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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優秀范文 金融在實體經濟中的作用

金融在實體經濟中的作用賞析八篇

發布時間:2023-06-14 16:21:0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在實體經濟中的作用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金融在實體經濟中的作用

第1篇

關鍵詞:金融體系;實體經濟;關系;反思

引言

對經濟領域的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存在對于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的理論與實踐在經濟轉型中也占據著主要地位,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金融體系能夠將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發展規律呈現出來,給未來經濟發展的預判提供條件,還能夠體現出當前經濟市場發展的勢頭,為一些金融股票的價格波動作出實時的體現,體現實體經濟以及金融體系的發展狀態。

1、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基本概念

1.1金融體系的概念

金融體系的的概念主要是反映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經濟模式,包含經濟領域的各種經濟活動狀況。此外,雖然金融體系大多是為了反映一個國家當期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發展模式,但是由于每個國家的國情并不相同,每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消費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導致不同國家的金融經濟體系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形態。金融體系從宏觀價值來看,可以把它當做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框架,由許多因素共同組成,企業想要謀求較好的發展就必須要對經濟框架的形成有一個十分透徹的了解,方便全局的發展。

1.2實體經濟的概念

在我國現在的發展中,雖然給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許多較好的條件,但是實體經濟的發展依然還是國民生活中的主體經濟。它包含的領域頗多,產品設計、生產、銷售等等,以物易物或是金錢的正當交易等等,對人們日常的生活需要提供最基本的條件,并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中,提升國民的生活水平和物質享受。

2、經濟轉型背景下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關系發展現狀

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時期,國家相關政策的出臺給經濟的發展與形式轉變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也轉變了原本軌跡中的經濟發展,影響;額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推動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由分離狀態逐漸轉變為融合。從深層面來看,其實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是較為復雜的,因為其中所包含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就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實體經濟的發展已經逐漸開始有了較好的發展苗頭,通過與金融體系的完美融合,將二者的優勢完全激發出來,推動我國金融經濟的不斷進步。但是由于目前的金融信貸的發展又漸漸的開始導致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發展趨向分離狀態,因此還需要金融行業與實體經濟的不斷完善,不斷磨合,達到完美融合。

3、促進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關系的有效措施

3.1促進金融體系的發展,為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做準備

在經濟的發展中主要就是以市場的經濟需求為主要發展導向的,因此,實體經濟在其中充當的作用是主要的,而金融體系的健全就是為了促進實體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穩步快速的發展。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是需要金融體系的完善與健全來作為發展的根本的。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將實體經濟不斷發展的資金投入金融體系中,一方面擴展金融體系的規模,另一方面還能夠壯大實體經濟的發展實力,激發市場中的金融需求,推動實體經濟的有效發展,也給國民經濟帶來可持續發展。

3.2發揮實體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積極作用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需要實體經濟將自身的發展能動性和積極性全面的體現出來,在充實金融體系的同時活躍市場經濟的發展環境,推動金融體系的穩步發展,相互促進。另外,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時刻注意經濟需求的轉變,時刻準備轉型發展。現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中還應該與時代的發展接軌,激發實體經濟的發展潛力,更進一步的促進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完美結合。在國民經濟的不斷運轉過程中,要想完善金融體系的結構就需要實體經濟充分的發揮自身創造經濟收益的能力,不斷的壯大金融體系的力量,從根本上解決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缺乏的問題,利用資金累積的方法來拓寬實體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領域,為金融體系的融資手段做出貢獻,創新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社會的進步。

3.3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改革

對金融體系的自由化改革能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增進自身體系的同時也能夠更進一步的推動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之間的關系,促進經濟市場的多元化發展。進行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也是利用政府宏觀調控的一種重要的經濟手段,穩定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帶動實體經濟的進步,從而提高實體經濟帶給社會的經濟收益,增加我國的經濟實力。

3.4推動資本市場的改革

資本市場的改革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其實是較為重要的,它能夠帶動資本市場在發展過程中摒棄自身的缺點,發揮自身的長處,推動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穩定波動的經濟市場,給以后經濟市場的發展前景提供方向,推動經濟的整體發展,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

第2篇

摘 要:從全球的視角出發,近些年來,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情況日趨嚴重,在金融經濟發展水平和地位提升的條件下,金融經濟發展步伐會加快,同時也給社會經濟帶來消極影響。當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會給國內以及世界的實體經濟帶來阻礙作用,不利于社會的健康發展。本文首先對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表現進行了分析,其次論述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危害和原因,最后提出了解決對策。

關鍵詞 :金融經濟 實體經濟 分離 原因及對策

目前,金融行業中出現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當這兩種經濟分離達到一定的程度時,那么會給我國的金融乃至世界金融帶來危害。這些危害主要體現在給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以及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由此可見,仔細研究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分離表現,并對其產生的原因以及帶來的危害進行探析,提出解決的對策,對于穩定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正常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表現

(一)金融企業不斷擴大兼并行為。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表現之一是金融企業兼并行為的不斷擴大,這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金融企業的大量兼并使得企業集中化程度變高,這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發展機遇,但同時也是巨大的挑戰,如果不加強約束,金融企業管理人員會面臨道德風險的發生。在充滿誘惑力的經濟利益面前,有些金融企業管理人員會完全忘記金融風險的防范意識,而且即便真的出現金融風險,他們也一點不擔心,認為政府最后會來解決,最終使得金融企業漸漸地放松對金融風險防范的警惕和監督。

(二)嚴重阻礙了實體經濟的正常發展。隨著金融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中的很多交易行為都離不開金融行業,在金融領域中的眾多交易都是投機行為,這種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投機行為嚴重地影響了經濟的正常發展,導致我國經濟出現亞健康狀態。

(三)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失調當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在比例上出現差異、發生比例不一致的情況時,社會中的眾多資金都會流入到金融經濟中,這時實體經濟的發展情況就受到掩蓋,經濟發展呈現出低落的面貌,然而金融經濟的發展面貌卻剛好相反,呈現出非常繁榮的局面,實際上這種繁榮局面是虛假的、不真實的。價格指數能夠體現出國民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但是在這樣的虛假繁榮背景下,價格原有的導向作用不復存在。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危害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有時是必要的,但是分離情況不能太嚴重,否則就會出現負面影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好處體現在,很大一部分社會資金流入到金融經濟中,那么金融經濟的發展步伐就會得到加快,金融經濟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就會更加明顯,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但是當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過于嚴重時,就會帶來消極影響。具體體現在阻礙了實體經濟的順利發展,不利于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因此,要想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必須掌握好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狀況,把握好度,根據影響兩者分離的因素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

三、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原因

縱觀全世界,金融經濟的發展規模、發展速度以及帶來的影響等各方面都要超過實體經濟。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受到金融經濟比例的影響、技術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金融管制的影響,這三種因素的影響。下文對此進行了仔細的分析:

(一)金融經濟比例的影響。金融經濟的發展要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基礎,實體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經濟得以發展的先決條件。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漸發展,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在對接中少不了外匯,這就決定了金融經濟的重要性以及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當金融經濟遇到金融風險時,勢必會影響到與之有密切聯系的實體經濟,繼而導致實體經濟出現風險。

