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3 0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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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汽車營銷；營銷網格；神經網絡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5-0082-02
一、引言
營銷已經成為企業獲取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性因素。傳統的營銷管理方式存在以下弊端：職能分割、數據冗余、信息內閉等。網格理論是以資源共享為指導原則的先進思想理念，目前已經應用于生物醫藥、交通運輸、資源勘探、電子商務、金融、城市管理與規劃[1]等領域。陳平認為，網格是按照精細化管理的需要，將所有的管理區域劃分為若干個單元格[2]。姜愛林認為，網格是按一定規則將連續的空間區域離散化，形成眾多多邊形，并賦予標識符[3]。網格作為新興的計算平臺，具有分布性和異構性、共享性和集成性、自治性和動態性、抽象性和虛擬性等特征，能夠將各種計算資源整合起來[4～5]。
二、汽車營銷網格劃分的維度
汽車營銷網格的劃分可以從四個維度進行分析，分別是汽車客戶基本特征、汽車客戶行為、汽車客戶價值和汽車客戶生命周期。
（1）汽車客戶基本特征。汽車客戶基本特征涵蓋的內容很多，通常包括地理因素、人口統計因素和客戶心理特征因素。地理因素是指客戶所在的區域位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地域環境按照國內大區可將客戶的地域劃分為華南、華東、華中、華北、西南、西北，也可將居住區域粒度更加細化。氣候環境是指客戶居住地的氣候狀況，在我國主要有熱帶季風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溫帶季風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和高原高山氣候；人口統計因素包括民族、性別、年齡、職業、家庭環境、受教育水平、等；心理特征指標與客戶對企業產品、包裝、廣告、公關行為等活動產生的反應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
（2）汽車客戶行為。汽車客戶行為是客戶購買、使用、處置汽車產品或服務所采取的各種活動，包括先于且決定這些行動的決策過程。每位汽車客戶的行為是有規律可循的，若干汽車客戶在規律上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基于這種相似性，可以依據汽車客戶行為對汽車營銷進行網格化劃分。依據汽車客戶行為劃分汽車營銷網格是以汽車客戶過去重復或習慣性購買、使用記錄為基礎進行定量分析，通過反映汽車客戶行為的各個變量的統計分析，挖掘出客戶的使用習慣和特征，可以從保養頻率、維修頻率、使用頻率、車輛用途、車輛使用地域環境、車輛使用道路環境六個方面來衡量汽車客戶行為。
（3）汽車客戶價值。客戶價值包含客戶方面和企業方面，在客戶方面，肖恩·米漢教授認為客戶價值是客戶從某種產品或服務中所能獲得的總利益與在購買和擁有時所付出的總代價的比較，也即顧客從企業為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中所得到的滿足。即客戶價值、客戶感知利得、客戶感知成本）。從企業方面來說，客戶價值即企業從客戶的購買中所實現的企業收益，是企業從與其具有長期穩定關系的并愿意為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承擔合適價格的客戶中獲得的利潤，也即顧客為企業的利潤貢獻。
（4）汽車客戶生命周期。客戶具有價值和生命周期，是企業的重要資源。客戶生命周期是指從客戶與企業建立業務關系開始到完全終止業務關系的整個過程，包括考察期、形成期、穩定器和退化期四個階段。它同樣也是客戶關系水平隨時間發展和變化的軌跡，它動態描述了客戶關系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來的總體特征。考察期是客戶關系的孕育期，形成期是客戶關系的快速發展階段，穩定期是客戶關系的成熟期和理想階段，退化期是客戶關系水平發生逆轉的階段。
三、汽車營銷網格的構建流程
構建汽車營銷網格首先要充分理解營銷網格的構建目的以及劃分后要達到什么樣的預期效果，然后依據構建目的篩選營銷網格劃分依據，確定各劃分依據所對應的客戶信息，并對客戶信息進行選擇、清洗，在數據準備完成之后選擇營銷網格劃分算法，并利用模型對營銷網格進行劃分，建立網格并設置網格粒度。營銷網格構建流程如圖1所示。
（1）確定劃分目標及預期效果。汽車企業在對營銷網格進行劃分時，必須明確對目標市場進行劃分的原因，以及通過汽車網格營銷能為企業帶來怎樣的效果，因此汽車營銷網格的劃分必須以企業發展戰略和營銷戰略為前提，要把汽車網格化營銷置于企業發展戰略的高度，以企業經營目標為網格化營銷目標，確定在網格化營銷過程中營銷部門所擔任的角色，以及與生產部門、售后服務部門、市場部門、財務部門、物流倉儲部門應該如何協同運作。
（2）篩選劃分依據。在劃分網格時，可以依據四個維度客戶基本特征（A）、客戶行為（B）、客戶價值（C）、客戶生命周期（D）來進行劃分，根據營銷網點的實際情況分析，按照四個維度逐步對營銷網格進行細化，例如首先按照a1：地理因素進行網格劃分，然后依據b4：車輛用途來對網格進一步細化，再次依據c1：客戶當前價值來對網格進行第三維的細化，直至滿意為止。從而實現營銷網格的多維度可變粒劃分。
（3）數據準備。在選取了營銷網格劃分依據后，就要開始對客戶數據進行有針對性的采集，要在收集大量客戶信息的基礎上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而不是根據劃分指標進行主觀判斷。數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將直接影響營銷網格的劃分結果，因此在營銷網格劃分前，必須采集客戶數據并對采集到的數據進行預處理。
（4）建立營銷網格。營銷網格粒度需要考慮企業現有營銷資源狀況，要保證在營銷網格劃分的基礎上，企業有充足的營銷資源分配給各營銷網格，在企業營銷資源一定的情況下。根據營銷網格粒度和企業營銷資源五等級劃分，繪制如圖2[1]所示的營銷資源網格粒度與企業營銷資源關系矩陣圖，該圖共有25個單元格，表示在企業營銷資源狀況與營銷網格粒度的對應關系。如單元格5表示在營銷資源充分充足的情況下，企業可以為每一個客戶提供一對一的營銷服務，每一位客戶即為一個營銷網格，此時營銷網格的粒度最細；單元格21表示當企業的營銷資源非常匱乏，要盡節省營銷支出時，企業對整個目標市場進行廣播式的營銷服務，此時營銷網格的粒度為1。在左上三角的10個單元格中，營銷網格的粒度過細，此時營銷資源表現不足，在右下角的10個單元格中，營銷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營銷網格劃分過粗。因此營銷網格粒度應依據對角線上的五個區域來設定，確保有限的營銷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在劃分網格時，首先依據企業營銷資源的實際情況確定網格粒度，然后依據客戶基本特征（A）、客戶行為（B）、客戶價值（C）、客戶生命周期（D）四個維度來進行劃分，如果粒度很大，則只能從四個維度中選擇一兩個關鍵維度來進行劃分，如果粒度很細，就可以從三個或四個維度來進行劃分。網格劃分的過程如圖2[2]所示。
四、結語
營銷網格的構建是服務營銷下營銷資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總結本文，營銷網格劃分的一般步驟為：在劃分營銷網格時首先要明確營銷網格劃分的目的與原則，然后有目的地選擇有效的網格劃分依據，并對各指標數據進行清洗處理，在數據確定的情況下，選擇合適的劃分算法，并依據數據特征和企業營銷資源狀況確定營銷網格劃分粒度，在此基礎上確定營銷網格，但是營銷網格的劃分并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適時對營銷網格進行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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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清潔生產；概念沿革；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TB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5-0188-02
1 前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全球環境嚴重惡化、環境問題日趨國際化和復雜化的大背景下，人們逐漸關心產品和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并逐步認識到依靠改進生產工藝和加強管理等措施來消除污染更為有效，于是清潔生產應運而生，并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實施。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運用清潔生產理念降低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鋼材、水泥、電力等高碳行業的碳強度，有助于提高我國產業競爭力和綜合國力。因此，清潔生產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應有之義。
2 清潔生產的概念沿革
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正式提出“清潔生產”這一術語，認為“清潔生產是指將整體預防的環境戰略持續應用于生產過程和產品中，以期減少對人類和環境的風險”。最初的清潔生產概念包括兩個層次―生產過程層次以及產品層次。對于生產過程層次，清潔生產側重節約原材料，淘汰有毒原材料以及減降廢物的數量和毒性。對于產品層次，清潔生產概念從產品生命周期角度出發，旨在減少從原材料的提煉到產品的最終處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響。1996年，UNEP進一步修訂“清潔生產”定義，認為清潔生產指將整體預防的環境戰略持續應用于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中，以期增加生態效率并減少對人類和環境的風險。UNEP于1996年的清潔生產定義拓展了清潔生產的范疇，增加了“服務”這一層次，并將環境因素納入設計和所提供的服務中。修訂后的清潔生產內涵更加豐富，涉及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并獲得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西方的清潔生產概念產生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清潔生產的產生過程我國清潔生產概念最早于1993年第二次全國工業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中提出，認為工業污染防治必須從單純的末端治理向生產全過程控制轉變，實行清潔生產。1994年在《中國21世紀議程》白皮書中又一次提出“為了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采用清潔技術，實施清潔生產，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量”。歷經近十年的探索與總結，2003年我國開始實施專門性的清潔生產法律制度――《清潔生產促進法》，將清潔生產推向了法制化和規范化的管理軌道，并對清潔生產的概念進行了更加科學的界定。
