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政治哲學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第2篇

【關鍵詞】 燒傷 炎癥 細胞因子

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為各種感染或非感染損傷引發機體全身炎癥反應［1］，是大面積燒傷常見的并發癥，在危重燒傷患者中的發生率很高。其中細胞免疫功能下降［2］，是嚴重燒傷后并發全身性感染、多器官功能受損乃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防止嚴重燒傷后SIRS的發生是整個燒傷治療過程的重要環節。近年來許多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迄今為止燒傷后機體免疫功能紊亂的發生機制并不十分清楚。作者對近年來，在燒傷患者幾種主要血清炎癥因子研究方面的進展綜述如下。

1 急性期反應蛋白

1.1 急性期蛋白（acute phase proteins，APP）的分類 機體對細菌感染和組織損傷的反應分2個時相，一為急性反應時相，其特征是血液中急性時相反應蛋白質的迅速升高；另一為遲緩相或免疫時相，特征是產生免疫球蛋白，隨之APP濃度逐漸恢復正常。在疾病急性期升高的蛋白質稱為正急性期蛋白，如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清淀粉樣蛋白A（serum amyloida protein，SAA）、結合珠蛋白（haptoglobin，HA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AAG）、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AAT）、α1抗糜蛋白酶（α1antichymotrysin，α1ACT）、銅藍蛋白（copperprotein，CER）、補體C3等，而把疾病急性期降低的蛋白質稱為負急性期蛋白，如轉鐵蛋白（transferrin，TRF）、前白蛋白（prealbumin，PALB）、白蛋白（albumin，ALB）等。APP主要功能包括:（1）抑制蛋白酶： APP中，AAG、α1ACT、C1抑制物、α2抗纖溶酶都是蛋白酶抑制物。創傷、感染時，蛋白水解酶增加，而蛋白酶抑制物可以和蛋白酶等摩爾結合，使其失活，因此應激時APP合成增多，保證蛋白酶抑制物能得到補充；（2）凝血和纖溶：APP中纖維蛋白原血漿濃度應激時可升高2.5倍，AAG有抗肝素作用，C1抑制物通過抑制凝血因子的生成抗凝，α2抗纖溶酶使等纖溶酶失活，對纖維蛋白溶解起抑制作用；（3）清除異物：損傷應激時，血中會產生各種異物包括組織壞死產物、細菌及其代謝產物等，在特異免疫形成前，APP中某些物質尤其是CRP起到清除異物重要作用；（4）其他作用：抑制免疫反應和炎癥產生等。

1.2 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是一種由肝臟合成的急性時相蛋白，研究已經證實，CRP 水平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機體對損傷的應激能力，且具有調節炎癥過程和防御感染性疾病的作用［35］。正常CRP 血清值僅為8 mg·L-1以下，在組織損傷情況下特別是細菌感染時，CRP 在4～6 h內迅速增加，36 ～50 h 達高峰，峰值可為正常值的數百倍甚至上千倍;其半衰期較短(4～6 h)，隨著炎癥的消退也很快降低，是反應機體感染的敏感指標之一［6］。范友芬等［7］觀察30例嚴重燒傷患者，發現傷后12 h迅速升高，血清CRP值超過正常值數倍至數十倍，但未見超過百倍以上。原因可能是燒傷所產生的壞死組織較多，感染程度較重，細菌及其產物的負荷增加，CRP在清除這些外源性和內源性異物時消耗較多，同時嚴重燒傷早期患者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CRP也可經創面丟失，為此，血液中CRP含量升高程度也不如其他創傷。

對切削痂術后患者血清CRP水平監測的結果表明，術前逐漸下降了的血清CRP值，術后迅速升高，甚至超過傷后的最高值，這說明手術損傷可能是燒傷后又一次應激反應。但隨著創面修復或自體皮、異體皮、異種皮的覆蓋，血清CRP水平值亦逐漸下降。對比未進行治療患者，CRP下降速度有顯著性差異，而且CRP下降緩慢、徘徊不定或先降后升提示病情復雜，說明對于燒傷患者的病情評估和預后判斷，具有一定臨床價值。同時，在燒傷患者中CRP的變化與損傷反應的關系較之與感染關系更為密切。CRP的變化主要反映組織損傷的程度而不能預示膿毒癥的易感染性或作為判斷膿毒癥的指標。

1.3 補體 Nijsten［8］通過對13例嚴重燒傷患者的血漿檢測，以C3a、C3dg代表補體C3的活性，在患者不同時期，C3活性升高與燒傷程度沒有關系，而汪道新等［7］的實驗則表明燒傷后C3不但未見升高，反而下降，其下降程度與持續時間和燒傷程度有關，并認為燒傷后早期就發生補體系統激活，且燒傷后早期補體系統激活而C3消耗并非CRP引起。有學者認為在燒傷總面積>30% 或III度面積>15% 的患者中發現水泡液中含有大量C3，而血清C3水平在傷后4 周內仍低于正常值。表明血清中C3經開放的燒傷創面丟失是燒傷后血清C3下降的另一原因。目前普遍認為燒傷患者血清C3水平下降［9］，且恢復速度與燒傷嚴重程度負相關。對燒傷患者補體C4的跟蹤觀察，得到同樣的結論。

1.4 免疫球蛋白 在重度燒傷患者中，血清IgG、IgA、IgM于燒傷后均迅速下降，以IgG下降最為明顯，于1周恢復正常，IgA于傷后1周左右開始恢復，約2周恢復正常，IgM波動在正常范圍下限，在敗血癥發生前或同時，球蛋白下降與燒傷嚴重程度有關，燒傷愈重下降愈明顯。Candor提出IgG下降與燒傷死亡率有很大關系，降低到正常的35%，是死亡的危險邊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下降的原因，與產生抗體的B淋巴細胞所必需的輔T細胞減少，抑制性T細胞增多有關。同時與分解增加、毛細血管外漏、B細胞系統過度消耗有關。

1.5 其他急性時相反應蛋白 TRF、CER、PALB、ALB在燒傷患者血清中的變化基本一致，在燒傷后1周內降低顯著，在2～3周開始恢復，恢復速度與燒傷嚴重程度相關。TRF在體內起到調節鐵代謝的功能，目前認為燒傷患者血清TRF降低與膿毒癥危險性相關，低于正常值的60%似乎是膿毒癥危險性增高的臨界水平。CER是一種糖蛋白，血循環中，細胞可以利用CER分子中的銅來合成含銅的酶蛋白比如單氨氧化酶、抗壞血酸氧化酶等，同時CER本身還具有抗氧化作用，早期濃度降低可能是患者組織過氧化損傷的原因之一。PALB和ALB的降低主要反應了患者蛋白丟失程度以及肌體營養狀況。ATT在燒傷患者各時期均顯著性升高，和燒傷嚴重程度相關，但對同程度患者時間上無顯著差異，HAP升高出現在燒傷7 d后，和病情嚴重程度以及時間無明顯相關。

2 細胞因子（Cytokines）

2.1 細胞因子分類 嚴重燒傷引起的休克和細菌感染等因素，可激活體內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等炎性細胞，生成和釋放大量細胞因子，被認為是導致傷后SIRS的重要發病基礎，也是當前燒傷死亡的主要原因。燒傷后炎癥反應的發生發展主要取決于多種炎癥遞質所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或稱之為“瀑布效應”）的結果［10］。低濃度的炎癥遞質及細胞因子對機體的損傷起保護性作用，但持續高濃度的細胞因子可破壞免疫功能，導致過度的全身炎癥反應。近年來研究表明，嚴重燒傷后血中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8等炎癥遞質的變化表現為傷后第1天至第3天`迅速升高并達到或接近峰值［11］，早期升高都是因休克所導致的組織缺血、缺氧和燒傷組織壞死等應激反應產生；此后居高不下則是由細胞因子間相互作用以及燒傷早期和感染期來自腸道和創面內毒素引起［12］。機體所產生高濃度的TNFα、IL2、IL4、IL6、IL8等炎癥遞質，一方面與炎癥細胞相互作用，加重局部炎癥反應；另一方面，高濃度的TNFα可激活細胞因子級聯反應，進一步誘發炎癥遞質的釋放，整體上它們呈正相關；炎癥遞質的大量釋放，必然導致較早期反應更為劇烈的SIRS，使機體進入“膿毒癥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反應開始從“有序”轉向“失控”，進一步發展到不可逆轉的多器官系統功能衰竭階段。Peng［13］的研究證實，通過治療，血清中各種細胞因子都有明顯下降。因此，動態觀察嚴重燒傷患者各種細胞因子水平變化有助于病情的評估及預后判斷［14］。

2.2 TNFα TNFα是由激活的單核巨噬細胞系統產生的內源性細胞調節因子［15］，是介導炎性反應的主要因子。枯否細胞( Kupffer cells，KCs)是組成機體單核巨噬細胞系統最大的群體，占全身單核巨噬細胞總數的80% ～90%［16］，目前認為燒傷后TNFα主要來源于肝臟KCs［17］。嚴重燒傷后，在伴有低血容量性休克時，內毒素大量增加，可刺激TNFα水平升高，并與燒傷的嚴重程度及預后關系密切。隨著燒傷面積的增加，TNFα水平也隨之升高，機體發生感染的可能性相應增大。

