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7 17:20:0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思想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轉貼于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論文摘要：當代經濟學出于對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日益重視對制度及其經濟績效的研究。本文從方法論與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時期制度分析的方法與內容，并設想將傳統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融為一體，以促進制度分析的進一步發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內涵為：以法令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規則和以財產權讓渡為內容的規定(張宇燕，1992)。如《禮記·禮運》日：“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認為是上天授權圣王設立：“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茍子則從“禮”的角度，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論述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導致沖突和產權規則的形成：“禮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工，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禮之所起也。”他也視制度為“先王”所定，與孔子一樣，認識到制度產生于人的行為，為人而設。在制度結構中，古人以“禮”作為綱紀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為約束自身行為的強力手段和道義手段，這一方面尤以茍子為代表。顯然，這是把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結合起來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臘思想家。他們主要關心經濟和組織的效率，色諾芬、柏拉圖對組織、專業化與分工的論述，可以說是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古羅馬學者則把制度的視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財產法和合同法后來成了西方世界民法體系的思想源泉，而現代公司制度則可以追溯到羅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書式的哲學思想，并且服務于其他理論分析；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導地位。他們的分析大體上是一種經驗與歸納式的，從整體出發，不太注重邏輯演繹。他們對制度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關于制度的系統理論。
二、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的制度
思想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先對組織生產的規則——分工作了系統論述，并進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對財富生產的影響，同時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體系中，生產以分工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類相互交換的傾向。分工與專業化可以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會受市場制度的制約(或稱“斯密定理”)。但這一思想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揚格深化和發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來的發展主要反映在內生增長理論和新興古典經濟學上，如楊一博蘭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貝克爾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這些理論重新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將人們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從而克服了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既有對以“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為標志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分析，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古典經濟學的一條副線(周小亮，1999)；同時又有對社會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實際上論證了前者的制度環境。在《國富論》中斯密試圖證明一套特定的規則如何比另一套規則更有利于國民財富的增長，這屬于比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結構，是個人對經濟資財擁有排他性私人權利的結構(埃格特森，1996)。這論證了一種貫穿整個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斯密從“經濟人”的自利和無意識增進社會利益來論述這一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這種分析方法為后人所遵循并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場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自利之人實現自身需要并通過“是非的意識”促使整個社會不斷地道德進步。
從現代經濟學的基本人性假設——經濟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經濟人”這一概念，但他確實分析了其基本含義。然而，他分析的行為者，一方面是超歷史的自利的個體，另一方面又具有資本家、工人、地主的階級差異，是處于特定經濟制度之下的實實在在的個體。這同后來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應該是有本質的差別的。斯密還分析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制度演化。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進理論的先驅，又可以看作新經濟史理論的發端。在《國富論》上卷的第三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不同途徑”中，分析了城市與商業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歐洲由中世紀的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的演化。
三、斯密繼承者的兩個發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為對價值創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經濟學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以勞動價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和否定勞動價值論而尋求斯密其他價值源泉解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二者之間除了價值論上的分歧外，在經濟分析方法上也有極大的區別，表現為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制度分析與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經濟學視制度為既定的外生變量，或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研究“黑板經濟學”(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競爭市場和設計一套能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競爭規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雖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但它所面對的一直是一個無“磨擦力”從而是非現實的世界。不過，認為主流經濟學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體系中，有對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計劃與市場效率的比較分析，這相當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彥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僅僅到這一層次；它承認政治、法律、貨幣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對它們的分析過于膚淺。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圖思想中的利益沖突，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作了深人徹底的剖析。制度被視為一系列總括多方面的規則，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要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必須采用抽象的歷史的方法，結合利益沖突、文化習慣來考察資本主義制度。由此，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人類社會制度的基本演變規律。由于方法論的整體主義，馬克思分析的是宏觀上的整體制度，而且是作為制度特殊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它確實從一個角度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論基礎、關注對象和價值判斷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終成為經濟學分析中爭議最大影響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當代西方向主流挑戰的兩個異端：新老制度主義
