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9 16:19:5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區治理中的主體定位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社區主體法律地位不明。社區各個組織之間不僅缺乏有效的配合和聯系，而且各個組織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社區自治組織在社區管理中的的核心地位并不突出。《居委會組織法》中的居委會的自治地位也只是籠統的規定，少有涉及居委會的性質、職責、任務、產生程序、運行機制等配套規定，這樣一來，居委會只是服從上級的行政命令，自治權無從體現。除居委會外，社區業主委員會（業主大會）的法律地位也不確定，與社區居委會的關系也缺乏明文規定。自治主體在實踐運行中依然被作為政府的執行者，重塑自治組織并沒有得到法律的有效支持。
社區自治機構不完善。第一，社區自治組織主要有居委會和業主大會，居委會主要負責社區事務的監督，而業主大會作為社區民意機構主要以會議形式決定社區重大事務的決定，但實踐中這些機構設置的隨意性比較大，功能錯亂，直接影響到治理結構的穩定。第二，行政主體參與形式不明。由于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街道辦事處定位不清晰，政府服務職能與方式尚不能適應社區治理結構。第三，社區黨建組織缺乏法律化和制度化。執政黨的地位在社區重大事務決定上體現不出來。
社區自治缺少物力、財力的支撐。我國居委會一級沒有財政收入，日常工作經費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依賴街道撥付。財政不獨立導致事權不獨立。居委會人員年齡偏高，文化水平偏低，不能適應新的時展的要求。
立法及法治理念滯后。社區中的“居民”有別于戶籍概念下的居民和居地概念下的居民，其公共領域如何形成，需要法律和理念上進一步明確。辦理區域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節糾紛，維護治安，協助政府及其派駐機構做好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工作，在傳統理念和體制下難以兼顧。而且，社區服務處于社會管理一線基層，機構不健全、機制不完善、責任不明確、工作條件差、待遇無保證、措施不得力等問題，嚴重影響社區法治進程。
社區治理的改革與完善
（1）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政府向服務性政府的轉變主要是在公共服務職能上，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必須隨著全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政府只是單純的作為掌舵人，注重大方向的把握而不是事無巨細的參與社區的具體行政事物。政府服務職能的實現，并不要求政府充當生產者和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購買服務而不是親自提供，也不能包辦一切福利。政府提供的服務只在社區福利與秩序方面，包括社區基礎設施建設，醫療和教育服務。政府行政職能的轉變，是政府內部自身職能的改革與完善，改革的程度也取決于政府的自身，這就需要通過立法，在制度上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服務職能、程序、編制及責任。對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符合上位法和政策的提升為地方法規。街道辦事處作為基層政府的派出機關，一方面連接著政府，是政府權力的末梢，另一方面聯系著基層社會，是一個在基層社會中起關鍵作用的社會主體，所以要理順行政關系，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明確政府監督、指導、統籌、協調、考核街道辦事處工作，以及街道辦事處與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及其派出機關的協作、配合的工作機制。②社區行政事務經費統一由政府財政統一撥劃。明確社區居委會和公共組織專職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居民事務管理方面的職能，做好居民教育、醫療救濟和維持秩序工作。進一步明確社區居委會和社區自治組織的關系，通過立法讓二者有權、有責、有分工，避免事權交叉。
（2）社區居民自治權利的制度化。社區居民自治權利的發展構成社會全面轉型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社區居民自治，是我國公民資格實現的一個途徑,通過對公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三個方面的權利和義務的組合，實現基層民主目標。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的建設與治理依賴于建立完善的居民參與機制。居民參與機制要具體規定居民參與社區自治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居民參與領域涵蓋社區事務的各個方面，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
關鍵詞：江蘇省；社區報；社區報發展
中圖分類號：G21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3-0107-02
一、引 言
社區報紙是源于美國的一種小型地方報，它面向的是社區內小范圍、指向明確的讀者，充當“全面報道所在社區的一切”的角色[1]。與大報相比，社區報是“分眾媒介”，在中國傳統媒體碎片化的現狀下，社區報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并將成為我國大眾媒介的新生力量。社區報在中國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早在2000年左右就引入了社區報，但能堅持到現在的已所剩無幾，只有一些依托傳統傳媒集團的社區報仍在維系，而西部地區的社區報紙至今尚未啟動。但據互聯網不完全統計，目前江蘇省現有社區報十余家，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因此研究分析江蘇省社區報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對我國社區報整體發展有著積極意義。本課題組對《新壩風采》、《鐘樓之聲》兩份江蘇省社區報發展現狀、存在問題進行了調研，并提出促進社區報健康發展的策略。
二、江蘇省社區報的辦報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調查顯示江蘇省社區居民對讀報紙有著積極的態度和良好的閱讀習慣，對社區事務關注度高，為社區報的創辦、發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和大量的受眾。但調查發現社區報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辦報主體未能正確認識社區報紙的作用，辦報理念不清晰
社區報關注的是城市中的某個特定區域，服務核心是社區。報紙應通過對內容的篩選塑造社區個性，從而形成社區的主流價值觀。雖然《新壩風采》和《鐘樓之聲》是江蘇省創辦較早的兩個社區報紙，但它們都沒有正確認識到報紙在社區中的重要作用。課題組在調研中了解到，《新壩風采》的創辦是由于東臺市在創建文明城市，作為東臺市規模較大的社區之一，新壩社區借此提升社區的影響力，加大宣傳。而《鐘樓之聲》是在《泰州晚報》記者的提議和幫助下創立起來的。“不可代替、難以共享、時時貼近”應該是社區報紙在內容上的定位，社區受眾居住相對集中，對本社區及周邊發生的新聞與資訊的需求強烈。因此，在辦報理念上，社區報需要在較小的半徑內——即以社區為中心，輻射周邊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閑娛樂等資源的一個大區或幾個相鄰社區的“大社區”范圍，為社區讀者提供服務；在新聞報道內容上需要專注于為社區居民提供社區報道和與生活相關度較高的服務類信息。
（二）報紙版面簡單，信息量少
《新壩風采》自2011年9月出版第一期以來，報紙共設有一句話新聞、民生服務直通車、民生民聊、健康小常識等板塊，但出于信息量少及節約版面的考慮，每期報紙板塊設定不固定，平均為4～5個板塊，每期版面僅有一張8開打印紙大小，信息量較少。有時甚至主要內容為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匯報，居委會成為報紙的主體，而社區居民成為了配角。由于考慮到印刷費用等問題，報紙全部為文字，沒有配圖、插圖等，全部為黑白打印，看起來較為簡單，缺乏美觀。相較《新壩風采》，《鐘樓之聲》的設計內容豐富，包括社區留言板、社區傳聲筒等互動板塊，為居民和居委會間的溝通聯系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能夠發揮社區報紙應有的功能。為提高讀者的視覺沖擊力，報紙中幾乎每篇新聞報道都配有彩色插圖或照片。但也正是豐富多彩的內容、大量插入的彩色圖片使得每張報紙的印刷費用大幅提高，而經費的緊張又限制了其正常出版。由于社區報版面簡單、信息量少，最終導致社區報在社區內的影響力不大。
在美國，社區報記者和編輯的工作是深入到社區居民的生活中，他們每天出現在社區的各個角落，與人們熱心交談、進行細致的觀察，最終寫出屬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我國目前由于報紙的影響力小，同時受到編制、工資等問題的制約，使社區報難以吸引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加入，這成為社區報紙發展的一大瓶頸。據調研，《鐘樓之聲》和《新壩風采》在采編人員方面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幾乎沒有專業的記者和編輯，而是由居委會工作人員擔當起這一重任。報紙都是由一個人承擔起來，并且辦報紙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很難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到報紙中，更不用說深入社區，了解社區發生的點點滴滴。
（四）資金來源單一，缺乏強有力的保障支持
由于影響力小、沒有正式發行的刊號等，使得社區報紙的資金來源非常有限，目前江蘇省社區報經費來源主要有社區居委會提供和廣告公司贊助兩種形式。如泰州市新壩社區的《新壩風采》，資金由社區居委會提供，由于資金有限嚴重限制了其發行量和出版頻次。相較于居委會出資的《新壩風采》，在一些規模較小的社區只能依靠廣告公司贊助。但是廣告公司由于利益關系，贊助缺乏約束性和連續性，會讓社區報的發行陷入困境。如《鐘樓之聲》在只發行一期小樣之后，難以支付每月出版一次的費用，最終停辦。另外社區內的變動、企業資金緊張、發展戰略的改變等一系列因素都會造成社區報紙因無法得到資金支持而舉步維艱。由此可見單一的資金來源成為制約社區報紙發展和擴大發行的瓶頸。
（五）創刊審核標準嚴格、難以獲得刊號
課題組調研的兩份社區報紙都沒有刊號，這就制約了它們大規模發行和刊登廣告、拉取贊助。根據江蘇省新聞出版總局工作人員介紹，社區報紙和普通報紙一樣，若公開發行需要依據國務院令第594號《出版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的內容申請刊號。若社區報不以盈利為目的，可參照江蘇省連續性內部資料出版物準印證核發標準，向當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申請“內部資料準印證”編號。因審核標準嚴格、難以獲得刊號，使得社區報面臨沒有合法地位的尷尬境地。
