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7-11 20:23:5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銀監會的設立是中國銀行業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銀監會的設立將會對中國銀行的管理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新成立的銀監會將有其相應的監管重點和對策。
一、“銀監會”的設立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銀監會的成立將促進央行的獨立決策和銀行業監管的進一步專業化
銀監會設立前，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而中國人民銀行兼具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的雙重任務。從現實來看，央行擔任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又是銀行業監管者)的預期目標有可能發生沖突，央行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制定貨幣政策時，站在銀行業監管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現在國有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對某些改革的進行施加影響，這一點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最為明顯。這樣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
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后，歐元區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中剝離出來。第二，英國、日本、瑞典、丹麥、澳大利亞將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等職能統一集中在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第三，美國由美聯儲作為傘式監管者，負責監管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險則分別由其他監管部門分別監管。第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仍由中央銀行統一負責。但從總的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金融監管采用了與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相分離的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成立單獨的銀行監管機構，符合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和國際上銀行監管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根據國際經驗，銀行業監管的分立與中央銀行的獨立往往同步進行。銀監會設立后，由于目標單一，銀監會將著重控制系統風險，進行更專業化的一體化監管，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有利于減少利益沖突、降低監管成本和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增強銀行業務的透明度、提高銀行監管績效、防范金融風險，并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而且，由于銀監會獨立承擔銀行業監管的職責，不可能通過貨幣發行來掩飾監管責任，只能依靠自身監管水平的提高，因而，從長期而言，銀監會的設立將有助于真正維護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的客觀趨勢。例如，在美國，美聯儲只向國會負責，政府無權干涉，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美國貨幣監理署則專事銀行監管，也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因此，銀行監管職能的剝離，意味著我國在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央行將專注于貨幣政策職能，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的利益，開闊視野，更多地著眼產業部門和實體經濟，從而有助于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穩定。
此外，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中央銀行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對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的金融機構必要的“檢查權’，這種權力來源于中央銀行與其交易對象金融機構之間的商業合同。中央銀行只根據場內外檢查和實地調研得到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宏觀的貨幣政策走向，而不對具體的金融機構承擔微觀的監管責任。這樣做，有利于中央銀行把握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風險。
2．銀監會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貨幣決策和銀行監管的透明度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面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WTO遵循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透明度原則，首先就是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謂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的法律，機構和經濟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責任范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提高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金融制度建設的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央銀行履行問責義務的目的，而且是為了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或不當解釋，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透明度較低，難以適應加入WTO的要求。
3．銀監會的成立有助于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使國內金融市場形成新的經營格局——國內金融界的分業經營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并存。但是，目前外資銀行的經營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多存少貸、轉移利潤，違規經營、使用非價格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等等。因此，這一格局在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給我國的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大挑戰。
