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21 17:13:0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政治哲學方法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政治文化傳統；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約政治；有限政府
【中圖分類號】 TU9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的政治時，政治文化是個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慮政治文化，我們就不會理解政治實際上是如何運轉的。因為政治文化第一為政治體系的確立提供合法性說明；第二為政治秩序的穩定提供思想、意識上的支持；第三為政治統治體系的發展提供指導作用。我們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質和差異，對于理解兩國不同的政治行為和建立我國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義。
1956年，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來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識”等概念。接著，在他與維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是指“作為被內化于該體系成員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體系”。最后，在其《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他進一步將政治文化明確定義為“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根據這種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認為“它包括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情感、價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民族氣質、、政治經濟的歷史發展進程等因素。影響甚至決定著一個民族或每個政治角色的政治行為方式、政治要求的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政治行為是它的外在表現，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態，政治學說是它的理性升華”。因為政治文化是超越階級、黨派界限和時間界限的，它比表層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更準確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政治個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根源因素。
哲學框架為我們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異提供了一種可行途徑，因為哲學是文化的基礎。哲學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論、形而上學和價值論。方法論又可分為邏輯和認識論兩部分；形而上學包括本體論和宇宙論；價值論可分為倫理學和美學。價值論來源于對世界的形而上的認識基礎之上的，而方法論又是形而上的認識的基礎，所以方法論是價值論的基礎，而價值論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來看中西哲學的方法論差異。方法論包括邏輯和認識論兩部分。邏輯從事尋求種種最后的標準，以便用以使我們的信仰得到根據又使得我們可得到真的知識。蒙塔古進一步指出人們的觀念與信仰源自見證、直覺、理智、知覺和實踐。人們在事實上也已經把每個這種源泉當作斷定哲學真理的主要標準，因而跟這五種信仰源泉相應的有五種類型的邏輯學說：權威主義、神秘主義、理性主義、經驗論和實用主義。也就是說，人們獲得知識的途徑主要靠這五種邏輯方法。從不同的邏輯方法出發，就會得到不同的認識論、世界觀和政治倫理價值。
在中國哲學的開端時期，就邏輯說，表現為對人作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體驗的可能性的尋求和對人作為超越性存在的現實倫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尋求兩類問題的互補。按照蒙塔古在《認識的途徑》一書中對邏輯方法的分類標準，中國哲學的邏輯方法可歸為神秘主義的邏輯方法，因為蒙塔古將神秘主義定義為：“通過超理智的、超感覺的直覺官能來達到真理”。神秘主義邏輯方法注重直覺，把直接認知的東西看為寶貴的東西，所以中國哲學“沒有明確區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界限，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還是渾然一體的”。
從這種重直覺的神秘主義邏輯出發，中國哲學發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論和用“道”表示的本體論。葛兆光在其《中國思想史》中指出：中國古代思想世界一開始就與“天”相關，在對天體地形的觀察體驗與認識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與邊緣的思想，而且潛含了中國古代人們自認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這種對天地四方的直觀感覺和想象是古代中國人推理和聯想中不證自明的基礎和依據。從天圓地方，大地有四極八方為象征的空間觀念出發，由此推彼，“人們會產生在空間關系上中央統轄四方、時間順序上中央早于四方、價值等級上中央優于四方的想法。”當這種觀念延生到社會領域，就會成為中央帝王領屬四方藩臣的政治結構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這種政治結構象征天地的器物，擁有與天地的“同構性”，而這些器物并非全體所有，所以只有擁有權力和能體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擁有它。對于宇宙時空即“天道”的探索、體驗與玄想最終在思想世界積淀了一個大體成型的觀念性框架，即人類生活在一個由“道”、“陰陽”、“四時”、“五行”、“八卦”等整飭有序的概念構筑起來的，天地、社會、人類同源同構的宇宙之中，在這個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一切都是流轉不居的，整齊有序的流轉時正常的，同類聯系的感應式正常的，在這一秩序中體現的“天道”，是一切最終依據也是一切的價值來源。
那么人們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體現在“圣人”身上。《尚書?洪范》篇說：“于事無不通謂之圣。”圣人是唯一能體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為價值的代表，指導社會的一切行為。誰又是圣人的現實體現呢？是皇帝。《洪范》強調“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來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體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對君主的命令需要絕對的服從，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為王的理論在邏輯上不僅沒有對限制君權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幫助君主無限制地擴張權力，形成絕對的專制權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對其子民擁有極大的支配權力，最終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國同構”、“君國一體”的認知。在“圣人政治”體制中，君主掌握絕對的政治權力，君主獨攬立法、行政、司法和軍事大權，享有隨時對官員和民眾的生殺予奪的權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眾只有服從的義務。由于皇權至上，而治理國家的官員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權可以通過層層社會網絡直接擴張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無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個社會，形成了全能政府。
從根本上來講，西方哲學中的方法論主要是經驗主義的，并輔之以理性主義。早在古希臘時期，西方就有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傳統。亞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體制時就采取經驗主義的方法。亞里士多德曾說：我們通過觀察和歸納得到演證推理的可靠前提。雖然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哲學一度淪為神學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興起，西方哲學逐漸擺脫經院哲學的束縛，開始用“人”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世界，經驗主義的方法論重新成為主要的哲學方法論。經驗主義的方法論拒絕任何天賦觀念，認為人們的一切觀念無一例外地都是通過某種經驗而產生的，所以主張知識應當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這種經驗主義方法論把宇宙一分為二：人和獨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認識外部世界的主體，而外部世界對人來說就是認識的客體。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就是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雖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確認識外部世界的問題上，西方哲學有過巨大的爭論，但是經過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西方成功的將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認識途徑之外，從而將人的經驗確立為認識主要途徑。