三、江蘇省社區報發展對策及建議
（一）社區報提出“大社區”概念
在城市中，人們通常將一個住宅小區定義為社區，社區報中的“社區”也通常如此定義，江蘇社區報多模仿美國，以傳統小“社區”為范圍，正如新壩社區和鐘樓社區，兩份社區報皆以本住宅小區中的人群為受眾。然而一個社區人數有限，小區居民認同感較差，并且難以獲得足夠的新聞來源與廣告來源。由于中美兩國的巨大差異導致水土不服，與傳統社區報的區域范圍不同，社區報以在一定范圍內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閑娛樂等資源的一個大區或幾個相鄰社區為發行范圍，及以“大社區”為受眾范圍[2]。新壩社區位于東臺市市中心的繁華地段，周圍有幾個規模較大的社區與之共享同樣的基礎設施、商店公司與基礎醫療設施等，并且社區周圍有多家大型超市與商場，在走訪調查中大部分商家表示如果有覆蓋附近幾個社區的影響力較大的社區報紙，愿意在上面投放廣告。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普遍對周邊社區的事務較為感興趣，普遍對廣告的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大社區概念的引入可以豐富社區報的內容，進一步擴大其社會影響力。
（二）提前進行媒介產品策劃，突出社區報自身特色
要創辦一個成功的報紙必須針對消費者有獨特的賣點。報紙產品策劃過程中，更要加強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對本社區的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等宏觀環境進行分析。第二，對本地新聞市場競爭狀況進行分析。第三是準確定位。通過提前策劃分析，明確自身定位，突出自身特色。如受眾定位，即辦給誰看；功能定位，即確定媒介所擔負的職能和所要發揮的功能，這是立足于受眾需要和傳播目的對媒介產品的決策；市場定位，即競爭市場在那里；內容定位，要注意尋找讀者閱讀意愿中的未知點，并在借鑒中創新；風格定位，即媒介產品的整體結構、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和外在形象等綜合表現出來的格調和特點，要注意塑造與眾不同的媒介形象。
（三）加強與當地媒體合作，廣泛發動小區居民參與
由于目前社區報紙的辦報狀況難以吸引專業的媒體從業者，解決問題的一個折中的方法便是與當地有影響力的報紙合作。上海第一張經國家新聞總署批準的社區報《新民晚報社區版-閔行新聞》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新民晚報以牽手區域性報紙為突破口，有效整合資源，創造”母報”帶”子報“的發展模式，滲透目標細分市場。要辦好一份社區報紙，專業的記者與編輯固然重要，但是社區居民也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陳凱在《走進美國社區報》一書中，提到過“煎蛋新聞模式”，即專業記者對社區最關鍵的硬新聞是蛋黃部分，偏軟的社區話題讓居民提供，這是蛋白部分。只要正確啟發引導，就能讓居民加入社區報紙的制作中真正成為報紙的主人。
（四）充分發揮社區報在社區自治中的作用，擴大影響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
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基層社會生活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傳統的政府主導的行政全能主義管理模式面臨著諸多挑戰，社區自治這種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模式被提上日程。“善治”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一種理想模式。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公開透明”。社區居民是社區真正的主人和政府政策治理的利益相關者。居委會的各項工作與政策都要透明公開，不僅讓社區居民了解，更要接受監督。社區報可以為社區居民與居委會的聯系建立橋梁，增強溝通交流。善治還強調“公眾的參與”，這種參與指的是政治參與、組織成員的組織參與以及社會生活的參與。善治離不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真誠和密切合作，公民積極的建設性參與和對公共部門權威的自覺認同是實現善治的前提和關鍵[3]。社區公民作為社區報的記者、編輯，更加關注本社區的事物，并有發表意見的平臺，才能參與社區自治，社區報紙為社區自治這種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平臺。目前在中國，傳統媒體碎片化的現狀為社區報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社區報這種區域性出版物正充滿活力，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它將充分融入社區生活中，成為社區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參考文獻：
[1] 陳凱.關于中國社區報發展的思考[J].傳媒，2012（6）.
關鍵詞 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 大慶經驗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要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機制以及社會治理績效評估等，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黑龍江大慶市以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為魂，從2005年大慶市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啟動以扁平化管理，綜合執法為特征的公安體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發揮綜合組織協調優勢，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2012年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市區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接連幾年的大膽嘗試，大慶市的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被總結為“大慶經驗”。
1“大慶經驗”：社會治理的新探索
“大慶”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國慶，聞明于其豐富的能源資源。1959年開發建設，1979年建市，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2005年，大慶市開始實施以“1+5”為基本脈絡的公安體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綜合執法為特征的改革，包括縱向管理體制和橫向機構改革，變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變分局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5”即在扁平化基礎上推行警務指揮，社區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項深化改革舉措。該項創新警務工作機制，不僅大大提高了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同時也更合理的進行了警隊配置。從宏觀層面觀察大慶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內部條線管理，處理好了體制和機制的關系。明確了上下級的職責，做到對口服務，資源集中，一對一責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應急問題時能夠及時得到相應的服務。
2009年，大慶市又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會資源、集中治理，以“解決問題”為核心思路，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在這場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眾的特性、人的價值訴求被提上日程，正確處理了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提倡政府工作做減法，社會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慶市政府減少了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從管制、管理到服務的重大轉變；政府瘦了身，從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社會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繼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慶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處置反饋系統和“百湖民聲”網絡問政機制。在豐富了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優化了群眾監督的入口，通過問情于民落實知情權，問需于民落實選舉權，問計于民落實參與權，問績于民落實監督權，大慶市以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義上激發了群眾主人翁意識，提高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效率。
2012年，大慶市再次大膽嘗試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新社區的合并改革了社區管理體制，使管理層級由市、區、街道、社區四級變為市、區、社區三級。新社區實行“一委一站一會”新模式。“一委”即社區黨工委；“一站”即社區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區實施服務和管理的基礎平臺，內設綜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一會”即居民議事會，是新社區議事協商機構。同時，實行“一社多居”，即在一個社區管理服務范圍內設置三到四個居委會，居委會不再參與行政管理事務，而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次改革再次發揮了公民自治組織的主觀能動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區管理體制存在的管理層級多、辦事流程繁瑣、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不強、居委會行政化傾向嚴重等問題。