2.3 白細胞介素

2.3.1 IL2 CD4T 細胞( Th1) 產生的IL2具有廣泛的免疫調節作用，是免疫網絡中最關鍵的淋巴因子之一，IL2 能促使T 細胞增殖和IL2 受體的表達，促進和增強NK細胞殺傷靶細胞，而NK細胞在IL2 的刺激作用下，又可以分泌增強殺菌活力的γ干擾素。另外，IL2也是使T 細胞激活并進入細胞分裂的關鍵成分，而T細胞的活化又制約著整個特異性免疫應答，表明了IL2 通過激活調節T、B 淋巴細胞的增殖及功能而發揮免疫效應［18］。體內IL2 水平的變化可以反映機體免疫狀況，端龍勝等［19］對65例燒傷患者研究觀察表明，輕度燒傷不會對IL2有明確影響，而中等程度以上燒傷則可導致患者外周血IL2下降，且始終處于低水平狀態，持續時間與燒傷嚴重程度相關。認為通過IL2的水平觀察，對燒傷病情的監測、免疫狀況及預后的評估可能有著一定的臨床意義。

2.3.2 IL6 IL6由單核巨噬細胞、Th細胞產生，也可由表皮細胞、成纖維細胞產生［20］。其生物學作用是急性期反應的誘發因子，刺激肝臟合成CRP、C3等；促進炎癥反應、促進B細胞分化和抗體形成；協助T細胞產生IL2及受體的表達。Yamada［21］認為在嚴重燒傷的整個病程中，IL6水平持續升高與膿毒癥和患者的死亡有關。并發膿毒癥或有全身性感染時，IL6水平有明顯增高，同樣在并發SIRS 時IL6的水平也明顯地增高。IL6基因為NF-κB依賴性的，燒傷后血液中IL6蛋白水平的增高，可能是免疫細胞中NFκB的活化介導基因轉錄增加，致使蛋白翻譯增加所致。動物實驗表明，IL6在嚴重燒傷后腸道菌群移位的發病機制中起有一定的作用。當IL6過度增加時，機體炎癥反應過度強烈，免疫功能受抑制，機體對感染的敏感性增加。呂海建［22］在利用重組人生長激素對燒傷患者的治療觀察表明，IL6水平的檢測，可以用于燒傷的治療效果以及預后判斷。

2.3.3 IL8 由單核巨噬細胞產生，亦可來自表皮細胞、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是與中性粒細胞激活及趨化有關的細胞因子，IL8過度增高導致白細胞過度激活，是中性粒細胞活化與遷移的重要調節因子。除IL8本身是重要的致炎因子外，并且TNF、IL1、IL6等細胞因子致炎作用的發揮依賴IL8的存在，因此IL8在機體血清中的水平對炎癥的發生、發展與轉歸有重要意義。燒傷后和燒傷后延遲復蘇均能誘導機體產生大量的IL8；IL8水平與燒傷面積大小、燒傷嚴重程度以及是否延遲復蘇呈正相關；如果持續增高可導致炎癥反應加重，并可能啟動中性粒細胞介導的血栓形成，引起組織進行性壞死。

2.3.4 IL10 IL10是由T輔助細胞(Th) 等多種細胞產生和分泌的細胞因子［23］。Th1 可以產生干擾素、IL2和TNF;而Th2產生IL4、IL6和IL 10。IL 10具有抑制B 細胞分化、減少細胞因子產生的作用，從而降低機體免疫功能。燒傷后感染是否涉及IL 10 作用，目前研究不多。有報道認為燒傷后血漿IL 10 水平升高，且與燒傷總面積及III 度創面有密切關系，且提示IL10水平可能與感染的發生和發展有關［24］。IL 10水平急劇升高可能是感染患者預后不良的信號之一，并可能與患者引發膿毒癥并導致死亡有關［25］。

2.3.5 IL12 IL 12 主要由單核巨噬細胞和B細胞在細菌及細菌產物、細胞內寄生蟲的誘導下產生，是Th1細胞成熟分化的必要因子。離體實驗證明燒傷后鼠脾細胞產生IL12的能力下降56.5%，IL12 mRNA 的表達下降90%［2］。有作者認為燒傷后Th1細胞產生IFNγ、IL2 相對Th2細胞產生IL4、IL10的能力降低，與IL12產生減少有關。研究表明血漿IL12水平在傷后48 h最低，此時正是燒傷患者容易發生感染的階段，并且其水平降低與燒傷創面大小相關。在使用免疫增強劑后，IL12水平有所恢復［26］。

2.3.6 IL18 Coban［27］通過對8例燒傷患者血清IL18、IL6、TNFα 的研究發現，燒傷后3種因子同時增高，而且三者之間有顯著相關性，這是對燒傷患者IL18的研究首次報導。

2.4 細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ICAM1是介導白細胞與內皮細胞黏附的關鍵因子，作為眾多黏附分子中的一種，在正常（非激活）情況下，內皮細胞僅含少量ICAM1，但在干擾素、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內毒素等的刺激下，即可明顯升高。有實驗表明，在燒傷后30 min ICAM1開始表達，2 h表達增強，到72 h表達減弱［28］。為早期防止ICAM1造成的損傷提供了時間上的依據。

有作者提出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對燒傷患者感染并發癥具有輔助診斷價值，對嚴重燒傷患者傷后進行連續的血漿PCT監測，有利于預測和輔助診斷燒傷后感染并發癥。

總之，目前對于燒傷后引起的炎癥反應很多學者都做出了大量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對于血漿中一些蛋白和細胞因子的連續監測，對病情的發展、疾病轉歸以及預后的判斷都有重要的價值。但其中有仍然有很多機制不是很明確，同時，也有待于更敏感更有意義的血漿指標的出現。

參考文獻

［1］ 孫東明，程亞穎，井麗娟，等.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患兒血內毒素、脂多糖結合蛋白/脂多糖受體水平變化的意義［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7，22（6）：426427.

［2］ Edward RS，Toliver K，et al.Mechanisms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J］.Best Pract Res Clin Auaesthesiol，2004，18（3）：385405.

［3］ 蘇贊彩，王 優，唐蘭芬.環孢素對哮喘大鼠C反應蛋白、轉化生長因子β1、基質金屬蛋白酶類及其抑制劑表達的影響［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16）：10781079.

［4］ 單 英，鄭成中，秦 炯，等.缺氧缺血性腦病新生兒血清超敏C反應蛋白與血小板參數的變化及其臨床意義 ［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12）：751752.

［5］ 付紅敏，王劍鋒，李 平，等.非感染性疾病致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患兒血C反應蛋白、vW因子的變化［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12）：743，776.

［6］ Jaye DL，Waites KB.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reactive protein in pediatrics［J］.Pediatr Infect Dis J，1997，16(8):735746.

［7］ 范友芬，許小敏.嚴重燒傷患者早期血清C 反應蛋白的變化［J］.浙江實用醫學，2006，11（1）：25.

［8］ Nijsten MW，Hack CE，Helle M et al.Interleukin6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in burned patients［J］.Surg，1991，109(6):761767.

［9］ 張素華，鄭風琴.燒傷后血清、水泡液中免疫球蛋白、補體的變化［J］.職業與健康，2004，20(2):4141.

［10］ 盛志勇，郭振榮.危重燒傷治療與康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180183.

［11］ Marius G.Dehne， Armin Sablotzki， Andreas Hoffmann et al.Alterations of acute phase reac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patients following severe burn injury［J］.Burns，2002 28(6):535542.

［12］ 陳曉東，王順賓，江瓊，等.內毒素對嚴重燒傷后細胞因子、可溶性粘附分子及sFas/ sFasL的影響［J］.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04，13(7):470473.

［13］ Peng YZ，Yuan ZQ，Li HB.Removal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endotoxin by venovenous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burned patients with sepsis［J］.Burns，2005，31（5）：623628.

［14］ Finnerty CC，Herndon DN，Przkora R et al.Cytokine expression profile over time in a mouse burn model［J］.J Surg Res，2006，130（2）：323324.

［15］ 史 宏，李曉靜，徐 鳴，等.過敏性紫癜患兒血漿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8變化及低分子肝素干預治療的影響［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20）：13941395.

［16］ Vittimberga FJ，Nolan B，Perugini RA，et al.Laparoscopic surgery and Kupffer cell activation［J］.Surg Endosc，2000，14(12):11711176.

［17］ 陳旭林，夏照帆，韋 多，等.p38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號轉導通路在嚴重燒傷大鼠枯否細胞腫瘤壞死因子α和白細胞介素1β產生中的作用［J］.中華外科雜志，2005，43（3）：185188.

［18］ Schwacha MG.Macrophages and postburn immune dysfunction［J］.Burns，2003，29(1):114.

［19］ 端龍勝，呂大倫，崔 凡，等.燒傷對外周血T 淋巴細胞增殖和白細胞介素2 產生的影響［J］.皖南醫學院學報，2005，24（3）：197199.

［20］ 滿宜剛，李自普，舒志榮.病毒性腦炎患兒白細胞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α的變化及其干預措施［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12）：787789.

［21］ Yamada T，Hisanaga M，Nakajima Y，et al.Serum interleukin 6，interleukin8，hepatocyte growth factor，and nitric oxide changes during thoracic surgery［J］.World J Surg，1998，22(8):783790.

［22］ 呂海建，孟 宏，方向京，等.重組人生長激素治療嚴重燒傷患者的研究［J］.中國基層醫藥，2006，13（1）：5455.

