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23 06:41:2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文化與傳播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電視廣告；民族文化
在廣告發展史上，電視廣告的歷史雖然短暫，但由于它所依賴的媒體是目面最有影響力、最具有優勢的媒體之一，因此，電視廣告在各國的廣告媒體中都發揮著最為明顯的優勢作用，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力。
一、電視廣告界定
1．概念界定
廣告一詞源于國外，長期以來人們對廣告的定義不盡相同，麗電視廣告的含義也是眾說紛紜。王詩文主編的《電視廣告》一書，認為“電視廣告是一種通過電視媒體傳播，運用音畫結合的表達方式、傳播特定廣告信息內容的廣告。”這種定義方式顯然是從電視媒介的傳播特點角度出發，然而忽略了電視廣告作為一種廣告形式的本質屬性，即商業性。結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編寫的《廣告專業基礎知識》一書中對廣告所做的定義，筆者認為，電視廣告的含義應理解為：以付費的方式，通過電視媒介，運用音畫結合的表達方式、傳播一定的信息，以期達到一定目的的有責任的信息傳播活動。
2．電視廣告的特點
電視廣告相對于其他的媒介廣告有著自身獨特的優勢和吸引受眾的特殊魅力。首先，電視廣告傳播迅速，覆蓋面廣泛，可以使電視廣告深入到不同消費層次的家庭，產生廣泛的影響，其傳遞信息范圍之大、面積之廣是其他任何媒體都無法比擬的。其次，電視廣告具有聲音及畫面雙重承載與顯示能力，使電視廣告形象具有直觀性、生動性和感染力，讓消費者獲得“既見其人，又聞其聲”的審美感受。在這樣的感受中，容易引發觀眾的情感體驗，產生對產品的認同感，從而促成購買行為。
二、民族文化在電視廣告中的運用
“廣告作為一種文化行為，一種文化體系表現，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是現代社會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現象．民族文化是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積淀。”而當廣告成為一種文化，就不得不重視民族文化。尤其在受眾接受電視廣告信息時，民族文化心理往往是最為主要的因素，盡管它不為觀眾所察覺，卻始終在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民族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歷史實踐中創造出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孔子推崇的“仁”、“中庸”等思想影響了中華民族數百年，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整體，非常重視家庭與親情。
1．“家”文化
家在中國人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家是中國人的情感歸屬和生存依托。由家而衍生的親情從古至今為中國人所歌頌。正因如此，電視廣告在創意上與家相聯系，以親情感染觀眾、引起共鳴就成為了電視廣告常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要數由王姬主演的《孔府家酒·回家篇》，廣告通過一系列畫面，刻畫出離家在外的游子對家鄉的思念之情，以及家的溫馨、祥和，并由小家推及大家，體現了中華民族濃厚的家國思想，賦予了產品獨特的象征意義，廣告語“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也易于引起消費者的情感共鳴，產生品牌認同。廣告播出后，獲得了專家和觀眾的一致贊揚，產品也創下了當年白酒銷量居全國第一的驚人業績。近些年，家文化越來越受到創意人員的重視，在廣告中運用親情策略的例子不勝枚舉。哈藥六廠的公益廣告《洗腳篇》充滿了關愛、孝順、親情，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受到了電視觀眾的普遍認可。由蔣雯麗領銜主演的太太樂雞精廣告，以蔣雯麗精湛的演技配以滿文軍的歌曲《懂你》，將母愛之偉大和平凡發揮到了極致。中國觀眾對家的眷戀，對親情的高度關注，為電視廣告的創意及策劃提供了廣闊的思路。
2．民俗文化
“中國民俗元素是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將中國特有的民族元素運用到廣告當中是中國廣告發展的潮流和趨勢。”民俗又叫民風或習俗，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在地理環境，經濟情況，社會生活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下，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世代相傳的特殊的風俗習慣和文化事象。民俗文化由于其特有的魅力，近些年來倍受廣告商的青睞。如福文化在我國的民間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寄托了中國老百姓對生活的美好向往，在中國人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些年打福文化牌的現象在我國比較普遍，如食品類的“福滿多”方便面、酒類行業的“金六福”酒、櫥衛的“特福牌”電蒸鍋、首飾行業的“天福牌”金銀首飾、“周大福”首飾等。1998年金六福白酒電視廣告以廣告語“金六福——中國人的福酒”首次在廣告中將傳統的“福”文化與產品相結合，將金六福的品牌文化提升到一種民族的“福”的高度，贏得了市場強烈反響。膾炙人口的福滿多方便面廣告語“福氣多多，滿意多多”，不僅將品牌名稱巧妙地融合在廣告語中，還以祝愿式的表現形式充分地彰顯了福文化的魅力，體現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甚至百事可樂、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洋品牌及國內的非常可樂等民族品牌也在節日期間不約而同地推出賀歲廣告片，這都體現了人們對民俗文化的日益重視。
三、電視廣告創意的文化策略
中國本土的廣告要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同，為消費者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須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思想，從消費者的接受心理人手，創作具有中國特色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廣告，不斷地從民族文化中吸取精華，這樣才能贏得中國消費者的認可，從而達到促成購買的目的。在電視廣告制作中可充分借助電視廣告的各個構成要素，巧妙地融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廣告作品在塑造品牌的同時，兼顧商業性、藝術性與社會性，從而贏得廣告消費者的認可。
1．廣告畫面
畫面素材是電視廣告的主體，也是電視廣告吸引觀眾的首要要素。在電視廣告策劃及創意過程中，可在畫面表現的人、事、物中直接運用民族文化元素進行創意。如在電視畫面中根據表現的主題，直接展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俗、人物、歷史、建筑等等，使之與廣告產品巧妙地融合，突出產品的文化價值，從而實現廣告的訴求目的。如90年代紅遍中國的南方黑芝麻糊廣告，通過對古老巷子、油燈等的展現，勾起了人們的懷舊情結，引起消費者的好感。奧運會《迎奧運，樹新風》的系列宣傳片中，故宮、長城、胡同、京戲等形象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與現代都市畫面的結合，給人以貫通古今的審美感受。
2．音樂、音響
音樂、音響在電視廣告中起到渲染氣氛或情感、表達主題的作用。根據廣告表現的主題運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音樂也是廣告創意表達的方式之一。如周潤發代言的《百年潤發》電視廣告，整個廣告以京戲作為背景音樂，巧妙地將中國的國粹融入故事之中，既賦予了產品深刻的文化內涵，同時也寓意著百年潤發這一品牌的悠久。金六福酒的廣告“婚嫁篇”中以手鼓、嗩吶為背景音樂，烘托了婚慶熱鬧、喜慶的氣氛，展示了中國傳統婚禮習俗，同時也深化了“好日子離不開金六福酒”這一主題。
3．電視廣告語
論文關鍵詞：編碼 解碼龍 二度編碼
人是能夠創造符號并使用符號進行交流與傳播的動物。對“符號”的創造與操縱成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在人類創造的各種符號中，語言占據最重要的地位，人類絕大多數的交流與傳播要仰仗“語言”這一符號以及“文字”這一符號來進行。
一、“編碼——解碼”理論在跨文化傳播中面臨考驗
漢語中的“龍”與英語中的“dragon”原本在各自的語言系統中被賦予不同的涵義，但早期的翻譯者在二度編碼時將二者聯系起來．導致了“二度編碼”對原初意義的背離。又由于“龍”在中國有著特殊的內涵，是國家形象的標識之一。“二度編碼”后的“dragon”無法承載這一內涵，造成了英語世界對中國形象的誤讀。因此，有專家建議不再以“龍”作為中國國家形象標志．原因是“dragon”作為中國形象標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導致誤讀甚至別有用心的歪曲。