(二)技術因素與制度因素的影響。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網絡信息的革新,金融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越來越便捷,發展速度也逐漸加快,交易范圍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面貌,如今的金融經濟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特點,這就是金融經濟逐漸與實體經濟分離的技術因素。另外在制度因素的影響方面,由于我國的金融經濟風險制度不夠全面,使得金融經濟鉆了制度的漏洞,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跟風行為和投機行為。因此,在技術因素和制度因素的雙重影響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速度會逐漸加快。

(三)金融管制的影響。除了金融經濟比例的影響和技術及制度因素的影響之外,金融管制的影響也是促使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加快的一項重要因素。我國在金融管理這方面的力量還比較薄弱,加上金融自由化都加快了兩種經濟的分離速度。另外,隨著網絡技術的進步,全球各個國家的金融管制都加深了彼此的聯系,資本流通速度日益加快,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變得日趨激烈,全球的金融交易量迅速增多,當金融交易情況變得糟糕時,會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

綜上所述,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最主要的三種因素分別是金融經濟比例的影響、技術與制度因素的影響以及金融管制的影響。面對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危害,我國的政府部門一定要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且針對以上提到的三種因素進行仔細地分析、研究和討論,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切實做好對實體經濟的保護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促進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有序發展。

四、解決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措施

從近年來頻發的金融危機來看,在世界范圍內,金融經濟的發展都嚴重地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而這種情況又會導致金融經濟失去了實體經濟的支持,繼而出現一種惡性循環。這種情況出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融機構與金融企業表現出一種自我滿足的傾向,這不僅不利于金融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影響實體經濟的正常發展,近年來的金融危機就深刻的地印證了這一點。實際上,世界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經濟,更加離不開實體經濟,從某種層面而言,金融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金融經濟的繁榮也是取決于實體經濟的繁榮,實體經濟是全球經濟的基礎,也是重中之重,為了遏制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必須要對金融經濟進行正確的定位。 除此之外,政府部門也要制定好相關的政策,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必備的支持,發揮出金融經濟的服務性作用,促進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參考文獻:

[1]王姍姍. 對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不和的探索[J].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2014,09:30.

第3篇

一、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失衡表現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失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大型金融企業發展中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兼并,出現了經濟發展過于集中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容易引發金融機構發展的道德風險,表現在這些大規模的企業認為當自己發展規模給過大,甚至出現風險的時候有政府進行承擔,從而放松了自己對風險的防范,為了經濟效益的實現做出一些危險性的風險經營行為。第二,金融經濟領域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活動頻繁,會將原有單純的投機行為轉變為更多的關聯性活動,導致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發展的弱化。第三,金融市場的價格指數失去了原有國民經濟發展“晴雨表”的作用。在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影響下,一些社會資本從原來的實體經濟領域轉移到回報較大的金融領域,金融發展逐漸被虛假繁榮經濟覆蓋,不能如實地反映出實體經濟發展情況。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失衡原因

實體經濟主要是指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其產品價值需要在生產、交換、消費和分配的環節中來體現,一旦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無法保證實體經濟發展效益的實現。而金融經濟發展本質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高收益、高風險、投資周期短的特點,基于這些特點也吸引力大量的閑散資金。在金融高回報的影響下,很多實體經濟轉向金融市場發展。在金融部門逐漸增多的同時,金融發展規模樣也得到了擴展,由此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無論是在數量下,還是在規模上都發生了變化。實體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受到了金融經濟的沖擊,金融經濟從原來的輔助地位轉變成現在的主導地位,并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的影響,成為一種發展的主流。

三、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失衡影響

(一)積極影響

伴隨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逐漸突出,由此導致很多社會資源發展向金融經濟的范圍內傾斜。在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金融經濟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在社會資源配置和資源調度方面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消極影響

在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逐漸失衡的影響下, 導致金融經濟本身的社會約束力逐漸減弱,甚至出現了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局面,對實體經濟乃至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較為嚴重的不利影響。從本質上看,金融經濟的發展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但是當今的形勢是二者之間的關系逐漸分離,實體經濟發展本身受到了破壞,需要建立一種二者制衡機制來保證兩種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失衡的解決對策

(一)加快發展實體經濟,為金融經濟發展提供物質基礎支持

實體經濟的穩定發展是金融經濟發展和風險防范的關鍵。為此,需要有關人員加快實體經濟的發展,具體需要做好以下幾點內容:第一,優化實體經濟結構,充分發揮出實體經濟發展中利于金融經濟發展的因素。第二,實體經濟發展要實現不斷的創新和升級,提升本身對金融經濟發展的吸引力。

(二)金融經濟發展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主

金融經濟的發展要根據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進行,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而進行發展。金融經濟的不斷發展演進在本質上是對實體經濟發展能力提升和改進的過程。由此可見,金融經濟的發展要能夠服務實體經濟,不管是在信貸市場發展和證券市場,還是在金融衍生品發展領域,都需要根據實際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來進行相關的發展創新。另外,有關人員還需要認識到實體經濟本身發展的局限,采取措施對實體經濟進行創新,從而實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發展的更好融合。

(三)加強對金融經濟發展的監管,防范各種金融風險

加強對金融經濟發展的監管,防范各種金融風險需要建立嚴謹的金融市場監控發展機構和體系,通過技術支持掌握最新的金融監管手段,建立金融經濟發展預警系統,加強對經濟運行中各種情況的了解,通過完善金融監管披露制度嚴格控制金融經濟發展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偏離。

第4篇

關鍵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

一、引言

隨著經濟金融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加速,金融產業的日益強大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促進作用也不斷增強。但是,金融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資本脫實向虛、實體產業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再一次引起了學者們對金融與經濟關系的高度關注,特別是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增長的問題。當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資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進實體經濟增長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從中國經濟運行情況來看,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絕非僅僅是簡單的數量關系①,中國金融信貸的“輸血”工程必須重新審視。基于效率維度,重拾并高度重視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效率問題是現階段的占優策略(謝家智、王文濤,2013a)。因此,全面測評中國各省市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并準確找出其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助于為解決金融乏力困境和調整實體經濟結構提供參考依據,因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目前,國外關于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經濟增長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個國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數據,利用隨機前沿模型測算了金融中介發展支持宏觀經濟增長的技術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利用隨機前沿模型測算了伊斯蘭銀行支持宏觀經濟增長的效率。國內也有少數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效率問題。比如:Suo和Wang(2009)運用DEA方法測算了金融支持在農業規模化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方面的效率問題;熊正德等(2011)將DEA和Logit模型相結合,實證研究了金融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率及影響因素;周智和萬洪斌(2013)測算了1980-2011年溫州信貸資金投入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效率;張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測算了內蒙古12個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孫愛軍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數方法測算了1998-2010年中國各省市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并細分到三大產業,結果發現金融在不同省份所發揮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較大差異。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徑向超效率模型測算了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結果發現中國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絕對效率較低,相對效率較高。謝家智和王文濤(2013a,2013b)采用非參數Malmquist指數測算了中國各省金融發展的經濟增長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響因素及傳遞機理,前者發現金融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可以提升金融創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貸干預程度和金融市場化程度有利于同時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創新效率,二元經濟結構會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貸干預會沖抵金融市場化對金融效率的促進作用;后者發現中國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沒有明顯改變,金融創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響金融創新效率,金融創新效率不足制約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停留在數量擴張和要素堆積階段。

