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9 10:51: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生命與責任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中圖分類號：C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2-0103-02
近年來，由新聞報道引發的關于食品安全和企業社會責任話題的討論愈來愈多。我們在暢享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上的諸多提高和改變的同時，也面對著其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諸如食品安全、拖欠債款、損害職工福利、偷稅漏稅、污染環境等眾多的深層的社會及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人們明顯的感覺到，眾多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的缺乏及其后果的嚴重性，并由此引發的對于企業品行及社會責任承擔的呼吁前所未有。隨著新聞媒體的發展，和其對于人們關心的社會焦點的熱衷，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將繼續被持續報道和被人們繼續關注，企業開始接受極為透明和認真的公眾監督。如何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研究，讓企業更好承擔和履行好社會責任，以有益于企業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已成為一個全球關注的重要課題。
本文試以企業發展戰略的視角，運用生命周期理論，分析企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對社會責任的承擔，試促企業食品安全意識的提升、人們生活環境的改善、良好的社會責任體系的形成、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1 企業社會責任
1.1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企業社會責任(CRS.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lity)這個概念起源于英美等國，是他們諸多科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1916年美國學者Clark在《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經濟責任基礎之變革》一文里面首次述及了企業的社會責任：“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責任”。之后國內外學者對于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從不同角度給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眾多的定義。
本文分析中采用的是阿奇?卡羅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意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并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模型。經濟責任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企業通過經濟活動為社會提品，促進社會發展；法律責任是企業最基礎的責任，指企業行為必須受法律法規的約束；倫理責任代表的則是社會公眾對企業提出的超出法律之外的，并且承載著公眾對企業的一般期望的社會規范，如社會一般期望企業與員工共同商定停業計劃、尊重員工等等：慈善的社會責任是指由企業自主選擇是否去承擔的超出人們一般期望的責任，例如慈善捐款、培訓長期失業人員、開辦保育中心等等。
1.2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戰略選擇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對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在理論研究中已取得眾多成果，這些研究結論已被當今很多企業關注和接受。它們論證了將企業社會責任提高到戰略的高度，必將會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品質量的提高，以及良好的社會責任感氛圍。有助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人民消費品質的不斷提高，最終將提升整個社會的企業社會責任感的高度。
從實際調研中來看，也明顯易見，企業應從戰略角度去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已非常必要。1999年，由韋爾斯王子領導者論壇和Conference Board這兩家組織聯合發起一項新千年企業社會責任的民意調查。從分布在6個大洲的23個國家中選取了1000個調查對象，來調查世界公民對企業社會責任重要性的看法。這項調查在結論中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正迅速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期望，要求企業從戰略上予以全面的回應。要把企業社會責任和倫理規范確立為企業各方面工作展開所應遵循的核心價值觀。
此外，當今人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期望的提升，也要求企業從戰略角度更加關注社會責任。阿奇B.卡羅爾(archieb.carron)在他的書《企業與社會一倫理與利益相關者管理》中論述社會問題時，提到：“當今人們更加富裕的生活條件，正式的教育和媒體的大肆批評和宣傳，正引發公眾對于企業行為的期望提升革命”。因為人們總是趨向于這樣的信念：下一代應該有一個比前輩們更高的生活水準，對于企業和社會的期望也就更大，并且這種期望提升的總趨勢會繼續發展。也就是說，21世紀企業將面臨著公眾對其社會表現的期望不斷升高的現實。
并且研究表明，如果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政治環境良好的話，這種認同及期望仍將不斷升高。如果企業一直不能認識這個問題，或者不能很好的從戰略上予以回應和完善，就很可能引發批評或者企業發展的其他困境。
同時，人們不但從期望上給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壓力，也會從行動上支持這些很好履行了其社會責任的企業。許多消費者具有社會責任偏好，他們相信，積極去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是可信賴的，并且因此其產品是優質的，值得購買和消費。所以，他們非常看重產品中的社會責任屬性，樂于通過購買產品來消費這些屬性――即表達自己對社會責任的支持。
基于以上對社會責任重要性的討論，企業管理者從戰略角度去考慮企業社會責任就非常的重要。因此，管理者應從實際的角度出發，開始關注社會責任，讓公司能夠“正確的去做正確的事”。才能使利益相關者確信企業既有好的發展政策，也具有創新行事的能力。有利于企業發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2 企業生命周期階段與其戰略需求
2.1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由于規模、資本、人力資源、科學技術、社會人脈關系等因素的不斷變化，企業會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生命期特征。國外關于企業生命周期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較系統、成熟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本文的分析中，援用我國學者楊杜(2001)關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劃分，即把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穩定期期四個階段。
創業期的企業一般規模較小，發展速度緩慢，營業額與可用資金有限，產品市場不穩定：成長期的企業通常規模擴張較快，發展速度較快，具有了多余的可用資金，發展后勁較強：成熟期的企業發展速度趨緩但穩定，經營管理及制度體系逐步完善，規模較大，企業無形資產初顯；成熟期之后的企業，一般進入成長速度放緩、但利潤率提高的收獲季節，這一階段的企業處于穩定期，該階段各個運作方面趨于穩定，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最大化，而且一般客戶群比較固定，很難再向外繼續開拓，內部關系及運作程序較為穩定。所以企業要分析自身所處的時期，采取相應的靈活的戰略，才能使企業持續性發展。