沃爾特·李普曼在其名著《公眾輿論》中提到，“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置身于龐雜喧鬧的外部世界，我們一眼就能認出早已為我們定義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也傾向于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西方不可能按照東方文化來理解中國“龍”．而只會按照他們的文化、世俗、宗教所塑造的刻板印象來理解。在西方文化中，由于早期翻譯者的二度編碼有誤，中文符號“龍”與英文符號“dragon”被畫上了等號。西方對“dragon”的印象來自他們的文化與宗教，在對西方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圣經·新約》中，“dragon”的形象是這樣的：“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agiganticfiery red dragon)，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dragon)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在“龍”與“dragon”被翻譯者畫上等號之前，西方人對“drag-on”的解讀并非對中國“龍”的解讀．他們的頭腦里沒有“龍”的概念。而當翻譯者將“龍”與“dragon”互譯之后，西方人對“龍”的概念產生了，那就是“dragon”，也就是《圣經》中的魔獸。在同一語言系統中，意義經過傳者和受者的編碼——解碼之后，不會產生很大的偏差而在跨文化傳播語境中，由于增加了兩種語言的翻譯過程，編碼——解碼理論面臨著嚴峻考驗。中國人在虛構了一種由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等元素構成的靈物之后，將其當做自己的祖先，并創造了一個中文符號“龍”來指稱這種虛構靈物，這是編碼。當受傳者與傳播者處于同一文化語境中時，受傳者接觸到中文符號“龍”，會將其解碼為“中國人虛構的由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等元素構成的靈物”。當受傳者與傳播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時，傳播者想要傳播“由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等元素構成的靈物”，受傳者卻理解為“《圣經》中的魔獸”，傳播者編的符碼是“龍”．受傳者解的符碼是“dragon”。編碼——解碼過程出現斷裂．這種斷裂造成“龍”被妖魔化為《圣經》中的魔獸。
二、翻譯中的二度編碼理論
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焦點在于被早期翻譯者畫上等號的兩個符號“龍”和“dragon”，其所指涉的對象并不相同，由此造成東西方對符號的解釋出現很大的差距。美國符號學先驅皮爾士認為．“構成符號的要素有三：一是代表事務的符號(形式)，二是被符號指涉的對象(指稱)，三是對符號的解釋(意義)。”中文符號“龍”的指涉對象是中華文化中獨有的一種虛構生物，并象征中華民族，具有圖騰功能。英文符號“dragon”的指涉對象是《圣經》中的一頭魔獸，因其具有對邪惡勢力的象征功能，常常成為電影、漫畫中被斬殺的對象。中文符號“龍”和英文符號“dragon”形式不同，指稱不同．意義更是南轅北轍。把二者畫上等號完全是早期翻譯者的拉郎配。
根據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意義生產依靠于詮釋的實踐，而詮釋又靠我們積極使用符碼——編碼。將事物編入符碼——以及靠另一端的人們對意義進行翻譯或解碼來維持。”在跨文化傳播中，由于符號之間需要翻譯，原先由“編碼——解碼”構成的傳播過程被擴展為由“二度編碼”，即“(傳播者)編碼——解碼(翻譯者)編碼——(受傳者)鋸碼”構成的跨文化傳播過程，傳播鏈條延長，另一端的人們對意義的解碼有可能因“二度編碼”的介入而產生誤讀，比如中文符號“龍”經過二度編碼變為“dragon”，就會被受傳者解碼為《圣經》中的魔獸。
趙心樹、李聰認為：“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外文符號、中文符號、指稱對象這三者之間存在一個‘唯一正確’的組合，這個組合可以也只能從字典里找到。”由于“龍”在字典里是“dragon”，于是“龍舟”成了“dragon boat”，“小龍女”成了“littledragon girl”，“龍的傳人”成了“descen—dantsofthedragon”，但由于“dragon”還有“魔鬼”和“悍婦、潑婦”的意思，于是“龍舟”經過二度編碼變為“dragon boat”，受傳者解碼后的意義成了“魔鬼船”．“小龍女”經過“littledragongirl”其意義被解碼成了“小潑婦”，“龍的傳人”成了“魔鬼的子孫”。由于中文符號“龍”和英文符號“dragon”的指稱對象不同，在跨文化傳播中，“龍”和“龍的傳人”被徹底誤解。
“二度編碼”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存在為我們解決“龍”的英譯名問題提供了解決路徑，那就是從“二度編碼”人手。上海外國語大學吳友福教授的“棄龍”，其實并不是要拋棄中文符號“龍”，也不是要拋棄中文符號“龍”的指稱對象，更不是要拋棄中文符號“龍”的深層象征意義——中華民族的圖騰，而是要拋棄中文符號“龍”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形象聯想。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符號形式與符號指稱之間的對應關系，即改變“龍”與《圣經》中的魔獸之間的對應關系。
在同一文化圈中．改變符號形式與符號指稱之間對應關系的難度很大．比如硬性規定將中文符號“龍”與“獅”之間的指稱對象互換，看到中文符號“龍”，我們需要聯想到“一種勇猛的四足動物”，看到漢字“獅”，我們需要聯想到“一種具有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的虛構靈物”．這種改變成本太大且沒有必要。而在跨文化傳播中，符號形式與符號指稱之間的對應關系比較容易改變，原因在于跨文化傳播多出了一個“二度編碼”過程要改變中文符號“龍”與“《圣經》中的魔獸”之間的對應關系，只需在“二度編碼”時切斷兩種符號形式“龍”與“dragon”之間的對應關系，并再造一種新的符號形式來指稱“具有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的虛構靈物”就可以了。
三、“二度編碼”理論的應用
針對“棄龍”說．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黃佶呼吁要“為龍正英名”．棄用錯誤翻譯“dragon”，并認為這是避免中國“龍”受到誤解的根本之道。筆者認同這一觀點．“為龍正英名”是切斷中文符號“龍”與西方世界“惡魔”形象對應關系的成本最小的途徑。
《人民日報》等媒體提供備選的“龍”的英譯名有三種，一是“龍”的漢語拼音“long”．二是華東師范大學黃估副教授提出的“loong”，三是由“lion”衍生的“liong”。
從符號學角度看，這三個備選英文符號哪一個更適合與中文符號“龍”對譯呢?依據感覺方式的不同，我們可以將符號分為聽覺符號和視覺符號兩大類。德國人類學家利普斯認為，“最簡單的交際媒介當然是語言．傳播消息的其他聽覺方法是由語言發展出來的。與聽覺方法相對照的是傳播消息的視覺方法，它的發展導致了文字的發明。”筆者認為，語言作為一套關系化的符號系統，在使用過程中表現為言語(說話)或文字(書寫)。由于言語是聽覺符號，文字是視覺符號，所以語言是一種視聽兼備的符號系統。
漢語是一套符號系統，漢語“龍”的語音“long”是聽覺符號，其書寫“橫、撇、右彎鉤、撇、點”是視覺符號。同樣，英語也是視聽兼備的，“龍”的幾個備選英譯名都包含了聽覺符號元素(讀音)和視覺符號元素(拼寫)。比如“long”的聽覺符號元素為“1313”．視覺符號元素為字母組合“1-o—n—g”；“toong”的聽覺符號元素為“lu：d”，視覺符號元素為字母組合“1-o一0一n—g”；“li—ong”的聽覺符號為“laiarj”．視覺符號為字母組合“l—i一0一n—g”。
1．建設中國英語語料庫，積累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語言基礎中國英語語料庫的建設與不斷完善可以積累和夯實中國文化傳播的語言基礎。中國英語語料庫可以分門別類地歸納總結，如:政治、經濟、科技、體育、娛樂、人文、旅游等。從詞匯到短語到句子到段落有層次地進行搜集總結，這樣方便使用者查詢使用，也可以讓更多的使用者了解中國語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2．利用中國英語大眾傳媒，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隨著科技的發展，大眾傳媒越來越走進人們的生活中。因此，可以通過電視、廣播、網絡、微博、微信等大眾媒體來增加中國英語的使用機會。比如，在電視上我們可以在相關欄目通過運用中國英語來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如CCTV9用英語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等;在網上可以建立網站，微信平臺上都可以增加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讓更多的人了解、喜愛中國文化。
