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8 15:48:4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女性主義文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女性認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萌芽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二）現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币虼耍?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但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困惑和問題，甚至仍然面臨著被再度邊緣化的境遇。楊莉馨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過度偏執于性別文本與性別價值，以至因批評的格式化與概念化而陷入自說白話的境地，忽視對女性美學的總結，對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對本土性別研究資源的整理等”…；陳順馨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研究環境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批評家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
【關鍵詞】女性主義；譯者地位；翻譯理論；翻譯策略
長久以來，譯者和翻譯行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都是比較謙卑的，翻譯被置于與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被視為強壯而具有生產力的男性，而譯本則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譯者在傳統女性角色中獲得了自己的印鏡，女性也從譯者那里獲得了自己的喻像，女性與翻譯在共同的歷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點和類比的基礎，進而引發了兩者相互結合的可能。本論文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基本內容出發，對譯者地位的影響作簡要研究，希望給翻譯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一、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主張
女性主義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研究的視角，它對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進行了全新的詮釋，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和見解。其主要觀點包括：
（1）對傳統翻譯理論標準“忠實”的顛覆，強調叛逆。中外傳統翻譯理論一直把“忠實”視為翻譯的根本準則之一，其翻譯標準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實”。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認為，語言中充滿了性別歧視，“忠實”通常意味著剝奪女性的話語權（馬麗娜，2012）。因此，在翻譯中女性譯者從女性視角對文本進行操縱，大膽實踐自己的理論宗旨。
（2）重新界定譯文與原作的關系，突顯譯者主體性。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打破了傳統的譯者與原作者的對立模式，提出“性別譯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肯定了譯者性別差異所導致的對原文文本意義闡釋過程中的不同，從而豐富了原文文本的內涵；同時也提高了譯者的主體性并肯定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
（3）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除了理論上的貢獻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進行了大量豐富的翻譯實踐，以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讓女性的聲音體現在譯文中。在翻譯的實踐中，很多女性主義譯者大膽采用新詞、新拼法、新語法結構，為女性話語開辟新空間。
二、女性主義翻譯策略
翻譯策略方面，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提倡干預性的翻譯策略，其中三種最常用的策略為：增補（supplementing）、加寫前言和腳注 （prefacing &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策略。
增補策略是指以這對兩種語言的差異之處予以平衡的創造。譯者基于自己的立場在增補過程中對文本進行創造性改寫，這種翻譯方法體現了女性譯者對原文文本的有意識的干預。加寫前言和腳注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翻譯中最常規的策略，用以解釋原文的背景，以突出女性譯者翻譯的差異性。這些說明和記錄無疑是為了凸顯譯者讓人們關注她們的女人身份，或者更明確的說，女性主義者的身份方式，為的是解釋她們在翻譯過程中的真實感受，也是為了闡明那些為了想象的或者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語法性別資源的文本。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譯者基于自己的觀點，根據自己的理解或者愛好對原本不屬于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帶有女性主義傾向的操縱。
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譯者地位的影響
1.改變譯者的從屬地位
首先，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徹底顛覆了傳統的以忠實為第一要義的翻譯觀念。女性主義翻譯家汲取解構主義理論的養分，宣揚原文的意義并不是絕對確定的、終極的，而是可以從多個視角與維度進行解讀與闡釋的，因而那種強調翻譯必須忠實正確的再現原文文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忠實”重新進行界定，指出翻譯所強調的忠實性，不是指譯者要忠實于原作者或讀者，而是指譯者要忠實于他所處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環境及自己所持有的思想和看法，翻譯應該是展示原文意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過程，應該是“譯者傳達、重寫、操縱一個文本，使該文本適用于第二語言的公眾語際轉換的過程”（謝天振）。由此可見，女性主義譯論解構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譯者被作者壓制了的“仆人地位”（從屬地位），使得譯者可以在翻譯中顯形并發揮主觀能動性，呈現出更加內涵豐富的譯文。
其次，女性主義譯論和破除了翻譯理論與實踐中嚴重的女性歧視的陳舊觀念。她們通過追溯女性從事翻譯工作的歷史，發現早在17世紀的歐洲就有許多女性在其父親、丈夫或兄弟的影響下翻譯過大量神圣的宗教文獻，為國家的穩固和宗教的傳播做出過重要貢獻。并且，部分女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改變了某些文本的原意，在譯文中悄悄表達了自己的生活觀、愛情觀、政治觀等等。更重要的是，因為有女性譯者的大膽嘗試，許多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才能重見天日。