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生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體宇宙觀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觀。隨著經驗主義認識論取代神學認識論，西方的神權政治也走到了盡頭，逐漸被權利政治論所取代。當神已經不能為政治統治提供合法性的時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導致的結果就是在西方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個人成為政治的組成單元，公民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體和國家構成的基本單位。人們從自身經驗認識到：個人無法滿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從而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國家，所以國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托付的權威”，也就是說，國家的產生是人們為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國家統治者的統治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方為合法的統治。這種古希臘的政治傳統被伊壁鳩魯總首先提出，后來經過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發展，最終由盧梭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推向頂峰。
一、時期中國的哲學與方法論
20世紀初，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起來的標志是《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同時也標志著中國開始借鑒西方的研究模式來進行研究。在這本書中，借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思想，從孔孟哲學開始講起。的眼中，他認為哲學可以分成宇宙論、知識論和政治哲學、宗教哲學、人生哲學等，而哲學史是為了明確變化、找到原因和進行評判，體裁可以分為通史和專史等，史料有副料和原料之分，中國的哲學則可以分為從老子到韓非的古代哲學、從漢朝到北宋的中世哲學以及明朝以后的近世哲學。但是的這一理論并沒有得到當時所有人的一致贊同。馮友蘭在1930年發表了《中國哲學史》，他不認為直覺方法就是哲學方法，注重哲學中的論證價值，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漢朝以前的自學時代和漢朝以后的經學時代，把哲學分為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宇宙論可以分為狹義的宇宙論和本體論，知識論分為狹義的知識論和狹義的倫理學，人生論分為狹義的倫理學和心理學。對于西方的哲學，馮友蘭認為可以用來補充中國的哲學史。再往后，張岱年提出了哲學的六大特點，著重突出了中國哲學獨特的特色。無論是、馮友蘭、張岱年還是后繼的研究者，在時期，中國的哲學史一直都只是借鑒西方哲學，沒有很好的闡述出中國哲學悠久的歷史和中國哲學獨特的特點。
二、探索時期中國的哲學與方法論
1950年以后，《中國思想通史》的出版是中國第一次用來總結中國傳統思想，并且將哲學思想、社會思想和邏輯思想這三者結合起來，堅持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用唯物主義觀和觀點來分析論述了中國的古代思想，這一舉動大大推進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進程。唐君毅先生在探索時期對于哲學的研究與很多人都是存在差別的，他所研究的哲學主要闡述的是古代人的哲學思想，但是在此同時又穿了著者的哲學，因此，我們可以說，唐君毅先生所研究的哲學是具有全面性的。他的哲學是真正符合中國近代哲學方法論以辯證的觀點看問題這一原則的。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書中說過：“為了能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學，我們必須要學習哲學史，樹立正確的唯物辯證主義世界觀”。在中國探索時期，中國的哲學史是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方式來闡述中國哲學，這種方式加深了人們對中國哲學史的認識，但是由于這一時期對理論的理解還存在著片面化、簡單化以及政治化，造成中國哲學失去了原本的模樣，并且當時的中國學界也沒有真正的理解透中國哲學史，只是一味的批判原有的哲學遺產，導致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道路變得越來越狹窄，甚至后面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
三、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哲學與方法論
改革開放實行后的第一年，中國在山西太原召開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的談論會，這次討論的重點是在哲學史研究過程中的方法論問題。通過這次討論會的召開，中國重新回歸到了列寧的認識觀，即哲學史是整個認識的歷史，是中國先前的哲學者對于整個宇宙和社會的認識。到了1980年以后，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才開始步入正軌，呈現出一片繁榮的局面。在這個時期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逐漸貼近中國哲學本身，研究論著也在不斷的增加，同時還加大了對斷代史的研究，比如對先秦哲學史的研究、對宋明理學的研究、新儒家哲學史的研究等，影響較大的論著主要有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等。同一時期，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還原了中國哲學的原始面貌，真切的展現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將邏輯和歷史兩者統一起來，對中國歷史上的哲學、傳入中國的西方哲學以及哲學的發展進行了研究，在對這三者的再認識基礎上才產生了中國哲學史的考察走向。由此看來，對于同一時期的不同哲學，應該在相互的比較中找到差距，爭取做到互相彌補，。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社會主義實踐，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越來越多樣化，這樣有效的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創新。
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必然趨勢，又是圖書館實踐深入和理論提高的迫切需要，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認識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這為開創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發揮其指導作用和時代價值，正確引導圖書館事業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理論和應用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吳慰慈發表的論文《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述評》：“圖書館哲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引起我國圖書館界的關注。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圖書館哲學的內涵進行探討，關于什么是圖書館哲學。從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圖書館哲學的論文來看，其理論體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組成部分。問題是認識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現實與目標之間差距上的障礙和矛盾，在認知主體頭腦中的反應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導向性、系統性和建構性的特征。問題研究屬于方法論范疇，是向往目標而進行的認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建立問題研究的運行機制，發揮其功能作用，達到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
三、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的研究
在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研究過程中，各個問題之間存在著時序性、層次性、從屬性、邏輯性和整體性等關系。這要求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各個問題之間的聯系，確定研究的具體內容，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順序、途徑和方法。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確定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及其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主要研究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圖書館價值論和圖書館發展論等問題，它們相互獨立、聯系和作用，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其具體問題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內容。
從科學發展的觀點看，科學分化和綜合的發展形成既有層次又有交叉的科學體系。具體學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和圖書館學等，是從哲學逐步分化出來的，為了解決本學科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它們上升層次與哲學聯系和結合。