3．在文化活動中充分地使用中國英語，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中國英語是基于中國文化而產生的，而文化活動作為我們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重要途徑之一，她能更很好地向世界展現我們的中國文化。標準英式英語是根據英國的傳統文化產生的，我們可以在文化宣傳活動(如:電影會、藝術節、博覽會、展銷會、新聞會等)中讓外國人來比較中國英語和英式英語的文化差異，這樣會讓外國人更加明確的了解中國文化，接受中國文化，甚至喜愛上中國文化。就比如在政府新聞會上我們常常會聽到一些中國特色的本土英語，如Bequalifiedpoliticallycompetentmilitarily，haveafinestyleofwork，maintainstrictdis-ciplinebeassuredofadequatelogisticalsupport(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再有Maketheranksofcadresmorerevolutiona-ry，youngerinaverageage，bettereducatedprofessionallymorecompetent(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一些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也讓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
4．將中國的經典國學、文學作品借助中國英語譯制，讓世界駐足欣賞中國文化的魅力加大利用中國英語翻譯出版中國書籍的力度，鼓勵學者、華裔、高校師生利用他們對中西文化的理解，通過他們采用中國英語的方式翻譯中國優秀作品來傳播中國文化。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化積淀，經典文學國學更是數不勝數。通過對中國的經典國學、文學作品的中國英語的翻譯會更好地通過文字所表達的特定環境下的思想觀念與文化，讓讀者能身臨其境的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
二、結語
關鍵詞：中華老字號 文化融合 地域文化 傳播
一、中華老字號的文化融合性與多元性
中華老字號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積淀與轉換過程中形成的民族自主品牌。它不僅是一個品牌的概念，更是一個融合與開放的文化概念，與諸多傳統文化元素和現象相關聯。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在五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內部整合與外部融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傳統。一方面通過內部的文化相互融合與吸收，形成了具有獨特民族特質的字號文化體系；另一方面，在與鄰國的交往過程中，吸納了其他國家文化和工藝中的有益元素，為我所用，并逐漸融合到中華老字號體系中來，成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中華老字號正是這樣文化融合形成的結果。
中華老字號以了商業文化、工藝技術為根基，拓展、延伸和關聯到地域文化、審美觀念和民間文化等多重要素，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老字號文化具有很強的吸納性、整合性、創新性和傳承性，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字號不斷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包括不同民族、時代、地域甚至國外的技藝、造型設計、材質、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進行融合與創新，成為字號文化的新內容。可以說，中華老字號發展的歷史，就是不斷吸納、整合、創新和傳承的歷史。
在中華老字號文化中，表現了自古以來華夏子民對自然、社會和人類本身的理解與觀念，滲透著延綿不絕的精神活動與思想探尋的軌跡，貫穿著陰陽五行、仁德教化等中國獨特的自然觀和倫理道德。中國文化強調象、道、器、形、術的有機統一，中華老字號產品融合了藝、術、器、形、象、道的內涵體系，反映的不僅僅是帶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產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國文化精神的終極內涵――道。制作技藝為藝，生產方法為術，制成產品為器，產品形制為形，產品形態及其造型為象，產品內涵反映的是道，從藝、術、器到形、象、道，有一條鮮明的相互蘊含的邏輯演進順序，也反映了陰陽五行的生化轉化的關系。藝與術為法，法是制器的門徑，器、形、象是法的結果，道則是器、形、象的精神內涵。形、器、象是外在的物象，其最終歸宿須轉化為道，才能達成其終極要旨。道是與人生的生命體驗與認知的指向。任何器、形、象只有道的生化轉化，才能達到人生的境界的超越。
道是宇宙的法則，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這一終極觀念在中華老字號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字號文化就其本質而言，反映了道的精神。以茶為例，茶是中華老字號中品類最豐富的業態類型之一，主要有綠茶、紅茶、普洱茶和花茶等幾大種類。茶的功能最基本層次是解暑生津；茶借之以術與藝，轉化為茶藝，茶藝更多的是飲茶過程中的表演，衍生為一種人生的事項，這一過程淡化了飲茶本體的功能，強化了儀式表現。茶的最高境界是茶道，它在茶藝儀式的基礎上，深化為人生體驗的一種方式，通過沏茶、賞茶、聞茶、品茶，增進友誼，修德養心，研習禮法，借以靜心怡情、陶冶情操、去除雜念，體悟“清靜、自然、恬澹”的東方哲學意蘊，感知佛道儒的“內省修行”的意境。
由茶到茶藝再到茶道的升華與轉換，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華老字號文化中包含了對人生和自然的深刻的體悟和理解，通過產品設計了人與自然對話的方式。因此，老字號文化構建了一條從器到道的升華路徑。這與西方工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有著極大的差異，西方的工業產品最多就是升華到藝的層面，而疏離了人與自然及社會對話的路徑。故《周易?系辭上》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不同，道是超越具體形態的精神內涵，器是展示具象的物質形態。同時，道與器又相互依存。道以器為外在的意象，器以道為內在的旨歸。如老字號胡慶余堂把醫術稱為“是乃仁術”，表明了醫為術、仁為義理；同仁堂的古訓“可以養生，可以濟人者，惟醫藥為最”，則宣示了養生濟人乃仁德之道。
二、中華老字號的地域特色
中國自古以來就分為不同的文化區塊，先秦有中原文化區、東夷文化區和苗蠻文化區。目前，我國文化劃分為比較大的文化區有“華夏(漢)文化區”、“西北文化區”、“嶺南文化區”等。中華老字號反映了各地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和豐富性。所謂地域文化，河南社科院研究員楊海中認為就是風土文化，“就其結構而言，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具有濃郁的地域風情，這主要指表現形式；另一是具有鮮明地域內涵。但這兩方面都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與各種文化的交流中不斷地豐富、發展和嬗變。” 地域文化古稱“方域”之學，是構成中華老字號的一個重要內容。地域文化是最能顯示出空間范圍的文化類型。諺語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是對地域文化差異性的通俗性表達。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認為：這里的“風”可理解為流行，“俗”則已經形成習慣，“風”變化比較快，但不一定能成為俗，“俗”則相對穩定，往往可以延續很多年代。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具有典型的大河文化構成的特征，文化差異很大，構成了色彩斑斕的文化景觀。先秦時期，有以國別區分地域文化而記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史事的《國語》；有以“風”的來源記載區域不同詩歌創作的《詩經》；有描述不同區域神話的《山海經》，這些都是中國古代地域文化的濫觴。中國古代以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淮河文化、遼河文化、珠江文化等為主體，構成了幾大主要地域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區域；淮河流域的青蓮崗文化區域；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馬家浜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區域；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區域；珠江流域的南方印紋陶文化區域等。區域文化的特征也深刻地影響了不同區域的老字號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地域性差異，有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之分；飲食有菜系之分；繪畫則有嶺南畫派、徽派、吊腳樓畫派、浙江畫派、吳門畫派等。
中華老字號代表了中國不同地域文化的精粹，民間口傳文化中的“三件寶”之說，是對具有鮮明地方特色老字號產品的俗稱。中華老字號往往集中地代表了“三件寶”文化，如杭州的“三件寶”――都錦生絲綢、西湖龍井茶、王星記扇子，都是中華老字號品牌；天津“三絕”――狗不理包子、炸糕眼和桂發祥大麻花，也都是中華老字號品牌；鎮江“三怪”則表現了濃郁的地域飲食文化的風采，民諺《三怪謠》云：“香醋擺不壞、肴肉不當菜、面鍋里面煮鍋蓋”，故有“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嘗‘三怪’太遺憾”之說，其中的香醋（恒順）為著名的中華老字號品牌；廣東三件寶則是：燒鵝、荔枝、王老吉（涼茶），王老吉是中華老字號；山西三件寶是：汾酒、陳醋、魚羊包，則無一不是中華老字號。正是這些代表著地域文化的老字號品牌，充分顯示出中華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和差異性，使中華老字號文化增添了無窮的魅力。