總之，通過挖掘女性在翻譯宗教文獻、文學作品和維護自己權利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作用，女性主義翻譯家逐步改變了認為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翻譯和文學創作的陳舊意識，激發了人們對女性、女性譯者和譯本給予足夠的認同與尊敬，也強烈地鼓舞著譯者，尤其是女性譯者竭力在翻譯彰顯其風格，體現其能動性性和創造性?？梢?，女性主義譯論為譯者身份的認同和地位的提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強調譯者的平等地位
自古以來，譯者的地位就極其低下，是透明、隱身的。譯者個人的風格、思想不能在譯文中顯現出來。譯者的隱身不僅意味著翻譯是低人一等的，還意味著翻譯要用透明、通順的語言抹去譯者的痕跡，制造出譯作好像就是原作的假象。然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地位總是這樣那樣地發揮作用。開始翻譯前，譯者有挑選原作的自由。譯者可以挑選那些自己感興趣，與自己的思想和經歷能產生共鳴的作品。開始翻譯后，譯者有選擇翻譯方法和翻譯類型的相對的自由。譯者可以采取直譯法，意譯法或是直譯、意譯相結合的方法。而就思想內容而言，即使譯者努力克制，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思想、性情還是會滲透在譯文中，打上譯者自己的烙印。所以，原作者和譯者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提倡女性譯者利用女權主義方式再改寫，因此，女性主義翻譯觀必然使譯者的地位突顯出來。女性主義者還認為譯文的意義是對原文意義的補充和拓展，認為翻譯本身就是意義生產行為，而不是意義的再生產?？傊?，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力求在譯文中體現譯者的存在，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文化背景，強調翻譯是創作，而不是再創作。女性主義者否定了原文的單一意義和權威地位，顛覆了忠實標準，主張原文與譯文的共生關系，肯定了譯者的創造性勞動，極大張揚了譯者的平等地位。
四、結語
女性主義自引人翻譯理論以來，不斷拓寬翻譯研究的視域，較為成功地解構了原作和男性譯者的霸權地位，為研究者反思傳統譯論中翻譯的等值、文化差異以及譯者的主體性等問題找到了新的理論依據，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翻譯的本質，擴大翻譯研究的視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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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本土化；女性；女性主義；女性寫作
任何一門學科，其核心內容都由一些關鍵問題所構成。同時，研究任何文學文本、關注任何文學現象的過程中所生成的意義，也必然要依賴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評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對所謂“原意”的真正追尋，而只能是“誤讀”。西方女性主義批評與中國的女性、與中國的文學現實相遇后生成的文學批評，其文化積淀、現實處境、具體目標功能都與西方都不盡相同，因而它們在批評實踐中所需要特別給予關注的問題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
一、中西方對“女性”概念的闡釋及運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獨霸學術界的傳統里，女性歷來被看做是處于邊緣化的“第二性”。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感謝主賜給他恩寵時說，第一，他生下來是自由的，不是奴隸：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這樣被劃為了“第二性”。總之，一句話，女人就是為男人服務的一個工具，是一個附屬品。
經驗論者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M．Gil．bert)和蘇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們合寫的《閣樓里的瘋女人：婦女作家與19世紀的文學想象》的緒言里，從語言的發展對男權與男性性征進行了論證。她們認為：自從維多利亞時期以來，父系的文學創作理論依附于基督教的創世說，神話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創作是男性的行為，那么男女兩性的主、客體地位也就確定：男性是積極的、主動的，女性是被動的、接受的。在這種解釋下，創作的作品不僅僅是作品本身，而且還是權力的象征。
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西方女權主義者不滿于女性所處的邊緣被動處境而紛紛奮起抗爭，從理論的層面尋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們尊崇為女性《圣經》的《第二性》，成為新女性主義的理論指南。
在波伏娃看來，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歷史的長久演變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經濟、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學等各種手段，塑造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而把女性置入到一個附屬的地位。在波伏娃看來，男人按他們的愿望將女性視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陰謀家，搬弄是非的人，騙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獵物，又是毀滅他的禍根。她意味著他不曾有，但又特別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雖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為“次等性別”的地位卻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書》一書，標志著她個人生命和對女性思考的一個轉折點。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維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當然還有另一個更廣闊的世界——社會。號召女性為使自己成為完整的人而奮斗。
1970年，凱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書。在米利特看來，不管人們在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兩性之間的這種支配和被支配狀態，成為我們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識形態，并毫不含糊地體現出它根本的權力概念。米利特試圖賦予憤怒的、受壓抑的一代女性一種聲音，以喚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號召女性要反抗男權社會，做時代的“新女性”。
如果說以上三位女權主義者是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給女性正名的話，時隔不到30年，已經出現了新的情況，法國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代表人物依麗格瑞和西蘇，她們對“女性”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認為把女性作為一個自然產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實際上是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又一次建構，所以對“女性”概念必須解構。