［23］ 唐翠蘭，周 舟.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攜帶兒童血清及外周血單個核細胞培養上清干擾素γ和白細胞介素10的水平及其意義［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6，21(17):11621163.

［24］ Yeh FL，Lin WL，Shen HD Changes in circulating levels of an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interleukin10 in burned patients［J］.Burns，2000，26(5):454459.

［25］ Yeh FL，Lin WL，Fang RH.Deficient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and interleukin10 responses contribute to the septic death of burned patients［J］.Burns，2002，28（7）：631637.

［26］ Utsunomiya T，Kobayashi M，Herndon DN，et al.A mechanism of interleukin12 unresponsiveness associated with thermal injury［J］.J Surg Res，2001，96(2):211217.

第3篇

關鍵詞：非學歷職業技能培訓；學習者特征；學習需求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7）06-0014-05

在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大背景下，積極發展非學歷技能培訓已經成為建設學習型城市的重要途徑。相對于學歷教育，非學歷技能培訓面向的學習者更是背景各異，涉及在職職工、失業人員、在校大學生及農村勞動力等多類人群，對不同類別學習者的特征及學習需求進行調研分析，挖掘學習者特征與學習需求之間的關系，制定有針對性的培訓對策，是非學歷技能培訓應重視的關鍵問題之一。

一、文獻綜述

關于非學歷技能培訓學習者的特征與學習者需求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關于職業技能培訓需求的研究與國際比較

夏怡然對農民工在職培訓需求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農民工在職培訓需求表現出的顯著異質性，提出農民工培訓政策的制定應注意個體差異導致的農民工人力資本差距擴大的問題[1]。

姚金蕾等對美國、法國等國家職業農民培訓需求的研究與實踐狀況進行總結，結合我國相關研究，從比較分析的視角提出具體方略，以促進我國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2]。

朱琳對外來務工青年的群體特征、務工狀況和職業培訓需求進行了實證分析與研究，指出培訓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提出滿足青年務工者的職業培訓對策建議[3]。

（二）關于職業技能培訓影響因素的研究

楊晶等通過對江西省數據的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需求自述偏好與現實選擇存在不一致現象，進而深入挖掘促進兩者一致性的正面因素以及導致不一致現象的負面影響因素，為農民工職業培訓提供參考和依據[4]。

丁煜等從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和家庭收入水平等變量入手分析對于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影響因素，為其他研究提供參考[5]。

楊曉軍根據農民工技能培訓狀況的調研結果，分析了影響農民工技能培訓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性別、年齡、打工年限和培訓經歷等對其培訓意愿產生影響[6]。

通過文獻綜述，我們發現關于職業技能培訓學習者及學習需求的研究中，較少考慮到人員類別、戶口性質和所屬行業等因素對于職業技能培訓的差異性影響，對于學習者各特征間的相關性也沒有涉及，導致無法深入挖掘學習者背景性特征對于其培訓意愿和需求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

從2015年開始，天津市面向45歲以下企業中青年職工、院校學生、失業人員和農村勞動力開展“百萬技能人才培訓福利計劃”（以下簡稱“福利計劃”）。作為承擔“福利計劃”的培訓機構，我校目前已承擔數十個工種的培訓任務，累計培訓數萬人次。

通過“福利計劃”的實踐發現，不同背景（性別、學歷、民族、人員類別、戶口性質、年齡段）的人群對于所學工種和晉升等級的需求差異較大。為甄別這些差異，并對導致差異的原因進行分析，我們隨機抽取了“福利計劃”培訓班期中的98個班期共計4 525培訓人次進行數據分析與實證研究，以期發現學習者背景性特征之間以及與其學習需求之間的關系，為今后制定更切實有效的培訓對策提供參考和依據。

本研究使用SPSS13.0英文版首先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以期發現各工種和晉升等級中人群分布的規律，又對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以期發現與學習者需求相關性較高的學習者特征。

（一）數據初步統計

為了解學習者特征及分布概r，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初步統計，對學習者特征及學習需求的數據進行了總體分析。

1.學習者特征數據的總體情況

我們將學習特征劃分為性別、學歷、人員類別、年齡段、戶口性質、行業和民族等。

根據在職人員的戶口性質，將其分為本市城鎮戶口、本市農村戶口、外省城鎮戶口和外省農村戶口。失業人員是指戶口性質為本市城鎮、已進行失業登記且未再就業的人員。農村勞動力是指戶口性質為本市農村且未就業的農民。 國資系統主要指國有資產、國有控股、全民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商務系統指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港澳資的企業；中小企業指個體工商戶、集體所有制、個人參股和民營企業；其他，指無工作單位的大學生、失業人員或農村勞動力。

各特征統計項數據見表1。

從總體來看，男女學習者人數分別為49.6%和50.4%，兩者幾乎平衡；大專以下學歷人群占較大比重，而本科及以上學歷人群僅占8.9%；在職人員和農村勞動力占相當大的比重（分別為57.3%和40%），而在校大學生和失業人員所占比重較小（分別為1.7%和1.0%）；約89.1%的學習者年齡段集中分布在20歲至50歲之間；從總體來看，本市戶口人員占培訓人員總數的92.1%；來自于中小企業的在職人員和無工作單位的人員（在校大學生、失業人員和農村勞動力）占比重較大（分別占32.6%和42.7%），而來自于國資系統和商務系統的在職人員占比重較小（分別占2.4%和16.3%）；培訓人員共覆蓋9個民族，漢族人員占絕大多數。

2.工種數據總體情況

選擇學習各行業的人數和比例統計結果如下頁表2所示。從行業選擇來看，學習者人數較多的工種行業包括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以及農、林、牧、漁業，制造業也占據一定比例，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人數僅占4.4%。

3.等級數據總體情況

學習者職業資格等級晉升分布情況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晉升初級和高級職業資格的學習者分別占53.8%和43.4%，x升中級職業資格的學習者僅占較少部分。

（二）工種及等級內部分布情況

為了解各工種及等級人群分布規律，我們分別對各工種和等級的人群分布情況進行了描述性統計。

1.各工種內部人員分布情況

性別分布情況：由于職業特殊性，個別工種（保育員、茶藝師、服裝制作工）女性學習者占多數外，其他工種內部男女學習者之間的數量差異幾乎可以忽略；學歷分布情況：不同工種內學歷分布差異較明顯，茶藝師、計算機軟件產品檢驗員和可編程序控制系統設計師三個工種的學習者學歷普遍較高，大部分人都在大專以上學歷，其余工種的學習者學歷普遍集中在中專及以下；人員分類情況：不同工種間各類別人群分布差異性較明顯，每個工種基本上集中覆蓋2―3個類別人群，其中養老護理員以及農、林、牧、漁業的三個工種和制造業（機械）的兩個工種集中分布在農村勞動力這一人群中，其他工種基本集中分布在在職人員中；年齡段分布情況：各工種人員年齡分布情況與總體情況基本吻合；戶口性質分布情況：各工種人員戶口性質分布與總體情況基本吻合，本市戶口人員占大多數；行業分布情況：除茶藝師外，其余各工種內部人員基本集中在一個行業，分布十分集中；民族分布情況：民族分布情況與總體情況基本吻合。

2.各等級內部人員分布情況分析

性別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男女學習者基本持平，與總體情況基本吻合；學歷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學習者學歷分布差異較大，其中中級人員僅分布在中專和初中學歷人群中，初級和高級在各個學歷層次均有人群分布；人員類別情況：各等級內部人員類別分布差異較大，其中中級人員僅分布在本市在職農村人員這一人群中，初級人員主要分布在農村勞動力中，而高級人員主要分布在各類在職人員中；年齡段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年齡段分布差異不大，不同等級在不同年齡段均有分布；戶口性質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人員戶口性質分布差異較大，其中中級人員僅分布在本市農村戶口人員中，初級人員和高級人員主要分布在本市農村戶口人員中，但本市城鎮戶口人員也占據一定比重；行業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人員所屬行業分布差異較大，其中中級人員僅分布在中小企業中，初級人員主要分布在無工作單位人群中（在校大學生、失業人員和農村勞動力），高級人員主要分布在中小企業中，但來自商務系統的人員也占據一定的比重；民族分布情況：各等級內部人員民族分布情況同總體情況基本吻合，漢族人員占據絕大多數。

（三）學習者特征與學習需求關系的實證分析

為探索學習者各特征間以及學習者特征與工種、晉升等級需求之間的關系，我們對學習者各特征間及其與學習需求的相關性進行了統計分析，以期發現相關性較高的學習者特征以及與學習需求相關性較高的學習者特征。

一般認為，相關系數低于0.3為弱相關，相關系數在0.3和0.8之間為中度相關，相關系數大于0.8則為高度相關。由下頁表4可知，兩兩之間存在顯著中度或高度相關的學習者特征有：學歷與人員類別、學歷與年齡、人員類別與戶口性質、人員類別與所屬行業。與學習者對于所學工種和晉升等級需求存在顯著中度或高度相關的學習者特征是人員類別和所屬行業。

三、研究結論

根據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我們在以下方面得出初步研究結論：

從工種選擇上來看，與民生相關的行業，如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或者新興技術產業，如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成為當前職業技能培訓的熱點。

