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餐飲半期總結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及經濟全球化等因素帶動了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城鎮化推動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條件。然而，近10年來（“九五”和“十五”期間）我國城鎮化脫離了循序漸進的原則，超出了正常的城鎮化發展軌道。

自1990年代以來，在我國城鎮化的背景、進程方面，主流的觀點和主張是：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過度城鎮化，而我國是“工業化超過了城鎮化，城鎮化滯后了”；②我國“農村人口太多，需要盡快解決城鄉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問題”。我國需要實行“快速城鎮化”方針；③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在30%-60%之間是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中國正好是處在需要“加速”和可以“加速”的時期。

1．“九五”和“十五”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

從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我國城鎮化以每年0.6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在增長。也就是說，當時每年城鎮人口增加在1000萬人左右。1993年，全國設市城市達到570個。應該說，這是大發展的結果，也是大發展的態勢。1990年代中期，在大規模增加開發區和開發區建設空間失控的同時，大量增加了設市的數量。1993-1996年間是全國設市。

在“九五”計劃中，部分省區市已經將大幅度提高城鎮化率作為發展戰略方向之一了。如果按照國家統計局2003年修訂后的數據，1990-1995年間，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0.52-0.53個百分點，而1996-2001年間，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1.43-1.44個百分點。其中，1995年全國城鎮化水平29%，1998年城鎮化水平接近34%。這三年每年增加1.7個以上百分點。也就是說，每年全國城鎮人口增加2100萬人以上。這樣的規模對于城鎮就業、產業支撐、城鎮基礎設施供應以及資源環境有關因素等帶來了巨大的壓力。2000年全國市鎮人口達到4.56億，城鎮化水平達到36.2%。修訂后的數據雖然存在爭議，但是，1990年代后半期的城鎮化速度應該是明顯快于前半期。

2001年開始的“十五”計劃又強調“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經成熟，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使本來已經高速行駛中的城鎮化列車進一步“加速”。在“不失時機”戰略的指引下，2000-2005年五年間，城鎮人口又由4.56億增加到5.62億，增加了1.06億，每年2100多萬人。

“加速”已經高速發展中的城鎮化進程，使近十年來特別是“十五”期間，我國城鎮化出現了冒進態勢。

2．出現相當程度的虛假城鎮化和貧困城鎮化

我國1億多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根據2000年的五普和2005年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分別高達1.21億人和1.47億人，占總人口的9.55%和11.26%。我國現階段的人口流動以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或農民工為主體，約占85%以上。據此推算，2005年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已高達1.3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這群規模巨大的農民丁雖然在統計上已被計算為城鎮人口或被城市化了，但他們在戶籍上仍是農業人口，也不能享受政府為當地城鎮居民所提供的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顯然尚不能算是真正的市民或城鎮人口，更不用提他們仍在農村老家的家屬了。因而，從城鎮化質量的角度來看，我國目前的城鎮化水平含有較大的虛假成分。

除了上述提到的1.3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沒有被城鎮化外，43%的城鎮化率也是由于行政區劃調整（大量的撤鄉并鎮）、城鎮轄區面積擴大而帶來的結果。這些“城鎮區域”的產業結構并未轉型，缺乏產業支撐力，也基本上沒有城鎮的基礎設施供應，實際上仍然是農村。

城市化水平應該由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超出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能力的過快、過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于工業化來推動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和人口的失業所造成的，是虛假的城市化和貧困的城市化。

在阿根廷等拉美國家，4.98億總人口中有3.8億人居住在城市，城鎮化高達75%以上，與經濟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但是其經濟水平只及發達國家的1／4，失業和從事非正規經濟的人約占全部勞動力的1／2，超過1／3為貧困人口，其中相當一部分住在“貧民窟”中，有約2000萬人流浪街頭，出現虛假城市化的“拉美病”。

我國農民工目前一般以非正規就業為主，收入水平低，居住條件簡陋，存在“貧困化”現象。據2004年在武漢的典型調查，農民工一般是在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無醫療保險、無社會保障、無升遷機會的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城里人不屑干的“臟、累、苦”的工作為主。如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采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巾，農民工已占從業人員半數以上。農民工大多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區的“城中村”、簡易房、建筑工棚或地下室等，居住環境簡陋惡劣，與“貧民窟”相差無幾。在其他一些發達的城市，如南京、杭州，外來人口或農民中有45%的人住在低矮陰暗的工棚或簡易房內，在城市郊區邊緣地區形成了新的“貧民窟”。

