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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信息賞析八篇

發布時間:2023-09-25 17: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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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信息

第1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消費心理

自2008年下半年,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并迅速向實體經濟蔓延,導致世界經濟進一步下滑。此次金融危機對長期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國經濟必然產生重大影響,國民的消費心理和行為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分析與解讀這些變化,了解人們的消費趨勢,有助于決策部門更準確把握市場,采取引導消費的有效措施。

危機意識加劇且消費需求緊縮

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端,首先是石油等資源價格不斷高漲,推動住房、食物等商品價格連續上漲,繼而引發通貨膨脹。之后,沖擊實體經濟,引起實體經濟下滑,金融系統岌岌可危,進而轉為通縮。一些工商企業的正常運轉由于失去了資金支持相繼宣告破產,或大量裁員,致使失業率上升。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許多國家和個人的財富大幅縮水,造成人們對經濟發展預期信心不足,消費的危機意識加劇。財富的減少,引發人們對收入增長的擔心,從而抑制消費需求。

首先表現為信貸消費、借貸消費等超前消費延緩或終止。金融危機的性質決定了受其影響較大的必然是金融以及與金融關聯度較高的房地產、汽車等行業。有關研究顯示,一般人的現金消費額度一旦超過其月收入的6-8倍時就難以發生,因而在現代社會大額消費往往需要依托信用貸款來支撐。就中國人而言,“先消費,后付款”的信用消費發展前提是對自己未來收入具有良好的預期,而此次危機恰恰強化了人們對未來增長的擔憂,因而對各類信用消費都會產生抑制。

其次,娛樂性、享受性消費萎縮。據調查,藝術品市場遭受重創,出現畫廊縮小規模,開始出租,甚至暫時休業的狀況;全國不少城市陸續出現健身俱樂部倒閉的現象;投資者和收藏者均出手審慎,藝術品交易拍賣額銳減;旅游業方面,受多重不利因素影響,同比出游人數減少,行業收入下降。

消費決策周期延長且理性消費行為日漸明顯

如何使有限收入的合理化利益最大化是消費者面對危機需要理性決策的重要內容。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應對各種危機通常會產生適應性反應,即所謂應激性反應。影響消費決策的因素較多,如購買需要、商品信息、營銷策略等,金融危機使許多因素變得不確定,對市場的預期也變得模糊不明,使得消費購買決策周期相對延長。

某項調查表明,購買私人轎車的多數人決策周期在6個月左右,但在危機之前購車家庭的決策周期遠比想像中要短。調查顯示,被訪者對“從您家開始決定買車到最終購買,大約需要幾個月”問題的回答,最有代表性的決策周期是6個月,26.7%的購車家庭決策周期正好是6個月,同時累計有74%的購車家庭是在1-6個月內完成購車。危機的到來,使市場動向、價格等影響消費的重要信息常常處于變動之中,這就使購買決策更加審慎,非理性消費、隨機性消費減少,隨用隨買的理性消費行為已成為多數居民的主要消費方式。雖然危機造成商品價格漲跌變化,但人們對此已有較強的承受能力,已能較為理智地選購商品,按需選購成為消費的主流。人們憑借自己的消費經驗和對各種消費信息的分析判斷,在眾多的商品和服務當中進行理性的選擇。謹慎消費已成為當前消費行為的明顯特征。

網絡購物、租賃等新的消費方式呈增長態勢

隨著電子經濟發展,網絡購物比較省錢,比真正實體店一般情況下要便宜1/3,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網絡購物,其崇尚的原則是能省則省,精打細算。網絡環境下消費者無須走出家門就可做到“貨比三家”,他們經常大范圍地進行選擇和比較,以求所購買的商品價格最低、質量最好、最有個性。

同樣,對那些積蓄不多,但又對某些高檔商品有消費需求,租賃就成為不錯的消費選擇。如名牌高檔時裝、背包等,如果花一大筆錢只能消費較少的件數,但如果租賃,花同樣的錢就可以消費更多的款式與數量。

發展性消費成為熱點

面對危機,多數人將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尋求職業的穩定。為此,用于提升自我價值的文化性消費將進一步增加。為提高自己業務水平、學識和修養,人們會自動尋找學習和進修機會,以不斷給自己充電。

危機也預示著機遇。在危機中如何發現機遇,也是人們面臨的新問題。如面對全球范圍的經濟波動,大眾了解經濟現狀的需求和對未來走勢的關注空前高漲,使得原本只有專業人士關注的經濟類圖書成為人們尋求答案的重要工具。

結論及建議

盡管調查表明金融危機并沒有影響到普通居民的日常消費,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鄉鎮農村居民,購物心態依然平穩。商場、超市的食品類、基本生活品類消費仍舊旺盛。但由于金融危機降低了部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以及居民的收入預期,使人們的消費傾向、購買決策、消費方式及消費心理都發生一定變化,在某些領域出現消費需求收縮、消費疲軟的趨勢。

因此,我國應一方面制定更多的惠民政策,增加國民的可支配性收入,加快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中國人的傳統消費習慣是“量入為出”,中國人的高儲蓄率表明中國人不敢消費,其原因并不完全是因為沒有消費能力,而是因為社保水平較低,居民不僅要存錢防病,還要存錢防老。對我國而言,擴大內需的根本宗旨是富民為本,強化公共服務,給老百姓以經濟安全的底線,這樣才能釋放居民心中的消費壓力。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與職后教育。經濟放緩期一般是教育發展的好時機。當高等教育不再是就業的“金鑰匙”,職業技術教育和職后教育必然成為教育消費的重中之重。

同時,還要培育和發展新的消費熱點和領域。目前,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正處于從溫飽型向享受型、審美型發展。盡管危機的到來,使人們的超前消費受到抑制,但消費欲望具有慣性,休閑、娛樂、審美是人們的基本需求,只要引導正確,服務到位,休閑、旅游、娛樂等必然在促進經濟復蘇中扮演重要角色。

參考文獻

1.田迎新.私人轎車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行為.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7(4)

第2篇

關鍵詞:次級抵押貸款;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4-0047-03

一、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動態博弈關系

“金融創新一金融風險一金融監管一金融再創新”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金融創新會打破金融環境原來的均衡狀態,產生新的風險,使原有的監管措施失效。如果金融創新的信息披露充分、風險管理有效、監管到位,金融創新仍然是規避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途徑,否則金融創新就可能帶來金融脆弱性、危機傳染性和系統性風險。因此金融管理當局應及時調整監管對策,對金融業實行新的管制,在對金融創新本身進行安全和慎重評估的基礎上采取一些新的監管措施來保證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是動態的“博弈”過程,金融發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創新作為動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強金融監管以維護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業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就這樣相互作用,作為一對矛盾統一體,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共同促進金融改革的深化。

二、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美國金融監管的問題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有深刻的宏觀經濟背景,但在次貸危機的升級和擴散過程中,金融創新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圍繞金融創新過程,形成了一個由各類機構和個人組成的利益關系復雜、環節過長的鏈條,但風險監管卻未能很好地與之進行匹配。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多元性對于復雜的結構性產品,要做充分的風險揭示,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金融管理當局的監管態度滯后于金融創新的發展水平。對次級抵押貸款產品的風險認識不夠,控制不當,監管不嚴,對此次危機的爆發及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過程中。幾乎各個環節都存在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背后,則是金融監管體制的漏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 對房貸機構發放次級貸款。沒有采取必要的監管措施

