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30 16:36:4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古代經濟的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城市設計審美價值取向城市特色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城市設計的審美
美是具體事物的組成部分，是具體的環境、現象、事情、行為、物體對人類生存發展具有的功利性能、正面意義和正價值，是個人在接觸具體事物的過程中，受其作用、影響和刺激時產生愉悅、滿足等美好感覺的原因，是人們通過反思和尋找美感產生的原因，從具體事物中發現、彰顯、界定和抽取出來的有別于丑的相對抽象事物或元實體。 人類對城市的設計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具有自覺的審美意識的。當然，城市不是作為一件純粹的藝術品而存在的，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城市的藝術要求也越來越高。
目前城市美的研究正在成為城市規劃和美學研究領域的新熱點。然而當下對于城市美的關注往往只停留在城市建設的具體現象上,其研究也多限于技術與形式美的范疇之內。從系統美學的角度講,美是不能脫離審美關系系統而獨立存在的。美只是審美關系中客體的系統質, 離開特定審美對應關系和審美主體,離開特定審美距離和審美環境,客體便無所謂美或不美。城市美學需要完整地反映城市審美活動的全貌,就不能將城市美過分地理解為物化的城市環境。而應當在重視城市這一物化的審美活動載體的同時,認真研究城市系統的主體城市人的作用。
城市審美主體城市人的劃分歸類有不同的方式。從城市發展的過程而言, 政府、 企業及城市居民是最關鍵的推動城市發展的動力主體。他們本著不同的審美追求對城市空間選擇使用、 豐富建設, 最終促成城市美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扮演著各自的角色、 擁有不同的話語權,并通過不同的行為方式影響著城市美的發展。
以人的心理和行為特點為設計依據，強調為人服務。如何適應人的活動，調節人的心理感受，就成了城市設計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城市空間最終是為公眾服務的，其空間體量、功能配置要體現人文關懷的原則，要把無形的空間創造成有情的場所，具有廣大市民共享的社會性，易于識別，具有個性的識別性環境壓力小，身心輕松安逸的舒適性，交通方便快捷的通達性、安全性，有視覺趣味和人情味，環境優美的愉悅性及功能和形式靈活多樣的整體性、多樣性和文化性，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思，并尊重自然、歷史、保護生態。城市空間布局要以區域理論和全局理論，用系統的方法，把構成城市空間各要素作為研究的對象，要滿足不同層次市民的不同需求，體現各種利害關系，融化各種文化，創造一個既是物質又能滿足廣大市民精神需求的場所。
二、南京和北京現代化城市設計發展的研究
南京和北京作為中國有著悠久歷史的兩座古都，在現代化城市設計審美上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北京皇城城建設時間最近，保存最完整，整個城市都是以皇城為中心延南北和東西兩條軸線發展。而南京是民國時期的首都，西式風格和中西合璧風格的建筑頗多。審美取向受這方面影響比較深遠。
北京是有著3000 年建城歷史的古城， 形成了很多傳統的歷史風貌特征。7 .8 公里貫穿南北的中軸線兩側，嚴謹對稱的格局；中軸線上的紫禁城、皇城、 城樓、 鐘樓和鼓樓以及周圍依襯的四合院平房群體；曲密的北京胡同中形態各異的門樓；貫穿市中心南北的六海水系、 環城護城河水系與流域水系相連；市內還坐落著許多壇、廟、寺、塔以及各歷史時期遺
（北京市總體規劃圖）
留的諸多遺跡、中外古建筑；市區西北郊山區又遍布了古園林、寺廟、古陵墓、長城和諸多風景區， 形成了北京固有的獨特、 濃郁的歷史風貌。
1950年代, 國家剛剛建立, 百廢待興, 如果興建新城,投資巨大,國家很難承受。
規劃中新的城市中心以行政辦公為主要功能, 在人民生活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大量建設辦公樓,也不適宜。而適當利用舊城中原有的建筑辦公,無疑是比較經濟的。1970年代后期以后, 北京開始大規模城市建設, 城市急劇擴張。由于采用了圍繞舊城攤大餅的規劃方案,城市基本呈環形擴張。目前北京城市發展，主要在南北和東西兩軸的延伸線上。城市設計中以保護傳統文化和歷史遺跡作為第一出發點滿足審美主體的精神要求。
南京的地理環境優越。“山、 水、 城、 林” 渾然一體 ,構成自然風貌的最大特色與亮點。歷史文化遺
（南京市城市模型鳥瞰）
存豐富。南京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 ,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會 ,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她不僅有 2500 年的建城史 ,而且在六朝文化、 明文化、 民國文化三個方面 ,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中獨具特色。
《首都計劃》作為南京第一部現代城市規劃，對于南京的城市發展布局和城市設計審美意義巨大。它規劃了南京城市的格局、 功能分區、 道路系統及各項公共事業的安排等。譬如 ,按照功能劃分了中央政治區、 市行政區、 教育區、 工業區、 商業區、 住宅區和其他重要地區。各區間均有道路貫通 ,并四通八達。規劃還把南京的道路劃分為干道、 次要道路、 環城大道和林蔭大道四種。其中林蔭大道平均寬度達到 100 公尺。規劃按照現代城市的要求 ,對各項公共設施的建設作了周密安排。譬如 ,自來水廠和電廠地址的選擇改良宣泄雨水及污水排放的渠道等。規劃對住宅區的設計。為南京的現代城市設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山陵等中西合璧式建筑成為公眾審美的導向。
三、南京和北京審美價值取向的問題及建議
北京市近幾十年的城市設計，在保護古城風貌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也走了一些彎路， 一些極有價值的內、 外城墻和城門建筑已基本拆除， 原有水系已遭破壞， 一些舊城街坊和胡同也被高密度中、高層住宅所取代。北京城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特色正在逐步失去。據不完全統計，從1990 ～1999 年的10 年間， 北京累計開工建設危改小區150 片，拆除危舊房屋436 萬平方米。從2000 ～2002 年，拆除危舊房屋443 萬平方米。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 條的速度消失，解放初全市共有360余條胡同， 現在保留下來的總數不超過1500 條。 根據清華大學建筑學院200年2 月衛星影像技術提取的信息表明， 除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和主要文物建筑外，支撐北京舊城風貌的老胡同、四合院現在只占舊城總面積的14 . 14% ，其中有一部分已列入近期的危改項目中。 照此速度發展， 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除了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和歷史文化保護街區的文物建筑， 及部分胡同能夠保留下來外，其他地區的傳統風貌和世俗文化很可能在就會就此消失。從而對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審美主體造成識別性環境的破壞，身心的舒適性減弱和人情味的缺失。
南京在改革開發初期，城市設計定位不清 ,建設理念不明確。對于南京要建成一個什么樣的城市 ,搖擺不定 ,認識模糊。80 年代 ,報紙上曾不斷宣傳南京要建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當時人們理解的國際化大都市就是滿城的高樓大廈 ,對南京能否建成為國際化大都市也鬧不清楚。南京是著名的古都。這里有大量的、 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但是 ,南京要發展、 要改造、 要創新、 要改變落后面貌 ,這也是廣大人民的愿望。因此 ,如何處理好發展、 改造與保護的關系 ,是一個嚴峻考驗。事實證明 ,這兩者的關系并未處理好。1958 年 ,南京城墻被拆除,但是南京人固有的城墻觀念與情結并未改變。南京人認為城墻外就是農村 ,一切建設與改造都在城內進行。要建新 ,只有除舊、 拆舊。南京今天雖然仍有不少民國建筑或其他重要遺存保留下來 ,但是許多民國建筑被拆掉了。各種政府機關和高等院校 ,都擠在城內。馬路通行不暢 ,就拓寬、 砍樹 ,或拆房子修新馬路。高樓大廈絕大部分建在城內，設計風格不一致，布局零散，沒有統一設計。隨之而來的是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破壞與減少，城市文化韻味的降低。給南京市民的生活品質帶來了不好的影響。造成了審美取向的不明確。
結語：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不同直接影響到藝術審美觀的不同。 城市設計是體現一個城市， 或者說一個國家文明與文化的標志， 但凡著名的城市就有著區別于其他城市審美形式的特點，如歷史名城佛羅倫薩、 雅典， 現代化城市紐約等。 這些城市既保留了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淀，也同時向世界展示其現代化文明的程度。 可見， 對于一個城市來說， 良好的城市設計有利于開展對外交流， 也是城市實現國際化的必要條件。 歸根結底， 良好的城市設計有助于城市的經濟振興及整個社會全面綜合的發展。城市良好的視覺形象，不僅需要造型優美獨特的標志性建筑， 而且也具有了民族傳統文化審美觀念的特色。 如紐約的聯合國大廈、 巴黎的埃菲爾鐵塔、 佛羅倫薩的古老建筑群， 以及新加坡的城市花園等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表。因此在城市設計發展過程中對于審美價值取向的引導是有必要的。倡導根據城市條件產生出城市設計審美的個性，保持城市發展的特色。