我們運用哲學的原理、觀點和方法，在圖書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在“學”和“問”的互動促進過程中獲得豐富的經驗知識，提高到哲學層面上進行理論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統化，形成一系列圖書館觀念，集合為圖書館觀，它們有機地結合構成圖書館哲學的學問。我們定義圖書館哲學概念為“關于圖書館觀的學問”，它是探索圖書館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圖書館認識論、價值論、發展論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
圖書館是社會進步的產物、人類知識的寶庫，是一種文化組織機構，它符合人類和社會發展需要而存在，必須為人類和社會服務而發展。文化是圖書館根本屬性，圖書館物質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物化形態，包括圖書館建筑、文獻、設備、環境等要素，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圖書館價值的基礎，文獻是其價值的核心要素，文獻的知識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意識形態，它包括圖書館價值觀、知識觀、學習觀、教育觀、管理觀、服務觀、人文觀、科學觀和職業道德觀等要素，體現圖書館哲學的思想觀念，對圖書館物質基礎建設和圖書館人的活動具有指導和規范的價值作用，是圖書館價值的上層建筑，知識服務觀是圖書館價值的核心觀念。圖書館人是圖書館價值中最活躍的要素，在圖書館物質和精神之間發揮著中介的價值作用。
四、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的意義
針對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現狀與問題，提出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問題研究的特征、設計程序、建立運行機制，發揮其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獲取科學認識、建構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
一、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
功利主義主張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則的尺度或標準，凡是能夠給人帶來快樂的就是好的。根據這樣的觀念，功利主義提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條，并以此信條作為倫理規范判定人們行為的善惡。功利主義的觀念和信條使得它最終深信科學，相信科學的發展不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處境，而且也可實現社會的穩定和和諧。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認為，趨利避害不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動的心理依據。換言之，人們總是希望外物能夠給自己帶來快樂、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發生。這種功利原則使人們變得更為理性，更善于算計。依據功利原則，從政府立場出發，政府應該以“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為目的，這樣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為決策立法的原則。邊沁把功利原則引入政治哲學，構筑了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但是他對個人的原子式的解釋，對苦和樂的算計，成為其理論的致命弱點。當他倡導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而犧牲少數人的幸福和快樂時，就違背了自由主義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羅爾斯。
在羅爾斯看來，功利原則實質是維護少數有財產人的利益，增進少數人的幸福和快樂。羅爾斯認為，“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允許我們默認一種有錯誤的理論的惟一前提是尚無一種較好的理論，同樣，使我們忍受一種不正義只能是在需要用它來避免另一種更大的不正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真理和正義是決不妥協的。”［2］4“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修正。”［2］3這就意味著，在正義的社會里，基于公民權利的確定性，政府不能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為了更多數人更多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這種剝奪少數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侵害。
羅爾斯認為有必要尋找這樣一個社會正義原則。
“第一原則每一個人都擁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自由體系的平等權利。
第二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加以安排，以使它們：適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在公平的機會平等的條件下，使所有的職務和地位向所有的人開放。”［2］60-61第一原則一般被稱為平等的自由原則，第二原則的第一部分被稱為差別原則，第二部分被稱為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在這兩個原則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則優先于第二原則，在第二正義原則中，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可以說，第一原則是用來確保平等的自由和權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義原則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第二原則是用來確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適合于機會和權力的分配，差別原則適合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
二、羅爾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論
在羅爾斯看來，正義原則是需要論證的，這種論證是根據條件預設進行邏輯推理而產生的，“它的證明是一種許多想法的相互印證和支持，是所有觀念都融為一種前后一致的體系”。其實，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其正義兩原則就正是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產生的。羅爾斯力圖說明在堅持自由原則的前提下，人們如何能夠保證實現平等，這對于個人正義和社會正義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種原初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意味著每個人都被假定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實行任何原則的能力。人們憑借這種能力選擇原則，選擇原則就意味著要考慮到正義，因為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會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終只能遵從理性的選擇，這種選擇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羅爾斯說：“它既表達了合理的條件，又適合我們所考慮的并已及時修正和調整了的判斷。這種情況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種平衡，因為我們的原則和判斷最后達到了和諧；它又是反思的，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判斷符合什么樣的原則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羅爾斯想通過反思平衡的方法，從方法論上避免絕對主義，他主張關于正義和道德問題需要論證，使觀點能夠為人們一致接受。他說：“正義的原則是在一種無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選擇的。這可以保證任何人在原則的選擇中都不會因自然的機遇或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處境都是相似的，無人能夠設計有利于他的特殊情況的原則，正義的原則是一種公平的協議或契約的結果。”［2］12
人們通過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從而設計出一種公平的協議，這對每個參與選擇的人來說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羅爾斯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為他后來提出公共理性和重疊共識思想奠定了基礎。在羅爾斯看來，一個人就有關正義和道德問題作出判斷時，可能會受偶然因素的影響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們對道德和正義的判斷更為合理，人們在闡明判斷的原則之后，可以對判斷本身作出修正。在這個意義上，“正義觀只是一種理論，一種有關道德情感的理論，它旨在建立指導我們的道德能力，或更確切地說，指導我們的正義感的原則。這些推測性的原則對照于一組確定的事實（即我們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慮的判斷）來進行監測”［2］50，從而使我們能夠很好地處理兩個正義原則和優先排列方式。羅爾斯認為，作為原初狀態的理性人，應該考慮到這些原則的優先性。與此同時，正義原則通過社會基本結構表明了人們不希望相互把對方作為手段，而只是作為自在的目的來對待的意圖，正義的兩個原則恰恰達到了這樣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出，在羅爾斯這種反思平衡的證明方法中，如果某組道德原則闡釋了某組道德判斷，后者也就為前者提供了理論依據。當然，也有學者對羅爾斯的這種理論提出質疑，比如，這種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對主義的困境。同時，雖然它的闡發點是一組“深思熟慮的判斷”，但在證明過程之中，只是“暫時性的定點”，而不是不可改變的。當在契約中導出一組原則與這組判斷不相符合時，我們就可以選擇，要么放棄該組原則，要么放棄該組判斷，這就形成整體主義理論與實證主義理論的差異［3］。