不可否認,次貸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借貸者自身的疏忽或不負責任的消費沖動導致的,但金融機構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放低借貸標準,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吸引一些還款能力和信用水平不那么好的客戶,次級抵押貸款的高風險性也伴隨著其易獲得性而來,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只顧極力推銷這些產品,而有意忽視向借款人說明風險和確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這些不審慎的行為埋下了風險隱患,導致了危機的形成,并加劇了由此造成的損失。在這個過程中。相關的金融監管部門幾乎什么措施也沒有采取。早在2000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Edward M.Gramlich)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前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之后也多次提醒美國監管當局次貸中存在的潛在危機。遺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監管當局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

2 對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的行為基本沒有監管,對證券化項目的發行注冊流于形式

現在人們都在責備信用評級機構的失職行為,因為它們沒有盡職盡責、客觀公正地對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進行信用評級,但為什么信用評級機構的這種做法能夠暢行無阻?以次貸作基礎的證券化產品在向美國證監會注冊時,監管人員為什么不提醒、不揭示風險?這些問題僅用監管失職是不能解釋清楚的,它背后存在著監管體制的缺陷。因為對信用評級機構的活動。實際上是不監管的,現行監管制度并沒有規定由誰去監管,怎樣進行監管。證券發行有注冊制度,但監管部門審什么,未盡職應負什么責任。則沒有明確的規定。

3 與商業銀行相比。投資銀行以往所受的監管較少,投資銀行活動基本沒有監管

在次貸危機形成的過程中,投資銀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它們把次級房貸做成證券化產品并向投資者推銷,投資銀行是知道這些次級貸款的風險的,他們應該向投資者說清楚,特別是經過多梯次證券化搞出來的CDo產品,投資者根本無法了解其基礎資產的信用狀況。投資銀行更有責任說明情況。但是,投資銀行并未這么做,而是以賣出產品為最高目標。對此,證監會是有責任的。但是,證監會也覺得冤,因為房貸機構并非它所管,基礎資產不好,衍生出來的產品怎么能好呢?同時,在公司層面,投資銀行也未能很好地解決激勵與約束問題。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在上市之前都是合伙制企業,只做中介業務,是金融服務提供商,幫助買賣證券、收傭金、IPO、發行債券等,后來從中介服務商變成直接投資者,杠桿率高達30-40倍,慢慢變成金融投資家了。它們上市后,合伙制時候的薪酬制度保留了下來,但公司治理卻沒有跟上。導致管理層的冒進式創新。

4 在次貸危機發生的初期,相關監管部門沒有協調步伐。共同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失去了最有利的危機處置時機。

次貸危機是2007年7月份爆發的,但是,早在年初就已經有了明顯的跡象。當時美聯儲、證監會都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這當然不是因為這兩家監管機構對此事一無所知。而是因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承擔什么職責并不清楚。從引起次貸危機的直接當事者來說,有房貸機構、投資銀行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投資者,這些機構分別由多個監管部門監管。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因為證監會并不清楚房貸資產的風險,繼續允許次貸支持證券上市,給市場一種產品安全的信號。當危機開始出現,一些對沖基金面臨破產時,因為聯儲不承擔對這類機構的救助責任,對沖基金無力應對而破產,進而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盡管后來聯儲采取了果斷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金融動蕩,但已經錯失有利時機。

三、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滯后于金融創新的發展

(一)多頭監管無法適應金融混業經營和金融創新的發展

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標志著美國金融業進入混業經營時代。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采取的是“雙重多頭”金融監管體制。“雙重”是指聯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監管的權力;“多頭”是指有多個部門負有監管職責,如美聯儲、財政部、儲蓄管理局、存款保險公司、證券交易委員會等近10個機構。這樣的格局雖然可以保證金融市場享有金融創新所必備的民主與自由,使每一個監管者形成專業化的比較優勢,但是多頭監管導致了監管重疊和監管真空。次貸證券化過程中有眾多的不同類型的機構

參與,需要各監管機構高度協調配合。監管機構過于龐雜就會出現協調和配合問題,更容易出現監管漏洞。例如,次貸證券化過程中的CDo和CDs這類金融衍生產品,一直沒有明確的監管主體,以至于沒有誰去管。監管部門的多頭和監管標準的不統一,不僅犧牲了監管效率,也使美國錯失了處理次貸危機的最佳監管時機。次貸危機促使美國檢討原有的監管體制,于2008年3月底出臺《現代化金融監管架構藍皮書》,計劃通過三個階段的變革最終建立基于目標的最優化監管架構。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美國在金融監管體制方面的問題,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監管體制必須與其經濟金融的發展與開放的階段相適應,不管監管體制如何選擇,必須做到風險的全覆蓋,不能在整個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創新鏈條上有絲毫的空白和真空,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由于金融市場不斷發展而帶來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二)監管當局過分相信市場的力量和金融機構的內控能力

房地產泡沫不斷膨脹的時期,正是美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對金融創新監管最少的時期。如果因為懼怕風險而對金融創新一味限制,會制約金融機構管理和控制風險的能力,但對于金融創新放任自由,任由商業機構自己控制風險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美國金融監管當局高層遲遲未能對外界關于次級抵押貸款問題的警告做出反應的原因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多數監管人員過度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原因有以下兩方面:一是由于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二是由于金融機構只對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無限擴張的行為容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有效的外部監管安排不僅能夠有效避免對于融資活動和信貸市場的破壞作用,確保泡沫破滅或進行調整時,整個金融體系的核心能夠經得住考驗;還能夠確保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的改進能夠與金融創新和市場變革同步。

四、加強和改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的對策建議

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金融創新不是萬能的,有它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監管體制不能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則易發生金融風險。我們要深刻思考金融創新和風險監管的關系。我們不能因為危機的發生就阻止繼續創新,過去的金融創新主要是金融產品的創新,但必須加強監管,加強對這種創新的風險節制。加強和改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資本充足率。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在于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產品轉移風險的特性導致了市場上次級債券規模的失控。因此,需要加強對創新產品的監管。提高結構信貸和證券化產品的資本充足率,以有效控制創新產品規模的非理性擴張,減弱銀行和金融機構利用監管漏洞獲利的刺激,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

二是增加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結構和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正常運行:

三是提高創新產品估值水平,正確反映創新產品的風險收益:

第3篇

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很長的時間,可以說目前世界經濟發展已經步入了后金融危機時代。首先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漸漸平穩,很多國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漸漸回轉。但是不能夠忽視的是,對于世界經濟經濟發展而言,還存在著很多的不穩定因素和偶然因素,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極其不良的影響。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僅需要謀求生存和發展,在市場中站穩腳步,還需要能夠抓住發展機遇,站在國有企業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全面的思考。想要達到以上內容,我國的國有企業就必須要進行改革,薪酬制度改革便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重點,直接影響著我國國有企業面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和企業本身具有的市場競爭力。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國有企業薪酬管理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很多國有企業并沒有認識到薪酬管理改革的必要性,仍是沿用以往的薪酬管理制度。盡管有一些企業對其進行了改革,但是也只是外表的變化而已,沒有對國有企業薪酬制度的根本進行轉變,導致改革并沒有取得良好成效。