“清潔生產”的概念一經提出，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許多國家和組織的積極推進和實踐，雖然國內外推行清潔生產的起步時間不同，但可以認定的是，其基本特征和原則是一致的、相似的。綜合以上對清潔生產這一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清潔生產是由一系列清潔生產方案組成的生產、管理、規劃系統，其目標是將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同時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能耗，從源頭減少污染，實現生產全過程綜合預防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清潔生產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可取得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它是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
3 清潔生產的特征
清潔生產的實質是一種消耗能源最少的人類生產活動的規劃和管理系統，強調通過生產過程的清潔減輕或消除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危害，是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清潔生產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圖2 清潔生產的基本特征（1）生產源頭和生產過程低碳化：目前，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電力、水泥、鋼材等高碳行業的支撐。如果從這些高碳行業的生產源頭降低碳排放量，調整或改進行業中的高能耗設備，使來源于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強度降低，就實現了生產源頭和生產過程低碳化。
（2）能源使用效率高：能源效率是指能源開發、加工、轉換、利用等過程的效率，是一個絕對概念，強調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節能，它可以通過具體的數字指標量化反映出來。在經濟意義下，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著用較少的能源產生等量的有用產出。
（3）廢物排放量最小化：清潔生產中的“廢物排放量最小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產品設計中建立物質閉路循環體系，努力實現污染“零排放”。其次，積極采用資源重組技術，將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作為“放錯了的資源”進行資源重組，作為生產原料重新加以利用。最后，當產成品完成使用功能時，仍可以再循環利用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垃圾”。
（4）資源利用效率高：資源利用效率貫穿于以上三個基本特征，一方面實現資源綜合、高效、合理利用既是清潔生產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也是清潔生產的最本質要求，資源利用效率高是區別清潔生產工藝與傳統工藝的主要特征。
4 清潔生產的評價指標體系
清潔生產評價指標具有標桿功能，這些指標為評價清潔生產績效提供了比較標準，其主要用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用于尋找減廢空間；作為產品設計和工藝開發的基準；展現環境績效；作為同一工藝前后期清潔程度對比的基準，也可以用于企業間清潔程度的評比。
4.1 國外常用的清潔生產指標
關于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世界各國沒有統一定論。國外常用的清潔生產指標主要包括六種，分別是生態指標（Eco-indicator）、氣候變化指標（Climate Change Indicator）、環境績效指標（EPI）、環境負荷因子（ELF）、廢棄物產生率（WR）以及減廢情況交換所（PPIC）等。
生態指標是由荷蘭National Reuse of Waste Research Program完成的，該指標從生態周期評估的角度出發，將所排放的污染物質對環境的影響進行量化評估，并建立量化的Eco-indicator。但生態指標的區域性限定性很強，對其他區域未必適用。
氣候變化指標也是由荷蘭開發應用，在測算污染物排放量時擴大了選擇的標準物質的范圍，包括將CO2，CH4，N2O的排放量以及氟氯烴（CFCS）、哈龍（Halon）的使用量轉換為CO2當量，逐年記錄廢氣排放量以評估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一指標適用于政府對全國碳排放量的宏觀控制，但是無法指導個別企業進行清潔生產。
環境績效指標由非營利機構――歐盟綠色圓桌組織（European Green Table）設計開發，該指標涉及行業包括油與氣勘探與制造業、石油精煉、石化、鋁冶煉業、造紙等，其中具體開發出能源指標、空氣排放指標、廢水排放指標、廢棄物指標以及意外事故指標。雖然歐盟所提出的環境績效指標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國情，但是對于我國建立各行業的指標體系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環境負荷因子由英國ICI公司開發，這一指標的初衷是為化工工藝開發人員評估新工藝提供參考值，其定義為ELF=廢棄物重量/產品重量。公式分子中的廢棄物重量不考慮工序用水和空氣的重量，不參與反應的氮氣（N2）也不算在內，該公式適合于有化學反應的工序。
廢棄物產生率由美國3M公司開發，它的定義為WR=廢棄物重量/產出量，廢棄物產生率與環境負荷因子相似，公式分子中廢棄物的定義相同，分母中的產品重量也就是產品銷售量。廢棄物產率指標以總產出（包括廢棄物、副產品和產品）為基準，其值永遠小于1。
減廢情況交換所由美國環保署開發，這一指標需要經常調查或評估廢棄物產生量以及原料、水和能源的耗用量，從而對企業生產進行改善，同時評估改善程度。這類指標適用于評價比較同一工廠工藝改進前后的清潔生產狀況。
4.2 國內常用的清潔生產指標
依據生命周期分析的原則，目前我國較常用的清潔生產評價指標是主要有四類：原材料指標、產品指標、資源指標和污染物產生指標。其中，前兩者是定性指標，后兩者主要是定量指標。
原材料指標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材料毒性、生態影響、可再生性、能源強度以及可回收利用性這五個方面。而產品指標需考慮產品銷售、使用過程、報廢后的處置以及壽命優化問題四個方面。這兩類定性指標比較宏觀，評價指標主要是靠專家打分，主觀估計得到各項指標的權重值，以確定相應的等級。
資源指標可以由單位產品的耗水量、能耗和物耗來表示，適用于比較同一工廠工藝改進前后的清潔生產狀況。污染物產生指標分為三類，即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這類指標同樣無法表明真正的環境影響程度。
清潔生產是一個相對概念，它將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更新而不斷完善，達到新的更高、更先進水平，因此清潔生產評價指標及指標的基準值，也應視行業技術進步趨勢進行不定期調整，其調整周期一般為3年，最長不應超過5年。
5 我國關于清潔生產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與展望
自1993年我國開始實施清潔生產以來，國家相繼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推動清潔生產的法律法規，學術界也在清潔生產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使我國清潔生產初具規模。但由于我國清潔生產起步較晚，很多方面仍不成熟，關于清潔生產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缺陷。
從總體上看，清潔生產研究側重于技術和政策方面，有關法律法規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完善清潔生產相關法律的研究，有利于促進我國的清潔生產和可持續發展事業。另外，清潔生產的研究層次著重于“點上的多、面上的少”，尚未形成我國大多數企業通用的生產模式，實踐中一些具體的清潔生產實施僅局限于經濟效益較好的大中型企業，導致清潔生產尚未在我國形成規模化發展。
針對以上問題，在清潔生產研究方面，我國應對清潔生產法律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進一步完善清潔生產法律理論和制度，促進和保障我國的工業污染防治戰略由污染物末端處理向污染預防、清潔生產轉變；在清潔生產實踐方面，我國應該進一步擴大清潔生產規模，例如將清潔生產運用到建設生態工業園中，使清潔生產工作上升到工業園乃至城市或區域范圍，構建清潔生產企業群落，建設清潔低碳城市，以實現企業間群落互利共生、信息共享、技術資源集成的循環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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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主題公園 概念 體系
一、主題公園的概念
隨著國內主題公園誕生，學術界、輿論界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試圖給其以精確的解釋。目前，對主題公園有代表性的認識，歸納起來有如下幾種：
1.保繼剛認為：主題公園是一種人造旅游資源，它著重于特別的構想，圍繞著一個或幾個主題創造一系列有特別的環境和氣氛的項目吸引旅游者（1994）。
2.馬志民認為：主題公園是作為某些地域旅游資源相對貧乏，同時也是為了適應游客多種需要與選擇的一種補充（1999）。
3.魏小安等則認為：主題公園是以特有的文化內容為主體，以現代科技和文化手段為表現，以市場創新為導向的現代人工景區（1999）。
以上各種觀點雖然都是從不用角度去分析的，但包括了一些基本的共同認識：①主題公園要具有某一個或幾個明顯的主題；②主題公園是為滿足游客休閑娛樂要求而建造的。基于以上這兩點共識，加上主題公園的基本特性，筆者認為可將主題公園定義為：一種為滿足旅游者休閑娛樂需求，采用文化、現代科技等多種表現形式，按照特定主題來設置娛樂內容和方式的現代旅游活動場所。這個定義包含了主題公園的兩個“中心”（特定的主題，滿足游客需要），兩個“基本點”（人為建造，形式多樣）。
二、主題公園的基本特征
（一）主題的獨特性
主題公園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主題的獨特性。每一個成功的主題公園都有強烈主題特色，這是主題公園形成鮮明特色和獨特個性的靈魂，也是影響旅游者休閑娛樂選擇方向的基本魅力所在。主題公園的主題是一種創造性思維，是建立在對現代旅游業發展趨勢、旅游者的旅游偏好的準確把握和對區域背景的科學分析基礎上的一種創新思維。主題選擇的是否恰當，直接決定了主題公園的發展命運。
（二）整體的多樣性
主題公園可以集游藝、展覽、表演設施和園林風光于一身，為游客提供食、住、行、游、購、娛等多種形式的服務，主題公園的所有內容、設施既要適應不同年齡、不同層次游客的需要，又要能滿足游客不斷增長、不斷變化的旅游需求。
（三）靈活的經營方式
主題公園固定成本高，投資大，若單靠門票的簡單收入很難收回成本，更別提獲取利潤了。因此成功的主題公園紛紛在有限的空間里發展集食、住、行、游、購、娛等諸多功能與一身，改變傳統旅游業的單一游憩功能。
（四）盈利的高風險性
主題公園投資規模巨大，而投資者迫切希望收回投資，加上項目開發、維持經營等日常運作成本高，因此，他們經常會采取兩種方式：擴張市場，提高門票及景區內消費。但這兩種經營方式往往事與愿違，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五）民族性和地方性
