進國家生活的任何一個角落，甚至是代表話語權的媒體。
前者的省屬煤炭企業老總最后往往可以升到副省長，后者的國家石油公司老總可以擔任副總理，甚至再從副總理干回石油公司老總，而天然氣公司的老總往往是總統的絕對鐵桿；前者的主政者每每公開講話時，總會在三句話中插一句煤炭如何拉動經濟增長……后者的總統不僅在論文中把石油天然氣想像成外交武器，并在國際舞臺上頻繁使用；前者可以頻繁更迭政策條款將外省投資客趕出太行山，后者可以巧妙利用“橡皮法律法規”為外國投資者下套，最終實現對項目控制權的巧取豪奪；前者煤炭富豪可以千萬嫁女，后者石油富豪可以為看球買下一支歐洲頂級職業足球俱樂部；前者煤炭行情決定著公職人員能不能全額發下工資，后者直接用油價來制定整個國家的財政預算；前者是中國媒體的新聞富礦，而后者是世界的新聞富礦……
兩者眾多的相似性，我還可以用多年在兩地的生活經驗列舉出更多，而列舉的越多越會讓人覺得病態。盡管，我不能將兩者簡單確診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因為這個話題始終是被學術界所爭論的懸疑。
什么是荷蘭病？經濟學意義上復雜定義的討論會讓這個話題變得索然無趣，但就我的觀察而言，其根結在于一種被扭曲的激勵傳導機制。
回到20世紀60年代的荷蘭，當時由于北海一帶發現大量天然氣資源，隨著資本的強勢介入，使得北海油氣產業一片繁榮，大量天然氣出口為荷蘭帶來了大筆“快錢”，但由于大量輸入性收入，最終導致荷蘭盾持續升值，并引發了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產品和貨幣市場的一系列反應擠出當地其他行業，使之逐漸衰退，或者難以起步。
所謂的這種“擠出效應”，并不僅僅發生在宏觀經濟層面，更多的情況下發生在政府施政層面。因為資源往往能帶來豐厚收益，誘導資源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做出了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和不恰當的經濟政策，并滋生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惰性，從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這種現象，無論在山西還是俄羅斯都表現的十分明顯。在我的印象中，走馬燈式輪替上陣山西主政者往往調任自其它內陸省份，往往因眼界狹小，而受困于煤炭。直到若干年前，當來自深圳的到任山西后，曾一度讓山西的有識之士感到一絲希望，希望能帶領山西走出煤炭之困。讓人出乎意料的是，上任后并沒有帶來特區的新思維，而是入駐山西省煤炭廳蹲點學習煤炭產業……新思維依然受制于舊慣性。
盡管，雷厲風行的作風加上深圳式的效率，通過大量“跑部運動”為山西謀得了煤炭稅費優惠，而且建立了國家級的煤炭交易中心，但依然逃離不開煤炭的羈絆，依然逃離不了山西發展思維的惰性。
或許基于同樣的認同，一位山西籍官員曾向我痛心疾首地說：“山西最大的禍害就是有煤炭，要不是煤炭，迫于生計早就把山西人逼出省外去做生意了，就跟明清時候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樣，而不會像現在一樣，全省上下都指著煤炭吃飯……”
盡管不愿承認，但當代吃著煤炭這碗飯的山西人已經沒有了先人的冒險和開拓的勇氣，更多的是偏安一隅得過且過的惰性。
民間的這種惰性在俄羅斯同樣明顯。俄羅斯普通人在享受著石油帶來的國家福利的同時，普通人更多地愿意去談論和質疑政府如何分配不公，但卻不愿去談論自己因該擔負什么責任，更別說站出來去爭取自己的權力。俄羅斯人這種“天性”，被不少俄羅斯問題專家稱為是“政治侏儒癥”。
當一次偶然的機會閱讀了世界銀行一份報告后，才發現這種侏儒癥同樣是“資源詛咒”的表現。世行曾指出，資源國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資源的租金，而不是直接來自于公民稅收，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責任關系鏈很薄弱。
此外，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方的薄弱也與資源的豐富有關，因為大筆資源紅利誘惑下，推動著政治和商業的聯姻。資源開發帶來的高收益讓大權在握的政客們成為“尋租者”，商人們通過政客來奪取資源的控制權，再利用資源收益去收買那些立場不同的人，在這種政治生態下，俄羅斯寡頭們紛紛破殼而出。
僅僅從這些粗淺的觀察來看，“荷蘭病”并不簡簡單單的是一種經濟病，如果真的只是一場經濟病的話，為何荷蘭最終能克服“荷蘭病”的影響，而那些非洲、中東或是俄羅斯卻始終無法擺脫這一病患呢？
行文至此，我也很慶幸。曾經經合組織的一個研究團隊做了一項研究，他們繪制出了65個國家15歲學生的自然科學成績與該國自然資源收入在GDP中的百分比的相關性的圖表，結果顯示，國家從自然資源的盈利跟它高中生的知識技能明顯成反比。
事實上，山西和俄羅斯應該不符合這一研究結果的規律。俄羅斯要感謝蘇聯留下的完善教育體系和科技實力，而山西和大多數中國省份一樣，要感謝中國教育制度的遺毒——高考，兩者都讓其年輕人還保留了被教育和開化了的大腦。
知識和技能始終是21世紀經濟的全球貨幣，沒有哪個中央銀行能發行這種貨幣，每個人自己決定他們發行多少，而這些智力資本將像全球資本驅動北美頁巖氣熱潮一樣，驅動山西和俄羅斯的經濟真正向前，或許山西會再出幾個李彥宏和他的百度，而俄羅斯也會再出幾個賽吉·布林和他的谷歌。
眼下，這樣的轉機就擺在山西和俄羅斯面前，那就是全球性的經濟不振，全球能源結構綠色轉型的大潮流。中國的經濟減速導致了煤炭需求銳減，而中國北方愈演愈烈的霧霾天氣也催促著中國決策者要壓縮煤炭消費比例。在這一背景下，當了60多年能源基地的山西似乎應該醒醒了。
歐洲同樣如此，其能源市場未來的基本趨勢是降低碳排放。對于歐洲而言，這意味著將更加依賴清潔可再生能源。面對這一趨勢，對于歐洲天然氣和石油的主要供應國——俄羅斯而言同樣沖擊巨大。
鄔錦雯，女，196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1987―1994年就讀于中山大學，先后獲得學士、碩士學位；2004―2008年于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13年3月訪問美國密蘇里科技大學；2014年6月經國家留學基金委青骨研修資助到加拿大薩斯溫徹大學進修。自1994年起至今，在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先后任助教、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現任華南師范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校友會副會長、廣州青年商業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民建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以及廣州市花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位。
二、研究領域
鄔錦文教授長期在管理信息與數據挖掘、用戶分析、知識管理、勞動經濟等領域進行教學和科研工作，具體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市場層面主要有勞動力轉移和培訓、信息政策與法規以及移動互聯網的研究；中觀組織層面是對文化資本和競爭力、HR-MIS、知識管理和物聯網的研究；微觀個體層面涉及勝任力模型及應用、數據挖掘和投資行為研究。