當代制度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新老制度主義者的對立，盡管這種對立已引起了有關學者的不安和力圖協調它們(參考盧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學者們目前的研究尚在對比二者異同階段。另一個問題有人也提出來了，即國內的研究對老制度主義重視不夠，而且有所誤解(張林，2001)。
(一)老制度主義
老制度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以凡勃倫、康芒斯、米切爾為代表的美國制度主義。新近的發展既來自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等的新制度學派，又同費斯特、格羅錫、圖爾等的主張一致。它有兩大研究綱領：一是凡勃倫一阿里斯綱領，強調商業或金錢經濟與實業經濟的基本二分法(盧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達成思想和行為的制度方式與技術方式二分法或禮儀方式與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繆爾斯一施密德綱領，它關注法律、產權和組織，它們的演變及其對法律和經濟權力、經濟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響(盧瑟福，1999)。后一研究綱領更接近于新制度主義。
對于老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明確地集中到制度上，相應地采用制度、結構和演進的整體分析方法，并結合哲學、法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及存在的問題。
老制度主義對經濟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與堅持，影響了西方經濟理論甚至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相比于主流經濟學的數學化模型，確實是獨辟蹊徑，別開生面，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強大的挑戰
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一般認為發軔于科斯對企業性質所作的開拓性研究，主要代表為科斯、諾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法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等。按其內核整理，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二是交易費用經濟學，三是制度演化理論
從基本方法上，可分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經濟學靠攏，包括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它們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當作稀缺資源的制度，因而不過是“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論方面并無任何創新，只是擴展了傳統經濟學的適用范圍，這又依賴于對其基本假設的批判與修正：在現實經濟世界中充滿了風險、不確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無知的；這就需要制度來規范、引導人的行為并協助人實現其利益目標。這是一個正交易成本的經濟，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夠在經驗實證層面進行，因而能接近科學地研究問題(周業安，2001)。由于這一方向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邊際分析的運用，它已同主流經濟學有效融合而成為新古典框架內的制度選擇模型。
二是向社會學、管理學靠攏，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和制度演化理論。在交易費用對經濟的解釋中，盡管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問題也隨著研究的深人而凸顯出來，主要是在于交易費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無節制的使用上。這使它已經得到了罪有應得的壞名聲(費雪，1977)。積極的態度不是拋棄而是發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機會主義傾向和契約人的概念更進一步受到強調，而理性與非理性、正式規則與傳統習慣等得到調和。由于正統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相對靜態性，迪屈奇試圖把它動態化，充分重視了權力和組織演進的動態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傳統制度分析的靜態缺陷，更多學者強調對制度演化進行動態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論，例如過渡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論方法已在制度的動態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分析制度演進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
五、結語：對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總體特征是把制度作為考察對象，但在具體考察方式及結論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流派。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整體還是個體、宏觀還是微觀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繼承正統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為出發點，采用最大化框架和邊際方法分析最優制度選擇，實際上是從人類個體行為出發來解釋和說明制度問題；然而制度如果被當作一系列規范和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那么它只能是集體選擇的結果，從而被深深地打上集體的烙印，單純考慮個體是無法認識到制度的本質的。另一方面，如果從整體結構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邏輯起點在于個體，如何從個體過渡到整體就成為一個問題，換言之，就是制度宏觀分析缺乏一個微觀基礎。
通常，老制度主義者自稱是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新制度經濟學則被限定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上。根據盧瑟福(1999)的歸納，方法論整體主義方法是指：①社會整體大于部分之和；②社會整體制約其部分的行為與功能；③個人行為只能由整體來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則指：①目標和利益源于個人；②社會制度的變遷形成于個體行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過個人行為加以合理解釋。
其中①與②只是事實陳述，③則代表了研究綱領，所以爭議更多地集中于③上。這也是新老制度主義分歧所在。我們以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類行為產物；然而每個人一生下來就面臨既定的制度環境，并受其制約與影響，在相對價格的變化(或收益與成本比較)作用下參與新的規則形成或維護舊的制度，這又是眾多個體決策相互影響的過程(進化博弈論正是據此研究)。
關鍵詞：正義；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1—0142—02
約翰·羅爾斯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倫理學家，被譽為“正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正義理論震撼了整個社會理論學界，他對正義原則的嚴密證明使人們驚嘆于哲學的可想望性與可行性被結合得如此美妙。
一、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
正義原則的證明離不開對古典功利主義的批判。為了證明自己所提出的正義原則會在人們的反思平衡中被擇出，羅爾斯考察了諸多的制度安排，重點是當時所盛行的功利主義和直覺主義。
功利主義有許多不同的變種，羅爾斯所針對的主要是古典功利主義。古典功利主義的主旨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夠達到總計所有屬于它的個人而形成的滿足的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被正確地組織的，因而也是正義的。古典功利主義認為一個人在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時候會自動地衡量得失，并且可以忍受以目前的自我犧牲來贏得未來的較大利益，那么也有理由相信一個社會也可以以相同的原則行動，即為了總體的較大利益而損失部分成員的局部利益。“一個人類社會的選擇原則就被解釋為是個人的選擇原則的擴大。”在利益分配上，功利主義觀點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原則上就沒有理由否認可用一些人的較大得益補償另一些人的較少損失，或更嚴重些，可以為了使很多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正像最大限度地滿足一個人的欲望體系對他來說是合理的一樣，最大限度地增加一個社會所有成員的滿足的凈余額，對這個社會也是正當的。
在與作為公平的正義的契約論的對照中，古典功利主義明顯呈現出了這樣一些弊端。
首先，雖然功利主義者承認，他的理論嚴格說來是與這些正義感相沖突的，但他還是主張正義的常識性準則和自然權利的概念作為次一級的規則具有一種從屬的有效性；而契約論在其完全意義上認可我們有關正義優先的信念。
其次，功利主義者把個人的選擇原則擴展到社會；而作為公平的正義則持一種契約論的觀點，認為社會選擇的原則（因而也是正義的原則）本身是一種原初契約的目標，假定一個人類社團的調節原則只是個人選擇原則的擴大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功利主義是一種目的論的理論，先獨立界定出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善，然后規定凡是極大化這種善的行為便是道德上的正當行為；而作為公平的正義卻不是這樣，達到滿足的最大凈余額的問題決不會在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理論中產生，這個最大值原則在這里完全是多余的。