三、中華老字號融合及其對亞洲的影響
中華老字號是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也是文化融合的結果。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在內部各區域文化融合與對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出現過四次明顯的文化融合的節點：華夏文化形成、華夷（或稱夷夏）文化融合、中國與亞洲鄰國的文化交流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華老字號從兩條路徑進行了文化傳播與融合，一是老字號在中國各區域文化的傳播與融合；二是老字號與國外文化的交與融合。因此，中華老字號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隨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而擴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歷史上與中國交往密切的東亞和東南亞各國。
由于在歷史上中國是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的文化宗主國，中華老字號對這些國家的影響是深刻、長遠和全方位的。中華老字號所代表的并不僅僅是產品，更多的是產品背后的技藝、商業理念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代表中國國粹的中醫藥、飲食、陶瓷、漆器、紡織等器物文化；代表中國商業理念的誠信戒欺、仁德為先、重義輕利等商業倫理；代表中國豐富文化內涵的產品設計、字號象征、民俗儀式等精神文化。這些都在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商業與品牌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當然，老字號文化傳播到這些國家后，他們會根據本國的特點吸收、選擇和創新，形成自己民族風格的產品和品牌。比如，當今日本傳統產業的產品視覺設計，一般都采用漢字品牌名稱和書法手寫體，許多都帶有典型的字號特征，如著名的瓷器品牌“有田燒”、“香蘭社”；商業零售品牌“無印良品”；百貨品牌“三越百貨”、“松島屋”等。韓國著名人參品牌“正官莊”、化妝品品牌“雪花秀”等，也具有鮮明的字號形式特征，采用了漢字字號的語言和視覺表現形式。
中華老字號對日本的品牌文化的影響尤為深刻，兩國的老字號在行業類型、創立時間、地域分布等方面的構成情況也比較相似。這其中不僅有文字相近、文化同源、交流互動頻繁等因素，主要還是中國古代字號文化中的工藝技術和商業理念對日本的文化的強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形成了日本工商業文化中對老字號傳統的重視。目前，日本老字號主要分布在歷史悠久、工商業發達的中心城市，如東京都、大阪、橫濱、京都、奈良、札幌、甲府、廣島等地，其創立時間主要在19世紀中后期，如東京的藤田組（1884年）、田中商店（1885年）、東洋通信機（1891年）；廣島的戶田工業（1823年）；岡山的林原商店（1883年）；大阪的大日本除蟲菊（1885年）；奈良的吳竹（1902年）；高松的勇心酒造（1854年）等， 這與中國的現存的老字號創立時間主要在清代中后期、地域集中在沿海中心城市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西方列強進入的威脅，在西方技術與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一批敢于面對市場挑戰的企業應運而生，這是當時出現一大批老字號企業的歷史背景。
當然，作為歷史悠久的國家，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擁有一批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包括千年以上的老字號。在全球存續千年的七個老字號中，“金剛組”建筑是其中一個已經具有1400多年的老字號。日本拓殖大學教授野村進在《一千年的志氣――老字號企業大國日本》這本專門研究日本老字號的專著中，總結了老字號百年不衰的秘密，即“絕不任人唯親”；“靈活地順應時代的嬗變，不斷創造新產品”；“對于理所當然的事，耿直又充滿自信地努力不懈”。
由于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老字號與中國老字號有許多文化的淵源關聯和共通之處。至今在日本各地，隨處可見“吳服店”、“漢方藥研局”等這些具有中國字號特色的漢字招牌和企業機構。在東京銀座，甚至還保留著源自杭州余杭的茶葉老字號“徑山茶屋”。因杭州余杭是茶圣陸羽的故鄉，余杭徑山又是日本禪宗的發源地，這個文脈一直通過徑山茶在日本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承。倒是在徑山茶的發源地杭州，這一老字號幾乎被人們遺忘了。東京東日本橋是江戶時代藥研局的漢方醫藥聚集地，在舊址上立了一個藥神石碑，上面銘刻著三個漢字：“信為本”。這表明中醫藥不僅給日本帶去了精湛的醫藥知識，更帶去了誠信為本的商業理念。這與同仁堂的“誠信為本，藥德為魂”的經營理念何其相似。可見，中華老字號與日本商業文化的融合，已經成為了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從中國學習中華老字號的技藝和理念，到發展本國的老字號文化，支撐日本老字號經久不衰的文化根基究竟是什么？我認為有三個核心要素，其一是“飛鳥文化”。“飛鳥文化”因產生鳥時期（公元538―710年）而得名，其特點是充分吸收了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先進國際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質。其二是“和之精神”。“和”的理念本來源于儒家文化，諸如中和之為美、和諧、和衷共濟等，日本之所以稱為大和民族，就是因為崇尚和的理念。日本的國旗為圓形的太陽，也是表達和融之意義。“和之精神”的要義是對家族的忠誠、對祖先的供養和崇拜，由此形成了家族本位主義，而家族是老字號傳承的制度設計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其三是“工匠精神”。日本“工匠精神”強調精益求精、技藝至上。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老字號從文化的精神層面和物質的技藝層面，都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深層動因機制。
中華老字號在東南亞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形成了以華人和華裔為主體的中華老字號文化圈。東南亞是華人和華裔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屬于中華文化區，至今歐美企業在市場劃分時仍把中國、東南亞主要國家作為大中華區。這不僅有歷史上的淵源和地理上的接近，更主要是語言和文化上的相通。除了新加坡有76%的華人，馬來西亞有30%的華人；此外，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傳統上都是華人、華裔的集中居住地。在東南亞地區，就出現過一批享譽海內外的老字號，如胡文虎創辦的“虎標萬金油”、曾憲梓創辦的“金利來西服”等。僅香港地區就有超過半個世紀以上的老字號近兩百家，歷史最悠久的已經有三百多年。另一方面，東南亞是中國海外移民最為集中的地區，空間上離云南、廣東、廣西、海南、福建等地非常接近，歷史上滇、粵、閩等地的許多老字號產品主要輸出到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以東南亞為主要目的地的產品市場，在東南亞贏得了卓著的聲譽。
參考文獻：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手機作為個性化的人際傳播工具，在新聞傳播過程中具有其他媒體無可比擬的對話優勢。受眾可以通過手機這一移動平臺參與新聞報道的評論，改變了受眾信息反饋長期被忽視的弊病。同時，手機也應及時利用新聞的對話理論，促進手機新聞傳播的發展。
手機新聞傳播的對話優勢
個性化傳播優勢。手機作為個人的人際傳播工具，具有個性化的傳播要求。每一部手機的使用者，對手機的信息需求都是不同的。這促使手機新聞必須針對不同手機用戶的需要，進行信息傳播的個性化服務。此外，手機媒體在未來的發展中面臨分眾化和小眾化的趨勢，也使得手機新聞的傳播越來越向個性化發展。②
手機的個性化傳播使信息傳播由最初的傳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轉移。相比以往的傳統媒體，手機媒體更加注重受眾對新聞信息的滿足，以此來調整以后的新聞傳播工作。③這促使新聞傳播中傳者和受眾的地位朝著更加平等的方向發展，使受眾更加有信心與傳者進行對話。
另一方面，手機本身具有的手機用戶個性信息資料，為做好手機受眾的統覺背景調查提供了幫助。巴赫金在對話理論中提出溝通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調查受眾的統覺背景。④而諸多大眾媒體，因受眾群的龐大和需求多元化等原因造成受眾統覺調查無法有效開展。手機的個性化傳播，使手機附帶受眾的基本信息。正好為新聞媒體及時了解受眾的構成，發展手機對話新聞提供了必要的基礎。