縱觀三次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從警務工作機制、民生工作機制到社區工作機制，大慶給我們的是一種范本、一種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啟示和印證。
2“大慶經驗”：有效社會治理的三個要點
區別于“溫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業化轉型道路以及經濟服務性的“浦東模式”，“大慶模式”開創了獨一無二的資源性城市轉型之路。以“浦東模式”作對比，其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歷史機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資、走開發公司主導下的國家級開發區建設之路。基于現代化的大背景，浦東依托于上海開放城市的環境善于吸收發達國家政府先進管理經驗的海派文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從源頭開展經濟建設。但相比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慶市，最初肩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重任，陸續又扛起支撐龍江發展。其完全是主動作為，自力更生，以石油為支撐，以內生動力為驅動，追求經濟城市“雙轉型”的道路。因此總結大慶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經驗作為折射鏡，亦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一個良好的參考。
2.1創新社會治理準確定位，做到改體制與建機制同步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是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體制是一個框架和結構，機制是一種規則和運行，體制問題解決了，機制問題同樣要解決好，否則體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大慶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是結構性的改革，通過體制再造將人力、物力、財力、權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層。大慶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減少層級，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離的深入基層，將具體的改革落實到社區、公安、公共服務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對于大慶市而言，在科學的框架設計下良性的運轉自己的機制，建立規范化的制度進行結構和資源上的轉型，以此來形成系統良好的動力機制、保障機制、激勵機制和運轉機制。動力機制促進保障機制的完善與健全，保障機制的周密使得激勵機制更富實際價值與作用，同時帶動運轉機制的活力，盤活了整個社會治理的生物鏈。
2.2創新社會治理提高公民參與度， 建立互信互任關系
公民的政治參與是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主要環節，是監督政府的審判者與執行者。隨著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競爭意識和參政意識的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投入到社會治理與基層建設中來。同時，政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如形式主義、的問題、行政審批程序煩瑣，推諉扯皮，效率低下、辦事缺乏透明度、官員腐敗等現象也切實得需要基層群眾的民主公正的監督。因此政府與百姓之間應當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保障維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質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履行公民責任，認真務實的投入到政府監督中，起到規范政府行為的作用。
2.3創新社會治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對公眾生活的改善，創新社會治理應當尊重公眾的主體地位。隨著人們的需求結構從最基本的溫飽需求向高水平高質量的小康需求轉變，公民對于公平、正義、人格、尊嚴等現代需求、價值觀看得越發重要。具體體現在戶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積金等具體項目上個人利益的爭取上，更體現在公民爭取政治參與平等觀念的轉變，每一個人都積極投身于政府活動的監督與管理中。其次，隨著人員流動性的加強，逐步從有組織到組織相對弱化，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會人的同時引導并支持社會人參與到社會管理中，投身于民間組織的建設中，社會治理才能良性運作。再者，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變得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人們在信仰、道德、倫理方面有著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強社會治理能力，不僅僅體現在剛性需求的建設開發中，更應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即時調整傳統的社會管理指導理念、體制機制、以及方法手段，強調社會治理的本質與核心當是“以人為本”。
3創新社會治理：由權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創新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參與，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執政者從權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慶經驗”是成功踐行創新社會治理的典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應當擇其益者，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改變執政觀念，提供公民更多參與社會治理的權限與渠道，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創新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1）制度規范問題。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等等，這就對公眾制度化組織化的參與提出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規范，對公眾參與的制度和途徑提出了期待。我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存在很多問題：參與社會治理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持，公眾參與的代表遴選不科學，程序不明確等等，在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不規范的情況下也就導致了非制度化的參與，諸如集體散步等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應當完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規范，做到制度公開，程序透明公正，使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獲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問題。在傳統國家，官民關系表現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而在現代國家，官民關系則體現為“委托與的關系”。在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統治。在治理中，每一個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參與者。治理的目的不是過去把人給管死，而是通過積極的參與、溝通、協調、鼓勵、規范和閱讀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的秩序和狀態。政府與公眾應當是建設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擔起社會治理的責任。這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與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維護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權益。
（3）培育與發展的問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定是個社會組織極為發達的社會。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亦是一個政府分權社會增權的過程，即政府的權力從社會領域適當退出，留下的空間由社會組織填補。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里的發達國家，每萬人里擁有的社會組織的數量只有3.8個，法國是110個，日本是97個，發展中國家平均10個以上，足見我國的社會力量太弱。現代社會管理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并依法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調節的過程，也是社會自我服務并依據法律和道德進行自我規范和調節的過程。黨和政府是治理的主體，社會組織和平民百姓同樣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平等對待并有效發展才能盤活整個社會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創新社會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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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可平.中國治理變遷30年[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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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效率社區銀行定位