這就是說，在我國也出現了相當規模的過度城鎮化。這是現階段需要努力逐步解決的，更需要防止這種態勢的進一步擴大。

3．城鎮化的蔓延式發展和空間失控

近年來，在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與“人口城鎮化”出現大量水分因而城鎮化發展質量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過快，城鎮發展空間嚴重失控。這是“冒進式”城鎮化的重要表現之一。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與三次城鎮化快速發展相對應，城鎮建設用地也出現三次大規模擴張。自2001年開始的第三次過度擴張到了空間失控的嚴重地步。根據建設部門專家的數據，1991-2000年全國城市建設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000km2，2001年在2000 km2以上，2002年上升到3334km2左右。沿海各省市2010年的土地指標在2001年已經用完。根據國土資源部門的數據，在1997-2000年期間，平均每年建設占用耕地為1800 km2；而在2001-2005年期間，該數量已增加至2187km2。因此，在過去10年間，我國各類建設濫占耕地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冒進式城鎮化導致城鎮建設用地盲目擴張和無序蔓延，過度侵占了大量的優質耕地。各類建設占用的大多是優質耕地，而開發整理補充的耕地質量大多較差，占優補劣的現象極為嚴重。2004年度各項建設占用的耕地中，有灌溉設施的占72%；補充耕地中有灌溉設施的僅占34%。建設占用的耕地大多數是平原地區或居民點周圍的優質高產良田，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廣東省、江蘇省、福建省、遼寧省、山東省等9個東部經濟發展較快的省市地區；而補充的耕地主要多來自對未利用地的開發，其中大部分是旱地。我國光熱水土條件好的地區耕地后備資源缺乏，再加上開發受生態保護的限制，補充耕地尤其是優質耕地的難度越來越大。耕地面積大幅縮減，將會引起我國糧食產量與消費量的缺口逐漸加大，對我國糧食安全構成潛在的威脅。

我國城市人均占地曾經長時期偏低。但10多年來城市人均占地已經很快達到1l0-130m2。這是大多數人均耕地資源比我國多幾倍乃至十多倍的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不能按照這個標準進行城鎮化。然而，由于城鎮土地利用結構的不合理，這個高指標并沒有給大部分市民帶來生活空間的普遍明顯改善。

4．就業崗位的增加和資源和環境的支撐能力不能適應冒進式城鎮化

城鎮化進程需要與產業結構及其轉型的進程相適應。我國這樣發展中的大國，取得了20多年的高速和超高速經濟增長。今天，我國基礎原材料生產規模和部分制造業生產規模已經超過或大幅度超過10多年前世界上的生產大國。這是世界上沒有過的奇跡。即使這樣，近10年來我國城市的就業形勢還是越來越嚴峻。其原因很簡單：產業發展規模無法支撐這種冒進式城鎮化對就業崗位極其巨大的需求。即城鎮化大大超出了現階段經濟發展和產業的支撐能力。

我國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已經擁有龐大的基礎原材料產業。經過若干年的快速增長，依靠這些產業的繼續擴張來吸納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空間已經不大。這些產業的調整與重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城鎮化和就業崗位的增加越來越依賴第三產業的發展。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巨大，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就業崗位就要求增加800-1000萬。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也很難持續提供這么多的就業崗位。近年來，我國城市就業問題突出，表明城鎮化速度和規模已經超出了產業發展及其規模的支撐能力。

眾多的資源型城市的存在是我國產業結構的長期特點之一。據2002年的初步統計，全國有110個資源型城市，估計2030年將達到200個左右。這些資源型城市多數是有生命周期的，在今后某個時期將出現資源枯竭，城市規模不但不可能大幅度擴大，且會逐步縮小，少數還會衰亡。而人口城鎮化的過程一般是不能逆轉的。

經濟全球化對城鎮化過程的推動作用也將會逐步減弱。過去這些年，我國經濟國際化的發展過程十分迅猛，特別是外商投資的大量進入成為許多地區快速城鎮化的一個主要因素。然而今后，外資不可能持續地成為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外部市場對于城鎮化的作用會下降。