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投資范圍、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比例、對關聯企業的貸款比例、流動性比例和各項準備金的情況都作了規定。但是，對外資銀行監督管理的規定仍較為原則和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和方法還停留在傳統的“經驗式”的管理階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為主，在監管內容和監管手段上仍處于合規性監管階段，主要是事后合規性檢查，缺乏預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檢查，風險監管處于起步階段，出現了重審批服務，輕監督管理的現象。例如，監管方式還停留在對會計報表的審核上，但一些外資銀行上報的報表卻不能完全反映其經營活動的真實情況，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監管參照系。對國際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結合的監管方法，我國還沒有加以引進和運用，導致監管水平低，無力制約外資銀行的違規操作。
銀監會設立后，將努力實現對外資銀行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銀行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前的監管者認為只要制定好市場游戲規劃，并確保市場參與者遵照執行，就能實現監管目標。因此，監管當局過去一直將監管重點放在合規性方面。但是，隨著銀行業的創新和變革，合規性監管的缺點不斷暴露，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銀監會將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改進和提高現場檢查的效能，同時充分借助社會審計力量，對有問題的外資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將謹慎原則和彈性原則結合起來，合規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結合起來，設置監管指導線和最低比率，包括資本充足性、流動性、大額風險、外匯風險等。并且在合規性監管的基礎上，加強風險監管。
二、銀行業監管對策
1．盡快制定和出臺有關金融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依法監管無論用何種形式監管，都必須有監管的依據，也就是各種法律、法規，而中國目前顯然多種金融法規缺位。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工作的開展將受到許多限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完善金融法規，促進金融監管與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應建立本系統內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
2002年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等金融法規，這些金融法規充分體現了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外資金融機構平等競爭的基本原則。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還要進一步修訂，以達到確立監管架構、規范監管準則、統一監管標準的目標。對金融機構的任何處理、處罰，都要有確切的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制度依據。在監管工作中，要公正、公開、公平地處理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做到依法監管，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2．盡快建立銀監會和央行之間的有效的協調機制
銀監會成立之后，將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職能，但央行依然是商業銀行最后的貸款人，同時，央行對商業銀行仍擁有檢查權。這就涉及到一個銀行協調成本的問題。
從國外實踐來看，在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金融監管局與財政部之間有一種三方小組會談機制，定期磋商，交換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銀行的職能由日本銀行擔任，金融監管的職能由日本金融廳執行。根據《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應金融廳長官的要求，日本銀行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在實際工作中，金融廳和日本銀行的職員實際上經常互換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此外，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經常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
從我國實際出發，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職能分離以后，部門內目標沖突轉變為部門間沖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減少磨擦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中的一些關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監督管理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金融監管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從現實來看，獨立行使監管權力的證監會和保監會在決策時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影響，這使其獨立監管規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銀監會需要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盡量加強其監管獨立性。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關部門之間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3．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承擔問題
隨著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的風險累積也越來越大，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也面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必須盡快健全金融體制，特別是包括市場的退出機制，在此情況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顯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是國際上銀行監管的通行做法，是維護存款人對銀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決銀行市場退出的有效措施。實行存款保險，可以使小金融機構在乎等的條件下和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公平競爭，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支付困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儲戶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可以真正與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確立商業性融資關系，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體制的健全和健康運行。