社會的每一成員都被認為是具有一種基于正義，或者說基于自然權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別人的福利都不可逾越的。正義否認為使一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功利主義絲毫不考慮個體之間的差別，只將全部個體的利益加總，從而忽略了個別需求和個人尊嚴。另外，功利主義若想得以實施，必然要求個人具有強烈的利他主義動機，時刻以集體的利益為念，并為了集體的利益隨時拋下個人的利益，這種對個體的要求顯然過高，是難以實現的。
二、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引發對經濟學科的思考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在倫理上實際上就是羅爾斯所批判的功利主義。因為要考慮效用和邊際，所以難免會產生比較。而這種比較依據的標準就是經濟價值，較優者勝出，較劣者淘汰。而這一優勝劣汰的過程當中，起決定作用的不過是一串冷冰冰、缺少人情味的數字。當然了，這一決策規則在私人領域里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在社會事務的決策過程中，如果僅采取這種功利的決策方式就難免要損害到正義。比如，政府想要制訂一個學費標準，按照經濟學的決策方式就要根據實證的方法擬出一個上學人數與學費關系的模型，然后用數學的方法求出模型當中橫縱坐標乘積最大（矩形面積最大）的點，這一點所對應的學費就是經濟收益最大化的學費標準。如下圖，隨著學費的增加，上學人數在減少，所以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如果能證明出A點與橫縱坐標之間所夾的矩形面積是所有曲線上的點與坐標之間矩形面積最大的，那么A點所對應的學費a就是應選擇的學費標準。很顯然，這一決策規則是僅就學校的收益制訂的。然而，如果制訂的學費標準是針對基礎教育階段，由于高昂的學費會有一部分孩子因為上不起學而退學（即便是很少一部分），使一部分人失去教育機會成為文盲，那么這部分人的人生就被完全置于了一種風雨飄搖的境地，這顯然是不正義的。按照正義的原則，如果學費是0的時候不會產生失學者，那么政府就應該對基礎教育實行0學費的政策。可見，在越來越倡導
實證化的經濟學中，引入以倫理學為指導的規范分析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
三、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
實證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各種現象間的相互聯系，但回避做出社會評價的經濟學。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891年第一次以是否涉及價值判斷為標志，把經濟學區分為規范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近三四十年來，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廣泛地使用著這兩個概念。按照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說法，實證經濟學是可以如同天文學和氣象學那樣超脫于階級利害關系而客觀地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行規律的科學。經濟學的實證傾向產生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化時期。十九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出現把資產階級經濟學變成為超脫于價值判斷的純粹經濟學的意圖，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薩伊和英國的西尼耳。薩伊認為經濟學只應該以關于財富的知識為它的內容，經濟學要根據人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來探討財富的本質，推斷創造財富的方法，闡明財富的分配和消費，在此基礎上建立一些永恒的、普遍的經濟規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奧地利的門格爾、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提出的邊際效用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向實證化演變的過程中，跨出了從純粹邏輯推理到數學公式演繹的一大步。從凱恩斯起到現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流一直是實證經濟學。
規范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的價值判斷準則的經濟學科或經濟學理論的類別之一。經濟學的規范性，作為一種傾向古已有之。從古代奴隸制經濟思想一直到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漫長發展時期，都可以說是規范性的經濟思想或規范性的經濟學。在古代歐洲，經濟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那時的經濟思想都是在政治學、法律學等學科中提出來的，具有很強烈的倫理觀念，也就是價值判斷。這種奴隸制的經濟思想是以希臘、羅馬的道德哲學作為“規范”的。中世紀的封建主義經濟思想，也是從屬于倫理道德的，對經濟問題的分析離不開規范性的價值判斷，它是以中世紀的神學教義作為“規范”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規范則是個人主義倫理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完全從利己立論，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是以人類物質福利的增進為判斷一切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的。可見經濟學的規范分析并不是一種創新，而是向古典道路的一種復歸。
另外，出于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處于市場經濟階段的人們一般會具有追求自我利益的動機和行為。當自我的逐利行為與他人利益受到碰撞的時候，如果缺少充滿正義精神的社會制度作為規范，人就可能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這是追求和諧的中國社會所不能容忍的。要在制訂經濟規則和制度的時候引入倫理學的分析和指導，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人”成為有道德的“經濟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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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80年代以后博弈論迅速地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健全、邏輯合理和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分析體系。博弈論不但強化了經濟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寬了經濟分析的廣度，從而不但使經濟分析以更加符合現實的方式揭示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也使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經濟學家的必備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論專家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獲得了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熠熠生輝，引人注目。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寡占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并形成了經濟學新的分支――信息經濟學。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博弈論做出開拓性的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澤爾騰和海薩尼。相隔十年，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授予在博弈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專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博弈論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各種經濟現象開拓了新視野，博弈論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中心地位。
博弈論之所以被經濟學家普遍使用，是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和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分不開的。傳統經濟學在談到人(或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時，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個人的效用也只決定于自己的選擇，其他所有人的行為都歸結在價格這個參數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壟斷和寡頭是特殊情況；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然而現實中這些條件都是很難成立的。第一，充分競爭的市場是很少有的(例如，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鋼鐵生產廠家屈指可數，占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彩電生產廠家也為數不多)，由于存在產品差異、地域差異和信息差異，任何一個廠商總是處于某種壟斷地位(正是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所以與充分競爭相比，壟斷和寡頭倒很常見；第二，每一主體在做出自己的選擇時不僅要受到其他主體的影響，而且自己的選擇也往往影響到其他主體的選擇(考慮一下1998年長虹大規模吸納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場競爭中信息幾乎總是不充分、非對稱的，獲取信息經常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是相當大的。如果不考慮以上這幾方面因素，經濟學所討論的決策其實僅僅是規劃問題，是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的決策，所解決的也只是資源分配問題。現實世界中決策者要在面對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對手與之激烈競爭時做出選擇。在競爭對手日益明顯、競爭越來越直接的情況下，博弈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經濟學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對經濟個體的研究，而在各個經濟個體之間，博弈是無時無處不在的。
