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2 16:10: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區治理的原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社區是城市社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服務，經濟組織運行、不同階層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織的區域性共同體。社區是社會結構最基礎層面上的社會單元社區，而社區治理是現代城市治理的基礎性工程。加強社區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質、生活素質，維護城市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的重要環節。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日益表露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長，社會的高風險度增加。因此，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以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革為前提，只有采取社區治理的多樣化才能實現社會治理的和諧目標。
一、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界定
就社區自身方面來說，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的。這是由于居民的流動性，經濟結構的調整，郊區的興起，一個全新的多元文化社會已經摒棄了集體密度的社區。因此，社區已經成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和多方面的。社區已經成為支離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說人們共享相同的領土幾乎消失了。如果人們的社交網絡還存在的話，那它們可能成為一種結合的類型：其延伸出的領域未必涉及鄰里之間了。其他的人則更為分散，則社區成為一個獨立的地區。公共治理理論家博克斯的核心觀點是：“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體。” 這一觀點強調了社區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權利。
此外，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樣性的特征。我國就是采用這種多樣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單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聯邦制的使命，同時，也維護了一個大國的統一和穩定。我國地方政府的多樣性的具體表現為三種模式：普通集權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區復合模式，這三種模式構成了中國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區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就能力和傳統而言，每個地方的社區在解決問題和組織以及實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樣性使社區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著不同形式的社區治理，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社區治理的多樣化進行前瞻性的探討。
二、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區治理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其原因為：
一是期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抑制某些能夠用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資源。
另一個是希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提高民主發展中的民主參與能力。社區在這兩個方面可能扮演一個更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區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可以填補，尤其是在公共預算縮水的情況下；
第二，社區不僅僅是簡單的提供服務而且也能夠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國社區治理的最大特點就是行政化傾向嚴重。“社區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實現社會再組織的過程。政府制定統一規劃，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內，由上而下，重構”縱向到底、橫向到變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 社區的各項活動不能在孤獨和封閉的狀態下進行，它們必須聯接成為有機的整體，并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使之得以在公眾展現。
因此，基于這些原因，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可分為：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網絡式的社區治理以及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1.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模式實際上是政府與社區兩個治理主體之間的不同選擇。我國的社區雖然是法定的群眾基層自治組織，卻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對弱勢。美國社區內的具體事務完全實行自主自治，與政府部門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政府通過提供資金援助和制度權利來提高美國公民參與的制度化程度。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缺乏社區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場經濟，長期醞釀的公民社會，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國外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提高社區自治水平、實現社區自治才是完善社區治理的必經之路。
目前，國外發達國家的社區治理主要可總結為三種模式，即美國的社區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導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這三種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制定的。隨著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公民參與公共行政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內容。因此，公民參與主要是指“公民試圖影響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動。” 我們倡導采取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加強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需增強公民意識。公民意識增強主要表現在對自身道德素養的培養、社會責任感的增強、自身權利的維護、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等方面。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社區事務也相對復雜起來，居民與社區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對社區的各項需要也最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參與，鄰里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就更易于調節，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此外，提高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還需加強公民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助。