(一)薪酬計量方法陳舊

我國國有企業對于企業員工薪酬的計量過于老舊,已經不能夠滿足現代化企業發展對于員工薪酬計量的需求。我國的國有企業對于企業員工薪酬管理工作的開展,一般情況下都是依據企業員工所擔任的崗位,企業員工的任職年限還有企業員工的學歷背景等等,將企業所擁有的員工進行等級的劃分,不同等級有著相應的薪資發放標準。現代化企業管理理念要求,企業員工薪資的發放必須要與企業員工的工作成效相聯系。但是進行實際調查發現,我國國有企業沒有將企業員工薪資的發放與績效考核相融合,即便是有些國有企業能夠進行績效考核,考核也只是趨于形式,沒有將考核具有的意義全面的發揮出來,對于薪酬制度改革也沒有任何幫助[1]。

(二)薪酬管理困難重重

我國的很多國有企業在薪酬管理方面不能夠具有獨立性,會受到上級單位或者是相關政府部門的限制,導致很多具體的方案國有企業沒有權利進行落實,最終產生的不良結果就是國有企業的薪酬管理工作與市場需求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國的國有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的一定的問題,沒有明確的考核制度,卻能夠將企業員工分成優質和劣質兩個等級,并且“優質”員工本身有一定的自我優越性,對被視為了“劣質”的員工進行排擠等,這樣對于國有企業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薪酬管理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導致薪酬管理工作不能夠良好的、全面的落實,國有企業員工存在不公平的待遇,這樣也就使得企業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受到影響,員工本身具有的綜合素質也會降低,這樣長此以往國有企業很有可能面臨著倒閉的危機。可以說該原因也是導致我國國有企業在很多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原因,因為企業沒有很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激勵機制缺乏

國有企業受以往薪酬管理制度的影響,對于工資的發放并不是依據工作人員的工作成效,而是根據工作人員的資歷輩分,按勞分配不能夠在國有企業中全面的展現。國有企業必須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給予企業員工更多的晉升機會,同時也使得員工能夠存在危機意識。在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如果員工工作態度積極,并且為企業的發展做出了眾多的貢獻,那么企業員工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物質獎勵和晉升機會。當然如果企業員工工作態度消極,對于自身的工作不能夠投入太多的經濟,并且工作成績十分差,那么就必須要對企業員工做出相應的物質懲罰,甚至可以對其所處的崗位進行降級。如果企業不能夠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那么必定會使得企業的監督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缺陷,會對企業發展造成極其不良的影響。

國有企業管理由企業管理人員一人獨攬大權,導致管理工作不能夠具體化、全面化,同樣對于國有企業薪酬制度管理也是如此。對于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監督管理力度不強,同樣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需要對上級管理部門做出相應的承諾,確保企業生產經營能夠完成預期的計劃,責任和權力明確的落實。但是在企業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因為對于企業的管理力度很差,導致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承擔的責任不能明確,一旦企業生產經營不能夠達到相應的標準,相互推卸責任的情況屢見不鮮,責任對于企業管理人員沒有太多的限制,及時不能夠完成計劃,高層管理人員也不會承擔相應的風險。

二、促進后金融危機時代國企薪酬管理改革策略

(一)提高薪酬激勵作用的認知

相應的科學數據調查研究發現,良好的激勵制度能夠將企業運用具有的潛力充分的激發出來,所以,企業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就必須要建立和健全企業的激勵制度。薪酬激勵是一種具有良好成效的激勵方式,對于調動企業員工工作熱情有著積極的影響。薪酬激勵的中心點是激勵二字,使得企業管理人員能夠更好的對其進行控制,而且激勵機制的成效也是能夠對其進行衡量的,如果國有企業能夠將激勵機制的意義全面的發揮出來,那么,必定會使得企業與員工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薪酬激勵也漸漸成為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對于提升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有著積極的印象概念股。企業工作人員得到薪資報酬,不僅企業對于企業工作人員勞動結果的肯定,同時也是企業工作人員未來薪資報酬的預想,保證其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能夠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二)重點建設與薪酬分配緊密聯系的績效考核體系

薪資報酬的發放,激勵機制工作的開展必然離不開相應的績效考核工作,所以,國有企業必須要根據企業工作崗位的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科學的、規范的績效考核體系,從而為激勵機制工作的開展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企業員工的績效考核數據是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工作開展的重要基礎,對于增強國有企業薪酬管理水平的提升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國的國有企業必須要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不僅僅需要重視績效考核體系的建立,還要保證考核工作確切落實,并且對員工及時的兌現績效考核成果應當賦予的獎勵和懲罰,保證考核體系建設并不是形同虛設,具有實際意義[2]。

(三)科學設計各種類型人員的薪酬

薪酬體系設計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創建完善并且良好的薪酬分配方案是十分不易的。在實際創建過程中,需要考慮各個分類因素之間的均衡性,不僅要體現我國勞動市場薪資報酬的指標,同時,還要體現國有企業本身激勵機制具有的特點。一些企業在確定企業員工的薪資報酬時,需要考慮其所在的職位,企業員工的素質和資歷,還有企業員工的工作成效。工資的整體結構也是與之相對應的,主要分為三部分:企業員工的崗位工資,企業員工的個人技能工資以及企業工作人員的績效考核工資,我國的國有企業也應如此,同時,還要更加深入的思考。因為相同崗位人員,他們的個人能力和對企業發展做出的貢獻也會有所差異,如果薪資報酬平等那么對于企業員工工作的積極性會有影響,所以,對于企業不同工作人員的薪資報酬都要進行科學的設計,保證企業員工的薪資報酬與企業員工的付出相符合。

第4篇

一、引言

2007年9月美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已經引起全球性的連鎖反應,信貸危機從美國擴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著158年歷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林證券、貝爾斯登公司被收購,高盛、摩根士丹利轉為銀行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獲政府贊助,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美國破產的銀行已達13家,一些專家預計2009年美國可能會有超過100家銀行倒閉……歐洲也是這次危機的重災區。英國的北巖銀行、賓利銀行面臨倒閉,比荷合資富通銀行、比法合資德克夏銀行等多家歐洲金融機構相繼陷入困境。日本也出現首家破產金融機構――大和生命保險。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告訴人們金融危機漸入。

由于我國的主要出口國市場美國、歐盟和日本是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受影響者,而各大銀行的倒閉讓我們不禁對信用證結算方式的安全性提出了質疑。這樣的大形勢意味著這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國際貿易結算風險也逐步加大。對于我國偏愛使用信用證作為結算方式的出口商來說,熟悉信用證結算方式存在的潛在風險,發現問題、找出對策,才能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克服困難,不斷發展壯大自己。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使用信用證結算方式的新的潛在風險