2.2企業生命周期階段與戰略需求由于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特點，表現出不同的戰略需求。眾多學者引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分析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與管理。其成果可
以概括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一般具有四個需求層次：生存需要、發展需要、自我價值的實現、及變化需要。并且這些需求的層次像階梯一樣逐級遞升。這些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也有種種例外的情況。但一般來說，某一層次的需求相對滿足了，才會向更高一層次發展，追求更高一層次的需要就成為驅使行為的動力。
所以，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有其發展的戰略需求、相應經濟實力、和該情況下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并且應該在發展的相應階段，很好的履行該階段的社會責任，以打好以后發展堅實的基礎。每一個階段的社會責任的履行，都有助于企業整個發展中良好形象的樹立。
3 企業生命周期階段與社會責任戰略
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盈利能力，對企業的各方面行為都產生著不可低估的影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需要企業具備相應的能力及資源：包括資本實力，盈利能力，社會影響力，良好的企業形象，人力資源，戰略預見能力，資源配置整合能力，支持社會責任的企業文化等。處于不同企業生命階段的企業，其具備的以上能力不同。處理好企業相應社會責任的履行，就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和企業形象打下良好的基礎。總結前幾部分對各種理論的概念及含義的解釋，可以概括出本文的中心觀點，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企業將有不同的生存及戰略需求，應承擔起不同層次的社會責任。
上表為企業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其表現特征、戰略需求及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從戰略角度看，這些對應的戰略需求與相應的社會責任是企業當前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在每一階段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就注重其相應社會責任，既與自身的經濟和資源實力相適應，也為后期的社會責任行為打下堅定的基礎，有利于企業在好的當前發展的狀況下，更好的向下一個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發展。
3.1創業期的企業與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在創業期發展階段，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生存問題，產品能否打開市場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這一階段，企業資金不足、規模不大、產品單一、制度不完善。企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是一個摸索、學習和求得生存的時期。
創業期階段企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即是，最初級的社會責任層次，經濟層面上的社會責任。由于生存的壓力，管理者大多精力都集中在市場上、產品上，為了能在狹小的市場份額中生存，爭取任何可能的訂單。同時為了保證顧客滿意，企業全力以赴的確保產品質量和安全，只有符合法律上的規范，才能生產合格優質的產品，為以后更大的發展奠定產品質量和良好的顧客信譽基礎。如果該階段出現產品或政策上的問題，產品得不到市場的肯定，企業很容易就出現經營危機走向衰落。
3.2成長期的企業與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隨著企業營銷工作的有效開展和管理工作的不斷完善，產品逐步被消費者所接受，銷售量、銷售額和利潤同步增長，企業也就步入了成長的階段。該階段的特性是敏捷性，產品市場相對集中，營銷網絡逐步鋪開，營銷團隊迅速擴張，展現在企業面前的是一個廣闊的市場空間。企業應進一步加強對營銷戰略選擇的重視，以形成更多的競爭優勢。該階段企業應該督促自己，更好的履行法律的和經濟的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才能為以后的發展提供好的前提。在保證產品質量合格的同時，不斷優化產品質量。在擴大市場份額的同時維持老客戶，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梁，創立優秀的企業文化，以顧客的需求和利益為導向，繼續創新產品，提高質量，開拓市場。為未來企業繼續發展積累資金的同時，以履行社會責任為基礎，樹立企業良好的信譽和形象。
3.3成熟期的企業與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經過成長期適應性的探索，企業迎來了相對穩定的內部經營環境，不確定性有所降低，企業控制能力增強，并逐漸步八成熟階段。企業從規模、核心技術的發展到顧客的數量與忠誠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時也面臨停滯不前的問題。在該階段，一般產品已比較具有市場影響力，企業已經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和生存能力。有能力也有義務去完成高層次的社會責任的承擔，即經濟的，法律的，和倫理的社會責任。企業在關注產品質量，樹立良好品牌形象的同時，應處理好與企業內部員工的關系，建立企業內良好的工作氛圍，增強員工的忠誠度。強化各合作伙伴的關系，建立穩定的、戰略性的合作伙伴關系，增強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并有利于企業降低總成本。并且這些行為不應該再是被動的或者基于壓力去完成的，也應該在企業文化中不斷強化，形成持久的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文化，指導著企業繼續開拓前進。
3.4穩定期的企業與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繼續持續發展，就進入企業發展的穩定期，從采購到銷售的各個渠道都相對比較穩定。當企業在該階段內產品銷售增長率比較穩定，一般產品向多元化發展，不斷實施品牌滲透戰略，和銷售渠道的擴張。優化產品成本和優化組織結構，使企業在競爭中保持活力。維護好戰略伙伴之間的信任關系管理，彼此的信任感是企業戰略伙伴關系順利運行的保障。處于企業生命周期的較高發展階段，企業有較強的盈利能力，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實力去承擔社會責任。該階段的企業。從產品質量，到綜合競爭力都走在社會中眾企業的前列，是整個社會中，企業發展的楷模。相對比較成功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一般稱為本土的象征性品牌，運用這些影響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就理所應當。該時期企業首先應履行好基礎層次的，即經濟的和法律的社會責任，以保證企業的順利運營和產品質量。這是任何生命周期階段企業課持續發展的基礎。其次，應該發揮楷模作用，履行好倫理的和慈善的社會責任，為社會的良好社會責任氛圍樹立榜樣作用。也建立；自費者對該品牌的信心，使企業和諧、可持續發展。
4 結語
企業不僅僅是私人領域內的營利機構，而且是公共領域的重要成員。由于掌握著豐富的社會資源，企業在公民社會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從企業戰略角度出發開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理論研究，就企業如何從自身實際能力出發，履行好自身社會責任，并積極參與公民社會責任體系的建構進行了討論分析。以期企業能在促進社會責任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并且保持自身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阿奇B?卡羅爾，安K?巴克霍爾茨.企業與社會：倫理利益與相關者.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6月：20-60頁
[2]德魯克.公司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1-20頁