近年來的出現的城鎮就業問題，表明城鎮化速度和規模超出了產業發展及其規模的支撐能力。有人以為“工業化超過了城鎮化，城鎮化滯后了”的主要理由是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中第一產業已經下降到10%左右。但是，在評價我國工業化發展進程時，不應該做出過高的估計，因為從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來看，第一產業仍然占45%。這表明我國的工業化程度仍然有限，實現產業結構的根本轉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雖然從主觀上希望盡快解決城鄉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城鎮化速度越快越好，但快速大規模城鎮化的實際障礙已經突顯。

城鎮基礎設施供應以及資源、環境等，無法適應和匹配。城市要求大規模的電力、優質的能源和大型的集中水源作為支撐，人均能耗、水耗以及垃圾集中排放量都要比農村大得多。目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缺水，大部分飲用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圍城現象突出，無害化處理率很低。近十年來，雖然各級政府在給排水、環保等城市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逐年增加，但資源和環境的缺口并沒有相應縮小。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我國城鎮化的速度過快，背離了循序漸進的原則。

5．各國城鎮化大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

各國城鎮化大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40%，英國經歷了120年（1720-1840），法國100年（1800-1900），德國80年（1785-1865），美國40年（1860-1900），蘇聯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955），中國22年（1981-2003）。蘇聯和日本在城鎮化率增加方面是比較快的，除了在城鎮化從20%發展到40%這個期間的總人口比我們國家現階段少很多以外，他們都不是傳統的農業大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發達國家在達到40%的城鎮化率后，又經歷了50多年、100多年的發展和積累，到今天達到70%-80%的城鎮化水平（率）。

上述國家在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總人口規模小。而我國現階段13億人口。城鎮化率提高所要求的新增就業崗位比發達國家相應進程的要求高出10多倍到幾十倍。城鎮化率達到40%的主要發達國家，他們當時全國的人口數是：英國0.267億（1840年），法國0.4068億（1900年），德國0.4315億（1865年），美國0.7599億（1900），蘇聯1.1209億（1950年），日本0.8831億（1955年）。我國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全國人口12.84億。也就是說，如果各國都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么城鎮人口的增加規模：中國是英國的48倍，法國的32倍，德國的30倍，美國的17倍，蘇聯的11倍，日本的15倍。它們當時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化率需要提供就業崗位量僅僅是我國今天的幾分之一、幾十分之一。

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的起步階段平均每年增加只有0.16-0.24個百分點，加速階段每年增加也僅達0.30-0.52個百分點。歐美各國城鎮化的進程值得人們認真的總結。了解它們這些國家城鎮化的背景、驅動因素和進程，再比照我國今天的具體國情，可以清楚大大超過它們的發展速度是不可能的。

6．中國需要循序漸進和資源節約型的城鎮化

6.1城鎮化速度不能很快

上述已經強調，城鎮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必然是長期的積累和長期發展的漸進式過程。何謂漸進式發展城鎮化？就是根據城鎮產業的吸納能力，基礎設施的支撐能力，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城鎮管理水平提高的程度，逐步提高我國的城鎮化水平。

總結以往城鎮化進程的問題，有利于人們確定今后合理的城鎮化率。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高需要長時期的努力。體現社會財富的城市在公用設施以及“軟件”建設各方面要趕上發達國家的程度，對于人口特別眾多的我國，難度是可以想象的。

根據前幾年有關專家的計算，今后城鎮化率按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預測，2020年將達到57%，城鎮總人口8.28億。年均增加城鎮人口1811萬人。農村人口只有6.22億了。他們還計算了在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下城市發展的巨大壓力。根據上述分析和總結，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已經不是“壓力”問題，而是不可能了。

與此同時，不同區域的城鎮化發展速度應該有所差異。各地區在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土地利用規劃、城鎮體系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時，應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地實際的發展目標，不能在城鎮化率和有關城鎮發展指標方面進行盲目攀比。