社會的內在差異形成現代主題公園的民族性，使主題公園發展呈現各異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不同生活方式、生活環境和文化傳統又使主題公園表現出地
域差異。首先，由于自然、社會、經濟環境的制約，主題公園的開發規劃要受到約束。其次，主題公園的主題選擇、項目設計、設施配置等要充分考慮民族性和地域性。第三，主題公園的發展要受到不同性質的目標市場影響，甚至是左右。總之，主題公園的開發建設無不帶有其所在地區文化特質的印跡。
三、主題公園的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對開發條件的客觀全面分析
主題公園的發展與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閑暇時間、行為愛好、審美情趣、等因素密切相關，是旅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由于沒有正確認識國內旅游客源市場，一些投資者往往過高估計客源流量，導致決策失誤，對投資回報期缺乏正確的認識。
（二）主題不突出，數量巨大
自我國主題公園的誕生開始，每出現一種新的主題，總有大批追隨者“瘋狂”的效仿，造成該形式的主題公園過度開發，從80年代中期開始，微縮模擬景觀熱、城市機械游樂園熱等熱潮此起彼伏。從1987年至1992年已建的人造景觀近百處，有23處以《西游記》為藍本開發的，17處以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名著等為主題內容，8處以歷史人物為主要題材的，34處以風光、民俗、游樂為內容的，13處以參觀、游覽為主的。主題公園主題的重復建設，給國家的人力、財力及土地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三）產品更新換代緩慢
由于主題公園生命周期短，產品的更新換代必須快，這樣才能增加其產品吸引力，以延長其生命周期。國內有很多主題公園，原始創意不錯，建設也到位，再加上炒作，使得開園之時門庭若市，火爆異常。但由于產品更新換代慢，缺少遠景規劃，沒有更多新建項目推出，一段時間過后，經營越來越難，最后凄慘度日，門可羅雀。
（四）門票門檻相對過高
門票價格門檻過高，大大超出了游客的心理承受力，直接影響了游客的出游心理。門票過高，導致游客市場狹小，市場難以接受，重游率低。
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主題公園的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經營僵化、管理不善，產品后續發展能力不足，從業人員素質低下等問題，若能得到妥善解決，我國的主題公園會走上健康、穩定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為人們反省全球范圍內環境與生態危機問題提供了總體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態模式”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這一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系。“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所謂平衡性，即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并形成相對穩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產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為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為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展看作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作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觀念框架的“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三，就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周易》開啟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后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么，“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為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為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的平衡。
關鍵詞：人學 國民素質 特征 意義
人學是以人這一特殊社會存在物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存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的人學思想是研究人的存在、人得本質，人在實踐活動中處理與自然、社會、他人及自身關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而人的素質是他們人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素質是由人具有的特質所規定的活動能力及其狀態，而構成人的那些特質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即先天特征和后天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特質。
一“國民素質”范疇之我見
據此而論，所謂國民素質，從個體意義上講，是指在先天和接受各類教育的基礎上，以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形成的區別他人的具有相對穩定的特質。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上講，是指國民在個體素質形成的基礎上，在同期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價值力直接引領的作用下，通過對獲得的素質觀念在實踐中內化后所表現出來的相對穩定的特質。其內涵是國民在生活、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活動中所具備的自身條件，以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具備的自身條件，以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具備的自身條件主要是身體、心理和社會文化素質，其實質是德、智、體、美諸多條件的有機結合和統一所形成的國民素質總體水平;這種能力是潛在能量，即未被發掘利用的力量和發展價值，是實現自身需要的內在條件。從外延上說，它可以作為古代國民個體素質、全民身體素質，也可以作為現代或當代國民個體素質、全體國民素質，還包括一定社會時期的各個地區、各階層和群體的國民素質。
二“國民素質”的基本特征
通過對國民素質概念的詮釋和界定，我們可以全面認識國民素質的基本特征即國民素質所特有的性質，國民素質內在本質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形式。
第一，先天不同性與后天平等發展性
馬克思認為人的素質具有天賦性，人具有天生素質，人的生存和發展必須遵循生物運動的客觀規律，人的生命來源于遺傳，所以人得先天素質有很大的不同性，，但同時人作為社會存在物具有平等的地社會地位，享有平等的社會權利，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有獲得發展的平等性。國民先天素質的不同性影響著后天身心發展的個體差異性，因為人們的思想觀念會隨著社會核心價值觀、教育和環境作用的影響，所以，人們只有在先進制度的規范下，素質才能得到平等的發展，促進自身素質的全面提高。
第二，歷史繼承性與現實社會制度規范性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顯然人們的一切活動都在創造著歷史的同時都受到同時期社會制度的制約，從國民素質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國民素質離不開本國現實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引導和影響是歷史的產物，同時又給社會以巨大的影響。
第三，文化模塑性與教育引導性
馬克思認為，文化的發展在于主體內部的精神運動，說明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的發展史與人類的發展緊密相連，人類創造文化的同時自身素質也在不斷發展和提高，所以文化必然影響和規范著人類的發展，是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文化人們在實踐活動中不斷創造和發展，產生了教育，教育極大的提高人們的勞動能力和技巧，因此，教育在國民素質發展的過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素質觀念內化性與素質完整發展內在性
國民素質是以國民的內在的形式存在的，是作為主體的內在屬性存在的，每位國民因為要受到外在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環境影響，以及在接受教育后，會表現出相對的不穩定性，動態性，只有經過通過主體內化轉化為素質結構的穩定部分。國民素質的結構具有協調性，整體性，其中各部分的內容，他們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協同整合構成了一個人整體的素質結構
第五，個體性、群體性與職業性、角色性
國民素質的個體性，即指國民具有的身心特征與能力的個體表現，因為個人生活在社會中，所以個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國民的個體不能離開社會群體而存在，其必然共處于一個國家或地區之中，在社會中相互交往相互作用，所以國民既具有個體性，又具有群體的共性。與此同時，國民素質反映到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又具有職業性和角色性特征，因為在具有一定結構的群體中不同的成員在其中會占有不同的地位，即具有不同的身份。
三、國民素質觀念形成的理論意義
人是社會的主體，是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所以人的素質發展在隨著社會發展提高的同時也對生產方式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國民素質是伴隨著國家形式的產生而形成的特殊存在形態，國民素質是從國民性的視閾，以社會制度為邏輯基點，研究國民素質機制，探討國民素質發展規律而初步建立的學科，國民素質學重視國民先天素質在素質中的作用，強調個體與社會的融合，堅持歷史考察與社會制度的統一，提出國民內化與實踐結合的素質提升方法，以促進國民素質均衡發展為目的，在人類文明史上，關于人的素質的學問和知識是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不斷創新發展，國民素質學在人類文化體系中將占有特殊的，無法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必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一門顯學。和諧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體現，是反映國民素質與經濟、政治、文化的社會統一體在發展中相互依存的表現形式，所以國民素質的均衡發展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并且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高價值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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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認為,“戰略”是指重大的、帶全局性和決定性的謀劃;財務管理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職能管理,只是企業管理的一個側面,不具有全局性特征,因而無戰略成分可言。然而,隨著企業組織規模的日益擴大和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企業因融資結構等重大財務安排不當而導致財務危機的諸多教訓越發清楚地告訴我們,財務管理并非僅限于“策略”和“戰術”層面,也有著事關企業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內容。這就是說,財務戰略應該有其相對獨立的存在意義。