范美忠事件一開始就不僅是一個教育的事件，而是一個由范美忠自己和媒體共同打造的泛娛樂化的事件。這一點或許是范美忠自己沒有想到的，一旦他把自己拋入其中，他就不屬于他自己，而成了大報小報花邊新聞的噱頭，成了吸引眼球的亮點。這意味著一旦范美忠成了“事件”，就不再是一個僅僅屬于范美忠本人的事件，而成了一個娛樂性的公共事件，成了國人精神生活，確切地說是道德生活的公共事件。道德也可以娛樂化，各色人等，一上場，網絡、報刊雜志上的評論鋪天蓋地，范美忠本人成為街頭巷尾的議題，道德倫理這一中國社會最敏感的字眼憑借“范跑跑”的名稱，在古老大地上可以說是狠狠地秀了一把。在這一點上，范美忠事件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泛娛樂性事件。
讀到范美忠的文章，不難發現他的坦誠以及他對當今中國社會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熱血心態，他骨子里有一種魯迅式的敢于挑戰一切黑暗的戰士姿態。他北大畢業，沉迷于教育之夢，多次嘗試又多次碰壁，但依然不改初衷。在自由而閑適的天府之國，范美忠擁有了一種骨子里的可愛，拒絕成熟，或者說拒絕被格式化。但當災難來臨那一刻，面對上課的學生，范美忠撒手而逃，孤零零地一個人到了田徑場。這一刻，撇開所有的倫理道德問題，讓人看到的是一個怯弱的男人。事后范美忠把自己的行為徑直與自由公正聯系起來，避而不談內心的怯弱，至少表明范美忠并沒有他所表白的那般勇敢。所謂只能為自己的女兒獻身，其實也只是一個為自己開脫的幌子，一是因為女兒沒在眼前，本身就只是一個假設；二是如果沒有女兒，那又該找什么借口呢?這一刻，范美忠就像是好龍的葉公，好來好去，其實好的不過是一條假龍。
范美忠的辯解有三點值得肯定的：一是直白地講出自己的所行和所想，他的坦率和真誠可謂可圈可點；一是以本能和底線倫理對道德理想主義、帶傳統泛倫理化社會的挑戰；一是他對高蹈的教師職業道德的挑戰以及對教師基本權利的辯護。他特別強調的自由和公正，這確實是我們當今社會所亟須的現代價值。以自由與公正來為自己辯護，并試圖把對地震造成的災難的關注引向對社會正義的關注，這是難能可貴的清醒，也是之后許多為范美忠辯護的人的重要觀點，這當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范美忠是在事后不畏強權，為那些在地震中可能因為某些人的失職而造成的無辜死亡的人們奔走，或者像葉志平校長那樣以自己的人格來彌補當今社會正義機制中的某些缺失，并因此而帶來了災難損失的減少，那我是從心底里佩服范美忠對自由、公正的實踐。但不管怎樣，我都很難把他在災難來臨之際的獨自逃走本身與自由正義聯系起來，盡管如果是我在現場，也許我也會一樣的怯弱，但我想我應該不會把自己的怯弱與自由正義聯系起來。
熟悉西方近現代思想的范美忠肯定非常清楚，起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由主義，從來都是勇敢的代名詞，是對抗強權的利器，而不是對社會中和具體情境中的弱者放棄責任和道德義務的美麗遁詞。自由主義_開始就被置于社會行動之中，也就是政治的自由。此時此刻，當個人只顧自己逃生之時，我們面對的并不是抽象的倫理道德，也不是強權政治，我們面對的是同樣置于災難之中的鮮活的生命。面對置身災難的生命，我們怎能坦言可以毫無愧疚，而且是基于自由正義來逃生呢?顯然，范美忠在這里言稱自由與公正并不是時候。在災難降臨之中，不談生命本身的可貴，而談自由公正，是對自由與正義的諷刺。如果說災難來臨時刻獨自逃走情有可原，那么把基于本能的獨自逃走轉變成個人基于自由主義而行動，并由此而作為向社會進行自由啟蒙的起點，則顯然牽強。
范美忠想以自由倫理來挑戰傳統泛倫理化社會，這確實是需要勇氣的。作為現代自由民主最高的理念，“人是目的”，這里的人并不是簡單的個人，而是“每個人”，或者說是每個“個人”，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別人或者其他事物的工具。當范美忠想以自由理念來論證自己在地震中獨自逃離的合法性時，是不是把學生的生命作為了他要言稱自由理念這個行動(而不是自由本身)的工具呢?換言之，他難道不是在以一種(別人)不正義――也就是只把自己而不把別人的生命當做目的――的方式來宣稱正義?如果范美忠在災難之后不是談基于個人逃生的自由與公正，而是直接挑戰災難后社會中表現出來的某些泛道德主義，比如對英雄的過度渲染、表演性的災難痛苦與感恩，以及對擴大災難的責任的逃避的追究等等，我以為，那才是一種真正需要勇氣的、理智的挑戰。
我們確實有泛道德主義的傳統，而且這種傳統還不時在當前的社會中顯現。但我們社會的問題是復雜的，道德問題尤其復雜，我們既有道德理想主義的蹤跡，但更多的是在走出泛政治化社會后，進入經濟化和娛樂化，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_統天下而表現出來的道德虛無。我們這個社會是很容易走極端的，不是高道德主義，就是道德虛無主義。范美忠只想挑戰道德理想主義，而并沒有觸及時代的道德虛無主義，甚至一味地訴諸本能本身就可能進一步強化道德的虛無。現代社會固然需要自由倫理，但同時還需要共生的倫理，甚至對于我們社會而言，共生的倫理同樣重要，因為今天我們實際上更多地遵從的恰恰早已不是道德理想主義，而是個人主義，確切地說是利己主義。
范美忠對教師職業道德底線的辯護確實是一件很有價值的行動，教師道德確實應該走出道德化的幻影，而走向成熟的教師道德，教師沒有也不應該有犧牲自己成全學生的道德要求，明確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但問題在于，一是當前并沒有人認為教師道德就一定要以犧牲自己成全學生作為教師道德的標準，即使是大家稱贊那些獻身的教師，也是把他們作為道德楷模而不是作為普通教師的道德規范；一是在保全自己與獻身于學生之間還有很長的中間地帶，每個人其實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處于道德生活的中間地帶，并非除了自保就是做譚千秋，獻身和極度自私都只是非常態，我們更多地只能就事論事，不能把特殊時期的道德普遍化。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找到實實在在的對于學生的責任。我們不可能對學生的生命全然負責，但顯然作為教師，在自保和獻身之間，對學生的生命肯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不僅僅是傳授知識。范美忠在反對高蹈的教師道德的同時，又實際上在把教師道德推向另一個極端，可以說是從另一個極端弱化了教師對于學生生命的責任。
關鍵詞：護生；責任意識；調查、培養
責任意識，又稱為責任心理、責任心或責任感，漢語大詞典中定義為“自覺做好分內事的心情”。認為責任意識是個體心理健康的內在要求，是構成心理健康標準的重要維度；強調責任意識的培養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主題，它具體包括責任行為、責任認知和責任情感的培養三個方面。責任感作為一種基本的道德情感，建立在理性和理解的基礎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體對社會賦予的責任認識越是清楚和迫切，并且把責任牢記在心中，就越能夠把社會賦予的責任賦予的責任轉化為責任感。因此，責任認知是責任感形成的基礎。目前在醫學臨床中，醫、護患關系比較緊張，從湖北的“右腿骨折，左腿動刀”事件到南京一家醫院醫生因玩網游導致女嬰死亡的“徐寶寶”事件，還有來自北京法院的資料顯示，北京的醫、護患糾紛正在逐年增多。2006年，北京市法院受理的一審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862件．2007年受理997件，2008年受理1020件[2]。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案件所反映的醫、護患矛盾較為激烈，很多糾紛并不是純技術原因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責任心的問題，是一個醫務工作者能不能對自己負責、對技術負責、對病人負責、對風險負責的問題。根據專業特點，對1239名護生的責任意識進行調查與培養，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責任意識茫然，甚至有的學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責任意識。針對學生的現象進行責任意識培養，發現經過責任意識培養的學生較培養前明顯提高。調查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在校護理專業學生，共調查1356名，收回問卷1239份，應答率為 91.4%。其中女生1214名，男生25名，平均年齡（16.21±1.01）。
1.2問卷方法 自行設計責任意識問卷，問卷4個大項目組成，33個子項目，內容包括責任心、責任行為、責任認知、責任情感要求學生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填寫調查問卷。問卷采用4級評定。（圖1）
1.3培訓方法 以班級為單位分組進行：以生活事件歷練，責任歸因模擬演練等方式，使學生充分認識責任心、責任行為、責任認知、責任情感，從而增強責任意識。
責任意識調查圖1
表1 培訓前1239名護理專業學生責任意識（%），
表1 培訓后1239名護理專業學生責任意識（%），
2.結果