西方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國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現新的解讀，在西方男權社會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屬，是處在社會的邊緣，女人就是無，就是空。因此女權主義者要改變這種狀態。要給女性正名，試圖闡釋女性并不是社會的附屬品，女性應該走出家庭走向社會。但是在中國，除了政治上已經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女性身份的邊緣問題。邊緣一方面意味著女性對男權社會無能為力，另一方面頁表示著女性不受拘束，意味著女性對現有所有的價值體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無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見，“女性”這個概念在中國女性主義作家哪里，意義已經發生了新的轉機，產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邊緣性成為女性抗拒男性社會的有力武器，面對沉默的女性，男權感到一種深不可測的危機，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飛思想。
二、中西方對“女性主義”概念的闡釋及運用
在西方，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意指女性的社會平等與個性解放；后傳到英美，逐漸流行起來，泛指歐美發達國家中主張男女平等的各種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紀初期的婦女解放斗爭(極力倡導“婦女參政”的斗爭)，所以帶有明顯的白人上層婦女和強烈的政治色彩。因此當時被翻譯為“女權主義”，據克里斯特爾的~90年代最新知識詞典》，也可以翻譯為“男女平等主義”或者“爭取男女平等運動”等。
出于第三世界婦女和女性主義學者從自身的切身經歷中認識到原有的“女權主義”的定義太狹隘了。1983年，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艾麗斯·沃克提出了拋棄“女權主義”Feminism一詞，代之以“婦女主義”(Womanism)。她將“婦女主義”定義為“獻身于現實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義”。
在中國，“五四”時期，經日本中介傳到中國，最初定名為“女權主義”，顯示出著眼于男女社會權力平等的時代特征。近年來一些學者了解到這一理論的發展以后，認識到原有翻譯的欠缺，為了強調女性的視角，將其改譯為“女性主義”，總的來概括“女性主義”主要表征一種政治態度或文化立場。女性主義是女性們代表一個“集團”對男權社會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經濟、倫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學和藝術。
“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而是認識層次的加深。女性主義涵蓋并超越了兩性的權力關系，更加關注性別沖突的多層次內涵，這是國內目前多用女性主義一詞的原因。女性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產物，是一種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旨在反對包括性別歧視在內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當女性主義思潮和它的變種在20世紀不斷涌人中國時，當中國的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著這些影響時，會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價值取向。因為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以在西方的女權思想傳人中國之后，在中國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產生了變異，而變異的結果就是直接或者間接造成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者不愿認同自己的女權主義立場，即使個別幾經周折才確立自己的女權主義立場的學者，如戴錦華教授，在中山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她宣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是又特別強調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權主義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其怪異的而且耐人的現象。
通過上個世紀之處的引入與譯介，人們對西方世界的情況也比較熟悉，男女平權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樣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陌生。顯然，西方的女權思想在20世紀的中國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結合后，又隨時代的變遷，產生了自身的變異。變異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變得非常溫婉，很具有中國特色。所以，在眾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爭取權利為中心、在漢語中較為激進的“女權”，到張揚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變，與我們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華民族長期的文化心理積淀是一脈相承的。
三、中西方對“女性寫作”概念的闡釋及運用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實踐和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照耀下，自覺地運用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進行文學創作，她們的文學實踐對豐富中國當代文學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芭詫懽鳌边@一概念，出自于法國著名女性主義者埃萊娜·西蘇(HeleneCixous)，這是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自從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將西蘇的文章翻譯進來，這一概念就在國內引起了高度興趣，并被作為女性意識的表達方式而加以實踐。不幸的是，人們對于這一概念并沒有清醒的認識。“女性寫作”這一概念看起來有將女性意識本質化之嫌，其實似是而非，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M．Gilbert)在給西蘇的《新誕生的婦女》一書所寫的“導言”中曾對此予以了辨析，她說：“一些美國及法國的女性主義者反對對于生物本質主義的任程度的強化，而西蘇的‘女性’或‘女性寫作’的概念有時看起來正是如此，但作為《新誕生的婦女》一書的讀者，我們將會發現，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續不變的性別本質這一概念的?！?/p>