參考文獻
[1] Lynch K. Good City Form[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2]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3] 陳朋. 城市美學研究的新視角—論城市審美主體的發展及城市美的表象. [A]現代城市研究，2006(7):83—88.
[4] 陳鷺王淑芬. 北京城市發展空間布局研究[J].城市問題，2008(6)：35—38.
[5] 張落成朱天明. 南京城市發展與布局思路探討[J]. 規劃師隨筆，2005，29(6):76—79.
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曾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中國遼闊的疆域導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地區之間呈現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個中國古代經濟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經濟發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轉移的。我國在封建社會初期及鼎盛時期，黃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居于先進地位，后來長灌流域的經濟逐步發展，并趕上和超過了黃河流域，這一轉變的完成時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時期。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由于普遍使用了換器、牛耕，再加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發明和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等，使北方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水平都占絕對優勢。三國時期，黃河流域大批農民為逃避戰亂，南遷長江流域，并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江南人民一道勞動，使江南地區得到了初步的開發。西晉末年，北方又有大批農民為逃避民族壓迫和戰亂，流亡到江南。到東晉、南朝時，由于南方社會秩序較為安定，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南方的生產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時期，南方經濟繼續得到發展。大運河的開鑿，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江南經濟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經濟繼續向閩江、珠江流域擴展，廣州是當時南方的大都會，對外貿易發達，由此可見當時南方經濟的繁榮。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南方戰禍較少，相對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勞動力為避戰亂逃亡江南，使南方經濟又獲得更大程度的發展。大約在這一時期，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已開始超過北方。經濟重心已由北方轉移到南方，此后這一趨勢不斷加劇，到南宋時，南方經濟已占絕對優勢，當時太湖周圍地區已成為全國農業產量較高的區域。“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生動地反映了這一狀況。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元朝開通漕運和海運路線，其目的就是實現南糧北調。可以說，元大都的繁華，有賴于南方經濟的強大支撐。明清時期，江南經濟繼續發展，在農業、手工業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商品經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明朝時，全國出現了30多個城市，且大多數處在江南地區。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緩慢發展。
我國古代經濟重心之所以由原來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轉移到江南，這是當地所在自然環境與整個社會生產力之間辯證發展的必然結果。黃河流域地處溫帶，四季分明，而平原廣闊，土質疏松；江南地區則氣候濕潤，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質堅實。我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古代經濟以農業為主。當上古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農業種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不僅來得早，且發展得更為容易。因此，黃河中下游地區首先成為我國古代經濟的重心。但秦漢以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頻繁戰爭，使這一地區的經濟遭到破壞，而江南地區相對處于比較安定的環境，這吸引了大批逃避戰亂的北方人口，這為江南地區的開發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自唐代中葉以后，江南水稻的產量在全國糧食生產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從而有了“天下江淮為國命”之說。(作者單位：梅河口市實驗中學)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拙與儒學倫理思想的思想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礎上的。通過中西方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古代在思維方式上，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分異，而這就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訴諸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廣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很濃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卻走出兩條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當然包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這個定位是依據它們形成的歷史背景基礎而構建起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得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兩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的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都起到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入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面，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家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形成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isao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以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希臘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可見，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斯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殖。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基督教雖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思想塞礎