綜上可以看出,現有相關研究都更多的是關注金融支持宏觀經濟增長的效率問題,鮮有文獻專門研究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問題。蔣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數測算了中國31個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效率及其省際差異,但其研究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數以同期的生產技術為參考,不具有可傳遞性特征,且在利用線性規劃求解混合時期的方向性距離函數時可能存在無可行性解問題;二是他僅選用了實體經濟融資額和總產值的單投入單產出指標,忽略了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對實體經濟產出的影。另外,在“內陸經濟崛起”的新區域經濟格局下,研究區域實體經濟增長問題采用“新三大區域”方案,即沿海、內陸、沿邊地區(張毓峰等,2014)來進行區域劃分可能更為科學①。基于此,本文采用兩階段研究方法,將首先同時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測度中國31個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并對此進行省際橫向和時間縱向的比較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利用全國、東部、中部、西部、沿海、沿邊、內陸地區的區域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測算與分析

根據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軟件測算了中國31個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及效率變化情況。為了比較,本文同時測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數、同期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結果。

(一)基于省際平均的分析

總體來看,各年間的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各不相同,但其變化趨勢完全一致,如下圖1所示。1999-2015年間,中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整體呈下降趨勢,全局全要素生產率(MGc)平均增長率為-0.9%,同期全要素生產率(Mc)平均增長率為-1.6%。分階段來看,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呈負增長;在2004-2008年間,兩個指數均大于1(2006年除外),說明這段時間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均出現大幅下降,分別達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巨大沖擊所致;2009年以后,兩個指數均又大幅增長,在2011年達到最大值,分別為1.179和1.168,這可能與中國金融危機后的40000億投資計劃有關;2011年開始,兩個指數又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別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圖2顯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的分解情況。總體來看,EC、SC、PC三個分解指數的變化趨勢比較平穩,波動較小,而BPC指數和TP指數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特別是2003-2005年間和2008-2014年間。從全局Malmquist指數的分解來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ECc)的平均增長率為-0.8%,技術進步指數(BPCc)的平均增長率為-0.2%,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由技術效率變化指數(ECc)和技術進步指數(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為主導;從同期Malmquist指數的分解來看,技術進步指數(TP)的平均增長率為-0.8%,純技術效率指數(PC)的平均增長率為-0.5%,規模效率指數(sC)的平均增長率為-0.3%,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也是由技術進步指數(TP)、純技術效率(PC)和規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術進步和純技術效率的下降為主導。

在全局Malmquist指數(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變化指數(ECc)大于1而技術變化指數(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說明這三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主要由技術效率的提高所貢獻;相反,效率變化指數(ECc)小于1而技術變化指數(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說明這些年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由技術進步的上升所貢獻。在全局Malmquist指數(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術變化指數(BPCc)和效率變化指數(ECc)同時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說明這4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同步下降;效率變化指數(ECc)大于1而技g變化指數(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說明這4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主要原因為技術進步的下降。

(二)基于時間平均的分析

分區域來看,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的全局Malmquist指數(肜)的均值分別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數(Mc)分別為1.021、0.961和0.977,這說明在1999-2015年間,沿海地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呈增長趨勢,服務效率最高,而沿邊地區與內陸地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呈下降趨勢,其中內陸地區的服務效率最低。從Malmquist指數的分解情況來看,沿海地區的全局技術變化指數(BPCc)和同期技術進步指數(TP)、規模效率指數(SC)均大于1,而效率變化指數(ECc)和純效率指數(PC)均小于1,說明沿海地區主要由技術進步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不斷提高;而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的兩個Malmquist指數及各分解指數的均值都小于1,說明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的下降由技術效率的下降、規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種因素共同導致而成。

Malmquist指數小于1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來看,沿海地區中遼寧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數小于1,而其他8省的則大于等于1;內陸地區全局Malmquist指數大于1的省市僅有寧夏,其他12個省市全部小于1;沿邊地區全局Malmquist指數大于1的有吉林、內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數也具有相似的省際分布情況,沿海地區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內陸地區的青海和寧夏2省、沿邊地區的吉林、內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數全部小1。

綜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指數來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數(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廣東和內蒙古5個省份的效率變化指數(ECc)和技術變化指數(BPCc)同時大于1,說明這5個省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由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共同推動;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個省市的技術變化指數(BPCc)均大于1,說明這3個省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由技術進步所貢獻;江蘇、山東、寧夏和吉林4個省份的效率變化指數(ECc)大于1,說明這4個省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進所貢獻。在全局Malmquist指數(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慶、四川、貴州、甘肅、黑龍江、廣西、云南和共13個省市的技術變化指數(BPCc)和效率變化指數(ECc)同時小于1,說明這13個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同時下降;湖北、湖南、陜西、青海4省的技術變化指數(BPCc)小于1,但其效率變化指數(ECc)大于1,說明這4個省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的下降而非技術效率下降;相反,遼寧和海南2省的技術變化指數(BPCc)大于1而效率變化指數(ECc)小于1,說明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主要由技術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標與數據

本文將分別以前文測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數和同期Malmquist指數為被解釋變量,以所有可能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因素為解釋變量,建立如下的計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別為各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MGc指數和”指數;a為截距項,β為K*1維的參數系數向量,xij.為1*K維的影響因素向量,K為解釋變量的個數,εij為隨機擾動項。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將從金融產業、實體經濟、宏觀環境三個方面來進行指標選擇。

在金融產業方面,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產業規模、金融體系結構、實體經濟直接融資比重等。金融產業規模(FSC),采用各省金融業增加值來代替,并對其進行取對數處理,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金融體系結構(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費收入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代替。本文綜合李樹、魯釗陽(2014)和張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總資產由各省流通中的現金(M0乘以各省市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股票市值、保費收入等加總計算得到,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以及wind數據庫。直接融資比重(DF),采用實體經濟直接融資額占融資總額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實體經濟直接融資比重數據來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運行報告》,2013-2015年實體經濟直接融資比重采用社會融資規模中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總額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來代替。

在實體經濟方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實體經濟產業結構、國有經濟比重等。實體經濟產業結構(RIS),采用各省第二產業產值占實體經濟總產值的比重來代替,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國有經濟比重(SOE),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來代替,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在宏觀環境方面,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預程度、對外開放度、信息化水平、勞動力素質等。政府干預程度(FIS),采用各省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對外開放度(OPEN),采用各省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產值占GDP比重代替。勞動力素質(EDU),采用各省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實證過程與結果分析