衡量銀行優劣的關鍵不應僅僅停留在規模大小和功能齊全等方面，提高銀行效率高低才是增強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根本，當前我國大小銀行在客戶定位和產品服務等方面趨同化較為嚴重，特色化經營的目標受到挑戰。因此基于提升銀行效率的視角對目前社區銀行在發展壯大階段給與其清晰的定位尤為重要。
一、商業銀行效率理論
效率作為評價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經濟學分析中應用最廣泛的概念之一。商業銀行的效率分為規模效率、范圍效率和X―效率。規模效率是指隨著規模的擴大，由于分工、合作、技術改進使平均生產成本下降。范圍效率是指同一種銀行資產能同時生產多種產品或服務，因此銀行在提供多種服務時大大節約了成本。X效率則被理解為銀行投入產出實際值與最優值之間的偏離程度，是對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的測度。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較高的銀行效率在于盡量降低銀行運行過程中的各種交易費用。從銀行作為信用中介的角度來看，銀行提升效率應當盡可能弱化信息不對稱。通常情況下判斷銀行效率的高低應綜合考慮投入、產出、機會成本和社會效果。
二、銀行產權結構與銀行效率
我國商業銀行的產權結構主要分為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參股、非國有企業參股、外資參股。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在效率高低方面，許多學者看法不一，在一定條件下二者都有效率優勢，產權效率=（產權運行收益-產權運行成本）/產權運行成本。產權效率高簡單說就是在產權收益一定的情況下，交易費用越低越好。從目前學者研究的實證分析成果看，最有效率的產權結構位于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的某個位置。國家出臺的政策法規在產權主體交易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國家政策支持私有產權時，私有產權會更有效率。
銀行產權改革作為長期工程，需要政府和監管層出臺更多的政策促進多種所有制銀行公平競爭，使金融體系日益多元化。
三、銀行規模與銀行效率
銀行的規模層次可以從資本金、組織機構、業務范圍、從業員工數量等方面分為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我國銀行體系在現階段仍然是國有大銀行比重較高，中小型銀行有待發展，在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法則下，銀行規模擴張成為總趨勢，然而小銀行并不具備大銀行的技術效率等擴張的條件，其一味擴大經營區域只會造成規模不經濟，降低整體效率，因此，規模不同的銀行應理性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適宜的規模，刻意追求市場份額的擴大并不符合可持續的利益最大化原則。
四、銀行業制度變遷與銀行效率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銀行業的制度變遷緩慢微弱，是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調整，民營經濟逐漸復蘇，1984年開始由于財政體制改革的實施，地方政府的利益逐漸獨立，民間資本借助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談判，導致了進一步的制度變遷，其結果是上千家城市信用社成立，同時，交通銀行等國家控股的股份制銀行出現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有限競爭。
1996年民生銀行的成立標志著民營企業與中央獨立談判成功進入銀行業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形成，2001年中國入世以來，制度規定我國凡是對外資開放的領域都應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在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的博弈中，我國銀行業體系的效率發生了結構性了優化，從租金偏好轉移到效率偏好。
五、社區銀行的效率測算及定位
作為踐行普惠金融的路徑之一，社區銀行開展的如火如荼，從功能定位上看，社區銀行應該避免與傳統銀行分支機構和大中型銀行的產權結構、產品服務等趨同化，真正因地制宜服務好本社區的居民和小微企業，做到差異化競爭。然而，目前我國的社區銀行仍然是大中型股份制銀行在社區拓展的分支網點，產權結構與治理結構沒有改變，與國外社區銀行相比并不是自主設立獨立運營的，數量也大大小于國外社區銀行占整個銀行體系的比例，從規模看，相比普通分支機構面積小、人員少，單筆貸款業務規模一般不超過500萬，辦理最基礎金融服務和輔助的便民服務，經營時間較長。從運營效率來看，據調查，民生銀行一個中等規模的社區銀行前期投入在200萬左右，年浮動成本為55萬左右，若不考慮比例較小的中間業務對利潤的貢獻，則社區銀行要達到傳統分支網點同樣的效率需要1700萬到2000萬的存款量。
基于以上對效率的分析，社區銀行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應清晰定位其產權和治理結構、服務規模的大小，結合監管層從法規制度上給與支持，才能不違初衷，切實解決弱勢群體的金融需求。在產權和治理結構中應當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社區銀行，朝真正市場化運營的方向發展；就服務范圍來看，社區銀行不應跨區域謀求做大，而應扎根社區，開發特色化的產品，充分發揮地緣、人緣優勢進行關系型貸款；此外，政府應當在政策環境上給與較為寬松的環境，同時配套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強化風險監管，真正通過銀行業的改革讓更多的弱勢群體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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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區治理；民間組織：社區服務
我國的社區服務是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是在黨和政府的主導和扶持下，依托政府相關部門及其派出機構、民間組織、群眾自治組織等多元主體，動員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直接為各類社區成員(包括社區居民和社區內單位等)提供福利性、公益和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務，以不斷滿足社區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過程。我國社區服務發展十分迅速，覆蓋的領域越來越廣，涵蓋的內容越來越多，為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居民對社區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和專業化，目前的社區服務已難以滿足社區居民不同層次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需要，問題和矛盾也逐步顯現。
一、我國社區服務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政府越位與缺位現象并存
1．政府包攬了過多本應由民間組織承擔的職能，對社區服務的行政干預依然嚴重
在我國，政府的力量是極其強大的，而社會組織的力量還很弱小，這就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強政府弱社會”的二元動力格局。政府通過街道這一派出機構，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標自上而下推進社區服務，甚至包攬了許多本應由民間組織承擔的工作。由于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社區服務模式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在開展社區服務時，沒有深入細致地了解居民的實際需求和社區的現實情況，在服務項目的設置上追求“小而全”，力圖在社區實現服務的全能化。這種做法造成了很多無效供給，使社區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不利于社區服務的健康發展。同時，政府過多的資源投人，雖然可以快速推進社區服務的發展，但不利于社區資源的開發，不利于社區參與源動力的形成，容易造成社區對政府的高度依賴，一旦政府資源投入不足，社區服務也就失去了內在的發展動力。此外，政府在社區服務中行政化、政治化的動員方式，不利于培養居民的自發參與意識，不利于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志愿精神的形成。
2．政府越位使社區服務機構的運營缺乏效率
實際上，我國很多社區服務中心是被當作基層政府的一個部門來對待的，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中心的負責人幾乎都曾經是基層政府的官員，由上級任命到社區服務中心任職，并仍保留事業單位編制身份，有的甚至是公務員編制身份，享受著相應的行政級別的待遇。其他主要員工的使用也基本上是由上級主管部門定奪的。這樣一來，機構的行為顯然主要是對政府負責而不是對社區居民負責，因而缺乏根據居民實際需求合理設置服務項目、提高服務設施利用率、提高服務機構運營效率的動力。
3．政府在社區服務政策的制定、民間組織的培育扶持、社區資源的整合等方面存在缺位現象
首先，社區服務政策分類指導還缺乏應有的力度。由于缺乏分類指導政策，有些地方一談社區服務，就籠統地認為是政府的事，把應由市場和社會提供的社區服務也包攬過來；也有些地方～談社區服務就認為是社會和市場的事，與政府無關，把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能也推了出去；其次，政府對民間組織等社區服務的供給主體培育扶持不到位。第三，政府在社區服務中的統籌協調力度不夠。
這樣，政府在社區服務中就出現了越位與缺位并存的現象：一方面，政府通過其派出機構——街道提供社區服務，承擔了一些本應由民間組織承擔的職能，結果“吃力不討好”，服務成本高，有時還不能滿足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居民將社區服務中的矛盾和問題歸咎于政府，政府成為了矛盾聚集的焦點。另一方面，政府將本該承擔的職能，推給市場，導致社區服務出現營利化傾向，其福利性與公益性的本質屬性受到了削弱。
(二)非營利性社區服務供給滯后