2.1培訓前1239名護生責任意識，有責任心的346名占27.9%，有責任行為216名占17.4%，有責任認知水平196占15.8%。有責任情感478名占38.6%。培訓后1239名護生責任意識，有責任心1213名占97.9%，有責任行為1211名占97.7%，有責任認知水平1228占99.1%。有責任情感1234名占99.6%。（表1-2）
2.2 調查結果前后對比，1234名護生培訓后責任意識明顯高于培訓前，有責任心提高70%，有責任行為提高80.3%，有責任認知水平提高83.3%。有責任情感提高61%。
3.討論
3.1分析結果 問卷由4個項目組成：①責任心包含10個子項目，主要涉及“對自己和他人，對家庭和集體，對國家和社會所負責任的認識、對遵守規范、承擔責任、履行義務的自覺態度”。②責任行為包含8個子項目，主要涉及“準確認識自身責任、對自己行為、專業、技術責任，對病人負責、風險負責”等內容。③責任認知包含7個子項目，主要涉及“能否自覺地承擔起自己應付的責任，對自己和他人心理狀態(如需要、信念、意圖、感覺等)的認識，與其心理狀態的關系的推理或認知”等內容。④責任情感包含6個子項目“能自覺承擔起自己生命的責任，有無愛心、同情心，有無服務和奉獻精神”等內容。
關鍵詞：生態文明；生態危機；生態安全；生態責任；發展主題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1-0143-03
一、人類已步入生態文明時代
“文明”亦可稱“文化”，準確地說是“文化昌明”或“昌明的文化”。文化即“人化”，指人的自然屬性的社會化，“文化程度”即“人化程度”，也可以說是其“社會化程度”。而文明則是“昌明的人化”或“人化昌明”，即人的自然屬性的“科學與和諧的社會化”。因此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屬性”而非“自然屬性”，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也可以進一步講是“一切‘社會化’關系的總和”。
回溯歷史，人類“社會化”進程先后歷經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現已步入生態文明時代。原始文明時代，人類在刀耕火種、采集狩獵等經濟基礎上呈現“野蠻”與“蒙昧”狀態，人類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農業文明時代，人類在靠天吃飯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呈現“專制”與“封建”狀態，人類敬畏自然、迷信自然；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在近現代科技支撐的工業經濟基礎上呈現“民主”與“科學”狀態，人類“改造”自然、“挑戰”自然，甚至欲求“征服”自然。在工業文明發展的基礎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人類正追求著“和諧”與“科學”狀態，追求著自然生態和諧，即“生物鏈和諧”，追求著經濟生態和諧，即“產業鏈和諧”，追求著社會生態和諧，即“人際與代際和諧”，人類“適應”自然、“尊重”自然，人類已步入生態文明發展時代。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與會國共同制定了《21世紀議程》，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思想：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包含三方面含義：其一，為了公平地滿足今世后代的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求取發展的權利必須實現；其二，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環境保護工作應是發展進程的一個整體，不能脫離這一進程來考慮；其三，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各國必須合作根除貧窮，應當減少和消除不能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并推行適當的人口政策。2002年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確認“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共同構成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三大支柱；其內涵基本涉及了自然生態、經濟生態與社會生態三方面。2007年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度提出“生態文明”概念與理念，作為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
二、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危機
（一）生態
生態可分為相互聯系與滲透的三層級，即自然生態、經濟生態與社會生態。自然生態是沒有被人類有（經濟）目的、有（經濟）計劃地介入干預而理應隨其自然規律而和諧發展的生態系統；經濟生態是人類有經濟目的、有經濟計劃地進行生產、交換與消費等經濟活動，并遵循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而應和諧發展的生態系統；社會生態是人類在自然生態與經濟生態的基礎上，與自然之間、人類相互之間及與后代之間實現的應和諧發展的生態系統。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人類社會同其他生物種群的地位是等同的，也是平等的，而所不同的是，人類活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對整個生態系統的“反作用力”遠遠大于其他生物種群，在“改造與戰勝自然”錯誤觀念指導下甚至導致或加速整個生態系統的危機與毀滅。
自然生態和諧是經濟生態和諧與社會生態和諧的基礎，自然生態和諧與經濟生態和諧是社會生態和諧的基礎，因此，自然生態危機與經濟生態危機都必然導致社會生態危機。基于該必然聯系，我們更能理解，20世紀70年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提出的：“對現代人類社會的危機來說，把對‘天下萬物’的義務和對親愛家庭關系的義務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場是合乎需要的，現代人應當采取此種意義上的儒教立場[2]。”
（二）生態危機
生態危機自古有之。純自然因素導致的，例如有恐龍時代的結束。帶有人類自身原因的，例如古巴比倫文明、瑪雅文明的消失。這些都是廣義上的生態危機。
而現今所稱的“生態危機”，是指在工業文明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所導致或加重的全球的、頻發或持久的各類生態危機。可分為自然生態危機、經濟生態危機與社會生態危機，三類危機分別是自然生態和諧、經濟生態和諧與社會生態和諧遭遇破壞而處于或接近處于不和諧與不穩定狀態的情形。
（三）生態危機的原因
（一）公司法中的善意相對人概念在學理上一般的定義是：一般情況下只要合同相對人能夠證實其有理由相信發起人是經公司許可或受公司委托而簽訂的合同，就應該認定該相對人為善意相對人。
（二）學理上對設立中公司的定義為：公司從發起設立到公司正式成立，需要經過一段過程。公司發起人以成立公司為目的而組織人力、財力、辦公場地、購買辦公設施等資源的這段過程稱為設立中的公司。
二、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的名義與相對人簽訂先公司合同公司免責情形
第一，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中第三條之規定：“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對人請求公司承擔合同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公司成立后有證據證明發起人利用設立中公司的名義為自己的利益與相對人簽訂合同，公司以此為由主張不承擔合同責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相對人是善意的除外”，最高院用此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公司發起人和相對人的合同責任劃分。
第二，理論界一般認為在公司成立前，如果發起人以公司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并非以自己名義對外簽訂合同，此時該先公司合同行為的后果原則上應當由成立后的公司直接承擔。但是基于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如果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的名義對外簽訂合同，但并非是為了公司利益，而是為自己謀取利益而簽訂合同，此時要求公司承擔合同責任，明顯違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則，因此公司可以據此提出抗辯從而拒絕承擔合同責任。
三、公司和相對人證明責任的劃分
（一）我國現有法律對發起人和相對人證明責任的規定