三、羅爾斯政治哲學方法論批判
現代哲學家以人們生活的共同體為視角，認為人們基于生活之中的社會或文化的道德原則所達成的一致性，即現實主體的一致性是構成道德原則和判斷的必要條件。因此，羅爾斯從主體一致的道德客觀性模式出發，運用平衡方法與原初狀態的策略，力求解決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羅爾斯為了確保“客觀性”，把原初狀態的當事人假設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現實中處境的個體。他指出：“這并不意味著各方是利己主義者，即那種只關心自己的某種利益，比方說財富、威望、權力的個人，而是被理解為對他人利益的冷淡的個人。”［2］13羅爾斯以原初狀態作為自己理論的核心，然后，通過原初狀態來規定其他概念，從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觀性。在這里，羅爾斯是把原初狀態的人假設為理性人，這樣，作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將會根據自律行事，并確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則，而同意行事所確立的原則又具有客觀性。這種客觀性表明，不僅確立的原則是客觀的，而且構成原則的條件是客觀的，正因如此，人們一旦獲得恰當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這些原則。從羅爾斯的論述之中，我們會發現，羅爾斯所指稱的同意原則是建立在主體間的一致同意基礎上的，是基于建構主義意義上的由普遍性轉化而來的道德原則，即“道德原則是理性選擇的目標”［4］。
羅爾斯以主體間一致同意的客觀性為基點，回應社群主義者對他的批判。他認為，通過重疊一致同意的觀念，可以為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正當性提供一個共享的公共基礎，從而進一步確保從一代到另一代交替中的穩定性，進而鞏固和發展共同體。在羅爾斯的世界里，共同體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語境之中，成員擁有共同的文化和傳統，共同的價值和道德，因此，根據社會正義原則，共同體的人們通過交流與溝通達成重疊共識，以此解決政治的紛爭和社會爭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人們并非能夠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恰恰是因為人們意見不一致，才產生沖突、歧義、誤會，導致戰爭頻繁發生。因此，羅爾斯的重疊一致或重疊共識理論的困境在于：“具有民主情感卻碰巧生活在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社會中的人可以說被置于某種理論困境之中。既然他們不能通過揭示隱含的重疊一致同意的正確類型來證明社會正義原則的正當性，他們如何來為這種社會辯護呢？……這沒有給人們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來主張：在這種社會中的不民主的或不自由的實踐或制度是不正義的并應當改變。”［5］322另一方面，羅爾斯的理論是缺乏遠見的，“很明顯它只在特定社會的人們之間要求一致同意，而這種一致同意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他社會中的人的利益或權利，這些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所討論的社會內所做決策的重大影響。當我們考慮到在當代世界中先進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時，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5］325。
關鍵詞：理工科大學 哲學素質 哲學教育
哲學素質就是在學習哲學理論和進行哲學思考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內化在思想和行為中的、具有普遍基礎地位和指引價值的生活理想和認知方法，它是對哲學的愛好和善于進行哲學思考的習慣。一般來講，它包括思辨體悟素質、批判反省素質和系統思維素質等內容。對于理工科大學而言，培養學生哲學素質具有如下意義：
1.發展較高的哲學素質是理工科大學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需要。在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建設學習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形勢下，高等學校，特別是理工科高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教育和研究，實現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因為哲學社會科學不僅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為國家創新體系提供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華中科技大學楊叔子院士曾深刻地指出:“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殘缺的人文，人文中應有寶貴的科學基礎與珍璞；而沒有人文的科學，也是殘缺的科學，科學中應有豐富的人文精神與內涵。”
2.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全面發展人才的需要。在我國，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分離，重理工、輕人文的傾向還普遍存在，理工科高校尤為突出。受學科性質的影響，我國大多數理工科高校在辦學思想上強調培養專門人才，過分強調對學生進行專門知識的傳授，往往側重于工程技術層面的知識傳授和技能的提高。將培養目標定位于某一領域的專家，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職業至上”的思想和“重理輕文”的傾向，從而使得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發展顯得相對不足。人文素質的匱乏和人文底蘊的不足，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也嚴重影響了大學生全面素質的提升。
3.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有助于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理解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邏輯嚴密、全面系統的哲學思維方式的鍛煉有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哲學方法論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論與方法,具有良好哲學素質的大學生往往善于把哲學方法論和具體學科的學習聯系在一起，能把一般方法論應用于具體問題的解決；能夠熟練地從個別的、特殊的事物中觀察、發現事物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能夠以事物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認識為指導， 進一步認識那些尚未認識的事物。具有善于發現問題的敏銳洞察力， 是哲學素質的一種表現。具有良好哲學素質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學習中能夠發現問題， 發現熱點、難點、重點， 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4.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使學生養成批判反思的習慣，有利于理工科大學生人格的培養。哲學作為追求真、善、美的學問，引導人們在求真、向善和愛美中達到人格的統一。“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
由于理工科大學大多沒有專門的哲學專業和哲學系，學生沒有進行系統哲學訓練的機會。理工科大學的哲學課主要是作為思想政治課的基本原理課。因此，理工科大學哲學教育往往存在以下一些主要問題：
（1）認為學習哲學無用。很多學生甚至有不少老師認為哲學是抽象的，沒有什么實際用途。特別是理工科的學生囿于自身的專業特性，把實用性當作學習的第一要務，先入為主地排斥哲學學習和哲學思維的訓練。由于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學生明顯地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在學習上急功近利，重操作性技能，不注意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選修課程看實用價值，閱讀書籍也往往與找工作時是否有用掛鉤。許多在校大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證上，諸如考大學外語等級證書、計算機應用等級證書，甚至對考駕照、考各種職業證書也非常熱衷。目前，“效益至上”的觀念已經延伸到了大學校園。在我們接觸的學生中，不少人表示不愿意進行抽象的理論思維，認為學理論在社會上很難生存。在高考填報自愿時，受老師和父母的影響，學生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以畢業賺錢多、工作好找為主要考量標準。進入大學后，學生忽視長遠發展，盲目追風學熱門課程。由于這些原因，許多大學生對哲學不感興趣。另外，應試教育進一步限制了大學生哲學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應試教育使學生把哲學學習單純當作拿學分或者得成績的途徑。學生在談及學習哲學課的目的時，回答“為了通過考試獲得學分”或者“為將來考研做準備”者不在少數，因為哲學在各種考試的政治理論（特別是在研究生入學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中占有很大比重。這樣，學生接受哲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分數、為了考試。為了取得好的分數，學生上課只是在被動地聽講，考前復習時通過大量背題來應付。哲學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思維能力的使命在應試教育面前就被淡忘，哲學素質的提高也只能是一種奢談。