1993年民政部協同十三個部委聯合頒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提出把社區服務和發展我國第三產業結合起來，以進一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此，社區服務的產業化、實體化發展方向逐步確立，同時，社區服務供給模式也隨之發生轉型，社區服務走出了政府包辦式供給模式，市場化、社會化進程明顯加快，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社區服務的形式走向了多樣化，為居民提供了專業化、個性化的社區服務，但同時也帶來了社區服務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在實踐中社區服務開始出現營利化傾向，一些社區服務機構過多地追求服務利潤而忽視了社區服務的福利性與公益性。造成非營利性社區服務供給滯后。
(三)社區服務的專業化程度不夠，服務項目缺乏多樣性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雖然建立了一支以專職人員為骨干、以兼職人員為主體、以志愿者為基礎的社區服務工作者隊伍，但總體上，這支隊伍仍處于追求數量擴張的外延型發展階段。目前直接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的人員主要由家庭婦女、離退休人員、下崗失業人員和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組成，他們大都沒有接受過比較系統的社區服務工作的專業訓練，不能很好的根據居民的實際需求設置服務項目以及采用專業化的服務方式。而社區服務的項目涉及老年人服務、心理咨詢、法律服務、家政服務、青少年教育以及其他便民利民服務等諸多領域，其中很多服務項目對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要求較高，因此在實際生活中，開展得比較普及、能形成一定規模和影響的只是一些專業性不強的社區服務，如老人生活服務、家政服務和一些便民利民服務。許多社區服務中心把服務項目寫在紙上，掛在墻上，但卻沒有能力為社區居民提供其中的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服務，只能停留在紙上談兵。
二、社區服務中我國民間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
(一)“泛政治化”思維方式的制約
現在，我們的一些政府官員仍習慣于用“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看待民間組織，過于強調政治乃至完全從政治角度考慮我國民問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問題。由于民間組織具有“兩面性”，因而“發揮其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成為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政策取向的基本準則，但在實踐和操作層面上的管理難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結果常常發生“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政府在政策選擇上也經常處于“抓”和“放”的兩難境地，造成對民間組織的政策缺乏連貫性，時緊時松。這些都極大地制約了我國民間組織的健康發展及其在社區服務中的作用發揮。
(二)雙重管理體制的制約
目前我國對民間組織采取的是“雙重管理”體制，即民間組織從籌備到成立、開展活動、變更、注銷等都要由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雙重審查和批準。這一規定除了申請手續繁復，審批條件苛刻外，還使得相當數量的民間組織由于找不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而無法獲得“準生證”。有的不得不改頭換面，以工商登記的形式尋求合法注冊，以營利性企業的名義開展非營利性的慈善事業和公益活動。而工商注冊必須按企業的標準納稅，這就加重了運作成本，嚴重打擊了民間組織的積極性，許多民間組織不得不關門歇業；還有的民間組織由于找不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不能合法登記注冊，只能成為“黑人黑戶”，從而成為管理的盲區。
(三)政府部門權力與既得利益的制約
“中國目前民間組織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特征，就是它們的‘半官方性”’。”“半官方性”也可以表述為“亦官亦民”、“官民二重性”或“準政府組織”。目前，我國一些“民間組織”其實是政府組建的，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這些組織在運作網絡、資金來源、公眾信任度等方面，都依賴于政府，實質上是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在發揮作用，嚴重偏離了民間組織的本質屬性。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一些民間組織把政府部門作為“資源提供者”，并主要為政府部門或某些工作人員“打工”，儼然成為了“二政府”；一些政府部門把民間組織看成是附屬物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體，指揮民間組織辦事，安排富余人員和退休人員去民間組織工作，決定民間組織內部事務。在這樣一種依賴——控制的關系中，一方面，民間組織喪失了民間性、獨立性、自治性，失去自身活力和在社會管理中的獨特作用，逐漸演變為“準政府組織”；另一方面，政府職能轉變進程也因此而滯緩，政府形象也因一些“準政府組織”的不當行為而受到損害。
(四)資金、人才、能力及社會捐贈的制約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民間組織的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我國民間組織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經費緊張、人才缺乏、能力不足、社會支持欠缺。此外，由于民間組織還存在著內部管理不規范、自律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內部議事制度、財務管理制度、人員錄用和考核獎罰制度、自我評估和監督機制等尚不完善，導致無章可循、有章不循等問題時有發生。顯然，如何有效加強對民間組織的培育并推進其健康發展，已經成為現階段時展提出的重要課題之一。
三、對策及建議
(一)轉變觀念，從提升社區服務的高度認識發展民間組織的重要性
1．要改變用“泛政治化”的觀念看待民間組織的思維方式。目前我國的民間組織絕大多數不是政治組織，其主要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發揮作用，它們在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問題、提高社會公共服務質量、推動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能量。即使是屬于“政治類”的民間組織，多數也在黨和政府的有效領導和管理下進行活動，其作用主要也是積極和正面的。民間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制度安排和政府管理的不到位，而不是民間組織自身發展的必然傾向。
2．要正確認識權力部門與民間組織的關系。要真正將民間組織視為“第三部門”，割斷民間組織與政府權力部門的“天然紐帶”。要樹立尊重公眾意志、重視公共權利的觀念，重視民間組織的社會代表性，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政府權力部門與民間組織的溝通、理解和協商關系。
(二)明確政府與民間組織在社區服務中的各自定位
1．明確各自的職能分工。政府的責任主要是規范市場和支持、培育民間組織等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并對這些組織的運行過程實施有效的監控和評估，最大限度地保護公眾利益，維護社會公平與公正。而民間組織由于具有民間性、公益性、志愿性等特點，因此在社區治理中的職能主要是及時了解并向政府如實反映社區居民的需求、充分動員和開發社區內資源為社區居民謀利益、提供專業化的社區服務、通過民問途徑協調公眾利益、推動社區民主自治、豐富社區文化等。
2．協同治理，良性互動。在社區治理的實際工作中經常會出現政府與民間組織職能分工交叉的領域，很難劃清彼此的權力邊界，尤其是在目前民間組織能力薄弱、運行不規范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就需要政府與民間組織協調合作，共同承擔起社區治理的責任。比如有些社區公共事務雖然在民間組織的職能范疇，但如果由政府出面可能更容易解決，那么當民間組織尋求政府的幫助時，政府應該大力支持；反之，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務如果能得到民間組織的支持和配合，通過民間非正式途徑將會十分有利于工作的落實，社區居民也可能更容易接受。
(三)完善政策法規，為民間組織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1．健全法律法規。當政府和民間組織之間建立了特定的關系時，就需要一套法律制度為民間組織及其與政府的互動建立一個框架。近年來，國家先后出臺了很多政策法規，對保障民間組織健康發展和確保民間組織管理工作有法可依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民間組織的快速發展，一些法律條款已經滯后于形勢的變化。因此，必須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現有的民間組織法規。同時，針對我國民間組織涉外活動、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網上社團、社區群眾文化團隊等也要盡快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
2．加大政策傾斜。政府要通過優先注冊、資金扶持、稅收優惠等政策傾斜措施，突出培育發展公益性、救、維權性、協調性的民間組織，重點支持為社區老年人、婦女、兒童、殘疾人、下崗失業人員等特殊群體服務的民間組織，并以此帶動民間組織的整體發展。
3．完善運作機制。政府要通過制度措施為民間組織開辟參與社區事務的渠道，建立民間組織參與基層民主建設的機制，形成民間組織發展與推進和諧社區建設、促進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格局。同時，政府要建立民間捐贈和籌款的自我循環機制，這是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和自力更生的關鍵所在。正確引導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贈，集中社會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4．建立公益產權制度。要明確公益產權的概念，建立公益產權運作監督機制、破產轉移機制和民間組織退出機制。
(四)改革雙重管理體制，重新定位民間組織管理部門
1．重新定位登記管理機關。加強登記管理機關在執法、監督、投訴受理等方面的職能，并依靠社會力量逐步建立起廣泛的社會監督體系，在條件成熟之后可嘗試建立類似英國慈善委員會那樣的立法監督機關。社會監督的主體包括社會公眾——尤其是相關權益者、民間組織本身和媒體，他們最終需要歸口到民間組織管理部門統一實現執法要求。“社會投訴制度+政府受理部門+政府部門向社會公開其掌握的信息”也許是一個綜合模式，這不僅促使政府從全面的干預中退出，而且有效的監督也能減少人們對民間組織的過分擔心，減少它們成立時的障礙。