在信用證的結算方式下,由于銀行充當了買賣雙方的保證人,緩解了雙方互不信任的矛盾,以其獨特的優勢被視為是一種安全可靠、風險相對較低的結算方式,深受我國許多出口商的青睞。據統計,目前我國大約60%的出口貿易是通過信用證結算的。為什么我國的商人如此偏愛信用證這種結算方式呢?因為在他們眼中,信用證以銀行信用代替了商業信用,給出口商穿上了保護衣。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在發生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前,我國企業的出口貿易在普遍采用信用證結算的情況下,平均壞賬率卻仍然高達5%-10%,平均賬款拖欠時間長達60余天。這就說明,采用信用證的結算方式也并不是十分安全的,只是和建立在商業信用基礎之上的賒銷交易(O/A)或者付款交單(D/P)或者承兌交單(D/A)相比是相對安全的。在當前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對信用證結算方式的安全性提出了新的挑戰,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根據UCP600,信用證是指任何安排,不論其如何命名或描述,該安排是不可撤銷的,從而構成開證行對相符交單作承付的確定承諾。這就意味著只要受益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做到相符交單,開證行就必須按照信用證規定的金額付款。但是如果信用證的開證銀行或保兌銀行的資信能力出現問題,甚至倒閉了,出口商就有可能收匯沒有保障,信用證在這種情況下只是一張廢紙。

第二、由于目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價格走勢難以捉摸,所以進口人在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證時會讓一些開證銀行在信用證中添加限制性的、不確定性的、不合埋的約束性條款,給以后拒付或者免除付款責任留有余地。當某種商品的市場行情跌落,進口人就會示意銀行拒絕付款贖單或者要求給予價格優惠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第三、由于目前經濟不景氣,很多進口商由于本身的資金鏈問題、訂單量縮小等問題,會出于自保把損失和風險轉嫁給出口商,拒絕提取信用證項下的貨物。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對于出口商來說理論上只要提交的單據符合信用證的規定,單據之間表面也一致就可以要求銀行付款。但是,有的開證行為了能自保,會配合進口商在單據中提出無理的不符點從而達到拒付的目的。上世紀90年代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很多東南亞的銀行就采用這一招以自保。當時香港、新加坡的銀行的信用證項下單據的首次拒付率高達80%以上。因此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信用證結算是一種純單據的買賣,銀行處理的只是單據,而不是與單據有關的貨物、服務或履約。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單據不是虛空的,而是和貨物市場緊密相關的,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還是會盡可能的轉嫁自己的風險。

第四、出口商敘做出口押匯存在著更大的難度。出口押匯是在信用證業務項下議付銀行向出口商提供的一種短期的融資。出口商在貨物裝運后將符合信用證要求的單據交給銀行,銀行憑此進行融資,然后將單據寄開證行索償,貨款收回后便可償還貸款。但議付銀行辦理出口押匯時同樣面臨著來自開證行的風險,如開證行倒閉。因此,銀行對出口信用證作押匯時總是會選擇資信良好的開證行開來的信用證,而不會選擇存在外匯短缺或有嚴重經濟危機的國家和地區開來的信用證,除非該信用證已由第三國信譽良好的銀行加具保兌或確認償付。上世紀90年代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A銀行開給山東B企業信用證,購買一批服裝,金額為USD20000,價格術語為CIFPUSAN。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A銀行4次惡意退單,我C銀行經過四個月的艱苦交涉,來回幾個回合,才收回貨款。

三、應對信用證結算方式新風險的對策

(一)認真去了解開證行的資信

由于信用證自身的性質是開證行對受益人做出的一種書面承諾,只要受益人在一定期限內提交符合信用證規定的單據,開證行就保證付款。因此若要使信用證結算對受益人是安全的,那么受益人首先要去了解開證行的實力和信譽如何,這對出口人而言能否順利收匯、能否敘做出口押匯業務是至關重要甚至生死攸關的。在金融危機未發生之前,廣大出口商會對來自非洲、南美、東歐等地區的信用證倍加小心甚至拒收,對來自美國、歐盟等國的銀行開來的信用證基本上持歡迎態度。比如,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把美國國家風險定為A2級,這就意味著風險很小。但是這次金融危機正是從美國爆發并席卷全球的,眾多銀行的資信都發生了變化。這就要求出口商不能以一成不變的眼光對待這個問題,簡單地認為只要是歐美等國銀行開來的信用證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作為出口商,如果您的貿易伙伴所在國正在發生金融危機,那您就必須關注那里的最新動態,關心您的信用證的開證行是否屬于有問題的銀行。

(二)加強對客戶資信以及貿易背景的審查

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口企業為了盡可能的安全收匯,必須要對對方的資信以及貿易背景進行審查,做到知己知彼,防患于未然。即使是采用信用證的支付條件下,這也是很有必要的。企業不能因為目前出口的大環境不太樂觀就一味地遷就客戶。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在選擇客戶的時候應做到寧缺毋濫,學會放棄。對業務中有疑點、金額大、期限長、貿易背景比較復雜的信用證業務,應進行重點調查,了解合同是否合理、信用證有沒有及時來歷、由于目前的經濟環境不甚樂觀、市場風險較大,而國內不少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能力尚有欠缺,因此應避免出口的盲目性。

第5篇

>> 美國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法教學的新特點 國際經濟在金融危機后的格局 金融危機下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及其影響 試析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格局 從金融危機看國際貨幣體系 后金融危機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及啟示 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從深圳看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與企業突圍 從國際金融危機看當代青年對《資本論》的熱捧 淺析后金融危機時代服務貿易壁壘的新特點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及發展趨勢 從美國的“蛇皮戰略”看金融危機實質 從金融危機看風險的傳染與轉化 從金融危機看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 從美國金融危機看公允價值的運用 從信用角度看金融危機 從虛擬經濟看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的新特點及中國的應對策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及中國的戰略選擇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新特點和趨勢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4]王琛:《金融危機提速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進程》(2008-11-17)

[5]孫洪波:《國際金融危機對西半球國際格局潛在影響》社科院網站

[6]趙青海:《2008: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前行》《半月談》,2008年12月24日

[10]張世平:《金融危機?國際格局與中國安全》,《中國國防報》2009年7月21日。

[11]張世平:《金融危機?國際格局與中國安全》,《中國國防報》2009年7月21日。

[12]李興:《危機與國際格局》,《中國財經報》2009年7月10日。

[13]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國際格局》,《光明日報》2008年12月24日。

[14]趙青海:《2008: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前行》《半月談》,2008年12月24日http:///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15]參見葉自成:《對中國多極化戰略的歷史與理論反思》,《國際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16]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

[17]引自佐佐木優:《伊拉克戰后美國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專家的美國政治理想》,日〈世界周報〉2003年5月20日;

[18]亨廷頓:《孤獨的超級大國》,美國《外交》雙月刊1999年3―4月號。亨廷頓:《正在形成的另一種世界秩序》,泰國《曼谷郵報》2001年1月28日。

[19]轉引自賴斯:《多極世界不能促進和平》,賴斯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講話稿,2003年6月26日。

[20]錢文榮等:《專家點評:調整震蕩凸顯全球多極化趨勢》http:///world/2008-12/25/content_10555318.htm

第6篇

國際金融法是調整國際貨幣金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學者指出,國際金融法是現代法領域中的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紀律,其不是分散地方性法律組成的體系,它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金融與國際的結合造就了國際金融關系的獨立性與調整對象的特定性。近年來,金融全球化全面加深與擴張,國際金融法不論是內容或是效力也得以蓬勃發展。