1、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我國民事訴訟同刑事訴訟在證明責任分配上有所不同，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仍處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階段。具體而言，民訴法是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原、被告之間分擔證明責任的，但舉證責任倒置的個別情形除外。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時，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時，人民法院即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承擔”，這就意味著證明責任成了司法裁量權的范疇，法官在特定情況下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來確定證明責任分配。但是啟動這種分配模式的條件是在具體特定案件證明責任的分配不能根據現有法律及司法解釋中找到具體可適用的規定。
（二）筆者對公司證明責任和相對人證明責任劃分的建議
1、在具體案件審理過程中，啟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條之規定時，案件審判法官必須嚴格遵守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根據案件具體實際情況，結合當事人的舉證能力、對危險領域的控制能力以及待證事實發生的蓋然性等多方面的因素，最大限度的減少法官自由裁量權帶來的負面影響。證明責任的分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法律問題，將某一證明責任分配給公司或相對人，或同時分配給雙方將會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要求法官必須以極為慎重的態度來公平、公正裁量證明責任的分配。若對證明責任的分配劃分裁量不當，不僅會極大的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會破壞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最關鍵的是不能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因而，對證明責任的劃分，首先是要根據法律具體規定，在法律無具體規定時，法官方可行使自由裁量權，但也應按照設立公司的性質、經營范圍來具體確定證明責任。
2、公司成立后，公司對于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的名義為自己的利益與相對人簽訂合同，如果公司以此為由主張不承擔合同責任的，公司按理應對“發起人為自己利益”、“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的名義”、“相對人簽訂合同時是已知發起人沒有權限或超越權限”、“相對人與發起人存在惡意串通的情形”等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在公司提供了證據證明自己的證明責任問題時，如果相對人主張自己并無過錯，要求由公司承擔合同責任，即以自己屬于善意相對人抗辯時，則相對人此時就有義務提供證據證實自己屬于善意相對人，如果相當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是無過錯的善意相對人，就應當支持公司的抗辯理由。合同相對人對于自己屬于善意相對人的善意性的舉證范圍，從維護交易安全、保護社會經濟秩序和保障相對人信賴利益的角度考慮，一般只需要合同相對人能夠證實其有理由相信發起人是經公司許可或者委托授權而簽訂的合同即可認定該相對人為善意合同相對人，此時如果公司仍主張其不應當承擔合同責任，則公司就應當提供證據證實相對人是非善意第三人。合同相對人應當對自身提供的產品的合格性和符合當時的市場價格承擔舉證責任，并有義務對公司提出的抗辯證據進行質證并針對該抗辯證據提出更有力的反證，否則法院可根據優勢證據的原則綜合全案證據裁定證據優勢的一方勝訴。
3、由于公司經營范圍的多樣性和公司本身性質的復雜程度不同，與公司設立有關的行為在實務操作中，審判人員只有按公司經營范圍常理性和案件具體情形來認定，始終做到堅持“公平、公正”這一基本原則。在處理具體案件中，審判法官可以根據情形依法將舉證責任在公司和相對人之間進行交換和分配，對其中至關重要的關鍵證據一定要慎重分擔證明責任，但進行這一操作的大前提一定是要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情況下，根據“公平、公正”這一基本原則。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生命周期 理想模型
興起于歐美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掀起了全球企業關于社會責任的熱潮。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問題說到底還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比如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問題，員工之間的工作環境、生活待遇公平問題，甚至上下代人之間資源消耗的公平正義問題。探索企業社會責任的長效機制可以從企業社會責任生命周期和企業生命周期結合研究進行新的思考，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命運緊密結合起來建立一種理想模型，不僅體現了社會公平正義，還能夠優化企業發展的過程。
一、國內外學者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模型的相關研究
著名學者Carroll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四責任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Caroll，1979）。在這一模型中經濟責任是最基礎的責任，慈善責任是最高級的社會責任。學者Robbins把企業的社會責任道德水平分為三個階段，即前慣例水平、慣例水平和原則水平（Robbins，1997）。在第一種水平下，企業處于原始資本的積累階段；當企業位于迅速發展的階段時，企業的社會責任道德水平就是慣例水平時期；原則水平就是企業的發展位于成熟階段的時候的社會責任道德水平。我國學者陳志昂和陸偉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三角模型，在金字塔的最底層是法規層級，中間是標準層級，塔尖層是企業戰略區又稱為道義區。
以上三種企業社會責任模型以及相關研究只是單一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上進行模型構架，缺乏相關模型支撐和理論回應。Carroll的模型本質上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理論模型，因為每一種社會責任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關注也有不同側重，但是這種側重只是企業社會責任橫向上的挖掘，沒有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縱向角度對其進行思考。Robbins的企業責任道德水平理論是基于企業倫理學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思考，它是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下的非理性企業行為，該模型只是把企業社會責任看作是企業倫理的范疇，忽視了企業社會責任也屬于生命周期的理論范疇。我國兩位學者認為無論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強制性還是基礎性都是從金字塔底層向塔頂層遞減的，也就是說，企業的法律社會責任具有比道義區責任更強的外在法律強制性和內在基礎性。該三角模型受到Carroll企業四責任模型的影響，不僅認為法律責任是企業基礎性的責任，更從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上論述了企業社會責任具有清晰的層次等級劃分。但是其中不足的是兩位學者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認清企業社會責任，只把塔尖層的企業社會責任看作是游離于企業戰略行為和道義行為的企業內部行動，并沒有把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戰略性的高度。