二、財務戰略的相對獨立性:企業戰略角度的考察
企業戰略也常被稱作“企業經營戰略”或簡稱為“經營戰略”。企業戰略問題的提出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從西方的情況(以美國為例)來看,企業戰略的產生大約是5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亦即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初這段時間,雖然由于基本消費品的需要正逐步趨于飽和而使企業意識到了以銷定產的道理,這種道理也逐步為越來越多的企業付諸實踐,因此,企業不再僅僅依靠內部控制式的傳統管理,而是更多地根據環境從需求的變化來規劃未來發展,并在實踐中采用了諸如預算管理和長期計劃等具體做法。但是,那時的計劃和預算都是主要地以歷史實績為基礎,采取簡單的趨勢推斷辦法加以確定的,而比較缺乏對未來環境的深入細致的分析和預測。顯然,這樣的計劃或預算離以“謀劃未來”為基本特征的“戰略”尚有較大距離。
20世紀50年代,西方社會進入了所謂的后工業時代,社會需求由“量”轉向“質”,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推動生產工藝和技術的革新,大大加劇了市場競爭。與此同時,資源短缺(如石油危機等)問題也時有發生。此外,由于通貨膨脹及壟斷行為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地破壞著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政府對經濟生活及企業活動的干預因此而不斷增加。所有這些都決定了企業發展受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日益深重。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唯有切切實實地根據環境及其可能變化謀劃未來的發展方向及相應的實現途徑,方能求得長期穩定的發展。企業戰略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企業戰略的產生是進入8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1978年開始進行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企業以國有企業為絕對主導,而國有企業又在國家計劃的統一控制之下。所以,嚴格說來,當時的國有企業事實上都只是承擔國家計劃所指定的生產任務的“工廠”而已,它們基本不具備“籌劃事業”這一職能。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企業改革主要圍繞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權力與利益分配作一定的調整,而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國有企業的機制改造;與此同時,非國有企業也尚處于初步成長階段,對國有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不夠顯著。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進入90年代后,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機制改造已基本做到了“政企分開,兩權分離”,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得以展現;另一方面非國有企業的成長壯大使得市場競爭趨于激化。加之,在經歷了80年代末的“搶購風”之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漸趨理性,社會需求也發生著由“量”到“質”的深刻轉變;與此同時,科技進步加劇了市場競爭,國際市場也日益影響乃至沖擊著國內市場。這些都給我國企業提出了警示:企業唯有根據環境及其可能的未來變化規劃其發展之路,才有可能長期立于不敗之地。
關于企業戰略管理內容的構成和戰略管理的程序,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哈羅德•孔茨與西里爾•奧唐奈認為:“雖然一般在使用‘戰略’這個術語時意味著為企業或其它事業單位的經營和計劃工作規定基本和總的方向,但也不應該忽略它存在著幾種基本類型。最重要的當然是全面的總體的戰略和政策,另外有一些輔助的或派生的戰略和政策,還有些較次要的戰略和政策。但大多數企業實行的是戰略和政策的混合物。此外,考慮到執行計劃的預期環境有可能發生變化,所以有些戰略和政策要具有隨機制宜的特性。”在孔茨與奧唐奈看來,重大的戰略和政策就是指能使企業達到目標的基本戰略和政策。他們認為,企業主要的戰略和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銷售、新產品開發、財務資源、人力資源和基本建設等。而且,這些戰略往往是需要相互配合的。因此,大多數企業的戰略和政策,多為許多戰略和政策的混合物。
由上可見,企業戰略具有多元結構特征。也就是說,企業戰略不僅包括企業整體意義上的戰略,且也應該包括事業部層次和/或職能層次上的戰略。財務戰略是企業諸方面職能戰略之一。然而,財務戰略與其他職能戰略的區分往往并不那么絕對。從企業戰略的角度看,財務戰略的相對獨立性取決于以下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財務管理從而財務戰略具有相對獨立的內容。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務管理不再只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的附屬職能,而是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之所以這樣,其原因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貨幣的獨立存在。財務活動之所以成為現代企業活動的一項相對獨立的內容,首先就是以貨幣的獨立存在為基礎的。貨幣獨立存在的初始意義只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但是,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貨幣運動就逐步地獨立于商品的運動,并最終形成自己的運動規律。于是,商業社會就出現了專門經營貨幣的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離,從根本上決定了主要從事產業資本營運的工商企業對金融市場的依賴,盡管金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存在和發展本質上也不能脫離產業資本。這就決定了企業資金的籌集與運用及由此派生的其他財務活動的管理,都必須以滿足資金提供者的利益要求為基本準則。
(2)資金的有限性。資金的有限性是財務活動從而財務管理獨立存在的又一重要原因。所謂資金的有限性,具體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從全社會來看,任何特定時點上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資金總量總是有限的。其二是,相對于一個特定的企業而言,企業現狀(如規模、獲利水平、財務結構等)和企業環境(如經濟成長速度、產業生命周期、有關法律和政策等)既定的情況下,其可能獲得的資金總量也必然是有限的。由于資金的有限性,企業活動過程中資金的需要與資金的供給永遠是一對需要謹慎處理的矛盾。企業既需要確保各項業務活動(如營銷、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基本建設等)的資金需要,又必須講究資金分配和使用的合理性,盡可能節約資金占用。
(3)企業對現金流狀況的關注。從一個長期的過程來講,賺取利潤于任何企業無疑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一個企業倘若獲得不了利潤,就沒有長期存在的可能。然而,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足夠的現金滿足企業發展和/或生產經營的需要,即便有利可圖,也可能會因財務狀況尤其是現金狀況陷于困境而發生危機。所以,現代企業不僅需要有獲取利潤的能力,而且必須確保賺取利潤過程資金流轉的順暢和財務結構的合理與安全。
(4)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帶來的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及由此而引起的委托關系的出現。委托人與人之間需要處理的關系雖然包括多個方面,但從委托人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莫過于其財務利益的實現。為此,不斷改善和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確保委托人財務利益的實現,自然就成了人所承擔的諸任務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對于上市公司而言,企業來自委托人亦即所有者的壓力完全市場化了。除了融資和投資,股利分派也成為企業財務中的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
第二,財務戰略與其他職能戰略間既相對獨立又密切聯系的關系特征。由于資金的籌集取決于企業發展和生產經營的需要,資金的投放和使用更是與企業再生產過程不可分割,即便是股利分派,也決不是單一、純粹的財務問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內部的需要。所以,企業財務活動的實際過程總是與企業活動的其它方面相互聯系的,財務戰略與企業戰略其它方面的關系亦然。誠如前述,盡管企業戰略指的首先是那些全局和長遠的方面,但因全局與局部總是相對而言的,某些“局部”的職能活動往往事關“全局”且具有長遠的特征,也就同樣地成為企業某一“局部”的戰略問題。財務活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這種特性;財務戰略作為一種“局部”戰略而存在。然而,由于諸如購并等企業活動的許多方面都具有多重屬性,我們很難將它們簡單地劃歸于財務活動或非財務活動。它們事實上需要人們從多個職能角度予以考慮。有鑒于此,本文所采用的財務戰略概念,雖然主要是指對企業總體的長遠發展有重大影響的財務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但又不完全限于此。一些與財務密切相關但具有多重屬性的企業活動的財務指導思想和原則也包含于其中。
三、財務戰略的相對獨立性:財務管理角度的考察