1.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逐步提升國際金融法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制定了明確的規則,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調整和規制著經濟運作。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勢必對國際金融法也產生重大影響。可看到,隨著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在現代國際經濟關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法律調節者的角色,特別是次貸危機以來,更是引起了國際經濟法學界的熱議,對其研究逐漸成為熱點。有學者就指出,上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學的熱點是國際直接投資;而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經濟法學的中心開始向國際金融法轉移。無論在實務還是理論界,國際金融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逐步的提升。

2.國際金融法的內涵深刻變化金融全球化深刻改變了傳統國際金融的內外面貌,國際金融的出現伴隨著金融管制的取消或放松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向國際投資者的開放。從此,本國的居民和非居民可以享受同等的金融市場準入和經營許可待遇。而金融機構實施跨國經營戰略之后,國際化程度也可以提高。國際金融領域突飛猛進的發展,帶來的諸如無紙化、網絡化、系統化等新變化,對傳統的各國監管體制及融資理念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資金越來越成為一種現代經濟流轉必須的血液,這使得現今金融體制再也不是以往處于實體經濟的附屬地位,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能夠獨立于甚至一定程度上背離實體經濟,更顯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虛擬性、符號性特征。金融市場的逐漸交融也帶來了某些國家在經濟方面的霸權,這種情況下,國際組織及相關國際機構所制定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也試圖在維護國家經濟,維護公平互利方面加大努力。

3.國際金融法的結構更趨合理從國際金融法的發展來看,圜于貨幣的地域性及發展的差異性,其開始時主要存在于國內私法性立法,在國際法制及公法性質規則方面非常欠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以下兩個方面都有所改觀。一方面,由于金融法的融合,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之間出現了滲透與銜接,金融全球化的范圍與內涵在廣度與深度方面的發展,促進了各國金融新規范的應運而生,國際金融合作也大幅增加。在國際金融條約和慣例的修訂方面也大有進展,在保證國內金融的基礎上增加了與國際的接軌,出現了很多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互協調的慣例和規范。另一方面,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輔相成。私法調整微觀金融交易關系,公法對宏觀金融關系進行管理。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互滲透,互相補充,覆蓋面不斷增大,調整范圍擴張,使國際金融法規范結構不斷細致化、全面化,更好地協調國際金融關系。

二、全球化下國際金融法的現實問題

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金融法制的發展呈現出喜人的勢頭,但在這種良好態勢的背后,依然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國際金融法律制度滯后金融危機全面大范圍爆發,乃是法律制度的滯后性缺陷造成的,是在單純實體經濟下制定的法律無法適應于虛擬經濟的相關要求而引發的危機。從目前來看,國際金融法制的滯后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在國際金融秩序維護方面,相關條約規則較少,因而遇到國際金融危機無法有效維護國際金融的正常秩序,以致使金融市場會產生動蕩的局面。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應對方面,國際金融法缺乏較為完善的法律應對機制,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風險的處理方面達成的國際規則不多,而且即使達成,其內容也較為抽象,根本無法為得以落實和有效處理,對危機的法律支持服務缺失嚴重。其三、在國際金融危機防范上,國際金融法中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少且內容抽象,加上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難以為金融危機防范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另外,從主要形式上,很多國際金融協定都是以“諒解備忘錄”出現,這僅是一種意向性的規定,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另一種形式即“相互法律協助條約”,也并非對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方面的專門文件,對金融危機的防范作用也相當有限。此情況下,國際金融相關法律條款的稀缺與滯后性,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毫無疑問的顯現出來。

(二)國際金融法的效力分散

從國際金融關系的實踐可以發現,國際金融法的效力與作用發揮,始終是在國內與國際機構及部門之間彼此合作與競爭的范圍內展開的,而此過程中,全球的規則與標準就成為這種相互交往作用下的產物。通過這樣的過程,國家的監管機構主要負責規則及參與國際團體標準的制定,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被透過一致性共識予以運轉,其成員(即國家監管者)負責執行國際立法的產物,而國際金融機構的主要參與者則承擔檢驗與評估符合國際標準的最佳做法。由此,國際法的上所謂國際與國內的劃分在國際金融法中可能并無依據。但是這樣的體制,也帶來了國際金融法效力的分散問題,以至于由于各個國家在金融上所持強硬的態度,因此國際金融法一直被認為是弱法。各國都建立了屬于本國的金融制度,從國際金融法視角來看,這種規范效力就分散開來。不可否認,國家金融對每個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各國采用最利于本國的金融監管制度無可厚非,但因此就極易在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與方式上產生差異,監管的矛盾與沖突也時常產生。如世界各國的銀行對于風險評估在要求與標準上如果存在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問題將會給金融監管造成很大的漏洞,不但會使得不同的金融機構的發展不平衡,而且也將帶來國際市場的非公正秩序,進而使得國際金融與經濟的良性發展受挫。[9]現行國際金融法由于合作性缺乏造成權利的分散性,不利于國際金融法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與改進,同時各國金融合作的缺少同時也不利于世界經濟的推進與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的力度不足

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劍橋學者提出了“軟法”概念。然而對于什么是“軟法”,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對于國際金融法而言,其軟硬性無法簡單下結論。就國際金融監管法律方面的規范性質為例,可對其分出所謂“軟法”與“硬法”部分。前者主要是指那些可以由國家強制力得以保障實施的法律規則,任何對其的違反都可以通過相關國際規則達成救濟與解決;而后者,其是那些結構松散且在效力上無法得到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的法律,其并不能產生對社會的實際效果,因此其一般都比較靈活,在適用中也有很大的隨意性與自由度。通過巴塞爾協議及一些國際組織規范,雖然在類似上述金融監管方面已經存在了各種法律,但其中很多規則中并沒有正式的法律規定,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政治口號,因此由于這樣的一些規則,國際金融法被定義成“軟法”。應承認,作為軟法,雖然在靈活性方面較高,但其在國際金融秩序中,各國對其在涉及一些重大利益關切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矛盾。本文認為,國際金融的發展,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律為支撐,不斷變化的國際金融秩序的維系與持續,必須依靠“硬法”的作用進行維護。單單只靠軟法的靈活調節,并無硬法保證,國際金融秩序將難以維系長久平穩與健康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應對全球化的完善出路

(一)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加大

全球經濟危機情形下,國際上對此做出了各種不同的嘗試,但重心幾乎都定位于在全球金融法律制度的規制改革上。缺乏統一監管,將導致全球經濟體系風險的增大。因此,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改革也逐漸浮出水面,世界經濟體制也越來越將中心放在此方面。加大金融監管力度,不僅只是擴張監管,更重要的是金融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根據現有情況來看,國際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改革還是將重心放置在金融監管規則的完善、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強、金融機構的健全上。