三、研究成果
鄔錦文教授經過多年研究，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諸多論文，曾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就業機制研究、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風險度量方法及其在中國市場的應用研究和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圖書編輯勝任素質模型的構建的主要負責人，同時還參與了新聞出版署重要軟課題、民建年度參政議政招標課題和廣東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重點研究項目子課題研究。其中“改制后新聞出版業人才評測體系建設研究――以編輯勝任素質模型的構建為例”的重要軟課題于2009年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優秀獎；會議論文“廣東產業升級中結構性缺工問題與對策”于2010年獲得廣東中華職教社的特等獎。鄔錦文教授還是優秀的參政議政人員，2008―2014年度，民建廣東省委員會授予其“優秀個人”稱號；2014年，“關于制定和實施財務管理職業標準，推動廣東經濟轉型升級的提案”獲得人民廣東省委員會的優秀提案獎。
四、主要論著
1、2001年中國信息產業發展報告，廣州出版社，2002年。
2、電子商務概論，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年。
3、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教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4、網上創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5、打造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組織文化資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6、面向城鎮化的人力資源與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7、你最勝任什么職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8、信息產業結構研究，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2年第4期。
9、信息產業與持續發展，情報科學，1993年第2期。
10、試論中國經濟信息網絡建設，情報科學技術，1995年第5期。
11、試論當代信息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圖書情報工作.1997年第4期。
12、決策中的征兆信息識別，決策與信息，1997年第8期。
13、論信息的開發利用，情報學報，2001年第3期。
14、談談電子商務雙語教學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中國科學學報，2004年第11期。
15、中國證券市場莊家與散戶的博弈，時代經貿，2008年第3期。
16、網絡情報檢索語言研究，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3期。
17、文化資本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18、傳統文化對企業文化的啟迪，企業文化（下半月），2010年第8期。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存在就業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從上世紀70年代未知青返城，到農村經濟改革帶來勞動力剩余，再到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導致的職工下崗，就業問題貫穿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正當連續5年的高增長即將沖淡人們對于這些問題的擔憂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寒流再一次籠罩了就業市場。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昔日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與農民工一起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一、2009：就業形勢嚴峻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的信息和各級媒體對就業市場的頻繁關注中，我們不難感覺到，就業問題已經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就業的總人數達2400萬人，這組龐大的數字顯示出了2009年就業形勢的嚴峻性。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兩個群體就是大學生和農民工。
二、大學生：畢業失業
據統計，今年全國新增大學畢業生將達到610萬，與往年未能就業的150萬大學生疊加，一支龐大的待業隊伍立刻呈現在人們眼前。即使在經濟發展正常年份，消化這樣一支高學歷的勞動力大軍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何況在就業市場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畢業也就意味著失業”，這樣一句以往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調侃，在2009年變成高校畢業生的真實寫照。近日，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莊、鄭州、成都、沈陽、武漢、廈門、哈爾濱、西安等地的抽樣調查顯示，到2009年2月底，應屆畢業生整體就業率僅為35．6％，這與社會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業率還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業率較高的幾個大省市，今年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更加不容樂觀。據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屆高校畢業生簽約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個百分點；而截止1月中旬，廣東全省本科生就業簽約率則只有2．2％。
三、農民工：回家≠過年
2008年春節，數十萬農民工因為雨雪災害被阻隔在廣州火車站無法回家；2009年春節，風和日麗，卻仍然有數十萬農民工在廣州火車站徘徊，今年，他們則是因為遭遇了就業市場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過年。同樣是回家，心情卻迥然不同，新年的快樂與期望被失業的無奈和迷茫沖刷得無無蹤。