及時互動的傳播優勢。手機傳播是一種開放的互動式傳播，具有很強的交互性。手機用戶可以通過手機無線網絡平臺對新聞事件進行評論，或是通過微博等交流平臺進行討論，實現了廣泛、迅捷的互動傳播。⑤
交互作為“對話”的基本精神，是對話新聞開展的重要條件。對話新聞強調新聞實踐應致力于構建公共對話平臺，促進受眾之間的交流與理解。⑥然而，傳統媒介的新聞傳播由于其單向度的傳播模式，而在對話方面存在缺失。互聯網等新媒體雖然彌補了這一缺失，但由于時空限制，在傳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手機傳播的便捷性和即時性等特點，較好地彌補了互聯網的時空缺陷。手機傳播的交互性也為對話新聞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手機傳播自身的傳受一體化，也使公眾具備新聞的能力。公眾可以自己編機新聞，并上傳至無線平臺，進行新聞傳播。這改變了原有的“媒體獨白”的局面，使受眾獲得發出自己聲音的地位。這都將促進受眾更加主動地參與到社會事務的解決中來，為對話新聞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
手機媒介自身的便捷性和互動性為對話新聞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作為新興媒體，手機媒體的新聞報道更加貼近受眾，并能與受眾及時互動，創造一種平等的傳授關系。這些特色都使手機媒體具有其他媒體無可比擬的對話優勢，為對話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手機新聞的對話發展策略
利用手機媒介數據庫，充分了解受眾的統覺背景。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強調受者的主動性和
能動性，對此他提出了“統覺背景”這一概念。巴赫金指出不同統覺背景的讀者，會對文本的性質產生不同的理解，從而產生不同的閱讀效果。⑦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應用在傳播學上即是強調受眾的個性化傳播。受眾因個人價值觀、心理結構等方面的影響，對新聞事件會有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擁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受眾會根據自己的觀點，對新聞信息進行選擇性注意和理解。如果信息與受眾的統覺背景較為相似，則容易被受眾接受，反之則會受到抵制。
對于手機媒體而言，個性化傳播的特點是手機對話新聞發展的最大優勢。因此，必須對手機用戶的統覺背景加以了解，針對不同統覺背景的受眾進行不同的傳播策略，使受眾較為愉快地接受新聞，并參與到新聞的討論中。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手機作為個人的傳播工具，具有私密性的特點。這導致了手機媒體無法直接獲得年齡、職業、文化程度等關于受眾統覺背景的相關信息。所以手機媒體必須建立相應的數據庫分析，將受眾定制的新聞并入數據庫。利用相關的數據庫管理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得出受眾年齡、職業等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新聞信息傳播，做到手機新聞的個性化傳播。
通過平民化報道，激發受眾的對話欲望。手機的平民化報道主要通過大眾化的話語表達和平民化的視角兩種方式來進行。手機媒體的受眾常處于移動狀態下，無法進行細致的信息閱讀。這就要求手機媒體需要用通俗生動的語言進行報道，使受眾能有效理解新聞內容，在此基礎上產生對話欲望，進行與新聞媒體的“對話”。另一方面，接近性作為受眾接受的一個重要因素，需要被手機媒體所重視。對于自己周圍發生的人或事，多數受眾是樂意參與討論評價的。因此，手機媒體需要運用平民化視角來進行新聞報道，貼近受眾，回歸本地，使受眾產生樂于討論的心理。此外，在報道中應營造一種語境氛圍，使受眾感受到新聞的重要性，促使受眾積極參與新聞評論，實現新聞對話。
利用互動平臺，使受眾參與新聞報道。對話理論認為對話交際才是傳播的生命所在。但在傳統媒介的新聞報道中，由于反饋機制的不健全造成新聞報道只是單向度的傳播，傳者與受者以及受者與受者之間的現場對話交際存在缺失。互聯網絡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由于媒介載體的攜帶問題，在互動的即時性方面也存在一定問題。另一方面，手機媒體利用無線網絡平臺以及QQ、微博的網絡互動工具構建了及時有效的互動平臺，使受者與受者、傳者與受者之間可以就最新發生的新聞事件進行對話，并使話語權力的中心朝以受者為中心的方向發展。這都將有利于手機對話新聞的發展。
微博作為新興的手機網絡互動工具，是手機媒介與網絡微博結合的產物。手機用戶可以通過手機將自己的信息發送到微博網站，其他手機用戶可以對這些消息進行評論，并通過加粉絲的形式進行互動。⑧手機微博加強了傳受雙方的對話互動。受者可以將自己所見的新聞上傳，實現受者到傳者的轉變。其平民化的視角以及新聞事件的貼近性都將激發其他受眾的對話欲望，并通過評論這一形式與傳者進行溝通，表達自己的看法心情。而“加粉”這一互動形式，也拉近了傳者與受者以及受者與受者之間的距離，實現了交互、對等的“對話”精神。
手機實名制也為媒體的理性互動提供了有利條件。手機實名制使得手機用戶在進行互動的同時減少了偏激詞語的使用，避免互聯網媒體由于虛擬性而引發的混亂，使手機對話新聞更具合理性。因此，利用互動平臺，促進受眾與傳者的相互對話是對話新聞發展的重要措施。
手機的對話新聞發展還需借鑒電視、互聯網、廣播等傳統媒體的經驗，并與傳統媒體展開互動，共同促進對話新聞的發展。
隨著新聞工作的開展，對話新聞已成為新聞報道的重要發展趨勢。手機作為新興的新聞媒體在新聞對話方面具有其他傳統媒體無可比擬的優勢。手機媒體需要利用這些優勢努力發展對話新聞，同時針對新時期手機的傳播特點，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促進對話新聞更加合理有效的進行。（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新聞對話理論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 釋：
①④劉可鑠：《對話理論下的民生新聞》，《當代傳播》，2006（1）。
②靖鳴、劉銳：《手機傳播學》，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
③單文苑：《會議報道中對話精神的缺失與對策》，《新聞傳播》，2007（1）。
⑤匡文波:《手機媒體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⑥李習文：《“對話新聞”：理想、契機與障礙》，《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1）。
⑦孫少晶：《論巴赫金對話理論中的傳播學思想》，《國際新聞界》，1999（4）。
⑧馬曉敏：《淺談手機微博及其發展》，《新聞愛好者》，2010（10）。
論文關鍵詞:電影名;翻譯;接受美學;視域融合
中國是一個翻譯大國,翻譯在中國文化史上起著舉足重輕的作用。中國譯壇在改革開放后迎來了第五次翻譯,自此,中國的翻譯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翻譯的作品數量之多,涉及的領域之廣,為前四次所不及。其中,電影作為文化交流的一種形式,被大量譯介。電影的翻譯事關文化交流,而其中電影名的翻譯尤為重要從商業上說,好的片名會吸引觀眾,提高票房收入;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譯體現了中外文化的對話。本文欲運用接受美學的觀點把觀眾的接受與欣賞納入視野,對電影名的翻譯進行研究。
一、接受美學
(一)接受美學的源起和發展
接受美學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標志是聯邦德國的康斯坦澤大學學者伊塞爾(WolfgangIser)和堯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論和文學史理論。其哲學基礎是現象學文學理論,尤其是羅蔓·英伽登的閱讀理論,以及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現代哲學闡釋學理論。接受美學是對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學批評理論的反撥。
接受美學審視了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作用,這對于當時的主流文學批評理論來說是相當新的發展。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認為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發展可以粗略地分為三個階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階段,包括浪漫主義和19世紀的文學理論;完全專注于文本的第二階段,如新批評;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來研究中心向讀者的明顯轉向。令人驚異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讀者中,讀者的地位和作用總是被忽略,然而沒有讀者的閱讀,文學文本只能束之高閣,從而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讀者的閱讀過程正是文本顯意的過程。因此,文學的發生,讀者和作者一樣至關重要。
接受美學一經提出,很快成為席卷歐洲的主流文學批評理論,且其影響深遠,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學對文學翻譯的意義
作為一種文學理論,接受美學代表著研究重心向讀者的轉移。因此接受美學對于翻譯研究的意義在于,譯者應該更多地關注讀者以及讀者的接受與欣賞。