根據現有的一般認識,現代企業的財務活動與財務管理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1)財務活動的核心內容是資金的籌集與運用;(2)財務管理的基本任務就是對企業資金的籌集與運用等財務活動進行管理;(3)財務活動的復雜性和重要性,決定了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中一項牽涉面甚廣的職能管理工作,財務管理部門乃至財務總管(財務副總經理)往往是組織而非完全獨立地承擔企業的財務管理任務,許多重要的財務事項都需要由企業最高決策層行使最終決策權。
從財務管理角度考察財務戰略的相對獨立性,亦即財務戰略問題能否相對地區別于一般財務問題。換句話說,哪些財務活動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哪些財務活動不具有戰略意義而只是策略或戰術問題。筆者認為,恰當地作出這種區分的關鍵仍在于如何把握戰略與策略及戰術之間的聯系及差異。遵循“戰略總是帶有全局性和長期性的特征,而策略和戰術則是指為達到戰略目標而采取的行動”這一基本觀點,那些屬于財務戰略范疇的企業財務活動必須具有“對企業全局尤其是指企業總體財務狀況的長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特征;而那些一般財務問題,亦即所謂的財務策略及戰術問題,其本身通常不具有“全局”和“長期”的特征,盡管它們也是實現企業財務戰略目標所必須做的工作。
根據上述財務戰略內涵特征,我們基本可以列出一些主要的財務戰略,盡管難于做到羅列齊全。當然,財務戰略問題的類別會因觀察角度的不同而異。(1)從企業基本財務活動亦即財務管理基本內容角度看,企業財務戰略包括:融資戰略、投資戰略、營運資金戰略和股利分派戰略等;(2)從派生財務活動亦即財務管理派生內容的角度看,企業財務戰略包括:投資規模戰略、投資方向戰略、企業購并戰略、分部財務戰略、特殊條件(如通貨膨脹)之下的財務戰略等;(3)從企業狀況特征角度看,企業財務戰略包括:不同行業企業的財務戰略、不同規模企業的財務戰略、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的財務戰略、不同組織形式企業的財務戰略等。(4)從財務活動本身直接涉及的范圍來看,企業財務戰略包括:總體或曰綜合財務戰略(積極或消極型戰略;快速擴張、穩定發展或收縮型戰略)和分項財務戰略(即指主要涉及某一方面財務活動的財務戰略問題)。
從上述財務戰略問題的類別來看,財務戰略似已涉及了企業財務活動的所有領域。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所給出的財務戰略范疇在外延上過于寬泛?其實并非如此。應該說,企業財務活動的任何領域都同時存在著“戰略性”的方面和“策略及戰術性”的方面。即便就營運資金管理而言,盡管它通常被人們歸于“日常”財務管理的范疇,盡管它的大量工作屬于甚為瑣細的策略乃至技術事務,但營運資金管理事實上也存在一些帶有“戰略”意義的成分,如營運資金管理中的資產組合和籌資組合的協調問題,就不可能不對企業長期的財務穩定甚至企業的。
健康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與此相反,諸如一般長期投資乃至企業購并等重大財務活動,盡管它們往往會很自然地被劃歸“戰略性”財務活動的范疇,但其具體的活動過程中卻又必然包含著許多細節問題,亦即“策略或技術性”的財務活動。所以,任何大類意義上的財務活動,事實上都同時包含著戰略與非戰略的成分,其差異只是何者為主、何者為輔的不同而已。
四、企業總體財務戰略的類型及特征
美國著名戰略管理學家弗雷德•R•戴維認為,企業戰略包括以下四種類型,即:一體化戰略、加強型戰略、多元經營戰略以及防御型戰略。一體化戰略又包括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其中,縱向一體化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前向一體化和后向一體化。前向一體化戰略是指獲得分銷商或零售商的所有權或加強對它們的控制。后向一體化戰略是指獲得供貨方公司的所有權或增加對其的控制。橫向一體化戰略是指獲得競爭公司所有權或加強對其的控制,加強型戰略是市場滲透、市場開發和產品開發的統稱。市場滲透戰略是通過更大的市場營銷努力,提高現有產品或服務在現有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市場開發戰略是指將現有產品或服務打入新的地區市場,包括國內市場開發和國際市場開發。產品開發戰略是通過改進和改變產品或服務而增加產品銷售。多元經營戰略包括集中化多元經營、橫向多元經營及混合式多元經營。集中化多元經營戰略是指,增加新的,但與原有業務相關的產品或服務。橫向多元經營戰略是指向現有用戶提供新的,且與原有業務不相關的產品或服務。混合式多元經營戰略則是指,增加新的與原有業務不相關的產品或服務。防御型戰略則包括合資經營、收縮、剝離和清算等。合資經營戰略是指兩個或更多的公司結成暫時的合作關系以共同利用某些機會。收縮戰略是指企業通過減少資產與成本而重組企業,以扭虧為盈。剝離戰略是指出售企業的分部、分公司或任何一個部分,以使企業擺脫為那些不盈利卻又占用大量資金的分部所累的狀況。清算戰略是指企業停止營業,將企業全部資產出售,以實現其有形資產價值。
企業戰略的具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然而,從財務的角度來看,我們主要關心的不是這些具體的企業戰略形式,而是與這些企業戰略形式相配合的財務戰略具有什么樣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財務戰略與企業戰略密不可分,但財務戰略又側重于資金的籌措與使用。所以,財務戰略類型也就應該主要地從資金籌措與使用特征的角度進行劃分。筆者認為,從這一角度劃分財務戰略,總體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即快速擴張型財務戰略、穩健發展型財務戰略和防御收縮型財務戰略。
快速擴張型財務戰略,是指以實現企業資產規模的快速擴張為目的的一種財務戰略。為了實施這種財務戰略,企業往往需要在將絕大部分乃至全部利潤留存的同時,大量地進行外部籌資,更多地利用負債,大量籌措外部資金,是為了彌補內部積累相對于企業擴張需要的不足;更多地利用負債而不是股權籌資,是因為負債籌資既能為企業帶來財務杠桿效應,又能防止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稀釋。企業資產規模的快速擴張,也往往會使企業的資產收益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表現為相對的低水平,因為收益的增長相對于資產的增長總是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總之,快速擴張型財務戰略一般會表現出“高負債、低收益、少分配”的特征。
穩健發展型財務戰略,是指以實現企業財務績效的穩定增長和資產規模的平穩擴張為目的的一種財務戰略。實施穩健發展型財務戰略的企業,一般將盡可能優化現有資源的配置和提高現有資源的使用效率及效益作為首要任務,將利潤積累作為實現企業資產規模擴張的基本資金來源。為了防止過重的利息負擔,這類企業對利用負債實現企業資產規模從而經營規模的擴張往往持十分謹慎的態度。所以,實施穩健發展型財務戰略的企業的一般財務特征是“低負債、高收益、中分配”。當然,隨著企業逐步走向成熟,內部利潤積累就會越來越成為不必要,那么,“少分配”的特征也就隨之而逐步消失。
防御收縮型財務戰略,是指以預防出現財務危機和求得生存及新的發展為目的的一種財務戰略。實施防御收縮型財務戰略的企業,一般將盡可能減少現金流出和盡可能增加現金流入作為首要任務,通過采取削減分部和精簡機構等措施,盤活存量資產,節約成本支出,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用于企業的主導業務,以增強企業主導業務的市場競爭力。由于這類企業多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挫折,也很可能曾經實施過快速擴張的財務戰略,因而歷史上所形成的負債包袱和當前經營上所面臨的困難,就成為迫使其采取防御收縮型財務戰略的兩個重要原因。“高負債、低收益、少分配”是實施這種財務戰略的企業的基本財務特征。
五、財務戰略管理的基本特征
財務戰略管理,或稱戰略財務管理,指的是對企業財務戰略或曰戰略性財務活動的管理。財務戰略管理既是企業戰略管理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財務戰略管理既要體現企業戰略管理的原則要求,又要遵循企業財務活動的基本規律。筆者認為,財務戰略管理基本特征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財務戰略管理的邏輯起點應該是企業目標和財務目標的確立。這是因為,每一個企業客觀上都應該有一個指導其行為的基本目標以及相應的財務目標。企業目標的明確,也就意味著明確了企業的總體發展方向;財務目標的明確,則為財務戰略管理提供了具體行為準則。有了明確的企業目標和財務目標,才可以界定財務戰略方案選擇的邊界,才能排除那些顯然偏離企業發展方向和財務目標要求的戰略選擇。也就是說,只有明確了企業目標和財務目標,才可以將財務戰略管理尤其是財務戰略形成過程限定在一個合理的框架之內,才能避免漫無目的地探尋財務戰略方案這種勞而無功的做法。
[論文摘要]基于開放包容、務實誠信的合作創新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靈魂。長三角區域文化主要是通過創新主體(包括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發機構、工商界、社會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對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與發展發揮重大持久、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
上海文化、浙江文化和江蘇文化均屬于江南文化，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正所謂文化相通。這些相似的內容構成了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長三角區域文化在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其基本特征決定的。合作創新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靈魂。長三角區域文化主要是通過創新主體對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與發展發揮重大持久、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
一、長三角區域文化和區域創新系統的關系
本文論述的區域文化主要是指具體地域的人在長期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積累、積淀而形成的思想理念、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生活態度、生存精神、道德信仰、行為準則等。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不過是一種強化人的生存的機制。當然，它是對作為其載體的人影響和作用最重大的強化機制。文化幾乎成了人生存與發展的唯一依靠。我們根本無法想象今天的人能夠擺脫文化而生存下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是價值認同的思想基礎。