針對面板數據,理論上存在三種可供選擇的面板估計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實際運用過程中,可以根據樣本數據特征選擇合適的估計模型,具體的選擇過程為:以F檢驗確定是選擇POLS模型還是FE模型,F檢驗的原假設為“混合回歸模型更優”;以拉格朗日乘數(LM)檢驗確定是選擇POIS模型還是RE模型,LM檢驗的原假設為“混合回歸模型更優”;以豪斯曼(H)檢驗確定是選擇RE模型還是FE模型,H檢驗的原假設為“隨機效應模型更優”。如果F檢驗和LM檢驗均不顯著,則說明應該選擇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個顯著則進行H檢驗,當H檢驗顯著時選擇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確定好面板估計模型以后,還需要對模型進行自相關檢驗和異方差檢驗。如果選定的估計模型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問題,則需要改用可行廣義二乘法(FGLS)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以消除自相關和異方差問題。本文利用Statal4.0軟件對所有數據進行處理,限于篇幅,全國及各地區的模型檢驗結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數為被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也未列出。下表2顯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數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估計結果。

根據表2可以看出,金融產業規模(FSC)的回歸系數在全國、中部、西部、內陸和沿邊地區的模型中顯著為負,說明在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速度不協調的背景下,金融產業規模的擴大(相對于實體經濟來說)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礙作用。這與蔣智陶(2014)和李強、徐康寧(2013)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前者也發現金融業的規模擴大阻礙金融服務效率的提高,后者發現金融發展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卻阻礙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此外,金融產業規模(FSC)的回歸系數在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都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金融業自身規模的擴大有利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出現這種明顯區域差異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國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突出,東部沿海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高,而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這一結論說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可能存在某種門檻效應,同時說明推進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對于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融體系結構(FST)的回歸系數在絕大部分模型中都顯著為負,少數模型中不顯著。從理論上講,股票市值和保費收入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越大,說明金融體系結構越趨于合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越高。實證結果與理論剛好相反,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國實體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直接金融的發展,但直接金融特別是股票市場發展的滯后和劇烈波動對實體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負向影響,因此出現股票市值和保費收入總額占比越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資比重(DF)的回歸系數在全國和東部地區顯著為正,在西部地區和內陸地區顯著為負,在其他地區不顯著。這說明直接融資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且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理論上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有助于提高實體經濟部門的融資效率,從而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資比重在我國實體經濟融資總量中的占比還非常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占比非常高,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和不健全使得實體經濟直接融資的利用效率較低。

實體經濟產業結構(RIS)的回歸系數在全國、中部、西部、內陸和沿邊地區的模型中顯著為正,在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不顯著。這說明實體經濟產業結構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在全國、中部、西部、內陸和沿邊地區,第二產業占實體經濟總產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越高。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內陸和沿邊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中,第二產業的快速成長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資源,而在東部沿海地區,第三產業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斷下降,金融資源也逐漸向第三產業轉移。國有經濟比重(SOE)的回歸系數在絕大多數模型中都不顯著,說明經濟性質并不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金融部門在向實體經濟部門提供金融服務時,特別是在信貸審批發放過程中會全面評估實體企業的財務狀況,而不會明顯偏向于國有企業。

政府干預程度(FIS)的回歸系數在幾乎全部模型中都顯著為負,即政府干預會降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這說明要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必須減少政府干預,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加快經濟市場化發展。對外開放度(OPEN)的回歸系數在全國、東部及沿海地區的模型中顯著為正,在其他地區不顯著。不難理解,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各省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國際貿易對區域實體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在其他地區,各省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實體經濟增長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因此,在全國、東部和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區則不顯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歸系數在幾乎全部模型中都不顯著,表明各省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發展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不顯著。截止當前,全國各省的交通運輸業都相對較發達,交通運輸對區域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不顯著是可以理解的。勞動者素質(EDU)的回歸系數在部分模型中顯著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顯著。從理論上講,勞動是每個經濟系統的主要投入要素,勞動力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特別是金融業這種知識密集型行業,勞動者素質越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越高。回歸結果中出現部分模型的系數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較低,對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較小。

(三)基于分位數回歸方法的進一步討論

前文的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實際上是均值回歸,并不能體現解釋變量x對整個條件分布的y x影響。因此,本文擬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數回歸(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來進一步分析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響因素對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方向、大小及趨勢等綜合情況。限于篇幅,本文僅列出了全國樣本模型回歸的系數表和中位數回歸的分位數圖,如下表3和圖5所示。

綜合表3和圖5可以看出,金融產業規模(FSC)的回歸系數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且在各分位點上全部顯著為負,這與前文的靜態面板模型回歸結果一致,說明金融產業規模的擴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提升。金融體系結構(FsT)的回歸系數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變化趨勢,在0.1、0.25和0.5分位點上顯著為負,在0.75和0.9分位點不顯著,說明金融體系結構的優化在長期內將顯著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但在短期內效果不明顯;直接融資比重(DF)的回歸系數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變化趨勢,在0.1、0.25和0.5分位點上顯著為正,在0.75和0.9分位點不顯著,說明實體融資比重的適度提升會改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實體經濟產業結構(RIS)的回歸系數在所有分位點上都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變化趨勢,在中位點上系數最大且顯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點上不顯著,這說明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在實體經濟總量中的比例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必須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國有經濟比重(SOE)的回歸系數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在0.1和0.25分位點上顯著為正,在0.75和0.9分位點顯著為負,在0.5分位點上不顯著,說明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不斷上升,民營經濟所占市場份額不斷減少,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將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也間接說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政府干預程度(FIS)的回歸系數呈先降后升的變化趨勢,在0.1、0.25和0.5分位點上顯著為負,在0.75和0.9分位點上為負但不顯著,說明政府干預會阻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提升。對外開放度(OPEN)的回歸系數在所有分位點上顯著為正,與前文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在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國際形勢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勞動者素質(EDU)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為負,且不顯著,這跟前文靜態面板模型的回歸結果有一定差別。為此,我們將這兩個變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歸,其他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的大小和顯著性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所以本文列舉的是包含這兩個變量的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模型回歸結果的科學性和可信性,本文擬從以下3個方面做穩健性檢驗:(1)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為代表的參數法、以LP為代表的半參數法和以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法。為了檢驗不同方法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測算結果的影響,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參數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來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選定的投入產出變量設定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參數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并同樣進行了r間維度和區域維度的比較分析。檢驗結果發現,雖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區的測算結果有細微變化,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不斷下降的總體變化趨勢和東高西低的區域格局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表明相關的主要研究結論是穩健的。(2)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因素,論文也從兩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替換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結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測算的結果,選取上文同樣的影響因素及替代指標,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穩健性檢驗。二是更換影響因素的替代指標,比如用金融總資產替換金融規模(FSC),用金融市場效率(金融機構貸存比)替換金融市場結構(FST),用服務業規模(除金融和房地產以外所有服務業的產值總和)占實體經濟總產值的比例替換實體經濟產業結構(RIS),去掉在大多數模型中均不顯著的變量“信息化水平(INF)”。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盡管七個模型中各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大小和顯著度有細微差別,但其系數的正負方向和顯著性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這說明本文實證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第5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 實體經濟 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金融是以各種常見的互聯網工具(多指大數據技術、搜索引擎工具、移動互聯技術等)為依托開展的創新型金融模式,具體應用形式多樣,包括信息中介服務、資金融通服務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等。互聯網金融通過實現金融領域與互聯網工具的有機融合,體現了經濟發展中的開放性、平等性、協作性以及分享性特點,達到了創新并延伸傳統金融理念的目的,從而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因此,互聯網金融作為傳統金融理念與模式的創新形式,勢必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如何利用互聯網金融助力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是業內人士高度重視的一項課題。