從晉升等級上來看，晉升初級和高級職業資格的學習者數量基本持平，而晉升中級職業資格的學習者數量相對較少。“福利計劃”要求晉升中級和高級的學習者需要在其原等級的從業職業年限達到一定要求，晉升等級越高則要求相關從業年限越長，而晉升初級無此項要求。這一現象反映出學習者中無相關從業年限的人數和具有較長相關從業年限的人數較多，而具有一定相關從業年限并符合中級晉升要求的學習者人數較少，學習者相關從業年限呈現兩極分化現象。

學歷、人員類別、戶口性質和所屬行業四個因素對非學歷技能培訓學習者的需求產生了較顯著的影響。具體來說，非學歷技能培訓學習者中低學歷人群占據相當大的比重，且不同工種和等級間學習者學歷分布差異較明顯；在職人員和農村勞動力占相當大的比重，而在校大學生和失業人員占比較小，且不同工種和等級間各類別人群分布差異性較明顯；本市戶口人群占絕大多數；所屬行業來自于中小企業的在職人員和無工作單位的人員（在校大學生、失業人員和農村勞動力）占比重較大，而來自于國資系統和商務系統的在職人員占比重較小且各工種和等級內部人員基本集中在一個行業，分布十分集中。性別、年齡和民族因素對于學習者學習需求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對學習者需求產生顯著影響的各特征之間相互影響，如學習者人員類別與其學歷、戶口性質和所屬行業具有較高的相關性。人員類別和所屬行業是影響學習者需求的關鍵因素。

四、對策建議

根據數據分析結果和研究結論，結合天津市職業技能培訓現狀，從以下方面提出非學歷職業技能培訓的對策。

（一）根據學習者特征建立分層次、分類別、分行業的培訓機制

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學習者自身背景性特征會對其培訓需求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在培訓前應做好培訓需求調研，關注學習者自身特征對其需求產生的不同影響，根據學習者學歷層次、人員類別、戶口性質和所屬行業的不同，建立分層次、分類別、分行業的培訓機制，做好培訓的頂層設計，結合學習者的行業分布、職業特長和類別制定差異化的培訓對策，以期將培訓效果落到實處。

（二）充分發揮高校在職業技能培訓中的重要作用

當前，職業技能培訓中在校大學生所占比例并不高，但這并不意味著高等學校在職業技能培訓中無用武之地。 應擴大職業技能培訓在高校學生中的覆蓋面，吸收更多高校學生參與培訓，為他們順利轉變為職業人做好準備。此外，在培訓計劃的制定、培訓資源的建設方面，充分吸收職業院校教師加入培訓教師隊伍， 充分發揮高等職業院校的作用。

（三）e極關注弱勢群體對于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

失業人員、農村勞動力、殘疾人和進城務工人員應作為重點關注的對象，加大職業技能培訓在這幾類人群中的宣傳力度，重點關注他們的特殊需求，面向這幾類人群開設適合他們的工種和等級，滿足學習者的需求，以期通過培訓真正改善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水平，促進新型農民工的順利轉型。

（四）建構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評價體系

最終的職業資格認證和鑒定是職業技能培訓的最終環節和關鍵環節。為確保資格認證和鑒定的順利進行，應做好培訓評價與評估，開通培訓質量監督與意見反饋通道，做好學習者追蹤服務與調查，根據意見反饋及時調整培訓計劃，以期將培訓效果最優化。

（五）加大民生類行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培訓力度和范圍

從研究結論可以看出，民生類行業和新興技術產業最受學習者青睞，因此，應加大這兩類行業的培訓力度和范圍，加強這兩類行業的師資力量、培訓場地和設施、支持服務力量，為學習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訓支持，滿足其培訓需求。

（六）根據學習者從業年限把握其職業資格等級晉升的時機

學習者相關從業年限呈現兩極分化現象，這就要求培訓組織者根據各類工種學習者從業年限的規律把握其職業資格等級晉升的合適時機，提供適合其從業年限的職業資格等級晉升機會。

參考文獻：

[1]夏怡然.農民工的在職培訓需求及其異質性[J].世界經濟文匯，2015（2）：58-72.

[2]姚金蕾，閆志利.職業農民培訓需求研究與實踐的國際比較[J].繼續教育研究，2014（1）：24-27.

[3]朱琳.長春市外來務工青年參加職業培訓需求的研究[D].長春：吉林農業大學，2013.

[4]楊晶，邵林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需求自述偏好與現實選擇的一致性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14（4）：61-66.

[5]丁煜，徐延輝，李金星.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影響因素分析[J].人口學刊，2011（3）：29-36.

[6]楊曉軍，陳浩.城市農民工技能培訓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8（11）：46-53.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Needs in Non-academic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LIU Li-na， YANG Shun-qi

（Tianjin Ope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91， China）

第4篇

關鍵詞：詞匯認知能力；認知語境；綜合語言能力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1-5795(2012)01-0068-0005

語言中的詞匯部分一直是語言哲學、語義學和語用學關注的焦點，詞匯的重要性也一直是外語界的共識。20世紀后期，尤其是21世紀以來，詞匯及其組合所涉及的語用信息，或因語境制約產生的非語義信息受到重視，詞匯使用的交際屬性、語用特征、認知能力在詞典中的詞匯釋義和舉例中得到一定體現(Hatim &Mason，2000:254-265；Coffey，2006；Wray，2002)，逐漸重視詞匯使用的語境因素，呈現語用信息(Gutt，2004；Nida，1993；Croft，2004；Blutner，2002)。近年來，研究人員從心理學和認知學的角度涉獵詞匯研究，將注意力集中在語言學習者的心理詞庫上，從語音、句法、語義等多重角度試圖弄清語言學習者的大腦如何識別、儲存、組織、提取和認知單詞(Wilson，2003)。研究已經取得了初步的結論，并為二語詞匯教學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

國內學者對詞匯的認知問題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比如冉永平(2005;343-350；2008:32-38)，陳新仁(2005:5-9)、董成如(2007:231-238)、曾衍桃(2006:73-79)等學者從語用充實、語境依賴、阻遏等角度介紹并論述詞匯的認知語用現象，顯然，把詞匯理解的過程作為一個認知語用的過程進行研究已經形成共識。

有關詞匯認知的現有研究開始注意到了詞匯的認知語用現象，也發現了詞匯的認知過程是通過千變萬化的動態語境因素實現的(江曉紅、何自然，2010:411-417)。認知語境的靜態與動態功能對詞匯意義的解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許葵花(2010:3-8)從有聲思維的研究視角解讀認知語境的語義闡釋功能。但我們認為這些研究還沒有從根本上了解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詞匯認知語用能力的現狀，通過對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詞匯語用能力調查，有助于較為全面地了解他們的詞匯語用認知能力。因此，本研究將綜合考慮認知語境、語言水平、認知加工的努力程度以及詞義表征和提取等四個影響詞匯意義認知的核心要素，并據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①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認知語境中詞匯認知能力與其綜合語言能力之間是否存在差異?有何差異?②不同語言能力的中國英語學習者在詞匯認知過程中詞義映現和提取有何差異并呈現出什么特點?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受試是3所綜合性大學英語專業二年級的學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研究數據以及研究結果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實效性。受試對象共有300名(每所學校100名)，平均年齡為21歲，學習英語的時間為8～10年，所有受試者都參加過英語專業四級考試(TEM-4)。我們對受試者成績的收集分兩部分展開：一是鑒于英語專四試卷由國家統一命題，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因此，我們將該成績認定為受試者的綜合能力成績，并以此區分兩個不同水平的測試組，80分以上的學生代表高水平組，70～60分的學生為低水平組，為了能更清晰地區分出語言能力水平的高低，我們將中段過渡水平的學生(70分～80分之間分數段的學生，占到受試對象的絕大多數，共計206人)排除在外；此外，我們設計了詞匯認知能力測試卷，并將該考試成績作為受試者在認知語境中詞匯認知能力的成績。

1.2研究材料

1.2.1

語境中詞匯認知能力測試

本研究采用句子語境和篇章語境下的研究范式。采用測試卷的形式，共有四大題型。第一、二、三部分均為選擇題，分別測試具體句子語境層面學習者的詞匯意義的認知能力，多義詞詞義的細微差別，以及根據篇章層面推測詞匯在文中的動態意義，該部分題型是由一個句子語境加上四個選項組成的多項選擇題，總共有80題；第四部分為主觀題，要求測試者根據句子語境及篇章語境寫出具體的詞匯意義，該部分題型是由句子及篇章層面的語境加上文中的帶有下劃線的詞匯構成，總共有20題，受試者需要借助認知語境寫出這些下劃線詞匯的意義(如表1所示)。需要說明的是，所選詞匯均為專業四級大綱范圍內的基礎詞匯，受試者對其基本義較為熟悉。本測試安排在課堂上，時間為90分鐘，這樣安排是考慮到：①課堂任務容易集中學生的注意力，能夠真實反映學習者的詞匯認知能力；②時間足夠長，長到可以讓受試有足夠的時間完成詞義的選擇和推理。