（2）把哲學教育等同于哲學原理的教育。把哲學當作哲學的全部內容，忽視了外國哲學、中國哲學等豐富的哲學內容。由于很多理工科大學都沒有獨立的哲學系甚至是哲學教研室，沒有相對完整的哲學教學團隊，因而沒有辦法開設系統的哲學課程。目前，大部分理工類高校開設的哲學課主要是“哲學原理”課。哲學原理是哲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但不是惟一的內容。新課程改革后，哲學的教學內容相對減少，要達到對哲學原理真正地把握， 還需要了解哲學發展的歷史和經典的哲學文獻。只有通過辨別、體會各哲學流派思想發展的經驗得失，才能使學生明了哲學理論變化和發展的邏輯脈絡，進而完整準確地理解哲學。
（3）把哲學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政治課劃等號，認為哲學就是政治說教，沒有多少實際的內容，是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小學到大學，在不同層次上開設包括哲學理論、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政治學等方面的課程，這些課程被統稱思想政治教育課。大學階段的公共哲學課，是“兩課”教育的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教育往往以知識傳輸取代思考辨析，以簡單的是非標準割裂理論的有機聯系，以概念化的公式和“原理”斬斷哲學與活生生的社會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結果是：一方面，沒有取得應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教育者反過來將思想政治教育視作“假、大、空”的說教和教條主義的公式；另一方面，哲學被受教育者戴上了“抽象理論”、“空洞教條”的標簽， 忘掉了哲學“愛智慧”的本質。
（4）由于部分哲學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片面強調哲學觀點、哲學派別、哲學體系的講解，把哲學教育作為知識傳授的學科，從而沒有在哲學教學實踐中體現哲學的本性。
針對以上一些問題，我們對理工科大學哲學素質教育進行了一些探索，認為下列一些做法是重要的：
1.轉變哲學教育觀念，提高思想認識，深刻認識哲學教育的重要性。改變那種把哲學教育等同于原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片面看法。立足基本原理教育，拓寬哲學教育內容，把發展的最新成果貫穿到高校哲學學科建設和教材建設中。哲學教師在教學過程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哲學思維能力，特別是培養較強的問題意識，使學生養成提出問題、思考問題的良好習慣。在教學過程中不局限于已有的教科書，不斷擴大教授的內容，特別是跟蹤當代哲學的前沿問題，使學生開闊眼界，接觸廣闊的哲學領域。結合學生的生活和實踐，解決學生生活和學習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困惑，使哲學教育教學充滿生活氣息。
2.深化教學改革，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課程、師資和教材建設，靈活運用多種方法，提高哲學教學質量。理工科大學要根據實施素質教育的要求，結合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科學合理地調整課程設置，有計劃地增加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優化課程結構，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以理論課的教學改革為突破口，加強哲學課程體系建設，帶動哲學教育的整體發展。同時，加強師資隊伍和教材建設，組織教師編寫適應大學生特點和素質教育要求的高質量教材，給學生介紹哲學經典讀本，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重視教師自身的人文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培養，提高教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業務水平。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要實現教學主體由教師向學生的轉變。改變“一言堂”、“滿堂灌”的授課方式， 探索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 師生互動互教、平等切磋的教學方法。要由重知識傳授向以方法培養為主、兼顧知識傳授轉變。由于課堂時間有限，可以開設課程網站，利用互動平臺，在課余討論哲學話題交流學習心得，也可以共享哲學資源，使哲學教學活動延伸到學生的生活中。
（2）拓寬哲學教學內容。不僅教授學習哲學原理，還講授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將哲學理論和學生本專業實踐相結合，思考在實踐中碰到的哲學問題。增設與不同專業相關的哲學選修課程，特別是設置與理工科大學各專業相關的哲學課程，如科學哲學、心智哲學等。
（3）指導學生閱讀哲學經典。在讀書方法指導的過程中著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比如，在閱讀哲學經典著作時，先介紹哲學問題的發展脈絡，追問某一哲學文本或某一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問題，圍繞著這一中心問題大致存在著怎樣的問題域，其中的各個問題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以及各個問題在整個問題域中所處的地位。在閱讀過程中提醒學生注意文本中的前提，這些前提往往是在文本中沒有明確說出的，要求他們反省這一前提的合理性。經過這樣不斷的訓練，學生的思維水平式將得到逐步提高，學生也在此過程中享受到思考的樂趣。在此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思考總是建立在語言基礎上的，對于初學者而言，如果僅僅是內心的思考，而不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展示出來的話，那么，這種內心的思考往往容易陷入混亂和含混，而表達，恰恰就是一種幫助初學者梳理、清理自己的思考的一種好方法，通過表達可以幫助初學者澄清自己思考上的一些混亂和迷霧，因此也是一種完善學生哲學思維素質的有效途徑。此處所謂的“表達”，可分為兩種形態，一是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二是書面的語言表達能力。為此，我們通過讀書討論會（seminar）等形式針對某個問題或某些原著討論辯論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在思想的交鋒中磨練自己的思維品質。書面表達能力可以通過寫讀書筆記或撰寫小論文的形式進行。
（4）改革哲學的考試模式。改革單一書面考試的方法，采取論辯討論、哲學演講，社會實踐等多種方法進行考核。為了將考試與教學目標相配套， 在設計考試大綱時， 將考核的重點放在檢驗學生是否具備基本的哲學素質，能否進行哲學式思考，能否應用哲學原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等綜合能力方面。考核大學生學習哲學的效果，除了考察學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識、基本原理以外，還要看他們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平。考試方法可以靈活多樣。
3.發展新興交叉學科，大力加強哲學學科和專業建設。發揮理工科大學自身優勢，堅持以理工科為主，注重學科的交叉、滲透與融合，多學科綜合化地發展新興學科和專業，實現科學教育與哲學教育的融合。比如，與服裝設計、建筑工程等專業合作開展藝術哲學、美學教育教學，與機械工程、生命科學等專業合作開展工程倫理、生命倫理的教育教學，與心理學專業合作開展心智哲學、認知科學等新興學科的教育教學工作。為此，理工科高校應以需求為導向，改革學科和專業設置，調整學科和專業結構，培育和發展新興交叉學科和專業。同時，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課程體系建設，改變原有的人才培養模式，全面推進和實施素質教育，把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不斷引向深入，這對于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實現理工科高校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4.加強校園哲學文化建設，開展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和校園哲學文化活動。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是加強哲學教育的重要方面。通過讀書會、演講賽、哲學沙龍等活動，給學生創造一個思想交鋒的平臺，提高他們的理論思維能力和表達水平，在全校范圍內形成濃厚的學習哲學、討論辯論哲學問題的風氣，使學生逐漸養成哲學思維的習慣。此外，還可以設立學生哲學社團，不定時邀請校內外專家哲學講座，回答學生的疑難困惑。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是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重要方面。理工科高校的校園文化具有鮮明的理工科特色，其人文精神氛圍不夠濃厚，校園文化建設的人文基礎相對薄弱。因此，理工科高校要切實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大力開展校園文化活動，努力營造濃郁的校園文化氛圍，培育優良的學風和校風，發揮其對大學生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塑造功能，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和精神品格。同時，要積極組織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理工科高校要積極創造條件讓廣大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根據學校教育教學的實際情況和具體要求，注重實踐性教學環節，積極組織生產實習和社會實踐活動，將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融入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之中，不斷提高理工科高校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人文精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楊叔子.中國大學人文啟示錄[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101.