為了保證公民在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則：首先，公民必須了解其所在社區的治理原則。就如公共治理論論家博格斯指出的觀點：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體。在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我們應遵循的規模是自下而上的選擇過程；其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民主原則。這意味著公民擁有更多選擇和決定社區未來的機會；再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責任原則。由于公民是社區的所有者，所以社區代議機構只能是公民的服務者而不是上級；最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表達清晰性。這個原則直接影響著社區決策。
總之，我國的社區治理不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會質量的改善。現階段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幾乎全部是政府啟動，政府主導的，至今還沒有出現過完全由社區主體組織或其他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社區建設個案。 因此，通過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社區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網絡式的社區治理
目前，我國社區的軟件建設發展滯后，突出表現為社區自治能力弱，社區非政府組織發育不全，社區公共設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滿意度上升緩慢等。問題的根源在于現行社區建設模式產生的垂直結構制約了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嚴重影響了城市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然而，隨著全球網絡化的發展，人們之間面對面的溝通減少了，而社區網絡化發展逐漸成為當代社區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縮小社區空間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決社區存在的問題。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靈活性。因為其是通過網絡和市場原則來自建的由網絡來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網絡通常能靈活的與公共組織，私人組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安排。
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對地方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我們要摒棄政府壟斷公共服務的觀念，逐步放權，引入多方主體參與到提供公共服務中。同時，還要盡可能地利用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務，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務效能。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協同性、整體性，優化政府結構，實施組織整合，縱向減少層級，橫向加強協同。此外，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強政府工作的靈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數字化網絡技術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區的工作協同機制。
總之，網絡式的社區治理雖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獲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區的一個較小問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網絡是虛擬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穩定或者不肯定的影響社區治理的因素。因而，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治理難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達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標。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僅要看到它的優點，其缺點我們也不可忽視。我們相信，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模式的探索能為今后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提供有益的參考。
3.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是基于社區自治來吸納社區各類組織的參與過程。這種社區內的各類組織實施的治理是一種“封閉式治理”。大多數的治理，不論是國家治理、城市治理、鄉鎮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閉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區實施封閉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國城市的封閉小區可能在圍墻內創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態。但是小區的“經濟準入制”，圍墻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價的間隔一般，這將是影響我國城市發展、社區發展的重大障礙。
社區作為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其和所有的組織一樣，都不可能是與環境絕對割裂的封閉系統，而是一個開放系統。社區治理必須依賴于外部資源的輸入，而外部資源的輸入過程則是外部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是社區治理制度的演化，在開放式社區治理模式下，外部主體的參與不是為了控制社區，而是致力于社區發展和提供社區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體對社區實施的是一種新的復合治理機制，也就是謀求各個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互補關系，更加強調了治理主體的參與性。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所要強調的是社區治理主體并沒有一個特定的范圍，這也就意味著社區外的組織可以通過各種機制創新來參與社區治理。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首先，明確社區、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從“二元對立”演化為“伙伴關系”，解決了社區治理的主體問題；其次，通過實施復合治理，解決了社區治理創新機制問題；最后，通過幫助社區獲得資源信息和合法性，解決了社區發展的動力問題。
總之，在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成為一個開放系統，這既為社區發展開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也為社區發展帶來了系統性和制度性的風險。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始終需要關注的是防止內部主體過度依賴和外部主體過度控制的兩個問題。伴隨著社區治理的發展，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為未來的社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研究意義