目前，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都通過加強存款保險機構的作用等方式來防范道德風險。我國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這樣，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在提供救助資金時，就可以會同(或轉貸)存款保險機構來實現，通過存款保險機構所特有的約束機制來達到防范道德風險的目的。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度和態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伴隨著研究成果不斷豐富而來的，卻并非是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透徹。恰恰相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不可測化”的傾向，眾多學者似乎日益表現出對于“預測及控制”的力不從心，甚至已經有學者認為對于行動進程的預測與控制幾乎不可能實現，我們能做的只有適應進程的變化而已。吉登斯、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質疑現代社會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效用。盡管意識到了該領域研究的艱難性，仍有為數不少的社會學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將精力與熱情投入到這一議題的研究之中。因為歸根結底，對于社會運行進程的預測及對其中未預結果的前瞻與控制是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難以割舍的抱負與期盼。而且，該領域的確也不時出現若干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閻耀軍先生的專著《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這樣的成果。閻耀軍先生在社會預測預警領域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和研究。大約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兩本相關專著：《社會預測學基本原理》和《現代實證性社會預警》，分別對于科學的社會預測的理論與方法實踐進行了細致闡述。在這兩本書付梓之際，他即言明，該領域的研究僅有理論與方法尚不充足，還需有相應的應用技術；僅有預測與預警還不完全，還應有對未來結果的預控。而他最近出版的這部《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對社會預控理念與技術缺失的回應。該書直面的正是目前該領域研究中的“不可測”傾向。其要回答的問題是“對社會進程的預測與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觀點是只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對于社會的預測與控制就應該是可行的。而在閻耀軍先生看來，該領域改革與創新的核心點，就是建立新的“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型和科學的預警工具。
二
社會預測的核心難點為何？對于這個問題，默頓認為，社會性行動的五方面因素導致了各種不可測、不可控的未預結果的產生，1.忽視，即相關知識的缺乏。2.失誤，即行為的誤差，特別是基于過去經驗所導致的誤差。3.對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導致的“主動忽視”。4.基本價值，即引導行動者的特定指導價值。5.預言作用，指對于現實的論斷（不論真假）本身就會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并反過來對現實產生影響。總體而言，默頓是從行動者以及預測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來探究這一問題的。默頓的這一思路后來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駁。吉登斯認為默頓忽視了行動者及預測者的“認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與“意圖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對行動者的意圖進行明確區分的基礎之上明確復雜的人類行動中的各種行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在此意義上，盡管我們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們可以盡量嘗試將這種局限性降低，從而對行動的發展進程進行某種預測。從某種程度上說，閻耀軍先生順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饋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將各類社會行動模式化，并在此基礎上基于對大數據的分析與監控，從而期望實現對社會行動發展的預測。該著從三個角度對這一思路進行了闡釋：1.阻礙前饋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礙、三大瓶頸；2.應對阻礙的方法：建立“社會風險模擬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應用。“前饋控制”原本是科學實驗中的一個術語，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評估即將輸入系統的擾動因素對輸出結果的影響，并將期望的管理目標同預測結果加以對照，在出現問題之前就發現，事先制定糾偏措施，預控不利擾動因素，將問題解決在萌芽或未萌狀態”。[10](28-29)簡而言之，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防患于未然”。對于社會發展進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應對方式通常有“應急”與“預警”兩種。前者屬于反饋型控制，而后者屬于前饋型控制。在閻耀軍先生看來，有四重障礙阻擋了前饋控制的發展，即社會預測和預警的困難性、危機預報的自風險性、危機事件的長周期性和為官執政的短期性、政績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饋控制的發展中，預警工具的科學化是一個關鍵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頸的制約，分別是評估工具科學化問題、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問題及集成化創新問題。在這樣的制約下，傳統制度模式的前饋控制機制很難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閻耀軍先生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個對于不同類別社會行動的動態、切實并盡可能完備的預警模式化工具，從而實現社會預警的科學化。他給出的答案是開發“社會風險模擬器”。這一概念是從國外的“政策模擬器”和“軍事作戰仿真模擬”演化而來，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對社會風險的識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推演。為此需要結合社會風險問題進行建模和仿真，通過多種情景下的社會風險問題起因研究，以及多主體的社會安全內在機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的理論分析模型并據此建立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饋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則：即以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為前提的原則（或超前預測原則），預警預報和預案啟動制度化鏈接原則（或未萌先動原則），依賴可操作性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原則（或操作務實原則）。與之相對的，前饋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塊構成：擾動因素預警模塊、預警預控連鎖模塊、擾動因素預控模塊，三模塊按流程相連，從而形成了一個動態控制過程。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會學者真正關心的是這樣的研究技術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現實社會。閻耀軍先生在本書的后半部分介紹了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三個具體應用案例。分別是：對我國社會穩定施行前饋控制的嘗試；在我國工作中的應用研究；在我國民族關系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三