博弈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論分析范式與新古典經濟學不謀而合；二是博弈論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1.分析范式的趨同。即強調個人理性，也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利益主體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實現均衡。可以說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鏈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設。任何一門學科都有一套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體系，而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學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設。對此，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大廈便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人類在其經濟選擇行為中是絕對理性的。這個假設意味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約束下爭取最大化報酬。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市場既定價格，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廠商根據外生的價格水平選擇利潤最大化產量。各經濟行為主體的趨利行為通過競爭，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實現均衡，這包括從單個市場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論研究范式是給出個人的支付函數及戰略空間，然后看當事人都選擇其最優戰略以最大化個人支付函數時將發生什么，這與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論從行為分析入手，堅持并突出了個人理性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論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還是后來的“納什均衡”及其精煉，都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并對理性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為背后心理作用的過程，加深了對個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論通過研究擁有不同利益的主體在發生沖突時是如何進行理性決策的，并研究利益沖突的主體如何通過理性決策最終達到均衡，從納什均衡到精煉納什均衡再到貝葉斯納什均衡和精煉貝葉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的研究是現代博弈論的主要內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趨同，經濟學家很容易用博弈論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使博弈論在經濟學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
2.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對于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歷來爭論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的分析方法應用于經濟學，試圖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他們把現有制度視為外在，只研究可以純粹用目的和手段來刻畫和判斷的人類理，強調將復雜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向物理學那樣可以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和論證盡量仿效精密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無法回避的規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實證分析，大量采用了數學方法。作為一種數學方法的博弈論，其創立之初就是為了是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用深奧的數學理論寫成的，對博弈論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論文最初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對存在利益沖突的理性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目標邁出一大步。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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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二、IS-LM模型與新古典綜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三、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爾多（Nicholas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Orleans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四、新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古典綜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五、總結
關鍵詞：交易費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演化博弈
一、交易費用理論起源
1.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一般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擁有三個重要的硬核：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和均衡結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它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資源的利用和使用決策都是通過價格信號為指導。新古典經濟學的嚴密邏輯向我們證明：當各種資源的替代或轉換率等于各自市場價格的比率時，財富的配置就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由于整個市場的運作能夠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自動地保證各種資源優化配置，所以價格機制的運作是在無須成本、沒有摩擦的狀態下運行的，即交易成本為零。
2.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企業制度被簡化為一種生產函數，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被產量與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所掩蓋。科斯不滿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關假說，①尤其是市場上價格機制運行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說，提出了企業最顯著的特征是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當交易費用為正時，那么選擇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發顯得特別的重要。
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并認為，制度特別是一套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資源一樣，制度選擇的根本目的就是為節約交易費用。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將該方法運用到“交易費用—制度選擇—制度變遷—經濟績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傳統價格理論硬核的基礎上，通過引入信息和交易費用以及產權的約束，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使其成為理解世界更強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費用理論主要代表人物觀點