雖然不斷有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深入研究，如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Preston，1975）、利益相關者理論（Freeman，1984）、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Preston和Sapentza，1990）、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公民關系（Matten，2003）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關系（李正，2006）、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倫理的關系（趙書華和婁梅，2011）等。但這些研究都存在一點不足，即沒有從宏觀上對企業社會責任建立如何與企業生命周期互動進行思考，沒有把企業看做是一個有機生命體，更沒有從企業的完整生命歷程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探究。
二、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的構建
自Greiner于1972年提出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以來，學術界就企業生命周期理論階段劃分存在多種看法：Adizes（1989）認為企業生命周期應有三階段、十時期，我國學者陳佳貴（1995）把企業生命周期分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蛻變期六個階段。本文采用Balkin & Montenayor（2000）對企業生命周期的劃分，將企業生命周期分為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企業是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會存在生命周期長短的問題，每個階段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都會不同。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生命周期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圖1的模型來表示。
圖1是在一種理想狀態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探討。其中，a曲線代表企業生命周期曲線，b曲線代表企業社會責任周期曲線。n1、n2、n3、n4分別代表企業生命周期的四個階段，即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來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期盼，另一方面來源于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自覺意識。因此，就有平衡公式如下：
A=B+C-D
其中，A代表某個企業的的社會責任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總量；B代表整個社會對某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基本需求總量；C代表企業基于自愿原則且在不損害自身長遠發展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社會責任發揮總量；D代表在B和C之間存在的重合部分，即企業基本責任下社會責任的維持。B來源于外部環境對企業的要求，C來源于內部自我認識和責任自覺。B值和C值的多少與A值沒有關系。不可否認的是，A值不是一個永恒定值，而是一個動態定值。在A一定的時候，B值越大，C值就越小，B值越小，C值就越大。處理好B值與C值的關系就是協調好企業社會責任外部壓力與內部自覺的關系：當社會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期望過高、要求過多時，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范圍就會被擠壓，內部自覺度就會降低，必定會影響企業本身的社會責任積極性；當社會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太高或者偏低時，理想狀態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就會存在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社會責任的內部自覺度就會提高，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就會被調動，承擔的社會責任就會自覺加大。
1、企業創業期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在企業發展的創業期n1中，企業沒有承擔或極少承擔社會責任，在企業十分弱小的成立初期，社會對這種剛成立的企業不存在很大的社會責任期望，來自外部社會對企業要求的B值就會很小，“企業最根本的目的是實現自身的利潤和為社會提供保證質量的物質產品和高層次的服務，假如企業這個最根本的目的沒有達到，那么企業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企業在創立初期不應被社會寄予太多責任期望，反而這時的社會應給予它們更多的關注和幫助，而不是奪取。加上此時的企業本身組織建設和企業文化發展還不夠成熟，企業自身存在很大的生存壓力，沒有足夠或幾乎沒有社會責任意識的生成，C值也會很小。“這個階段的所有投入都入不敷出……基本上不可能盈利，所以企業對經營者、員工、政府的社會責任是能夠履行之前承諾的各種薪資待遇，能夠恪守各種法律法規”。并且在實際操作中，在成立的初期，企業在政府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土地、財政補貼等政策方面享受了很大的優惠。這一時期企業最基本的責任就是發展壯大自己，而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就是負的狀態，如上已論述的平衡公式中代表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B值就會是負的狀態，代表企業責任自覺的C值幾乎為零，代表企業社會責任總和的A值就是負狀態，虛曲線b1表示的就是這一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軌跡。隨著企業發展壯大，這兩方面的企業責任得到很大的改觀，A值將會增大，b點運功軌跡將會從m1點向O1點運動。
2、企業成長期的社會責任
當企業發展到成長期進入O1點時，企業經濟實力、社會責任意識都達到一定高度，企業真正從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各個方面踐行社會責任并迅速發展。此時企業管理者社會責任意識增強，出于營造企業形象理念的內部責任壓力開始逐漸部分代替外部要求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壓力，所以來自內部的責任動力C值會增大，B值會減少，并且C值的增幅大于B值下降速度，b曲線在成長期n2階段上升迅速。
3、企業成熟期的社會責任
成熟期的企業無論在產品市場占有率還是企業品牌效益上都處于穩定而優勢的地位，無論在企業硬環境還是企業軟實力上都表現得超出行業平均水平。這時的企業對內規范管理，重視員工福利，提高利潤效益；對外兼顧利益相關者權益，加大社會公益投入，關心社區建設、參與公民社會建設等等。這些都極大提升了企業作為社會重要組成單元的責任主體作用。b曲線在成長期n3階段繼續上升也體現了這時企業的發展水平。
4、企業衰退期的社會責任
由于企業管理者決策失誤或外部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等原因，企業會不可避免的進入衰退狀態。產品滯銷、利潤大幅度下降導致企業財務困難，無法繼續擴大前一階段的非生產性資金投入，維持或縮小用于社會責任的投入就是導致這一階段的企業社會責任曲線下降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理想狀態中，企業這個階段正處于企業發展的危險期，企業管理者此時的管理重心是拯救瀕臨破產的企業現狀，這才是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所以，來自外部社會責任期望C值和來自內部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能力B值都會快速下降。
5、企業倒閉后的社會責任
當a曲線在O4點時表示企業破產倒閉，但企業社會責任此時卻不應該結束。代表社會對企業責任期望的B值仍然存在，這部分期望包括倒閉后企業職工的利益訴求以及基于一貫社會責任履行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平穩過渡，也正是在B這樣的期望下，真正負責任的企業管理者們在企業經營不善、倒閉破產時不應忽視社會責任的認識和自覺，所以C值的存在有其社會需要和自覺需要。這不僅涉及到企業管理者個人的道德聲譽，更影響到再次市場的進入和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做好后期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也十分重要，這種管理包括企業倒閉后員工的安撫、再培訓和推薦再就業直到員工找到新的工作，還有退休職工的社會福利、慈善責任的軟著陸等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理想企業社會責任應包含五個階段：潛伏期、起步期、期、萎縮期和后生命期。