社會發展應該從社區治理開始，社區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是社會的細胞。社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微觀基礎，沒有基層社會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一個健康、成熟的社區，應該是社區與政府，社區與企業、社區與社會、社區與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區。社區居民之間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規范和通過自主組織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參與網絡構成了社區民合作所依賴的社會資本。
社區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應地多樣化來對應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樣性，因此，社區治理的公民參與式、社區治理的網絡式以及社區治理的開放式對目前或者未來的社區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民主性。社區治理的主體有政府主導變為公民主導，這樣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本土化”發展，同時，也相應地加強了社會民主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網路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社區治理的局限性。網絡現在已成為大多數人的交流方式，網絡是虛擬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決社區治理中的難題，同時也打破了社區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難以達到有效的目標的局限；
第三，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優化性。社區治理需要外部主體的參與，只用通過外部主體的參與，社區治理則可以依賴外部資源來優化治理的條件。
總而言之，社區治理多樣化的問題研究對社區治理的發展具有可靠的參考依據和為未來社區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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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杜錦（1988.11-），女，湖南瀘溪人，苗族，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行政管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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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制構想
引言
在如今，城市化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城市內部的治理問題越來越被重視。社區是城市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是城市的基礎組成。社區的發展以及社區的治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決定著城市化的發展，對于城市的發展的方向與方式也有一定的影響，也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是一個城市的治理水平的體現。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轉型時期。改革開放后，原來的以單位為中心的模式，逐漸發展成為多元化的發展模式，政府不單單是管理者，更是在成為引導者、參與者，逐漸發展成為政府與社會、企業共同合作的治理方式。而中國的社區綜合環境的治理相比較于西方是屬于比較晚的，在治理的結構上、方式上等都是比較落后的。當前中國的社區綜合環境治理也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如民主不夠徹底、群眾參與度非常低等等。所以，應高度重視社區綜合環境整治績效評價工作，以提高社區綜合環境的治理水平，營造一個整潔和諧的生活環境，改善市容市貌。績效評價是治理體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貫穿著治理的全過程。而如今，對于績效評價更多的是在治理后對于結果的評價，也存在著評價虛高，以及官員在其中弄虛作假等問題。所以，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的研究也是社區綜合環境治理中的關鍵，是必須要牢牢把控并且優化結構，使治理更徹底、更有效的重要方面。
一、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面臨的障礙
1.居民參與評價程度低影響績效評價的客觀真實性。對于居民參與評價的程度較低，需要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來分析，主觀是自身意識問題，而客觀是政府體制問題。首先，主觀方面來說，居民對于參與績效評價體系中的反饋評價這一部分的意識是極差的，許多人都不知道社區環境綜合治理的績效評價過程中有評價反饋這一過程。同時，居民也不會想到對于治理之后的結果好壞對政府進行評價。從客觀方面來說，政府對于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的整個體制中也比較忽視反饋型的評價，更不用說讓居民參與進評價的整個過程中。政府在目前的情況下，對于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制中，一直存在著注重投入的過程卻缺少反饋缺改進的這樣一個制度上的缺陷，而居民的不了解評價反饋并不僅僅是自身的意識問題，也同時是政府沒有正確引導。或者說，政府在制度上根本缺失讓居民參與進評價反饋中的一個過程，政府忽視反饋評價的同時更是缺少居民參與評價，目前的制度偏重居民參與進治理的過程中，卻缺少事后更好地對治理進行反饋，這是因為在制度上沒有明確規范要求。因為缺少居民參與的評價是不完善的，是缺失公眾監督的，所以在客觀的制度上缺少居民參與評價，也是當前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中制度方面的一大問題。2.資金漏洞與挪用使得評價目標失真。在社區綜合環境環境治理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存在環境治理資金漏洞與環境專項治理資金挪用的情況，社區綜合環境治理方面上存在著很大的資金漏洞，所以所投入的資金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效。對于環境治理，所需要的資金、人員以及物資是極其大量的投入，在方方面面中都需要資金的支持，而且如今的大氣污染嚴重，PM2.5超標等環境逐漸惡化的情況下，對于環境治理的要求日漸嚴峻，專項資金到位更是被需求。社區綜合環境治理更是環境治理的一個部分，更關系到人們的生活，但是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中也同時存在著資金漏洞以及專項資金被挪用的情況，國家對于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撥款不在少數，但真正能用到實處，對社區綜合環境進行一定程度上治理的資金卻少之又少，社區依然存在著許多的環境問題，如此的資金漏洞與挪用是十分影響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很簡單的道理，因為錢花出去了，但沒花在社區綜合環境治理上，其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大大失調，績效評價必是較差的。
二、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的問題成因