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堯斯從文學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學接受理論,這一理論更多地接受了現代哲學闡釋學的影響。海德格爾以存在主義哲學的本體論為出發點看待闡釋活動,認為主體無論是對世界還是對文本的解釋,總是基于其“先結構”。伽達默爾系統地發展了海德格爾的思想,回答了“理解與闡釋”問題,認為對于過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并提出了歷史視界和個人視界的概念。“個人視界”是由闡釋者自身的“成見”出發形成的對作品的預想和前理解;“歷史視界”則是指文本在與歷史的對話中構成的一種現存的連續性,包括不同時期人們對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闡釋,兩個視界的融合則達成了理解。堯斯吸收了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理論思想,提出了“期待視野”的概念。他認為不同的讀者由于其以往的閱讀經驗和際遇的不同而對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視野;不同時代的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總是在該時代讀者的期待視野中發生的,不同時代的讀者的期待視野的變遷,導致不同時代的讀者對同一作品的闡釋和理解的差異。
二、電影名翻譯常用策略
(一)直譯
對原文中意思明確且譯文又有直接對應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譯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譯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譯為《教父》,Loveatfirstsight譯為《一見鐘情》,《臥虎藏龍》譯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譯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譯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譯為《沉默的羔羊》。
(二)音譯
除了直譯以外,還有音譯。英語小說和電影等作品往往喜歡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發生的地名作為題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為專有名詞我們一般采取音譯的方法。“所謂的音譯就是在譯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節、字母和單詞)。音譯代表了翻譯的一個極端,另一極端即是意譯。所有嚴格意義上的翻譯都介于這兩極之間。因此,音譯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因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義。音譯一般不用于整個篇章的翻譯。但在翻譯某些具有地方或歷史色彩的詞時,或某些譯語中缺少對應的表達詞語時,才采用音譯。”例如JaneEyere譯為《簡愛》,Tess譯為《苔絲》,RomeoandJuliet譯為《羅密歐與朱麗葉》,Casablanca譯為《卡薩布蘭卡》,Titanic譯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譯
《翻譯學詞典》認為意譯更關注如何使譯文讀起來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語的措詞不變。電影名翻譯中所采用的意譯大致可以歸納為5種情形。
1.套用譯語典故。典故作為語言和文化中的精華往往是獨一無二的,并且人們耳熟能詳,因此,翻譯電影名時,如譯者套用譯語中的典故,無疑會讓譯語觀眾倍感親切。例如ForrestGump被譯作《阿甘正傳》,Lolita被譯為《一樹梨花壓海棠》就是運用漢語典故。《梁山伯與祝英臺》譯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譯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話西游之仙履奇緣》譯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則是套用英語典故。
2.用譯語文化歸化。在翻譯中,譯者用譯語文化歸化原語。如Spider譯為《蜘蛛俠》,就是用譯語文化去歸化原文,令人聯想起漢語武俠小說中的刀光劍影。
3.概括原語電影的大意。譯者撇開原電影名,而在譯名中概括了電影的內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譯為《辣媽辣妹》;Ghost譯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譯為DreamFactory;《花樣年華》譯為IntheMoodforLove;《漂亮媽媽》譯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過年》譯為Seventene Years;《有話好好說》譯為KeepCool;《大款》譯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運用漢語成語或四字格。漢語是一種聲調語,強調四聲八調,這樣的音韻特點決定了漢語中有很多成語和四字格的表達。運用成語和四字格往往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因此成語或四字格的運用成為漢語的行文特點。譯者在英語電影的漢譯中往往喜歡運用成語或四字格使得譯文更地道、更容易為漢語觀眾接受。例如TopGun譯為《壯志凌云》,Matrix譯為《黑客帝國》,Charles’sAngle譯為《霹靂嬌娃》,GonewiththEiw nd譯為《亂世佳人》。
5.去掉原語文化。由于直譯原語存在文化的障礙,譯者在譯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語文化的辦法,以避開難點,迎合譯人語讀者。如《霸王別姬》譯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點秋香》譯為FIirtingScholar;《紅色戀人》譯為ATimetORe~emr。
三、讀者的期待視野
堯斯吸取伽達默爾的思想,把對文學作品的理解置于其歷史的視界中。所謂歷史視界就是文本產生的文化語境,然后探索不斷變化的文化語境以及讀者的不斷改變的個人視界之間的關系。因此 ,對文學文本意義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讀者的歷史性的接受,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不是恒定不變、一勞永逸的。理解本身改變了文本并且文化傳統本身依賴于它們被接受的歷史視野的變化而變化。
期待視野認為毫無疑問,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賴于讀者,沒有讀者的參與,作品的生命無以延續。目標讀者并不是被動地接受文學作品,相反,他們在解讀作品時發揮了主體性,從而創造了文本。事實上,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他們有著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觀、社會經驗和一定的美學標準,即“期待視野”。這是接受美學的重要原則。
讀者的閱讀經驗構成了期待視野,另一方面,期待視野能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理解。當讀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時,他們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閱讀能力。這也構成了他們的“視野的變化”,讀者視野的變化也會影響譯者翻譯作品時所采取的策略。譯文要被譯語讀者接受,譯者必須研究目標讀者的期待視野。而讀者的期待視野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遷的,因此,接受美學是發展的理論,而譯者的翻譯活動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電影名的翻譯跟文本作品的翻譯一樣,澤者應該研究觀眾的接受,即其期待視野,并且要考慮到觀眾的視野的時代變化。例如,中國電影《臥虎藏龍》被直譯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語國家,虎和獅象征著勇敢和威儀。如,lion—hearted一詞意為“勇敢”,而在中國,虎被認為是威嚴、權力,龍則代表著吉祥和威儀、權力。虎和龍是中國文化中有著獨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龍、臥虎在中文中是褒義的。