西蘇認為想預料性別之間的差異是不可能的，因為“男性和女性都處于復雜得難分辯的古老文化規定的網絡之中，孤立地談論女性，正如談論男性一樣，無法不陷入意識形態的場所中，在這場所中，表現、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預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圖”。在西蘇看來，女性寫作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性別作為劃分依據的。西蘇原初的“女性寫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聲》中，西蘇提到了男作家讓·杰內特的《盛大的葬禮》。
到了中國，我們講的女性寫作一般態度就是女作家的創作。這一現象說明西：Zr的外來概念傳到中國發生了某些變異。中國女性主義對于“女性寫作”的接受，可以說就是建立在一種本質主義的誤解之上?！芭詫懽鳌币辉~在國內使用頻率很高，但人們對于這一概念其實所知甚少，這與國內對于西蘇介紹的片面有關。
《共和國文學50年》中明確表述：“‘女性文學’或日‘女性寫作’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到本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西方女性主義運動思潮在中國內地獲得的廣泛傳播，以及國內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而逐漸獲得學界的認可和接受?！?/p>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我的安東尼亞》；自然；女性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7-0086-03
一、簡介
威拉?西伯特?凱瑟（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最突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因在小說中描寫大平原上的邊疆生活而聞名，例如，《啊，拓荒者！》，《我的安東尼亞》以及）、《云雀之歌》?！段业陌矕|尼亞》，被普遍認為是凱瑟最著名的小說，它是對農村生活樂趣的一個長期贊歌，它描繪出凱瑟的筆下從未有過的，與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最細致的鄉村生活。
本書是以吉姆?伯丹，紐約市一個成功的法律顧問的口吻，描述了他對他和他的好朋友安東尼亞?雪默爾達在內布拉斯加的童年的回憶。凱瑟創建了一個婦女先驅，安東尼亞?雪默爾達，她為了找尋自己的身份，為了和大地建立和諧關系，在此過程中她不得不超越自己的各種局限。正如凱瑟所設計的，吉姆?伯丹小時候，從弗吉尼亞移居到內布拉斯加的黑鷹小鎮和祖父母居住，就是對凱瑟小時候移居紅云鎮的虛構版本；而且，安東尼亞的原型也是來自于凱瑟童年的一個真實人物，一個叫安妮?帕夫卡的女孩，她和安東尼亞一樣是移民，并且在她父親自殺的小鎮打工。凱瑟欣賞安妮內心的光芒，她的獨立，所以想在塑造的安東尼亞身上捕捉到這些品質。所以，《我的安東尼亞》是凱瑟把回憶最充分的轉化為藝術的一部小說。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從各種角度來研究這本小說。在本論文中，作者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解讀。
生態女性主義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那時環境保護已經進入正軌，女性主義者為了積極投身到環境保護事業的社會變革中，于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掀起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想文化熱潮。“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寫的《女性主義?毀滅》（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書中。這標志著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開端。她提出這一術語的目的，是想強調女性在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中的潛力，號召婦女起來領導一場拯救地球的生態革命，并在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她同時指出：對婦女的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有著直接的聯系。阿列爾?賽倫指出：“由于在父權文化影響下導致目前全球環境危機這一結果，生態女性主義就是女權主義在這一過程中的發展?！鄙鷳B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在自然保護中占據著核心地位。一方面，女性了解大自然，另一方面，女性能夠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男人無法理解女人與自然之間現有的深層聯系，也不能明白“大地母親”這一詞匯的含義。女性應該利用她們的遠見卓識揭示人類如何才能夠和自然和諧相處。最近，生態女性主義不僅關注女性所受的壓迫以及自然的退化，廣泛意義上來說，他們還關注考慮性別歧視、對自然的控制、種族歧視、物種至上主義 、與其他各種社會不平等，之間的交互關聯性。
二、自然與女性的相似地位
在父權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婦女被認為低一級的存在，以及復制的工具，她們很自然的地位低于男人，應該受到男人的支配。而父權文化的社會，一般認為自然應該滿足人類的需要，應該由人類征服，所以人類往往為自己的私欲破壞自然。大自然被剝削，女性被奴役。在父權社會的女人是被認為是不如男人的，自然是被視為不如文化的。但有史以來，自然一直被描述成具有女性氣質的，而女性也往往被認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例如，在創造和維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本源。人類都將自然特別是大地比作母親，大自然神奇的創造了宇宙間的萬事萬物，而女性則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孕育者，“自然的過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則”。由于女性對生命的創造直接參與，所以她們對于自然中的一切更富有溫情，更接近自然的節奏。
這是很容易發現的，自然和女性在社會中都不處于高階層，都是在男人的統治下的。在主流文學中，除了女人與自然之間象征性的聯系外，生態女性主義者發現，對女性的仇恨和對自然的聯系也是相互聯系的。在整個西方父權制歷史，自然被視為一種異化的力量，自然一直是與女性相互聯系，都被描述成“他者”。生態女性主義者發現，父權文化已經建立了二元對立和層次結構，女性和非人類的自然已經被歸到“附屬的他者”一類。她們認為，西方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就產生了二元論的思想，以及主體，客體本質對立的等級思想。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二元論思想是二元對立的，主導和從屬并存的父權文化世界中固有的。這種假定的支配與從屬的等級模式使自然/文化，女人/男人，理性/情感 和精神/身體之間的差距無限增大。
三、自然與女性和諧共生
自然和女性在《我的安東尼亞》中是兩個平行的結構。內布拉斯加州的大草原有母性的大地，女性則是大自然最親密的伙伴。正如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人類與自然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在《我的安東尼亞》中，凱瑟西向讀者展示了她對自然和女性之間關系的關懷，并創造出安東尼亞這樣一個真正熱愛大自然，并和各種生物和諧共生的主人公。