1.政績考核看重經濟效益則不注重社區環境發展。在如今的政績考核上，依舊注重的是經濟的發展，注重的是經濟帶動城市發展的道路，所以官員為了晉升會變相犧牲環境來取得經濟效益使得經濟發展更快更好。對于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來說，目前的政績考核并不會將之納入考核系統之內，或者只參考一些，官員能夠得到晉升主要還是看其帶來多少經濟上的效益。上海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犧牲了環境所達到的。比如寶鋼煉鋼廠，在冶煉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濃煙則對周圍的社區產生了巨大的污染，但是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效益則是巨大的，官員政績考核則是如今帶來多少經濟效益，加快了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晉升，而不會是因為如今污染了多少大氣，影響了多少社區大氣環境而導致不能晉升。所以，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成為了為了經濟發展或多或少可以犧牲一些的方面，而這樣的情況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治理專項資金被挪用的情況出現，因為官員想要晉升則通過各種手段包括犧牲環境、挪用治理環境的資金來發展經濟，這樣一來治理環境的資金缺少了，但在績效評價中投入一部分依舊是計算資金挪用前的總額，則會讓社區環境治理的資金產生巨大的漏洞。2.缺乏改進型的反饋使得治理水平得不到提升。在績效評價的過程最后缺乏改進型的反饋是無法提升治理水平，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效益不明顯的重要原因，改進型反饋可以讓治理者明白不足之處然后加以改進。在如今的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的過程中，注重的是治理的過程與事前的投入并且對投入的預期，在事后關注的一般都是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也就是是否結果與預期相匹配。而整個績效評價的過程中十分缺乏對治理過程中不足之處或錯誤之處能夠進行有改進型的反饋的過程，以政府為主體的治理者自身制度上沒有這一步驟，而居民更是沒有渠道沒有方法去對政府進行改進型的反饋，無法知道治理過程中的不足之處，就無法發揮出績效評價在評價的過程中達到提升治理水平的這一目的。從調研中可以發現，居民對于參與改進型反饋的過程幾乎沒有，而治理的成效的確是沒有達到對于投入的預想。在目前上海社區綜合環境治理的績效評價中，首先，對于反饋的過程在政府自身改進型的反饋，以及居民提出建議的改進型反饋則都是缺失的；其次，對于改進型反饋的重要性的認識則同樣也是缺失的，都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以及能夠對治理水平提高的促進作用，并且也沒有一定的制度來規范。
一
社區義工是指公民自愿貢獻個人時間和精力,在不為物質報酬的前提下,為推動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社會福利事業,在社區等公共場所或相關社會福利機構中提供自愿服務的活動。社區義工起源于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區義工逐漸制度化、專業化、系統化。并把社區義工與公民的成才就業掛鉤,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為切入點,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運作機制和國際慣例,成為西方國家加強對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形式,成為西方公民自覺的行動指標。
社區義工的理念、形式、評價方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效果的有效途徑。社區義工了解社會、體驗社會、服務社會、培養道德品格的理念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社區義工的形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具有創新性,有利于解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參與主體覆蓋面問題;社區義工的評價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能夠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
(一)社區義工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理念要求
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目的是通過了解社會、服務社會,引導大學生走出校門、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和觀察分析社會現象的能力,努力成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社區義工的理念也是要求公民在自愿貢獻個人時間和精力,在不為物質報酬的前提下,了解社會、體驗社會、服務社會、培養公民的道德品格。如以義工精神聞名于世的美國,美國把社區義工當成是一種文化現象,美國大學大力提倡社區義工,把是否參加社區義工作為大學錄取的重要參考指標,社區義工成為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標志。美國大學強調通過實踐經驗來刺激學生的學術成長,鼓勵大學生走出校門,看看自己究竟能為社會提供什么服務,或者面對社會的需求和挑戰,自己還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質。甚至于美國大學把是否參與社區義工看成是衡量精英分子的準則,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參與基層社會的生活,有多大的現實感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大學生通過社區義工發現社會,培養使命感,強化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正如美國耶魯大學在解釋耶魯為什么能培養出許多總統和政治家時說的:“這里有最高水平的精英的教育,又有一個最貧困破落的城市,美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展現在學生眼前,這是一般的象牙塔所無法相比的。”[1]因此社區義工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在理念上是相同的,社區義工能夠成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有效途徑。
(二)社區義工的形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具有創新性,有利于解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參與主體的覆蓋面問題
社區義工是西方國家社會服務的主要形式,是西方國家社會服務的文化象征,在西方國家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以美國的大學為例,在2006年,有330萬16~24歲的在校美國大學生參與了義工活動,相當于美國適齡大學生的30.2%,在25歲以上的人口中,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的占了46%,而同年齡層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的僅有21%,還不到受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活動的一半。[2]因此社區義工在美國大學有著廣泛的參與性,學生參與的覆蓋面相當廣泛,這對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參與主體的覆蓋面有著極強的借鑒意義,有利于解決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過程中學生參與覆蓋面不夠廣泛的問題。同時社區義工的形式也具有很強的創新性,也可以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提供可供借鑒的方式。西方國家的社區義工服務范圍廣泛,涵蓋了教育、環保、心理咨詢、養老、宣傳、社區教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力。如英國的社區服務志愿人員(CSV)計劃,該計劃專門為16~35歲的志愿服務者參加活動,要求所有的志愿人員都要直接為需要幫助的人服務,幫助無家可歸者、年老體弱者、犯罪的青少年以及精神和生理不健全者。工作場所包括學校、醫院、監獄等社區。再如加拿大的“卡蒂馬維克”計劃,其宗旨是幫助17~20歲的加拿大青年的個人成長;為加拿大社區提供各種服務;加強大眾的環境意識;以及讓加拿大青年更深人地了解自己的國家。活動形式包括旅行和服務、過集體家庭生活并承擔家庭社會義務、學習實際工作技能等。以及通過在他們為社區提供服務時與各種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最后實現上述目標。[3]西方國家這種寬范圍、有計劃的社區義工服務不僅在參與覆蓋面上提供了保證,而且還產生了非常明顯的社會效應,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具有很強的借鑒性。