6.2城鎮人均占地必須實行低指標

我國城鎮人均綜合用地標準應該符合國情。我國不能走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那樣蔓延式城鎮化發展道路。2000年，中國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7%，是澳大利亞的1/30，加拿大的1/19，俄羅斯的1/9，美國的1/8。近年來，這個比例在進一步下降。

1980年代末，我國人均可持續發展財富（衡量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下列國家的比例：澳大利亞的不到1%，日本的1.2%，美國的1.6%，韓國的5.4%，巴西的14.0%。“財富”包含三個因子：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這是世界銀行當時的數據。當然，現在中國人均可持續發展財富當然成10倍地增加了。即便如此，我國可持續發展能力還是相對處于較低水平。當然這個計算指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明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還需要深入分析研究。

東京、香港等城市的經驗值得人們宣傳和參考。東京、香港均采用高密度、集約型發展道路。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和國際大都市，雖然承擔國家政治功能和國際性機構服務的功能，其人均用地也才只有78.7m2。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土地總面積1068km2，760多萬人，地形多山，城市建設用地大約210km2，人均建設用地才35m2。而在這樣的標準下，它們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生活質量和居住環境水平，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城市。那種認為用地不氣派，城市就沒有競爭力，就不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的決策者和規劃者，需要轉變理念和標準。建議以人均60-100m2作為我國城鎮綜合用地的適宜區間。需要根據人口、經濟密度和人均耕地等指標在全國范圍內劃分若干大區并確定它們的適宜控制指標。

6.3在穩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建設好廣大農村

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一方面是通過提高城鎮化水平，擴大城鎮就業崗位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使更多的農村人口享受城市文明；另一方面，是要通過發展農村經濟，同時建設好廣大的農村，改善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來縮小城鄉差異。走健康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的道路是我國最適宜的選擇。鑒于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巨大、城鎮化與耕地保護矛盾突出，城鎮人口就業壓力巨大，資源環境承載力已接近飽和的基本國情，城鎮化率的目標不一定非要像發達國家一樣達到70%-80%或更高。

也許，我國城鎮化的進程需要與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即使我國建成了發達的現代社會，城鎮化是否能夠或者說是否應該達到發達國家的比例，也是值得我們長期關注的。

6.4一定要實行資源節約型的城鎮化原則

在城鎮化的資源占用和人均資源消耗方面，中國無法效仿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是說，在我國，在社會發展的資源占用方面，相對于當今發達的西方國家，永遠要過相對節儉的日子，即使到了高度現代化之時。

各個不同區域還應該有很大的區別。考慮這種差別，劃分大區域的原則是：產業規模和產業結構演進的速度，經濟全球化的規模和發展潛力以及在全國功能區劃中的地位（是否優化開發或者重點開發，或者是限制開發以及禁止開發）。那些產業規模大且演進升級快的地區，或是優化開發或者重點開發的地區，城鎮化發展的速度和規模當然可以比較快。

第2篇

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大體體現為四種類型：一是現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現代化的后來者；三是現代化的趕超者；四是始終未能進入現代化、處于停滯甚至落后狀態的國家。我們發現有幾個大國是屬于現代化趕超類型的國家：首先是美國，在上個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工業化，在上世紀與本世紀之交，迅速追趕上并超過了英國；其次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開始發動工業化，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日本實現經濟起飛，迅速追趕美國；再次是亞洲的“四小龍”，在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第四是中國，從1980年前后進入經濟起飛階段，顯現出現代化追趕效應或追趕模式的明顯特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史專家安格•麥迪遜（AngusMadison，1998）最近發表的《中國長期經濟運行》一書，按照實際購買力（PPP）方法計算了中國1820-1995年期間GDP和人均GDP指標，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歷史過程總結為如下特點：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中國國力經歷了從強到弱又由弱到強的歷史過程。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13.2%，1919年又降為9.1%，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0.22%）明顯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2%），因而中國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顯下降；到1978年達到5.0%，這是因為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間的增長率，但是卻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因而中國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國的比重不斷上升，到1995年超過11%，這是因為1978-1995年期間中國GDP增長率上升為7.49%，而世界GDP增長率下降為2.7%，所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顯上升。

第二，中國人均GDP水平與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縮小。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1952年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呈負增長（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正增長（為0.92%），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1978年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不僅與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與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個百分點，也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臺灣的20%，南朝鮮的22%。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04%），明顯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1.01%），中國人均GDP水平不僅與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顯縮小，而且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也大大縮小。