2．改革業務主管單位。業務主管單位的存在已越來越不適應民間組織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如果斷然取消又會忽視我國處于轉型期的國情。因此，可以允許具備一定條件或一定領域的民間組織試點向單一監督管理體制過渡。比如：對于那些業務范圍難以在現有政府職能部門或社區范圍內涵蓋并且難以找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的民間組織，可試行單一登記主管制，即取消業務主管單位；對于那些在社區活動的草根民間組織可試行單一社區管理制，僅由管理部門備案即可。
(五)推動民間組織的能力建設，扶助民間組織發育與發展
1．堅持“民辦”。民間組織的發展壯大應該是政府扶助下的、以民間組織為主體的自我成長過程。它不是造就一個政府管理職能的者或“準政府組織”，政府不能“包辦”甚至“壟斷”民間組織的工作，而是要使民間組織保持自身的自治性與相對獨立性，堅持民間化方向，做到負責人由群眾選舉產生，活動由自己決定，事務由自己管理。
【關鍵詞】公共服務；農村新型社區建設；問題；解決思路
【中圖分類號】F3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設農村新型社區。新型農村社區，不同于單純的農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所提出的以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目的，實現集約化經營為主導，以移民搬遷和住房建設為契機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基層治理模式的一次徹底的變革。在這次變革中，成都和濟寧兩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鑒其經驗的同時，也可以看到，新社區建設不可避免會陷入如何處理新的社區生產、生活方式與原有農村基本的經濟、組織制度的關系的困境，而且自組織程度不高已成為社區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面臨的挑戰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實現城鄉公眾共同享有公共服務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現實的社會發展中，公共服務的供給卻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別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已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并已成為影響社會公平公正的焦點問題之一。［1］因此,統籌城鄉背景下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對基層公共服務供給問題及基本路徑加以探討，以期找到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路徑。
政府必須履行好公共服務責任，這是當今社會的共識,也是現代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能所在。然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人們的需求具有多樣性和無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務的能力則始終是有限的。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場經濟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無力從市場上獲取的私人物品。這也是政府必須履行的公共服務責任。公共服務與農村新型社區建設正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采取的政府行動。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鄉村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村莊形態的開放性。農民的活動空間已大大超越傳統的村莊地域界限，村莊間的流動與土地的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是鄉村呈現出一個信息開放、社會多元的狀態。二是人口遷徙的自由性。農村人口不再限于本鄉本土生產生活和從事農業生產或產業，而是大規模、高頻率地勞務輸出或者從事新的非農產業。三是生活方式的變化性。農村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急劇變化，農民已不是從前那種千百年一成不變的小農形象，而是邊在田野上耕作，邊打手機的新式農民。四是村莊結構的異質性。農村社會的變化使傳統農村社會迅速解體，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及各種要素在道德、價值、情感方面不斷改變著舊有的傳統狀態。這些變化在帶來農村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使得鄉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與此同時，農村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趨勢，主要表現在村委會職能弱化。村委會對鄉村公共事務和公共設施建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大量基于鄉村內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處理的公共事務常陷于無組織依托的困境。農村有效資源大量流失。勞動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減少，留守兒童、老人、婦女成為鄉村的主體；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減少，農村經濟基礎被不斷蠶食，發展缺乏動力；村集體經濟空殼化。2004年以來，隨著國家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的提出，農村的三提留五統籌、農林特產稅、農業稅相繼取消，村集體的機動地、集體林地等也都陸續承包到戶，雙層經營體制中的集體經濟部分逐漸消失。
鄉村社會的劇烈變化對我國的鄉村治理以及公共服務的供給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中央l號文件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措施，農民收入得到較快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建設也成了題中之意。但由于我國各地區農村普遍存在村莊多、規模小，位置分散的特征，各地在新農村建設中，出現了投入成本過高，投入分散，投入效率低等問題，新建的住房、活動中心等往往處于閑置狀態，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國家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加快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要求。農村城市化、農業產業化已成為農村發展的趨勢。為了尋求解決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供給困境的途徑，2009年，國家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農村新型社區建設的試點工作。
湖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州銀行”）自成立依靠自身創新的發展理念、準確的市場定位、差異化的產品服務和穩健、積極的經營管理，在金融運行體系相對健全和規范、銀行業發展繁榮活躍但又競爭異常激烈的浙江省“嶄露頭角”，并被迅速認可。湖州銀行依靠自身的優勢發展，一方面，成功規避了國內復雜同業經營環境的不良影響，各項經營發展指標均創新高，部分指標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另一方面，積極開展跨區域經營，發起設立安徽肥東村鎮銀行、浙江臨海村鎮銀行，成為一家經營發展迅速、發展特色明顯的跨區域發展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這些成績的取得，是湖州銀行管理團隊審時度勢、準確定位，注重自身經營管理水平提升，堅持差異化、特色化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對仍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發展的我國城商行，具有普遍而重要的參考意義。
準確的市場定位
伴隨國內金融發展的不斷擴張，銀行同業競爭日益加劇，市場爭奪更加激烈。一方面，由于實力優勢和長期的“耕耘”，傳統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據了大量市場份額，城商行擴展市場份額難度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產品創新的落后，商業銀行可經營的產品種類少、差異小，商業銀行間業務發展高度雷同，經營利潤不斷下降。面對這種形勢，城商行要想實現市場“切割”和經營發展的高利潤率，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綜合考慮各項因素，實現自身市場發展的“精準”定位。
雖然國內城商行一直呼吁要“找準自己的定位”，但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卻乏善可陳。湖州銀行則堅持從自身準確定位出發，將自身定位作為經營發展戰略制訂的根本依據和具體業務開展的出發點。
湖州銀行從湖州獨特的地域經濟發展情況出發，綜合考慮浙江省及“長三角”地區國民經營發展實際、企業客戶和同業競爭情況，依托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的決策運行機制，根據湖州市、浙江省乃至“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眾多的特點，在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基礎上，確立了“立足地方、面向中小、服務市民”的市場定位。具體來說，即是要立足湖州，輻射“長三角”，專門從事中小企業業務和社區服務，努力打造精品型、專業化的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此基礎上，湖州銀行在內部機制、經營模式和服務功能等方面，根據具體市場需求進行了對應調整和優化，以實現對“長三角”地區“中小企業和社區”的優質服務。