誠如上述所言: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不管怎樣，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相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其緣由在哪?筆者認為，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可能的對象與載體。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經濟思想家們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加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其一，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我們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學者吾淳就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們不難想象為什么古希臘、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得以發展成為學說體系。
其二，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作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了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較而言，古代希臘、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在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食識，可以看做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度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思考。
一是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人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二是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入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關鍵詞：建筑業人類是會經濟發展重要性
中圖分類號：G2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經濟的發展必然在建筑業的作用之下得以進一步實現，因而說，經濟的發展少不了建筑業的發展，建筑業的發展推動者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家主業的發展可以上溯到古代的社會發展，比如說古代皇宮的建筑、皇家園林的建筑都能尋覓到建筑業發展的蹤跡。無論我國還是西方國家，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建筑業始終貫穿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的發展。
建筑業是人來物質文明的重要發展標志，人類在建筑業的不斷推動下是物質文明不斷達到發展的巔峰。我國古代有魯班、李誡等建筑大師，在建筑業上具有輝煌的發展成就。魯班的建筑風格別具匠心，在古今建筑史上堪稱一朵奇葩，李誡的《營造法式》一書，總結了我國古代建筑業的發展蹤跡，同時系統第總結建筑業發展經驗，彰顯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我國古代建筑業發展的主要宗旨是講究建筑風格沒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諧美。世界各國建筑業發展風格不盡相同，但都是促進社會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實現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一、建筑業的發展概況
（一）世界建筑業市場發展概況
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國際建筑業也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建筑市場依然充滿活力。從地區分布來看，歐洲地區、亞太地區、中東和北美地區是全球建筑最活躍的地區。世界各國建筑業發展勢頭呈現高揚態勢，建筑業的發展與各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同行。
（二）我國建筑業市場發展概況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建筑業得到了持續快速的發展，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地位不斷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加顯著。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建筑施工企業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加入世貿組織，在給中國建筑業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避免的沖擊和挑戰。將來要直接面對國際承包商的競爭 ，國內建筑市場以及參與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競爭將會愈發激烈。
管理信息化是傳統產業獲得新生的必由之路。我國建筑企業能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關鍵在于企業能否為社會提供質量高、工期短、造價低的建筑產品。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所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應用水平和管理水平,應該作為提升建筑行業競爭力的重點，這也是國外優秀建筑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總結。 建筑業具有土地壟斷性和不可移動性等特點，建設工程產品的生產具有單件性、流動性、地域性、周期長和生產方式多樣性、不均衡性，以及受外部約束多等特點。隨著建設工程項目的類型和特征的日趨復雜化，建筑產品的精益化，工程服務方式的多樣化、市場化的進程，使得建筑企業對建設項目管理的精益程度要求也越來越高。
二、建筑業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及其重要性
（一）建筑業與國家經濟的關聯性
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建筑業的發展，建筑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大到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小到每一個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建筑業的推動作用，建筑業與國家經濟的發展具有必然的關聯性。例如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都必須運用建筑業相關的解決措施，才能實現基礎設施的建筑。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建筑業的到長足的發展，我國經濟的騰飛離不開建筑業的卓著貢獻。例如我國南方特區的建設，東部沿海城市的建設都離不開建筑業的發展和貢獻。時至今天，我國建筑業以邁進了世界先進步伐的門檻，建筑業的發展正標志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提高。
（二）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探討
建筑業的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實力的重要標志。國家沒有經濟實力，老百姓沒有經濟能力搞建設，建筑業就無法實現更好更快地發展，這就意味著，建筑業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相互聯系。另一方面，建筑業的發展可以優化國家資源配置，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實現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同時實現各種資源的有效配置，故而，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就業方面，建筑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它有效的緩解國家人口就業壓力，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管理。從我國人口眾多的實際出發，建筑業在解決就業問題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國當前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創新發展趨勢
當前我國建筑業呈現多而發雜發展的態勢，從而存在環境問題和就業雜亂的問題，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應本著發展的觀點，實現綠色發展方式，走綠色發展渠道，創新發展建筑業新模式，更進一步地貢獻于我國經濟建設。