1.國外主要學者觀點。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思想，認為“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補充說：“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發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繼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為假設前提，引入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三個維度，對交易費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終使交易費用理論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德姆塞茨（199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所有權權利交換的成本”，他在研究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費用時，將之定義為利用紐約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將股票變現所花的費用，廣義的交易費用還可以包括給自己的經紀人打電話或閱讀金融報刊所花的費用；此外，他還以團隊生產中監督勞動的困難來分析交易費用，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偷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影響了團隊效率。張五常(198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在魯賓遜經濟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種各樣的費用，是一種“制度成本”，他所認定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律師、警察、經紀人、企業家、經理、文職人員，傭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說，除了那些與物質生產和運輸過程直接有關的費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費用都是交易費用。巴澤爾(1997)從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角度來考察交易費用，他認為權利的獲得、保護和轉讓所需要的費用叫“交易費用”，而產生交易費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種屬性，每一種屬性都有可變性，這就使人們測量每種屬性的費用難以估計，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費用定義為界定和保護產權的費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兩人在綜合1982—1996年間涉及交易費用45篇論文后的感言：“交易費用理論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在其他學科也得到了廣泛運用，主要包括社會學、政治科學、組織理論、合同法、公司戰略、合作金融、市場等。”他們同時又指出：“交易費用理論聲稱人的行為不確定性水平越高，則將會帶來更多的交易費用，然而，讓人們感到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涉及到因測定人行為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費用大小。”
2.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實施的漸進式改革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引進、消化、深化及運用提供了難得的時機，雖然這一理論還不是十分完善，但絲毫也不影響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熱情，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目前國內學者對交易費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觀經濟領域，對交易費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將西方學者的定義挪用過來，創新性的理論較少，以金玉國、張偉、陳志昂、繆炳仁等年輕學者就宏觀經濟增長與交易費用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實證研究，但他們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諾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過將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數據作了一下查驗而已，也難怪劉春元（2001）等學者發出了“交易費用”是一個無用的概念的呼聲。但近年來，趙（2005）和高帆（2006）兩位博士卻借鑒Eigen-Zucchi(2001)和鐘富國（2003）的研究思路，從考察影響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發，結合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原理，通過設計一系列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終測算出交易效率數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交易費用的高低，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3.簡要評價。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限于合作的關系與和諧的競爭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放置在一個成熟的、規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認為是已經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競爭。而交易費用經濟學目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關鍵概念：技術方面（資產專用性）、人員方面（有限理性）和行為特性方面（機會主義），而交易費用經濟學中的關鍵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屬性。從這些概念出發進行推導，使威廉姆森背離了被廣泛接受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推廣。
科斯揭示了交易費用普遍存在的事實，卻并沒有專門深入研究交易費用產生或存在的原因。雖然威廉姆森也從“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方面對交易費用作了翔實地闡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術特性，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層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但威廉姆森卻沒有回答“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產生”與“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上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機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雖然可以說明或決定交易費用上升，卻不能說明交易費用的產生或存在。事實上，我們也無法證明：在不存在“機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等因素時，市場交易費用是否就為零。由鑒于此，仍需要我們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費用經濟學發展展望
1.交易費用經濟學（TCE）與產權理論。如果能夠將TCE與產權理論優勢互補，以TCE意義上的有限理性為基礎，借助產權理論相對成熟的模型技術，重新構建一個統一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那當然是一個最優選擇（聶輝華，2004）。但是這種前景誘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臨一些挑戰，首先要解決好在模型建立過程中對“有限理性”的精確定義；其次，在對待“機會主義”去留問題上作出明確的選擇，這樣模型的解釋力才會更強。
2.交易費用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現代行為經濟學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以實驗方法和微觀計量方法構建行為人的心理決策模型，如前景理論；二是以有限理性為基本假設，構建模型來解釋各種宏觀和微觀經濟現象，形成了諸如行為宏觀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等領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學決策模型，需要假設行為人的主觀意識和策略行為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從而形成制度—博弈規則—演化結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數學建模，需要構建一種涵蓋了機會主義行為的效用函數，這對博弈論框架的TCE來說同樣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3.交易費用經濟學與演化博弈論。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規則，但是卻難以解釋博弈規則的內生問題，只能窮究于政治過程乃至意識形態、文化等外生因素，實際上不能在終極意義上回答制度的起源問題。而演化博弈學派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均衡，認為博弈規則是參與人的主觀意識和行為一致時自發演化的結果，這就將博弈規則完全內生化了，有效地解釋了制度的起源問題。借助演化博弈論，青木(1996)等創建了一種“比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經濟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補性和路徑依賴現象。因而，借鑒和吸引演化博弈學派相關理論及其假設前提，從而為自己的行為假設找到更加堅實的微觀基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總之，對交易費用經濟學的諸多挑戰依然存在：如何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找到心理學基礎或微觀決策模型？如何解決機會主義與事后調適的矛盾？如何解釋組織的起源、互補和多樣性問題？如何將資產專用性內生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家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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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1997：30.