對于加強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可從以下方面入手。1.健全國際金融監管的規則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將金融問題全球化,但問題是,金融監管作為國家始終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如此因危機而設立的防范制度便會缺乏足夠的針對性與及時性。對于此種情況,各國開展的舉措主要是提高金融監管的協調與針對。一方面,要擴大其金融風險的范圍。資產負債風險的難以預知性加上衍生工具產生于發展中存在的風險,各國無不提高了警惕。金融危機的損失大多集中在交易運作過程中。擴大風險的覆蓋范圍,無疑將會提高應對風險的針對性,減少金融危機可能造成的突擊影響,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秩序。交易過程是一個不斷變換的過程,其中出現的問題與風險不易評估,而金融監管過于宏觀會造成監管盲點,從而危害到金融市場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擴大風險覆蓋范圍,不僅可提高對金融危機的抵抗力與反應力,同時能更好維護國際金融市場良好秩序。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相關制度建設。值得注意,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強化全球金融結構,穩定金融市場,針對性建立了一套涵蓋12個領域的標準。此外,近些年來,隨著一些離岸金融中心積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動資本,對許多國家的金融穩定構成潛在影響,IMF也開始對離岸金融中心遵守上述標準及其采取的行動予以評估,以加強對此類機構的監管,促使國際規則能夠適用于此類中心。本文認為,這些標準的制定對維護穩定金融穩定的格局會有顯著作用。但將這些標準轉化為大多數的多邊性國際金融規則還有難度,所以要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必須將現有標準轉化成真正的可實施性強的法律制度。

2.完善國際監管責任的劃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顯示出在國際監管責任劃分方面的存在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是金融監管難點所在。這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業在逐漸走向混業經營的情況下,對于從事混業經營和金融產品創新活躍的國際金融機構缺乏普遍的監管權力的分配標準。權力分配的不明確,從而會導致金融監管效力減損,以至于造成金融市場在穩定性與安全性方面的欠缺。這無疑會讓金融危機趁虛而入,從而危害世界金融市場,動蕩全球經濟生活。故為了盡可能讓金融機構獲得更全面的監管,擴大金融監管范圍,針對復雜金融機構制定法律,落實各個機構的監管事項分配是必由之路。

(二)國際金融法的強制性提升

要更好的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性,解決國際金融關系的沖突是必要條件,故加強國際金融法強制性在在以后的國際金融法發展中尤為重要。作為最重要的國際金融公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對違反協定的成員國家規定的制裁措施,也不外乎是警告、限制或停止使用基金的普通資金、停止該國的選舉權、不能享受基金組織出售黃金所得的收益,以及授權其他會員國對不履行基金協定義務的成員國實行歧視性外匯管制,直至責令退出基金組織。顯然,基金組織的這些制裁手段仍然停留在允許其他成員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階段,并不能收到在制裁違法行為以及強化國際金融法制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要完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從整體上查缺補漏并加以梳理整合。對于重要和權威的國際金融組織而言,其可以充分利用廣泛的信息資源,加強相互間在信息與技術方面的交流,從而達到查缺補漏、相互促進的目的,以促金融監管的統一化與法制化,使得金融監管具有更強的強制力。對此,應從宏觀角度來把控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國家應該從這個方面更加重視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設,為統一的全球金融監管努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規范方面嘗試與創新。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一些具有開拓性及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不斷出現,其較好地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了具體對策,更加有側重的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動蕩與問題。所以,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的創新嘗試,不僅能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框架,同時又能保障宏觀監管下各種金融問題解決的效率及可行。此外,若能將針對性金融監管與金融監管合作相結合,將使得各個國家監管分工更加明確,即盡可能的覆蓋監管盲區,也將很好的避免監管重復性。

(三)國際金融法價值的多元化

由于金融系統不同于其他體系,具有更強的不穩定性及風險性,因此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上就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平、自由、安全的傳統法律取向。為穩定金融市場,保持經濟生活的安定秩序,國際金融法以后應向多元化價值取向方面發展。當今的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獨立性逐漸形成后,追求金融交易效率性的勢頭明顯增加,這較前期單純追求交易安全穩定性又提出新的要求。維持金融體統的安全性與秩序性是各國經濟生活中的長期追求,但隨著金融的迅猛發展,金融全球化不斷深入擴張,更多的要求應運而生,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不再是唯一取向。由于現代市場資源使用和配置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決定的,實現金融監管法律的內容,直接關系到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益。本文認為,法律作為一種調解社會生活的手段,任何法律必須要在價值取向上加以抉擇,以不斷適應發展變化的大千世界,作為國際金融法也不例外。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的變化是國際金融法積極適應金融全球化的結果。雖然許多國家的金融立法和金融體制改革都逐漸形成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并重的多元價值,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金融形勢隨時的變換下仍需要不斷的查缺補漏不斷完善。

四、結論

第7篇

因此,加強對金融危機治理研究,挖掘危機產生根源,強化防范意識,建立有效危機治理機制,是當前學術界研究亟待探討的問題。

二、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傳導和影響評析

(一)生成根源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圍之廣,消極影響之深,確實是世界各國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長期以來盛行的“超前消費”模式為危機產生積累了不穩定因素。

長久以來,美國人的儲蓄和消費習慣是:少儲蓄,多消費,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是政府長期保持外貿和經常項目逆差。美國經濟某種程度上說是由美國人的超前消費以及全世界資本來拉動的。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這種模式的流行,即從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模式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模式轉型:依靠個人財富增長,其基本消費不以個人收入水平為基準,而是通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將個人預期未來收入轉化為可以增加財富的資本,然后把這些資本變成個人消費來源。這樣不僅可能透支現存的資本,而且容易透支未來可能取得的財富①。

而這種嚴重地透支未來的投資消費模式,無論是房地產市場,股票等公共領域,還是個人資產領域都表現無疑。這種模式不可避免地對美國經濟可持續運行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二,金融創新帶來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機的產生風險。

作為20世紀金融創新之一的資產證券化在這次危機爆發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資產證券化,即以打包的貸款抵押資產為標的物發行債券向投資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貸款機構將流動性較低的貸款資產以現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資者拓寬投資渠道,加強多方面投資收益②。這種金融創新固然有可取之處,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迅速回籠資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貸款,它們在投資銀行幫助下實施資產證券化,將一部分住房抵押貸款債權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來,以這部分債權為基礎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據美國經濟分析局調查,美國次貸總額為1.5萬億美元,但發行了近兩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數10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③。由此不難看出,資產證券化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風險、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過度,就加長金融交易鏈條,使金融衍生品更為復雜,金融市場也就變得缺乏透明度,危機發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產市場虛假繁榮產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變動促使危機顯現。

這是此次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鑒于美國經濟長期的高負債、低儲蓄特征,為應對新世紀出現的一系列經濟困局,2001~2003年,美聯儲連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使之從6.5%降至1%。對未來房價持續上升的樂觀預期,使得銀行向信用度極低的借款者推銷住房貸款。但是,2004年以來美聯儲多次加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產泡沫,使得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加重,一些放貸機構遭受嚴重損失甚至破產④。由于房地產價格下跌,拖欠債務比例和喪失抵押品贖回率轉而上升,造成房貸市場更加混亂。

第四,金融監管的弊端為危機滋生提供了“適時”環境。

美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標榜通過最低政府干預和最大程度競爭建立彈性寬松的經濟體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監管使其金融體系常常陷入危機之中。

其流動性注資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為許多國家央行效仿,這就助長了市場對央行的依賴心理,從而使金融機構放松了對風險防范的控制。虛擬經濟擴張的幅度大于實體經濟,而且隨著監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業銀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創制中,危機隱患逐步擴大。同時,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無疑對危機的加深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傳導機制