眾所周知,英語中“dragon”被認為是一種可怕的動物。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6版)》“dragon”詞條的解釋:“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傳統中的龍,如在英國7世紀的著名史詩Beowulf中所描寫的dragon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龍并不受歡迎,在英語中,CrouchingTiger是褒義,而“HiddenDragon”則為貶義。因此,按照傳統,英文片名譯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傳達原作品的文化內容的,也許還會引起誤解。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斷提高,加上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已是今非昔比,“龍”作為中國文化的象征,意味著威儀、權力和吉祥,這早已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讀者的“視野”已不同于幾十年前傳統的看法,而是發生了很大的變遷。正如這20多年來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大多數中國人見面已經習慣說“你好”,至于“你吃飯了嗎?”那已是老話了。因此,《臥虎藏龍》直譯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語觀眾聽起來盡管不地道,但這樣的帶著“中國情調”的電影名不但不會引起西方觀眾的誤解,反倒因其帶著東方的色彩而實現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中,并不是被西方話語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得到了彰顯。
? 一些英語電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發生的地點作為片名。而中國的文學作品,如電影、故事的題目喜歡用詞或詞組來歸納主旨讓人一看就知道這部作品的內容大意。如果譯者用音譯的方法翻譯此類片名,則相當于“不譯”。其效果一般是不會太好。大多數中國人也不能接受此類翻譯。因此在翻譯這一類作品時,考慮到漢語觀眾的習慣,可以采用歸納主旨的方式來翻譯。如OliverTiwst譯為《奧列弗退斯特》,由于音節太長,跟漢語讀者的欣賞差異太大,很難為漢語觀眾所接受,因而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自生自滅;相反,譯為《霧都孤兒》,既點明了故事發生的地點霧都(倫敦),又點明了主人公的身份,這樣的翻譯因符合漢語觀眾的審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傳下來。這樣,譯文視界和漢語讀者的個人視界就融合起來。
但是,音譯的方法是否都會因為不符合漢語觀眾的傳統審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學的一個原則是,觀眾是能動的接受者,是可以培養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賞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不斷地變遷的。如《簡愛》、《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翻譯,是先有同名小說、戲劇作品的翻譯。而這些作品的翻譯早已被漢語讀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電影翻譯成漢語的時候不必另起爐灶。相信在這些小說、戲劇被音譯之初,漢語觀眾也有一個由排斥、熟悉、接受到習以為常的過程。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過程就是一個視界不斷改變的過程。因此采用音譯這種“不譯”的方式翻譯作品名給漢語觀眾打開了另一扇窗子,讓他們學會以別樣的方式來看待不同于自己傳統的語言和文化。無疑,這樣的翻譯對于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譯的困境:異質文化的缺失
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是美國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用來指弱勢文化的作品被譯介入英美強勢文化國家時,譯者所采取的一種透明、流利、無翻譯痕跡亦即譯者隱身的策略。這樣的翻譯策略弱化了外語文本對于譯語讀者的陌生感和疏離感。韋努蒂追溯他所運用的“歸化”這一概念至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關于翻譯的概念——“盡可能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靠近讀者”。在上文歸納的電影名的翻譯方法中,套用譯語典故就屬于采用透明通順、完全消除差異性的策略。
地道翻譯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來闡述《圣經》翻譯的策略,后來被Larson更多地使用來指旨在使譯文讀起來盡可能自然的一種翻譯策略。跟奈達的“動態對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強調譯文對譯語讀者產生的影響要如同原文對其讀者產生的影響一樣。因此地道翻譯法可以定義為:和原語有相同的意義,但是以自然的譯語的形式來表達的翻譯。這種翻譯方法注重的是意義,向譯語讀者傳達原文的內容,而且在表達的形式上力求使譯文讀起來更象是用譯語寫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譯。這一類翻譯最典型的要數運用漢語成語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語電影的大意”的譯法,“去掉原語文化”的譯法,均屬于擬譯(Adaption/Iimtation)。所謂的擬譯,根據《翻譯學詞典》屬于意譯的一種,主要指譯者為了使原文更適合于特定的讀者或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對原文作了相當大的改動。奈達曾把這種翻譯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譯”(CulturalTranslation),認為這種擬譯不能視作忠實,而Rado則干脆把它歸為“偽翻譯”(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歸化還是地道翻譯法,或是擬譯法,原電影名經過翻譯后,已經看不到原名的痕跡,而更接近于譯語的表達,或摒棄譯語的文化。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翻譯的困境。但這種無差異的翻譯策略客觀上遮蔽了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
以《梁山伯與祝英臺》譯為C^ineseRomeoandJuliet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亞的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兩部作品雖然同為男女愛情悲劇,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題不同,所表現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們產生的語境不同,它們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歸化翻譯反而可能會誤導西方觀眾,用韋努蒂的話來說就是助長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義。在這種侵略性的單語獨自、排斥差異、邊緣化異族文化和弱勢文化的思想指導下,譯者不露痕跡地在譯文中刻寫下本民族的價值觀,“從而向譯語讀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認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戀的經驗”。我們不禁懷疑:譯者是否在推銷這樣的概念:《羅密歐與朱麗葉》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譯作《阿甘正傳》,Loli ta被譯為《一樹梨花壓海棠》也算是運用漢語典故的一種地道翻譯法。對于前者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魯迅的《阿Q正傳》,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還被拍成了電影,國人耳熟能詳。《阿甘正傳》這一譯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際遇的傳記色彩給表明了,比音譯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譯”不失為佳譯,但《阿甘正傳》太中國化了,怎么也不能讓人把它和獲得1995年6項奧斯卡獎的美國大片聯系起來,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臺的搞笑片。而《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譯文則更是離譜,雖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詩,“既融人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含蓄貼切地體現了劇情”。撇開別的不說,熟悉蘇軾和張先的文壇趣話和那首調侃詩“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只限于少數的知識精英,因此“一樹梨花壓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譯者自己孤芳自賞了。這樣的翻譯既偏離原文又讓觀眾搜腸刮肚甚至一頭鉆進故紙堆里也摸不到門,何以達成視域融合?