第三，在世界性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開放，加快了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作用可以用該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來描述，中國1890年這一比重為1.7%，1913年降為1.6%，1978年降為0.8%。一個國家貿易發展水平可以用該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來衡量，中國1890年為6.5%，1952年為4.6%，1978年為3.6%。這表明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又是一個“貿易小國”；雖然中國從50年代就開始發動工業化，但是屬于典型“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國家。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四個特點：一是對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1978-1997年期間中國外貿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5.6%，其中進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7%；二是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末中國貿易依存度占GDP比重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國家之一，到1995年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明顯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為世界第十大出口國，但這一比重仍太小，僅“四小龍”出口額就超過世界出口額比重10%；四是中國人均出口額提高了數十倍，1952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只有1.4美元，1978年為10.1美元，1997年為122.8美元，但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僅為13.6%。這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迅速參與國際市場、國際競爭，對世界的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無論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還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與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盡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既是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它給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開放調整代價。如果中國人均出口額接近或達到世界人均水平1/2，則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至少達到1/10以上。

第四，中國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文指標的相對差距。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進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明顯變化，人們壽命延長了，識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條件改善，盡管這些變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出不平衡特征。從人口出生率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高達37.0‰，1978年降為18.25‰，1995年降為17.12‰；從人口預期壽命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8歲，1978年達到64歲，1995年接近70歲；從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為5.33年，1995年為8.93年（麥迪遜的計算結果高于的計算結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國50年代初期低，法國50年代是9.6年，德國是10.4年，美國是11.3年，英國是10.8年。經濟增長與人類生活質量改善是一個相互促進和過程，人口健康素質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來，中國各類生產要素增長及其配置市場化程度增強有助于加速中國的快速增長。從影響經濟增長的各類要素指標看，按兩個不同時期：1952-1978年期間與1978-1995年期間相比，中國總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由2.20%下降為1.37%；勞動投入增長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資本投入增長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資（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長率由7.57%提高到8.80%；農地（farmland）無增長，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長率由負變正，由-0.78%提高到2.23%。這表明，改革以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1952-1978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78%，1978-1995年期間上升為4.74%；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一直呈負增長，1952-1978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2.95%，1978-1995年期間為-1.21%。

通過國際比較表明，1978-1995年期間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更類似于日本和韓國在1952-1978年期間經歷的經濟起飛情形。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中國為1.3%，日本為1.1%，韓國為2.26%；相對高的勞動投入增長，中國為8.86%，日本為9.57%，韓國為8.49%；農地（farmland）無增長或負增長，中國為0.00%，日本為-0.12%，韓國為0.4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提高，中國為2.23%，日本為3.74%，韓國為1.84%；出口額增長率大幅度增長，中國為13.5%，日本為13.17%，韓國為26.0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呈高增長，但資本生產率呈負增長，人均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韓國成功地追趕了美國，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成功地在追趕美國、日本和韓國。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又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它在全球性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紀中葉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大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盡管中國已經開始發動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率高于中國經濟增長率，因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國人均GDP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沒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又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迅速追趕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的新現象。這是一個全面追趕的過程，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個量；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也包括社會發展水平。上世紀美國追趕英國、本世紀二次大戰之后日本追趕美國、“四小龍”追趕發達國家都相繼成功了。同樣，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正在成功地追趕上來。迄今為止，盡管她尚未完成這一追趕過程，但是她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

中國走向21世紀的過程，就是從世界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今后中國還會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迅速趕上，并在下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下介紹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幾種預測和估計。

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按底線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預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是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1%，中國將于2010年左右GDP總量超過美國，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

1996年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1994-2015年的長期趨勢作了預測。他們對中國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計算）的初始值估計過高，既1994年為4200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6.3%；他們對未來時期中國GDP平均增長率估計又過低，在最好情況下僅為4.9%。按上述假設條件，他們預測到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到2010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10%，到2015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27%，到2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為25.6%，到2015年上升為28.9%。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2020年的中國》的報告，假設今后十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5%，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這些假設條件下，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后GDP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將減緩，從目前的9-10%，幅度減到2020年的5%。世界銀行專家認為有三種力量會造成今后中國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總人口增長率減慢，勞動年齡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長；二是隨著資本積累，報酬收益遞減的經濟法則起作用；三是隨著經濟成熟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結構變革為增長所提供的動力日益減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收益越來越小。該報告預測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于減慢。中國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995年人均GDP的估計為290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現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當于美國現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該報告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其居民購買力可能會超過整個歐洲；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作為資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國可以和大多數工業國家競爭。