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是在“社會人”的理論假設前提下，兼顧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一次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周期問題的思考。不難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存在滯后性，這是由企業經濟能力和管理者責任自覺共同決定的。在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中，企業經濟能力和管理者責任自覺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兩者缺一不可：有經濟能力沒有責任自覺，企業社會責任也不存在；空有責任自覺沒有經濟能力，企業社會責任也形如空中樓閣，缺少任何一個，A值都不會出現拋物線的理想運動軌跡。
企業能否較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是企業平衡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能力的體現，而這種能力也是企業處理各種各樣復雜的社會關系的產物。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在社會和企業之間架構了一道包容并進的橋梁，為企業和社會的新型關系提出了新的范式，既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企業的社會責任合理規劃構建，又能在社會的發展模式上探索出一條科學的道路，實現社會的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企業正確地履行社會責任能夠反哺企業生產發展。首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體現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高度統一；其次，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強化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緊密關系，優化企業內外部環境；最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能夠延長企業生命周期。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是一個包容性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水平的高低被納入衡量企業發展好壞的因素范圍中。理想狀態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應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晴雨表”，它是多方面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企業發展歷程中的度量因子，所以更能反映并體現企業與社會融洽程度以及企業發展質量的高低。可以預見，未來的領先企業將會建立起一套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發展質量評估體系。
三、結論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從政府官員到企業管理者還是沒有從更高的層面認識企業社會責任。對社會責任認識不足，缺乏科學的、合理的、戰略性的認識是制約我國企業的本質性問題。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的建立是在企業與社會長期價值共通的模式下的未來企業社會責任探索，為厘清企業責任履行與企業生命發展的內在聯系，乃至延長企業生命周期都提供了新的視角。
企業社會責任實質上是企業的內生責任，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作為企業長遠發展的內生動力將是未來優秀企業管理者的共識和必循之路。企圖通過政府和社會引導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方式不會持久，肯定也會逐漸淡出歷史的長河。只有企業自發自覺自動地結合企業實際，努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理想模型，才能樹立企業良好形象，促進社會和諧建設。
（注：項目基金：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諧社會建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學研究”（項目編號：08BSHO58）和湖北省軟科學科學研究（項目編號：2011DEA039）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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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殺不僅是一個社會和心理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把自殺看作一種道德病態。對于承載著民族期望、時代使命的我國當代大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說，自殺更多的體現了他們在道德心理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
1.道德認知的偏差
大學生正處于自我意識高漲，人生觀和價值觀趨于穩固的發展時期。“心理上的斷乳”使他們在面對新事物時心懷一種強烈的沖動和欲求。目前，經濟體制和社會格局的變革，外來文化的渲染，信息的泛濫，使我國傳統的一元文化遭至嚴峻挑戰，不可避免地給作為“社會思想先鋒”的大學生群體帶來道德認知的多元化。
對生命神圣的認知是道德認知的基礎。在有關“大學生對待生命的態度”的調查中發現，大學生中對生命持“熱愛”態度的占86%，認為“有權終結自己生命”的占11.3%，持“無所謂”態度的占3.6%。這一結果與大學生自殺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不謀而合。剔除外部環境因素，造成這一尷尬局面，主要源于大學生對生命內在價值認識的偏差。
2.道德情感的缺失
道德情感是人們從一定的道德認識出發，基于人的社會性需要，遵照內心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在對現實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進行評價時產生的內心情緒體驗。它是道德行為的促生和支持力量，其中義務感和責任感具有特殊的意義。
權利和義務是相伴而生的。一個人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應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非理智性自殺，則是違背生命道德最重要的表現之一。
首先，對自我的不負責任。2002年，有學者曾進行了“當代大學生的自我責任觀”的調查。在回答“您認為您是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嗎”時，有34.8%的答案是“不確定”和“不是”。這說明當代大學生對“自我責任的踐履狀況”的自我評價不是很高，在理解人生意義和選擇人生去向時存在一定的困惑和盲從。因此，在衡量生命是快樂最大的資本還是煩惱最終的淵藪時，某些大學生傾向于后者。第二，對家庭的不負責任。按現實物價，培養出一個一般專業的大學生，家庭所支付的費用就高達七萬，相當于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二十年的全部收入。可以說，許多家庭都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一只腳已踏出農門的大學生子女身上，用最多的心血和最大的熱情支撐和捍衛著他們心中的“金鳳凰”。然而有調查表明，由于受現代經濟社會的沖擊較大，個人取向增強，城鄉青少年在家庭觀念從“家本位”向“人本位”轉移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深受城市文化熏陶的當代大學生，追求自我實現與個人成就的愿望更為強烈，傳統的家庭責任感在其身上不斷弱化，“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敬畏逐漸演化為放任生命的自毀自滅。第三，對社會的不負責任。社會責任從低到高可理解為兩個層次，一種是自我約束，即不做有損于社會和他人利益的事情，盡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一種是對他人的關懷和對社會的回報，即幫助有需要的人，自覺為社會服務。從小深受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影響的當代青年，理應能夠對國家、社會及他人承擔厚重的責任和義務，但實證研究發現，一些青年對社會責任感的理解與承擔僅停留在消極層次，缺乏對社會的終極關懷，未能將“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等優秀傳統美德真正內化，并落實到實際行為中。因此，大學生以死亡作為自身解脫困境，消除痛苦的手段，實則是對社會責任的自私逃避。生命是社會共同的財富，尤其是對于年富力強，可以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創造出巨大價值的大學生而言。