要實現建筑業的創新發展新模式，就必須從環保和生態效應方面出發，走綠色建筑業新道路。例如在建筑設計上要重點研究環保型建筑物設計，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實現環保效益的提升，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于資源節約和環保效應的基礎上，建立綠色的生態的建筑發展新方案，實現建筑業的環保和生態發展目標。
創新發展新思路，實現人與自然，建筑業與自然協調發展。例如綠色屋頂的推廣，生態家園的建設，環保材料的應用，垃圾變廢為寶的有效處理都能以創新的姿態實現建筑業與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結語
總之，建筑業也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必然的關聯性，經濟的向前發展離不開建筑業的推動作用，經濟的增長有促進建筑業的向前發展，他們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要實現經濟的長足發展，就必須搞好建筑業的發展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使建筑業與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的不斷向前發展，因此，建筑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 趙強華;丁苑華;喬聰;喬鴻生;王春銀;;大型建筑企業實施總承包、總集成管理模式下的人才需求和開發[J];建筑施工;2006年11期
[2] 唐金權;;淺議如何加強建筑工程項目管理[J];經營管理者;2011年12期
[3] 馬生旺;;圍繞客戶個性化需求提升總承包管理水平[J];山西建筑;2012年19期
【關鍵詞】南遷 經濟 文化 民族精神
一、宋朝南遷對經濟的影響
宋朝南遷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的比重及構成、國民經濟的總量及結構上。
（一）對人口的影響
在封建社，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資源。中原地區長期以來是古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是人口聚居的區域。在南宋建立之前，由于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加之戰禍頻發，中原地區的人口已經有了往南部地區遷徙的現象。北宋年間，盡管南方人口在數量上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了一半，但是在密度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勢。而到了公元1162年（南宋年間），南方地區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并且南方的人口密度也超過了北方[1]。人口的大規模南遷，一方面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力，有力地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二）對產業的影響
南宋政權長期對金主和，使得國內有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有利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一）對農業的影響。
一是農業種植面積增加。南方自然資源優越，適合農業生產。北方人口的遷入為南方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大批的勞動力資源，加之南宋政府也積極鼓勵北方移民墾殖荒地，南方的大量荒山閑地，甚至山坡、丘陵、湖泊等得以開墾和種植。二是農作物種類豐富。由于氣候條件的差異，南方多種植水稻，北方則以麥子、粟米為主。北方居民的大量遷入，一方面帶來了種植北方作物的先進生產技術，另一方面對麥子、粟米等產品的需求激增，使得麥子、粟米等北方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豐富了南方農作物的種植種類，改變了南方的農業結構。
（二）對手工業和商業的影響
一方面，北方居民的遷入，帶來了先進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也與日俱增。以制瓷業為例，官窯燒制出來的精美瓷器供皇室官方使用，民窯燒制出來的實用瓷器方便了百姓的生活。另外，南方的絲織、釀造等行業也都受到了北方生產技藝的影響。豐富的手工產品豐富了南方的商品種類，繁榮了南方的商業交換。南宋都城臨安人口眾多，商鋪密布，商業發達。在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的對外貿易出口也開展得有聲有色，初具規模。
南宋時期，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從北方中原地區轉移到南方江浙地區。農業方面，諺語“蘇湖熟，天下足”描述的就是太湖流域的農業生產狀況；手工業和商業方面，生產工藝的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產生了我國古代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物質基礎。
二、宋朝南遷對文化的影響
南遷的北方人口中，除了普通的農業和手工業勞動力外，還有大量的飽學之士和文人騷客。伴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中國古代的文化重心也發生了南移。
（一）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宋朝南遷，產生了一批所謂“南渡詞人”、“南渡詩人”，他們生活在北宋和南宋的更迭時代，飽嘗戰亂創傷，經歷非同尋常，詩詞風格慷慨激昂。著名的代表有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表達的是李清照的憂國情懷；“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體現的是陸游的悲壯慷慨[2]；“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展現了辛棄疾收復失地統一國家的愿望。很多南宋時期的文學作品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名作，流傳至今。
（二）對生活習俗的影響
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地區的漢族與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已經發生過民族大融合。到了宋朝南遷時，一方面，南遷的人口中本來就有契丹、吐蕃甚至女真等少數民族的人，另一方面，南遷的北方漢人已經受到前期民族融合的影響，因此，南遷的北方人口與當地的南方土著人口在生活習俗上有很大不同，發生了相互影響和融合。由于南遷的宋朝皇室和權貴群體來自北方，因此北方的生活習俗一時成為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區的時尚。南宋都城臨安與北宋都城汴京從城市的風格、街市的布局、店鋪的種類都非常相似，難免讓人產生“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感覺。此外，飲食習慣、娛樂活動、衣服飾品、民俗民風甚至語言，都深深地打上了北方中原地區的烙印。
三、宋朝南遷對民族精神的影響
宋朝是由于敗給金國才舉國南遷的。在歷史書上，在電視劇中，我們經常會看到宋朝，尤其是南宋對于金國往往展現出一味求和、軟弱無能的形象。其實，南宋政權的存續期間，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時期，伴隨著漢族與其他民族的斗爭。
宋朝是漢族政權，金國是女真族政權，因此南宋與金國的國家戰爭也是漢族與女真族的民族戰爭。戰爭前期，漢族政權曾經遭受重創，靖康之變讓漢族政權一時間岌岌可危；南遷之后，以岳飛為代表的漢族政權優秀將領一直都在進行著收復失地的戰斗。“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體現了漢民族抵抗外侵、維護統一的民族意志。南宋最終被元朝所滅，蒙古族政權戰勝了漢族政權，卻最終沒有征服漢民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3]。
南宋時期，面對著游牧民族的騎兵弓箭，漢民族始終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中華民族的精神也在抵御外侮中得以塑造和完善，成為深深植入骨髓的基因，內化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六百六十多年后（日本發動全面），成為中華民族在亡國滅種之際，戰勝外族入侵的力量源泉。
四、結語
宋朝南遷，固然有其當時的無奈，是權宜之計。卻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中華民族歷史、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于當時，影響了南北格局，影響了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于之后，塑造了抵御外侮、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于將來，也必將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王寶平.試析宋代人口南遷及其對南方的影響[J].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1）：49-51.