關鍵詞：使用價值；流通；分工；基礎性地位
中圖分類號：F0351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9-05
作者簡介：張得銀（1979-），男，江海人，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產業組織理論、流通經濟；陳阿興（1964-），男，江蘇溧陽人，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經濟；丁寧（1979-），男，安徽東至人，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流通創新與現代商貿服務業發展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1CJY071。
盡管流通理論伴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發展，但是與主流經濟學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經濟學及流通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則太顯單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基本范疇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經濟學對于流通意識的淡薄，對于流通在社會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視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生產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的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1]。盡管在前古典經濟學中就可以追尋到流通與生產、消費共同構成了社會再生產“三位一體”的思想，然而流通卻與“生產的目的”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在主流經濟學發展歷史中被忽視（或者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流通理論研究始終游離于主流經濟學的邊緣，散落于一些與流通相關的理論中，流通經濟學未能發展并建立完整、獨立的學科體系和框架。
本文對流通地位與作用的思考，沿著建立和完善流通經濟學學科體系和促進流通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融合的邏輯思路，回歸斯密的分工和市場理論起點，從使用價值的研究視角探求并剖析社會再生產的本質和社會經濟運行的根本規律，論證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會經濟順暢運行的決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演進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經濟理論中的發展基本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歸。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經濟學對分工和使用價值的認知
1. 前古典經濟學對分工和使用價值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諾芬的《經濟論，雅典的收入》、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公元前326）和柏拉圖《理想國》（公元前387-386）。色諾芬在研究奴隸制度下的自然經濟問題中，發現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換兩種功能，并且從使用價值的視角考察了社會分工問題，提出勞動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產品質量的思想；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種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與其他物品相交換的用途，并且說明了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貨幣對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關系），闡釋了商品交換的發展歷史；柏拉圖從人性、國家組織和使用價值的生產等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
2. “重商主義”對貨幣、生產與財富的專注。15-18世紀，安徒安?孟克列欽（1615）、安東尼?塞拉（1613）、托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貨幣在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將貨幣（金銀）看做是一國財富的主要來源，提出“多賣少買”、“控制進口、擴大出口”等積累國家財富，減少財富流出的貿易思想。盡管“重商主義”的專注推動了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從此開始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
3. 古典經濟學對價值創造，分工與生產、流通問題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賦稅論》（1662）中最早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從流通轉入生產領域；布阿吉爾貝爾（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創造財富，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的觀點；魁奈（1747、1758）分別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產經營活動分析資本的流通和社會再生產問題；亞當?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義”將對外貿易作為財富來源的錯誤觀點基礎上，在《國富論》中，強調分工和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重要性，對流通和生產問題均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大衛李嘉圖（1817）發展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并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其結果導致國際貿易問題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經濟學所關注，但是對于絕對優勢的忽視卻進一步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割裂開來。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組織及交易的過度抽象
新古典經濟學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門格爾（1871）和L.瓦爾拉斯（1874）為代表的三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起的邊際主義革命。然而，也恰恰是邊際思想也最終導致經濟學的發展徹底偏離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馬歇爾（1890）、凱恩斯（1936）、薩繆爾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發展并形成了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這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從此轉變為基于供求分析的資源配置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在一個虛擬的市場中存在“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的基本假設直接使得企業、組織和交易等關鍵性問題被過度抽象，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經濟活動成為無摩擦、無損耗的理想化概念。從此，流通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毫無意義，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歸于制度學派和新興古典學派對交易與分工的重視
1. 制度學派對交易、組織等問題的重視。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企業、市場和組織問題的過度抽象，不僅使對流通問題的研究出現了斷層，也導致新古典經濟理論在面對更為復雜的全球經濟問題時越發的捉襟見肘。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經濟學流派迅速得到發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組織、交易和企業等問題的研究。以凡勃倫（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爾（1913）為代表，將制度作為經濟研究變量內生化，將交易作為經濟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其中，康芒斯對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對流通問題的關注。繼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并且分析了企業存在的價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領下，諾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經濟學家提出了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契約理論，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制度經濟學的學科體系。