199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崛起的亞洲》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作了三種可能的估計：一是樂觀方案，中國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和資本形成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6%；二是悲觀方案，中國未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業瓶頸將制約整個經濟增長，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設中國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條件不變，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6.05%，大大高于東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2.8%），略高于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為4.5%）。在這一持續性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人均GDP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水平迅速縮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為38.2%。

1998年麥迪遜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自認為相當保守的估計。他基本假設條件如下：第一，勞動投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資本存量增長速度不會超過5%；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設情況下，他預測1995-201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由1978-1995年期間的7.5%下降為5.5%，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由6.04%下降為4.5%。既使在這種假設條件下預測，按PPP法計算，到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美國，約占世界GDP總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那時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5，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將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無論那一種長期預測都表明，如果中國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在下世紀初期的10-20年間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僅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如果我們再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趨勢的話，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水平，中國的貿易總量將略低于美國貿易總量，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空前發展將成為跨世紀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將對世界的發展與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前景

1.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在貿易、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一個國家產生的危機會改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特別是通過貨幣危機傳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會減少其他國家的出口需求；一個國家的幣值貶值會增加其他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亞洲金融危機從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金融交易、債權債務關系和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產生愈來愈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東亞和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復蘇。據世界銀行1998年10月報告，1991-1997年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為2.3%，1997年為3.2%，1998年下降為1.8%，比上年下降了2.4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為1.9%，2000年為2.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91-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為9.9%，1997年為7.1%，1998年降為-1.8%，而后將逐漸恢復。其中1998年該地區13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負增長，從-0.4%至-15.0%，而中國經濟增長最高，為7.8%，但是明顯低于前幾年的記錄。引起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東亞危機國為負貢獻，分別為-0.4%和-0.3%，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7個百分點；二是美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呈現正貢獻，但均下降了0.1%，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貢獻比上年又下降0.4個百分點，拉丁美洲也下降0.1個百分點，日本和東亞危機國開始復蘇，其貢獻率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國的貢獻可提0.1個百分點，為0.3%。

第二，通過惡性競爭和大幅度貶值產出影響。東亞地區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明顯高于與世界出口市場的程度，這表明，在本地區各國之間的競爭性要高于各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性。從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亞幣值貶值了76%，南韓貶值了34%，馬來西亞貶值40%，菲律賓貶值了40%，泰國貶值43%，俄羅斯貶值了52%。這些周邊國家幣值大幅度貶值，而中國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卻有所升值，這勢必影響今后中國出口競爭力；同時其它周邊國家由于幣值貶值，按美元計算的資產價格下降，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比中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例如，到1998年8月美國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0億美元，相當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過貿易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全球進出口貿易增長，對危機爆發國家影響最大，也對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國家產生間接影響。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估計，1998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據世界銀行估計，世界出口額8.8%下降為5.8%。這次金融危機使東亞地區內需停滯，進口大幅度減少，東亞地區危機國家進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3.0%，下降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為-7.5%。為了應付危機，東亞地區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業因巨額債務負擔而縮小開支，銀行因危機中發生混亂難以開設進口信用，不良債權龐大也阻礙了內需擴大，美國、歐洲、日本及中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增長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出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為1998年的2.3%，歐盟15國由9.6%下降為6.3%，日本由11.8%下降為-1.5%。1997年中國出口額增長率為20.5%，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實現10%的出口增長目標，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當年1-11月份出口增長率下降至0.2%，近幾個月來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0月份為-17.2%，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亞洲地區出口額增長率為-9.6%。據世界銀行預計，1999年世界出口增長率為5.3%，2000年為6.3%，世界進口增長率分別為5.8%和6.4%。在這一國際貿易環境下，1999年中國出口額增長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從國內需求增長率看，實際上從1998年下半年已呈擴張趨勢，1999年會比上年有所提高，擔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使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經濟效益，間接影響就業增長。