人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會進程，這實際上是社會學界長期以來爭論的問題之一。以科爾曼（JamesS.Coleman）等人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們可以“設計”（design）這個社會，也有一批學者感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與因果關系的難覓性。我們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設計我們前方的道路，這既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個質詢，也是學者們不應回避的詰問。閻耀軍先生用他的這本新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自己的回應。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更是結合眾多新興的學科和理論，如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自組織理論、突變論等，以及數學、計算機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從而有了一個區別于前人的獨特的研究進路。不過，由于這一領域研究的復雜特性及科學探索的本質屬性，也使得這種進路本身同樣會帶來許多值得思考和討論之處。
1.解決主體局限性的大數據的可靠性問題。
為了解決默頓等人所擔心的行動及預測主體的局限性問題，閻耀軍先生采用的解決辦法即是對眾多數據資料的統一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計算機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確為可試之路。但是，該思路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在于整個建模、分析、預測所依賴的大數據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這涉及兩方面的數據：一是客觀的，但卻常常充斥爭議的數據，比如當下中國的官員切實收入、中國各類宗教的信眾人數、各種歧視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確切患者數等。在社會分析及預測領域，越是這種爭議性的數據越是對未來的發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這些數據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強，又怎能基于此而對未來進行預警呢？二是主觀指標，比如在建立民族關系預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少數民族自由滿意度”等指標。這些指標本身所包含的含義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規模數據收集過程中，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操作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2.社會預測的反身性問題。
利納雷斯在繼承默頓的“自證預言”思路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由于預測的加入，社會行動本身就會變成以每次預測為節點的非直線型行動。每次預測以及預測所看到的問題，結合行動中業已出現的問題，都會對行動本身產生影響，從而使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可預知的后果。而這一點，實際上恰恰是社會預測本身蘊涵的一個吊詭問題。因而對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研究，或許也應該考慮到社會預測本身通過對政策的作用對于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
3.預測結果的定位問題。
關鍵詞：媒介化；消費主義；范式；神話；涵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媒介化的時代，一方面，大眾媒介飛速發展，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公眾，從信息交流到文化溝通，都對大眾媒介產生了高度依賴；另一方面，大眾媒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日益滲透到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同時，我們也生活在一個消費社會，商場里貨物琳瑯滿目，人們通過消費活動來證實自己的價值。大眾媒介通過源源不斷的圖像與信息，向大眾展示一個流光溢彩的消費世界。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這兩個時代的寵兒，聯手制造了以快節奏、無深度、片斷性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在本文中，我們將分析它們之間的共謀現象，包括媒介化社會是如何興起的，如何看待媒介與消費主義的關系，以及媒介又是如何通向消費主義的。
一、媒介化社會的到來
大眾傳播時代起始于19世紀30年代以后，以大眾報刊的出現為標志，其后不久，電子媒介迅速發展起來。接觸大眾傳播媒介，遂成了現代人的重要生活內容。不過，雖然社會的媒介化一直都在進行之中，然而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電視使得人們對媒介的依賴性大為增強。現今由于互聯網的出現，讓更多的人沉溺于網絡，分不清現實世界與虛擬空間。而手機的普及，使得人們只要定制了新聞短信服務，就能夠對新聞真正做到即時知曉。
媒介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能夠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途徑和體驗方式，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與以往相比，今日的大眾媒介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具有以下幾個新的特點：一是互動性增強。傳統的大眾傳播是一個信息單向流動的過程，雖然也有來信、來訪等反饋渠道，但這種反饋是遲延的，而現在人們有了“互動電視”，尤其是有了電子論壇和電子郵件，媒介與受眾的互動更加快捷和深入，由此媒介對受眾的影響也就更加深入。二是資源的豐富性與便利性大為增強。以往人們對媒介的選擇并不多，能夠收看到的電視頻道和可供閱讀報紙都只能以個位數計算，人們常常不能從它們那里獲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就不會對它們產生很強的依賴。但現在，電視頻道有幾十個之多，報紙和雜志無計其數，網絡也四通八達，人們真正做到了不出門就可知天下事，不出門也可做天下事。由于這種便利性，媒介自然會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助手。三是信息傳播逐漸全球化。人們現在可以接觸到世界范圍內的各種信息。大眾媒介在目前盛行的全球化熱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眾媒介的這三個特點，昭示了媒介化社會的到來。
在媒介化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革。自從大眾媒介發展以來，今天，我們每個人可以說是同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一個是我們實實在在地所生活的那個空間或社區，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真實生活世界；另一個是無限擴張的媒介化的社區，它可以被稱為虛擬媒介世界。[1]這樣，人們既從真實生活世界中獲得認知，也從媒介上獲得認知，并通過媒介與另外一些遙遠的人建立聯系與交往。這在網絡上表現得尤為典型。網絡社區存在于無形的信息空間中，它和真實生活世界一樣存在著聲援游行活動、聯誼活動、交易行為等。真實生活世界與虛擬媒介世界彼此相互影響。人們會依據從媒介上獲得的信息指導現實生活，比如天氣預報與商品介紹；也會以移植真實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來處理虛擬媒介世界中的事務，比如網絡競拍。更進一步的是，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龐大和復雜，人們由于實際活動范圍和精力的有限，他們從真實生活世界獲得的信息可能遠遠比不上從虛擬媒介世界獲得的信息那樣豐富和全面。因此，虛擬媒介世界對人們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超越真實生活世界的趨勢。李普曼曾經指出，現代信息環境，越來越有了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信息環境則主要由大眾媒介構造。這樣，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