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對于我國而言,實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首先,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增大,實體經濟虧損面有所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GDP同比增長率以及環比增長率均有所下滑。特別是自2015年以來,我國名義GDP呈現出下滑趨勢。雖然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仍然處于相對平穩狀態,但根據以往歷史數據來看,名義GDP增長率下滑,甚至低于實際GDP增長速度,可能會導致實體經濟陷入困境。

其次,我國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不足,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了抑制作用。截至2015年,雖然全國范圍內小微企業的數量和規模不斷增加,但資金缺口以及融資缺口不斷增加,導致大量小微企業的成長受到融資問題的影響。從實體經濟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小微企業多具有輕資產性的特點,企業的財務數據不夠完備,加之針對小微企業的社會征信機制不健全,因此傳統銀行難以為小微企業提供充足的貸款資金支持。總體來說,受到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偏低等因素的影響,我國金融機構對于實體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被削弱,最終導致實體經濟發展受阻。

再次,受到全球經濟發展不景氣影響,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外部需求環境惡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內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尚未完全恢復,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相對不利。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債務規模較大,可持續舉債能力并不理想,貨幣政策以及財政環境過于寬松,難以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因而實體經濟的增長動力嚴重不足。從這一因素出發,一些國家與地區嘗試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以及匯率等方式干預外貿行業的發展,反而導致了國內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相互促進

在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協同發展的過程當中,兩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首先,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具有發展目標的一致性。互聯網金融依托于互聯網技術實現了傳統金融模式的創新,對經濟結構及其發展模式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但其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目標仍然是高度一致的。簡單來說,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必須始終將實體經濟的發展作為出發點與歸宿,以提高社會的金融服務水平為最終目標,并在規模、結構、質量等方面體現出一致性。

其次,互聯網金融對實體經濟存在著正面的促進效應。互聯網金融產生與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促進傳統金融向著民主化、普惠化方向發展,進而產生對實體經濟的正面促進效應。互聯網金融對于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有一定驅動意義,在加快實體經濟的產出速度、提高流通速度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并且還能對社會再生產活動產生刺激性影響,以健全并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互聯網金融驅動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戰略

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創新發展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為更好地利用互聯網金融工具,積極驅動實體經濟創新發展,未來的關鍵在于健全互聯網金融市場準入標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政策環境進行優化,引導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資金向實體經濟轉移等幾個方面,具體戰略措施如下:

健全互聯網金融市場的準入標準。健全的市場準入標準能夠促進互聯網市場的規范、有序發展,對改善互聯網金融行業參差不齊的發展水平有積極意義。首先,當將牌照制度引入互聯網金融市場中。以網絡借貸平臺所引入的信用評級工作機制為范本,構建適宜于互聯網金融市場的牌照模式,一方面可提高互聯網金融平臺統計管理的便捷度,另一方面能夠明顯提高互聯網金融市場進入企業的資質水平。其次,應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注冊資本金。政府部門應發揮宏觀監管職能,在P2P平臺中引入最低注冊資本金制度,利用資金支持加強平臺對各類風險的抵御能力,以有效保護投資者利益。

構建可驅動實體經濟發展的互聯網金融政策環境。互聯網金融模式與傳統意義上的實體金融模式相比較,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將互聯網理念與互聯網技術手段高度融合,但互聯網金融模式的本質仍然在于“金融”兩字。因此,互聯網金融必須將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根本目標。在對互聯網金融發展進行監管與引導的過程中,應關注如下問題:首先,應將互聯網金融相關知識作為企業領導層培訓范疇中的重要內容,使其領悟互聯網金融發展模式的意義與價值;其次,對于我國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轉型的宏觀背景下,應當盡可能實現實體經濟與互聯網金融的協同、適應,通過政策環境下的一系列利好措施,促進我國金融結構的轉換。

政策引導互聯網金融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為開拓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融資渠道與途徑,解決融資信息溝通不暢的問題,保障小微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在政府部門對互聯網金融行業進行宏觀引導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政府部門應通過稅收優惠或專項財政補貼的方式對信貸資源配置進行優化調整,引導互聯網金融市場貸款資金逐步向實體經濟流動。其次,要限制資金補貼對象數量。政策扶持的對象不得過于寬泛,應當將中型和小微企業作為重點服務對象,對企業交易規模作出明確限制,并根據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交易增長率、信用等級以及注冊資本等關鍵數據,采取不同等級的獎勵或補貼措施。

(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①劉煥蕊:《互聯網金融支持產城融合發展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陸岷峰、楊亮:《我國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融合關系研究》,《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8期。

③陸岷峰、楊亮:《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融合關系及驅動思路研究》,《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36期。

④皮天雷、楊萍、劉子榮等:《金融新常態約束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演變與革新》,《經濟問題》,2015年第10期。

第6篇

[關鍵詞] 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 泡沫風險 經濟預警系統

虛擬經濟是指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企業利用虛擬資本、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等進行交易活動所引進的各種經濟形態的總稱,是以虛擬性為基本特征的 ,獨立于實體經濟,同時又必須與實體經濟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的經濟形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金融活動占總經濟活動的比例也越來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結果是資本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創新。由于證券市場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機活動,金融市場的交易額和金融活動本身的產值迅速增長,形成規模不斷擴張的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及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不僅包括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建筑等物質生產活動,也包括了商業、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體經濟的發展、經濟機制運行效率的提高,均與虛擬經濟的擴張發展密切相關。

一、虛擬經濟的特征

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隨著虛擬經濟迅速發展,其規模已超過實體經濟,成為與實體經濟相對獨立的經濟范疇。與實體經濟相比,虛擬經濟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等四個方面。

1.高度流動性。實體經濟活動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即使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其從生產到實現需求均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但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只是價值符號的轉移,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其流動性很高;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股票、有價證券等虛擬資本無紙化、電子化,其交易過程在瞬間即刻完成。正是虛擬經濟的高度流動性,提高了社會資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不穩定性。虛擬經濟相對實體經濟而言,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這是由虛擬經濟自身所決定的,虛擬經濟自身具有的虛擬性,使得各種虛擬資本在市場買賣過程中,價格的決定并非象實體經濟價格決定過程一樣遵循價值規律,而是更多地取決于虛擬資本持有者和參與交易者對未來虛擬資本所代表的權益的主觀預期,而這種主觀預期又取決于宏觀經濟環境、行業前景、政治及周邊環境等許多非經濟因素,增加了虛擬經濟的不穩定性。

3.高風險性。由于影響虛擬資本價格的因素眾多,這些因素自身變化頻繁、無常,不遵循一定之規,且隨著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交易規模和交易品種不斷擴大,使虛擬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變得更為復雜和難以駕駑,非專業人士受專業知識、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資金、時間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虛擬資本投資成為一項風險較高的投資領域,尤其是隨著各種風險投資基金、對沖基金等大量投機性資金的介入,加劇了虛擬經濟的高風險性。