3.道德行為的輕率
道德行為是人在道德意識的支配和道德情感的驅動下表現出來的，對待他人和社會的有道德意義的活動。人是道德行為的主體，總是以愿望和意向的方式體驗著各種內心愿望和意向之間的矛盾沖突。在面臨道德的二難選擇中，人必須訴諸個體的理性，運用先驗的社會道德規范的抽象、普遍原理反復思考，權衡可能付出的代價與可能獲得的收益，然后作出有道德價值的取舍。可見，道德行為是一種意志和理性行動，良心和理智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生命的非個人所有性，決定了一個人對待自身生命的態度與舉動，也是一種道德行為。生存是生命的實踐方式，這就要求在對待有關生存的問題時，也應該從道德意義，如社會責任、家庭義務、個人價值等角度，慎重考慮，謹慎行事。然而，現有研究表明，“許多青少年的自殺行為純屬一時沖動，常常是在一念之間的情況下作出的反映，并非真的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在當今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特殊形勢下，素以“象牙塔”自比的大學校園也毫無例外地受到社會變革浪潮的沖擊。大學生正處于血氣方剛、易于沖動的年齡階段。深受外部“不速”刺激，如教育體制的振動、學業成績的浮動、情感與經濟生活的搖動，與內心失落、受挫、無助、無力的消極心理氣氛的雙重夾擊，在遭受挫折時，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學生往往聽任于欲望、情緒、動機等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在情緒波動較大，甚至完全由情緒沖動主宰下踐履自殺行為。
二
由于特殊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大學生的道德水準直接影響著國家和民族的道德走向。而對一個人來說，最根本和核心的道德問題就是如何善待自己的生命。也許并非每個人都擁有博愛的情懷，但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蘊積著一股巨大的力量，以保護生命之樹免受侵害。因此，強化生命教育，完善大學生道德心理與人格，不但必要而且可行。
1.提升生命意識，珍愛生命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俗語云：“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充分肯定了個體生命對于創造財富、積累生產生活資料的源泉作用。作為一個物質實體，生命的源泉作用的確發揮得淋漓盡致。
現代社會的一些新思潮，如金錢崇拜、權利紛爭，在校園里不斷蔓延，猛烈地沖擊著我國一貫崇尚的“仁愛”“見利思義”等傳統教育思想，也破壞了大學生心中單純的精神信仰和神圣的社會理想。對于為何而生、生命將走向何處等終極問題，大學生感到困惑、恐慌和迷茫。為此，高校的生命教育任重而道遠。首先就要提升當代大學生的生命意識，引導他們欣賞生命、珍愛生命，使他們認識到尊重生命其實是一種道德堅持，活著也是勇氣的體現。健康學的研究發現，企圖自殺的人，其內心仍有希望繼續生存的意愿。而經歷過死亡體驗的人，對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強烈的眷戀。基于這一點，高校可以盡可能地創造條件，讓學生親自近距離地體驗死亡，如有組織地參觀殯儀館，或參加親人的告別儀式，或邀請劫后余生、絕處逢生的人談他們的感受。站在生命的終點、至高點，俯瞰整個人生，將有利于大學生充分領悟生命的意義和終極價值，激發他們自覺地對生命進行追問，探求生命的本真，從而堅定其生存的信心和意志。
2.培養生命情懷，敬畏生命
缺乏情感的教育，培養不出具有完整生命意義的人。培養生命情懷，首先要教會學生熱愛生命。
其次要教會學生敬畏生命。敬畏生命其實是人的一種天性，一種天生的心理需求。就像一個成人看到嬰兒毛茸茸的臉，情不自禁地想去觸摸；聽到嬰兒清亮的哭聲，憐惜便油然而生一樣。而這樣的需求，常常是潛藏在隱性或顯性程度不太高的狀態，又容易被許多后天的負面因素，如人性價值觀的扭曲、自我意識的膨脹等掩藏。真正的教育，追求的應當是一種理想境界，不沾染世俗和喧囂。
再次要教會學生增強責任感。責任感的缺失，是大學生踐踏和舍棄生命的首要原因。社會的存在是以可數的個體生命的存在為前提的。同樣地，每個人都應為社會的發展承擔責任和義務。教育的重大責任正在于此：怎樣使學生的原始欲求合理化，以有益于社會和他人的形式表現并得以滿足，怎樣使學生的個人價值責任化，適當地把社會責任因素納入個性張揚的考慮范圍之內，將是當前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
3.實現生命價值，超越生命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各位同事：
大家好。
站在這個講臺，我心懷感激，感激公司在安全生產月給了我擔當吹鼓手的機會；感激在坐各位評委老師和同事們，對才疏學淺的我的接納和培養。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用高度責任建設平安家園”。
大家都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花有重開日，人無再輪回。人的生命，甚至比腳下的小草，枝頭的花朵更脆弱。因此，關愛生命，關注安全，是我們永恒的主題；是我們不懈的追求；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是我們最真的人文關懷。
關愛生命，關注安全。不是一句空話，這需要我們以高度的責任感來擔當、來執行、來推動。
責任心鑄就平安家園。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企業、一個團隊、一個人，
只有心懷責任，才會狠抓落實；
只有心懷責任，才會勇于擔當；
只有心懷責任，才能實現安全事故為零的目標。
安全生產，責任重于泰山。生產生活中，事故總在責任缺失中發生。讓我們一起回顧歷史：“2.2”葦場火災，就是因為我們責任缺失所至。在這起事故中，我們員工安全生產弦松了，責任心丟失了，最終，從排氣管中飛出的一顆小火星，使蘆葦場瞬間變成了一片火海。試想，如果沒有省、市消防官兵的及時救援，如果沒有公司決策層和參戰員工的奮力撲救，公司糧倉將不復存在，無糧可吃的岳紙，我們可以想象，將會陷入怎樣的絕境。巨大的經濟損失！負面的社會影響！慘痛的教訓！見證這一切的岳紙人無不刻骨銘心，永生難忘。
其實，我們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便擔負起生命的責任。去年發生的岳陽鴻興公司的“7.23”事故，再次敲響了責任不落實的警鐘。“7.23”事故現場，與我化葦車間僅一墻之隔，1死兩重傷的血的教訓，就發生在我的身邊，時間無法抹去我對這起重大人身傷亡事故的記憶，還記得，在事發現場，一名施工人員，從厚厚的漿泥中艱難地向前爬行，血液染紅了衣衫，身后拖出了長長的血跡，身上裹滿了殘漿，臉上血肉模糊，而他的眼神里，透著對生命的渴望，他顫抖的手努力向前，他的神情莫不是痛苦和恐懼。那眼前的一幕，讓我更加明白了生命的真諦，生命無法再給，健健康康地活著，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有這樣兩個公式：安全責任+不落實=零；責任落地+責任擔當=安全保障。可以看出，安全責任，需要落實。抓落實，同時體現的也是一種責任落地和責任擔當。回顧歷史，冷靜思考，深入分析，如果我們強化了崗位責任、管理責任和監督責任，工作有效落實，那么，“2.2”葦場火災，就完全可以避免；鴻興公司的施工人員，就不會在“7.23”事故中英年早逝，就仍然可以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活在我們身邊。
同事們，說到這，也許打開了您記憶的閘門，那些因為責任缺失所造成的悲慘場面，一定會給您以心靈的震撼；那些因為安全不落實，而消失于我們身邊的熟悉的名字和美麗的青春，一定會給您以悲傷。
眾多事故無時無刻不在警示著我們：
只有關注安全，強化責任，才能讓我們遠離痛苦與哀傷；
只有關注安全，落實責任，才能讓我們得到快樂和幸福；
只有關注安全，擔當責任，才能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平安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