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是指引起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繼發效應。它不僅由一國影響到另一國,而且也造成區域間的連鎖反應。

就此次危機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匯率傳導

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持續走低,導致作為世界主要清算和儲備貨幣的美元不斷貶值,使包括資產價格、貨幣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等在內的整個國際價格體系陷入失衡。結果就是:一方面,資本逃離債市、股市,資產市場迅速下跌,損害金融穩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糧食等大宗基礎性商品期貨爆漲,并帶動現貨價格飆升,通貨膨脹由一國波及全球。

第二,機構傳導

機構傳導有兩種方式:一是危機延發國的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困難,影響與母國同一系統的分支機構或總部的支付;二是一國的債務機構出現支付困難,而另一國的債權機構因對其借貸比重過大,可能被拖入債務危機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屬于第二種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債券,而雷曼的最終破產導致其不能迅速回籠資金而影響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傳導

此次金融危機的傳導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機構和個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動。這種恐慌心理切實地反映在股市、債市、匯市的不正常表現上。就美國而言,金融危機產生后,市場走低給投資者心理沉重打擊,股票市場持續大跌。從實踐上講,對于股票投資,投資者會根據掌握的信息對未來進行預期,當其對持有資產的安全性產生懷疑,會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這種情況下,個人行為極易轉化為集體行為,即所有投資者都將采取相同舉措,形成蠱惑性傳言使市場產生波動和震蕩②。

(三)實際影響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巨大,不僅影響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而且將對今后國際金融秩序起到極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對現有世界金融體系帶來深刻影響。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美元在現行世界貨幣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和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當大比重。同時,美國為主的商行、投行和對沖基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把握主導權。世界上主要貿易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入美元資產,推動其房地產及金融衍生品發展,使得金融市場風險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不斷積聚。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元資產及其金融產品的吸引力和價值下降,其依賴資本賬戶支撐國內赤字和消費融資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必將引起國際社會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反思。

國際金融格局和秩序轉變的趨勢可能加快。新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經濟格局產生了一系列新變化。但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游戲規則長期以來由發達國家主導,缺乏廣泛參與,致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這場肇始美國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現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夠反映金融運行的普遍規律和原則,也兼顧不同經濟體的發展要求和特點。當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機破壞程度和影響領域不一、各利益相關方對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體措施尚未達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漸進,才能最終形成體現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參與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機治理中的中國經驗與策略的價值分析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風險也在不斷積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必然會影響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因此,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逐步認識到金融危機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夠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踐效驗來探索金融危機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體策略,成為現今研究的重點。

(一)亞洲金融危機治理的經驗借鑒

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波及范圍最廣,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

其爆發根源在于亞洲各國的經濟狀況失衡和過快的改革進程形成了金融風險,給投機力量以可乘之機。而且各國間存在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造成各國之間相互傳遞和影響,使得危機進一步惡化。作為在亞洲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能夠把握機遇,從容應對,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從而贏得多方稱許,其中的成功經驗對于治理此次危機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第一,對資本項目實行管制,對其開放采取循序漸進原則。

亞洲金融危機中,尚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的中國受到國際投機的沖擊較小,原因在于國家對資本項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認為,放開資本項目,將使一國與國際資本市場聯為一體。

但是由于單個國家的國際儲備與巨額國際游資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監管不健全、宏觀調控薄弱的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國內經濟極易受資本大量流動和投機的影響,進而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導致匯率大幅波動。一旦單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危機擴散難以避免。因此,資本項目開放應與該國整體經濟實力和金融調控水平相適應,采取漸進方式。同時,考慮到經濟結構失衡的可能性,對資本實施暫時控制也是很必要的。這包括數量控制,也可通過征收交易稅或要求金融機構在借用國外資金時繳納準備金,以此加強對資本流動性監控①。

第二,實施較為靈活且穩定的匯率政策。

經驗表明,一種穩定和有競爭力的匯率安排對于發展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保障出口企業保持競爭力,也保證其順利開展業務而不受匯率波動的干擾。眾所周知,經濟狀況惡化是產生危機的土壤,匯率制度的優劣則是危機壓力積聚的關鍵原因。由于亞洲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一旦產生波動,就會帶動本幣升值,從而加劇本國出口困難,在經濟狀況本身欠佳的情況下,使經濟越發惡化。而本幣幣值高估,客觀上為短期游資投機創造有利可圖的條件。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根據形勢變化,改變以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使匯率波動順應市場變化且在一定可控區間內進行正常波動,從而較好的穩定市場,保證幣值相對穩定,從而為抵御危機的沖擊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堅定和提升民眾對于應對危機的信心。

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一方面穩定了市場波動的局面,化解了游資沖擊對于進出口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民眾戰勝危機的信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傳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眾信心,某些情況下的危機是由公眾信心危機引發,因此,對其治理必須以維護公眾信心為先導。維護公眾信心,首先要樹立危機風險意識;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穩定公眾信心的緊急救援機制,包括如何迅速調集資金給予救助,如何迅速決定金融機構退出等;再次,公眾信心的穩定離不開政府信譽,因此,政府信譽的護持、政策執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機現實策略的價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隨時間推移愈演愈烈,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挑戰。面對金融危機影響波及全球,世界經濟增長進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同時,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問題,使得對危機進行有效治理,進而研究出相應策略來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需要審慎思考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

第一,創新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轉型建設,構建經濟發展新思維。

近年來,基于體制和政策原因導致一些生產要素價格扭曲。然而,隨著市場機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價格受到全球市場調節程度越來越明顯,中國經濟進入了高成本增長階段。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賴和資源消耗基礎上的。

過于依賴外需狀況,未能擺脫“三高一低”的束縛,產業競爭力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上,產品最終定價權主要由跨國公司掌控,且總處于產業鏈低端③。

因此,依賴于低成本優勢,著力發展低技術含量產業的傳統思路難以維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金融危機為中國產業集群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歷史性契機。

隨著金融危機逐漸向實體經濟蔓延,沿海一些從事外向型加工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這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規律使然。需要改變的是,一是選擇產業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培育核心競爭力;二是通過技術創新來擴大規模,使價值鏈在原有基礎上延伸至更高的產業環節或移向新價值鏈;三是使用高新技術對原有產業進行改造和創新,實現產業鏈的整合。同時,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抓住當前原材料下降的優勢,掌握產品定價權,使產業發展更具主動性和前瞻性。此外,著力拉動內需,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例如,中國政府通過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和多個產業部門的“產業振興規劃”的舉措不失為一種正確有效的選擇①。第二,加強匯率和貨幣政策的靈活調整,依托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構建穩定有效的金融體系。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在確保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匯率調整的市場化是切實可行的。事實上,中國采取對資本項目下外匯管制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政策,符合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論②。亞洲金融危機表明,這種制度安排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不僅有益國內經濟的穩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穩定,在這次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中應當繼續堅持。為此,在金融體系的構建方面,金融創新要與實體經濟增長相適應,要能夠有效控制金融中介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應當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強金融管制,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和國際利率變化趨勢及時調整,在控制基礎貨幣投放總量的前提下放寬貸款額度管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機治理和調控機制,明確和強化政府在危機治理中的地位,加強危機風險意識的構建。