關鍵詞：雙向書寫；民族志；真實性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2）03—0038—04
在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一直因其難以通過科學的手段保證真實性和客觀性而飽受詬病。針對這個問題，格爾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識》提出了一套“深描”理論：人類學并非一門發現真理規律的科學，而只是對地方性文化進行深度闡釋，以便讓人能夠接近事實本身。但是，這樣的辯護仍舊無法幫助人類學退守住自己的領地，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合法性面臨挑戰。本文嘗試在對民族志方法進行反思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方法論視角。
一、民族志的書寫困境
（一）“真實性”面臨的挑戰
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記錄和反映“真實性”當代人類學的發展反映出一個中心問題，即關于在一個急劇變遷世界中的社會現實的表述。然而，面對現代社會“移動性”和真實“多樣性”，傳統民族志研究范式一方面受到“效力和信度”的考驗；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必然也將引來另一個革命。
人類學的“民族志”，最初是對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種記述方法。科學主義興起后，民族志演變成為研究社會的科學方法。之后，科學主義遭到后現代主義的沖擊，民族志又轉向了一種去科學式的轉向。高丙中在《寫文化》代譯序中將民族志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時代民族志是自發性的、隨意性的和業余性的，這一時期沒有方法論上的指導和要求。
在第二個時代，也是民族志確立其科學地位的階段。20世紀初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經典民族志作者提出以“科學方法”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志，并自信獲得了一種純然的“客觀性”，他們所撰寫的民族志是一種以客觀體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這實際上是將人類學定義為一門社會科學。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稱、外部描寫的、純客觀方法的、語音學的、行為性的、遙距感知經驗的”。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田野工作圖景（孤獨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與土著村民生活一年和一年以上）已經成為標準科學人類學實踐的原型（archetype），至此，田野工作成為了人類學家的“通過禮儀”（rite of passage）。
在第三個時代，是科學民族志受到攻擊瀕臨崩潰的階段。當以實證主義為哲學方法論的科學民族志產生危機之后，科學權威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受到廣泛批評，后實證主義、詮釋學等替代方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20世紀60年代以后，一些人類學家認為超然的人類學客觀性僅是一個神話。無論經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誠，他們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識結構、理論視角、情感趨向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所有研究中，主觀因素都注定要滲透解釋和觀察之中。人類學要求民族志作者用“本地人眼光”進行敘述，用“第一人稱的”，“內部描寫的”，“認知性的”方式進行書寫。經典民族志對客體關注的所謂“科學”工作的實證主義觀念在后現代民族志中轉變為“把關于對象的知識建構過程作為他們的對象，或者更準確地說，反思他們自己的知識活動的實踐的和客觀的條件”。后現代民族志認為最簡單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識的創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寫總是卷入了“自我塑造”的過程。甚至有人認為人類學在本質上是文學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對真實的虛構。㈣這意味著對民族志科學立場徹底的背棄。
（二）書寫者的身份爭議
后現代主義對民族志真實性的沖擊讓人類學方法論面臨極大挑戰。格爾茨指出，在為田野工作的諸多問題困擾良久之后，對人類學來說，現在是認真對待作家身份的時候了。實際上，真實性問題的背后是關于書寫者身份的問題。換言之，書寫者的身份才是解決民族志真實性爭議的關鍵所在。后現代主義指出，學術文本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極不對稱的關系上。在研究者書寫的文本上，“被研究者在明處，他們的聲音被馴化；研究者藏在暗處，處于控制地位，是中立的超然的。因而研究過程就以不誠實的、道德上可疑的方式呈現出來：掩藏了研究者的角色，掩飾了他或她的主觀性及往往是獨斷的舉動。”有人已經發現書寫者的霸權帶來的消極后果。理查森發現，由于霸道的寫作風格的緣故，涉及她很感興趣的主題的那些書，描寫的一切都是被動的，沉悶的，乏味的很。
在研究中如何處理主體、客體、主客體關系，不僅是民族志方法論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科學方法論難以回避的問題。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在認識論上主張主客關系，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通過主客關系的界定來保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致性。而與此相反，后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等后現代主義在方法論上都一定程度地以交互的方式進行研究，換言之，主張一種主體間的關系。比如詮釋學認為在每一個地方生活的人們都可以建構出他們所特有的“實在”，主張以互為主體的交互方式，用詮釋的或辯證的方法，創造出主觀的知識。而批判理論也認為人類社會中所謂的“實在”，其實是由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種族以及性別價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種“虛擬的實在”，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慢慢凝固而成的。因此他們也主張以互為主體的交互方式，用“對話/辯證”的方法，獲致一種承載有價值的主觀知識。
那么，在書寫民族志的時候到底堅持主客關系的科學態度，還是主體間關系的倫理態度？在這樣的困境面前，必須找到一條中間可行的道路來解決這一矛盾。
一、教育研究方法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
早在1979年，我國著名的教學論研究專家李秉德先生就在《教育研究》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教育研究必須講求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后的許多學者也開始致力于教育研究方法科學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嘗試，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教育研究方法科學化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代化技術和手段在教育研究中的運用。這一時期，現代化的技術和手段被廣泛地應用于教育研究中。從現代技術手段的發展和豐富性來看，主要是廣泛采用以計算機技術為主的手段和方法來推進教育研究，不僅用來為教育研究儲存研究信息，開展情報資料檢索，迅速處理冗繁的研究資料，而且還可進行模擬實驗。目前的教育研究已大量采用錄音、錄像、照相等手段，準確記錄收集的資料，并且可以反復看、聽，所得資料客觀，分析資料準確。還有一些現代化儀器的運用，使教育研究更加實踐化。
2．教育實驗研究在20余年中的蓬勃發展。作為一種傳統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實驗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全國各地都掀起了教育實驗熱潮，人們逐漸認識到，沒有教育實驗，教育科學的發展將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提出了“教育科學的生命在于教育實驗”的口號。總的看來，這個時期的教育實驗具有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層次高低不一、范圍大小不同、分布面廣、參與人員多、影響大等特點，為我國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學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自1978年以來，在全國性的或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教育專業學術刊物發表的有關教育實驗研究類文章近1200篇。研究者分析了教育實驗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間的發展歷程，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即總結和介紹階段（1978~1987）、理論研究階段（1987~1990）以及反思改進階段（1990年至今）。