學和行本來是有機聯著的，學了必須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當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學到了手。否則讀書雖多，只是成為一座死書庫。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高中知識要點歷史，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1、發達的古代農業(一)早期農業生產的出現
1、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距今一萬年左右農業開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時原始農業已相當發達，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國家。
原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種。
2、商周時期出現了青銅農具，但使用并不普遍，農業生產仍以石器、木器、骨器為主;
人們已懂得了開溝排水、漚制綠肥、除草培土和治蟲滅害等技術;西周時后世的主要農作物基本具備;家庭飼養業也得到發展;人們也由經常遷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
1、耕作方式的發展：
自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鐵犁牛耕成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逐漸推廣;西漢趙過推廣兩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現犁壁;東漢出現直轅犁;隋唐時期出現曲轅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評。
2、耕作技術的進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戰國出現壟作法，西漢趙過推廣"代田法"。
②耕作技術：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術;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術。
③耕作制度：漢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為主;宋代推廣水旱輪作的稻麥復種制;明清時期，北方黃河流域形成了兩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長江流域發展多種形式的一年兩熟制;閩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區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設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戰國時期的都江堰、漢朝的漕渠、白渠和龍首渠等;人們還創造和改進了灌溉工具，曹魏時馬鈞改制翻車用于灌溉;唐朝時創造了筒車;宋朝出現了利用水力的高轉筒車;明清時出現風力水車。
(三)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
1、商周時期，土地歸國家所有，勞動者在田間集體耕作。
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的出現和牛耕的逐漸推廣，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確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步形成。
2、小農經濟的特點：分散性;
封閉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農經濟的地位：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主導地位;
小農經濟又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它是封建王朝財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來源，它的興衰關系到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封建政權的安危;它長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和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
4、對小農經濟的評價：
小農經濟下的農業處境有了明顯的改善，擁有一定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等生產資料，勞動產品除繳納賦稅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們具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他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精耕細作，在較長時期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的進步和國家的統一。但隨著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性別分工，很難擴大在生產、很難提高生產技術，這就日益阻礙了社會分工和社會交換，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到了近代小農經濟越來越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它成為了阻礙近代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一)素稱發達的官營手工業
1、官營手工業由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
它憑借國家權力，征調優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產不計成本，產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時代，青銅鑄造進入繁榮時期，展示出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國已有鐵器，人工冶鐵屬于春秋時期，戰國時期掌握了鑄造生鐵技術，發明鑄鐵柔化技術和多管鼓風技術，東漢杜詩發明水力鼓風冶鐵工具--水排，北宋時普遍使用煤作冶鐵燃料，南宋開始使用焦炭冶鐵。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煉鋼的方法和淬火技術，西漢掌握了炒鋼技術，"百煉鋼"在西漢出現，南北朝有灌鋼法。
2、絲織業：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織綢的國家;
商代室內養蠶很普遍，并出現了織機;西周絲織技術突飛猛進，出現斜紋提花織物;戰國時出現多種絲織品;西漢在長安設東西織室，發明了提花機;唐代絲織技術進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國的技藝;宋代絲織品種類繁多，織錦吸收了花鳥畫中的寫實風格;明清時期，絲織業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明代中后期，絲織業最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3、商代已燒紙出原始瓷器;
東漢燒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燒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兩大制瓷系統;宋代是我國制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元代燒出了著名的清華和釉里紅，我國進入彩瓷生產時期;明清時期，青花瓷、彩瓷、琺瑯彩爭奇斗艷;江西景德鎮是著名的瓷都。
(二)艱難經營的民間手工業
1、元朝時，民間棉紡能手黃道婆推廣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棉紡織品產量增多，改變了絲、麻、棉的紡織品比例。
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民營手工業甚至超過官營手工業，占據全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
中國古代手工業享譽世界
2、西漢開始，中國絲綢遠銷亞洲、歐洲，為中國獲得"絲國"的譽稱。
唐朝起，中國瓷器大量輸出國外。
(三)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一些地區、一些生產部門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其標志就是手工業工場。除蘇州的絲織業外，在江南的棉布襪制造業、榨油業、礦冶業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資本主義萌芽。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繼續緩慢發展：手工工場的規模擴大了，分工更細密了;出現的手工業部門和地區增多了。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稀疏地出現在個別地區、個別生產部門，多為分散的手工工場，發展速度又相當緩慢。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未能發展到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力量還遠遠不足以分解封建生產方式，在全國范圍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據主要地位。
3、古代商業的發展(一)重農抑商下的古代商業
1、先秦時期：古代商業活動興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為了維持生計，進行商品交易，周人稱其職業為在"商人";
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業繁榮，商人社會地位提高，各地出現了許多擁有雄厚資產的大商人。
2、秦漢時期：商業初步發展。
國家的統一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商業的發展，但由于重農抑商政策的推行，商業艱難發展。商人經商受到地點、時間的限制，商業總體水平發展不高。
3、隋唐時期：商業進一步發展。
由于農業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大運河的開通促進商品流通的范圍擴大。都市和鄉村貿易發展起來;柜坊和飛錢相繼問世。
4、宋元時期：商業空前繁榮。
農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發展，政府逐漸放松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陸交通便利，促進了兩宋商業的繁榮，出現了紙幣"交子"。商稅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元代交通發達促使商業繼續繁榮。
5、明清時期：商業繼續繁榮。
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大，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二)市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
1、宋朝以前，縣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設市，市四周有圍墻，與民居嚴格分開。
官府設市令或市長，對市場交易進行嚴格的管理。
2、宋朝時，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鄉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經營時間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晝夜相接，交易活動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監管。
3、絲綢之路的開通、大運河的開鑿、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興起和繁榮。
揚州、成都 成為當時最繁榮的大都會。
(三)官府控制下的對外貿易
1、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概況