1.2.2語境中詞匯認知過程描述

詞匯認知過程中的詞義再現和提取需要借助認知語境。本研究中所選詞匯都有一詞多義現象，根據Heine(1997:8-9)，一詞多義是指某一個詞形有著兩個及兩個以上相互聯系的詞義。由此及彼的多義現象的認知，通過客觀題或者簡單判斷的方式考查學生的詞匯認知能力，往往忽略了詞匯意義獲得的過程研究。根據Heine的界定，本研究從中國學習者英語語料庫中選取20個多義詞(在5個篇章中)來考察受試者詞匯意義獲得的過程。在測試前，我們給受試者進行了適當的引導，如：在篇章語境中的詞匯pick up一詞(…As they picked up their way across the red furrowsand down the hill t0 the fiver bottom in the deepeningdusk，Brent yelled to his brother：“Look，Stu!Don't itseem like to you that Scarlett would have asked us to sup-per?”…)，要求受試者寫出意義獲取的基本過程，picked up有“學會”、“接(人)”、“付款”、“收拾，整理”等意思，這里是一條道路，根據上文，他們一直在走路，這里應該可以理解為“繼續(走路)”的意思。根據自由聯想產生的典型意義加上根據語境產生的語境意義，我們對受試者的意義產生過程進行頻率計算。該部分測試設定為90分鐘，此項任務要求學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求受試給出該詞匯的典型意義，然后要求他們對相應詞匯意義推理的過程作簡要描述，最后是給出在特定語境下的含義，這一過程要求學生用中文描述(見表2)。

1.3數據收集和分析

數據的收集于2011年5月完成，除去其中15份

無效測試卷后，我們對其中285名學生取得的有效成績進行了分析。我們利用SPSS13.0對測試結果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并對“綜合語言能力”和“詞匯認知能力”兩個變量及相關系數統計分析。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對兩組受試者在詞匯認知過程中的詞義映現和提取進行了統計分析。

2　結果與討論

2.1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主要包括兩個測試(詞匯認知能力和綜合語言能力)的均值、標準差、偏度和峰度，以確定實驗結果是否呈現正態分布。結果見表3。

詞匯認知能力和綜合語言能力測試的均值分別是63.87和76.36，說明在這兩項測試中，受試者的詞匯認知能力明顯弱于綜合語言能力。這說明受試在動態語境中對詞匯的認知能力明顯弱于綜合語言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受試在詞匯認知過程中付出的認知加工努力更大，所需要的知識儲備更豐富，所涉及的知識面更廣。此外，兩項測試中的全距為36和45，說明這兩項測試中受試的水平差異較大，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受試詞匯認知能力的薄弱性。從兩項測試的偏度和峰度分布來看，也都在可接受范圍之內，完全呈現正態分布。

2.2相關分析

從表4的相關系數來看，詞匯認知能力測試成績與綜合語言能力成績兩者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61，因變量完全隨自變量的變動而變動，存在著嚴格的依存關系，即學生的詞匯語用能力與綜合語言能力之間存在較高程度的相關。這一較高的相關性說明了語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詞匯認知能力的提升。那么，造成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基于對這一問題的考慮，我們對英語學習者在詞匯認知過程中詞義映現和提取的過程進行了研究。

2.3詞義映現和提取過程

首先，觀察受試者詞匯意義產出的過程(見表5及圖1)。

通過兩組之間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兩組受試者基本上能夠準確產生測試詞匯的典型意義。在詞匯意義的認知過程中，高水平組受試者詞匯意義的產出數量略高于低水平組的受試者，但差別不是非常明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高水平組還是低水平組，基于語境的意義產出數量都低于典型意義的產出量，而且兩組受試從典型意義的理解到推理過程的步驟及語境意義的產生呈現較為明顯的遞減趨勢。

這說明詞匯意義的獲得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一般到綜合的過程，正如王寅(2011:20)所說：詞匯意義的捕捉需要突出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篇章語境中，受試者詞匯意義的獲取過程越來越收到各種認知語境的干擾，這也說明了在篇章語境中如何消除歧義，提取和映現正確的意義，甚至是如何從認知語境中構建新的意義成為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基于以上結果，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以下兩個問題：首先，為什么兩組受試在詞匯意義的提取和映現過程中都呈現“趨弱”現象?這就涉及詞義范圍、詞義褒貶、詞義轉移、詞義語法化等較為復雜的演變過程。另外，學習者詞匯意義的構建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呢?

Nunber(1996:109-130)認為詞匯意義的決定，語用因素是必要的，有一些詞匯意義的提取和映現不能從語言語境中獲取，而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詞匯意義的認知轉移。比如：“公交車”取代“公交車司機”(如：The buses are on strike)，按照張紹全(2009:23-27)的解釋，詞只有一個基本的指稱，即基本意義，其余的意義可在認知語境中得到解釋和理解。這里所說的“認知語境”指的是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當一個詞的意義概括化時(如詞典義)，具體的意義成為該抽象意義的語用具體化。然而，詞匯意義的義項有時候從幾乎相同到完全不同，如crawl往往表示“爬行，匍匐前進，緩慢移動，卑躬屈膝，拍馬屁”等義項。如果學習者只記住“爬行”這一典型義項，那么在這一語境中“A reporter's job can involve crawling to objectionablepeople”時就顯得束手無策。這個時候往往需要通過詞匯表征、激活有聯系的各種語義網絡等認知手段來獲取意義。所以，詞匯意義的多樣性、差異性以及復雜性涉及認知語用的多重手段。具體到外語教學，為了使學習者更好地習得詞匯，外語教師有必要幫助學生構建多義詞的語義網絡。從學科上來看，認知語言學與詞匯語用學及心理語言學等多學科相互借鑒，為詞匯的多義性提供更為科學的理據。

認知語境作為人腦受語句刺激后呈現的類似于神經網絡的漣漪波及現象，在多義詞義的辨別中呈現靜態和動態的雙重功能(許葵花，2010:3)。顯然，認知語境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客觀語境，更是一種不斷更新的、動態的主觀認識。在江曉紅、何自然(2010:416)看來，語境并不是雙方事先確定的、固有的某些知識，而是一個變量，是不斷變化、不斷創設的。在詞匯意義的構建中，我們需要從顯性的語言表達中運用認知語境來推斷、提取、構建詞匯的“隱形”意義。在外語教學中，我們有必要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對詞匯的教學需要堅持以認知語境為依據并結合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多學科的認知語用解讀。

3　結語

第5篇

關鍵詞：血液透析；高磷血癥；生大黃顆粒；藥用炭；碳酸鈣

隨著透析技術的發展，終末期腎臟病患者的生存時間不斷延長，這也導致了相關并發癥的高發病率。高磷血癥是終末期腎臟病患者的重要并發癥之一，由于血液透析自身的局限（8～12h/w），無法持續清除血磷，持續的高磷血癥也是血透患者心腦血管疾病和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鈣磷代謝紊亂以及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均可以導致腎性骨營養不良的發生。因此如何控制血透患者的血磷水平，糾正礦物質和骨代謝異常，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成為腎臟科醫生研究的熱點。

高磷血癥的控制主要有限磷飲食、給予磷結合劑、促進磷排泄等方法。強調飲食中磷的限制，通常會引起蛋白質攝入量不足，導致營養不良，從而增高患者的死亡率[1]。目前常用的磷結合劑分為三大類，均有其明顯缺陷：一類為含鋁的磷結合劑，長期服用易致中樞神經系統和造血系統的損害，現已淘汰；第二類為含鈣的磷結合劑，但其長期服用易致高鈣血癥，有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第三類為非鋁非鈣結合劑，是目前國外主流的磷結合劑，但針對該類磷結合劑的研究，并沒有發現比含鈣制劑改善了患者的存活率，也沒有發現其可以延緩血管鈣化[2]，而且其價格較昂貴，還沒有在我國廣泛使用。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需要尋找一種價格便宜且有效的磷結合劑，所以設計了本研究，在常規血液透析并發高磷血癥的患者，聯合使用生大黃顆粒和活性炭，以求較好地控制血磷，減少不良反應，為臨床提供一種有效的、安全的、低廉的治療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1年04月～2012年12月我科常規血液透析的終末期腎臟病患者40例，其中男24例，女16例。

1.2 納入標準 ①年齡21～75歲；②穩定血液透析半年以上，并且近3個月透析方案、透析液鈣濃度不變；③飲食相對穩定；④未使用含鈣或其他的磷結合劑至少3個月；⑤血清磷>1.78mmol/L；血鈣2.12～2.75mmol/L，并穩定至少3個月；⑥順應性好，知情同意。

1.3 排除標準 ①有嚴重心腦血管并發癥；②有嚴重肺部疾病、腫瘤等；③近3個月內有手術史及感染；④營養不良；⑤有嚴重的慢性腹瀉或便秘；⑥透析不充分。

1.4中止試驗標準 ①患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如嚴重便秘或腹瀉等；②期間出現其他疾病需住院治療，如心腦血管疾病、嚴重感染；③患者自動退出。

1.5方法 將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20例。所有患者保持研究前的飲食、透析方案不變。治療組給予藥用炭片0.9g（河北長天藥業有限公司）3次/d，餐時服用，同時予生大黃顆粒3g（江陰天江藥業）水沖服，1包/d，若出現腹瀉或便秘可適當調整生大黃的劑量。對照組給予碳酸鈣D3600mg（惠氏制藥），1次/d，餐時服用。共觀察2個月。

1.6觀察指標 患者的一般指標，包括性別、年齡、透析齡。療效指標，包括治療前、治療第1個月末和第2個月末透析前靜脈采血，測定血磷、血鈣、尿素氮、血肌酐、血紅蛋白、鐵蛋白、全段甲狀旁腺激素、鈣磷乘積。

1.7統計學方法 實驗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用t檢驗對各項指標的差異作顯著性檢驗，P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在年齡、透析齡、BMI方面情況見表1。