通過準確的市場定位和業務調整，湖州銀行準確把握住了地方經濟發展實際，各項經營業務順利開展，加之浙江省和“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信用建設相對完善地區，信用水平相對較高，客戶違約率低，湖州銀行一直保持了“高速”發展。截至2010年10月，湖州銀行總資產從14.7億元發展到173.3億元，是成立初的12倍；五級分類不良貸款率為0.19%；撥備覆蓋率達到751.24%，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均為12.12%。
差異化的業務發展
對商業銀行經營發展來說，準確的市場定位即是要根據自身實際和地域發展情況做出針對性地市場“認定”，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在市場劃分中的“一杯羹”，需要做出針對性的市場定位。而僅僅有自身的市場定位是不夠的，只有根據自身市場定位，創新開發出新的產品和服務，才能實現自身定位的有效“落地”。
湖州銀行管理團隊在把握自身市場定位和制訂發展戰略過程中，認識到，浙江省乃至“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好，小型、微型企業眾多，個人創業和消費的資金需求也相對較多，而大型股份制銀行由于自身經營業務成本收益需要，普遍對這些客戶和相關業務“不感興趣”。同時，其他城商行在湖州及周邊地區業務開展較為有限。通過反復調研和論證，湖州銀行管理團隊找到并制訂了自身差異化、特色化的業務發展之路，即以小、微企業和個人業務為業務主線，加快資源整合和優化資產結構步伐，突出重點、優先發展；對傳統公司業務、個人業務實施優化、調整，促進各項業務健康、有序發展。重點發展小企業貸款和微小企業貸款業務，不斷拓展農村市場。一方面強化經濟資本資源管理，加大對資本占用率和資本回報率的考核，倡導綠色信貸，引導支行積極開展小額信貸業務和零售業務，另一方面明確“進社區、走市場”的特色發展方向，引導員工樹立加強服務中小企業的意識，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真正落實“服務地方經濟、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城市居民”的市場定位。
在此業務發展定位基礎上，湖州銀行將“質量、效益、規模”的協調發展，貫穿經營管理活動的每個細節。在業務運作模式上，不斷探索銀行發展與社會發展相結合、個性化特色服務與風險管理相結合、業務發展與客戶發展相結合、信用體系建設與信息收集相結合的中小型銀行業務運作新模式。
湖州銀行的差異化業務發展得到了市場的肯定和認可，各項業務順利開展，先后推出了“百合花”小額自助循環貸款、個人貸款“隨意還”、項目經理貸款、船舶抵押貸款等特色業務和產品。尤其是推出的“百合花”小額自助循環貸款，專門針對個體經營戶、居民（公務員除外）、小企業業主和農戶，對其小額貸款實行一次授信、循環使用、隨借隨還，在同業中具有重大“創新”意義，受到了高度歡迎，是湖州銀行業務發展中的重要亮點之一。截至2010年10月，湖州銀行各項存款從10.23億元發展到151.28億元，是成立初的15倍；各項貸款從6.68億元發展到109.41億元，是成立初的16倍；僅2010年前10月實現利潤總額3.63億元，在同等規模城商行中表現非常突出。
不斷優化的公司治理
由于經濟體制和銀行自身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水平與現代銀行業發展要求仍存在較大差距。對于城商行，由于其產生由來的“軌跡”大致相同，普遍具有明顯的行政干預特點，加之大多數城商行規模小、發展時間短，因此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較多。而受經驗管理水平和發展大環境的限制，城商行推進公司治理改革和優化的難度較大。
湖州銀行自1997年成立以來即不斷努力推動自身公司治理的完善和優化，在認識水平提高和實踐經驗積累基礎上，湖州銀行管理團隊將自身公司治理優化的著力點定位在“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內部控制、明確職責邊界、激發員工潛力”。圍繞這四個方面，湖州銀行管理團隊，一方面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組織和開展工作；另一方面，通過同業調研、課題研究和與監管層的溝通交流，學習經驗，改進不足。通過努力，湖州銀行的公司治理建設獲得了內部和外部的廣泛支持，公司治理改進的阻力大大減小。
湖州商行成立之初僅有1億元資本金，無法滿足日益發展的業務需求。2004年11月，湖州銀行完成了增資擴股2億元的目標。通過吸收優質企業法人和內部員工入股，清理小股東，股權結構不斷改善，為提前二年實現資本充足率達標和公司結構治理初步健全打下了基礎。進入新時期，尤其是在本屆管理團隊期間，以股權結構優化為突破點的公司治理完善進一步推進。啟動了第二次增資擴股規劃，并突出強調對“優秀金融法人股”的引入。湖州銀行堅持“引進智力、共享資源、互利雙贏”的原則，優先引進國內有較大影響的大中型銀行為戰略投資者，擬在改善公司治理機制的同時，引進先進管理技術，實現共享產品研發、服務網絡等方面的資源。目前，湖州銀行已成功洽談國內一家優質大中型銀行，待監管部門批準后，將以法人股形式加入湖州銀行，成為公司重要戰略投資者之一。待第二輪增資擴股完成后，湖州銀行股權結構將為：國家股（財政）占比31.05%，國有法人股占比1.41%，法人股占比45.51%，個人股占比2.03%，金融機構占比20%，建成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金融資本、個人股等多個利益主體組成的相對分散又適度集中、相互制衡的多元化股權結構。
在股權結構優化的同時，湖州銀行不斷完善內部控制，推進“三會一層”架構建設，注重對“三會一層”職能權限的明確劃分和認定，通過制定明確的議事規則，促進規范化、程序化和積極有效的運營管理體系的形成。通過《湖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權管理辦法》，建立起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授權管理體系，各層級、部門、人員等的權限層層有來源、全部能落實，職責邊界明確，責任認定清晰，保證了公司運營管理的健全有效和人員職責的充分發揮。
此外，作為資產及經營規模仍然較小的商業銀行，湖州銀行從自身經營特點出發，為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在公司治理建設中始終注重運營管理的靈活和有效。為此，湖州銀行在基本管理決策流程之外，通過“聯席會議”形式，對經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及時溝通和討論，為相關部門做出最終決策提供參考或初擬藍本，從而實現了公司內部對具體事項的統一認識，減少了在未來執行決策時的阻力，提高了公司經營管理效率，保證了決策的執行效果。
積極進取的管理團隊
相比大型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在運營管理中“船小好調頭”，經營管理更為靈活。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如果“調頭”失誤，也更容易造成不良后果和損失，這對競爭激烈的城商行發展極為不利。因此，城商行在運營管理中，需要在堅持正確發展方向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身經營管理的靈活性，而管理團隊，尤其是高級經營管理團隊作為城商行經營管理發展的“掌舵者”，是實現銀行積極穩健發展的關鍵。
由于在規模、品牌等方面的限制，很多城商行在優秀管理團隊尤其是優秀高級管理團隊引進和建設方面難度較大。而通過自身多方面努力，建立起了優秀管理團隊，并實現管理團隊成員理念一致、團結統一、積極進取的城商行，在實踐發展中的巨大優勢很快顯露出來，并轉化為具體的經營業績，為同業所關注。湖州銀行優秀經營發展業績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其通過多方面努力，引進、培養建立起來的一支優秀的管理團隊，尤其是經營發展理念高度統一、積極進取而又不失風險控制的高級管理團隊。
湖州銀行在董事長領導下，通過多方努力，從大型股份制銀行“挖來”一批具有豐富業務操作及管理經營、履歷覆蓋大型和中小銀行多個部門的優秀管理和業務人員，充實到管理和經營團隊中來。在高級管理團隊層面，董事長、副董事長、行長等在公司戰略和業務發展規劃方面具有高度共識，理念和實踐步伐統一。圍繞“專門從事中小企業業務和社區服務的精品型、專業化的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推進創新與統一管理。在業務操作層面，以公司文化培育為重點，通過培訓、學習等活動，將公司發展理念融入到一線業務拓展和具體操作中。在發展理念培育的同時，通過建立科學公正的業績評價機制，挖掘員工潛力，激勵員工主動性和創造性，把實現員工價值追求與湖州銀行的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員工價值目標與全行目標一致化，在全行層面形成共同的發展理念和執行動力。
2011年，湖州銀行董事長獲得“2010中國城商行年度人物”稱號，這是對董事長個人的肯定，更是對湖州銀行積極進取的優秀管理團隊的認可。
后記
正如本文開頭所述，國內經濟形勢的復雜變化顯示出經濟發展的諸多不確定性，城商行作為“摸著石頭過河”的群體，在未來發展中面臨著更大壓力。只有積極轉變發展方式，走特色化發展之路，才能保證城商行在復雜形勢和激烈競爭中的穩健、持續發展，特色化經營是城商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微博 微信 城市社區 自治能力 創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促進群眾在城鄉社區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這些論述對社區治理能力創新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它們從客觀上提出了創新社區治理能力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必須改變治理方式，二是必須發揮自治作用。而近年來出現的微博和微信為創新城市社區治理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新平臺。
一、微博與微信的社區性
據百度百科的界定，微博，是微型博客的簡稱，是一個基于用戶關系信息分享、傳播以及獲取的平臺。用戶可以通過WEB、WAP等各種客戶端組建個人社區，以140字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實現即時分享。而微信則是一款快速發送文字和照片、支持多人語音對講的手機聊天軟件。用戶可以通過手機快速發送語音、視頻、圖片和文字。用戶可以通過“搖一搖”、“搜索號碼”、“附近的人”、掃二維碼方式添加好友和關注公眾平臺，它可將內容分享給好友，并且也能將用戶看到的精彩內容分享到朋友圈。從它們的界定可看出微博和微信都是一個基于人與人關系的信息生產、消費、傳播與獲取平臺，是一個以“我”為主導的網絡化了的人際關系超鏈接的虛擬社區。簡言之，微博與微信都是“我的”虛擬社區。社區性體現在超鏈接上，這里的超鏈接首先就是超文本鏈接，在微博和微信上，“我關注的人”與“關注我的人”隨著鼠標的點擊打開了一個個超文本鏈接，這是一種技術鏈接。其次，是在技術鏈接基礎之上的“關注”之人與人關系的人文鏈接。正是這種超鏈接他人，使“我的”微博和微信成為了虛擬社區，這也是微博和微信生命力之根本。具體來說，兩者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體性、自治性。