西漢：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對外貿易逐漸發展起來，主要商品是絲綢。
唐朝：廣州成為重要的外貿港口，政府設立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兩宋：為增加財政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海外貿易稅收甚至成為南宋國庫的重要財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慶元(寧波)，泉州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明清：對外貿易萎縮。明清兩朝實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2、中國古代官方貿易的特點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朝貢貿易即通過朝貢和賞賜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揚國威，而不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4、古代的經濟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變
1、土地制度的演變歷程
(1)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隸社會--井田制。夏、商、西周時期，一切土地屬于國家。國王把土地層層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轉讓與買賣;同時要向國王交納貢賦。那時的耕地，成方成塊，形同井字，被稱為"井田"這種土地國有制度被稱為"井田制"。實質上是一種名義上國有而實際上是各級奴隸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會--以私有制為主體多種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會有四種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國有制：國家政權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國家經營，主要用于封賞和對農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國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給農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國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經濟特權，大量兼并農民土地。③小農土地私有制：廣大農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開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為主體，它在封建社會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貴族通過各種手段兼并農民土地甚至國有土地，使封建國家、農民控制的土地數量急劇減少，土地逐漸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買賣和轉讓。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②土地兼并產生的影響：在政治上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矛盾尖銳;豪強地主勢力的增強影響中央集權。
經濟上造成農民普遍貧困，使之無力購買手工業品，影響了手工業擴大再生產，抑制了手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它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③面對土地高度集中，歷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維護小農經濟，鞏固統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實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限制土地買賣。明朝政府丈量全國土地，按照人丁和田畝的多寡收取賦稅。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規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買賣的轉讓;土地是封建社會的主要財富和各種財富的最終歸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農抑商"
1、目的：經濟目的是保障農業生產，維護封建政權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強對人們的控制、鞏固封建統治;根本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
2、演變過程：
①為保障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商鞅首倡"重農抑商"。
影響：保障了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保證賦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鞏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
②西漢初年，社會經過長期戰亂，經濟凋敝，富商大賈乘機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漢武帝推行一系列經濟政策，鹽鐵官營，加強對工商業的管理、對工商業征收重稅，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對恢復發展社會經濟的阻礙;打擊富商大賈也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
③明清時期，工商業空前興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農抑商政策。明清兩代繼續實行專賣制度，壟斷鹽、茶等重要商品的經營，而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破壞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以致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三)"海禁"與"閉關鎖國"
1、明太祖時期，實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對外貿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進行。
2、清初，為了對付東南沿海的抗清斗爭，政府厲行"海禁"。
一.栽培技術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術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圍繞著稻麥復種、育秧移栽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討論熱烈。
關于稻麥復種技術。李伯重在《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對史料的梳理，通過《蠻書》中關于南詔境內稻麥復種制的記述、《吳郡圖經續記》中有關北宋蘇州實行稻麥復種的明確記載、唐詩中的有關詩句、唐代關于官員替代時職田收獲的處理辦法的變化和兩稅法的實行等五個方面的分析，得出結論為：我國稻麥復種大約在高宗武后時期的長江流域最發達的地方已出現；作為一種較為普遍實行的種植制度大約形成于盛唐中唐時代，實行的區域主要在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長江沿岸地帶。到晚唐以后，更加進一步擴大。(1)林立平則從技術層面分析了唐代稻麥復種制產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術和養地程度都有顯著提高的基礎上，稻麥復種制產生和發展起來。(2)而藍勇和韓茂莉則從氣候的變化和差異入手，分析唐代稻麥兩熟制出現和推廣的原因，并認為江南實行稻麥兩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滯后些。(3)(4)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的觀點則是稻麥兩熟制初現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現稻麥復種制觀點的論著和論文還有：吳存浩《中國農業史》(6)、周立三《中國農業地理》(7)、孫聲如《試論我國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8)、周尚兵《唐代長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災害原因》(9)。李根蟠則不同意唐代已出現了稻麥復種制的觀點。他通過對李伯重所提出的五點論據（見上文）的逐一分析，認為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的根據尚不充分；長江下游稻麥復種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個較大的發展，形成一種有相當廣泛性的比較穩定的耕作制度，而長江三角洲在這一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10)。魯西奇在《唐宋時期漢水流域糧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稻麥復種制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不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廣；唐中期到宋元時期，漢水流域已開始出現稻麥輪作復種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數地方實施，絕大數地區還是實行稻或者麥（或者其它雜糧）一熟連作制(11)。鄭學檬也在《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區實行稻麥連作兩熟制或早晚稻連續栽種，而閩、贛地區稻麥輪作或早晚稻輪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關于育秧移栽技術。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的輪作復種制》中認為，至遲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術(2)。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亦持此觀點(13)。另一日本學者大澤正昭從農具和耕地、整地技術的提高說明唐代中葉插秧法已經普及(14)。齊濤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經濟史》中闡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漸普遍(15)。夏如冰《中國古代稻作節水栽培技術》一文中認為：育秧移栽技術至遲出現在漢代，隋唐時期，育秧技術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認為，江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發展起來的(17)。韓茂莉也贊同水稻育秧移栽技術最早出現在唐代的觀點(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農大王毓瑚教授的觀點，從唐代詩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許多地方實行，一年兩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漸推廣(18)。綜合起來，唐代已經出現了育秧移栽技術這一觀點學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識。
二.種植區域