雖然，媒介及其傳播系統本身是中性的，與意義無關，但媒介內容及其消費的方式卻涉及意義與價值問題。中國自從大眾傳播媒介飛速發展以來，人們的思想就一直在經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沖擊，各種思潮不斷涌現。在這些思潮中，消費主義顯示出越來越強大影響力。消費主義的興起首先是因為全球化導致的“西風東漸”，大眾傳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其次，是因為它暗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某些需求，自從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費開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消費主義的前提是物質的極大豐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度進步，它們都共存于生產力已具有較高水平的后工業社會中。而消費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的盛行離不開大眾媒介的推波助瀾，媒介化社會正好為消費主義的盛行提供了一塊沃土。
二、認識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的三種范式
消費主義指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動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人們的購買欲望，消費主義不在于僅僅滿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斷追求難于徹底滿足的‘欲望’（desire）。換句話說，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消費主義’代表了一種意義的空虛狀態以及不斷膨脹的欲望和消費激情。”[2]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看到，廣告充斥著電視、廣播、報紙，它不停地教育著人們消費什么，怎么消費，而各種媒介節目中，如綜藝節目、偶像劇等也宣揚著消費的。仿佛媒介是宣揚消費主義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體依靠消費類或具有消費主義色彩的節目逐漸做大做強。那么，對于它們的關系，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呢？筆者以為，在探討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方面，主要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視野。
首先，我們可以從結構功能范式來進行探討。大眾媒介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對社會的正常運轉承擔著某種功能。社會學家帕森斯曾說過，“系統是相對地有結構的；……為了系統的生存，某些功能需要必須被滿足。”[3]而著名的美國傳播學家拉斯韋爾則在他的專著中提出，大眾傳播具有三大功能，即監視環境、聯系社會和傳遞遺產。在大眾傳播理論中，從功能視野出發的理論有多種，其中使用與滿足理論最具有代表性。該理論將受眾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媒介在受眾的使用與滿足過程中成了滿足受眾功能需求的工具。由此進一步推演，那么大眾媒介的消費主義色彩也可以被看作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履行的一種功能。從全球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物質的極大豐盛。在這種背景下，消費確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勵，人們的消費欲望不斷高漲，對于各種消費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為了滿足受眾的這種需求，勢必要增加許多消費類的信息。因而媒介不自覺地帶上了消費主義的色彩。另外，現代生活的節奏非常快，壓力也很大，人們在為工作、為生活煩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能夠提供消遣和娛樂，能夠幫助他們“逃避”日常生活的壓力和負擔，從而獲得一種情緒上的解放。這樣，許多媒介都表現出消費文化的“無深度、片斷性、重復性”的特征。人們聽到與看到的是歡歌笑語、華衣美服，那些遠離現實生活的電視劇和時尚文章，讓觀眾遠離了生活的煩惱，享受著媒介帶來的。這樣，媒介與消費主義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它釋放了人們的物質欲望，滿足了人們的世俗需求，同時也是社會環境相對安定、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的表現，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與結構功能范式對消費主義充滿理解與包容不同，利用剝削范式對媒介與消費主義的結合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在市場經濟中，媒介也是一個經濟實體，追逐利潤是其本性。我們知道，近來有一些電視頻道正是依靠消費類或帶有消費主義色彩的節目而名聲鵲起，而一些旨在指導人們消費的時尚雜志也是風光無限。或許人們可以這么認為，媒介之所以選擇消費主義路徑，正是因為這符合它們的利益。消費主義使媒介從原先的嚴肅的、教育的面孔轉變為親切的、快樂的形象，強化了媒介與受眾的親和力，使媒介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壇走向大眾化、生活化、世俗化，真正與受眾融為一體。通過消費主義，媒介得以籠絡住更多的受眾，而這也意味著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傳播政治經濟學曾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在消費社會中，傳播日益走向商品化，這不僅包括內容的商品化，還包括受眾的商品化。著名學者斯密塞認為，“大眾媒介的構成過程，就是媒介公司生產受眾，然后將他們移交給廣告商的過程。媒介的節目編排是用來吸引受眾的；這與以前小酒店為了吸引顧客飲酒而提供的‘免費午餐’沒有太大的差別。”[4]在這種商品化的傳播過程中，受眾成了出售給廣告商的商品，媒介則依靠出售受眾來賺取利潤。而消費主義天然地可以讓生產鏈的各種要素成為商品，媒介自然要利用消費主義以達到其牟利的目的。但是，當媒介出于商業化的意圖運作時，它的另一功能，即建構健康的大眾文化以正確引導受眾，必然會受到損害。受眾在不自覺地消費媒介的同時，其精神家園也會隨之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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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范式截斷對立，一種強調媒介與消費的正面作用，另一種則對其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絕對，那么非黑即白，媒介與消費主義的關系也遠不是上述兩種范式所描述的那么簡單。事實上，許多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媒介與消費主義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關系。因此，我們在此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考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的范式，并將它稱為共謀共生范式。筆者以為，媒介與消費主義思潮共存于現代社會中，媒介為消費主義的盛行推波助瀾，消費主義讓媒介迅猛擴張，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處于一種共謀共生的狀態。消費主義堪稱目前社會中的宰制意識之一，它掩蓋了政治、宗教、種族等差別，讓人們處于一種虛幻的平等地位上。在這種虛幻情景中，消費成了劃分階層的最重要依據。這種思潮逐漸占據了社會的主流地位，迫使媒介不得不迎合它以取得受眾的青睞，而媒介一旦迎合它，很快就可以發現，消費主義使它廣受歡迎。而反過來，媒介的迎合又使得消費主義更加深入人們內心，消費主義的地位更加穩固，這種相輔相成、共謀共生的關系使得媒介和消費主義都能從中獲利。如果說利用剝削范式主要是一種批判理論，那么共謀共生范式在保留其批判精神的同時，尤為重視剖析媒介與消費主義具體走向共謀共生的路徑，其分析性要遠多于批判性。