微博和微信首要的都是“我的”微博和“我的”微信，都是體現“我的”主體性的平臺。正是由于是“我的”，是我的責任田，是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的，“我”成為了真正的主人，因此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強力，我都會盡力維護好建構好它們，真正實現“我的”主體性和自治性。“我的”主體性、自治性體現在我的微博我的微信的每個文字上，賦予“我”以具體化的個性與特殊性，我可以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我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才思獲得別人自愿的關注，盡可能地建構更廣大的人際關系圈。正是這種主體性、自治性徹底激活了作為主體的我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催生了微博和微信的爆炸式發展。
第二，人人性、草根性。
即寫微博和上微信的門檻低，只要你識字，有手機或電腦，人人都行。正是這種人人性，帶來了大量的草根，迎來了人民大眾，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大量地發微博、上微信。這就是常說的“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有攝像機”。正是這種人人性、草根性，每個人都極易加入到我的微博我的微信中，豐富我的虛擬社區的內涵，擴展其外延，使我的虛擬社區的人數理論上可以無窮大，給我的虛擬社區帶來巨大的影響力和威力。
第三，發表快、傳播快。
發表快，是指微博和微信的內容生產速度快，微博與微信的信息只要手指一點就發出去了，不必經過層層審查的過濾，它們都是以秒為單位的直播媒體，是傳統媒體難以達及的。以微博為例，2008年汶川地震，twitter比彭博社快22秒;2009年四川綿陽地震，新浪微博比路透社快30分鐘;2011年5月，本拉登被擊斃，twitter比奧巴馬宣布消息早了5分鐘。傳播快，它又是個以秒為單位的傳播媒體。我通過自己建立的社交關系，能夠實時地、快速地去傳播內容，這是一種基于社會資本的快速傳播，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發表快與傳播快的疊加，使加入我的虛擬社區更加便利快捷。
第四，公共性、社區性。
即許多人對一事的同時關注或說圍觀，形成了真正的公共領域。它表現為微博和微信的轉發與評論功能等，通過數以萬計的轉發與評論，使某事達到其信息公開的極限，“我的”虛擬社區的外延也達到極限。微博和微信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影響”之特質使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組建社群和共同行動的能力，真正實現了哈貝馬斯所期盼的公共領域，也使微博和微信成為了名符其實的虛擬社區。在這個全新公共領域化的虛擬社區里，無數陌生人之間高強度互動，彼此之間為某事的大接力，最終形成某事圓滿解決的可能性。
二、利用微博和微信進行社區自治創新何以可能
任何事物的創新都需要條件的，這些條件成熟后常常促成創新的達成，如一種新的思想會帶來理念創新，一種新手段會帶來方法創新等，城市社區創新同樣是需要條件的，新生的微博和微信提供了城市社區創新的載體，使創新成為可能。
（一）微博和微信的自治性使城市社區自治能力的更新得以可能
從社區的詞源學來看，“社”是表示以祭祀為中心的初民共同體，反映的是社區的文化含義，而“區”是指天然的地域含義。在社區，人們與同伴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進行親密的、秘密的和單純的共同生活，就體戚與共，同甘共苦，構成了一個區域社會共同體。[1]由此可見，社區從它產生起就植入了自治的天然基因，這是一種“自發而治”。到了現代社會后，“以城市為主要代表的文明形式必然要求建立一種更能適應城市異質性與多樣性的社區形態，‘自覺而治’的社區歷史性地成為社區自治的重要形態。”[2]從“自發而治”到“自覺而治”標注著社區的本質屬性――自治性，這恰與微博與微信的特征相契合。如上所述，微博與微信具有自我建構、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的自治性，微博與微信與現實社區一樣具有天然的自治性，這種一致性為社區自治提供了先驗般的保證，因為每個微博與微信用戶都是生活在現實的社區中，微博與微信的自治“習慣”必然蔓延到網下的現實社區自治中，不僅為現實社區自治提供了心理和文化的加固作用，而且還可以說，現實社區的自治是其必然要求。
（二）微博與微信的人人性和參與性為城市社區自治提供了群眾基礎
社會自治必須要靠社區內的群眾來兌現，離開了群眾參與，社區自治不可能實現。微博和微信的人人性、草根性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其用戶。據最新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18億，而據騰訊與新浪的統計，微博與微信用戶數基本與之持平。實際上，去掉無法上網的學齡前兒童和部分老年人口[3]以及部分農村人口，城市網絡普及率估計達到80%以上，可以推算大部分市民都是網民了，都是微博和微信的用戶。而這些用戶就是現實社區中的基層群眾。實際上，網民就是最基層的群眾，走近網民實際上就是走進基層，發動網民工作實際上就是發動群眾工作。因此，微博和微信的人人性為社區自治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從網民實踐也可知，微博與微信用戶的參與意識較強，這可從微博與微信在這幾年的爆炸式發展與許多事情上的爆炸式參與得以證實，這也為他們最終參與社區自治提供了保障。
（三）微博和微信的瞬時性和公共性為城市社區自治提供了時間和機會的保證
眾所周知，每個生活在社區的居民都知道建設好本社區對自己的重要性，每個人實際上都有參與的愿望，但是現代社會城市生活節奏飛快，人們整日為生計疲于奔命，這制約了他們，使其難以抽出時間來參與社區自治，這的確是社區自治過程中遇到的棘手難題。微博和微信出現后，為解決這種難題撕開了缺口，因為社區中的許多事情完全可以通過微博與微信這一公共性平臺隨時進行網上解決，不必花費整段的時間，人們可以利用上下班縫隙的碎片化時間即時參與社區自治，滿足了參與欲望，提供了參與機會，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社區中存在的問題，帶來社區自治參與手段的更新。
三、利用微博和微信進行社區自治創新如何可能
什么是城市社區自治？在我國目前的語境下，既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管理與社區管理的簡單割裂或沖突，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區自治組織的自主管理，而應該作如下界定：所謂城市社區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干預，社區各種利益相關者習慣于通過民主協商來合作處理社區公共事務，并使社區進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約束的過程。[4]其中自治的主體是社區居民，自治的客體是與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社區公共事務，自治的方式是民主協商。由此，利用微博和微信來治理社區可通過以下路徑進行。
（一）布局奠基于社會資本的微博與微信關系網絡，形成“網絡統一戰線”
要發揮社區居民利用微博與微信參與自治的作用，首要當然是建立社區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微博與微信的關系網絡，這又要靠居委會、業委會等自治組織把社區居民的微博與微信聯系起來，開通居民微博和微信與居委會、業委會的微博和微信的網絡直通車，居委會、業委會可通過張貼二維碼、業主論壇公布賬號等方法把自己的賬號告訴本社區居民。由于微博與微信現在都有了GPS定位功能，居委會、業委會可通過搜索附近人的功能與更多的居民結成互為粉絲的超鏈接。此外，由于居委會、業委會對本社區居民的相關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可有針對性地上門一對一做工作，讓一些重量級居民加入本社區的微博與微信中。總之，通過各種辦法盡可能地與社區居民結成微博和微信的“網絡統一戰線”，形成自治的強大群體基礎。一旦與社區居民結成“網絡統一戰線”后，就要積極地創造條件在彼此之間建構社會資本。所謂“社會資本就是存在于由個人或群體編織出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資源，是社會關系網絡中一切有利于個人或群體的無形的關系資本，主要表現為信任、規范和網絡等”。[1]這恰恰也是當前社區自治急需的資本。由于各方都與社區的利益結成了共同體，因此彼此之間易于建構社會資本，最主要的是要多溝通與互動。一旦“網絡統一戰線”各方建構起雄厚的社會資本，那么各方共同參與社區自治就水到渠成。
（二）建構奠基于有限理性的民主協商機制，實現從“被組織”走向“自組織”
1919年，美國著名社會活動家和社區工作者瑪麗?福萊特提出“社區是一個過程”的新命題，該命題實質上是說，一個“秩序良好”（羅爾斯語）的社區是各方積極參與建設的動態過程，這對社區自治具有指導性。過程性保證了社區的發展性，也說明了社區的發展不是任何人或組織說了算的，任何人或組織都無權成為終極真理的掌控者，社區的發展來自于參與各方的民主協商。民主協商是對各參與方主體地位的尊重，對于調動各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由于各方都受有限理性制約，因而也不得不采用民主協商的方式。所謂有限理性，最早是由阿羅提出的，他認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2]有限理性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西蒙。他認為，人們只能在決策過程中尋求滿意解而難以尋求最優解，“行為主體打算做到理性，但現實中卻只能有限度地實現理性”[3]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論是從群體行為角度出發，認為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組織中，人從來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為是人與人、人與組織相互影響、整合的結果。[4]正是由于有限理性，所以必須發揮眾人智慧，進行民主協商，社區自治實際上正是參與各方通過民主協商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正是在這種民主協商過程中，每個人變被動為主動，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自治中，實現了從“被組織”到“自組織”。但在現實中，正如上文所述，這種民主協商由于受居民時空限制，往往難以進行，微博和微信出現后，由于打破了時空限制，而且每個微博和微信用戶都是真正作為主體而呈現的，因此，居委會、業委會可把相關事宜先放到微博和微信上，讓居民間充分進行實時和延時的協商，然后對于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再延伸到網下當面協商，通過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真正實現社區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