注：兩組間各項指標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療效指標比較 兩組血磷、血鈣、全段甲狀旁腺激素、鈣磷乘積的變化見表2。

組內比較：治療組：治療前與治療1個月后，血磷下降，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生大黃顆粒聯合藥用炭對血鈣影響不大。2個月后較1個月后血磷雖有所下降，但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治療前與治療1個月后，血磷下降，有統計學意義（P

組間比較：兩組在治療前所有指標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1個月及2個月后，兩組血磷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兩種治療方法皆有效，且療效相當。但組間血鈣比較，治療1個月及2個月分別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 （P

2.3副作用 治療組共有2例發生腹瀉，1例發生便秘，經調整生大黃顆粒的劑量后皆得到緩解，無患者因副作用而退出本研究。

3 討論

磷主要經胃腸道吸收進入人體，并由腎臟排出體外。引起高磷血癥的主要原因有①飲食中磷的攝入量過高；②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殘存的腎小球不足以清除每日飲食中所吸收的磷[3]；③細胞內的磷釋放入血速度緩慢，不管是高通量還是低通量透析膜皆不足以清除機體內的磷[4]；④活性維生素D的使用可使腸道對磷的吸收率增加[5]。高磷血癥可抑制腎臟1α-羥化酶的活性，使活性維生素D生成減少，進一步刺激iPTH的分泌，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發生，鈣磷紊亂進一步加重[6]。大量研究表明，慢性腎臟病患者長期的鈣磷代謝紊亂可引發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礦物質和骨代謝異常，引起轉移性鈣化，包括肺、心臟和血管等，這些病理生理改變不僅使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而且與死亡率密切相關。血磷每升高1mg/dl，患者發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險性就增加35%，發生死亡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危險性增加28%[7]。

藥用炭在慢性腎衰竭患者中的應用已有10余年的歷史，大量研究均報道其可改善毒素蓄積癥狀，一定程度上可延緩腎衰的發展進程[8～10]，且其除了有胃腸道副作用外（惡心、便秘、腹脹等），無其他明顯不良反應，如過敏反應、肝臟及血液系統損傷等。藥用炭為多孔物質，具有極大的表面積，達到了1000～1400/g，吸附能力強。一方面藥用炭能吸附胃腸道中未被吸收的食物中的磷，另一方面能使血液與胃腸道間的磷等毒素形成濃度梯度，使血液中的磷進入胃腸道，從而達到吸附血液中磷的作用[11]，故要求隨三餐同服。

本研究使用的大黃制劑系生大黃顆粒，大黃是一種很常見的中藥材，具有瀉熱通腸，逐瘀通經，涼血解毒等作用，亦常用于慢性腎衰竭的治療[12～14]。《神農本草經》："大黃可蕩調胃腸，攻下瀉火，清熱解毒，推陳致新，安和五臟"，說明大黃可蕩調胃腸之實熱積滯，通過打通排毒管道，使管道通暢將毒素排出體外，并能增強機體的新陳代謝，使氣血流暢，五臟功能活動正常。現代研究表明，大黃含有許多活性分子，如大黃素、大黃醇、大黃酚，具有抗菌消炎、利尿作用[15]，大黃還能增強腸蠕動，瀉下通便，抑制腸道內毒素的吸收，維護胃腸屏障功能[16]。本研究采用生大黃主要取其增強腸蠕動、瀉下通便、抑制毒素吸收的功效，聯合藥用炭使用，又可以防治藥用炭易致便秘的副作用，二者相輔相成。

我們在觀察治療組血磷明顯下降的同時，血鈣、血紅蛋白、尿素氮、血肌酐、鐵蛋白無明顯變化，說明生大黃顆粒聯合藥用炭對患者的營養吸收無不良影響。

綜上，大黃制劑加活性炭可有效減輕血透患者的高磷血癥，且沒有升高血鈣的副作用，療效及安全性皆值得肯定，對臨床治療與藥物新用途的開發具有積極意義，并可獲得較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但本次研究樣本量小，且觀察時間短，不能反應長期療效，有待進一步隨訪調查。

參考文獻：

[1]Shinaberger CS，Greenland S，Kopple JD，et al.Is controlling phosphorus by decreasing dietary protein intake benefical or harmful in person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J].Am J Clin Nutr，2008，88：1511-1518.

[2]Jamal SA，Fitchett D，Lok CE，et al.The effects of calciumbased versus non-calcium-based phosphate binders on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ameta-analysis[J].Nephrol Dial Transplant，2009，24：3168-3174.

[3]Moe SM，Zidehsarai MP，Chambers MA，et al.Vegetarian compared with meat dietary protein source and phosphorus homeostasi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J].Clin J Am Soc Nephrol，2010，6：257-264.

[4]Jorge B.Hyperphosphataemia as a cardivascular risk factor how to manage the problem[J].Nephrol Dial Transplant，2002，17：16-19.

[5] 陳靖，龍泉.營養治療對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鈣磷代謝紊亂的作用[J].中國血液凈化，2008，7：437.

[6] George R Bailie.Calcium and phosphorus management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Challenges and trends[J].Health Module，2004，39（7）：358-363.

[7] Kestenbaum B，Sampson JN，Rudser KD，et al.Serum phosphate levels and mortality among people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J].J Am Soc Nephrol，2005，16（2）：520-528.

[8] 肖兵民，陽代春等.愛西特治療慢性腎功能不全42例療效觀察[J].中國醫學研究與臨床，2008，6（4）：62-63.

[9] 唐長江，趙輝.藥用炭對慢性腎臟病腎功能的影響分析[J].首都醫藥，2011，18（24）：19.

[10] 張攀科，徐雪峰等.藥用炭片聯合中藥直腸滴入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47例[J].中醫研究，2012，25（5）：39-41.

[11] 王軍，費忠勤.痛風與愛西特片[J].醫藥導報，1996，15（4）：174.

[12] 彭小梅.大黃延長慢性腎衰竭患者血透間歇期探討[J].中國中西醫結合腎病雜志，2000，1（3）：177-178.

[13] 孫華.潘行山等.大黃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的系統評價[J].中國醫藥指南，2012，10（23）：614-615.

[14] 徐震宇，王怡.大黃不同給藥方式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的研究概況[J].浙江中醫雜志，2012，47（7）：539-541.

第6篇

【關鍵詞】 氯沙坦；左旋氨氯地平；老年；高血壓；高尿酸血癥

高血壓人群中約有25%～30%的患者合并有高尿酸血癥， 而高尿酸是心血管疾病惡化及死亡率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在降壓治療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血壓而且能降低血尿酸的藥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 已有研究表明氯沙坦具有該作用， 但是針對高血壓合并高尿酸的老年患者的研究還很少， 本研究采用氯沙坦與左旋氨氯地平治療老年高血壓合并高尿酸患者， 比較其降壓及降尿酸的作用，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07～2011年心血管內科住院的老年原發性高血壓合并高尿酸血癥患者40例。高血壓診斷標準按照1999年WHO的高血壓指南， 收縮壓≥140 mmHg和（或）舒張壓≥90 mmHg， 選取血壓分級1～2級者；高尿酸血癥診斷標準：≥420 μmol/L；入選患者年齡62～77歲。

1. 2 方法 入選患者隨機分為氯沙坦組和左旋氨氯地平組， 兩組治療期間堅持戒煙限酒、低鹽、低嘌呤飲食， 每周監測血壓， 根據血壓調整藥物劑量， 4周后復測血尿酸水平。

1. 3 血壓療效標準 采取我國1979年全國修訂的標準， 顯效：①舒張壓下降10 mmHg或以上， 達到正常范圍；②舒張壓雖未降至正常， 但已降低20 mmHg或以上。有效：①舒張壓下降不到10 mmHg，但是已經達到正常值 ；②舒張壓下降10～19 mmHg， 但未達正常值；③收縮壓下降30 mmHg以上。無效：未達上述標準。總有效率：顯效與有效總和。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0.0軟件包處理。所有計量數據， 觀察指標均以x-±s表示， 組間以及各組治療前后均采用t檢驗， 以P

2 結果

2. 1 臨床資料 共有40例患者完成研究， 氯沙坦與左旋氨氯地平組各20例， 年齡分別為（66.7±7.2）、（67.3±6.8）歲；男性分別為72.4%和70.7%。兩組間年齡、性別比、治療前血壓血尿酸水平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2. 2 兩組治療前后血壓、尿酸的變化 兩組治療后血壓均明顯下降（P0.05）， 見表1。氯沙坦組尿酸明顯下降， 治療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04， P0.05）， 兩組治療后尿酸比較， 差異有顯著意義（t= 3.31 ， P