三、神話與涵化：媒介與消費主義的共謀
中國的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呈現出這種共謀共生的狀態，是與大眾媒介的兩重屬性分不開的。“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者，新聞媒介既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又屬于信息產業。”[5]大眾媒介具有信息產業屬性即說明它的產品具有商品屬性。長期以來，我國對媒介的商品屬性沒有定論，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后，激烈的媒介競爭使這個問題提上了討論日程。
最初的競爭是在報業開始的，因此，關于報紙商品屬性的討論出現得最早。“根據經濟理論，報紙是一種商品的說法是完全成立的。首先，報紙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報紙的使用價值在于它能夠提供給人們以知識和信息，幫助他們消費對外界的不確定性，使他們獲得精神上的滋養。從價值角度來看，報紙報道的新聞事實本身并不是商品，但在報道過程中記者已經把新聞事實加工成新聞作品，再經過編輯的排版印刷，這樣最后出現的報紙已經包含了許多人的勞動，并進入消費市場進行流通，這時新聞產品已經轉化成商品。”[6]媒介的雙重屬性體現在我國新聞事業中即為“事業性質，企業管理”。它的事業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業那樣可以自由出入市場，可以自定方針，而必須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而它在管理上采取企業方法，又說明大眾媒介是獨立法人，在經濟上必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依法納稅。實行企業管理，決定了大眾媒介必須關注利潤問題。也正是因為正視了大眾媒介的商品屬性，讓它在競爭中充分發揮自身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的大眾媒介才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在今天，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消費主義由于各種因素迎合了人們的心理需要而逐漸興起。此外，媒介所處的環境也在隨之變化。企業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得媒介想方設法主動去適應環境。因此，媒介轉而與消費主義共謀也就不奇怪了。消費主義由于得到了大眾媒介這個絕佳的載體，自然加速了它的發揚光大。
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的共謀，體現在大眾媒介由于宣揚消費主義而獲得更多的受眾，而消費主義由于大眾媒介的宣揚更加深入人心。但其對消費主義的宣揚，并不是簡單露骨的，而是隱含在其文本之中，然后通過受眾的閱聽來影響受眾，對受眾進行消費主義的“洗腦”。媒介文本對消費主義的宣揚最主要體現在神話與涵化這兩種路徑上。
神話的概念由法國著名學者羅蘭·巴特提出。他從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出發，把符號學引入了消費文化的研究。索緒爾認為，符號可以分為“能指”和“所指”兩個方面。能指是由物質、行為或表象載體所充當的對符號意義的指稱或指向。所指則是符號的“意義”，是通過符號載體來提示、顯示和表達的。神話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我們以紅玫瑰為例來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作為音形符號的紅玫瑰可以被視為一個能指，其所代表的概念——一種紅花綠葉的植物——可以被視為所指，這二者處于本義層次上。這一層次的能指與所指所共同構成的紅玫瑰符號又可以被視為一個新的能指，它可以用來表示愛情，這就是第二個層次上的所指，它處于轉義層次上。事實上，人們在生活中看見紅玫瑰就會立即想到愛情，這也意味著紅玫瑰的轉義經常被直接視為本義，這種被當作本義的轉義就構建了一個神話。[7]由此，神話成了賦予物品以新的意義的一種手段。
巴特的神話理論可以很好地用來剖析媒介廣告。廣告總想把商品和個人的價值、感情等等聯系在一起。例如有一則鉆石廣告說：“鉆石恒永久，一顆永流傳。”在這里，廣告商想讓人們認為鉆石是永恒愛情的一個象征符號，也就是說想讓受眾認為鉆石與永恒愛情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系，擁有這種鉆石，就能獲得永恒愛情的保證。這樣的話，只要人們想要表達堅貞的愛情，就會自然地想到購買這種鉆石送給愛人，以表達自己的心意。而實際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鉆石都和愛情沒有必然的聯系。“獨具匠心的廣告就能夠利用這一點，把羅曼蒂克、珍奇異寶、欲望、美、成功、共同體、科學進步與舒適生活等等各種意象附著于肥皂、洗衣機、摩托車及酒精飲品等平庸的消費品上。”[8]而商品一旦承擔了這種文化聯系與幻覺的功能，銷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開。
除了廣告在直接培養受眾的消費主義意識，大眾媒介的其他內容也在對受眾進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教育。在電視劇中，不斷出現的名車、豪宅、靚衫，一擲千金、熱衷享受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即使是向以嚴肅、公正、客觀著稱的新聞節目，鮑德里亞也認為，“透過大眾傳播，各類新聞中的偽善煽情都用種種災難符號（死亡、兇殺、、革命）作為反襯來頌揚日常生活的寧靜。而符號的這種冗長煽情隨處可見：對青春和耄耋的稱頌、為貴族婚禮而激動不已的頭版頭條、對身體和性進行歌頌的大眾傳媒——無論何處，人們都參與了對某些結構的歷史性分解活動，即在消費符號下以某種方式同時慶祝著真實自我之消失和漫畫般自我之復活。”[9]大眾媒介通過不斷提供的大量信息，營造了一個包圍受眾的充滿消費主義色彩的環境，這樣就可以達到對受眾的涵化作用。
涵化作用是大眾媒介宣揚消費主義的另一手段。美國傳播學家格伯納等人認為，傳播媒介的涵化作用主要表現在形成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而媒介在“主流化”過程中尤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會屬性，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培養人們關于社會的共同印象。[10]大眾傳媒對人們的這種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例如，許多人從大眾媒介上獲得印象，認為大城市中的白領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領一定個個衣著光鮮，拎筆記本電腦，飄著淡淡的香水味，臉上洋溢著自信的微笑，出入于豪華寫字樓、高檔商務會所，動不動就休假，去國外旅游。而實際上，大部分的白領承受著繁重的工作壓力，高強度的競爭往往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其生活遠不象大眾媒介所描繪的那樣滋潤。然而，正是由于大眾媒介的刻畫，將一小部分白領的形象泛化為整個白領群體的形象，這個形象也就成了白領的“主流形象”。一般受眾也很難將大眾媒介中虛構的成分與現實區別開來，而容易將虛構的成分當成現實來接受。于是，社會的新生代將媒介中的白領生活方式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實際生活中的白領也覺得自己不夠格做一個合格的白領，有空就盡量模仿媒介中介紹的那種自己應該過的生活方式。于是，白領的形象與生活方式就這樣在大眾媒介的塑造中成了社會的共識。同理，當媒介利用難以計數的符號和形象生產出消費文化的擬態環境時，消費者由于長時間地浸濡其中，往往會失去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就會受到消費主義的涵化。