據統計，2009年春節前，約60％左右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過年，而根據人保部的抽樣調查顯示其中的5．4％是因為失業。以我國務輸出大省四川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占外輸勞務總量的17．8％。200年春節后，全國需要新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在2000萬人以上。而與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卻一降再降。作為解決了全國1／6就業崗位的廣東省自2008年以來，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趨勢，由第一季度的228．7萬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萬人。另據預測，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約為190萬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約4．99％。短短十幾個月時間，“工荒”戲劇性地轉化為“民工過剩”2009年就業形勢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
四、誰該為“就業寒冬”買單
就業問題一直是一個廣受社會關注的話題，但百分之百的就業即使在理論上也是很難實現的。一定規模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發達國家平均年登記失業率也在5％以上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來，就業矛盾卻突顯日益尖銳之勢。究竟原因何在，可謂眾說紛紜。都是金融危機惹的禍盡管造成就業困境的原因很多，但從影響力上來看，金融危機以絕對多數票被指認為罪魁禍首。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對國內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漸顯現，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貿易企業因為人民幣升值和國外需求減少的雙重打擊而接連倒閉；另一方面，國內上游企業因遭受牽連而舉步維艱。國內經濟在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跡象。在這種情況下，除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外，剩余企業招聘計劃也紛紛被凍結或縮水。
往年風光無比的投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等金融機構，幾乎都大幅削減甚至取消了校園招聘計劃，而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的外資銀行也放緩了發展步伐。同時，吸納就業人數眾多的地產、汽車、廣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業，也因前景不明而無法給就業市場緩解壓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從零工資就業、名校生養豬，到考研熱、公務員熱，知識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局勢”使人們反思高等教育的呼聲日益升高。各方輿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1999年以來的大學瘋狂擴招難辭其咎。1999年，國務院立足于現代化建設的全局、科技和社會發展形勢的變化，做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重大決策。9年來，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2％。據統計，2005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與此相對應，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政府數據顯示，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而在2007年，高校畢業生已達到495萬人，今年更猛增至611萬人。國內人力資源市場“青黃不接”的狀況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飽和，即使沒有金融危機，大學生就業狀況也不容樂觀。
另外，有關專家指出，所謂大學生就業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心理感受。國內教育的傾向使得不少大學生習慣將自己就讀的學校、專業等與薪資待遇掛上鉤。這種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們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機會。
六、經濟轉型的必然之痛
經濟轉型是引起失業率短期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機的放大作用下，人們已經忽略了它本身的影響。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到了轉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已是時勢所趨。事實上，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起始于金融危機來襲之前。也就是說，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機，產業結構調整也會帶來大量剩余勞動力。
這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經歷的陣痛。但是，它最終會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而自行解決。
七、就業與社會經濟發展