考察滬蘇浙三地文化發現，基于開放包容、務實誠信的合作創新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靈魂。而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建設的中心任務就是創新。因此，長三角區域文化對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與發展就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響。這正是本文特別強調從區域文化的視角研究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根本原因。長三角區域文化和區域創新系統的關系，在本質上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創新主體的關系，是文化與人的關系。
一方面，長三角區域文化塑造著長三角區域創新主體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長三角區域創新主體推動和促進長三角區域文化的發展，豐富著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創新內涵。文化浸潤、潛行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活動細節中，但它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穩定、富有生命生機活力的精神體系。文化是依靠內在的生命機制自然發育、自然生長的，一種文化的成熟、成型需要漫長的時間。制定、實施文化發展戰略是追逐文化速成、文化速效的做法，不符合文化發展規律，也違背了文化的本性，很容易也極可能會傷害文化自身。文化發展戰略充其量適合于物質層面的文化。當前流行的“浙江精神”、“江蘇精神”，不過是浙江文化、江蘇文化的意識形態化的表述方式。其實，我們能做的只是尊重文化內在本性，遵循文化發展規律，繼承并發揚已有的區域文化歷史傳統，吸收和借鑒區域之外一切有益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創新系統發展的文化養分，進而創新區域文化。
創新文化對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具有重大持久的影響。所以，不應把文化僅當做普通的環境要素，對文化的本質、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認識。創新文化的主要特質包括容忍失敗、寬容叛逆、敢冒風險、崇尚創新等。優秀的創新文化不是三天兩日就能夠成就的，也不是幾個人振臂一呼就能確立的。優秀的創新文化是一個區域內各階層人士長期以來共同探索、不懈追求、銳意進取的結果。它既是歷史的產物，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長三角區域在開展創新的過程中，政府對創新行為的大力支持；產學研之間的合作創新；法律體系對創新行為及成果的保護；教育培訓機構對創新精神的大力弘揚、對創新意識的不斷強化、對創新人才的大量培養，這些都反映了該區域優秀的創新文化的豐富內涵。它們將提升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水平，使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具有持久強大的內生性比較競爭優勢，對其他區域創新系統具有顯著的引領和示范效應。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江南”的概念“江南”既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又是一個社會政治區域，更是一個文化區域。在歷史上，“江南”始終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地域概念，也來沒有一個公認的界定。近代所說的江南，通常是指今天的蘇南和浙江一帶。1992年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會的15個組成城市(上海、南京、揚州、鎮江、南通、泰州、蘇州、無錫、常州、杭州、湖州、寧波、嘉興、舟山、紹興)，與明清時期的“江南”所包括的地區相比較，其行政地域的主體部分(指蘇南的蘇州、常州、鎮江、南京，浙北的杭州、嘉興、湖州以及上海)幾乎完全重疊。由此可見，今天的“長三角”是由明清時期的江南各府發展而來的。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吳越文化為底蘊和淵源的江南文化，是以蘇南的蘇錫常、浙北的杭嘉湖以及上海為核心區域的長三角地區人民通過千百年來的積淀、融合、凝聚而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區域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世代代江南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繁衍生息的精神動力。從吳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到今天的長三角區域文化，一脈相承，但也有明顯的階段之分。吳越文化古樸剛野，但也柔雅；江南文化柔弱文雅，但也烈性。正是南方的吳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一些成分才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和演變，在不斷的融合與揚棄中建構起內涵豐富的文化體系，至隋唐其主要內涵已漸趨穩定。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現如下：
1．崇文重教。江南地區歷來崇文重教，吟詠成風，鴻儒巨子層出不窮，明清時期則登峰造極。江南人溫文爾雅，知書達禮，講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崇文重教的優良傳統使江南地區人才輩出、社會進步、經濟繁榮。
2．誠信合作。江南人誠實守信，善與人處，把誠信合作視為安身立命之本和商業經營之道。江南地區地域相連，人緣相親，聯系密切，來往頻繁。在此基礎上，誠信合作造就了江南地區的繁榮繁華。
3．謙和禮讓。江南人不僅重文，而且重商。懂經營，善交易，在商業活動中謙和禮讓，即使與人爭執，亦柔聲細氣。這種品德使江南人不僅贏得了良好人緣，而且抓住了寶貴商機。商人追求和氣生財；官人顯得和藹可親；文人崇尚平和淡泊；長者具有高風亮節。
4．求精務實。江南人在農事上精耕細作，在經商方面精打細算，在傳統手工制作上精雕細刻，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精益求精的態度。江南人崇尚務實，反對空談，腳踏實地，進取向上。
5．融合開放。獨特的水鄉環境，優越的海陸區位，使江南人具有開放的胸懷和融合的氣度。江南人虛懷若谷，寬容大度，像水一樣隨形就勢，靈活親和。千江百川歸人大海。江南人擁有大海的胸襟和氣魄。
三、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江浙滬地域相連，人緣相親，導致了經濟相融、文化相通。上海文化表現出海納百川，兼收并蓄，融匯中西，善于揚棄，樂于標新；鼓勵成功，寬容失敗，英雄不問出處；精明誠信，重視契約，遵守規則，講究規矩；樂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來思想觀念，不斷創新，追求卓越；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造，講求實效。江蘇文化表現出以柔克剛，剛柔相濟，發揮長處，把握時機；眼界開闊，思維敏捷，活力旺盛，心態開放；四民同道，義利兼顧，互動并進；善于通變，富于創造；開放多元，交融互補。浙江文化表現出智慧靈巧，開放包容，敢于創新，自強不息，注重功利。
從上述可以提煉、概括出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1．開放包容。上海文化中的海納百／if，兼收并蓄，融匯中西，善于揚棄，樂于標新以及樂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來思想觀念；江蘇文化中的眼界開闊，思維敏捷，活力旺盛，心態開放以及開放多元，交融互補；浙江文化中的開放兼容，在本質上都反映和體現出開放包容的特征。江浙滬三地相互開放，也共同對外開放；江浙地區內部各亞文化區之間也相互開放，對異質文化因素少有排斥，表現出包容的氣度和胸懷。只要有意義有價值，人們都愿意吸收進來，化作本土文化成長的養料。同時，人們也樂于對自身的原有文化作出適當的改進與完善。
2．務實誠信。上海文化中的精明誠信，重視契約，遵守規則，講究規矩以及講求實效；江蘇文化中的四民同道，義利兼顧，互動并進以及善于通變；浙江文化中的注重功利，在本質上都反映和體現出務實誠信的特征。人們不僅重義，而且重利，從實際出發，追求實效。務實而不務虛，工商亦本，崇尚經世致用。在商業活動中，人們誠實守信，戒欺戒詐，信譽第一，品牌至上，努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務實誠信的品格為該地區長期的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和世面繁華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3．合作創新。上海文化中的不斷創新、追求卓越；江蘇文化中的富于創造；浙江文化中的敢于創新，在本質上都反映和體現出合作創新的特征。創業創造都是創新。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更是創新。創新通常不是孤軍奮戰、單打獨斗，而是聯合起來，通力協作，共同創新。合作的人們，哪怕是文化背景存在差異，也能夠以開放的胸懷包容接納，求真務實，以誠相待，相互信任，精誠合作。所以，合作創新是建立在開放包容和務實誠信的基礎上的。不能相互開放包容，不能彼此務實誠信，合作創新也就失去了前提，合作創新也就無法實現目標。
四、區域文化在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在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該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決定的。合作創新是長三角區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靈魂。長三角區域文化主要是通過創新主體對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與發展發揮重大持久、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長三角區域文化對政府部門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塑造著長三角區域各地各級政府官員隊伍尤其是主要負責官員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由他們協調聯動所主導的觀念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在合作創新文化方面獲得了充分、持續、永久的保障。其中，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整個區域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務，大力推進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創新內容。
(二)長三角區域文化對高校院所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塑造著長三角區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發機構的科技工作者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由他們精誠合作所主導的智力支持、知識生產、科學原創、技術發明和研究開發在合作創新文化方面獲得了充分、持續、永久的保障。其中，打造一流的知識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創新內容。當然，普及科技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素質教育，培養創新人才，提高全區的科學文化素養和水平，也是他們的創新使命。