五、文化傳播與接受:標舉差異,保持文化多樣性
電影作為文化傳播的特殊載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電影而體現文化的多樣性,應該在電影名的翻譯中得到體現。譯者應肩負起傳播異質文化的任務,同時研究接受者的視界,在翻譯中敢于標舉差異,從而促進跨文明的異質文化的對話。一種文化必須敞開胸襟,接受異族文化的精華,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國翻譯史上佛經翻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始于東漢延至宋朝的歷時一千多年的佛經翻譯大潮中,中國文化在佛教的沖擊下,幾乎被邊緣化,以至于當時的一些學者如韓愈奮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國文化由于以開放的胸襟吸收外來的文化,因此還是經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禮,結果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并沒有為佛教所吞沒,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釋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實,好的翻譯無異于向觀眾開啟了通向異域文化的視角,從而更好地認識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具有海納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壓弱勢文化。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正如生物多樣性一樣,需要一個和諧共生的環境。文化的多樣性,不是一語獨自,而是雜語共生,和而不同。我們倡導的是各種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平等注視和對話。翻譯被認為是文化沖突的場所,在這樣的文化碰撞中,我們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義者繳械投降,還是高舉差異的大旗,堅守自己文化的陣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闊多了”的阿Q精神,還是視異質文明如當年打破國門幾令亡族滅種的堅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樣性的呼吁聲中,我們該如何作為,這確實是值得深思的。
在對人類未來文化前景的描繪上,以賽義德為代表的后殖民理論給我們以啟示,明確堅持“多元文化主義”: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們之間只有差異,沒有等級;要倡導一種交流對話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關鍵詞：新媒體；文化傳播力；提升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9
0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提升，各種科學技術在新聞媒體當中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而新媒體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文化傳播的發展，在豐富文化內容的同時，大大提升傳播的速度與效率。在新媒體的發展當中，文化傳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但是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促進了新媒體的創新與發展。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當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的發揮，新媒體自身的潛力也沒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說，通過強化新媒體對于文化傳播力的影響與提升研究，能夠更好的發揮出其在增強文化傳播力當中的作用，為人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貢獻，更好的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工作。
1新媒體的含義
對于新媒體而言，其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的媒介，是建立在各種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將各種科學技術的進步充分的融合進入，為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新媒體的形式十分的廣泛，包括觸摸媒體、數字報紙以及數字雜志等等，@種新媒體的傳播方式與傳統媒體相比有著很大的優勢。首先，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時間以及地域現實，用戶能夠利用互聯網實時的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特別是在地域方面的影響更為明顯，每一位用戶在互聯網覆蓋的區域內，都可以了解到全球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其次，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十分迅速，能夠實現跨時空的高速傳播，為人們的信息獲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新媒體對文化傳播力的影響
2.1改變了傳統的文化交流傳播方式
在新媒體環境下，文化在進行傳播的過程中有著很強的互動性，每一個用戶都能夠利用新媒體技術來實現迅速的交流，這就使得新媒體逐漸的改變了傳統文化的交流傳播方式。通過新媒體作用的發揮，人們獲得了更多的安全感與匿名性，每一個人都能夠在新媒體當中自由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將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表達出來。在新媒體的影響下，人們能夠改變自身在現實社會當中的角色束縛，在信息的傳遞當中獲得更為高度的自由，在促進溝通效率提升的同時，能夠為社會大眾文化認同感以及向心力的形成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推動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
2.2對傳統的文化傳播系統進行整合
在進行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新媒體能夠利用自身快速便捷的傳播手段，對傳統的文化傳播系統進行整合，從而對文化傳播力產生影響。在新媒體環境當中，人們在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不再局限與手口相傳的方式，而是利用各種新媒體技術來進行更為便捷快速的信息傳遞，從而在保證時效性的同時，為人們的生活質量提升提供更為可靠的保障。在社會科技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各種便攜式的智能移動終端技術在不斷的發展完善，這也就為文化傳播的路徑優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應該看到的是，新媒體的出現給傳統媒體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對其市場空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3推動多元文化的融合對接
在新媒體的應用下，文化傳播不僅能夠改變以往的時間以及空間限制，還能夠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極大的便利，進而對傳統的文化傳播力產生明顯的影響。首先來看，在進行新媒體的研發當中，操作的便捷性以及文化傳播的交互性一直是設計者十分關注的內容，通過為用戶提供更為便捷的操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增強用戶體驗。其次，在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各種西方文化的傳播，使得新媒體當中的內容變得更為豐富，而它作為一種載體，能夠利用各種網絡技術，為多元文化的融合對接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提升多元文化之間的傳播效率，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3新媒體在提升文化傳播力當中的途徑
3.1加大新媒體技術的研發
在目前的新媒體環境下，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一些新媒體在運營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問題，因此為了更好的發揮出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必須要加大對于新媒體技術的研發力度，通過不斷的開發與應用新媒體技術，為文化傳播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別是在社會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在不斷的產生變化，如何適應社會大眾的審美要求，已經成為了文化傳播必須要關注的重點。而通過強化對于新媒體技術的研發，能夠充分的發揮出科技這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在提升新媒體技術的同時，為文化內容的豐富提供有利的支持。
3.2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
在新媒體的不斷應用當中，為了更好的發揮出其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必須要努力的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將各種新媒體技術完美的融入到文化傳播當中，發揮出其所具備的智能化優勢。因此，必須要對新媒體的載體進行不斷的優化，將人們的生活習慣、交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分的考慮進去，更好的適應社會當中豐富的資源，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初次之外，必須要不斷的發展新媒體技術的智能化水平，在降低企業創業成本的同時，為文化傳播的發展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不斷的推動文化設施的更新換代，為文化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3形成與時俱進的文化觀
在新媒體的影響下，文化在人們的生活當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的促進文化傳播力的提升，必須要形成與時俱進的文化觀，為人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文化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引領其他領域的發展，文化潛移默化影響著一個民族。因此，我們要合理利用新媒體的文化傳播能力，構建先進的民族文化觀。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我國的文化底蘊十分深厚，借助新媒體的作用，能夠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提供更為多樣化的途徑，同時通過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為民族凝聚力的增強提供可靠的保障。
4結語
隨著新媒體的出現，文化的傳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各界對于新媒體在文化傳播當中的影響與提升有了更為密切的關注。特別是在新媒體環境下，文化的傳播有了更為豐富的途徑，這就使得文化傳播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與增強，新媒體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當中的作用得到了更為明顯的發揮。應該看到的是，在新媒體的發展當中，文化傳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但是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促進了新媒體的創新與發展。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當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的發揮，新媒體自身的潛力也沒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說，通過強化新媒體對于文化傳播力的影響與提升研究，能夠更好的發揮出其在增強文化傳播力當中的作用，為人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貢獻，更好的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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