(三)社區義工的評價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目的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和引導大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讓大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長才干、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社會責任感,從而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理論水平和運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因此從本體意義的角度理解,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教學評價標準應該堅持“人的內在尺度、物的尺度、歷史尺度、美的尺度的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是政治性與倫理性的統一,是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也是多樣性與一致性的統一。”[4]在評價原則上應堅持發展性評價、綜合性評價、質性評價、參與互動性評價、過程性評價的原則,實現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的結合。社區義工在評價方式上符合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能夠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西方國家在社區義工的評價上充分堅持了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的結合,社區義工注重人的價值尺度的定性評價和過程評價,把有沒有對社會的奉獻精神作為衡量精英人才的準則,因為西方國家認為有無償奉獻精神的人往往社會責任感會更強,更能與他人合作。同時又注重了定量評價和結果評價,美國大學在其入學考試時就充分考慮了學生在中學階段是否參加了社區義工作為重要參考指標,美國一些大學把參與社區義工到一定時間給予折合成學分。對于特別突出的大學生則授予美國最高的社區服務獎“總統義工獎”,以此來鼓勵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
二
社區義工的理念、形式、評價以及社會效應都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它有利于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有效途徑。筆者以所在單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為典型個案,就社區義工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機制建設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轉變觀念,全員動員,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
社區義工是國外主要的志愿服務形式,在國內也有不斷普及的趨勢。但整體而言,社區義工在國內尚處于起步階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也沒有把社區義工作為主要的社會實踐教學方式,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全員動員,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筆者所在的教學單位高度重視社區義工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通過校報宣傳介紹國外社區義工發展情況引導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每年在大學新生中定期召開大學生社區義工啟動儀式,通過全員動員的方式鼓勵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領導和教師主動參與社區義工,通過教師的率先榜樣帶動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從而在全院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
(二)重視制度建設,強化組織領導,建立社區義工保障體系
重視社區義工的制度建設,為規范大學生社區義工管理,學院相繼制定了《大學生社區義工管理條例》和《大學生社區義工實施方案及學分評定辦法》,明確社區義工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的總體要求、工作原則、組織實施和基本管理模式,確定大學生社區義工的內容、申報程序、學分評定和工作要求。強化組織領導,建立以主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學院黨委副書記為組長,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負責人為主要責任人,學工部、教務部、后勤部、各二級教學部門學工負責人組成的大學生社區義工組織領導機構,統籌全院的社區義工工作,建立了高效的大學生社區義工保障體系。
(三)明確主題,合理分類,確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相適應的社區義工活動內容
社區義工是一個涉及范圍比較廣泛的志愿服務項目,內容涵蓋社區工作的方方面面,假如組織不當,極易造成管理的失范。筆者所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針對大學生的實際情況,緊緊圍繞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教學的要求,有目的地確認社區義工的服務內容,以明確社區義工的實踐主題,建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相適應的社區義工活動內容。具體把社區義工分為校內社區服務項目和校外社區服務項目。校內社區服務以培養大學生的勞動品質為主題,通過理論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實現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認為“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人的唯一方法。”[5]其服務內容包括公寓小區公共場所清潔衛生、校園包干區清潔衛生、機房圖書館等公共服務區域清潔衛生、各類文化活動后勤服務、相關比賽后勤服務、相關接待前期準備工作、校園日常保衛巡邏助理、校園秩序維護等。校外社區服務以了解社會、奉獻社會為主題,實現理論教育與專業實踐、服務社會相結合。服務內容包括作為外語院校配合相關部門進行義務外語教育教學服務、配合相關部門參加大型活動的演出及后勤服務、校外社區環保、心理咨詢、養老、宣傳、社區教化等。
(四)注重教學評價,構建社區義工教學評價體系
教學評價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教學目標、保證教學效果的內在要求。教學評價對課程的實施起著重要的導向和質量監控的作用,評價的目的功能、評價的目標體系和評價的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直接影響著課程培養目標的實現,影響著課程功能的轉向與落實。學院注重社區義工的教學評價,把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結合起來,構建社區義工教學評價體系。確認社區義工的學分,大學期間完成40小時以上的社區義工,給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1個學分,完不成規定學分的,該門課程將不能結業,根據教學安排,在學籍有效期內進行重修。明確社區義工的認可審核程序,參加社區義工服務的學生向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提出申請,社區義工結束后,學生填寫《大學生社區義工服務記錄卡》,獲得相關服務部門的鑒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根據學生的社區義工服務記錄卡計算學分。確立社區義工作為評選各類先進的重要依據。學院把社區義工服務學時作為學生評選各類先進、獎學金、助學金、黨員發展的重要依據,作為評定集體榮譽的重要指標。
參 考 文 獻
[1][2]培養精英要從做義工開始[N].新京報,2006-10-29.