在這二十多年中，研究者對教育實驗的許多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教育實驗也取得了大量的成績，可以說，教育實驗研究已成為我國教育研究領域中發展速度最快、影響面最大的一種教育研究方式，并已為廣大教育工作者所熟知、掌握和運用。教育實驗已逐漸發展成為教育研究方法科學化的主要工具，它的發展方向仍是目前我國教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二、教育研究方法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原因在于學科的不斷分化和綜合，使教育學科與其他許多學科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學科，因此必然會不斷地增加新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教育研究方法融合其他學科的方法。隨著各學科間的融合進一步深入，人們越來越注重把從各個學科領域中得到的相互聯系、互為補充、有助于教育研究的各種方法綜合起來，力求創造出適合教育研究特質、符合教育研究自身邏輯的方法體系。在此期間，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和突變論等理論和方法被相繼引進到教育研究領域，并指導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實踐，成為人們認識教育現象、揭示教育規律的有力工具。也正是這些橫斷學科在教育研究中的廣泛運用，使教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領域內和不同的層次上出現了追求整體性、綜合性、有序性和最優化的傾向。
不僅如此，教育研究還從教育科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而產生的新學科中廣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的教育研究領域，陸續出現了一批新的交叉學科，如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法學、教育政治學、教育人類學等。這些學科在我國的出現，不但充實和發展了教育科學的內容、理論與概念，增強了教育科學的應用性，而且豐富了教育研究的方法。如經濟學的計量研究方法、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與教育中相應的研究方法的融合，形成了一些更為完善、適應性更強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上的融合，其價值不僅僅在于促進了相關交叉學科的研究和發展，而且對教育研究方法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具有在總體上推進教育研究方法化的作用。
2．不同研究方法間出現對話和結合。雖然教育研究方法的長足發展導致新的方法層出不窮，但綜觀教育研究的整個歷程，我們仍可以發現，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仍是貫穿教育研究的兩條主線，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中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這兩種研究范式在哲學思想的取向、研究對象的選擇、具體研究方法的選用以及研究結果的表現形式上，都自成一體，各有長短，但是二者的長短是互補的，并不互相排斥。現在人們在認真總結、分析了這兩種研究范式的發展歷史及利弊后，逐漸認識到只有將二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可使之相得益彰，才能獲得比較科學的結論。在定性分析中，需要定量分析使之更加精確，以便從量的關系中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作出更為科學的說明；在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可以幫助確定方向，因而，教育研究必定要追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結合。
各種不同方法間的對話和結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結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論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強了教育理論的構造性、清晰性和預見性，促進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教育研究方法朝著系統化的方向發展
教育研究方法系統化的主要表現為對方法論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層次化。
1．從用系統科學方法論來研究實踐問題走向建立自身學科的方法論。改革開放之初，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科學方法論意識在反思中慢慢地蘇醒，教育研究方法論從此也開始了由哲學方法論向科學方法論的嬗變，表現為，教育理論界在1979年后廣泛開展的“教育本質”“教育的起源”“教育的邏輯起點”等教育理論問題大討論，以及恢復和重建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對教育科研的方法論開始的新的探索和研究。在1983年的教育學研究會第三屆年會上，與會者都認為，既要注意運用調查法、統計法、實驗法等，也要注意吸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如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協同論、耗散結構論和突變論，以及數學研究的新成果、新手段（電子計算機）等對教育進行定性與定量相統一的辯證分析研究，把數量化的理論、模糊數學的理論應用到教育研究上。
在1985年舉行的全國教育基本理論學術討論會上，教育理論界也就教育研究方法論的問題進行了專門的探討。進入1991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學界對非哲學思想和人文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人們對教育研究方法論的研究也隨之好轉，逐漸認識到單用一種科學方法論指導研究復雜的教育現象和問題是不夠的，是很難揭示教育現象的獨特性和本質的，很難把教育的歷史性、社會性和價值性勾畫出來。教育研究應建立自己的研究體系和方法論，應該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論，不能簡單地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來取代或否定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方法論。進入21世紀，這個倡導多元、尊重個性的時代也為教育研究方法論向獨立化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社會背景，為教育理論界對教育研究獨立方法論的關注也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在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我國對教育研究方法論研究更是錦上添花，掀起了探討教育研究方法論的。
2．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層次性的探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一段時期內，人們不僅大量運用文獻法、比較法、因果法、調查法、觀察法、測量法、個案法、矩陣法、優選法以及數學法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力圖通過對教育現象中諸多不確定的性質狀態作出教育描述，而且在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中明顯地呈現出層次化的發展趨勢。
一般來看，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第二層次是一般科學方法；第三層次是教育研究中具體使用的各種方式、方法和手段。其中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般科學方法是科學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論原理的總和，是許多學科或所有學科都普遍適用的方法，包括科學理論的發現方法、檢驗方法和發展方法。具體的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學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基本科學方法，如觀察法、調查法、實驗法、統計法等。一般而言，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高層次指導低層次，低層次的又將高層次的具體化，不同層次的研究需要不同層次的方法。三者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從而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功能、開放式的教育研究方法論層次系統。
以前，人們談及教育研究方法大多指具體方法這一層次，這是很不夠的。在教育科學的發展急需研究方法有較大突破的今天，不少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建立多層次教育研究方法論體系的必要性，認為要取得教育研究的突破，建立多層次的教育研究方法論體系，以加深和拓寬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必須的。
通過對這二十多年來我國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歷史考察之后，我們可以發現其呈現出的幾個特點：第一，傳統的研究方法仍然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主要體現是定性研究在整個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類研究包括解釋或綜述性的研究方法。第二，新的研究方法層出不窮，通過吸收、整合、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在當代教育研究中，吸收其他科學成就，整合教育研究方法論體系，成為尋求教育理論新突破的人們所關注的又一個熱點。教育研究正在逐步打破研究方法單一化的趨勢，正呈現出百花爭奇斗艷的繁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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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辨證性