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充分就業被認為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這不僅是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而且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必要保障。盡管充分就業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短短兩個月內，相關政策就已接連出臺，但在目前復雜的情況下，要緩解就業壓力卻并非政府一家之責，企業和就業者本人也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八、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就業增加使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得到就業機會，使全社會的勞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從而生產出更多最終消費品，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會導致居民收入增加，整個社會的消費和投資也會相應增加，這又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關系。反之，失業的增加則會導致經濟增長向相反方向運動。按照奧肯定律，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反向的替代關系。實證研究表明，失業率每上升1％，總產出就會減少3％。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就業是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不景氣導致就業形勢惡化，失業又造成居民購買力下降，市場需求因此減少，企業產品滯銷，生產和投資積極性必然受到打擊，令經濟增長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決就業問題，“保增長”的目標很難順利實現，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復蘇都將成為一句空話。
九、就業與社會穩定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其經濟收益和勞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調查顯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50％以上為勞務所得，這就意味著，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這樣不僅無法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受阻，同時，在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會給失業農民帶來很大生活壓力，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十、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
隨著國家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出臺，一大批國有重點企業在今后幾年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會服務領域的單位，以及機械制造、橋梁設計等行業，也發展迅速。對于這些企業來說，盡量提供多的就業崗位，一方面可以緩解社會上的就業壓力，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企業今后的蓄勢待發儲備充足的人才。
十一、就業者應該擺正心態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效率 動態效率 調整彈性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幾乎是不容置疑的。以GDP的增長率衡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其年均增長速度幾乎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可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從效率角度分析，努力的空間還十分巨大。單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作為占全球總人口1/5的中國，2004年GDP只占全球GDP的4%，但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至4倍，主要產品能耗比國外平均高出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電力消耗了10%、鋁19%、銅20%、煤炭31%、鋼材30%。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這些數據意味著改革開放20多年來，雖然中國經濟總量一直以接近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經濟質量和效益卻不盡人意，我們這些年費盡心機取得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付出了極大能耗成本和承擔了極大技術安全風險的。如果再加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更低。
依據增長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外乎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和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是指資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增加；后者一般用全要素生產效率來衡量，以扣除各種生產要素貢獻之后的余項表示。顯然，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與高效率是兩回事，如果全要素生產效率不高，哪怕增長率再高，經濟增長也不能說是高效率的。但全要素生產率也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其中不僅包括技術知識的進步，還包括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要素投入所沒有包括的內容。這樣，即使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效率，也不能說明中國具有較高的純技術意義上的知識進展。對于以漸進主義為轉軌政策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勵新興工業部門的橫向進入，可能會改善部門間的資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能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中國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要素結構的優化配置效率不容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從均衡增長路徑的動態角度考慮，按照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如果兩國經濟具有相同的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無論初始點如何，人均產出增長率相同，且與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一致。然而，對于兩個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率的國家而言，如果儲蓄率不同，那么均衡增長路徑上單位有效勞動的消費水平也會不同。在均衡增長路徑上，有一個使得家庭總效用最大的儲蓄率和資本存量的黃金率水平，在該水平上，經濟處于動態效率最佳的增長軌道。而中國的儲蓄率恰恰是非常高的，這使得中國的投資水平很高，而消費需求不足。由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增長推動，消費需求的貢獻相對較少。