3 討論

尿酸是通過黃嘌呤脫氫酶或黃嘌呤氧化酶降解嘌呤形成， 約2/3以游離尿酸鹽形式經腎臟排出， 1/3由腸道排出；血中尿酸99%以上可以通過腎小球， 但濾過的尿酸幾乎全部被腎小管重吸收， 腎小管也主動分泌尿酸， 其中約40%～44%被重吸收， 因此最后從尿排出的尿酸僅為腎小球濾過量的6%～12%左右[1]。老年高血壓患者合并高尿酸血癥的具體機制尚不完全清楚， 可能的原因是①老年高血壓病患者存在胰島素抵抗， 高胰島素血癥影響尿鈉排泄， 尿鈉排泄減少的同時， 腎臟尿酸排泌減少， 血尿酸升高；②老年高血壓病患者已出現腎臟微血管病變致腎臟缺血， 血流量下降， 血尿酸升高；③老年高血壓病以及其并發癥使體內氧化性表達增加， 尿酸是機體內內源性水溶性抗氧化劑之一， 為保護機體免受氧自由基損害， 血尿酸升高[2]。血尿酸與高血壓的發生、發展以及預后密切相關， 高血壓伴發高尿酸的發生率高于血壓正常者， 且血尿酸水平與收縮壓、舒張壓均呈正相關[3， 4]。高血壓合并高尿酸的患者由于高血壓和高尿酸雙重因素造成腎臟損害， 可出現間歇性蛋白尿、尿素氮升高， 因此， 臨床上很需要能夠具有解除這雙重危險因素的藥物。

本研究結果表明氯沙坦與左旋氨氯地平治療老年原發性高血壓1～2級患者都是安全有效的， 其降壓作用相當， 但氯沙坦還具有降低血尿酸作用， 氯沙坦獨特的作用可能與其作用于腎小管抑制尿酸重吸收相關。氯沙坦是通過代謝的活性產物E-3174拮抗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中血管緊張素II受體而降壓；但是， 其降尿酸作用與其降壓作用無關， 氯沙坦母體抑制腎臟近曲小管對尿酸的重吸收， 促進尿酸排出， 降低血尿酸， 這個作用不依賴于與血管緊張素II受體的結合。氯沙坦降尿酸的作用是其獨有， 與其代謝活性產物E-3174無關， 目前報道未見其他ARB無此作用， 且本實驗結果顯示左旋氨氯地平亦無此作用， 因此， 氯沙坦在治療高血壓合并高尿酸血癥時有突出的優勢。

參考文獻

[1] Alderman MH. Uric acid and cardiovascular risk[J]. Cuur Opin Pharmacol，2002，12：126～129.

[2] 閆衛利， 曲榮美， 董輝. 血清尿酸水平與2型糖尿病患者發生腦梗死有關.臨床檢驗雜志， 2002，20（4）：217～218.

第7篇

【關鍵詞】 冠心舒通膠囊；冠心病；脂蛋白異常血癥

冠心病是臨床常見病、多發病。同時冠心病合并高血壓病、脂蛋白異常血癥、糖尿病的患者亦不在少數， 尋找合適的藥物能夠有效治療冠心病及改善相關合并疾病一直是醫務工作者探究的問題， 本研究采用中西結合的方法治療冠心病合并脂蛋白異常血癥， 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療效 [1]。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2011年8月～2013年8月門診及住院患者共計80例， 入院患者均符合國際心臟病協會及世界衛生組織對冠心病及脂蛋白異常血癥的診斷標準。其中男52例， 女28例， 年齡（64.31±6.30）歲、依據隨機表分為治療組及對照組， 治療組40例， 男25例， 女15例；年齡60～78歲，平均（63.40±5.24）歲；病程2個月～25年。對照組40例， 其中男27例， 女13例；年齡58～77歲， 平均（65.25±5.40）歲；病程3個月～24年。經統計兩組年齡、性別、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 2 排除標準 嚴重肝、腎功能不良者；患有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腦出血， 急性腦梗死等嚴重威脅生命疾病的患者；年齡80歲的患者；嚴重過敏體質以及任何原因造成不能服用冠心舒通膠囊的患者。

1. 3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年均給予西醫常規藥物治療， 根據病情選用包括硝酸酯制劑， β受體阻滯劑、他汀類制劑， CCB、ARB類制劑， 抗血小板聚集藥物等。治療組在此基礎上給予冠心舒通膠囊， 0.9g， t.i.d口服（陜西步長制藥有限公司， 批準文號國藥準字：Z20020055）。

1. 4 療效評定 療效評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指導原則》制定[2]。心電圖評定參照《心電圖學》擬定心電圖療效標準：顯效：靜息心電圖恢復正常；改善：靜息心電圖缺血性ST段下降治療后回升1.5 mm以上， 但仍不正常；或主要導聯倒置T波淺達50%以上， 或T波由平坦轉為直立；無改變：靜息心電圖與治療前基本相同；加重：靜息心電圖ST段較治療前下降≥0.5 mm， 主要導聯T波加深≥50%或直立T波變平坦， 或平坦變倒置。

1. 5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有序分類資料用秩和檢驗和Ridit分析。

2 結果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療效的比較[n（%）， %]

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40 14（35.0） 20（50.0） 06（15.0） 85.0

對照組 40 13（32.5） 12（30.0） 15（37.5） 62.5

注：兩組總有效率比較P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臨床癥狀積分療效的比較[n（%）， %]

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40 17（42.5） 18（45.0） 05（12.5） 87.5

對照組 40 16（40.0） 09（22.5） 15（37.5） 62.5

注：兩組總有效率比較P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心電圖療效的比較[n（%）， %]

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40 12（30.0） 22（55.0） 16（40.0） 85.0

對照組 40 08（20.0） 20（50.0） 12（30.0） 70.0

注：兩組組間總有效率比較P>0.05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脂情況的比較（ x-±s）

組別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治療組 治療前 6.11±1.35 2.90±1.55 1.10±0.52 4.40±1.52

治療后 4.31±1.02a、b 1.83±1.43a 1.52±0.25a 2.89±0.05a、b

對照組 治療前 6.07±1.45 2.98±1.45 1.14±0.34 4.57±1.36

治療后 4.64±1.22 2.17±1.49 1.28±0.30 3.30±0.10

注：與同組治療前比較， aP0.05

兩組患者均無不良反應出現。

3 討論

中醫典籍中雖然沒有“冠心病”的明確病名， 但是早在《內經》中就有“心痛“、“真心痛”、“厥心痛”的論述。期間的描述與今之冠心病心絞痛的癥狀相似。多數醫家認為， 本病的病機為本虛標實。

冠心舒通膠囊中含有廣棗、丹參、丁香、冰片、天竺黃等藥物， 廣棗補氣安神、丹參活血化瘀、丁香溫中助陽、冰片行氣止痛、天竺黃清熱化痰， 藥物合用具有活血化瘀， 通經活絡， 行氣止痛的功效， 有效緩解冠心病心絞痛癥狀。

冠心病的發生于發展離不開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脂蛋白異常血癥是冠心病的危險因素之一， 不少的冠心病患者都合并有脂蛋白異常血癥， 選擇一種既能夠改善冠心病心絞痛臨床癥狀又能夠降脂治療脂蛋白異常血癥的藥物一直是大家探究的問題， 西藥多有針對性， 對靶點的選擇性強， 但也缺少了共同作用的療效[3]。中藥冠心舒通膠囊解決了這個問題， 多靶點改善冠心病患者癥狀。起到了一藥多用的作用。但是本研究樣本量小， 無合作單位， 希望能夠完成大規模、多中心的臨床試驗進一步驗證期有效性。

參考文獻

[1] 朱春頻. 他汀類藥物治療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的效果分析. 中西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 2012， 10（2）：144-145.

第8篇

【摘要】 目的 研究高脂血癥治療的藥物相關基因CYP2C9*3、甲硫氨酸合成酶(MSA2756G)在寧夏回族高脂血癥患者中的分布及其與高脂血癥的關系。方法 通過擴增引進限制性酶切位點(ACRS)和應用聚合酶鏈式反應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PCRRFLP)技術對高脂血癥患者進行基因型分析。結果 180名寧夏回族高脂血癥患者中，CYP2C9*3等位基因頻率為3.33%，突變頻率男性(3.05%)高于女性(0.28%)，差異有顯著性(P0.05);MSA2756G等位基因頻率為15.83%，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10.25%)(P

【關鍵詞】 高脂血癥;CYP2C9;甲硫氨酸合成酶;多態性;寧夏回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CYP2C9*3 and methionine synthetase (MSA2756G) genes related to drug therapy in hyperlipidemia patients of Ningxia regio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 with hyperlipidemia.Methods Genotype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amplicationcreated restriction sites (ACRS)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 in hyperlipidemia patients.Results Among the 180 hyperlipidemia patients of Ningxia Hui population， the frequency of CYP2C9*3 alleles was 3.33% and mutation rate in men (3.0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omen (0.28%) (P0.05). The frequency of MSA2756G (15.83%) allel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10.25%) (P

KEY WORDS: hyperlipidemia; CYP2C9; methionine synthase; polymorphism; Ningxia Hui population

高脂血癥是促進動脈粥樣硬化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合理的藥物治療能有效降低血脂，從而減少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發生概率。他汀類藥物是新一代最有效的調血脂藥[1]。據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數據顯示，氟伐他汀是他汀類中毒事件發生最少的藥物，其主要經肝臟細胞色素CYP2C9代謝清除，而基因突變可能會影響肝藥酶的活性[2]。因此，CYP2C9基因多態性可能與高脂血癥的發生有關。甲硫氨酸合成酶(MS)是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再甲基化代謝途徑的關鍵酶，而Hcy使機體產生高脂血癥，可導致代謝疾病的發生，造成動脈粥樣硬化[3]。因此，MS基因多態性有可能是高脂血癥的危險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討寧夏回族人群CYP2C9*3、MSA2756G基因多態性分布及其與高脂血癥的發生有無關聯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對象 2007年1月至10月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醫院體檢的健康回族志愿者200例，其中，男性100例，女性100例，年齡在(46.22±9.25)歲之間，體重指數在(25.22±3.99)kg/m2之間;高脂血癥患者180例，其中，男性92例，女性88例，年齡在(45.06±8.96)歲之間，體重指數為(24.99±3.06)kg/m2之間，無其他內分泌疾病。高脂血癥的診斷標準為：空腹血清中總膽固醇(TC)≥5.72mmol/L，甘油三酯(TG)