鑒于此次危機的復雜性,應全方位化解危機的消極影響。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機治理的社會參與模式。實現金融危機的轉化,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等眾多公共行為主體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參與金融危機治理。對政府部門而言,積極轉變職能,加強調控和監理,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施宏觀管理;對非政府部門而言,主動參與,調整對象和策略以保證具體舉措的應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強化金融危機治理的過程監管。實際上,金融危機治理可以看成是一個整體過程,分為不同階段。如在預防階段,啟動金融危機預防機制,提高政府和公眾的危機風險意識,建立常設預防管理機構;在生成階段,建立金融危機實時處理機制,收集相關信息調查研究,制定應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續階段,進行金融危機調研評估,調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復階段,建立危機善后處理機制,加強心理干預輔導,對危機結果和影響進行評測等。

第四,加強國際間合作,構建新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來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有效運行,遏止和防范危機產生。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一國的金融危機跨越國界傳播成為全球問題。因此,世界各國冀望攜手應對危局。2009年9月召開的20國集團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建議,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嘗試,既表明合作已成為各國應對危機的共識,也會對危機的治理起到顯著作用③。事實證明,符合時代潮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必須具有靈活性和務實性。它的基本目標是通過鼓勵世界各國自身和整體國際利益相互協調,加強協商合作,共享信息資源,尋求共同利益;新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要求在尊重彼此和特殊性的基礎上,要求相關利益方共同承擔責任、共享政治經濟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邊經濟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正面影響和促進作用。

四、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國際金融機制體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復雜性,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機的爆發而進一步顯現,但改革牽涉面比較廣,關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協調,必須各方達成共識才能有所突破和作為。有鑒于此,中國的作用應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確保國際金融市場安全有序運行。

中國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遏制國際游資的過度投機,提高對金融風險的預測、防范和救助能力,為其他國家的危機治理提供經驗借鑒。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則,在國際社會廣泛參與基礎上,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話與協作,遏止危機蔓延,為受這次危機沖擊的國家和地區恢復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增加對受危機沖擊國家的資金援助,并為減輕債務做出適當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中的地位,擴大對國際金融事務的話語權、游戲規則的制定權等;加強對IMF、WB等組織功能和政策設計的改造,使表決權及援助份額的分配和安排體現大多數國家合理意愿。

第8篇

關鍵詞:國際金融 合作發展 分析

■一、新一輪國際金融合作興起的背景

1、經濟全球化為新一輪國際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各國間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也使各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周期、法律法規等趨于一致。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貿易自由化。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范圍內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框架的建立,新框架將普通商品之外的農產品、服務、知識產權等方面的貿易自由化囊括進來,同時推動世界貿易體系進一步法制化規范化,為解決貿易糾紛維護貿易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2)金融國際化。由于發達國家早已基本取消外匯管制,實施匯率市場化,開放資本賬戶,為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減少了障礙。

(3)生產一體化。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和投融資障礙的消失,企業面臨全球范圍內更加激烈的競爭,為了降低成本保持競爭優勢,企業實行全球化經營戰略。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正反映了生產一體化的滾滾潮流。

2、經濟多極化趨勢將促使國際金融體制與規則加快變革。近年來,美國經濟受股市泡沫破滅、石油價格飆升、伊拉克戰爭拖累的影響,經濟增長放緩,而次貸危機更是使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美國對國際金融的掌控能力正在不斷下降。而歐盟作為發達國家的經濟貨幣聯合體,其經濟金融實力不斷上升,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急于挑戰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

3、堅持市場開放的自由主義理念支撐著國際金融合作發展。在以往歷次危機中,各國無一不是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以期保護國內產業,維護本國市場,如大蕭條時期的超貿易保護主義、滯漲時期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等。但是這種以鄰為壑各自為政的做法只會招致其他國家的報復,從而割裂了世界市場并更進一步加深了危機對各國經濟的沖擊。

■二、新一輪國際金融合作的特點

1、金融危機不僅導致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部破產或改制轉型、政府向一批商業銀行注資或提供信用擔保,而且使英國、德國、冰島等發達國家的一些大銀行也陷入財務困境,紛紛尋求政府救援。即使發達國家也難以依靠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的經濟金融力量,穩定金融市場,克服危機。

2、合作渠道多元發展。一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正在深刻改變當前世界經濟和金融體制。

3、核心成員數量漸增。多年來,由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每年定期召開經濟金融部長級會議和首腦會議,評估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提出問題和應對措施,加強經濟政策協調。每年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重要財經論壇。

4、在促進金融市場的完整性方面,要求強化地區及國際層面的合作,促進信息共享,打擊市場操縱和欺詐行為,強化跨邊界合作,協力維護國際金融系統的穩定。在國際合作方面,加強對跨境企業的監控;定期舉行全球主要銀行會議,評估其面臨的風險;強化各國政府在收集信息、監管、采取應急措施方面有序協調的合作。

5、發達國家。在此輪國際金融磋商協調中,發達國家表現出難得的步調一致。尤其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方面。在財政支持方面:增加預算撥款,為銀行提供注資和信貸擔保。為了穩定市場、挽救金融機構,美國通過了政府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向銀行注資和為銀行新債提供擔保。這是自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在金融領域規模最大的一次干預。

6、中國作用趨于提高。由于擁有持續的高經濟增長率、巨額的外匯儲備、巨大的市場、高的經濟彈性以及中央政府的強力穩定市場能力,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國際金融合作和穩定市場中所能發揮作用的期望值大大提高。

■三、對中國參與國際金融合作的幾點思考

1、在合作中提升中國在IMF中的話語權與規則制定的影響力。經濟金融實力不斷上升為中國在新一輪國際金融合作浪潮中,爭取贏得話語權,借此維護本國合理利益和擴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2、在合作中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區域化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中國帶來鑄幣稅收入、對外貿易與投資交易成本降低、金融交易擴大等好處。貨幣國際化是大國經濟上升期自發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本國政府積極推動貨幣國際化的政策有助于加快這一進程。人民幣區域化已經在中國周邊國家和一些與中國經貿關系往來密切的東亞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應在新一輪金融合作中,鼓勵繼續在區內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并向全球其他國家拓展。

3、在合作中注重加強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經過努力,東亞金融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與合作初期相比,合作的目標已不僅限于區內成員共同預防和抵御金融危機,而是更進一步涉及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運用區域內巨額資金、促進成員間的匯率協調、改善區內金融市場結構等問題。中國在推動東亞金融合作問題上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所持立場和戰略也在逐漸調整。此次金融危機再次提醒東亞國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共同儲備基金、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和強化金融監管的必要性。

4、在合作中承擔的義務不能超越中國的實際能力。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就曾提出中國是美國的利益攸關方,應該在國際事務中承擔相應的責任,并曾在減少貿易順差和升值人民幣匯率方面向中國施加壓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救援的期望值頗高,有些發達國家也故意夸大中國的救援能力,要求中國在阻止金融危機蔓延方面有更大作為。中國政府已明確承諾,將積極參與克服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

參考文獻:

[1]理查德著,王靖國等譯.美元危機――成因、后果與對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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