盡管制度經濟學、新制度學派將組織、企業、產權、契約等與流通相關的交易問題納入其研究領域和范疇，但是其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仍然偏向企業組織與激勵問題，對與市場組織關系密切的流通問題的關注仍然不夠，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經濟學的邊緣。
2. 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對分工與市場理論的重視。20世紀80-90年代，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在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基本觀點的基礎之上，引入超邊際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場理論起點，在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理論假設之后，提出了“生產者―消費者”假設，將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主流、非主流經濟學派融為一體，構架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學科體系。
新興古典經濟學基于對分工（專業化）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①的研究，從分工的視角解釋了城市的出現、中間商的發展、交易層級結構的演進、國內貿易如何發展為國際貿易等重要的現代流通問題。新興古典經濟學完美地將“分工和市場”結合在一起，繼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將經濟學從研究資源配置問題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組織問題，實現了主流經濟學的回歸，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流通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成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目前的發展而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仍然停留于生產和消費，對于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流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作用的認識仍然不足，相關的研究也較為單薄。
二、流通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的演進與在中國的發展
（一）馬、恩關于流通理論的研究
關于流通，馬克思說：“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2]；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還提出，流通的基本含義就是流通交換價值（產品或勞動），而且是那種注定成為價格的交換價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換（比如物物交換、實物獻納、封建徭役，等等）都構成流通。流通是以價格為前提的商品交換的一系列活動形成的交換行為體系。馬克思在關于流通與生產的關系中指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交換，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交換。恩格斯則進一步指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并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3]。
馬克思沿著薩伊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繼承了他們關于社會再生產“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著發展的眼光闡述了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會發生不斷變化的觀點。馬克思關于流通問題的研究主要著重于交換――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一般換。馬克思的在《資本論》中專門對“資本”、“資本一般”做了詳細的論述，并且論述了資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問題。然而，由于馬克思秉著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立場研究社會再生產和交換問題，其核心和重點仍然以考察生產以及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問題，關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視明顯不夠；認為交換（或者流通）本身不創造價值，只是承擔著連接生產和消費的中介職能，這些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和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中國學者在對其流通理論的進一步拓展。
（二）馬、恩的流通理論在中國的繼承與發展
由于眾多歷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在中國的建國初期并沒有得到較好的傳播，相反卻較長時期充斥著“無流通、輕流通”的觀點，嚴重阻礙了社會再生產的有序循環和社會經濟的順暢運行，不僅大大阻礙了國內經濟快速發展，也導致流通理論的發展陷入了“冰河時期”。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終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論在國內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研究的范疇和主要內容等也在馬克思流通理論的基礎之上獲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國中青年流通經濟理論討論會上，與會代表就流通范疇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線性和立體”流通觀的認識，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提出了生產決定流通論、生產流通并重論和異位論、流通中心論和流通決定生產論等觀點。楊昌俊（1987）提出了“生產流通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統一”的觀點；楊承訓（1988）提出了“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陳學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決定生產論”；王紹飛（1990）提出了“生產決定商品流通，資金流通決定生產”的觀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流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作用的日益明顯，徐從才和陳阿興（1995），高鐵生（1999）將流通上升到產業高度，提出了“流通產業論”；劉國光等（1999）提出將商業由末端產業發展為先導產業，充分發揮流通在國民經濟中的先導作用的“流通先導論”；黃國雄（2002，2003，2005）、洪濤（2004）分別提出了流通不僅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先導作用，而且流通產業是國民經濟中重要的基礎產業的觀點。
三、社會再生產的本質――使用價值再生產
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作用下，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升級，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經濟階段跨入了以私有產權為基礎，以交換為生產目的的商品經濟階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換發展為以貨幣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交換，社會生產發展為以交換為目的的擴大化再生產。社會再生產主要由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三部分構成。其主要的經濟關系就是由生產者、流通者和消費者以及各種為了生產、流通和消費服務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經濟性、社會性關系。基于此，經濟學的研究應以社會一般再生產過程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關系和要素配置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目的就是為了協調、處理和解決這些活動中遇到的各種兩難沖突。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主流經濟學還是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中都只注重生產和消費問題的研究，卻忽視了生產與流通、流通與消費之間的諸多經濟問題。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面對各種不斷出現的現實經濟問題總顯得捉襟見肘、進退兩難，而非主流經濟學派卻可以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之外獲得快速發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流通問題做了一定的研究和發展，也涉及到關于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研究，然而他們都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忽視了使用價值的價值――使用價值是社會再生產的本質目標，使用價值才是聯系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經濟要素的核心紐帶。