第四，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影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報告，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從流入亞洲地區轉向歐洲和美國，全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約14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的流量下降了7.1%，僅對亞洲新興市場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預計今后還會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國外資比重較高的來自東南亞、東亞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資額（contractual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實際利用投資額（actually utilized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預計今年還會繼續下降。

第五，通過全球性通貨緊縮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深化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速，而且使國際市場各類非能源產品、能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據世界銀行統計，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增長率由1997年2.2%變為1998年的-15.7%，其中農產品由2.6%變為-16.5%，金屬和礦產品由-10.5%進一步下降為-24.1%，化肥由1.2%變為-15.4%；能源產品由-6.9%，進一步下降為-28.5%。國際市場原油價格1997年為每桶20美元左右，現已降至12年來最低點，跌破每桶10美元大關。東亞地區是原油和農礦原料最大進口區，其經濟嚴重衰退，需求疲軟是使農礦產品價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學家》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從深層次看，全球許多工業面臨生產能力過剩，同存有嚴重問題的銀行一樣，大概是亞洲危機的根源。全球性通貨緊縮從外部環境使1997年開始出現的持續的國內通貨緊縮“雪上加霜”，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工業以及農業部門，影響了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

從今后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危機作為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容忽視的潛在或顯性因素，做出現最壞情形的打算為好.

2國內形勢面臨的挑戰

從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脹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脹率下降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脹率，首次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軟著陸”，但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及各種長期積累矛盾的作用，從1997年以來，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已低于潛在產出水平。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自然經濟增長率又稱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通貨膨脹度等于常數――既不趨于加速、也不趨于減速的情況下的真實經濟增長率。從歷史數據看，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這一增長趨勢有所下降，在8-9%之間。從1997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為7.2%，第二季度又進一步降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為7.6%，第四季度又上升為9.0%，其意味著改革以來第四次經濟周期（長達八年）的結束，開始進入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從年度數據看，1997年GDP增長率為8.8%，1998年為7.8%，“產出缺口”由正變負，略低于這一時期GDP的增長趨勢。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長達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長過程，現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和調整期。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增長率相對下降，呈現結構調整特征，即從總量擴張導向增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增長，從供給要素推動增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增長，從以工業主導帶動增長轉向由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增長，從投資主導刺激增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增長。相對于世界和其他國家同期增長紀錄，其增長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現高速增長特征，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FDI投資增長趨緩，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增長的動力，具有大國優勢，有助于擴大國內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國GDP增長率雖難以獲得1991-1995年期間的兩位數增長率，但也不會出現周邊國家那樣的負增長或低增長，預計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如果出口額呈正增長，則GDP增長率可能為8%或以上；如果出口額呈負增長，GDP增長率可能為7%或以下；如果出口額增長率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國政府1999年經濟增長率目標在7%左右，但這已不是指令性計劃指標，而是一個指導性指標。1998年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大于消費的貢獻率。1997年8.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為2.2%，消費增長為4.9%，凈出口增長為1.7%，它們對GDP增長貢獻率投資占25.2%，消費占55.5%，凈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率為4.7%，消費增長率為3.1%，它們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分別為60%和40%，凈出口幾乎無貢獻。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增長率為20%，今明年兩年還會有所上升。當前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從1994年以來，各類消費增長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現價計算，到1997年農村消費額增長率由33%下降到6.5%，城鎮消費額增長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費額增長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費增長率下降已成為制約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擴大和滿足消費需求既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今后看，中國應從投資拉動為主轉向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由于消費額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特別是擴大和刺激9億多農民消費需求，應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

第二，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97年期間工業附加值增長了7.6倍；1978年時中國工業部門凈資產為2000多億元，到1997年上升為4萬億元。《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主要的商品供應都大大超過了需求。而生產能力過剩同樣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構成新的威脅。根據中國國內貿易局商業統計信息管理辦公室對全國600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求分析，1998年初調查約有25%的商口供過于求，5月份調查約有27.4%的商品供過于求，1999年初約有2/3的商品供過于求，例如，紡織品、日用百貨商品供過于求的比例為100%，電器、交電商品、化工商品供過于求超過90%，此外農副特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過于求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種糧油商品供不應求。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多年來這些行業過度投資、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結構性競爭日益突出，而現存的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