4.高投機性。有價證券、期貨、期權等虛擬資本的交易雖然可以作為投資目的,但也離不開投機行為,這是市場流動性的需要所決定的。隨著電子技術和網絡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巨額資金劃轉、清算和虛擬資本交易均可在瞬間完成,這為虛擬資本的高度投機創造了技術條件,提供了技術支持。越是在新興和發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場監管能力越差,防范和應對高度投機行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場,虛擬經濟越具有更高的投機性,投機性游資也越容易光顧這樣的市場,達到通過短期投機,賺取暴利的目的。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是相對獨立的兩個經濟范疇,二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虛擬經濟的產生源于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無論虛擬經濟發展多快、規模多大,其根本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沒有實體經濟,則虛擬經濟將無從談起,即實體經濟是第一性的,虛擬經濟是第二性的。同時,實體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中的貨幣、資金、電子貨幣、股票、債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經滲透到實體經濟的各個環節,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轉和快速發展,離不開虛擬經濟的支持,落后的虛擬經濟會成為快速發展的實體經濟的障礙。

但是,我們應看到,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虛擬經濟的超前發展,并不能帶動實體經濟的超速發展,反而會引發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破裂又會引致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破壞。以EdwardS.Shaw為代表的眾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活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隨著金融深化而不斷增加,因此主張通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進經濟增長。但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這一主張是片面的。西方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相繼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斷提高,金融資產總量迅速膨脹,目前均已大幅度超過本國的GDP,但在金融資產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GDP并沒有隨之快速增長,其增長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歐洲還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的貨幣危機,在日本則產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現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虛擬經濟膨脹速度超過發達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現象日益嚴重,并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機。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這些金融危機的發生,不僅對本國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損害,還通過國際貿易、匯率變動以及資本流動等渠道,對周邊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形成區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機。

三、虛擬經濟的功能及其對實體經濟運行的影響

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僅可以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而且資本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務,還為實體經濟提供了穩定的經營環境,降低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和因價格或匯率波動引致的不確定性經營風險,使實體經濟能夠穩定增長。另一方面,虛擬經濟自身產值的增加本身即促進了GDP的增長,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直接促進了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

具體而言,虛擬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適應實體經濟的需要而產生,可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也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是破壞性的損害,主要是使國民經濟發生動蕩和危機的可能性增加:

1.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正面影響

(1)增強資本營運功能。虛擬資本的運作能有效地提高資本運營能力。虛擬資本是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國際大公司樂于采用的經濟手段,即利用票券、期貨、期權以及其他金融衍生物。這些資本在持有和交易過程中形成的經濟活動又稱為資本經濟。當企業從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 ,并逐步轉變為資本運營型時,企業大量利用并購手段來擴大資本,提高資本運作能力,就已經逐步使用了虛擬資本方式,如投資股票、債券、期貨、期權以及其他衍生物金融工具,如遠期合約、期貨合約、期權合約、利率上限合約等手段。一方面擴大企業資本運作范圍,另一方面擴大資本籌集能力、資本增殖能力。充分發揮資本的增殖手段是虛擬資本的主要功能。擴大企業利用虛擬資本參與競爭能力是目前國有大型企業研究的重要課題。增殖是資本生存和合法性的依據,它也同樣是作為資本特殊存在形式的剩余資本從事虛擬經濟的直接手段和目的。

(2)擴大經營能力功能。虛擬經濟最主要的特征是其虛擬性,而虛擬性經濟表現為經濟形態的虛擬性、經營形式的 虛擬性、過程控制的虛擬性幾個方面,其主要作用在于擴大經營能力,借助外部實體經營企業發揮其運作功能。

(3)調節資源配置功能。虛擬經濟的資源調節功能表現在運用虛擬經營的企業往往具有優秀的品牌,優質的關鍵資源和良好的管理經驗,往往對某一類資源進行有效利用和專項控制,并能充分利用各項資源 進行有效的加工、生產、營銷,從而達到合理配置有限資源,調節生產機能,實現資源優化組合。

(4)提高風險報酬的功能。虛擬經濟的一個主要特征是高風險性,最突出的是金融泡沫的形成、網絡風險的產生等, 而高風險與高報酬是相輔相承的,高報酬的產生決定著風險報酬的高低,所以虛擬經濟的高風險性形成高報酬,從而提高了虛擬經濟的創造風險報酬的能力。

2.虛擬經濟也會對實體經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是破壞性的損害。

主要表現在:

(1)虛擬貨幣的過量發行和銀行信貸呆壞賬的大幅增多,會動搖實體經濟正常運行的秩序和信用基礎。

(2)虛擬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投機風險。虛擬貨幣一旦以膨脹的信用化形態進入生產或服務系統的循環,虛擬經濟就進入了實體經濟并形成了兩者之間的互動。這一互動增加了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3)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減少了進入實體經濟的資金,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從總體上來說,虛擬經濟的適度和正常發展,是有助于為實體經濟動員儲蓄和提供融資支持的。但是,當虛擬經濟發展到過度膨脹時,在一定時期或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其作用就會走向反面。

(4)虛擬經濟的擴張可能出現經濟泡沫過度,引發泡沫經濟的產生,導致對實體經濟的巨大破壞。

(5)虛擬經濟的跨國擴張嚴重危及世界經濟安全,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和金融業務國際化、自由化,使國際資本流動急劇增長和快速擴張。特別是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以各種對沖基金為主的國際投機資本也應運而生,并迅速增長。

四、正確認識和處理虛擬經濟問題及其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1.充分認識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適度發展虛擬經濟。首先,我們要正確認識和對待虛擬資本、虛擬經濟,不能因為它們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或金融動蕩而取消之。應該認識到,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意味著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和高級化。

2.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國際化等理論要深思和慎行。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格利和肖曾反復論證了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好處,這一理論一度影響深廣,而且在發展中國家盛行。但自從爆發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人們開始對其理論進行反思,提出了“三化”理論是否適合發展中國家的質疑,以及在何種程度和哪些階段實行的建議。一般地說,從經驗來看,貿易自由化是沒有問題的,而資本自由化則是有很大風險的。目前我國尚不完全具備全面推進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的條件,還存在著多種體制和機制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金融國際化勢在必行。

3.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關系,把握好虛擬經濟發展的“度”,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形成良性互動,虛擬經濟的發展并不一定導致泡沫經濟。只有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才會出現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投機雖然是重要的原因和導火線,但實體經濟的內在失衡才是導致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投機是泡沫破裂乃至引發金融危機的催化劑,是外在原因;而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和泡沫經濟的基礎,實體經濟出現問題才是內在的原因。所以,我們一定要打牢實體經濟的基礎,把握好虛擬經濟發展的“度”,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4.注意防范和控制我國經濟的泡沫風險,抓緊化解已形成的過度經濟泡沫 我國實體經濟運行的泡沫風險主要表現在三大方面:一是股市。客觀地說,目前我國股票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虛擬過度問題。二是房地產泡沫。三是由于實體經濟結構存在問題,國有企業較大面積虧損造成的泡沫。它集中反映在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上。對已經形成的經濟泡沫,要采取有力措施抓緊化解。