社會再生產的根本出發點或者根本目標都是以使用價值為最終目標的社會性、經濟性活動――即社會再生產是開始于使用價值的生產、發展于使用價值的流通、結束于使用價值的消費的社會性、經濟性活動。更進一步，社會再生產中的各種經濟關系，包括生產主體、流通主體和消費主體，以及各種不同的經濟要素之間的各種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都是基于使用價值這一共同的聯系紐帶，在其牽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換句話說，是人們對不同使用價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帶來的不同效用滿足）為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提供了源動力。社會經濟的運行過程本質上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流通―消費――再創造……再消費……”的過程。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其本質也就是人類在不斷追求更高、更好、更優級別的使用價值（效用滿足）的過程。社會再生產是人類通過技藝與技術的改進、生產工藝的創新、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布局的優化和分工的不斷細化（以節約交易成本為前提）來提升和調整社會再生產的商品品質、數量和品級，以滿足人類追求更高品質商品所帶來的效用滿足的過程。
綜上，社會再生產的經濟本質就是使用價值再生產，社會再生產的活動過程就是不同使用價值（商品是使用價值的載體）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不斷循環的社會經濟過程。社會經濟運行的本質內涵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消費、升級、再創造、再消費、再升級的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
四、基于使用價值社會再生產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對社會再生產的一般性規律的分析及其經濟本質的界定，對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和在經濟運行、再生產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與生產、消費構成社會再生產有序進行的“三駕馬車”
社會再生產是使用價值的再生產，生產階段廠商（生產者）通過對不同要素的重新組合、加工，生產出具有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這些不同的使用價值載體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約束，出于節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的考慮，需要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將使用價值從生產者一端轉移到消費者一端。只有使用價值進入流通環節，通過流通業者的專業化勞動，才能夠保證作為使用價值載體的各種不同種類、不同品質的商品能夠及時、高效的從生產領域進入消費領域，實現使用價值的時間、空間轉移和產權變更，最終完成消費者追求使用價值（效用滿足）的生理和心理體驗過程。
社會再生產活動的本質就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環節的有機連接，三個環節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過程。流通、生產和消費共同構建了社會再生產的完整體系，三者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無論缺少哪一個環節，社會再生產都不可能再繼續下去。由此可以認為，生產、流通和消費本質上就是維持社會再生產有序進行和保障社會經濟順暢運行的“三駕馬車”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價值的升華、傳遞與交易費用的節約
基于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結合使用價值社會再生產的本質特征，流通在保障社會經濟和社會再生產順暢運行過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流通過程是凝結著流通業者勞動的價值增值過程。流通業者在將使用價值的載體――商品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的過程中，已經將其勞動凝結進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據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這一過程必然導致該（類）商品的價值增加；另一方面，通過流通過程以后的商品市場價格的上浮（相對于流通業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時間點）也充分證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過程中被賦予了更多的價值和內涵，流通業者的勞動凝結進流通的商品（使用價值載體）中，實現該（類）商品使用價值增值，使用價值在流通中升華。
2.流通過程是實現著使用價值時空傳遞、產權轉移過程。表面上，流通業者在流通過程中通過投入工具、技術和勞動等要素使得商品從生產者一端轉移到消費者一端，商品在時間、空間和產權（或消費使用價值的權利）上實現轉移，商品價值通過交易得以實現，社會再生產得以繼續，社會經濟得到順暢運行。本質上，流通過程實現的是滿足消費者追求并且消費使用價值，獲取該使用價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滿足的雙重體驗過程。流通實現使用價值的傳遞、轉移過程，具體表現在使用價值在空間、時間、數量、產權關系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信息、要素、資本等的轉移和變化。
3.流通過程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矛盾運動的交易費用節約過程。流通不僅僅實現了使用價值的增值和傳遞，還在市場經濟中承擔著另一項至關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費用。依據斯密的分工和楊小凱的分工與專業化的基本觀點，流通過程一方面將生產者專業化于使用價值的生產，另一方面將流通業者專業化于使用價值的交換與傳遞，這一過程體現了流通過程是在流通與生產基于專業化分工而實現了交易成本最優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會性、經濟性過程。
注釋：
① “兩難沖突”是楊小凱對經濟學本質的核心闡釋，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它不但研究個別決策人如何權衡各種兩難沖突做出決策，并且研究不同個人的決策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產生某種全社會的兩難沖突。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些社會上的兩難沖突是如何由某種制度權衡折衷，產生個別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局面。因此，經濟學不同于管理科學或決策科學，后者只研究個別決策中的兩難沖突，而前者不但研究決策中的兩難沖突，而且特別注重不同決策者之間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會中的兩難沖突，并通過權衡折衷，形成任何個別決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局面”。
② 關于流通、生產和消費誰更重要的爭論可能是徒勞的。因為即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出現三者之一相對于其他兩者而言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會更多一些，發揮的作用會更大一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的兩個階段就不重要，生產、流通和消費“三位一體”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 依據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工與專業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卻帶來交易費用的增加，而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解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因此，在社會再生產中當生產者自己生產并且自己進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產者專業于生產，流通者專業于交易的兩者成本之和時，即為雙方的博弈折衷的狀態，此時已經達到了節約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著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參考文獻：
[1] 斌.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斷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204-20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3] 徐從才.流通理論研究的比較綜合與創新[J].財貿經濟，2006（4）：2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