（一）自然與女性在象征層面的聯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及哲學家，C.斯普瑞特耐克指出，“地球和子宮遵循同樣的宇宙節奏”。生態女主義者認為，自然和女性具有一些內在的親和力，因為他們具有相同生理功能――創造和生產。女性孕育生命，自然創造萬物，所以她們扮演著相同的性別角色，她們相似的命運給她們帶來了密切的聯系。在文學中，自然和女性總是有很多象征把二者聯系在一起。當女性自然化時，自然也被女性化。地球總是時不時的被視為人類的母親，安靜的小溪被認為是溫和的小女孩，綠樹被看做是青春期的女性。女性是“水”和“生命”的代名詞；她們相互象征，相互代表，相輔相成。女性是自然的養育著，自然是女性的天堂，她們相互安慰，相互依靠。男人不僅認為女人是美麗的自然風光，他們有時也認為女人和荒野一樣丑陋，例如肆虐的風暴，洶涌的波濤。無論什么樣的象征，男人想要制作一套規則讓女人來遵守。事實上，他們想要定義女性和自然的職責（例如：生育）來明確體現男性的統治地位。在英美得文學作品中，許多動物的名稱被用來貶低女性，例如，牛（cow）用來比作胖女人，小雞（chicks）用來比作年輕的身材好的女人，還有蛇（snake）用來表示她是一個怪物。另一方面，作者經常用一些有性別歧視特點的女性詞匯來描述自然，例如：“自然被”，或者“秘密暴露，‘處女地’被糟?！?。 這些詞不僅反映了對自然與女性的貶低，支持了男權的統治，而且同時也反映了女性與自然密切聯系的命運。
安東尼亞，很明顯，是凱瑟所塑造的一個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相結合的健康的多產的象征，以及愛的能量與大地之間的聯系。凱瑟在“簡介”中描述，“她好像在告訴我們她的家鄉，她的狀況，還有我們整個同年的冒險活動”，安東尼亞的“卷曲的”，“看似野蠻的”頭發，皮膚的顏色很清晰也很形象的建立起安東尼亞和大地之間強烈的聯系。“棕色”很明顯的體現了與土地本身的聯系，讓人們不禁想到土壤的豐富色調，從而加強了安東尼亞和大地之間的聯系。安東尼亞好像和大地有著很親密的聯系?！八念^發也能夠對應自然的特點，尤其是它的自發性，自由生長――看似難控制的，其實是一種自然屬性――吉姆經常描述她的頭發時經常能聯系到大地”。她深邃，多慮的眼睛就像照耀棕色湖泊的閃耀的太陽，映射出自然的美麗。她雙眸中的溫暖和光芒流露出一種希望和一種安慰的感覺。她光滑的皮膚加上她不受束縛的頭發顯示出她是不同于她柔和性格的妹妹的愛冒險的女孩。在小說中她作為主人公和大地，自然有聯系的主題不斷的發生。同時，小說中的大地也具有女性氣質，例如，安靜，寧靜，柔軟，溫柔，平靜等等都是描寫大地的詞語。除了這種具有女性氣質的描寫，大地還被描寫成“大地母親”，一次來表達大地的生產能力，母親般讓人舒緩的能力以及讓人重拾活力和力量的能力。
（二）自然與女性在體驗層面的聯系
在這部小說的開頭，凱瑟就描述了這個原始的自然和幼稚的波西米亞女孩；然后敘述了安東尼亞一人類為中心的城市生活以及安東尼亞的不幸遭遇；小說結尾給了她們一個統一的結局，自然與女性和諧共生。
安東尼亞的經歷也反映出她對大地深厚的愛。當她第一次來到大草原時，她并不覺得很糟糕。她喜歡在大草原上玩耍，享受著自由。她父親死后，她不得不輟學下地干活。但這并沒有使她煩惱。她為她自己能像男人一樣干活而覺得驕傲。雖然生活條件很艱苦，但她從未放棄，那時她愛著的土壤，她從中獲得很多的力量。
當安東尼亞在城市打工時，她與大地失去了聯系，雖然她不需要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比以前生活的好了，但她感覺不到快樂。只有當吉姆和她去野餐時，她才能回歸大自然，才能重獲活力。事實上，城市對安東尼亞來說意味著災難，她不和大地接觸，她就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雖然大地和自然都是被生活的經驗馴服的，但兩者都沒有失去自由的強烈意識。不管是大地還是安東尼亞，野性，自然的感覺將永遠不會被馴服。在小說的結尾，有一個地方從沒被種植過，而且將永遠不會被觸碰，內布拉斯加的紅草生長在那兒，野生而自由的生長，雪默爾達先生的陵墓就在這個地方。吉姆相容的很好：
相互交談...高大的紅草從來沒有被割過。她們冬天就這樣逝去了又回來...本能的，我們走到岔路口的那一片未被開墾過的土地，又將她作為春天最適合適合玩耍的地方，因為那時她就像熱帶花園草灌木一樣濃郁。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和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僅是親密的而且涉及很多方面，本文只舉出了象征性和經驗性兩個方面。如果去深究，你就會發現女性和自然之間的聯系遠不止這些。但是所有的聯系都會表明，女性是自然化的，自然是女性化的，兩者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四、結論
雖說小說仍然是遵循傳統的情節敘事模式，但是這本小說具有很豐富的景色描寫和很細致的人物描寫。內布拉斯加州的草原使拓荒者在生活中和整個生態系統親密接觸。凱瑟視大地為一個活物，她有自己的情緒，而且她不屬于任何人。只有那些能像安東尼亞一樣理解她，真正愛她而且可以很友好的與之相處作的才能和大地建立和諧的友好關系。
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層面上自然與女性的相互關系，主要強調自然和女性的和諧聯系，這一點我們能在現今流行的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中找到回聲。然而，本文更深的是去探討自然與女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二者不僅僅相互聯系，更加是相互依存的。女性悉心照料大自然，大自然是女人的天堂，她們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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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吉林長春130012）
摘要：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是西方“后”學批評流派中的重要分支，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學中的身份認同與邊緣寫作問題上具有獨特的視角和獨到的觀點。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本和后殖民主義批評中的身份認同與邊緣寫作有著互相關聯的批判意識。后殖民主義批評為解讀美國黑人女性文學提供了有效的文學語境。
關鍵詞 ：西方“后”學理論；美國黑人女性文學；后殖民主義批評；身份認同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0
中圖分類號：I1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3—0132—02
基金項目：吉林動畫學院項目（項目編號：20140612）。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簡介：李嶸劍（1980— ），女，山東德州人。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王軍（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各類‘后’學理論相繼成熟，逐漸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后’學理論從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質疑啟蒙主義敘述的普遍性和一統性，沖擊了以現代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各種主要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包括西方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保?］西方后現代主義批評與現存的批評思維模式有所不同，傳統的批評范式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縱向性和壓迫性，后現代主義理論敢于對傳統模式提出挑戰和質疑，倡導新的思考批判方式，并試圖剔除現存思維中一切不符合時展的各類因素。具體而言，后現代主義理論倡導平俗與解構，通過非理性認識在歷史斷裂中尋求新的思維途徑。