≥1.70mmol/L，受試者了解試驗過程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DNA樣品的制備 抽取每位受試者靜脈血3mL，采用北京賽百盛生物公司的硅膠膜基因組提取試劑盒提取基因組DNA。

1.3 基因型的檢測 采用擴增引進限制性酶切位點(ACRS)和聚合酶鏈式反應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PCRRFLP)技術檢測CYP2C9*3和MSA2756G的多態性分布;直接測序法驗證基因型檢測方法的可靠性。①CYP2C9*3引物[4]序列：上游5′TGCAC

GAGGTCCAGAGGTAC3′，下游5′AAACATGGAGTTGCAGTGTAG3′，擴增產物為131bp，擴增循環參數：反應體系25μL，94℃預變性5min，94℃變性50s，60℃退火60s，72℃延伸1min，35個循環，最后72℃再延伸5min，PCR擴增產物用5u限制性內切酶KpnⅠ在37℃消化過夜，40g/L瓊脂糖凝膠電泳確定基因型。基因型的判定方法：如酶切圖譜顯示為131bp一條帶，則為CYP2C9*1*1野生型，如為131bp、110bp的條帶(21bp的條帶在40g/L的瓊脂糖凝膠上不能被辨認)，則為CYP2C9*1*3突變型雜合子，如僅顯示110bp條帶(21bp的條帶在40g/L的瓊脂糖凝膠上不能被辨認，僅見110bp的條帶)，則為CYP2C9*3*3突變型純合子。②MSA2756G引物[5]序列：上游5′CATGGAAGAA

TATGAAGATATTAGAC3′、下游引物：5′GAACTAGAAGACAGAAATTCTCTA3′，擴增產物為189bp，擴增循環參數：反應體系25μL，94℃預變性5min，94℃變性50s，56℃退火50s，72℃延伸45s，35個循環，最后72℃再延伸7min，PCR擴增產物用10u限制性內切酶HaeⅢ在37℃消化過夜，40g/L瓊脂糖凝膠電泳確定基因型。基因型的判定方法：如酶切圖顯示為189bp一條帶，則為AA野生型，如為189bp、159bp的條帶(30bp的條帶在40g/L的瓊脂糖凝膠上不能被辨認)，則為AG突變型雜合子，如僅見159bp條帶(30bp的條帶在40g/L的瓊脂糖凝膠上不能被辨認，僅見159bp的條帶)，則為GG突變型純合子。

1.4 統計學處理 計數各位點基因型頻率和等位基因頻率，采用SPSS 11.5統計軟件分析，以χ2檢驗檢測高脂血癥患者與正常人群及男女性別之間的各等位基因頻率的差異，高脂血癥患者與正常人群年齡、體重間的比較采用t檢驗，以P

2 結 果

2.1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 本研究所篩選符合條件的高脂血癥患者180例和正常對照組200例在性別、體重、年齡之間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表1);凝膠電泳圖和測序圖見圖1、2，CYP2C9*3、MSA2756G等位基因的分布頻率在高脂血癥組分別為3.33%、15.83%(表2)。第5個堿基處有A、G重峰，堿基A比突變堿基G峰的信號強而顯示綠色堿基A(圖2C);被圈的堿基G，表示上游引物中引入錯配堿基G成功(圖2D、圖2E)，而倒數第二個堿基顯示為A，堿基A比突變堿基C峰的信號要強，而顯示綠色堿基A。　表1 寧夏回族高脂血癥患者與健康對照組基本情況的比較

2.2 各基因型與高脂血癥的關系 在高脂血癥患者組，CYP2C9*3的等位基因分布頻率顯示男性顯著高于女性(3.05% vs. 0.28%)(P

間無顯著性差異(3.33% vs. 3.00%)(P>0.05)，CYP2C9*3與高脂血癥無顯著相關性;高脂血癥患者組的MSA2756G等位基因分布頻率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15.83% vs. 10.25%)(P0.05)。

3 討 論

CYP2C9是CYP2亞族中含量最豐富的酶，也是人類第一個得到結晶和分析反應底物的CYP[6]，它能代謝多種抗糖尿病藥、抗生素、抗高脂血癥、抗高血壓藥[78]。因此，CYP2C9基因多態性可能與高血壓、高脂血癥、冠心病、動脈粥樣硬化等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MSA2756G位點的遺傳性缺陷可導致Hcy再甲基化受阻，引起血Hcy水平升高，而升高的Hcy和低密度脂蛋白結合，會造成膽固醇在細胞內堆積，最終會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9]。因此，MSA2756G多態性可能與高脂血癥的發生相關。

在CYP2C9的開放讀碼框中發現10多個基因多態性，其中CYP2C9*3與野生型比較，代謝活性發生明顯的改變，CYP2C9*3雜合子個體可降低S華法令的口服清除率的60%，CYP2C9*3純合子個體降低S華法令的口服清除率可達90%[10]，ZANDVLIET等[11]研究發現CYP2C9*3多態性導致氨苯磺胺類藥的消除率下降。因此，基因突變可能造成了CYP2C9酶的結構與功能的改變，最終導致CYP2C9酶活性降低或者喪失。本研究觀察了寧夏回族地區

高脂血癥患者他汀類藥物降脂治療相關的基因多態性位點CYP2C9*3的分布及其與高脂血癥的關系。結果顯示，CYP2C9*3在高脂血癥患者中的分布頻率為3.33%，與健康人群的分布頻率(3.00%)無顯著性差異(P>0.05)。但是，在高脂血癥患者中，男性

患高脂血癥的幾率遠高于女性(3.05% vs. 0.28%)，差異顯著(P

人MS基因定位于染色體1q42.3～43，編碼了長度為1265個氨基酸的多肽鏈，目前已發現10余種突變，以A2756G最為常見，即A2756G突變導致天冬氨酸取代了甘氨酸殘基，從而產生了一個HaeⅢ內切酶的位點。MS的主要生化功能是催化同型半胱氨酸再甲基化為甲硫氨酸。因此，它是Hcy代謝途徑中的一個關鍵酶。本研究顯示MSA2756G在高脂血癥患者中的分布頻率為15.83%，與健康對照組(10.25%)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

綜上所述，CYP2C9*3、MSA2756G基因多態性在寧夏回族地區的分布與文獻報道的其他地區或種族的分布存在明顯差異，CYP2C9*3女性攜帶者患高脂血癥的幾率遠低于男性，而MSA2756G等位基因可能是高脂血癥的高風險因素。這為寧夏回族地區高脂血癥患者的個體化用藥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陳灝珠. 實用內科學 [M]. 第12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5:10771089.

[2]何君，周巍，王連詞，等. 中國2型糖尿病人中CYP2C8、CYP2C9基因多態性 [J]. 中國臨床藥理學與治療學， 2009， 14(3):300306.

[3]HUNT MJ， TYAGI SC.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compete and ameliorate Hcy mediated endocardi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J]. Am J Physiol Cell Physiol， 2002， 283(4):10731079.

[4]霍梅，劉春，楊超，等. 華法林抗凝治療患者CYP2C9基因多態性的研究 [J]. 現代預防醫學， 2008， 35(11):21032105.

[5]ZHU WL， CHENG J， DAO JJ， et al. Polymorphism of methionine synthase gene in nuclear familie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J]. Biomed Environ Sci， 2004， 17(1):5764.

[6]RETTIE AE， JONES JP. Clinical and toxicological relevance of CYP2C9:drugdrug interactions and pharmacogenetics [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 2005， 45(2):477484.

[7]SANDBERG M， JOHANSSON I， CHRISTENSEN M， et al. The impact of CYP2C9 genetics and oral contraceptives on cytochrome P450 2C9 phenotype [J]. Drug Metab Dispos， 2004， 32(5):484489.

[8]MCGARRY JD. Dysregulation of fatty acid metabolism in the etiology of type 2 diabetes [J]. Diabetes，2002，51(1):718.

[9]王紅. 同型半胱氨酸及其代謝關鍵酶MTHFRA1298C、MSA2756G基因多態性與新疆哈薩克族原發性高血壓的相關性研究 [D].新疆醫科大學，2008.

[10]TAKAHASHI H， WILKINSON GR， CARACO Y， et al. Population differences in Swarfarin metabolism between CYP2C9 genotypematched Caucasian and Japanese patients [J]. Clin Pharmacol Ther， 2003， 73(3):253263.

[11]ZANDVLIET AS， HUITEMA AD， COPALU W， et al. CYP2C9 and CYP2C19 polymorphic forms are related to increased indisulam exposure and higher risk of severe hematologic toxicity [J]. Clin Cancer Res， 2007， 13(10):29702975.

[12]LUO CH， WANG A， ZHU RH， et al. Gender specific association of CYP2C9*3 with hyperlipidaemia in Chinese [J]. Br J Clin Pharmcol， 2005， 60(6):629631.

[13]DAVIDSON MH， MAKI KC， KARP SK， et al. Management of hypercholesterolaemia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J]. Drugs & Aging， 2002， 19:169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