[3]國外志愿服務簡介[EB/OL].深圳龍崗義工網yg.lg.省略/info/info2.asp.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村改居”后的社區已成為一種新的社區模式。與城市社區相比，其在要素構成、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如何科學有效治理這類社區，是新形勢下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課題。河南省新鄭市以全國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為契機，以黨建先行為切入點，圍繞加強“村改居”后社區治理，進行了三個方面探索實踐。
第一，健全架構，探索過渡型組織體系。“村改居”各項工作有序推進，首先要建立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架構。河南省新鄭市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便于整合的原則，將全市293個行政村規劃為52個新型社區。根據社區建設和發展需要，建立科學合理的組織架構。一是建立社區黨總支；二是建立社區發展協調委員會，接受社區黨總支領導和指導，分設社區建管、社區事務、產業發展、綜合治理、文體工作、調解6個部門，分別負責職責范圍內具體事務；三是建立居民監督理事會，接受社區黨總支領導，負責監督社區發展協調委員會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級黨委政府決議和社區工程監理、財務監管、政務公開等工作。在工作人員配備上，Y合新型社區人口規模、經濟發展等，配強工作力量。一是配強社區黨總支力量；二是配強社區發展協調委員會力量；三是配強居民監督理事會力量。
第二，搭建平臺，探索網格化治理模式。一方面，搭建網格平臺。以網格化管理為抓手，將社區劃分為若干片區，在鄉鎮為一級網格基礎上，社區設為二級網格，片區設為三級網格，由社區黨總支書記兼任二級網格長，由包村干部擔任三級網格長。根據居民以樓棟為單位居住的情況，建立樓棟長制度，每棟樓選出一名樓棟長，把網格管理鏈條延伸到樓棟，形成了以二級網格為主體，三級網格、樓棟網格為支撐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建立網格化管理推動工作落實機制。建立樓棟長活動記錄臺賬，對社區居民反映的各類問題，第一時間給予響應，并采取合理解決措施；三級網格長每日匯總各樓棟矛盾問題，并建立問題臺賬、民情分析和問題上報機制；社區二級網格作為社區治理總樞紐，將收集問題按類別分解到各個部門，限期辦結并跟蹤督查，定期組織職能部門下沉人員銷號處理，疑難問題上報鄉鎮一級網格協調解決。
第三，完善機制，探索大黨建運行格局。河南省新鄭市把黨建工作作為提升社區治理水平的基礎工程、先導工程，牢固樹立大黨建工作理念，著力構建齊抓共管、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聯動工作格局，把黨建工作與社區治理融為一體，通過健全完善黨建制度推動社區治理任務落實和治理水平提升。一是建立完善民主科學決策制度，根據各級網格權責范圍，明確不同事項的決策權和審核權；二是建立完善矛盾調解化解制度，社區積極整合各級網格長、民調、司法等職能部門下派力量，實行“1+3+1”（1個社區配備1個“法律明白人”、3名人民調解員、1名法律工作者）矛盾化解模式，實現矛盾排查調處上報常態化、規范化；三是建立完善便民服務工作制度，圍繞便民利民，完善服務制度，豐富服務內容，創新服務舉措；四是建立完善黨風政風監督檢查制度。
責編/肖晗題 美編/于珊
[關鍵詞]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圖分類號]G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 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 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 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 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 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所謂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社區治理創新，指的是在根據當地城鎮化過程中新產生的農村社區，在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的條件下，結合社區治理的特殊性，通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創新變革，從而實現社區良好治理的過程。具體來說，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加強農村社區治理創新
一、根據城鄉統籌發展，站在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高度，有序變革新型農村社區治理。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根本目標。但城鄉發展一體化并并不是城鄉發展一樣化，而是通過加大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力度和農村治理變革，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建造新型城鄉關系。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要切實提高投入力度，特別是在水、電、燃氣等基本生活設施公路、綠化、社區衛生、安全保衛等公共實施建設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區公共服務平均水平的要求為農村社區配置資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運轉；結合新型農村社區現有的社會發展條件，考慮農村社區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點，有針對性地提供商貿、教育、醫療、養老、文化、健身、娛樂等服務，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從實際出發，按照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組織管理體制，完善工作機制，探索適合新型農村社區特征活設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據新型農村社區各自本身的特點，重置農村社區治理體系。
社區管理體制是社區管理主體在社區資源配置、社區事務管理、社區關系調適等領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關系、運作方式。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三個主體：村居民群眾、社會組織和鄉政府。