如果說大眾媒介中的廣告是在裸地推銷消費主義，那么神話與涵化則更為隱蔽與曲折，它們不顯山不露水地讓受眾潛移默化，是消費主義更強有力的載體。
大眾媒介具有巨大的影響，人們所處的大眾文化環境主要由大眾媒介締造，這個環境制約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如果大眾媒介對消費主義的宣揚過度，則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影響。例如，大量的廣告和生活消費的報道雖然能夠刺激消費、為人們生活服務，但過分了則又烘托出一種奢靡的享樂主義氛圍，而各種喧鬧的娛樂節目，雖然可以幫助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調節身心，但過頭了就難免庸俗、粗糙、淺薄。大眾媒介的這些負面的效果勢必會給人們造成不當的引導，從而影響健康的社會文化建設，并對社會發展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在現代這樣一個媒介化社會中的共謀共生，帶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并不一定就是福音，人們面對媒介所制造的狂歡表象更需要一種理性與反思精神。
注釋：
[1]參見AndrewTolson:Mediations:TextandDiscourseinMediaStudies,Introduction.Arnold,1996.
[2]王寧，《消費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3]帕特里克·貝爾特，《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4]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頁。
[5]李良榮，《新聞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頁。
[6]蔡騏蔡雯，《媒介競爭論》，岳麓書社，2002年，第9頁。
[7]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St.Martin’sPress,1998.pp.67-68.
[8]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一）調研情況反饋
1.臺風暴雨猝不及防，巨災處理缺乏經驗。集中表現在大量被浸車輛無法脫離水洼地，沒有大型停車場，也缺乏熟悉地形的當地人充當向導，一籌莫展。
2.各家公司各自為戰，理賠標準水漲船高。由于缺乏統一的定損標準，各家公司為快速完成案件理賠，往往按照各自的定損依據做出賠付，結果導致不同公司承保的客戶相互溝通后倒逼保險公司，按就高原則要求更多賠款，保險公司完全處于被動局面。
3.客戶圍攻保險公司，騙賠欺詐屢見不鮮。部分受災群眾因不滿理賠處理意見而長時間圍堵保險公司員工，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另一方面，為了多得賠款，各種騙保丑劇輪番上演。
（二）理賠特殊性表現
通過了解，筆者發現：
1.保險公司正常理賠規則被打破。“菲特”造成的洪澇多日不退，由于缺乏水上交通工具，受災的群眾得不到及時的救助，部分受災嚴重區域的群眾遷怒于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并采取了一些過激行為。為了息事寧人，大部分保險公司紛紛放寬了保險責任范圍，打破了保險正常理賠規則。
2.超責任范圍的理賠案件成批發生。以車險為例，余姚地區車險理賠先后經歷了三套不同理賠方案，賠付條件一次比一次寬松。理賠方案的不斷調整，不僅給本次理賠中先期結案的客戶帶來諸多不便，而且還對保險合同的嚴肅性造成傷害，且勢必影響到未來當地乃至其他地區車險的正常理賠。
二、政府和保險機構在巨災救助中的職能分工和工作契合
（一）政府職能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尊重市場的作用，而政府在管理微觀經濟活動時，時常存在“越位”“、錯位”或“缺位”問題。筆者認為在災害防范和救助體系中，政府擔負的主要職能包括：
1.災前：注重防災工程建設和預警，修建應對巨災發生的戰略物資儲備倉庫，提高巨災應急效率。
2.災中：協調整合社會資源，完善多元主體參與的災害應急處理機制。其中，建立一個指揮高效迅速、運作協調有力的職能體系尤為重要。
3.災后：緊急救援、維持社會秩序以及基礎設施的修復和重建。
（二）商業保險職能
在巨災損失出現之際，商業保險應本著市場契約精神，以履行基本經濟補償職能為宗旨，追求商業合同承保條件和保障標準的精益求精，用專業承保能力和優秀的風險管理水平來確保社會管理責任的承擔。保險企業應充分預見巨災風險發生的客觀性，及早為公司相關產品做好再保險安排，同時根據國際再保險慣例，確定分保價格和分入公司后再對投保人提供原保險合同報價，以此確保巨災風險能夠安全足額轉嫁。
三、巨災救助中加強政府和保險公司互動的對策建議
基于對政府和商業保險機構工作機制契合的認識以及實地調研反饋，筆者認為，盡管政府和商業保險公司各自主要職能不同，主體性質各異，但在共同致力于社會風險管理中可以從以下方面尋求合作，加強互動，從而提高風險管理效率。
（一）政府角度
1.建立巨災保險制度，加快風險管理制度化設計。我國現行的保險產品目前還不能完全承擔重大災難給社會造成的損失，政府可參照國際上較通行的辦法，即對于某些特別巨大的特定風險開設巨災保險。“菲特”大災后，2014年3月份，中國保監會同意巨災保險在寧波市試點。保險公司作為巨災保險的主體，政府應督促其加強業務培訓和誠信教育，積極提升管理和服務效率，為今后在巨災中更好地承擔社會管理責任做好準備。
2.提供基礎支援協調，實現社會資源最大化利用。根據調查，2013年“菲特”臺風施救理賠期間，各家保險公司遇到的困難都差不多，主要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公共服務資源不足，如停車場地、志愿向導人員等，再者是社會治安問題。此外，政府應在災前公開災害應急預案，建設公估專家庫，并征求保險公司意見。災害發生時應建立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各級部門溝通協調機制，就災害定損應由政府牽頭統一各公司定損標準，
3.重視災時輿情引導，約束受災客戶理性化索賠。政府應及時組織主流媒體作正面報道，傳遞正能量，做好社會輿情引導。從2013年的“菲特”臺風理賠情況看，不足額投保現象較多，多數被保險人可能不理解理賠時將要按比例賠付的保險條款規定，如果大災期間主流媒體能做類似的公益宣導，能夠幫助被保險人確定正確的保險賠款心理預期。
4.保障商業保險利益，以災害參數確定補貼程度。商業保險在履行保險合同賠償義務的同時，也承擔了重要的災害管理安撫災民的社會責任。在不違背保險契約規定的前提下，保險企業本著快速理賠、充分理賠的原則，一般均按照就高原則向受災的被保險人提供賠償。對此，政府可對保險企業給予一定的財政資金進行補助。
（二）保險公司角度
1.參與政府防災決策，提高防災減損專業化水平。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的今天，保險公司需要以行業風險管理專家的身份參與政府相關決策，為自然風險防范建言獻策，派代表參與政府防災減損的相關決策。如參與市政府抗洪防災指揮部泄洪排澇的相關決策，參與城市排澇工程規劃等。
2.完善巨災響應預案，強化保險市場聯動性能力。保險公司應建立完善巨災響應預案，充分調動查勘理賠資源，最大限度利用公估公司的查勘力量。保險公司應建立完善巨災預案，在巨災來臨之際能迅速啟動預案做出及時有效的響應，充分調動包括上級公司的接報案和查勘理賠資源，如果人手還不夠可根據協議聯系公估公司前來協助。
3.加強保險基礎教育，提高全體市民保險意識。近年來，寧波保險行業為普及保險知識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通過保險進社區、保險進學校等形式積極推動市民保險教育活動。從處理去年“菲特”臺風的理賠案的情況來看，仍有為數不少的群眾缺乏保險知識，片面理解甚至誤解保險的現象屢屢可見，嚴重攪亂了理賠的正常秩序。由此可見，市民的保險教育、普及保險知識是何等的重要。
四、結語
1.1在基礎設施方面。長久以來，黑龍江省國有林區一直執行“邊生產、邊建設”、“先生產、后生活”的指導方針。政府和林業局用于基礎設施上的財政投入較少。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的投入一直處在欠賬的局面。目前大小興安嶺林區的道路等級低，廢棄路、斷頭路多，公路網建設停滯不前。根據資料顯示，在黑龍江大興安嶺林區公路中，林業公路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公路網密度只有每公頃1.8m，遠低于國家規定的每公頃5m的通行要求[1]。很多林業局的居民區都存在飲水困難的情況，改善提升林區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的任務迫切而艱巨。