5.建立經濟預警系統,增強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完善市場法規,加強金融監管為了使虛擬經濟更好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防止泡沫經濟的產生,必須加強對虛擬經濟運行的監督與管理,控制其與實體經濟的偏離度,使虛擬經濟形成的資產、交易量與實體經濟的對應從發散變為收斂,促進與實體經濟運行的良性互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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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關鍵詞:流動性配置;虛擬經濟;金融危機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同時對流動性存在需求,實體經濟以吸納流動性為主,虛擬經濟吸納流動性的同時創造流動性,流動性的需求和供給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存在著一種聯動。由于價格粘性的存在,流動性在配置到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過程中會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存,在一定程度上會形成政策效果錯覺,造成新一輪的流動性擴張和重新配置。本文旨在分析流動性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配置失調問題以及論證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據此探討對我國流動性配置問題及危機管理問題的政策啟示。

一、流動性配置失調使“虛實非均衡”成為一種常態

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實體經濟提供了必要的融資渠道和金融支持。虛擬經濟通過多種形式大量吸納流動性的同時又創造流動性,其快速發展導致流動性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配置失調,同時流動性配置失調又進一步推動了虛擬經濟的非均衡發展。

價格靈敏是古典經濟的理想情況,此時貨幣中性,流動性的配置只會引起價格的變動。當價格粘性存在,流動性在配置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滯存,形成政策效果偏誤,導致新一輪的流動性發放和重新配置。實體經濟的產業鏈條相對固定,短期內流動性配置比例和滯存數量變化不大。隨著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虛擬經濟中的資本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資產證券化水平提高,信用體系不斷完善,金融衍生產品大量涌現,虛擬經濟鏈條變長,流動性配給比例大、增長快速,流動性配置比例和滯存數量遠大于實體經濟。

二、虛擬經濟中的流動性由過剩到崩潰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由于流動性配置的嚴重失調,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非常規發展,吸納了超出實體經濟承受范圍的過多流動性,虛擬經濟中的資產泡沫不斷滋生、膨脹,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我們將流動性配置失調作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虛擬經濟中流動性脫離實體經濟的過度膨脹是此處理論傳導路徑的源頭。若虛擬經濟產業鏈條中的某一環信用出現問題,喪失償付能力,由于金融產品之間的高度關聯性。相互交叉、復雜糾結,某一節點的償付能力喪失會導致產業鏈條的斷裂甚至癱瘓,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出于一種處理危機的慣性選擇,虛擬經濟中的投資者和投資機構會選擇逃離或者持有高流動性資產以避免沖擊帶來的更大損失,虛擬經濟的流動性瞬時從過剩變為不足,甚至崩潰,金融危機爆發。如果實體經濟無法承受大于自身幾倍比例的流動性變化,蕭條、失業現象產生,那么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也將大大增加。綜上所述,政府在整個傳導過程中不進行調控的前提下,流動性配置失調的最終后果將會是虛擬經濟中的流動性由過剩到不足、再到崩潰,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

三、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流動性配置管理的路徑選擇

流動性配置失調問題無疑是金融領域的問題,需要用宏觀調控的政策加以解決。但金融領域的問題是實體經濟中結構和制度上的深層問題的集中反映。貨幣政策可以治標,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就必須加快改革,從更深層次上加強和改進流動性管理。

1 流動性配置問題應以“虛實均衡”為前提

虛擬經濟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融資渠道和金融支持。但隨著虛擬經濟的飛速發展,其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似乎正在減弱。至少從短期上來看,虛擬經濟中的經濟活動已經獨立于實體經濟之外,形成了其固有的一種價值運動形式,這將導致虛擬經濟脫離于實體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成為一種可能,而這種可能性的直接原因是流動性配置失調。因此,如何實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均衡發展,流動性配置問題是關鍵。在無法有效督導資金流向的環境下,投放或者回收流動性很難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反而會繼續造成風險與收益不對等的窘境。只有讓流動性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實現主動聯動,才能達到真正的高效配置,只有實現了流動性配置均衡,虛擬經濟才能夠真正實現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作用。

2 從根本上治理流動性配置問題必須完善金融監管制度

隨著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改革繼續深化,金融領域開放不斷擴大,金融運行日益復雜,金融監管任務越來越重。我們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分業監管的協調機制,銀行、證券、保險監管部門在加強對金融企業全方位全過程監管的同時,一定要做好重點領域和重點環節監管,強化金融監管手段,對重大金融活動和交易行為實行嚴密監測,提高檢查效率;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不斷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完善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制度和失職責任追究制度;只有真正完善了金融監管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治理流動性在虛擬經濟中的過度擴張。

第8篇

[關鍵詞]金融中心 金融生態 金融窖藏 形成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1)06-0049-04

[作者簡介]劉國宏(1980-),河北靈壽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就職于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 深圳),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金融生態是指以金融主體(包括金融組織以及家庭和非金融商業組織)生存發展狀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生態系統,具體可定義為:金融主體與社會環境之間所進行的貨幣流動、智力循環和信息傳遞過程而形成的動態系統。生態系統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共同構成自然生態系統的運行過程,能量流動推動了物質循環,物質循環帶動了能量流動,同時存在著信息的雙向傳遞。同樣,金融生態系統貨幣流動、智力循環和信息傳遞構成金融生態系統運行過程,貨幣流動推動了智力循環,智力循環帶動了貨幣流動,同時金融相關信息發揮重要生態運動的觸媒作用。

一、金融生態概念模型

(一)金融生態概念模型構建

根據金融生態系統構成要素,金融生態是可由實體經濟兩類部門和虛擬經濟兩類組織共同構成,具有貨幣流動、智力循環和信息傳遞三大功能,形成自我進化發展的能力。實體經濟兩類部門主要為家庭部門和非金融商業部門,虛擬經濟兩類組織主要為以銀行為核心的信貸類金融組織和以證券公司為核心的投資類金融組織。

一是家庭部門通過工資、存貸款、直接投資以及間接投資獲得工資收入、存貸本息凈額、紅利收入和證券投資收益,同時提供了進入金融生態循環的智力資本,是推動金融生態良性運轉的動力之源。

二是非金融商業部門通過組織生產、提供服務,最終由家庭部門消費獲得銷售收入,同時進行存貸款、證券投資,獲得存貸本息凈額、證券投資收益,實現扣除工資支付、成本折舊后利潤。非金融商業部門利潤率高低是推動金融生態是否良性運轉的最基本信息。

三是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金融組織通過出售存單、貸款等證券工具,交易金融資源和促進資金流通。實體經濟體中或虛擬經濟中的實際資金供應方和資金需求方之間并不直接形成相對應的債權債務關系,而是分別通過與商業銀行的信用交易達成實質上資金供給和需求的經濟關系。

四是以證券公司為核心的金融組織既可以自營商的身份在金融市場買賣股票、債券獲取價差收益,又可通過經濟人身份為非金融企業的證券融資提供交易服務。此時,資金盈余部門作為投資者購買資金短缺部門發行的直接證券,將資金轉移至資金短缺部門。與證券公司功能相類似的金融產業組織還有投資銀行、證券交易所、信用評級機構等。