(三)長三角區域文化對工商界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塑造著長三角區域的創業者、職業經理人(包括企業各級管理人員)、企業家以及商業從業人員(特別是商界精英)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強化著他們的創業創富精神、企業家精神、商業精神及商業文明傳統。由他們跨區聯合主導的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市場創新、組織創新、業態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在合作創新文化方面獲得了充分、持續、永久的保障。其中，區域合作創新文化將促使企業加強與高校院所的密切合作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核心主體，成為研發投入和產出的主力軍，成為研發成果商品化產業化進而創造巨額商業利潤的重要力量。
(四)長三角區域文化對社會中介組織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塑造著長三角區域的中介組織、行業協會和培訓機構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由他們作為紐帶和橋梁主導的服務創新在合作創新文化方面獲得了充分、持續、永久的保障。在合作創新精神的感召下，在行業定位和商業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將為官產學研合作機制的創新發揮獨特的作用，拓展合作范圍，豐富合作層次，深化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效率，促進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更迅速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最終為凝聚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主體、提升合作創新的水平做出獨特的貢獻。
(五)長三角區域文化對金融行業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塑造著長三角區域的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創新文化素養、創新文化底蘊、創新文化意識、創新文化精神及創新文化境界，由他們統一籌劃主導的金融服務創新、長三角金融一體化、金融經濟協調聯動發展以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在合作創新文化方面獲得了充分、持續、永久的保障。長三角區域的金融機構將促進滬蘇浙三地金融資源跨行政區的流動和配置，推進區域內金融組織、制度、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實現區域經濟金融協調、穩健、可持續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創造條件不斷消除制約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各種障礙，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實現金融的區域性聯動，為區域創新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實現區內各方的互利互惠、共榮共贏。
(六)長三角區域文化對創新資源布局的影響和作用
長三角區域文化的合作創新內涵支持著創新主體對創新資源要素的跨行政區優化配置、互補共享和集聚整合。具體而言，長三角區域創新文化支持著信息和知識的跨行政區生產、傳播、溝通、交流、共享和流動；支持著技術的跨行政區交易、轉移；支持著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跨行政區融合、配置、并購和流動；支持著科研儀器、設備和實驗室的跨行政區共用共享，避免重復購置和浪費，提高利用效率。
一
生態存在論主要從有機整體的視角，揭示人與 世界萬物的存在是一種系統的關系存在。從其存在 狀態看，它是一個生命自組織演化系統。這一大的演 化系統可分為系統自身的自組織演化、系統之間的 自組織演化和系統內在要素(子系統)之間的協同自 組織演化。在這一巨大的生態存在自演化系統中，從 無機界到有機界，從亞原子、原子、分子、細胞原生 物、生物有機體到文化，既是具有自穩自組性的有機 系統，又是生態存在系統的一個部分。從系統哲學范 式的觀點看，每一系統相對于整個生態系統都具有 自身的存在價值，都會在自身所處的生態位上獲得 相應的價值承認；但它作為整個生態大系統的一部 分，卻不應將自己的存在價值凌駕于整個大系統之 上，因為系統價值高于部分價值，每一系統作為一個 部分都必須服從生態大系統的規范。而且就系統內 的各個部分、各個系統來說，它們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系統關聯性的存在。
因此，生態系統的生命 演化與維系，相對于其他生命系統的存在就構成了 一種終極制約性。恰如著名學者拉茲洛所言，“自然 是終極因”。對于人類的存在來說，沒有形而上的 終極預設與追求，便失去存在之根、力量之源。而形 而上的預設作為一種邏輯設定，往往不太容易被經 驗證實或證偽。這在現代文化語境中幾乎是不言而 喻的通則。但在生態文化視野中，生態存在的終極本 體性，卻是人們可以經驗感覺的事實。現代人類實踐 的無度擴張已經觸及到地球的極限，生態災難頻發， 彰顯了地球的有限性和生態系的脆弱性。生態存在 作為一種終極本體性設定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演，也 是現代人類存在經驗的潛在呼喚。
生態存在論內含了可能性與現實性雙重緯度上 的理想設定，從其存在特性看具有六大本質特征，這 六大本質特征既是從生態存在視野對萬事萬物的存 在本性的概括，也是對生態美的本質特征的概括。第 一，一體性。一體性的基礎是人與自然的一體性，在 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上，人與自然是一體的，萬物是 平等的，如桑德拉巴哈古納的詩意吟頌:“我們必須 聆聽樹木的心跳，因為它和我們一樣，都是活生生的 生命。”〔2〕第二，共生性。人、自然、萬物的本原一體 性，是生態存在論狀態的整體表征。而支持存在一體 性的規則就是共生性，不僅是萬物之間的共生，更根 本的是人與自然萬物的共生。對于人來說，共生不僅 意味著生存規則，而且是一種境界的提升。在機械 論、工業文明的行為模式中，人類越來越淡忘了人與 自然共生這一始源性的終極真實，共生性將重新喚回人與自然的生命連結與親和。第三，互通性。
共生的本性必然要求互通，任何生命自組織演化系統都 不是孤立的，其自身生態活力的保持，必須依賴與其 他生命系統進行充分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換;而且 互通不是因與果的線性過程，而是網絡式的雙向整 合。這種互通并非由于存在者之間的利益需求，而是 植根于存在者之間的生命親和，“從演化進程來看， 人類可能是在漫長的時間里，發展出一種深植于基 因、渴望其他物種相伴的需求”。為此，威爾森創造了 一個新詞“親生命性” (biophilia)來形容這種需求,意 指“專注于生命與生命互動進程的先天傾向。第 四，融合性。融合性則是互通性的進一步具體化，它 體現為存在者與環境的融合。環境對于存在者并不 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它本身構成存在的一個有機 部分。融合性內在地包含著存在者與環境的共生與 互通。第五，和合性。對于融合性來說，和合性是對它 的一個必要的邏輯制約與提升。融合不是同一，不是 無視萬物的差異與對立，否則生態存在便失去了根 基與活性，所謂“同則不繼”，所謂“和實生物”。“和” 在此取“以他平他謂之和”之意。同時又賦予辯證法 的對立統一規律以生態學的緯度與滋養。第六，自主 自覺性。自主自覺性則是和合性的邏輯延伸及對一 體性的實踐回應，同時又內含了生態美學結構層次 的邏輯預期。在“他”、、對立”的意義上，“自主性”是 “和”的邏輯表征，體現生命存在對自身所處生態位 及價值功能的自主意識;在“合”、“統一”的意義上， 自覺性體現了具體存在在實踐層面對和合性、一體 性的潛在認同，開辟了生態美學向其他結構層次過 度的邏輯前景。
就生態存在論來說，這六大本質特性在邏輯上 已不再是單純的辯證否定與邏輯回歸的關系，更根 本的是具有彼此互補協同制約的關系，通過彼此的 協同、制約、互補，形成充滿生態活力的和諧境界。也 就是說，生態存在論所具有的這六大特性實質上也 就是生態存在美的最基本特性，因而從生態存在論 的視角看，“和諧”只是萬物存在方式的主要存在形 式和狀態。所以從生態存在談論美，我們不同意“美 是和諧”之說，因為這在特定意義上是把存在的形式 看成了美存在的本身，或者說把現象的東西當成了 本質的東西。但和諧美又是我們一直堅持的觀點，筆 者在與周來祥先生合寫的文章中集中闡發過這一思 想，因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否定。當然，這種否 定并不意味著不能從“和諧”的角度談“美”，而是說 “和諧”只是求索美的途徑，美的真正的奧秘在和諧 的形式背后。這頗像現象學所說的，出場的事物以未出場的事物為背景，未出場的事物是出場的事物 的內在本質。也就是說，從生態存在論的存在狀態 最容易把美定義為“和諧”，而從生態存在論的本質 內涵又深感“美是和諧”之說有待理論上的深化。
二
人的存在實踐是一種雙重的統一，即以自然的 方式而存在和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統一。人“以 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指向生態存在本體的終極性訴 求，它力求超越既有文明文化事實的存在語境，含蘊 著向生態存在境界的躍升。而生態存在境界由潛能 向現實的不斷轉化、拓展，又必須依賴于人的主體性 的實踐性活動，這種實踐活動，由于植根生態存在的 本體性邏輯制約，便內蘊著、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 在”的過程。如此人的實踐便展現了人以自然而存在 和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統一。因此，生態主體論美學， 作為生態美學在認識論和實踐論這一命題上的體 現，其本質特性是，以生態存在本體為終極制約，以 生態實踐為基本中介，在人與自然的雙向整合中，實 現著生態存在境界由潛能向現實的不斷轉化、拓展。 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社會功能都有它的自然本性， 可以說是自然本性的社會化，離開人的自然本性談 人的社會性是一種無根之談，自然可以離開人而存 在，而人須臾也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人作為社會性 主體的存在，本質上是人與自然一體性存在的一種 特殊方式，“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個連續發展 的整體。這個同時包含人及自然的現實整體必須被 視為一個能容許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轉化的動態 的創造轉化過程”。