唐代稻作的種植區域是學者們聚焦的另一個問題。涉及這一問題的文章相對較多。張澤咸將漢唐間的水稻種植分為華北地區和江淮地區。在華北地區，又具體為長期種植和某些種植的地區。前者如長安、關中地區、洛陽地區、黃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區、黃河以南的河南地區。（南陽盆地除外），后者如山東、河北、山西、西北地區。江淮以南地區，著名的稻作區有漢中、巴蜀地區、南陽盆地、湘鄂贛地區、淮南地區(19)。游修齡認為，漢唐時期北方水稻分布區主要有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區（即河南省黃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黃淮平原、幽薊地區（即今北京地區及河北涿縣、新城一帶），另有零星種植，如河套平原、寧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別指出，黃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普遍開發了稻田。該區域水稻種植特點是：沒有連續性，時廢時興。同時西北地區的水稻分布處于微不足道的狀態，東北地區水稻的開拓同不同時期的朝鮮人有關，該區稻作最初是渤海國時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麗人所開拓的(20)。華林甫在《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一文中，依據文獻記載，探討了唐一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狀況、布局變遷形成的原因，認為：水稻生產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絳州-同州-京兆府-隴州-渭州-蘭州一線以南地區，主要分布區則在長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地區、漢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點；黃河流域則只有稀疏種植，集中在關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衛懷和汴陳許地區，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此外，嶺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亂后，南方水稻生產則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種植區域日趨擴大(21)。周立三從分析初唐水利發展入手，論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黃、引汾灌溉，促進了關中、伊洛河內、河套和薊州等地的水稻生產，并引相關古代著述，認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產，從而推論出水稻生產已向北推移并發展到了新疆、東北地區(7)。王雙懷在對開元時期農業發展狀況分析后指出：江淮嶺南的水稻經營十分普遍，北方地區也有水稻生產，河北、河東、隴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開元時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漢中、四川在內的南方地區(22)。齊濤則認為，隋唐時代，北方水稻的種植面積有了擴展，如長安、河南道、洛陽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為最主要區域(15)。綜合學者們對稻作種植區域的認識，長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巴蜀地區、漢水流域及江淮地區，水稻種植區域面積廣大；北方之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黃淮平原等均有相當面積水稻的栽種，而西北、東北地區幾乎沒有水稻種植或種植區域相對狹小。在這一點上，學者們的觀點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種類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種的專著、專論并不多見,可謂鳳毛麟角，僅能從一些論著、論文的某一章節獲取點滴信息。游修齡的《中國稻作史》通過對唐詩中有關描寫水稻的詩句的分析，認定唐代的水稻品種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紅蓮、黃稻、獐牙稻、長槍、珠稻、霜稻、罷亞。游氏在文中注釋中還說：“趙豐翻檢了全唐詩，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龍稻、水上稻、節米（烏節米）、黃陸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幾余個品種，合計約二十余個品種。”(20)這是所見及的論述唐代稻作品種最詳細的內容。梁家勉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23)和范楚玉、董愷忱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均采納了游修齡的研究成果(24)。趙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開發》則針對香稻的歷史淵源、品種的調查，做了具體的闡述，在此基礎上，預見了香稻未來的開發(25)。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稻作學》列舉了一些水稻的品種，但未明確標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種(26)。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的觀點獨樹一幟。他認為，在江南稻作農業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種的名稱從唐代以后就幾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現了兩百種以上的新品種(13)。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丁穎的《丁穎稻作論文集》。在這本論文集中，丁穎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稻作品種多樣性的原因，雖未涉及唐代具體的稻作品種，但對探究唐代稻作品種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27)。另外，《農業考古》開設有“稻作起源研究”專欄，雖然主要討論的是中國稻作起源時間、地點等問題，但為研究唐代稻作品種提供了信息淵源。與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內容相比，該部分顯然相對薄弱。而對唐代稻作品種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會對今天有關地區的稻業生產及優良品種的開發提供歷史資料上的支持，或啟發一種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基于此，對唐代稻作品種的研究有必要加強。
四.區域稻作
區域稻作是指以一個具體地區或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為研究范圍，以稻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課題，它的研究和區域經濟開發密切相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于國家重視區域經濟開發，全國出現許多經濟開發區，因而區域經濟研究勃興。在區域經濟研究中，農業經濟往往是學者們著重談論的問題之一。正是在談論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唐代區域稻作研究逐漸深入。唐啟淮的《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討論了唐五代時期插秧技術和稻麥復種輪作制度對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水稻生產中普遍采用移栽技術、稻麥復種制和早、晚稻兩熟制的推廣作為江西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標志(29)。方亞光則通過揭示江東犁和唐代江蘇地區稻作農業的關系，認為江東犁的誕生和運用，是江蘇乃至江南地區稻作農業發展的產物(30)。張劍光、鄒國慰的《略論唐代環太湖地區經濟的發展》一文認為，環太湖地區是唐代最重要的產稻區，該區稻田成片，水稻大規模推廣，成為農民主糧，并特別提到了“紅稻”和“紅蓮”這兩個稻作品種(31)。李伯重通過分析唐代江南稻種、稻麥復種制、稻桑苧麻畝產量等問題，考察了該區農業的發展及其特點，從而總體評價了唐代江南地區的農業(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經濟》一書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條件為據，認為該平原是四川最適宜種植水稻的地區，入唐以后，范圍擴大到綿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長江等河流所形成的沖積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術普及最為重要，水旱輪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區有不同程度的普及，兩熟制成為較完善的耕作制度(33)。盧華語《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濟》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時留下的詩句后指出，唐代夔州雖有水稻種植，但規模不大，且有高質量的水稻品種(34)。馬雪芹對中原地區稻作做了專門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對包括唐代在內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做了細致考證，認為豫北、豫東、豫西、南陽、豫南都有水稻種植(35)。而寧志新則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產。他通過對河北地區水稻種植分布的三個中心即以鄴縣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結論出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沿著由南向北的方向傳播且始終含有用水改造低洼鹽堿地的主觀意圖，同時直至隋唐時期，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基本上還是政府行為的觀點(36)。鄒逸麟從環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黃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齡類似的觀點：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37)。于德源以農業人口為據，推考唐代幽、檀、媯三州農田開發水平，結論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帶也有比較集中的稻作區(38)。魯西奇引用唐詩中的詩句分析了漢水流域水稻種植概況，得出唐代漢水流域的水稻種植非常普遍的觀點(11)。