二、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分解
假設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為：
Y（t）=A（t）F［X1（t），X2（t）…Xn（t）］。
其中：［X1（t），X2（t）…Xn（t）］為各種生產要素在t時刻的存量向量；A（t）表示除要素數量以外的影響產出增長的因素，即全要素生產效率。關于A（t），戴維?羅默（2001）認為，它可以解釋為勞動與資本之外的影響產出的其他因素的雜物袋，其他可能的解釋是勞動力的教育與技能、產權的力量、基礎設施的力量、對企業家精神與工作的文化態度等。丹尼森認為，全要素生產效率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對中國當前的轉型經濟而言，由于制度變革導致了資源的重新配置，因而資源配置效率是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中必須考察的重要內容。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設該生產函數采取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形式，故可以通過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分析資源配置效率。
中國經濟的轉型過程既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也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以新興產業為突破口，通過新增資源的合理配置，使k1，k2之間及其內部達到最優比例。不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趨于下降，也就是說，資源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收益部門的轉移所推動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
庫茲涅茨認為，發達國家的增長過程實際上也是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從部門來看，資源先是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活動，后又從工業活動轉移到服務行業。從生產單位的平均規模來看，是從家庭或獨資企業發展到全國性，甚至跨國性的大公司。從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業生產部門的配置來看，發達國家增長時期的總體增長率和生產結構的轉變速度都比它們在現代化以前高得多。而在經濟結構優化后的現代化時期，經濟增長率則相對低得多。考慮到作為全生產要素生產率內容之一的資源配置效率的“一次性”特性，在中國經濟結構改革潛力釋放后，要保持中國經濟今后的高速增長，就必須快速提升中國知識進展的速度，否則就只能依賴于資本的積累，走外延式的增長道路，而這條道路將會受到資源與環境的嚴重制約。
從（1）式和（2）式可以得出，在支付給資本的收入份額?琢k一定的條件下，人均產出增長率在短期內是由兩種因素推動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或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全要素生產效率增長率。
張軍（2002，2003）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資本―產出比率，發現中國年平均增長率為-0.89%。但在不同時期，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情況是不一樣的：大概在1994年以后，資本―產出比率開始出現顯著而持續的上升趨勢，其中在1995-1998年以后，資本―產出比率為1.92%。相比之下，1979-1998年間全生產要素的增長率為2.81%，到1992年以后出現明顯的遞減趨勢。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實際資本―勞動比率一直在穩定上升，而且越到后期上升速度越快。這些數據說明，在1994年以前的改革期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效率具有高增長率，這顯然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關，否則1994年以后，隨著資源配置結構調整的逐步到位，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增長減緩就無法解釋。但是，當全要素生產效率減緩以后，中國的GDP增長率卻并沒有明顯地下降，這更明顯意味著投資推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根據索洛模型，在長期均衡增長軌道上，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將趨于零，人均產出增長率將僅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決定。這意味著以資本積累的快速擴張來推動人均產出的增長是不能長期起作用的。Young（1994）的一些實證分析也支持了這一結論。這意味著，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如果不能增加知識進展的推動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由資本積累所推動的增長遲早會走到盡頭。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無效率