思政課教師是高校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是師資隊伍出質量、出水平、出團隊、出成果的重要因素。加強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不僅是提高思政課教育教學質量，促進理論專業和學科建設的重要保證，而且是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與道德法紀素質，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舉措。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必須徹底改變人事管理傳統對教師的機械命令、強硬指揮、無情控制、冷酷監管、條例約束等陳腐觀念，用理性、人本，客觀、辨證、積極、主動的方式為教師創造各種發展機會與舒心條件，熱情服務、積極支持、真誠關心、極大幫助，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提高他們的工作效能，使他們專心致志地學習、工作、教學、搞科研。
一、政治業務與師德人格關系辨證
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利用，特別強調“人”的政治立場、業務能力、道德品質、人格魅力。思政課教師應具備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精湛的業務、高尚的師德與和諧的人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品質、人格修養應保持積極、進取、正確、沉穩、昂揚的狀態。堅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道德品質，出類拔萃的業務技能，和諧的人格，可以使人力資源價值實現達到最大化。現代大學，需要從戰略高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將“政治、業務、品德、人格”納入人力資源價值實現的全過程，客觀辨證地發展好。
二、知識結構與能力素質關系辨證
人力資源最基本的運用是人的體力、智力、知識、技能。思政課教師應努力做到“六要”。一要具有扎實過硬的基本理論知識，深刻地領會的本質、精華及其時代價值。二要具有廣博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對聯系緊密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法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學科知識應有較好的把握，捕獲學科前沿知識為教育教學科研所用。三要具有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理論，即唯物辯證的哲學方法論、系統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方法論。四要具有政治敏銳性和時代眼光，準確把握國內外形勢與政策，了解教育對象的思想和實際的新變化，準確把握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出現的新特點、新情況和新問題，跟緊先進理論，思想觀念與意識行為不落伍。五要理論聯系實際，不躲閃不回避現實矛盾和社會問題，青年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要正確引導，增強現實性、針對性、實效性，富有啟發性和感染力。六要有創新意識，不墨守成規、不僵化教條，與時俱進，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拓展素質、完善知識。七要有健康的體魄和和諧的心態。
三、教學任務與課程改革關系辨證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改革，是國家根據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各個歷史時期的新發展、新變化、新要求、新內容，在國家教育方針和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指導下，對高校思政課的培養模式、目標要求、課程內容、教學課時、教材建設、教育手段、教學具體形式等的變革。教師在崇德敬業履行教育教學職責，高質量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的同時，要勤奮學習、努力實踐，攻克難關，穩步推進高教改革。課改對教師素質提出新要求，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對教育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的探索和更新等所涉及到國際國內社會重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問題的總體認識要正確，對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階段目標的總體認識要準確，對高校思政課課程體系的偏向認識要及時矯正。
四、校本培訓與校外進修關系辨證
立足校情，重點實施校本培訓，“校本培訓是注重在教師的實際工作中形成與發展教育教學的素質與能力，開發與提升人力資源價值”［1］。根據校史校情實際，根據高等教育發展對教師的素質要求、根據辦學層次類型的變化、根據專業水準的差異，優化整合校內人力與物力資源，促進教師在教育教學的實踐過程中自主學習、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同時有計劃、有重點地選派思政課教師到國家級、省內外培訓基地學習、進修與訪學，到國外開展學術交流與合作，擴大教師的學術視野，汲取兄弟院校、國際社會高等教育先進的教育教學經驗和教育管理，校外與校本培訓互補，以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實力與水平。
五、學術梯隊與結構優化關系辨證
協調各方關系，注重形成年齡、學歷、知識結構相對合理的思政課教師學術梯隊，從主觀與客觀方面優化配置人力資源。老中青結合的年齡結構；博士為首碩士為主的學歷結構；著力培養學術造詣高，有責任感、人格人品好、胸懷寬廣、氣度豁達、協作奉獻精神較強的學科骨干和學科帶頭人，引領思政課教師瞄準學科發展前沿，傳承思政教研隊伍天然的多學科優勢，營造和諧、包容、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與學術氛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形成學科交叉、數量遞增、質量提高、知識互補、有發展后勁的特色學術梯隊。
六、物質鼓勵與精神激勵關系辨證
理想信念、無私奉獻和精神鼓勵的教育方法是必要和必須的，但受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多樣化國情決定，關注和追求物質利益已經成為調動人們積極性的重要杠桿，物質和精神必須協調使得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不得不正視人的物質利益分配，對利益實現進行合理評判。高校要重視運用工資、獎金、福利、工作條件、校內分配等來改善物質激勵手段，善于運用精神激勵手段滿足教師的精神需要，形成強大持久的“雙效”激勵力量。教育部、要求，要研究和解決高校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和管理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措施或建議，以穩定教師隊伍。否則，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不住人，較難遏制教師逆向流失。
七、人力資源開發管理與機制健康運行關系辨證
應建立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有關部門各司其職的思政課專兼職教師隊伍建設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形成穩定的校黨政領導與系、部協同管理的格局。構建思政課教師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相關的制度和健康運行機制，為不斷提升整體素質提供必要領導核心和制度保障。設專門管理機構，建專兼職教師隊伍，創堅實物質基礎條件、崗位人員科學調配合理流動、經費保障貫徹落實，完善評優獎勵制度、職稱評聘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教學評價制度，革除“狹隘專業觀”和“偏激學科觀”，增強學科歸屬感，學術榮譽感，權利地位意識與責任奉獻精神，做到“有為有位”。建設學習型、研究型、創新型，競爭合作、務實奉獻的校園文化，計劃、組織、實施、監督、協調、服務、管理、指導、創新，實現高校人力資源的高效率與高效益運作。
八、人事部門“人”、“事”職能實現關系辨證
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最重要的原則是“以人為本”，最核心的理念是全力發揮人在組織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人”是根本，“人”是核心，“人”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無論是從心理學、管理學、領導行為學、人際關系學、社會學角度；也無論是哪一級或哪一個管理者、組織者、領導者，都必須把尊重、理解、關心、依靠、激勵、扶持、幫助，滿足合理需要，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目標。確立和尊重主體地位，捍衛合法權益，在需要與可能的范圍內盡力解決師生職工的正常需要和合理訴求，排憂解難，促進自我價值的實現與全面發展。
九、結論
人力資源管理的辨證性是高校思想政治課師資隊伍建設的重要方法和原則，沒有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競爭性觀念，難于完成思政課教師隊伍的科學化建設，難于挖掘競爭與發展的優勢，學校領導層、人事部門、各級各類相關部門和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必須認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師人力資源的獨特性，高度重視學校未來發展的師資需求，面對內部和外部競爭環境，研究高校教師人力資源的整體配置、開發、調控、激勵與使用，使學校核心競爭力有較大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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