1.2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就社會保障體系來說，到目前為止，國有林區還沒有形成一套適合其自身形式的管理體系。主要形式表現為：一是缺乏有效的監督。二是企業負擔重。最近五年，黑龍江國有林區的社會性支出呈現了明顯的增長趨勢，社會性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超過了一半以上[2]。
1.3關于林區職工的工作生活狀況。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黑龍江省的國有林區就面臨著虧損的局面，也正是由于企業虧損的原因，林區職工的收入水平始終低于黑龍江省平均工資水平。一部分職工的收入水平甚至勉強能維持正常的生活開支，一旦有子女上學，或是看病就醫。很肯能就好面臨著入不敷出的尷尬境地。根據資料顯示，從1998年到2011年天保工程一期實施以來黑龍江省森工系統累計少采木材5060萬立方米。在天保工程二期實施后，林區的木材產量，在2013年已經調減到89.4萬立方米，逐步達到全面停止商業性采伐。[3]這就意味著依靠傳統林業采伐產生經濟效益的做法已經行不通。這對于收入已經相對偏低的林區職工來說，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林區的經濟增長一直停滯不前，始終不能吸引優秀人才，同時還導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給林區的社會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
2黑龍江省國有林區政府社會管理存在問題分析
2.1政企合一對社會管理格局的制約。（1）造成社會管理職能的隱身性。國有林區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并不能明顯的體現出來，并不能發揮出一個具有社會管理職能的政府機構的完全獨立性，還是按照之前傳統企業模式那樣，按照企業經營的模式在進行。并沒有清楚的認識何為林區政府社會管理的主體、客體，以及職能方式和環境[4]。（2）使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的轉變缺少活力。這一階段黑龍江省省的國有林區依然是依托資源的弱勢經濟體，還沒有改變以生產為中心的傳統國有企業的狀況。從以上兩方面能夠看出，國有林區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的轉變逐步實現了政企各行其職，各守其道，逐步建立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和規范化的政府行政職能。但是，從根本上來看，這些改革還并不深入，黑龍江省國有林區的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還落后于其他國有大型企業[5]。
2.2責任主體不明，缺乏有效監督。在管理上，一些國有林區的政府部門和林業管理部門、森工企業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一些單位甚至同屬一個辦公場所，同用一套人馬。這就造成管理人員專業程度不高，工作效率低的特點。在監督上，監督機構內在動力不足，外在法律制度不健全，使監督缺乏可操作性新聞輿論和當地公民的監督更是弱之又弱。最終，導致各部門沒有相互監管，又互相制約，使政府的行政能力減弱，企業的經濟行為缺乏動力，阻礙和減緩國有林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2.3全面停伐給政府社會管理帶來的壓力。第一，人員轉崗問題。天保工程實施后，有大量從事木材生產及相關行業的職工需要轉崗分流，這部分人數大約為4.5萬人；第二，下游產業原料短缺問題。木材產業是國有林區的傳統支柱型產業，木材的停伐直接導致了木材原材料的短缺，大興安嶺國有林區內的1370個廠家、600多個加工業戶，將有很大一部分面臨停產或半停產的窘境；第三，社會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進入新時期以來，大興安嶺林區的小城鎮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等所需資金，絕大部分都是由大興安嶺林業局自行投入的，木材停伐后，林區政府缺少必要的資金來源，很難再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基礎建設上。
3完善國有林區社會管理問題的相關對策
3.1完善社會管理格局。目前，黑龍江省省國有林區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應該實施政企分開原則。把林區資源管理職能從森工企業中剝離開，同時對國有林區的產權制度也進行改革。把國有林區的森林，樹木和林地使用，推進市場，采取承包的方式鼓勵林業職工進行經營。實現多種經營，創辦生態林場，圍繞森林資源的有力優勢，逐步進行多種經營探索，開創國有林區發展的新局面。同時，要求相關部門在實施管理中，要落實目標，強化組織領導工作。把復雜的工作目標進行分解，先確定方法步驟，再提出整體要求，把不同的工作任務層層分解，安排到每個部門和責任人。在解決具體問題時，要實施網格化的社會管理模式，促進林區社會管理的系統化和規范化，構建從中心到基層，從系統內，到全局的管理網絡。從而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作風。
3.2加強政府主導，進一步維護林區群眾權益。要明確責任主體，健全和完善行政監督法律機制，充分發揮新聞輿論和群眾的監督作用，進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著力暢通溝通調節渠道，讓群眾能走進來，干部能下得去，把問題糾紛從源頭化解。傾聽人民的合理訴求，利用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加強社會的穩定性，提升百姓的幸福感，維護百姓權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從根本上讓居民得到利益。還要加大在民生方面的投資力度，改善醫療衛生文教等方面不合理之處，減少居民在社會基礎服務上的矛盾。
第一步是確定歷史教學題目。2014年我們調查的課題是《渭南地區歷史遺存的保護與開發現狀調查研究》。首先這一題目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陜西是歷史文化大省，渭南自古是關中東大門，歷史遺產極其豐富，有充足的素材可供調查。其次我校學生分布于渭南各個市縣，讓他們調查當地的文物遺存，能激發積極性，促進他們對本地文化的了解，培養對國家歷史文化的熱愛。最后是具備實用價值。如歷史遺存的保護開發現狀，有哪些經驗與不足，這對保護、開發當地歷史文化遺產有重大現實意義。第二步是將學生分組。將同一地的學生分為一組，每組一個小題目，設組長一人，負責本組工作安排，如聯系組員假日調查，匯總調查材料，組織分析討論，總結討論結果等。分好組后，各小組討論決定本小組具體調查研究的對象。第三步是教師示范。到附近某處歷史遺址進行現場示范。先講解相關史實，再查看周邊環境，或測量，或拍照，或咨詢相關管理部門，或周邊居民，對其保護開發現狀做深入了解。最后分析討論，發現長處或不足，形成書面材料。這樣就使學生對具體調查研究過程有了初步了解。第四步是學生分組活動。先查找文獻，初步了解調查對象。再實地調查，匯總材料，寫出初步研究成果。這能調動學生動手、動腦、動筆去討論、寫作。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使每個組員積極參與，保證調查研究過程的有效性。第五步是成果展示。利用課堂，每小組派代表將本組調查結果、發現的問題與不足，提出的解決辦法向全班同學匯報。各組取長補短，完善本組研究。教師適時引導、點評，提升學生的認識水平。經過展示，每組成果進一步完善，形成最終研究結論。
二、實踐結果
這次歷史教學調查由于選題恰當，分組合理，示范充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歷史教學首先加深了學生對本地歷史文化的了解。有小組調查了白水縣的倉頡廟，調查前大多數學生只知道古廟歷史悠久，但里面紀念的是誰，為何紀念都不甚了解。這次調查使他們對這座古廟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其次使他們發現某些歷史遺跡保護中的問題。如有小組調查了某鄉鎮的唐朝慧照寺寶塔。經過實地調查他們發現，由于當地農民的開墾和年久失修，塔基已經遭到了嚴重破壞。最后，對歷史遺跡的開發提出自己的設想。例如，韓城小組調查的是司馬遷祠。這個遺跡保存很好，旅游價值高，但游客不多。他們對此提出自己的設想：將司馬遷祠與當地其他自然、人文景點相結合，形成完整的旅游線路，將自然風光游與歷史文化游相結合，充分展示當地迷人的自然風光與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其次擴大宣傳，使更多人了解司馬遷的豐功偉績。這些方案有借鑒，更有獨創。在對方案教學進行分析比較的過程中，鍛煉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結語
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