順應城鎮化發展趨勢，根據新型農村社區的特點，探索構建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和社區社會組織等組織框架，形成以社區服務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務、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主導社區民主協商和社區自治、社會組織參與自治和社會協管為內涵的社區組織管理體制，完善農村社區治理體系，促進社區居民的社會融合。
三、理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實現政府社會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良好而有效的銜接。
鄉村關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新型農村社區治理要堅持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原則，首先要調節好好村民自制體系與行政管理體系之間的關系，依法完善關系定位，理清鄉村關系。其次，新型農村社區是介于農村和城市社區之間的特殊形態，其自治到底是依據哪項法律尚未明確。但在群眾自治與政府管理的關系問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這意味著政府對社區負有指導和服務的義務，社區則代表居民群眾對政府部門的工作予以協助并進行監督。據此，實踐中要對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所有相關工作進行明確的清理，劃清在這些基層管理和服務工作中，鄉鎮政府及其部門與社區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嚴格分清政府與社區的各自
職責。
在理清政府與社區關系的基礎上，要以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為紐帶，建立起政府社會管理和社區自我管理有效銜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區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動的新型農村社區治理體制。這就要求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鄉鎮政府，促進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區化步伐。鄉鎮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做好農村社會管理，而農村社區建設的首要內容也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有效的社區治理。鄉鎮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的工作在這里有農村社區治了交集，為理順鄉村關系，構建政府與社區的銜接和互動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會組織的培育，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善于引進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
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這是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極其主要的一個環節。社會組織能夠凝聚社會力量，引導居民參與聯結，實現利益表達有序化，能夠在反映民眾訴求、維護弱勢群體權益、滿足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基層政府要努力培育并發展公益類、慈善類和服務類為重點的社會組織，使其與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農村社區治理離不開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但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也不應該忽視，在發達地區的社會管理實踐中，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不僅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社會力量隱藏在廣大群眾之中，積極依托和運用社會的力量包括市場力量進行社會治理，是實現社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徑。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勵和動員社區居民變被動管理為主動參與，引導和激勵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參與社區治理，構建民眾表達和聯結的載體，形成廣泛持久的社會合力，推動社會治理創新。
作者簡介：第一作者：程乙悅（1991-），女，漢族，碩士研究生，云南農業大學，基本原理專業。
一、健全機制
為了確保鄉“三城”創建工作的順利開展，經鄉黨委、政府研究決定成立鄉“三城”創建領導小組
“三城”創建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鄉整治辦，由楊華同志具體負責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標
堅持“統一思想、科學規劃、明確任務、逗硬考核”的原則，規范環境衛生秩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衛生水平，提升城鄉環境形象，增強創建信心，建立創建長效機制，確保創建工作一舉成功。
三、工作措施
（一）扎實開展場鎮“五亂”綜合治理。重點治理“垃圾亂扔、車輛亂停、污水亂流、廣告亂貼、攤位亂擺”等現象，達到凈化、亮化、綠化、美化的目的。實行轄區負責制，實現座商歸店、行商歸點、臨商到指定地點、落實門前“五包”（包安全、包綠化、包衛生、包秩序、包清潔）責任制。廣泛開展“場鎮是我家，創建靠大家”和“除陋習，樹新風”的“三城”創建活動。劃分責任區，社區主要負責場鎮公共區域、市場、攤點、主要街道、轄區河道的環境衛生交通秩序和經營秩序的綜合治理，中學、小學、衛生院、郵政所、信用社等主要配合社區做好環境綜合治理,同時主要負責治理好本單位、本部門內的環境衛生等的環境綜合治理。
（二）有效推進農村“三亂”綜合治理。重點治理“垃圾亂丟、污水亂流、雜物亂堆”等現象，各村做好交通要道、集中居住區、新農村示范點、大小河道、通村社水泥路兩旁和種養殖業大戶等的環境衛生綜合治理，嚴禁焚燒稿桿，落實專人負責，分段包干，堅持鄉干部和大學生村官包村、村干部包社、社干部包戶、農戶包院的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責任制。