經濟的動態無效意味著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本積累過度。正如第二部分所分析的，這是資本―勞動比率不斷快速上升的直接結果。資本積累過度所對應的動態無效本身是一個相對的經濟學概念：一是指總資本存量與有效勞動之比的值過高；二是指單位有效勞動的資本存量積累到它的邊際生產率與折舊之差相對小于經濟增長率時的狀態。圖1顯示的k?鄢點處于動態無效區域，在A點的切線斜率小于持平投資線斜率n+g+?啄。中國的資本―勞動比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速上升到k?鄢后所導致的資本邊際產出率的迅速下降是造成我國經濟動態無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經濟的動態無效，同時也意味著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度。如圖1，S所對應的投資線曲線Sf（k）表示儲蓄過度，如果儲蓄率降低到SGR，則此時的SGR和對應的資本存量 都分別達到黃金率水平。所以從理論上說，要擺脫經濟動態無效的困境，可以通過降低儲蓄率，當然也可以將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由g提高到gGR的方法解決。事實上，高儲蓄率的確是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一個明顯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年平均儲蓄率高達40%左右，而且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即便是被世界公認為高儲蓄率國家的日本，根據OECD國民核算年鑒，20世紀80年代凈國民儲蓄率也只有20.8%，比中國低近20個百分點。盡管高儲蓄率所帶來的高投資率為中國的經濟高增長奠定了基礎，但在均衡增長的路徑上，高儲蓄率的增長只有產出水平效應，且對產出僅有中度的影響，不會長期影響產出。更為嚴重的是，高儲蓄率為資本的快速積累進而使經濟步入動態無效區域創造了條件。
四、中國經濟增長的調整彈性
與動態無效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的調整彈性。一個彈性較好的經濟必定具有靈活的經濟結構，可以根據外界條件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運作方式，以獲得最佳的經濟效率。換言之，一個彈性較好的經濟是可以適應外界情況變化、在變動中尋求發展的經濟。反過來，一個彈性較差的經濟則意味著當外界條件發生變化時，增長將相應地受到影響。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作如下定義：E=G/S。
在上式中，E代表一個經濟對外界的反應彈性，G代表經濟增長率在外界條件變化后相應變化的程度，S代表外部沖擊的程度。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對于S的單位變化，G的反應越大，則彈性系數越大，反之，G的反應越小，則彈性系數越小。由此推論，對于一個結構靈活的經濟來說，S的變化一定會引起G的較小變化，因為這種經濟消化沖擊的能力較強，故彈性系數較小；反之，對于一個結構僵硬的經濟來說，S的變化一定會引起G的較大變化，因為它消化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弱，故彈性系數較大。
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彈性系數是較大的。也就是說，在面對外部沖擊時調整起來是困難的。由于中國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越來越倚重于資本的快速積累，這就使得資本積累的變動對增長率有著巨大的影響，投資一旦減少，增長率就將迅速下降。由于中國的整個增長方式偏向于粗放型，即實際上是各種投入的增長造就了中國GNP高速增長的奇跡，因此，一旦投入的供應出現問題，增長也就終結了，而資源的稀缺性意味著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另一方面，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歷程，中國對外部市場和資源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外貿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整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同時各種資源的進口量越來越大。這意味著中國越來越處于外部沖擊的威脅之下，一旦這些外部因素發生變化，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隨即受到影響。這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的反應彈性系數是很大的。在反應彈性很大的情況下，經濟調整起來，往往是痛苦而困難的。最近幾年，雖然石油價格大幅上升和鐵礦石價格成倍上漲，但我們卻無法減少對它們的需求，反而不斷增加需求；而許多出口商品的價格下降，但我們卻無法減少出口，都是明顯的例子。
五、若干政策含義
我國經濟轉型時期GDP的高增長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國經濟的高效率。一方面，從全要素生產效率的角度考慮，全要素生產效率相當程度上表現為結構調整的資源配置效率的貢獻，純技術性的知識增進表現并不顯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資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釋放后，為了推動中國持續增長，投資推動帶來了資本的迅速積累，并造成了人均資本存量的積累過度。另一方面，從長期均衡的動態角度考慮，正是由于以高儲蓄率為條件的資本迅速積累導致了中國經濟處于動態無效區域，并使經濟在面對外部沖擊時缺乏調整彈性。因此，中國經濟存在著帕累托改進的余地。據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強自主創新，大力提升中國技術進步速度。一是加大教育、科技等知識部門的投入，提高人力資本的素質，加快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步伐；二是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模仿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因為技術進步對我國經濟增長有雙重效應，不僅可以推動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并使經濟轉入集約型增長方式；而且也可以改變均衡時的資本過度積累的狀況，調整經濟的均衡增長軌道，使經濟處于動態有效狀態。
2、降低儲蓄率，以改善資本的過度積累狀況。盡管一國儲蓄率與該國的文化觀念相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也可以通過適當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進行調整。一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以減少人們的謹慎性儲蓄；二是發展和完善消費信貸市場，培育新的消費熱點，轉變人們的消費觀念，以增加現期消費，由此激發內需，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從而盡量避免國外沖擊對國內增長的不利影響。
3、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以減少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的依賴，提升生產的技術含量，促進經濟結構靈活化，達到降低調整彈性系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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