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國黑人文化與文學的發展流變中，我們發現黑人女性文學作為美國女性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致力于為少數族裔女性在白人男性主義文化壓制下扭曲的身份正名，始終將性別、身份、族裔作為其文學創作的討論焦點，表達黑人女性處在種族和性別雙重壓迫下的矛盾與困惑。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黑人女性文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黑人女性作家在創作中找到了生存的價值和幸福感。黑人女性文學的不斷發展不僅使黑人群體的意識和社會價值觀得到分享，同時它也豐富了美國文學的樣式。黑人女性文學中出現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瑪雅·安吉洛、艾麗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她們的作品內容豐富、深刻，引人思考，她們的作品反映的理論精髓深受“后”學理論影響，她們憑借積極的態度拓展和突破先輩黑人女性作家的創作傳統，并結合時代特點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與潮流的作品。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不同作家的風格、手法不同，使得黑人女性作家內部產生了許多文學批評派別。例如：《黑人婦女》是托尼·凱德創作的作品選集，其中包含了當時流行的女性詩歌、小說、散文，被稱為“一個開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這個國家的當代黑人女性的關注之處”，［2］作品體現了人們對種族、性別等社會問題的關注；黑人女性文學領域的先行者瑪麗·海倫·華盛頓寫出了系列論文《佐拉·尼爾·霍斯頓：黑人女性對身份的尋找》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創造者》，選編了文集《黑眼眸的蘇珊們》，這些帶有深刻思想性的文論激發了學者和讀者對黑人文化與黑人女性文學的思考。
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女性文學領域的發展現狀與美國黑人女性主義、黑人女性文學研究悄然無聲的變化有異曲同工之處。沃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曾發表了黑人女性主義的獨立宣言《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這一黑人婦女主義理論在黑人女性主義批評與西方批評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她第一個界定了“婦女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的學說。黑人婦女主義明確了黑人女性話語權，完全擺脫了白人女性與黑人男性兩方面的話語束縛，黑人女性主義逐漸彰顯出黑人女性的書寫特點，并使黑人女性主義者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之間的政治態度、社會價值觀、創作意圖涇渭分明起來。黛伯娜·E·麥克杜維爾發表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方向》，對黑人和白人族裔間存在較大差異的種種歷史與社會事實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放眼于自己種族內部以及她所認同的黑人女性群體內部，得出了黑人女性文學和白人主流文學之間的差異。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文學方面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它正逐漸與整個女權主義理論乃至西方“后”學理論互動交融。
從黑人女性文學傳統中，黑人女性常常需要為了自身的種族利益而同黑人男性一起進行抗爭，目的是為自身的族裔建立身份認同。黑人女性遭遇族群內部階級、性別、文化壓制的同時還受到來自白人主流文化的種族歧視和來自族裔內外的性別壓迫、政治歧視，這也是黑人女性文本的重要內容。與白人女性作家相比，黑人女性文學的敘事風格更有戰斗性和抗議性。黑人女性作家從當事人的角度抨擊了罪惡的種族、階級、性別壓迫制度，反映了黑人女性渴求平等、爭取解放的強烈呼聲。研究黑人女性文學必須從黑人女性本身的經歷出發進行思考，關注黑人女性文學創作與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政治上的雙重壓迫之間的相關性。正是對改變黑人女性生存現狀做出的積極探討使得黑人女性文學創作散發出獨特的光芒。
依照后殖民主義理論觀點，作者或讀者在創作和評論以及欣賞過程中，往往依照已有的特定“價值觀念”，即種族、階級、性別等因素的固有模式進行書寫與閱讀，在這一過程中，對于“身份”的看法深深地扎根于她們的觀點之中，從而影響整個作品的效果。長期被邊緣化的黑人女性連同其作品被一同擱置在人們難以察覺的地帶，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在后殖民主義時期，種族區分這一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并非社會發展的必然，而是人在社會行為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結果。
總而言之，在20世紀后半葉多元文化思潮的影響下，美國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從邊緣邁向中心。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學與批評的派別，它在尋求差異與相似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使黑人文學得以充實與完善。激進的對立并不能為美國黑人女性爭取到社會權益、文化認同和平等地位，而是要建構一種追求族裔間和諧的黑人女性主體意識和認知模式。身份政治固然重要，但不是絕對地與之抗衡，而是在允許并尊重差異存在的基礎上建立各種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對當代西方文學與“后”學批評理論的構建意義重大，它為西方“后”學理論批評的深化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為西方“后”學理論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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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作為女權主義文論的代表作，《她們自己的文學》、《一間自己的屋子》、《閣樓上的瘋女人》、《尋找母親的花園》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女權主義發展及內容，解構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與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產物。一般認為，女權主義文論的誕生是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結果。1970年，凱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一直在不斷地蓬勃發展。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初期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這種文學傳統歧視婦女，歪曲和詆毀婦女的形象，并把眾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在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著，如：帕特里夏·邁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的《文學婦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爾特的《他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同性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第三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之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了修正。女性主義文學從許多其他批評理論，如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黑人美學等借用了不少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從而形成了形形的觀點和主張。