(二)金融生態平衡自我調節

自然生態系統依靠自我調節常常趨向達到一種穩態或平衡狀態,其中負反饋是實現自我調節的重要手段,結果是抑制和減弱最初發生變化的那種成分所發生的變化,使生態系統達到和保持平衡和穩態。當然,自然生態系統也存在正反饋,即生態系統中的某一成分變化所引起的其他一系列變化,反過來不是抑制而是加速最初發生變化的成分發生變化,進而使生態系統遠離平衡狀態和穩態。金融生態系統同樣存在自我調節的能力以及負反饋和正反饋現象,能夠克服或強化外部干擾。

一是負反饋。從貨幣流動看,非金融商業部門投資利潤率提升,促使虛擬經濟窖藏貨幣解封進入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流通資金不斷增加將改變實體經濟中資本稀缺性,又使實體經濟中投資利潤率下降,進而阻止了虛擬經濟窖藏貨幣解封,再次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反之亦然。從智力循環看,在同一外部環境中,工資收入和投資收益決定了社會人才流向,虛擬經濟領域人才過度集聚將造成人才競爭加劇和收入總水平的下降,促使人才流向人才相對匱乏實體經濟領域,最終達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工作狀態和收入水平彼此相互匹配。從信息傳遞看,人才市場、商品市場、證券市場、債券市場等各類市場信號促使金融生態系統的貨幣和智力有序流動。

二是正反饋。從長遠看,生態系統中負反饋起到主要作用,但在短期正反饋常常造成非常嚴重后果。例如,虛擬經濟領域,由于貨幣大量流入提升了金融資產價格,即提高了持有金融資產投資主體收益,進而引發更多貨幣流入虛擬經濟,進一步提升金融資產價格,再次提高了持有金融資產投資主體收益,這樣循環下去與金融資產相匹配的實體資產收益預期信號功能完全喪失作用。失去實體資產收益預期支撐的金融資產終究將由于背離跨時間、跨空間資源配置內在邏輯而轟然倒塌。

三是外部干擾。金融生態系統具有一定自我貨幣創造能力,但同時受資金貨幣政策、利用外資政策以及對外投資政策等外部影響。智力跨國別、跨區域流動越來越普遍,集聚和培育智力對推動金融生態良性運轉更加重要。信息傳遞變革也使得金融生態的空間范圍擴大不斷成為現實,一些專業金融中心開始出現。

二、金融中心形成機制

金融中心的形成受外部環境影響和自我演替規律作用,其類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實體經濟需求拉動型、虛擬經濟引導推動型、金融生態系統延伸發展型。

1. 實體經濟需求拉動型。伴隨著城市或地區實體經濟發展,家庭部門和商業部門數量或規模擴大,區域性經濟貿易中心開始出現,對金融服務產生巨大實際需求,經過借貸利率、金融投資收益率等價格信號作用,拉動了金融人才、金融資本不斷集聚,帶來金融市場不斷擴張,同時創造和提供更多更優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伴隨著大規模、重復性金融交易博弈,金融制度和法規逐步建立和完善,推動區域金融交易進一步集聚,城市或區域金融生態基本形成。

2. 虛擬經濟引導推動型。一個城市或地區經濟發展尚未擁有自然形成金融中心的條件時,利用優越的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自然環境等方面的某些領域優勢和國內外金融市場調整發展的機遇,依托政府部門人為設計、強力支持,在短時間內吸引金融人才,集聚金融資本和信息,超常規建設和發展金融中心,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先導作用,促進實體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3. 金融生態系統延伸型。一個城市或地區金融生態中的某些金融主體向更適宜生存的城市或地區轉移,形成在更大空間范圍的更大金融生態系統和專業性的金融中心。

三、深圳金融中心的形成

1. 城市飛速發展產生龐大金融需求。深圳在金融領域勇于創新、開拓進取,學習和借鑒國外經驗,創造了上百個全國第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組織體系、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支持了經濟建設的龐大資金需求。本文以深圳1980年至2009年30年的貸款額增速與GDP增速作為時間序列數據,用Stata做格蘭杰因果檢驗。首先,進行單位根檢驗,貸款額增速單位根檢驗表明序列不存在單位根,GDP增速單位根的Dickey-Fuller檢驗和Phillips-Perron檢驗均表明序列存在單位根。對此,對GDP增速進行一階差分后單位根檢驗通過。然后,對貸款額增速與GDP增速一階差分時間序列做格蘭杰檢驗,結果表明GDP增速一階差分是貸款額增速的格蘭杰因果原因,即全市經濟發展趨勢變化直接影響了貸款額度的增速,驗證了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發展產生資金需求,進而帶動了金融業的快速發展。

2. 金融生態系統不斷得以健全完善。在城市資金需求帶動下,深圳資金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不斷發展,金融生態主體不斷健全、完善和多元化。1979年以來,深圳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穩步提升,1991年達到高峰后,受國家經濟“軟著陸”影響,又出現大幅下降;后再到1994年開始回升,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后,出現長達8年持續下降;2006年觸底后反彈,一直到2010年仍保持高速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其影響并未體現。這表明隨著深圳金融生態系統完善,金融的金融窖藏能力、金融集聚能力已經增強,應對外部沖擊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3. 金融業發展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崛起。深圳多元化資金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及先行一步的保險市場均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金融條件。從深圳金融業增加值和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散點圖可以看出(圖3),深圳金融業在90年代后期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高速發展,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深圳第一支柱產業,為深圳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而近年來金融業增加值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促進作用有所放緩。

四、對我國金融中心建設的啟示

從金融生態視角看,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同時外部引導也將起到促進作用,然而所有不同的形成機理均要遵循金融生態發展的規律,通過建立和完善金融生態自我調節和發展功能,同時防范金融生態自我調節機制的系統風險,使得金融中心的建設真正服務和引導城市或地區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一是要發揮金融生態主體作用。結合城市或地區的優勢條件和戰略方向,創造條件,營造氛圍,大力發展非金融商業部門,改善和提高家庭部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準,積極培育發展國有、民營、外資、混合等多元化金融組織,以及大中小各類銀行、保險、基金、信托等多類型金融組織,開展區域內部與區域之間的廣泛合作,通過金融生態主體之間貨幣流動、智力循環和信息傳遞逐步形成一個有機組合和良好系統。

二是防范金融生態系統風險。由于生態系統存在正反饋現象,完全任由生態系統自我發展也可能會造成生態危機,尤其是伴隨著金融生態鏈條不斷延伸,如果金融信息傳遞滯后或虛假,日積月累將造成巨大破壞力,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在金融中心建設中,必須規范金融生態主體行為,增強金融信息透明度、及時性,引導金融主體良性競爭、合作和發展。

三是創造金融生態良好環境。首先,要充分認識到金融生態系統具有自我調節和發展功能。其次,要充分給予金融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和發展空間。例如,對民間信貸更多地應監督規范,而不是禁止其發展以防范風險,進而造成生態系統性缺陷和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第三,要充分增加金融政策透明度和可預見性,能使得金融生態主體自行提前調整運行狀態,而不是開展賭徒式博弈,避免生態系統非理性背離均衡的大幅波動,使之向健康可持續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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