除上述所列論著、論文外，魏晉南北朝學會《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39)、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和江蘇省社科院《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40)、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搞》(41)、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42)、黃惠賢、李文瀾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43)、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44)、李伯重《唐代長江流域地區農業副業生產的發展》(45)、鄭學檬《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區的開發》(47)、顏亞玉《唐中后期淮南農業經濟的發展》(48)、牟松友《唐代長江中下游的經濟和社會》(49)、張學恕《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50)、秦明君《試論唐代江南糧食生產發展的原因》(51)、游修齡《稻作史論集》(52)、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53)、魯西奇《歷史時期漢江流域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演變》(54)、陳紅《四川水稻發展小史》(55)等論著和論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關內容。縱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區域稻作研究，可謂星羅棋布、星光燦爛。這既豐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內容，又給唐代稻作研究開辟了新的拓展空間。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農業為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封建社會，水稻又是農作物的一個極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當今國家開發區域農業經濟如火如荼的情況下，作物的種植技術、品種類型和區域栽培概況等的研究有助于對今天的農業開發提供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基于此認識，不少學者關注唐代稻作研究，無疑是極其有益的。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據主要是歷史文獻資料，對文獻以外的其他資料如考古資料重視不夠。其次，區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其他地區的研究相對不夠充分。再次，區域稻作研究相對獨立，其間之相互關系和影響的探討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屬于農史研究的范圍，而農史屬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因而要注意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最后還要注意區域稻作特色品種的研究和探索。
注釋：
(1)李伯重. 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J］.農業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輪作復種制［J］.暨南學報,1984(1)。
(3)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1)。
(4)韓茂莉.中國古代農作物種植制度略論［J］.中國農史,2000(3)。
(5)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百科全書［M］農作物卷.北京：農業出版社, 1991。
(6)吳存浩.中國農業史［M］.北京：警官學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國農業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8)孫聲如.試論我國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J］中國農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長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災害原因［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5)。
(10)李根蟠.長江下游稻麥復種制的形成和發展［J］.歷史研究,2002(5)。
(11)魯西奇.唐宋時期漢水流域糧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國農史,2001(3)。
(12)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國經濟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時期農業社會史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1996。
(15)齊濤.中國古代經濟史［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國古代稻作節水栽培技術［J］.中國農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問題略論［J］.農業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國水稻育秧發展史［J］.農業考古,1988(2)。
(19)張澤咸.試論漢唐間的水稻生產［J］.文史,第18輯。
(20)游修齡.中國稻作史［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21)華林甫.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J］.中國農史,1992(2)。
(22)王雙懷.試論開元時期農業的發展［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4)。
(23)梁家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愷忱.中國科學技術史［M］農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25)趙滕芳.香稻的考察和開發［J］.農業考古,1985(2)。
(26)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稻作學［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6。
(27)丁穎.丁穎稻作論文集［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
(28)唐啟淮.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J］.江西社會科學,1989(4)。
(30)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J］.中國史研究,1993(1)。
(31)張劍光,鄒國慰.略論唐代環太湖地區經濟的發展［J］.蘇州大學學報,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M］.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M］.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34)盧華語.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濟［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6)。
(35)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J］.農業考古,1998(3)。
(36)寧志新.漢唐時期河北地區的水稻生產［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4)。
(37)鄒逸麟.歷史時期黃河流域水稻生產的地域分布和環境制約［J］復旦大學學報,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媯、檀州農田與作物分布蠡測［J］.中國農史,1992(2)。
(39)魏晉南北朝學會.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C］.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40)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江蘇省社科院.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稿［M］.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1985。
(43)黃惠賢,李文瀾.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M］.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J］.揚州師院學報,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長江流域地區農業副業生產的發展［J］.廈門大學學報,1982(4)。
(46)鄭學檬.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J］.學術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區的開發［J］.史學集刊,1984(2)。
(48)顏亞玉.唐中后期淮南農業經濟的發展［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長江中下游的經濟和社會［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50)張學恕.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試論唐代江南糧食生產發展的原因［J］.湖北大學學報,1993(5)。
(52)游修齡.稻作史論集［C］.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53)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J］.武漢交通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7(3)。
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起吧。在許多年前，我曾深受多種疾病的困擾，有后脊背疼、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甚至會有好幾個月不能走路。雖然西方的醫生對我的疾病進行了多次診斷，也開了一些非常昂貴的西藥，但是絲毫沒有起色。后來在一位中國朋友的介紹下，我采取了中國古代醫學的療法，包括針灸、中草藥和氣功療法，效果顯著，不僅恢復了身體健康，而且視力大大提高，頭發也變得更加稠密了。由此，我著手研究了中醫的一些原理，并將這些原理應用于經濟學界，我將其命名為“易”經濟學(Chi-economics)。
中國古代醫學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基礎之上的，中國古代易經哲學認為萬事萬物都有陰陽二氣，物質的狀態決定于陰陽氣比例的高低，這也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別。西方文化中，科學與宗教是截然分開的，東方文化則注重學習、思考和智慧的整體性思維方法。應用于醫學上就有這樣一個結論，健康的身體是陰陽氣調和的結果，一旦身體內氣流不暢，就會引起健康問題。中醫的療法就是基于這樣一種原理，采取針灸和中草藥物來舒暢人體內的陰陽氣的流通，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而且認為人經常與外界（樹、植物和其他人等等）交流陰陽氣有利于身體健康。
將“易”理論運用于人體產生了中國古代醫學，將“易”理論運用于經濟學將會得到“易”經濟學，它注重由真實經濟活動衍生出來的精神經濟。每當人們進行市場交易、生產和消費時，總會產生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就是精神經濟。精神經濟相互聯系的中介是傳統的價值體系：家庭、社區和社會人際關系網絡。
“易”經濟學可以得到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政策以及解釋西方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例如，對于中國與俄國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經歷，西方經濟學也無法做出一個很好的解釋。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俄國私有化后，經濟應該很快地達到一個有效率的均衡，轉換成本很少，也就是說俄國的休克療法應該優于中國漸進的改革道路，這也就無法解釋九十年代中國經濟一支獨秀的快速發展。“易”經濟學則認為休克療法會極大地破壞精神經濟，漸進改革道路則支持和培育了精神經濟。西方經濟學希望得到一個一般性的命題，但是結果往往不甚如意。西方經濟學家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應該實施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在一些情況下并不能產生雙方受益的結果，這也與中國古代醫學中兩個同樣癥狀的病人不能采用同樣的療法相符合。為了說服反對全球化的美國人，經濟學家使用了一種慣用的手法，用經濟增長率對開放程度做了一個回歸，用正的回歸系數來證明貿易自由化對美國的經濟發展是大有益處的。但是全球化的反對者認為貿易自由化會沖擊傳統的價值體系，加劇貧富差距。這也說明貿易自由化會破壞精神經濟，進而會影響到真實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