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國的一種哲學思潮，其主要倡導者是德里達。他認為，西方的思想傳統是建構在一種二元對立范式的基礎上，例如：言說—書寫、存在—非存在、本質—表象、事物—符號、真實—謊言、意識—無意識、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認為每一組的前者優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來的“他者”（Other）。德里達對這種體現了等級差異的二元對立范式進行了批判，他把那種等級次序顛倒過來，這樣，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樣存在的理由。而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無論這種方法的實施者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與解構主義的原則相契合。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拆解，改變這種對婦女不利的兩性對立狀態。
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主要學者之一伊萊恩· 肖沃爾特（Eline Showalter）拋掉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根據女性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特征，把婦女文學史劃分為“女性”（Feminine）—“女權”(Feminist)—“女人”(Female) 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840—1880）：特點是婦女致力于寫作，企盼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們不自學地接受了男子對婦女的偏見，標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邏輯性化的假名。第二時期——1880——1920）婦女開始反抗對他們本性的歪曲，表現出昂揚的女權意識。第三時期（1920年以后）婦女既反對對男權文學的模仿，也超越了對男性的對立，他們更多地把自身的經驗看作自主藝術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學。
《她們自己的文學》——肖沃爾特與女權主義文學經典的構建。她倡導建構獨立的婦女文學史和女性文學經典。她認為現有的文學經典是男性中心的產物，它們排斥、忽略了婦女作家。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成了“被壓抑的聲音”。因此，面臨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端齻冏约旱奈膶W》就是婦女文學史的一部開拓性著作。在此書中，肖沃爾特批判了父權制文學傳統對婦女文學的偏見、壓制和漠視。并從理論的深度找到了婦女文學長期遭受壓制、埋沒的原因。另外，《她們自己的文學》發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女作家。證明了婦女有著她們自己的文學，而且婦女文學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和傳統。這部作品對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西方女權主義評論中的里程碑。
《一間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亞·沃爾夫的“雙性同體”觀。沃爾夫的女權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充分。“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錢”和“一間屋子”不僅僅是它們本身，而且是一種象征，是婦女沒有經濟地位、沒有文學傳統、沒有創作自由的生存狀況的寫照，也是婦女要進行創作的必要條件的象征。沃爾夫雙性同體思想的提出，是對歷史上以男性價值為仲裁者的單一價值的標準的反叛。針對兩性的處世態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處的理想。這可以看作當代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萌芽狀態的思想。
《閣樓上的瘋女人》——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慮”理論。吉爾伯特和古芭在這部著作中運用了傳統的細讀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們運用了“禁閉”、“洞穴”、“天使”、“魔鬼”、“瘋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隱喻來討論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權主義批評家將女性形象在傳統的男性文學中分為兩類: 天使與妖婦。那些溫柔美麗、順從賢惠，為家庭默默奉獻的女性被神話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擺脫男權統治，追求自我價值的女性則被丑化為妖婦，為男性所厭惡和恐懼。她們認為，由于婦女被“禁閉”在由男性對她們以及對她們的潛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們總是憂慮她們不能有所創造，擔心她們永遠也不能成為文學史上的“先輩”，擔心寫作的行為會孤立她們或者甚至會摧毀她們。為了克服對作者身份的憂慮，女作家們一方面選擇男作家不太感興趣的體裁和類型，諸如兒童諒、書信、日記等；另一方面，隱瞞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寫作。這些作家通過既遵從同時又顛覆父權制文學標準，來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學的權威。從而她們超越了對作者身份的焦慮。
《尋找母親的花園》——愛麗絲·沃克的黑人女性主義觀。解構和抨擊男性中心文學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對婦女文學的贊美和發展，也就必然伴隨著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尋找。在《尋找母親的花園》中愛麗絲·沃克指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約束、歷史性地扼殺了黑人婦女的創造性。在性、種族、階級的三重壓迫下，黑人婦女在美國社會中成了真正看不見的人，被稱為“世界的騾子”。沃克運用縫制百納被和培育鮮花這種無語的藝術形式隱喻黑人婦女受到壓制的創造力，號召人們尋找黑人文學母系，反對歧視黑人婦女文學的種種謬論，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著與本國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樣可靠的歷史傳統。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不僅僅是愛麗絲.沃克，還有像佐拉·尼爾、赫斯頓、托尼·莫里森等許許多多黑人婦女作家。這些作家以獨特的黑人女性主義審美觀和身為女性雙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獨特經歷，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她們的奮斗歷程。