（三）建立常態機制。各村（社區）和鄉直部門，要建立“三城”創建的機制，落實經費，建立隊伍，劃分區域，落實人員，做到；不留空擋，不留死角，以建示范，出精品，達一流為目標，實現“清潔化，秩序化，優美化，制度化”，確保創建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逗硬考核
（一）將“三城”創建工作納入年度目標考核。
關鍵詞：統治 治理 社區治理
一、統治、治理、二者關系
在政治學角度來看，統治通常是作為輔助詞匯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它更多是用來解釋其他一些政治術語或政治學用詞。從本文來看，說到國家統治，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統治在國家治理中的真實含義和實際作用。不難理解的是，國家作為統者通過氣本身的權力和權威來掌握國家的治理工具，從而獲得和維護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治”主要強點的是管理，政府機構將權力下放到擁有國家權力的階級和社會組織來對國家、社會事務進行的管理。從以上闡述不難看出，國家的統治包涵了政治統治的決策職能和日常社會管理的基本職能，通常情況下，社會的管理職能都是基于政治決策而執行的，同時，政治上的決策只有通過在社會管理的具體實施中得以實現，這樣兩者起到了相輔相成的和諧關系。
公共機構治理。權力運行的向度和維度在實際的操作管理過程中還是存在一定差別的。政府實施的統治最大特點便是從上而下的運行模式，它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權威性來制定和實施政策，對公共的事務實施統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則不同，它是一個自上而下、由低向高的雙向管理模式，它主要通過的是相互合作、民主協商來實現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最終目標。治理是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協調發展的合作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通過合作互聯的網絡格局的權威彼此制約，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權威而實現的。這種方式的權力向度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相互的多元的。隨著人們關注的重點逐步從統治轉向治理， 人們也開始將對“善政”轉向為對“善治”的向往。自打有了國家和其政府之后，善政也就理所應當成為人民所期望的一種理想模式。我國自古之稱的“善政”，（可直譯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統治”）。然而，從善政的內容來看，無論是古往今來的中國還是外國都大同小異，常見的核心元素有：法制的嚴明、官員的廉政、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服務的優質。
二、社區治理中權力的來源
要是進行更深層次的追究，社區治理既然是一種管理，那么它的管理權力從何而來？在社區治理的邏輯構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應該是公共權力，從治理的角度出發，公共權力是由國家權力和社會自治權力共同組成的。“現如今的社會體系中，只有合理有效地處理公共事務，認真履行各部門的職責，各種形態的國家政府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著社會的自我運轉和公共社會的發育，公共事務大量增多，僅僅依靠國家權力已無法有效治理社會。因此，就權力的公共服務性而言，公共權力應是一個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同時包含社會（社區）自治權的體系”。 公共權力是根據社會不斷發展的共同需要而出現的，主要是以維持和調整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秩序為目的，行使的主體是在公共權力產生之后出現的，即公共權力機構。喬耀章教授認為，在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產生之前，“非國家機構的政府I”才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 而這三者產生之后，首先，“非國家機構的政府”隨之轉變為國家機構的政府，另外，“非國家機構的政府”的主體性歷史地位并沒有因此而被取代，也完全喪失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還同“非國家機構的政府Ⅱ”的形式和政府共同存在，兩者相互轉化相互作用。伴隨著階級和作為國家機構的政府的消亡，人類社會將步入“非國家機構的政府Ⅲ”及其公共權力的新的歷史時期亦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新時代。
三、社區治理
從現在各國的發展情況看來，在國家統治下社區治理要求政府必須與各地各區的相關組織特別是自治自理的第部門相互幫助、相互信任、共同合作，以便實現政府為主導的因地制宜的社區治理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社區治理的理念中并沒有認為一些特別的事務是專屬于國家行政機構、一些地方自治組織和私人組織；恰恰是在任何的社區公共事務中，凡是與其相關的，所有的社區組織均可參加協商、決策、執行和監督等環節。即便是在政府行政管轄之內的事務，仍然允許其他組織參與其中，從而協助政府不斷改進和完善國家與地方、地方與社區之間的關系。不難看出的是在國家統治下的社區治理，不但要求要以國家權力為主導，還要強調要協調和處理好在社區治理中國家、地方、社區以及政府和各種民間自治組織之間的各種復雜多變的關系，所以，只有使這幾方面的力量均衡才能更好實現社區治理中公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 更好的保持政府與社區居民在社區公共事務中良好的合作關系。也就是說政府具有了雙重責任， 一方面它要促使并推動社區的自治組織、第三部門的建立與發展， 另一方面，是要在各種公共事務上將權力逐漸下放到那些相對發展成熟的自治組織和第三部門中， 從而協助它們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參考文獻：
[1]張虎祥.《社區治理與權力秩序的重構》第二章，《社會》總第244期（2005.6）
[2]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區治理》，上海行政學院報，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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