只有這樣理解人作為主體的存 在，才能更全面理解人如何實踐、認識、審美。就如何 實踐而論，一般強調實踐的社會性。實踐是人的一種 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而人以外的自然物似乎沒有， 但這種認識是有缺欠的，且不說動物也有較自覺的 實踐行為，就是非動物的自然所具有的自組織的演 化(有機規律)就有一種潛在的價值趨向，也就是合 自然的目的性。就此而論，自然物也是一種合規律性 合目的性的存在，具有主體活動的特性。而且正是自 然的這種存在方式決定了人應該如何實踐，但恰恰 在這方面人把它遺忘了，這是人類破壞自然和自己 否定自己的根源，這種實踐行為明顯是丑的，卻成為 以往探討美和美的本質的哲學基礎。就我們自身堅 持的“和諧”美而論，應該承認“和諧”美學在一個辯 證的視野中較為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命題，但受制 于和諧美學誕生時歷史語境的制約，在具體認識上 同樣也未能擺脫這一局限。如、美的本質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體和客體的和諧統一，是客觀的合規 律性、主觀的合目的性，是真和善(客觀上的真、主體 實踐上的善的和諧統一”。
這種觀點顯然是非生 態文化的，作為和諧美的理論基礎，有鮮明的以非和 諧的思想談和諧美之嫌。而現在從生態文化的角度 看實踐，就變為雙重合規律性與雙重合目的性:即既 要合因果規律(合線性規律)又要合有機規律(非線 性規律），而且前者要受后者的統攝；既要合人的目 的，又要合自然的目的，而且要在合自然目的的基礎 上實現人的目的。人的這種實踐行為，能真正打通人 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命聯系，人與自然互動共 生、相異共榮，人在自然中又在自然外，這是人之為 人的存在本性。進而言之，也就是實踐以自然的方式 進行活動而自然卻變成了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使生 態實踐在特定意義上成了生態存在論的展開，并成 了生態美學的一種重要的基礎。
現代認識論或實踐論美學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主 客體關系的模式，或者說主體統治客體的模式，除客 觀論美學之外，其他美本質論最終落腳于主體的人。 而生態認識論美學與主體認識論思維模式不同，它 從單向的“主體一客體”模式轉變為“主體(A)—客 體（自然)一主體(人)”交往關系模式。主體(包括代 內主體與代際主體)之間是一種主體間性關系，這種 主體間性關系在現實的交往活動與非現實的（潛在 的現實 ）交往活動中都以人與自然一體性關系為基 礎，自然對人都有終極限制性。人類作為一種特殊的 物種，不論過去（已存在)、“現在”（當下在場），還是 “將來”，其活動都要以自然為中介，自然在這三大向 度中規定著人的認識活動和價值活動。 人的現實活 動(現在向度)，既要承擔前人賦予的歷史責任，即對 原本的歷史注入應有的現實內容，又要承擔后人可 能提出的未來使命，把主客體認識論關系所具有的 單向的工具理性，轉向三向度互補相生的自然理性 和社會理性，使之真正成為生態認識論美學的哲學 基礎。
三
生態環境美學是生態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生態存在論美學和生態主體論美學的具體存在方 式。這從生態環境價值與生態存在論和生態主體論 的內在關系可以看得很清楚。從生態環境價值論看 生態環境美，我們認為生態環境價值是“環境價值””與“環境的價值”的統一。所謂“環境價值”，就是從人 與環境的一體性關系看環境，環境并不在人之外，而 在人之內，環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離開自身生存的環境就不復存在。人對環境的需求不是一種外在 的需求而是一種內在的本性需求，所謂“大人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非意之也，其仁之本若是”。這就是環境價值的存 在論本性。但人與環境不只是一種內在的一體性關 系，同時也與環境存在著一種非一體性的外在關系， 或者說主客體關系，即人的某種功利性的需要與環 境建立的價值關系，即所謂“環境的價值”。
生態環境 美學就建立在具有生態存在論本性的“環境價值”和 具有主體論本性的“環境的價值”的基礎上，二者的 統一構成了生態環境美學的哲學基礎。因此生態環 境美也有兩種形態，即環境美和環境的美。環境美更 多具有生態存在美的特性，但又不能完全歸結為生 態存在美，它是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在特定的具體環 境中與環境建立起來的一種一體性的審美關系，環 境對人自身就具有某種人學的性質，可稱之為似存 在美。而環境的美，本質上是一種主客體關系的美， 即作為審美主體的人把環境視為審美對象構成的 美，它更多的具有主體性美的特性，但又不完全同于 主體性的美，在這里環境作為審美對象，美與不美并 不完全取決于主體對它的判斷，人與環境同樣是一 種同生共運、相異共榮的關系，它內在地滲透著存在 論美的因素，可稱之為似生態主體論美。
雖然從兩種視角一一“環境價值”和“環境的價 值”可把生態環境美學分為環境美與環境的美，但我 們更注重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尤其是環境的美所 具有的存在論美學特性。從生態價值論的角度看，生 態環境價值作為一種有機的價值系統，雖然分為“環 境價值”和“環境的價值”，但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 網絡關系，其環境價值可以說既是網絡的紐結，又是 價值成果的儲存單位；環境的價值則既是網絡的網 線，又是新價值生成的基本條件。這頗似美國環境倫 理學家羅爾斯頓所說:“在一個功能性的整體中…… 其內在價值恰似波動中的粒子，而工具價值亦如粒 子組成的波動。
正是“環境價值”和“環境的價值” 的這種內在聯系決定了“環境美”和“環境的美”的內 在聯系。也就是說，環境的美雖然是一種人與環境的 對象性關系的美，它更具有主體美的特性，但它的生 命之根、審美之源卻在于人與環境的一體性關系。這 正如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中所說:“在荒野中 旅行，能讓我們的身體獲得直接貼近自然的體驗”， 荒野“給我們提供接觸終極存在的體驗，而這種體驗 在城市中是無法獲得的”。這就是從“環境美”看 “環境的美”。對“環境的美”與“環境美”的關系，如果 進一步用海德格爾“之間”的哲學觀點來解釋，可以認識得更清楚。
海德格爾曾對“在某某之間”和“在其 間”，進行過嚴格的區分，前者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它既包含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也包含現代哲學講的 主客體關系，它們彼此之間的這種關系當然是一種 非一體性的存在關系;而“在其間”卻是“存在論”意 義上的“在其間”，它“為一切存在者開啟存在的可 能，因而是提供生存尺度的、構成人生命運的真正的 在之間”。我們所說“環境美”顯然更傾向于一種 “在其間”的存在美，而“環境的美”它顯然在形式上 以對象性的關系存在，卩“在某某之間”的方式存在， 但實質上卻是存在論美的一種特殊體現形式， 它與 環境美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互動共生的關系。
四
生態文藝美學作為生態美學的一種特殊形態或 者更精神化的存在，可以以更自由的方式與生態存 在論美學、 生態主體論美學和生態環境美學發生直 接或間接的聯系，變為自己精神反映的內容。但從更 深層次看，生態文藝美學卻有不同于以上三大美學 的本質特征，它更具精神生態化，精神生態是生態文 藝美學的主要表現對象。因此，生態文藝美學不但要 以對近現代文藝的非生態化精神的否定來確立自己 的表現的對象，更要以精神生態學家的風姿探索生 態文藝美學的表現內容和形式，這條道路雖然很艱 難、很漫長，但它是文藝美學最燦爛的明天。
建立精神生態文藝美學當然應該立足于當今時 代，因為文學藝術本質上是一種時代精神的體現。而 生態文藝美學作為精神生態反映形式，它自身就是 一種嶄新的時代精神，或者說是在“人類紀”時代特 有的人類“精神圈”的一種突圍和重構。在整個現代 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精神圈”，奠基于以往人類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歷史，天然缺失生態緯度自然 生命活力的滋潤，使人類的生命存在遠離與自然相 諧和的感應體驗方式，“人類對自然的依存越低，他 的生存便越貧乏和卑微”，“人類自認高于其他物種， 這不會帶來人性的提升”。實現人類“精神圈”的 生態化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命題。精神生態化建構的 文化基礎是現代文化向生態文化的轉型，生態文藝 美學作為精神生態的直接反映形式，不但是現代文 化向生態文化轉型的內在推動力，而且能以更為感 性的形式展現生態文化“精神圈”的建立一精神圈 的生態化，起到其他文化形態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 收古代和現代文藝精神精華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 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現代的一種展現精神生態 的文藝美學。
生態美學代表著一種新的美學轉型， 美學的轉 型意味著美的本質觀的提升，及與之相適應的藝術 本質觀的結構性轉換。生態文藝美學的基本邏輯構 架立足于生態存在論與生態主體論的雙重視角。從 生態存在論與生態主體論的雙重視角建構生態文藝 美學，更能清晰地凸現以往文藝美學的邏輯缺失。當 然這不是說以往的文藝美學思想沒有自身的合理 性，而是說任何理論既得益于自身誕生的歷史語境， 也受制于這一歷史語境。以往文藝美學思想的最大 缺失就是自然美的邊緣化，包括作者1990年出版的 《文藝美學》。藝術是人類主體的精神創造物，其存在 形式是人類精神品格的集中表現，“文學史，就其最 深刻的意義來說，……即人類的精神史”。
文藝美 學以人類的藝術創造與欣賞為研究對象，是對人類 文藝現象的形而上反思，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是對人 類精神、情感狀態的理論燭照。只是這種理論燭照難 免帶有與歷史同行的盲點，“先是謝林，后是黑格爾、 左爾格高揚藝術，貶低自然，把審美活動與藝術活動 等同起來，于是美學基本問題便成了藝術與現實生 活的關系，或者更明確地說，成了藝術的超越性問 題”;“百年來中國美學幾乎始終囿于藝術活動之內， 把藝術對現實生活的認識和超越當作美學的基本問 題，自然美(包括社會美)雖然也時時被人提起，卻被 置于從屬的、邊緣的位置。在既有美學理論的探 討中，雖然也關注到自然美，但并沒有給予自然美以 應有的重視，在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下，自然無 論如何也不能和人類的主動創造相比，自然美至多 也不過被當做人類某種精神狀態的象征，從而遮蔽 了自然美的深刻本質，、心靈和它的藝術美高于自然。
對于自然、自然美的邊緣化，屬于一個時代的 缺失。隨著人類生存困境與難題的凸現，時代呼喚 人類精神回歸遠離的家園，呼喚培育人類對自然的 謙遜與敬畏，呼喚新型人類精神品格的塑造。文學 藝術作為人類精神境界的集中展現，面臨著責無旁 貸的歷史重任。而要回應這一呼喚，文藝美學應該 有對自己進行自我否定的勇氣，隨著時代語境的轉 換，如果我們仍然一般地堅持“美的本質反映在藝 術中，就是主觀與客觀、表現與再現、情感與認識、 真與善的統一”〔14〕，就很難回答新時代提出的問題 和缺乏對現實的應對力，而作為對未來藝術的一種 邏輯預期則隱含著更大的欠缺。因此我們認為從生 態存在論與生態主體論雙重視角建構新型的生態文 藝美學就變得十分必要與迫切。
具體來說，在生態存在論和主體論雙重視角下構建生態文藝學，首先要確立自然美在藝術本質觀 中的基礎地位，使自然美成為“精神生態化”邏輯結 構的要素，并以此為前提，文藝具體展現自然美與精 神美兩種邏輯視角的協同、制約、互補、共生，這也是 生態文藝美學關于藝術本質觀的基本邏輯定位。而 要確立自然美在人類精神結構中的本體地位，就需 要重新認識自然及自然美的深刻內涵。自然并非支 撐人類生存的間接工具、手段，相反，人與自然本就 是一體共生、和合共融的關系，“關于自然，我們認為 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自然，對 于我們而言，是廣大悉備，生成變化的境域。在時間 中，無一刻不在發育創造;在空間內，無一處不是交 徹互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