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所以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構主義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婦女運動的宗旨不應只是得到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和地位，而是要懷疑所有的地位與權力，以避免將原有的對立雙方簡單地進行反轉。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對于全面消解二元對立，從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異又不存在壓迫的女性文化是至關重要的。 轉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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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女性主義；自我覺醒；自我反抗；自我反思
引言
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931年出生于安大略省的溫格姆鎮，被譽為“加拿大的契科夫”。門羅1968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舞》，并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后來創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獲獎，，受到讀者與媒體的高度評價。門羅在短篇小說上的成績斐然，在2013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當之無愧的“當代短篇文學小說大師”。
《辦公室》是門羅的處女作《快樂影子舞》中的一部短篇小說，作品的主人公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家庭主婦，講述了她為了創作尋找一間獨立的辦公室的故事。
一、女性主義及《辦公室》簡介
艾麗絲?門羅的作品多以城郊小鎮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為主題，描寫她們的出生、死亡、愛情和婚姻，她用極富女性色彩的語言和形象向我們展示了她對生活獨特的認識和深刻的思考，其獨特的女性主義視角更是當今人們研究的焦點。
女性主義又稱女權主義、女性解放、性別平權主義，是指為結束性別主義、性剝削、性歧視和性壓迫，促進性階層平等而創立和發起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女性主義批評，作為一種文本批評或話語批評的時尚，則遲至1960年末的政治動蕩時期才在西方出現，弗吉尼亞?伍爾夫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當代女性主義批評的啟蒙者。早期的女性主義者與最初的女權運動通常被稱為“第一波女性主義”；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義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由此，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興起；也有第三波女性主義，提議女性自尊自省自愛自覺自理自治，要求男性輔助女性擺脫蒙昧和壓制，走向等位同格。
《辦公室》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但卻引人深思。它描寫一位年輕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不甘于賢妻良母的身份，為了追求自身價值，在城里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室從事寫作。由于房東的不斷打擾和刁難，不能進行寫作，最后不堪忍受房東的流言蜚語和污蔑而搬出了辦公室。但主人公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寫作，她從失敗中受到鼓舞，決心要在自己心靈深處的辦公室里生存下去。顯然，門羅的小說題材不同于其他的女性作家，她選擇了嚴肅的題材――婦女的覺醒，也明確地提出尋求新的生存途徑。
二、自我覺醒、自我反抗、自我反思
故事一開始就描寫，一天傍晚，“我”正在熨衣服，突然心中一動，為自己策劃出一條獨立生活的道路，便向丈夫提出“我覺得我應該有一間辦公室?！痹捯怀隹?，便覺得荒唐，是一種異想天開的過分要求。但是，辦公室這個名詞吸引了“我”，因為它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寧靜而莊嚴的地方，一提起它，就會聯想到事業和追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婦，然而家庭物資享受不能泯滅婦女對自身人生價值的追求，她不愿逃避這一現實，決心要面對現實，自重，自主，像男人一樣有所追求，尋找新的生活之路。
主人公提出需要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進行創作的時候，受到了來自家庭以及朋友的懷疑，“我”并沒有因為家庭的禁錮而放棄自己的追求，在得到丈夫的同意后，“我”順利地租到一間辦公室。房東馬利先生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一開口說話就喋喋不休，“我”不得不閉門躲避房東的打擾。但房東私自進入房間里偷看“我”的寫作稿件，使我一氣之下將門反鎖進行創作，房東的輕視、貶低并沒有挫敗“我”。在辦公室坐定之后，看到眼前的工作，從內心深處發出感嘆“我是多么喜歡這房間呀！在這里工作多好呀！我決心不畏威嚇，非要在這里練下去不可?！弊髡呙鑼懗隽恕拔摇钡膱讨?，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業，奮力抗爭，頂著惡風逆流，不屈地走自立道路，求得新生。
房東先生設計的一個又一個的計謀沒能擊垮“我”，最后精心構思了一個荒誕故事，叫“我”去看衛生間，并誣陷我將衛生間的墻涂滿了各種圖畫和亂七八糟的字。房東心狠毒辣的誣陷擊得“我”透不過氣來，難堪，憤懣迫使我暫時離開辦公室。房東是一位典型的男權主義者，自詡清高，崇尚道德禮儀的偽君子，他對“我”追求自身價值的極端輕視、貶低、刁難并沒有完全吞噬“我”的追求。故事結尾寫到：“迄今，我還未再有一間辦公室，總有一天我還會去尋找的，…我要等，等到我的頭腦中這一切形象都消失的全無蹤影?！遍T羅從內心深處，從覺醒與抗爭的角度表現了“我”是勝利者，表現了從失敗中吸取經驗，從抗爭中萌發幼芽，在堅韌中求得永生的主題。
三、結論
艾麗絲?門羅的小說是其生活的社會環境的真實反映，她視小說為身邊事，甚至是生活中的親身經歷和體驗。門羅的小說對當代社會女性主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和材料，而其獨特的寫作技巧也是如今研究的焦點。
《辦公室》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著力刻畫人物的自我感受，自我意識，自我反思。第一人稱敘述角度使讀者能夠切身體會到當時女性為爭取獨立地位所作的努力，也讓讀者理解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創作的艱辛。
參考文獻：
[1]簡國儒.《The Office》評析[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3，4.