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零售業、餐飲業之外的大部分服務行業仍然保留排隊現象，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沒有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保健、電視與電影、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等。這既人為地壓抑了居民消費，又減小了這些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三，通貨緊縮越來越明顯，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方向。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時，通貨膨脹一般呈加速上升；當產出缺口為負時，即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則通貨膨脹呈加速下降。從1997年10月以后，社會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一直持續負增長，到1998年為-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0.8%，其中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3.2%，交通、通訊工具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4.2%。改革以來，中國始終面臨著高通脹威脅，而今卻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如果說通貨膨脹直接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話，那么通貨緊縮則直接打擊生產者。從大多數消費者角度看，物價下跌是一個好現象，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性下跌迫使企業被迫削減開支，減少供給，過度競爭，降價傾消，調低工資，增加失業，而且形成惡性循環，生產能力愈是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資收入提高越慢，下崗人員明顯增多，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在供過于求和價格下跌的情況下，抑制通貨緊縮的主要辦法是關閉效率低下、質量低下、商品過時、污染嚴重、持續虧損的企業。例如，1998年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累計虧損37億元，虧損面達81%，預計1999年下崗職工240萬人，關閉各類小煤礦2.58萬處，壓產2.5億噸，煤炭生產比1996年將減少近3億噸。1998年紡織業淘汰512萬棉紡綻，分流安置66萬名下崗職工，1999年準備計劃壓綻438萬，減員110萬人。此外，冶金、森工、軍工、石油等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亦將大量裁減工人，進一步壓縮生產產量。

第四，城鎮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首先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萬人升至1998年的620萬，增長47.6%；其次是下崗職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萬人，升至1997年的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人，估計1998年將在1700-1800萬人之間，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2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由1993年的120-180萬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約610萬人；1998年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失業人口約80萬人，估計其失業率為1.5%；1993年中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540-600萬人，1997年上升為1300-15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8-7.8%；估計1998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約為1540-1640萬人，真實失業率約7.9-8.5%，成為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突發性失業高峰。90年代以來，農業部門就業增長下降了10%，第二產業增加了20%，服務業增加了55%，成為中國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城鎮就業增長了21.6%，其中城鎮集體經濟下降近20%，國有經濟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則增長了130%，成為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渠道。

高失業不僅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成為各地區最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全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最多的地區是遼寧，為96.0萬人，其次是黑龍江為81.0萬人，河南為72.8萬人，湖南為76.9萬人，湖北為67.1萬人，山東為66.8萬人，四川為64.6萬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實際失業人數最多，為26.6萬人，而北京只有6.5萬人，天津為9.2萬人，這是因為這兩個市上報的下崗未就業人員數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區城鎮真實失業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區的水平。青海城鎮失業率居全國首位，為11.5%，其次是陜西為11.4%，貴州為10.5%，吉林為9.3%，湖南為9.0%。福建為4.0%，廣東為4.8%，上海為4.9%，北京為1.4%，天津為2.8%，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相差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為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差異甚大，而且各地真實失業率水平差異甚大。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處于高失業率水平。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困難，虧損額愈來愈大，利潤額愈來愈高少，并出現了巨額凈虧損。國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有經濟既不適應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適應國際競爭，這是多年積累的深層資機制性矛盾，并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問題。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達483億元，利潤額為829億元，凈利潤額365億元。1997年虧損總額上升了一倍，為831億元，而利潤額卻下降了一半，為428億元，凈虧損額為403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對5.8萬家國有企業虧損額合計為近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其中大中型企業增長30.4%。若考慮到利潤額逐年下降，估計1998年凈虧損額約700億元。

國有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潤率為3.2%，到1997年下降為0.9%；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率為投資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各種經濟類型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數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1997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增長了59%，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增長了114%；從各種經濟類型比較勞動生產率看，1985年其他經濟與國有企業之比為1.5：1，1991年為2.1：1，1997年為2.8：1。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無法與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企業競爭，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內實現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令人懷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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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1月30日.

［4］《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5］《經濟參考報》，199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